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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新定位,中方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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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备受世界关注。两国的媒体分别对峰会进行了大量报道。中国的媒体主要集中在中方提出的对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以及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期待。美国媒体则更多的聚焦在中美关系内在的一些复杂因素,包括两国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

美国时间5月14日,《纽约时报》连续刊发两篇文章,一篇聚焦习近平在会谈中再次提及“修昔底德陷阱”,另一篇则分析特朗普政府希望吸引中国投资,却又面临美国国内强烈疑虑的矛盾处境。两篇报道分别从战略安全与经济利益两个维度,折射出当前中美关系的复杂气氛。

《纽约时报》报道称,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警告中美关系可能滑向危险局面。习近平表示,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自我主张”,两国关系可能进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实力崛起引发斯巴达恐惧,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在2010年代将这一理论重新包装为“修昔底德陷阱”,用以描述“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霸权时,冲突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报道援引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者丹尼尔·萨顿(Daniel Sutton)的话称,习近平实际上是在将中国比作崛起中的雅典,而将美国比作既有霸权斯巴达。

不过,《纽约时报》指出,北京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与西方部分战略界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官方长期以来强调,“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宿命,而是应当避免的风险。习近平早在2015年便曾公开表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学者Ryan Swan则对《纽约时报》表示,北京反复引用这一概念,是为了塑造“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希望向外界展示中国能够与美国和平共存。

文章认为,自2012年执政以来,习近平一直要求美国将中国视为“平等大国”,不要干涉中国“周边事务”。在中国看来,如果美国承认这一现实,两国关系可能实现更稳定的共存模式。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另一篇报道则将视角转向经济领域。报道称,特朗普此次访华除贸易与市场准入问题外,也希望推动中国扩大对美投资,但这一想法在美国国内面临巨大政治阻力。

报道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强调通过外国投资来刺激美国经济。特朗普此前曾宣称,全球资本正“从世界各地涌入美国”。

此次北京会谈中,美方预计将推动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和飞机,并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此外,外界普遍猜测,特朗普团队还希望获得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承诺。

然而,《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国内长期存在对中国投资的深度不信任,尤其是在制造业、农业、高科技等敏感领域。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CNBC采访时透露,美中双方正研究建立一个“投资白名单”机制,明确哪些领域允许中国资本进入美国,以避免交易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阻拦。

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对美投资已经大幅下降。根据研究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数据,2025年中国在美宣布投资不足30亿美元,为历史最低水平,而2016年这一数字曾高达450亿美元。

美国国内对中国投资的警惕情绪近年持续升级。报道提到,中国电池企业Gotion原计划在密歇根州建设的24亿美元电池工厂,去年因当地社区抗议和法律诉讼被迫取消。

另一案例是中国瓶装水企业Nongfu Spring在新罕布什尔州收购仓库并计划建设瓶装水工厂,引发当地政府审查。虽然调查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州长随后仍签署行政命令,限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相关实体购买当地土地。

《纽约时报》还提到,美国汽车和钢铁行业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高度警惕。多家钢铁协会最近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要求阻止中国汽车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称这将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

农业领域同样成为争议焦点。美国国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穆勒(John Moolenaar)本月提出法案,拟禁止中国购买美国农地。

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则对《纽约时报》表示,特朗普政府内部尤其担心中国资本进入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航空航天和关键矿产等敏感行业。

报道认为,特朗普虽然希望带回“1万亿美元中国投资”这样的政治成果,但同时也必须避免激怒美国国内的“对华鹰派”。

《纽约时报》最后指出,目前外界关注的不只是中国是否会做出投资承诺,更重要的是这些承诺最终能否真正落地。美国国内监管、政治和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仍然是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巨大障碍。

中方媒体的报道则聚焦在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期待上。根据中方媒体的报道,习近平在会见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比如: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郭嘉昆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描述特朗普的回应时,中方媒体写道,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中方媒体还特别强调了特朗普带来的庞大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据人民日报报道,特朗普还说:“我率领的代表团可以说是由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世界上最顶级的企业,他们每一个人都说要来,但我不要公司的二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都来了,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进行贸易和商业的合作。”

魏红霞:中美高层对话让大国关系更具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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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魏红霞,2026年5月13日由微信公号聚焦中国(China Focus)首发。】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也是继2025年釜山会晤后两国领导人的又一次面对面深度沟通,是一次相互尊重、相互承认彼此核心关切的务实对话。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更是动荡世界对大国责任的共同期待。

01. 时代变局下的理性回归

此次特朗普访华并非偶然的外交互动,而是中美两国基于自身发展需求、双边博弈现状、全球治理困境共同推动的必然选择,是大国竞争从全面对抗走向“管控分歧、务实共存”的理性转向。这背后蕴含复杂而深刻的动因。

从美国国内层面看,特朗普政府面临经济、财政、政治三重压力,对华缓和成为务实选择。

  • 其一,美国经济结构性困境凸显,高债务、高通胀、产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存在。2025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攀升,财政赤字压力加剧。近段时间,中东地区军事冲突造成的巨额军费消耗严重透支美国国力。
  • 其二,美国前期对华采取的科技制裁和贸易关税政策开始反噬其本土产业,与全球供应链密切关联的企业均遭受重大损失,美国一些科技巨头企业因芯片出口管制政策而错失中国巨大市场。
  • 其三,美国深陷美伊军事冲突泥潭,一方面,中东地缘危机持续消耗美国国力,直接冲击美国全球霸权稳定。另一方面,军费开支激增,美国内民意压力攀升。由此,美亟需与中国沟通,争取中方在中东热点问题上保持中立,缓解其在中东和亚太两线地缘压力。

从中方战略层面看,当前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关键起飞阶段,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新能源等产业升级迫切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在地区热点问题、全球气候治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领域肩负大国责任,需要与美国开展沟通协调,防范大国战略误判。

从双边关系发展层面看,在中美关系历经贸易、科技等方面的多重波动后,中方依然保持战略耐心与政策连续性。中美竞争可以说进入“可控竞争、有限对抗、深度依存”的新阶段。

过去十余年间,中美关系经历剧烈震荡,美国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ry),“新冷战”论调、阵营对抗思维一度甚嚣尘上。但实践证明,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全面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特朗普政府逐步意识到,遏制打压无法阻挡中国发展,反而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2026年初美国商务部调整H200芯片出口政策,从全面禁售改为逐单审批、附条件放行,正是美方对华战略转向务实的重要信号。

从全球地缘格局层面看,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大幅波动,亚太地区地缘热点暗流涌动,俄乌冲突、全球粮食危机、气候变暖、跨境安全问题持续发酵,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冲击多边秩序。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壁垒高筑,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世界迫切需要中美两大经济体发挥“稳定器”作用。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通过高层对话稳定双边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动力,降低地缘动荡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多重因素交织之下,两国元首面对面会晤,搭建高层对话渠道,成为管控分歧、划定风险红线、避免冲突升级的必然路径,也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赋予一定韧性。

02.  “认知校准”基础上的战略重塑

在国际关系中,战略误判往往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高层对话会提供最全面最权威的信息交换渠道。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是一种“认知校准”,双方在敏感议题方面可以进行底线清晰的沟通,形成统一的风险预期,防止战术层面的摩擦上升为战略层面的对抗。

此次特朗普访华是中美在“认知校准”基础上的战略重塑。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双方可以寻求一个能够长期共存的平衡点。以往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充满了不可预测性,并动辄采取高额关税“极限施压”。而此次对话的预期则具有“现实主义”的校准倾向。

  • 首先,美方意识到“全面脱钩”的代价不可承受,因此开始接受一种“带伤滑行”的稳定模式,重新校准其各方面的利益需求。
  • 第二,此次访问体现了强烈的“自上而下”特征,表明特朗普倾向于绕过华盛顿复杂的建制派官僚体系,通过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接触来达成纲领性共识。
  • 第三,以往中美对话多聚焦双边摩擦,而此次对话被第三方因素(如美以伊冲突、能源危机)高度驱动。美国在安全事务上对中国的“需求”增加,改变了过去美方单方面定义议程的局面,使对话更具相互依存的色彩。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此次中美高层对话是管控大国冲突、稳定全球局势的沟通,而不是与美方瓜分全球主导权。这标志着大国关系正从“冲撞期”进入一个理性务实且具备某种“制度化韧性”的新阶段。

