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
近期，《War on the Rocks》刊发题为《弥合印太地区的防空与反导差距》（Long Sense and Short Defense: Rethinking Coalition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in the Indo-Pacific）的研究文章。该文基于一次涵盖美、日、韩、澳及台湾等多方参与的桌面推演，分析在当前政治与制度约束下，印太地区联盟防空与导弹防御协同的可行路径。
文章指出，在中国导弹与无人机能力快速扩展的背景下，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规模化打击，跨国协同成为关键。然而，受制于主权决策、风险偏好差异及对华关系考量，高度一体化的防空反导体系短期内难以实现。在此背景下，作者提出“潜在联接”与“远距感知、近域防御”两种操作性构想，以在政治可承受范围内实现有限整合与能力增效。该文对当前印太地区防空反导合作的制度边界与现实路径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框架。“中美印象”特翻译此文，供本站政策与学术界读者参考。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
文章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J·沃特森博士（Christopher J. Watterson, Ph.D.）是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伦敦国王学院科学与安全研究中心的访问研究员。
彼得·J·迪恩博士（Peter J. Dean, Ph.D.）是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的国防战略高级顾问，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他曾担任2023年《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审查》秘书处的联合负责人，并撰写了大量关于美澳同盟、澳大利亚国防政策、军事行动及地区安全的书籍、政策文件和文章。
去年夏天，在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十二天的冲突中，美军通过动用其在区域内部署的防空与导弹防御资产，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交火结束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美国已消耗约100至150枚高层级末段拦截弹用于拦截伊朗导弹。这意味着，在短短12天的作战中，美国消耗了约四分之一的库存——相当于当前产能下全球年产量的150%（尽管未来产量预计将有所提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美国正面对一个日益强大且更具进攻性的中国。根据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兵棋推演，“在军事冲突爆发后的前24小时内，美国很可能耗尽“爱国者”系统及其他高层级末段拦截弹。
在意识到这一脆弱性之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与伙伴正加大对防空与导弹防御能力的采购力度。然而，这一进展很可能受到预算优先级竞争以及已高度紧张的国防工业基础所制约。这些限制凸显出，有必要探索能够在短期内提升能力、但不完全依赖扩张采购的补充性路径。其中一种思路，是将美国及其印太盟友与伙伴的导弹传感器与拦截体系进行网络化整合。通过构建联合作战的防空与导弹防御体系，可以在探测与拦截环节实现规模效应与协同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的空中与导弹优势。然而，这一构想虽在理论上具备吸引力，其在实践中是否可行仍有待检验。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能否在复杂的印太地理与政治环境中实现有效协调，从而通过一体化防空与导弹防御体系对冲中国的优势，仍是一个关键问题。
问题与更好的解决方式