03.  高层对话的议题聚焦

此次高层对话聚焦的一个核心是供应链的相互保证。特朗普政府寻求稳定的稀土供应和芬太尼管控,而中方则寻求更透明的出口管制清单。这种对等承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战略平衡。
据报道,特朗普本次访问的一个核心议程是提议建立“双边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这标志着中美互动模式的重大转变:从过去的“推特外交”和突发性关税加征,转向一种更具建制派色彩的、由资深官员监督执行的常态化机制,为关键矿产、农产品和半导体等领域提供中长期的确定性。经贸领域的沟通成果,将直接筑牢中美关系的利益根基。通过高层对话管控贸易摩擦、拓展双向合作,能够稳定双边贸易规模,为两国企业提供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让中美关系在利益交融中具备更强抗风险能力,这是大国关系韧性最直接的体现。

在科技领域,双方将重点围绕AI芯片出口管制、半导体供应链、技术标准、数据跨境安全、技术投资限制等议题交换意见。此次高层对话的核心价值,在于为科技竞争划定“非军事、非恶意”的边界,明确双方在民用科技、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摒弃全面技术脱钩的极端思维,构建“可控竞争、合规合作”的科技相处模式,防范技术制裁升级为全面对抗,避免科技博弈冲击整体双边关系。

在地缘安全方面,这次的直接沟通将起到再次“校准认知”的作用——明确红线,管控误判。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中方会坚定地明确红线,美方也需重申其政策的稳定性。地缘安全领域的高层沟通,核心价值在于“守住大国冲突底线”。中美作为核大国,地缘误判带来的冲突风险对两国乃至全球都是灾难性后果,领导人面对面沟通,明确安全红线,管控地缘摩擦,将为亚太地区构建稳定的大国相处框架,让双边关系在地缘博弈中保持理性可控,这是大国关系韧性的重要安全保障。

在全球层面,此次中美高层对话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大国引领,增强全球秩序的稳定性和韧性。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40%,双边经贸、投资、供应链合作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此次高层对话管控中美贸易摩擦,稳定双边贸易规模,拓展能源、粮食、大宗商品供应链合作,能够直接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对冲地区冲突带来的全球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风险。美国在对话中释放的对华缓和信号,中国坚持开放发展、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立场,能够缓解全球市场焦虑,稳定国际资本预期。

04.  高层对话的引领意义

在单边主义泛滥、地缘冲突加剧、全球治理失序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选择对话而非对抗、管控而非激化、合作而非脱钩,充分彰显了大国的战略定力与责任担当。此次对话,以经贸为纽带筑牢利益根基,以科技管控划定竞争红线,以地缘沟通守住安全底线,以机制建设保障长期稳定,让中美关系在复杂博弈中不断增强韧性,实现“和而不同、竞而有序”的大国相处新格局。 

大国关系的韧性依赖于彼此对协议执行力的信心。所谓“韧性”,是指关系在遭遇极端外部冲击(如关税战、突发地缘危机或流行病)后,能够迅速恢复核心功能而不至断裂。通过最高层的接触,双方实际上在进行一种“信誉背书”,中美两国正在学会如何共同生存。

此次中美高层对话不仅稳定双边关系,更成为动荡世界的“稳定器”。中美高层对话向世界证明:大国竞争并不必然导向战争。只要最高层依然保留着对话的窗口,只要双方依然承认彼此的相互依存性,那么这种关系就拥有足够的韧性去应对任何地缘政治的挑战。

驻美大使谢锋就元首会见接受美媒体采访

编者按: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5月13日消息,5月5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高级外交政策记者汤姆·奥康纳专访,围绕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台湾问题、伊朗问题、中国内外政策和“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美贸易、芬太尼问题、中美管控竞争、人工智能、“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文化现象与中美人文交流等回答了提问。全文如下:

奥康纳:特朗普总统经常公开称赞习近平主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如何?特朗普总统计划于5月13日至15日访华,中方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有何期待?

谢锋: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5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引领两国关系实现总体稳定。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再次访华意愿,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双方正抓紧推进有关筹备工作。

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

奥康纳:有消息称中国正从伊朗战争中受益,并在军事上支持伊朗。您对此怎么看?中国在伊朗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谢锋:对各国人民来说,和平最重要,生命最宝贵,稳定最难得。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

从伊朗战事第一天起,中方就坚定站在和平一边,致力于劝和促谈、停火止战。习近平主席提出四点主张,呼吁各国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国际法治原则、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化解中东危机提出中国方案。王毅外长同巴基斯坦外长共同提出五点倡议,为促成美伊谈判贡献力量。中国发挥的公道、负责任、建设性作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但有人唯恐天下还不够乱,炮制“中国受益”“中国军事援伊”等假新闻,目的就是抹黑中国,挑动中美对抗,破坏中美高层互动。这些都是别有用心的虚假信息,各国有识之士应该彻底识破,不信谣不传谣。

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被封锁、国际能源市场被扰乱、全球产供链被冲击,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深重灾难。这场战争本来就不该发生,应该立即停止。中方希望美伊保持谈判势头,支持一切有利于尽快结束战事、恢复和平稳定的努力,将继续为和平不懈奔走。

奥康纳:近期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领导人不停访问中国。美国在海外软实力的潜在挫折是否是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机遇?

谢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内外政策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对内,我们致力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外,我们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之路,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正因如此,越来越多国家视中国为确定性基石和稳定性港湾,认定中国这个伙伴值得交、必须交,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越来越红火。

今年3月,中国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不仅擘画了今后5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而且给世界提供了难得的重大利好。中国连续多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未来5年,一个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可期的新动能,为各国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新机遇。

“十五五”规划同样给中美互利合作带来广阔空间。未来5年,中国市场持续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将进一步释放万亿级市场“超级红利”;创新生态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最佳应用场景,将为企业提供创意落地的试验场和价值跃升的新高地;营商环境佳,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外企在华安心舒心。我们欢迎美国工商界把握历史机遇,与中国携手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奥康纳:中美去年曾爆发激烈关税战,之后有所稳定。但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产能过剩”还在加剧。您对此怎么看?

谢锋: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六轮经贸磋商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好不容易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了,值得珍惜。但这还远远不够,希望美方继续往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

不平衡问题错综复杂,不能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说到不平衡,既有商品贸易不平衡,也有服务贸易不平衡;既有经常账户不平衡,也有资本账户不平衡,还有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阶段不平衡。片面夸大商品贸易不平衡有失公允。从服务贸易角度看,美国与大多数经济体都存在顺差。在科技前沿领域,按资本市场估值趋势推算,未来10年仅人工智能产业就将为美国带来每年逾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从资本账户角度看,美国是全球资本的主要流入地,常年保持巨额顺差。近期在二十国集团相关会议上,已有成员明确指出金融不平衡不应该被忽视。

“中国产能过剩”更是一个伪命题。判断产能是否过剩,国际上通行的核心指标是产能利用率、库存水平和利润率。从中国国内看,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6%,库存保持稳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各项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从全球范围看,在关税压力下,去年中国外贸不降反升,货物进出口再创历史新高,恰恰反映出市场对中国产能抑制不住的真实需求。尤其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优质产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多多益善。在当前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中国头部产品都是稀缺产能、优质产能,既满足中国需求,也弥补了世界新能源供需缺口,还能为节能减排降碳作出巨大贡献。这种利己利人利大家的产能理应受到欢迎,而不是被质疑、遭打压!

奥康纳:中方是否对美国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台湾感到关切?世界秩序的紧张对台湾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

谢锋: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联大第2758号决议等郑重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更是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也是海峡两岸沟通对话的基础、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

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方理所当然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换位思考,如果美国某州闹“独立”,外国不顾美国联邦政府强烈反对执意向该州出售武器,还派领导人往访站台撑腰,美国人民能接受吗?!林肯总统曾说,“分裂之家不能持久”,他为了维护美国统一不惜一战。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方向。随后,大陆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再次证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我们同台湾各界加强交流对话不存在任何障碍,台海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早日作出正确抉择,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甩掉这个可能将中美拖入对抗冲突的包袱,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

奥康纳: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对中国芬太尼前体流通的指责?

谢锋: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作为历史上鸦片毒品最大受害者,中国人民对美国民众的“芬太尼之痛”感同身受。解决毒品问题必须减需减供并举、国内治理和国际合作并重,双管齐下才能标本兼治。

美国芬太尼危机不是中国造成的,但我们始终从人道主义和中美友好大局出发,以最大善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协助。应美方请求,中方于2019年在全球率先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2023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两国成立并启动了禁毒合作工作组,在物质列管、案件合作、技术交流、多边合作、网络广告信息清理等领域开展了合作。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中方不折不扣落实双方共识,包括对13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实施对北美出口管控、发布公告警示企业和个人防范合法化学品和设备被用于非法制毒、开展全国专项行动打击化学品贩运等,并同美方联合侦办涉毒洗钱、毒品走私等重要案件,双方合作成效有目共睹。

美国本届政府在应对芬太尼问题上加大立法、执法和管控力度,美国芬太尼致死人数下降了37.5%,中国也为此作出了重要积极贡献。今年以来,《科学》《外交事务》等美国权威杂志刊文指出,中国针对芬太尼前体等系列管控措施,是美吸毒致死人数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美方应该领情认账,珍视中方善意,公正看待双方合作成效,停止在芬太尼问题上甩锅推责,不得加征“芬太尼关税”的替代性关税,尽快将中国移出所谓“主要毒品来源国”清单,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推进中美在禁毒等执法领域合作。

奥康纳:民主、共和两党有不少人认为,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美国人将竞争视为前进的动力,但也有人担忧中美能否有效管控竞争,避免对抗。您对此怎么看?

谢锋: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我们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二战后,国际社会在贸易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度、机制,这是世界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增长,各国利益得到兼顾、实现平衡的基础,不能搞本国优先,合则用、不合则弃,否则人类社会将坠入丛林法则的深渊。

说到底,我们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前不久,我去印第安纳州“走基层”,参访了一家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知名企业。刚开始,该美企在中国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基本上没有竞争对手,“躺着”就能赚钱,直到近年中国企业、中国产品竞争力迅速提升。但这家美企直面挑战,变压力为动力,没有退出市场,而是创新思路,选择将第二大技术研发中心设在中国,与中国合作伙伴强强联手,将自身的技术创新与中国的巨大市场、完善产业链和丰富科技人才储备结合起来。这一正确抉择成效显著,不仅让该企业在2025年美国市场营收下降40%的背景下,实现在华营收10%的逆势增长,而且在中国合作伙伴引荐下,共同将业务拓展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做到“1+1>2”,实现“在中国、为中美、为世界”的宏大愿景,让全球消费者享受到最优质的产品、最优惠的价格、最高效的服务,走出了一条“中美双赢、世界共赢”的新路径。中美可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减贫脱贫、世界经济持续普惠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样的中美竞争才是各方期待的。

奥康纳:人工智能技术正呈现爆炸式发展,中美是领跑人工智能赛道的两个国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很多人呼吁中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您如何看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互动前景,双方是合作、竞争、还是对抗?

谢锋: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2023年我抵美履新后同基辛格博士7次深入交流,每次必谈人工智能问题。在两国元首大力支持下,博士牵头两国业界人士启动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中美还开展了两轮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中国人工智能的竞争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大优势中孕育,靠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中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继Seedance2.0视频生成模型“全球刷屏”、MiniMax全模态大模型“全面覆盖”之后,DeepSeek-V4再次实现“全能进化”,中国“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将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

中国主张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早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连续8年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大会将于7月举行。

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竞争是自然的,但应良性竞争,发展与安全并重,先装好刹车再上路,还要通过合作共同展现大国担当。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开打“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就人工智能开展协调,关乎两国未来和人类命运,期待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管理竞争、开展合作,让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人类进步的新阶梯。

奥康纳:您是否了解“成为中国人”和“极致中国化”现象,西方民众越来越将中国文化视为一种时尚,这对中美民间交流意味着什么?

谢锋:无论是去年底流行的“成为中国人”还是今年涌现的“极致中国化”,都反映出中美两国人民的双向奔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2023年习主席提出的“5年5万”倡议极大促进两国民众交流。去年以来,美涉华民意五年来首次正向反弹。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支持对华合作与接触。皮尤最新民调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民众3年几乎翻了一倍。中美人民相知相近的愿望不可阻挡。

事实上,“极致中国化”有历史原型。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唐朝就出现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况,300多个国家的使臣、商队、学者来华生活、学习、工作,书写了中外交融、东西荟萃的历史佳话。今天,Z世代在互联网上分享喝热水的奇妙感受,交流在中国外卖秒达、手机即付的超值体验。一粥一饭间的“烟火中国”,一屏一码里的“现代中国”,都承载着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沟通的向往。这样的文化交流温暖、鲜活、饱含生命力。

前不久,中国驻美使馆再次举办“使馆开放日”活动,参观的美民众络绎不绝、摩肩接踵。有的意犹未尽,向使馆“抱怨”:开放一天时间太短,体验项目没玩够,希望使馆每天都开放。使馆难以每天搞开放日活动,但中国大门24小时常开。我们欢迎更多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也欢迎更多美国民众用好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线签证申办等政策利好,“打卡中国”“畅游中国”!

中美人文交流的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希望美方尽快解决中国公民赴美“签证难”“入境难”问题,停止对中国赴美人员采取选择性、歧视性措施,进一步增加中美直航航班,共同为中美人民双向奔赴铺设顺畅高效的“快车道”。

16+1:从特朗普访华随行商界人士看中美经贸议题的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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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开启其第二任期首次访华之旅。临行前,他在记者会上谈到此行议程时说:“我们将同习近平主席讨论许多不同问题。要我说,最重要的议题将是贸易。”这句话讲得非常直接,也十分“特朗普范儿”。它说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固然会涉及战略安全、地区热点、科技竞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经贸议题仍然是双方必须首先面对、也最有可能形成阶段性成果的核心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与特朗普同行的并不只有政府官员。根据白宫官员向媒体披露的名单,此次原定随行的美国工商界人士共16位,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支付、半导体和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而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加油期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又临时加入代表团,成为这个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1”。这就使此次访华形成了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结构:16位工商界代表构成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基本盘,黄仁勋这个“+1”则代表人工智能和高端算力这一最敏感、最前沿、也最难回避的新议题。

观察中美关系,不能只看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还要看谁被带上了谈判桌。随行名单本身就是一份经贸议程表。苹果、特斯拉、高通、美光、英伟达代表的是技术产业链和先进制造;波音、通用航空航天代表的是美国高端装备制造;嘉吉代表的是农业贸易和大宗商品;贝莱德、黑石、高盛、花旗代表的是华尔街金融资本;Visa和Mastercard代表的是支付清算与金融基础设施。换言之,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商界助阵团”,而是美国对华经贸诉求的高度浓缩。

从这份名单看,美国此行至少有四层经贸目标。

第一层,是看得见、容易量化、也最适合特朗普政治叙事的订单目标。波音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路透社此前披露,中美双方围绕一项可能涉及约500架飞机的波音订单进行过深入磋商;如果最终落地,这将是2017年以来波音在中国市场获得的最重要订单之一。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期间,波音曾签下300架飞机订单,金额高达370亿美元。对特朗普而言,飞机、农产品、能源等大额采购,最容易转化为“为美国工人赢回订单”的国内政治语言。

但如果只把此次访华理解为“卖飞机、卖大豆”,就低估了这份名单的复杂性。第二层议题,是市场准入和监管协调。特斯拉希望在中国进一步推进自动驾驶系统落地,支付公司希望在中国支付清算市场获得更大空间,花旗、高盛等金融机构希望深化在华业务布局。路透社分析指出,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都在中国市场存在长期诉求,有的寻求监管许可,有的寻求市场准入,有的寻求投资机会。

第三层议题,是供应链再平衡,而不是简单脱钩。苹果和特斯拉最能说明这一点。过去几年,美国国内“去风险化”“供应链回流”的政治压力不断上升,苹果也增加了美国本土投资,并推动部分生产向印度、越南等地分散。苹果公司今年4月已经宣布,库克将于9月1日转任执行董事长,由约翰·特努斯接任CEO。这意味着库克此次随行访华,很可能带有为苹果下一阶段供应链稳定布局的意味。