中国在空中与导弹领域的优势，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其依托庞大的库存规模与广泛的国防工业体系，具备快速生成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的能力。其次，与之相关的是，中国能够通过“大批量、低成本”的武器体系，以相对较低成本实现规模化输出，这些系统与其高端平台形成互补。一旦冲突爆发，中国大规模部署低成本导弹与无人机，将对防御方造成显著不利的成本交换比：单枚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的拦截弹，往往需要用于拦截成本仅为其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且生产周期更短的目标。这一现实对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友与伙伴而言意义明确：任何单一国家若孤立行动，都难以具备足够能力，有效应对大规模的中国空中与导弹打击。
鉴于这一情况，美国及其印太盟友正探索通过跨国协同，放大防空与导弹防御能力的整体效能。此类协同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例如，联盟国家可能会分层部署多组导弹拦截器，以提供额外的弹药深度，从而具备承受首轮打击的能力。或者，协作国还可能将探测器前端部署至伙伴国境内，为早期预警获得额外的探测范围。这一跨国空中和导弹防御协调具备提升作战效率的潜力，而这将扭转美国及其区域盟友和伙伴国的空中和导弹平衡。
然而，围绕印太地区防空与导弹防御联盟在行动与政治层面的可行性，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除潜在合作伙伴之间的地理距离极为遥远之外，该地区的联盟防空与导弹防御还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制约，包括：除美国“轮辐式”（hub-and-spokes）体系之外，防务合作机制整体制度化程度有限；部分双边关系存在摩擦；以及各国在对华风险承受度上的差异。为检验印太地区防空与导弹防御联盟在行动与政治层面的可行性，2025年6月，我们在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组织了一场沙兵棋推演（tabletop exercise），地点设于夏威夷。来自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台湾以及美国的与会者（即假设中的联盟伙伴）参与其中。此次为“二轨”（Track-2）活动，意味着参与者均不代表现任政府或军方机构。与会人员包括退役将官、学界学者以及资深产业专家。他们以五国联合小组形式开展推演，围绕如何构建跨联盟伙伴的防空与导弹防御体系展开讨论，以应对模拟的中国打击情境。
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各小组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涵盖应采购何种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系统应部署于何处，以及——尤为关键的——在不同指挥体系之下，这些系统应如何（或是否应当）实现跨国整合。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明确要求各小组在讨论过程中充分纳入政治约束因素。各小组仅能提出其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有“超过五成可能性”被五个联盟伙伴共同采纳的方案。这一约束迫使各小组在军事技术逻辑与政治现实之间进行权衡：前者通常倾向于推动高度一体化所带来的“力量倍增效应”，而后者则界定了在短期内现实可行的合作边界。
上述桌面推演的成果已在一份近期发布的开放获取报告中得到系统阐述，并为理解印太地区防空与导弹防御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正如预期，在短期内实现联盟防空与导弹防御的深度行动协同，存在明确的现实上限。尽管相关举措在作战层面具有潜在收益，但在当前政治条件下，诸如将地面防御资产前沿部署至伙伴国领土、对飞向联盟成员的敌方目标实施跨国拦截，以及在单一指挥体系下统一调度与发射拦截弹（即一体化火力控制），均被普遍认为面临较高的政治敏感性与实施难度。然而，各小组仍通过对联盟资产进行有限整合，构建了可用于应对模拟中国空中与导弹打击的防空反导体系。各小组普遍认为，此类架构在应对印太地区近期潜在冲突情境时，既具备政治可行性，也能够带来一定的作战优势。
对这些体系架构的分析进一步提炼出两种联军防空反导作战概念——我们将其分别称为“潜在联接”（latent link）与“远距感知、近域防御”（long sense and short defense）。这两种模式有望推动跨伙伴之间的防空反导互操作能力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中国之间的空中与导弹能力差距。下文将对这两种作战概念进行概述，并探讨如何通过政策设计，推动联盟防空反导体系向支持上述模式的方向演进。