但是,供应链转移并不等于供应链断裂。中国绝非普通的终端市场,而是全球产业链中少数同时具备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完整制造体系、成熟供应商网络和工程迭代能力的经济体。对苹果而言,中国是其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支点;对特斯拉而言,上海超级工厂和中国新能源产业链更是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因此所谓对华“脱钩”,在政治口号中或许还可以糊弄一二,但在企业账本和生产线上却无法真正实现。

第四层,也是最敏感的一层,是人工智能与高端算力。黄仁勋之所以成为“16+1”中的“+1”,正是因为他不是普通企业家,而是美国人工智能硬件能力的代表人物。路透社报道称,英伟达近年来一直在争取美国监管层允许其向中国销售H200等人工智能芯片;与此同时,中方也希望美方放松对芯片制造设备和先进半导体的限制。黄仁勋临时登机,说明高端算力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技术部门和出口管制机构之间的内部事务,而是进入了最高层经贸谈判的视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全面放开对华高端芯片限制。中美科技竞争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一次访问而消失。但黄仁勋的加入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即便在最敏感的科技领域,美国企业也并不愿意彻底失去中国市场;而美国政府在安全限制和商业利益之间,也不得不重新计算平衡点。人工智能芯片既是安全议题,也是商业议题;既是技术优势的载体,也是全球产业生态的连接点。这正是黄仁勋这个“+1”的特殊意义。

金融界人士的集体随行同样值得重视。贝莱德、黑石、高盛、花旗等机构的出现表明,美国对华经贸诉求早已超越传统货物贸易。美国需要的不只是中国购买更多商品,也希望在中国金融开放、财富管理、跨境投资、支付清算等领域获得更大制度空间。Mastercard已于2023年获准通过合资公司在中国开展银行卡清算业务,Visa也一直希望进入中国本土支付市场;花旗则仍在等待中国证券业务相关牌照的进一步进展。

这说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内部存在一种张力:政治上强调竞争,产业上需要市场,金融上寻求进入,科技上又试图设限。特朗普此次带来的工商界名单,恰恰把这种张力摆到了台面上。美国政府可以在口头上谈“强硬”,但美国企业更关心订单、许可、利润、供应链和资本回报。美国政界可以讨论“脱钩”,但美国工商界真正面对的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离开中国市场之后,企业成本如何控制?增长从哪里来?技术标准如何全球化?资本又往哪里配置?

对中国而言,也应当冷静看待这份名单。它既不是美国“求和”的信号,也不是美国放弃竞争的标志,而是美国在竞争压力之下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利益结构的表现。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单纯以贸易扩张为主轴的阶段,但也不会滑向美苏式完全隔绝的冷战结构。今天的中美关系更像是一种复杂的“竞争性共处”:安全上相互防范,科技上激烈竞争,产业上深度嵌套,金融上仍有合作空间,全球议题上又不得不保持沟通。

因此,所谓“16+1”,最重要的并不是人数本身,而是它呈现出的议题结构。那16位工商界代表说明,中美经贸关系仍有庞大的现实基础;黄仁勋这个“+1”则说明,新一轮中美经贸谈判已经绕不开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数字技术规则。前者是传统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后者是未来大国竞争的制高点。

此次会晤可能会形成一些阶段性成果,例如扩大农产品采购、推动航空订单、延续关税休战、建立新的经贸磋商机制,或者在部分监管准入问题上释放积极信号。但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就此解决。中美之间真正需要处理的,是如何在竞争中建立边界,在博弈中保留合作,在技术安全与市场开放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制度安排。

从这个意义上看,特朗普此次访华的工商界随行名单,是观察中美关系的一面镜子。它告诉人们,脱钩不是现实出路,对抗不是唯一逻辑,经贸合作仍然是两国关系中最具韧性的部分。但它也提醒我们,合作已不再是无条件的全球化乐观叙事,而是在战略竞争、产业安全和规则重塑背景下的再谈判、再平衡、再定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双方既都无法轻易离开对方,又都不愿完全依赖对方;既要竞争,又要交易;既要设防,又要对话。这份“16+1”大名单所折射出的,正是这一新的基本现实。

 

表格 1 随行17位工商界人士及其企业背景情况

 

所属产业领域

姓名

公司

公司市值

对华合作情况

1

消费电子 / 高端制造

蒂姆·库克 Tim Cook

苹果公司 Apple Inc.

约4.34万亿美元

对华高度依赖且总体务实。苹果在中国既有庞大消费市场,也有深度供应链基础;库克曾表示苹果将继续增加在华投资、深化互利合作。

2

新能源汽车 / 自动驾驶 / 储能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特斯拉公司 Tesla, Inc.

约1.53万亿美元

对华合作意愿强。特斯拉上海工厂是其全球制造体系核心之一;此次主要诉求包括推动FSD在中国落地,以及涉及中国设备出口审批的太阳能制造扩张。

3

半导体 / 移动通信芯片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 Cristiano Amon

高通公司 Qualcomm Incorporated

约2255亿美元

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高。高通2025财年中国含香港收入为203.4亿美元,占总收入46%,说明其与中国手机和智能终端产业链高度绑定。

4

半导体 / 存储芯片

桑杰·梅赫罗特拉 Sanjay Mehrotra

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Inc.

约8754亿美元

曾受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影响,但随后明显转向务实。美光2023年宣布未来数年在西安封测工厂投资43亿元人民币,并称该项目体现其对中国业务和团队的承诺。

5

光通信 / 光电子元件

吉姆·安德森 Jim Anderson

相干公司 Coherent Corp.

约732亿美元

与中国在光通信、光芯片供应链上存在现实交集;路透社称该公司正应对中国对铟等关键材料的出口管制问题,说明其关切重点是关键材料和高性能光芯片供应。

6

人工智能芯片 / 高端算力

黄仁勋 Jensen Huang

英伟达 NVIDIA Corporation

约5.41万亿美元

“16+1”中的关键变量。英伟达希望推动H200等AI芯片进入中国市场;路透社称黄仁勋并不在最初白宫名单中,而是在阿拉斯加经停时临时登上“空军一号”。

7

资产管理 / 金融资本

拉里·芬克 Laurence Douglas Fink

贝莱德 BlackRock, Inc.

约1635亿美元

对华诉求主要是金融市场准入和资产管理业务扩展;但贝莱德牵头的230亿美元港口收购案受到中方关注,也使其此次访华兼具“化解政治疑虑”的意味。

8

私募股权 / 另类资产

苏世民 Stephen A. Schwarzman

黑石集团 Blackstone Inc.

约965亿美元

长期经营对华关系。苏世民个人曾捐赠1亿美元在清华设立苏世民书院;2025年中方高层会见苏世民时,也提到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和长期资本在华投资。

9

商业银行 / 投行 / 跨境金融

简·弗雷泽 Jane Fraser

花旗集团 Citigroup Inc.

约2246亿美元

重点诉求是扩大中国资本市场业务。路透社称花旗仍在等待中国全资证券经纪牌照审批,同时也面临与美国制裁合规相关的中国本土纠纷。

10

投资银行 / 财富管理

大卫·所罗门 David Michael Solomon

高盛集团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约2913亿美元

诉求是继续扩大中国资本市场业务。高盛已在中国金融开放中获得更多业务机会,例如2024年其中国证券经纪单位获准在华销售基金。

11

支付清算 / 银行卡网络

迈克尔·米巴赫 Michael Miebach

万事达卡 Mastercard Incorporated

约4463亿美元

对华态度积极,诉求是进一步扩大支付清算市场份额。万事网联2023年获准在中国开展境内银行卡清算业务,2024年正式运营。

12

支付清算 / 银行卡网络

瑞安·麦金纳尼 Ryan McInerney

维萨 Visa Inc.

约6692亿美元

长期希望进入中国本土银行卡清算市场。路透社称Visa尚未像万事达卡和美国运通那样获得中国境内银行卡清算业务资格,并希望推动更大准入空间。

13

航空制造

罗伯特·“凯利”·奥特伯格 Robert K. Ortberg

波音公司 The Boeing Company

约1867亿美元

对华诉求最具订单色彩。波音与中方长期谈判的潜在大单可能包括500架737 MAX及若干宽体机,若达成将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个重大波音订单。

14

航空发动机 / 高端装备

劳伦斯·卡尔普 H. Lawrence Culp Jr.

通用航空航天 GE Aerospace

约3103亿美元

与中国航空工业存在长期技术和供应链联系。GE与赛峰合资的CFM为中国C919提供LEAP-1C发动机,COMAC曾选择LEAP-1C作为C919唯一西方动力装置。

15

农业 / 食品供应链

布莱恩·赛克斯 Brian Sikes

嘉吉公司 Cargill, Incorporated

非上市,无公开市值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传统“压舱石”。嘉吉在中国经营超过50年,2026年又宣布扩建北京工厂,投资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继续强化本地生产和研发能力。

16

生命科学 / 基因测序

雅各布·泰森 Jacob Thaysen

因美纳 Illumina, Inc.

约224亿美元

处于监管修复阶段。路透社称中国已解除对Illumina的出口禁令,但其仍在“不可靠实体清单”上,中国企业购买其仪器仍需政府审批。

17

社交平台 / 人工智能 / 数字平台

迪娜·鲍威尔·麦科米克 Dina Powell McCormick

元平台公司 Meta Platforms, Inc.

约1.55万亿美元

Meta在中国大陆核心社交产品受限,但仍通过广告、硬件、AI投资等方式与中国市场存在联系。路透社称其此次关切之一是中方要求其撤销对中国AI初创公司Manus的20多亿美元收购。

 

 

 

特朗普去北京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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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6年5月13日傍晚近八点,特朗普总统走下“空军一号”,受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的迎接。这是时隔九年多之后美国总统又一次访问中国。在此之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也是特朗普。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启动了中美关系的破冰船;1978年12月15日,卡特总统宣布美国与中国建交,将中国纳入世界发达国家的大舞台,正式缔结了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26年5月访华,特朗普总统有望成为美中关系再度正常化的发动机。

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之前跟中国似乎没有太多的互动。当年12月2日,当选总统特朗普接了台湾领导人的祝贺电话。这个被中国定性为“台湾小动作”的电话让特朗普第一次了解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它可能引起的风风雨雨。

与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多次见面并促膝深谈的习近平深谙元首外交的重要性,认定与特朗普打交道要赶早不赶晚。2017年4月6日,他带着大队人马来到海湖庄园,与特朗普“谈心”,希望他和奥巴马营造的双边关系的顶层设计能继往开来。习近平到佛州的当天,特朗普下令轰炸了叙利亚的一些军事设施,让人感觉是“下马威”。

延伸阅读:中国领导人已跟三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

同年11月8日到10日,特朗普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甚至把自己的推特背景图换成与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合照。他在中美企业签定价值2500亿美元协议仪式结束后说:“我不怪中国。不管怎么说,谁能怪一个为自己国民的利益而利用别国的国家呀?我绝对信任中国。”

延伸阅读:从特朗普推特看他对华策略的转变

2018年7月8日,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汉堡参加G20峰会时第三次见面。他们在这次会议上谈到要把在海湖庄园制定的双边关系100天计划改为年度计划,并深入讨论了如何解决朝核问题和消除贸易壁垒的问题。

2018年12月1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G20会议期间见面。见面当天,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加拿大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孟晚舟—又是一次下马威? 这时中美已经进入大规模贸易战,但两位领导人都认为应该可以找到共同走出困境的路径。

延伸阅读:“习特会”后中美暂停贸易战,分歧犹存

2019年6月29日,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日本大阪共同参加G20峰会时再度见面,就美中当时的棘手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谈。习近平在会谈中专门提到1971年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附近城市名古屋比赛期间的“邂逅相遇”。这次会谈为2020年1月15日中美在白宫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延伸阅读:特朗普:不能坐视中国因为美国的利益损失而崛起

大阪会谈的成果和之后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皆因疫情的爆发而被搁置,中美关系随之进入严冬。2020年,特朗普总统在对华政策上基本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包括国务卿蓬皮奥在内的内阁官员取缔了美国政府对与台湾交往的很多限制,国会也趁机通过了不少鼓励台湾寻求更大国际空间的法案。特朗普败选,但拜登总统基本原封不动地延续了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

延伸阅读:刘亚伟:美国还能在世界舞台得心应手吗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并在2025年就职前三天与习近平通话。如果特朗普对这次通话的综述(见上图)是今后中美关系的坐标,两国真能启动并进入当年曾甚嚣尘上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特朗普出尔反尔,2025年4月2日突然对世界主要国家加征关税,当中国进行反击之后,特朗普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北京随后对华盛顿启动了对稀土等矿产的出口管制,迫使华盛顿走到谈判桌前。

2025年10月30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韩国庆州APEC峰会期间会面。这次峰会及特朗普总统在会后的言论给人再次造成了中美携手走向G2的印象。学者朱志群说,“无论‘G2’现在是否会更被接受,毫无疑问,中美是平等的竞争对手。尽管美国整体上仍然更强大,但它不再主导这种双边关系,中国可以有力回击,并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

延伸阅读:釜山峰会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吗?

明天开始的高访是特朗普总统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第六次与习近平会晤。尽管中美学者对这次访问的性质和可能的结果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判断,从白宫公布的应邀随特朗普访华的企业大佬的名单看,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在贸易、金融、科技等方面与中国达成一揽子交易。(点击【这里】查看“黄仁勋最后一刻登上飞往中国的‘空军一号’”)

其实,比在贸易、投资、供应链、AI、出口管制等领域形成一定共识和达成初步协议更重要的峰会成就是1)华盛顿和北京能不能联手促成美伊停火和2)特朗普是不是愿意更明确地表示美国乐见和支持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前者可以彰显G2支撑全球和平和发展的巨大责任、重要义务和心甘情愿,后者能为中美关系的长治久安夯实地基。

 

以上是特朗普总统再次到北京之前与习近平主席的六次会晤的情况(他们之间在过去9年还有总共10次通话),可以说前者与后者有特殊的关系。今天和明天他们讨论什么和决定什么对两国和世界都会有深远的影响。中美驻美大使谢锋今天在《人民日报》【著文】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双方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我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而且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特朗普总统5月13日访华之前的事很重要,但从现在到2029年1月20日他如何与中国交往的事更重要。

点击这里阅读《中美印象》网站发表的更多关于特朗普2026年5月访华的文章。

黄仁勋最后一刻登上飞往中国的“空军一号”

本文2026年5月13日由《华尔街日报》发表,作者为Jules Rimmer。在白宫之前发布的跟随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企业家名单里没有黄仁勋(特朗普访华随行CEO名单曝光:马斯克、库克等将同行),但是当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时间5月13日傍晚近八点走下空军一号之后不久,黄仁勋也走出了机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本站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

全球最大公司英伟达(Nvidia)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戏剧性地火速赶往阿拉斯加,在那里登上了“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及一大批美国商界领袖汇合,一同飞往北京,准备参加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场重要峰会。

交易员将黄仁勋在最后一刻加入随行名单解读为未来利好的信号,受此影响,英伟达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涨2%。

英伟达股价今年已累计上涨18%,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在密切关注该公司下周的财报。

特朗普曾将此次随行名单誉为“全球最伟大商界人士的非凡聚会”,而黄仁勋最初并未被列入其中。但在美东时间晚上11点09分,特朗普在其Truth Social平台上发帖称:“黄仁勋目前在‘空军一号’上。”在这架飞往中国的专机上,黄仁勋发现自己与特斯拉(Tesla)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苹果公司(Apple)的蒂姆·库克(Tim Cook)、贝莱德(BlackRock)的劳伦斯·芬克(Larry Fink)以及波音(Boeing)的凯利·奥特伯格(Kelly Ortberg)等人比肩而坐。用特朗普的话来说,该代表团此行希望为美国企业“打开”中国大门。

尽管英伟达股价本周触及历史高点,市值达到5.3万亿美元,但由于其先进的人工智能(AI)芯片对华出口受到限制,该公司惊人的增长势头略微受挫。英伟达最先进的Blackwell芯片一直是美国政府一项备受争议的出口禁令的限制对象。不过在今年3月,黄仁勋证实,该公司已获准销售其性能第二强的H200芯片,并正在恢复生产。

黄仁勋感到自己被拒之门外的,是一个规模达500亿美元且正在快速增长的AI基础设施市场。为此,他一直在积极游说,希望获准向潜在的中国客户出口产品。

今年4月在接受Dwarkesh播客采访时,主持人直接问黄仁勋,向中国销售这些芯片是否“对美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黄仁勋的回答大意是,中国已经具备了极其强大且高度先进的技术能力,“他们能源充沛,芯片充足,并且拥有大多数的AI研究人员。”