值得注意的是，推演参与者普遍认为，尽管在冲突爆发期间共享航迹数据将获得广泛支持，但在和平时期，此类安排可能受到政治约束。
潜在联接
这一判断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联盟伙伴应如何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初迅速建立此类能力。在此背景下，作者提出了“潜在联接”（latent link）这一作战构想。根据这一构想，联盟伙伴在平时即着手构建其管辖层级作战管理系统之间实现航迹数据共享的能力基础，涵盖采购、测试、训练、数据与通信协议、情报共享及网络安全等方面。然而，这些跨国联接在默认状态下保持“未激活”。一旦冲突爆发、政治条件发生变化，这些既有且兼容的系统联接即可迅速启用，从而在关键时刻实现联盟层面的航迹数据共享。
从本次兵棋推演推演中浮现的首个作战概念，聚焦于一种跨管辖层级的防空与导弹防御“作战管理”（battle management）模式。所谓防空反导作战管理，是指在特定作战区域内，对传感器（负责探测与跟踪来袭空中与导弹威胁）与拦截单元（负责发射拦截弹实施拦截）的网络化整合。不同于各类传感器与拦截单元彼此孤立运作的模式，作战管理通过将整个战区内的相关系统互联互通，使其能够实现信息共享与协同运作，从而在体系层面提升整体作战效能。
防空反导作战管理可使拦截单元获取来自多源传感器的航迹数据，从而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早期预警水平以及对来袭威胁的跟踪精度。多点部署并实现网络化的传感器体系，有助于弥补探测覆盖盲区，并在单一节点失效时提供冗余保障。同时，对拦截单元的整合也有助于优化拦截弹库存管理，使指挥体系能够针对具体威胁，更高效地调配不同类型的拦截资源。
在推演过程中，各小组反复尝试通过强化上述作战优势，建议五个联盟伙伴分别依托其管辖层级的作战管理系统，对本国防空反导资产进行网络化整合。进一步地，参与者还探讨了如何在联盟层面实现这些管辖层级系统之间的对接与协同。各小组普遍认为，若能在联盟范围内实现作战管理系统的跨国互联，将通过扩大传感器与拦截单元的数量规模及其地理分布，显著放大上述优势（如库存管理与早期预警等）。
尽管参与者认为建立一个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并集中发射拦截弹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在当前条件下过于激进，但他们普遍判断，在航迹数据共享相关的作战管理功能整合方面，存在较为广泛的政治可行性。具体而言，推演参与者持续建议，应将战区内所有联盟资产进行网络化整合，使所有联盟传感器能够将来袭威胁的航迹数据共享给所有联盟拦截单元；与此同时，各联盟成员仍保留自主决策权，独立决定是否对相关目标实施拦截。
某小组围绕应对中国对日本与那国岛(Yonaguni)发动空中与导弹打击所构建的防御架构（见图1），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航迹共享逻辑。为增强该岛日本传感器体系的冗余性与防御纵深，澳大利亚、韩国、台湾及美国分别在该区域部署传感器及中继节点，将来袭威胁的航迹数据传输至日本的点防御体系，从而为其关键防御资产提供更充分的目标信息支持。
尽管联军航迹共享能够带来早期预警与传感器冗余等作战优势，但也引入了拦截资源过度分配的风险。在缺乏统一指挥对拦截任务进行调度的情况下，联盟伙伴在通过航迹共享同时跟踪同一威胁时，可能因协同不足、各自独立的指挥体系以及并行决策机制，而对同一目标实施重复拦截。这不仅会迅速消耗联军整体拦截弹库存，还可能在后续攻击中削弱整体防御能力。为管控上述风险，联盟伙伴可在保留各自主权火力控制的前提下，开展有限协调，包括制定交战规则、划定交战区域以及明确威胁优先级。例如，各方可建立并通报管辖层级的交战规则，明确各自负责拦截的区域或目标类型。此类政策透明度有助于将作战资源优先配置至防御薄弱区域，同时降低在能力密集区域的重复投入，从而减少“过度打击”（overkill）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推演参与者普遍认为，航迹数据共享在战时可能获得广泛支持，但在和平时期将面临政治约束。这一判断促使各方思考：如何在冲突初期迅速建立相关能力。由此形成的作战构想，即作者所称的“潜在联接”（latent link）。根据这一构想，联盟伙伴在平时即构建航迹共享的能力基础，包括采购、测试、训练、数据与通信协议、情报共享及网络安全等方面，但跨管辖系统的联接在默认状态下保持“未激活”。一旦冲突爆发、政治条件变化，这些兼容系统之间的联接即可迅速启用，从而在关键时刻实现联盟层面的航迹共享。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以“未激活”形式建立此类机制，也绝非易事。