他的观点是,如果美国不出口芯片,中国很可能会自行开发这些技术,并独立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黄仁勋认为,远比这更好的情况是,“全球所有的AI开发者都在美国的技术栈上进行开发”。他的逻辑是:英伟达把芯片卖给他们,总好过他们自己制造。

如今看到黄仁勋出席此次峰会,英伟达的投资者无疑会感到振奋,并期待他能为公司争取到更广阔的出口机会。

谢锋: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编者按:本文是中国驻美大使谢锋2026年5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5月13日傍晚特朗普总统抵达首都机场时,谢锋大使也在机场迎候。

习近平主席即将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元首会晤。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9年弹指一挥,中国、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充分印证习近平主席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和远见卓识;9年壮志凌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9年风雨兼程,习近平主席在关键时刻把舵定向,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穿越急流险滩、破浪前行。

  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放眼世界,无论是推动地区热点问题降温趋稳,还是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开拓人类进步新疆域,桩桩件件都离不开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展现大国格局、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回应时代呼唤。

  要树立正确认知。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事事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越来越多美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并非美国的威胁或对手,而是机遇和伙伴。2025年美多家主流民调反映,涉华民意5年来首次正向反弹。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支持对华合作与接触。最新皮尤民调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民众3年来几乎翻了一倍,其中年轻人比例更高。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决心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

  要妥善管控分歧。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同时我们有必须维护的正当权益、必须坚守的原则底线。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遏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

  要积极拓展合作。新形势下,中美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两国应该在外交、经贸、执法、两军、科技、人工智能、公共卫生、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为双边关系营造建设性基调。前不久我到美国中西部访问,参观一家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的知名美企。该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优势互补、强强联手,不仅在北美市场下滑背景下实现在华营收逆势增长,而且在中国合作伙伴的引荐下,共同将业务拓展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实现了“1+1>2”的效果,走出了一条“中美双赢、多方共赢”的新路径。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极大促进两国民众交流。从马里兰州青少年来华开展匹克球交流,到深圳青少年匹克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从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携《过年》等作品赴美访演引发热烈反响,到犹他州儿童合唱团在天坛唱响《如愿》,中美人文和地方交流亮点纷呈。“成为中国人”刷屏,“极致中国化”出圈,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正发现一个“酷中国”“暖中国”,中美人民双向奔赴的大势不可阻挡。

  云帆高悬破巨浪,再踏层峰辟新天。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双方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我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而且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谢锋 作者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专访李成:中美关系新定位

本文是《中国新闻周刊》曹然对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李成的采访,转自该中心的微信公号。

特朗普总统访华为何意义重大?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时隔9年,特朗普再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国。他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更加自信、更有经验、更有权威,也更有取得政绩的紧迫感,在对华决策时可能更少受到那些鹰派人士的影响。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有利因素。”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教授李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当前是一个机遇期,双方能达成一些可操作、能落地的共识。”

李成是中美关系的长期观察者、研究者与亲身参与者,曾担任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5月13日,李成就本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与中美关系的未来,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若以‘修昔底德陷阱’所暗示的战争方式解决(中美关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对全人类都是毁灭性的。”李成说,“我们不应以宿命论的视角看待大国关系,而应积极寻求和平共处的路径。”

元首外交防止“垂直坠落”

《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本次元首会晤对中美关系有哪些重要意义?

李成:对中美双方而言,本次元首会晤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防止中美关系“垂直坠落”。同时,当前是一个机遇期,双方能达成一些可操作、能落地的共识。

基辛格博士生前多次对我说,中美元首见面时,双方的重点有所区别。美国倾向于“就事论事”,而中国更关注战略框架。就本次会晤而言,特朗普在乎解决关税、经贸、地区冲突等具体问题。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战略定位。换言之,美国总统究竟将中国视为朋友、伙伴、对手还是敌人?

纵观过去几十年,特朗普可能是最常称中国为“朋友”的美国总统。他也一再表示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无论其真诚度如何,这种态度至少与拜登政府及特朗普周边的一些美国鹰派人士非常不同。那些人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敌人”或“对手”,而特朗普极少从意识形态出发表达这种立场。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更加自信、更有经验、更有权威,也更有取得政绩的紧迫感,在对华决策时可能更少受到那些鹰派人士的影响。这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在一些具体地区安全问题上,双方也有合作意愿。目前,特朗普在伊朗局势中的处境并不轻松。他未能实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更迭,也未能摧毁伊朗核设施,现在转而想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讽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袭击伊朗之前,本来就是开放的。这个问题悬而不决,将对特朗普构成较大的打击。他需要中国的帮助,而中国也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是经贸问题。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美国又在造船、航运等领域采取打压举措,中国自然也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现在,双方都有意愿达成新的共识。我认为,贸易、关税、稀土、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美合法权益、美国农业产品与能源对华出口、双方增加投资等等议题,都可能在本次会晤期间及之后取得新进展。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的决策往往被形容为“多变”和“难以预测”,如何评估他在中美关系上的确定性?

李成:特朗普个人确实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还是一位充满悖论的领导人。他有时显得善于操纵别人和别国,但在一些重大事项如伊朗问题上,又会被以色列这样的外力所影响。

但总体而言,特朗普意识形态观念不强,但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人,拥有很强的政治敏锐度。他不注重承诺,但也不教条僵化。在一些中国关切的重大问题上,他会采取比其他美国总统更为实际的立场。而且,他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意味着他认为美国已不再那么伟大,他一直认为中国很强大,对中国怀有敬畏。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更重要的是,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本身就具有确定性。一次元首会晤不可能解决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但我们必须与在位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因为无论你喜欢与否,在位者才是决定政策走向的人。外界无法有把握地预测特朗普的未来政治前景与政策变化,但在当下,与他谈判能做成很多事情。

最为重要的是,元首会晤虽不能使中美关系发生180度扭转,却可以防止其“垂直坠落”。这意味着两国交流、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经贸、教育、人文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都可以继续维持。如果没有这个保障,中美关系可能会迅速滑向更糟糕的方向。因此,这次会晤是极有价值、极有意义的。

不应将彼此视为敌人”

《中国新闻周刊》:经贸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加码“关税战”,一些观点认为,经贸反而成为中美关系波动的“导火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李成:这个趋势始于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主要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关。

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全球化”在美国已成为一个贬义词。这是因为,虽然中美两国都从全球化中获益,但两国内部的受益结构截然不同。中国的所有收入群体都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即便是最低收入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实现了约200%的增长。

而美国由于内部分配机制不同,只有收入最高的20%群体从全球化带来的增长中受益。美国男性蓝领工人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基本没有增长。2023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整个中产阶级(人口的50%)总和。这种“贫富差距”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对此,特朗普试图通过关税来改变现状。如果我们梳理特朗普从商人到从政的整个历程,他虽然有很多不可预测性,也以多变著称,但他有两大立场从未改变,一是保守的移民政策,二就是关税。他甚至称关税是“词典中最美好的词”。“关税战”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全世界,包括美国盟友。只是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且中国存在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以对华关税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其实,美国贫富差距加剧,主要缘于美国自身的分配结构矛盾,而非全球经济版图变化的结果。美国经济学界也并不认为关税是解决方案。近期,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违宪,这反映出美国政商各界对此存在广泛保留。

然而,特朗普的政策赢得了关键选民群体的支持,特别是白人男性及中下层民众。这些群体构成了特朗普的基本盘。拜登在上任后,没有敢真的取消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增加的关税。这也反映出,不少美国民众在关税问题上与特朗普的立场一致。

经贸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联系代表着双方利益的交汇所在,正所谓“当贸易停止,战争或许就开始了”。但可惜的是,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认知并不清晰,而美国的国内政治议程,又绑架了华盛顿对此的认知。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李成:美国的内部结构性矛盾需要时间来化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现在不能开展合作、实现互利。

我认为,中国应当进一步注重包容性增长,致力于将经济蛋糕做大。事实上,中国的发展会给美国带来许多机遇。两国经济实际上仍有很多互补之处,特别是在农产品、能源、天然气等领域。特朗普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动相互投资。随同他的美方商界代表覆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诸多领域,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也需要共同寻找新的增长点。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关键方向。特朗普是房地产开发商出身,自然清楚中国在建造业、制造业、房地产,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强大实力。总之,通过持续的交流与互动,中美双方可以逐渐改变彼此的认知。中国也不愿放弃美国市场,而美国同样应该看到,中国近年来在许多方面的迅速发展,不仅是对美国的挑战,也意味着美国企业的宝贵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中美可能就建立人工智能(AI)双边磋商框架达成共识,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你对此有何期待?

李成:首先,AI治理一直是近期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也是国际社会非常期待中美能达成共识的话题。在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时期,中美领导人就曾达成重要共识: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

此番外界关注的中美AI双边磋商框架,其意义在于,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仍将长期持续,但这不意味着两国会在AI治理上必然走向对立。AI失控将是中美乃至人类共同的灾难,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应对的威胁。因此,我们应有更广阔的想象力,并认识到AI大国同时也是面临AI风险最高的国家。中美必须就此加强沟通,形成共识,明确规则。

我希望双方在AI治理上的合作,还能发展为一个更根本的观念转变:中美不应将彼此视为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这包括AI风险,也包括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全球贫富差距、大规模传染病等。

遗憾的是,特朗普对其中一些议题兴趣不大。但他对AI的态度有所不同,他身边有不少从事AI开发的商界朋友。而且,特朗普的特点是他自认善于达成“大交易”,虽然未必深思熟虑,但可能因一时兴起而采取行动。这种即兴决策有时也能带来积极结果。我们则应抓住这个机会。

2025年7月16日,2025年“鼓岭缘”中美青少年合唱周闭幕演出在中央歌剧院举办。此次活动以“歌唱和平”为主题,中美青少年用歌声唱响青春、和平与友谊。图/新华

不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新闻周刊》:你长期身处中美一轨半、二轨对话的一线,你觉得中美民间交流,特别是人文交流的现状如何?特朗普执政期内,我们还能期待怎样的改变?

李成:民间交流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中美关系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然而,当前中美人文交流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在全球“汉语热”的背景下,美国仅有约2.8万名学生在校学习中文,来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也比较少。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11月提出“5年5万”倡议(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我们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美国主流民调显示,29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比其他年龄段高出15%至30%。有人认为这与TikTok(海外版抖音)的流行有关。但实际上,民调数据在TikTok流行之前已经展示了这种有趣现象。

我认为,这可能与美国年轻人没有冷战的历史包袱有关。此外,美国大学生在校园里与中国留学生有大量的接触,他们亲眼所见的中国,与美国传统舆论所妖魔化的形象不同。这提醒我们,只要交流持续、大门常开,中美民间认知就不至于出现极端可怕的局面。

在这方面,特朗普确实发挥了作用。据美国媒体报道,2018年,白宫政治团队曾讨论一项禁止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被特朗普否决。若非如此,这将对双边关系造成很大伤害。

目前,美国国会有不少两党议员在试图立法限制甚至禁止中美科学交流,包括学者访华和学生交流,而特朗普却多次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他此番更亲身来到中国,自然会带来积极影响。美国各界人士会问:总统都去了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而其他国家也会认为,美国都要与中国改善并发展关系,为什么我们不也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虽然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好感度较高,但很多人担忧,在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上,年轻一代的美国“中国研究专家”没有上一代知华派学者友善。这是为什么?这种情况是否可能改变?

李成:确实存在这样的反差。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较高,但在台面上活跃的一些年轻学界、政策界人物,大多以对华强硬甚至可以说以“反华”著称。一方面,这是一个“自我筛选”的过程。在当前华盛顿的政治氛围中,往往只有展现对华强硬立场的人,才可能得到更多重用。另一方面,这也与美国教育结构的变化有关。

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如芮效俭、傅立民等,深谙中国文化,能讲流利的中文。而新一代学者则深受“美国至上”及“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影响,且在量化教育体系中成长。这反映了过去三十年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知识结构转变:经济学变成了数学,政治学变成了统计学。重量化、轻人文的教育倾向,忽视了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无从真正把握中国人的观念与思想。我认为,美国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耐心。所谓“不友善”的人具体情况各异。有的人比较了解中国,只是对中国崛起感到恐惧;有的人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有的人则是因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妖魔化中国。对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关键在于,我们至少要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中美关系若持续紧张甚至走向冲突,将没有赢家。

我时常想起在基辛格晚年时和他的谈话。他说,在人类历史尤其是现代史中,很少出现两个国家棋逢对手、势均力敌的局面,这种情况下的两个国家并不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相反,双方有可能实现长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且,在智能化战争的时代,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之间会产生所谓“赢家”与“输家”,若仍以“修昔底德陷阱”所暗示的战争方式解决问题,其结果很可能对全人类都是毁灭性的。总之,我们不应以宿命论的视角看待大国关系,而应积极寻求和平共处的路径。

韦宗友:中美关系的潜力、张力、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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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地方外交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而复杂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两国政府层面机制化沟通渠道减少,美国地方外交成为维系两国交往、增进沟通、减少误解和推进务实合作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联邦层面的对华战略竞争叙事不可避免地传导到地方层面,美国地方政府对华交往也呈现出“安全化”强烈趋势,部分州甚至出台强硬对华地方法规,限制中美交往。

美国地方交往成为链接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与桥梁

受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总体影响,近年来两国官方层面的机制化交往显著减少,中美两国在奥巴马时期多达70多个机制化沟通渠道大多停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聚焦经贸、执法合作及外交安全领域的磋商与博弈。在此背景下,美国地方在对华交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上升,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桥梁,并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

1.低政治化。为规避联邦安全审查与政治风险,地方交流自觉地将合作议程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叙事,转向高度具体、技术导向的领域,更加聚焦气候韧性、公共卫生、水质监测、职业教育、数字医疗、农业育种等“低政治、高共鸣”议题。典型案例是加州与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持续协作。2025年初,加州完成历史性的“去煤化”转型,其储能电池容量已达到2022年的2.5倍。这一过程中,加州通过“加州-中国气候研究院”,与广东、江苏等省份系统分享储能监管框架与灵活市场规则。加州州长纽森2023年与中国国家发改委签署的低碳合作备忘录,在2024至2026年间被多次延期与扩展,成为美国州级政府与中央部委持续合作的范本。

2.低调务实。与过去动辄百人代表团的“友好访问”不同,当前美国地方对华交流更加强调灵活实效与精准。代表团规模小、日程密、议题专,往往围绕某一具体城市的发展痛点或某一产业的真实需求展开。

2025年10月,美国“心脏地带中国协会”(USHCA)组织的一场为期十天的中国之行,堪称新时期中美地方交流合作的典型。六位来自明尼苏达、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密西西比、田纳西等州的地方官员——包括市长、州参议员、郡专员深入上海、杭州、武汉、咸阳四城,行程涵盖高铁体验、大学医院参访、江河生态对话、传统中医药考察与姐妹城市协议续签。

在杭州,罗切斯特市市长积极推介“梅奥诊所城市发展项目”,寻求在数字医疗与老龄化管理的合作;在武汉,代表团参与首届“长江-密西西比河区域对话”,共同发布《长江-密西西比河流域合作与发展武汉倡议》;在咸阳,罗切斯特市与其姐妹城市正式续签五年合作备忘录,聚焦医疗、教育与文化交流。

“心脏地带中国协会”在其官网上对这次难忘之旅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称“美国心脏地带中国协会”的代表团充分展现了地方与区域行为体如何在基层推动建设性互动——他们往往走在国家层面对话之前,并通过在社区层面持续开展对话、维系信任、深化合作,为更广泛的双边关系提供坚实支撑。通过续签友城协议、强化机构间联系、促进民心相通,该代表团生动诠释了城市与地区如何将全球格局下的共同挑战转化为植根于互惠互利的务实合作。

3.民间主导。地方交流的参与者正从传统的政府官员,拓展至企业、基金会、高校、非营利组织乃至个体青年。2026年3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正式启动“青年使者奖学金”(YES Friends)计划,推出一系列聚焦专业技术领域的专项奖学金项目;同月,南加州大学维特比工程学院的学生受邀赴石家庄铁道大学,参加全额资助的“智能交通与高铁技术”研修项目,成为该计划首批受益者。该机制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美国企业资金,绕过公立大学面临的公共资金限制,避免了繁琐的联邦审查及资金压力。