北京很可能将“潜在联接”视为对手防务整合深化以及对其空中与导弹能力的潜在制衡，因此几乎必然予以反对。因此，该机制的推进仍需联盟伙伴展现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愿，并辅以清晰的战略沟通，将其界定为对中国打击能力快速扩张的防御性回应。“潜在联接”的优势并不在于消除政治风险，而在于通过提供一种“中间路径”降低风险，从而避免在“全面整合”与“完全不整合”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进而推动在作战上具有优势、但政治上敏感的防空反导一体化进程。
远距感知、近域防御（Long Sense and Short Defense）
各小组构建的防空反导架构普遍呈现出明确的分工模式。首先，直接遭受攻击的联盟伙伴承担点防御（point defense）的主要责任。此类伙伴优先部署两类拦截能力：其一是高数量、低单次交战成本的拦截手段（如激光、微波等定向能武器），用于吸收首波廉价导弹与无人机的攻击；其二是高性能、高精度的拦截弹，用于应对随后针对关键目标发起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打击。这种“低成本+高端能力”的分层防御模式，被认为是确保防御方在成本交换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关键，即以相对对等甚至更低的成本，有效拦截来袭威胁。
对于未遭直接攻击的联盟伙伴，其优先任务是利用自身传感器体系，对飞向受攻击伙伴的导弹与无人机进行远程跟踪，并将航迹数据实时共享至其点防御体系，从而提供更充分的预警时间与更高质量的目标信息，支撑有效拦截。以模拟中国轰炸机对澳大利亚达尔文实施打击的场景为例，某小组建议，日本、韩国、台湾及美国在南海方向部署机载传感器，用于对来袭轰炸机进行早期预警并向澳方提供航迹数据（见图2）。此举对于提升澳大利亚战斗空中巡逻（CAP）的调度效率至关重要——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受限于机队规模与广阔防区，其北部空域防御将面临显著压力。因此，尽管上述伙伴未直接对中国轰炸机实施拦截，也未向达尔文前沿部署作战力量（参与者普遍认为此类举措在政治上难以实现），但通过提供预警与航迹共享，仍显著提升了澳大利亚的防御能力。
与此同时，“远距感知、近域防御”也凸显出联盟协同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权衡。具体而言，各方对在区域冲突中将传感器部署至本土之外的程度持审慎态度，主要担忧在冲突升级时削弱本土防御能力，从而在军事与政治层面带来风险。为应对这一矛盾，各小组倾向于优先发展具备机动性与远程探测能力的感知系统（如超视距雷达）。此类系统既可用于支援联盟伙伴的威胁探测，又可在必要时快速转回本土执行防御任务，从而在联盟协同与本土防御之间实现更具弹性的平衡。
图2：联军空中与导弹防御力量加强澳大利亚对达尔文的防卫，展示了“远距感知、近距防御”的作战概念。来源：作者
联盟防空与反导的未来
尽管印太地区的空中与导弹力量平衡已逐步向不利于区域民主国家的方向倾斜，本次桌面推演表明，通过加强防空与反导的作战协同，仍存在兼具作战效益与政治可行性的应对路径。本文提出的两种联盟防空反导作战概念——“潜在联接”（latent link）与“远距感知、近域防御”（long sense and short defense）——即便付诸实施，也难以单独扭转区域力量对比。然而，它们有望通过提升跨伙伴协同效率，在短期内缓解中国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构想为未来更高水平的作战协同奠定基础，例如一体化火力控制、前沿部署以及交战规则的标准化与去冲突化等方向。
基于此，“潜在联接”与“远距感知、近域防御”，乃至更广义的联盟防空反导体系，仍有必要在印太语境下开展进一步的政策设计与评估。然而，这一议程的推进并不轻松，尤其是在各国需要同时应对对华关系的现实约束之际。中国仍通过经济手段、灰色地带行动以及军事威慑，持续施加显著影响力。这种多维度压力，可能促使部分伙伴优先追求短期稳定，而非投入于通过联盟体系建设改善长期力量平衡。在此背景下，其他关键行为体可在推动联盟防空反导发展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首先，各国军方应加强军对军交流，提升对彼此防空反导体系的熟悉程度，并在实践中识别与把握协同机会。其次，防务产业部门应通过推动开放架构设计与联盟作战导向，降低系统间互操作门槛。最后，学界可通过组织公共讨论与政策对话，凝聚共识，并为联盟防空反导提供必要的社会认知与政策支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