美国地方对华交往的“红蓝州”现象

理解美国地方对华交往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内部的深刻分化。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向外交领域蔓延,各州的对华交往既受到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总体影响,更日益与其党派属性绑定,呈现出清晰的“红蓝光谱”,使得中美地方交往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

1.“红州”(共和党主导)的“对华强硬”模式。“红州”是“安全化”的急先锋。佛罗里达、得克萨斯、阿肯色等共和党主导的州,将对华强硬内化为“文化战争”的一部分。它们不仅率先实施针对中国法人的土地购买禁令、要求养老金撤资中企、禁用中国无人机,还主动废止“姐妹城市”协议和孔子学院,并以此作为凝聚保守派选民的政治工具。

2.“蓝州”(民主党主导)则倾向于“务实接触”策略。民主党控制的蓝州尽管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但并不排斥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以加州、华盛顿州、纽约州为代表的民主党主导州,虽然也加强了知识产权审查,但仍致力于维护对华合作的基本框架。它们的核心关切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港口效率与教育交流。这些领域的合作,被视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或国计民生项目,具有道义正当性。纽约市、芝加哥等大城市还保留着与中国城市在公共卫生预警等方面的直接沟通渠道。2026年4月,加州还正式加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绕过联邦政府,直接与广东、江苏等省份就碳定价与生物多样性展开务实合作。

此外,还有一些摇摆的“紫色州”,如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等,面临着“经济利益”与“政治安全”的两难抉择。例如,中国电池企业国轩高科计划在密歇根建厂时,州政府努力在联邦审查与地方就业之间寻求平衡。密歇根州民主党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大力支持该项目(称其将创造2000个高薪岗位),但该州议会由共和党控制,部分议员甚至提出议案,试图限制“受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获得州级补贴。而弗吉尼亚州则出于政治考量,直接拒绝了与全球最大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

美国地方对华交往的政治地理分化,使中美关系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联邦层面的对抗性与地方层面的交往性并存,蓝州的合作与红州的对抗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美国地方对华交往光谱。

如何推进新时期的中美地方交往?

截至2026年,中美之间有超过200对友好城市和50对友好省州关系。这些友好纽带,对维系与夯实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展望未来,应该继续大力推动中美地方与民间交往,推进务实合作,并创新交流模式,同时尽力消弭地方交往中的杂音,让中美民间交往的涓涓细流汇成浩瀚壮阔的江海湖泊。

1.聚焦“小而美合作”。水资源短缺、环境退化与污染、农业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文化交流、体育等议题,具有公共性、民生性、非政治性,合作政治门槛低,且成果可量化,受益面广,容易获得广泛支持。

2.重视青年交流。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希望在青年。他提出,“希望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厚植青年友谊土壤,对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3.鼓励民间融资。在美国对华交流“安全化”背景下,政府出面和资金支持的交流项目,容易被污名化甚至妖魔化,不利于推动中美民间交流。相反民间资金主导的项目,更容易被接受。要推动中美民间交流资金来源多元化,鼓励企业、基金会、校友网络为中美地方和民间交流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减少对政府拨款的依赖,增强项目的抗政治周期能力。

(原文发表在澎湃。)

纽时:“习特会”预期降温,中美都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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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5月13日刊发资深记者戴维·桑格(David E. Sanger)长篇分析文章称,在特朗普再次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之际,中美双方都正面临各自棘手的战略困境。文章认为,原本被外界寄予厚望、可能涉及贸易、台湾、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乃至核军控等重大议题的“习特会”,如今在伊朗局势升级背景下,预期已明显降低,其核心目标更像是“维持稳定”,而非解决中美之间深层结构性矛盾。

文章称,特朗普原本并不希望在当前局势下前往中国。

此前特朗普曾将访华时间推迟六周,因为他原本预期,到自己抵达北京时,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在冲突中作出让步,包括交出核材料储备、放弃核计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显然希望借此向中方展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依旧掌控全球局势,中国关于“美国衰落”的判断为时尚早。

但现实情况却与白宫预期相距甚远。

《纽约时报》指出,当特朗普抵达北京时,不少中国观察人士更关心的是:为何美国会在一场自己主动发起的战争中,被一个远弱于自己的国家拖入僵局。文章称,目前伊朗核材料储备“丝毫未动”,仍深埋于去年美军轰炸后的地下设施废墟中;而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处于封锁状态。对于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中国来说,这同样构成重大压力,因为中国超过30%的石油及相当比例的天然气运输都要经过该海峡。

不过,文章也认为,伊朗问题同样让习近平面临难题。尽管中国与伊朗保持政治伙伴关系,并长期依赖伊朗能源,但北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直接介入冲突,更没有提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具体方案。

文章因此形容,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峰会”:中美这两个全球大国都试图展现自身主导力,但又都陷于各自困境,对伊朗局势最终如何发展并无把握。

在这种背景下,峰会目标已经明显收缩。文章称,欢迎仪式和高规格接待仍会照常举行,特朗普此次还带来了包括埃隆·马斯克、蒂姆·库克,以及花旗、贝莱德、黑石、波音、高盛等企业高管在内的大批美国商界领袖。但此前外界期待双方讨论的一系列“决定中美未来关系走向”的重大议题,如今已被战争阴影压缩。

《纽约时报》特别提到,此次访华前,对华谈判主要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而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鲁比奥反而退居次要位置。文章援引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的话称,这是“自基辛格以来,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首次不再主导对华关系”。

文章认为,这反映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态度发生变化。特朗普曾以“对华强硬”姿态参选,在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被列为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竞争者;但到2025年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则被描述为“潜在伙伴”。

不过,文章指出,中美之间最核心的安全矛盾并未消失。

在核武器问题上,特朗普希望推动中国加入新的核军控谈判,因为美俄之间最后一项主要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于今年2月到期。特朗普曾表示,如果中国不加入,就没有必要继续谈判新的限制协议。

但中方立场十分明确。文章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北京认为,在中国核武库规模达到与美俄相当之前,没有必要参与三边核裁军谈判。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各部署约1550枚核弹头,而五角大楼估计中国目前拥有约600枚核弹头,到2030年可能增至1000枚。

网络安全与人工智能则被视为另一项更复杂的新挑战。

文章回顾称,2015年奥巴马与习近平曾在白宫达成限制国家支持网络攻击的共识,但这一协议很快失效。近年来,美国指责中国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渗透,包括电网、供水系统以及司法部门等核心系统。

如今,人工智能竞争又进一步放大了风险。

《纽约时报》提到,一款名为“Mythos”的新型AI模型引发美国安全界高度关注。该模型由Anthropic研发,虽然尚未公开发布,但据称可以在毫秒级发现软件漏洞,大幅提升网络攻击效率,对电网、导弹制导系统等关键设施构成潜在威胁。特朗普政府目前正考虑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先进AI模型发布前接受政府安全审查。

文章称,美国专家担心,中国同类系统可能数月内便会出现,因此这一领域最终可能只能通过中美合作实现“军控”。

在台湾问题上,《纽约时报》称,中方一直敦促美国修改现有表述,从“不支持台湾独立”转变为“反对台湾独立”。白宫则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不过,文章认为,即便正式立场不变,特朗普在私人会谈中的措辞依然可能受到北京高度关注,因为有关台湾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反复解读。

文章特别提到台积电问题。由于台积电生产全球绝大部分先进AI芯片,并为iPhone以及大量美国武器系统提供核心芯片,因此台海局势已与全球科技供应链高度绑定。

供应链问题同样被视为此次峰会的重要背景之一。

文章称,美国正在加快“去中国化”,努力将中国供应链从关键系统中剥离,尤其是军工领域;而中国也在同步推动减少对美国技术依赖。虽然双方都强调目标是“去风险”而非“脱钩”,但实际上,两国都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深度冷战甚至热战”做准备。

美国限制先进芯片出口中国,中国则限制稀土出口,这些都被视为双方战略竞争升级的体现。

不过,《纽约时报》最后认为,各国领导人通常不会真正深入讨论供应链等结构性问题,因此此次峰会很可能也不会例外。

文章最后援引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的话称,如今已经“没人再假装”中美能够解决双方最根本的矛盾,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台湾问题,以及北京与伊朗、俄罗斯等美国对手的关系。

因此,这场峰会更现实的意义,并不是改变中美关系方向,而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