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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名晖:2024台湾大选是对全球性冲突与相对剥夺感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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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台湾的大选方才落幕,看似台湾内部的政治议题,却与全球政治氛围有着巧妙的联动,反映着主要经济发达行为者内部的不满,透过票投新政党回应全球性冲突的疲乏。

对冲突的疲乏感席卷欧亚大陆

    环顾2023年下半年的欧洲选举,即使在不同的选举制度与政治文化之下,台湾却与欧洲各国却有着类似的现象,斯洛伐克首次鸣声的「声音党」(HLAS-SD)取得14.7%的选票,波兰的新政党「波兰2050」也取得7.23的选票,新兴政党成为群体回应相对剥夺感的选择,荷兰的「新社会契约」(New Social Contract)也取得12.7%的选票。

   2024 年的台湾大选在三方交锋之中打破两党制的格局,民众党以最拮据的资源取得26.46%的总统大选选票,虽然未能超越2000年宋楚瑜36.84%的第三方参选纪录,但是柯文哲未曾担任过全台性政治职务,也未有全台性的地方组织,固然有着网络与新媒体的因素,但是其孤军突围并非是台湾内部的单一现象,同样也是民众对于全球性冲突带来冲击的回應。

新兴政党回应相对剥夺感

    虽然台湾与欧洲的地缘政治现实不尽相同,政治结构也非多党制,且欧洲新兴的政党大多具备右翼倾向,但是各国的网络世代却同样遭受俄乌战争带来的通膨冲击,以及以阿冲突扩大动荡对人文主义的不确定性,使得此一群体更重视如何突出自我发展的要求,寻求对相对剥夺感的解脱,更为崇尚强烈个人色彩的政治人物或政党,各国新兴领袖多少带着特朗普的政治符号,像是荷兰的怀尔德斯(Geert Wilders)。

    传统的政党碍于组织而难以与时俱进,实时回應现实提出新主张,但是这些新兴政党或政治人物能够搁置权术的纵横捭阖,甚至不顾大国政治与小我的关系,而是能已网络世代的语言和新选民对话,并且为其打破旧制度的框架。

「芒果干」与个人境遇的辩证

     相较于2016年时,「太阳花事件」所营造的氛围,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以及2022年的「白纸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已近边际效应,「芒果干」(台湾指亡国感)难以再次奏效。另一方面,港人来台定居也未获得预期简便的政策,「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并未成为台港关系真实的纽带。

     2024年台湾的立法委员选举,以香港议题参选新北市第一选区的候选人更是选情惨淡,该选区有许多香港移居者,但是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甚至是以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取得全国最高票,更凸显「反中议题」在此次大选的边缘性,这也一部分反映民进党难以操作民气的现实。

    2014年至今十年之间,关心当年「太阳花运动」的世代不免也面临成家立业的年纪,历经十年后的当局未能创造更有利青年的政治与经济环境,青年选民最关心的住宅问题并未解决,立法院与监察院对于社会住宅政策都曾提出检讨报告。

    2022年12月提出的一年期的兵役问题涉及防卫意志与美台互信,但是同样也让网络世代成为相对付出者,买房与个人前景的现实未解,又多了国防的负担,偏离简政便民的理想,反而加重劳役负担,民进党于总统大选守住四成基本盘,并不如预想中选的轻松。

美中贸易战成为台湾版的「北溪选择」

  美中贸易战让台商得符合「友岸外包」、「2022年芯片及科学法」以及一系列对中国的芯片管制禁令,苹果更计划将30%-50%的供应链产能移出中国,这些转出成本泰半由台商自行吸收承担,更让台湾在面对通膨的压力之余,得面对政治风险带来供应链重组的考验,侵蚀原先就不高的毛利。

    台湾企业面对的压力和造成的经济影响,并不亚于东欧国家面对俄国北溪天然气的选择困难,最后都是由一般市民承受最终成本。目前台商外移印度和东南亚的厂商也还未看到获利的春天,台湾内部得同时面对美中贸易战带来的阴霾以及国防预算造成的排挤效应,使得台湾和欧洲同样面对安全与发展的两难。

「一人党」冲破制度 还是新两党的过渡?

    自从2000年开放总统直选以来,台湾第三大党难以走出成于一人,声势一时的制约,2005年的第七次修宪后,「单一选区多数决与比例代表混合的两票制」更制约第三政党发展的可能性,此次民众党在总统选举获得四分之一强的选票,使得台湾的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几乎成为另一极,显示在统独之外的强烈政治要求并未被现有的政党满足。

    2020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获得817万票,创下中华民国自1996年开放总统直选以来最高得票记录,57.13%的得票率也仅略低于2008年马英九的58.45%,成为毋庸置疑的总统大选天花板,而当年的韩国瑜获得38.61%,被视为国民党的基本盘数字。

     然而,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面对蓝白合破局的现实,柯文哲还能获得26.46%,侯友宜仅获得33.49%,相较于2020年减少约5.12%,换言之柯文哲取得将近21%的选票来自中间偏绿选民,证明柯文哲不需要蓝白合也能有自己的市场,短暂的多极光谱或许是新两党的过渡,犹如美国废奴制度时期兴起的共和党取代辉格党(Whig Party)。

    若进一步前瞻2028年,届时台湾将减少一百万人的高龄人口,新增将近一百万的新选民,届时国民党在选票的损失将远不如民众党的斩获,不久后的2026年地方县市长选举,国民党的基本盘恐将更为萎缩,地方新人若要考虑如何获得「首投族」的,民众党的议价能力将比这次选举更为提升,国民党更难开拓新的票源。

    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的良药「九二共识」已与现今的年轻世代太为遥远,昔日的定海神针成为不能言喻的包袱,解铃仍需系铃人,今时政治能量已不如昔的国民党更难与北京方面沟通新的共识;反观民众党的「两岸一家亲」简单易读,在最低限度上不会踩到北京的红线,新的两岸论述话语权或将逐渐转移,或是成为北京对台「战略模糊」的备选方案,获将成为民进党的第二重压力。

政治事件未能冲击民进党基本盘

     内部政治因素对于台湾大选冲击有限,「Me too」和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疑案虽然曾经冲击民进党与民众党,但是并未支持者的松动基本盘,国民党未能把握机会反转攻守反而显得被动。

     在2022年地方选举后,新冠疫情的防疫政策与疫苗事件也略显不愠不火,未能成为长时性的公共议题,蛋荒问题反而因为爆料者的身份险些反蚀国民党,使得两党之间消长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反而让民众党取得自外于暴风圈的形势。

非蓝选民结构持续增长

    从立法委员的选举结果来看,国民党虽然成长至52席且超越民进党的51席,但是区域得票率仅有40.44%,略低于民进党的44.73%,整体情势与2020年的立法委员选举相近,国民党与民进党分别为40.57%与45.60%,席次的差距更多的因素在于两党的提名策略。

    不分区得票率方面,国民党的34.58%也低于民进党的36.16%,2020年时则分别为33.36%与33.98%,民进党甚至还有微幅成长,民众党的不分区得票则有22.07%,大于2020年的时代力量加上民众党的18.98%,而柯文哲得票率则为26.46%,足见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基础与爆发力,以及非蓝选民的结构至少有60%到65%。

    即使不能论断提倡台湾主体性的选民是否持续成长,但是可以显见统派选民的基本盘逐渐萎缩,侯友宜得票率33.49%几乎与代表政党票的不分区得票率相等,而赖清德获得40.05%的选票,略高于民进党不分区的36.16%,显示民进党的基本盘并未尽出。

营造国际氛围胜过干预

     面对国际局势不稳定造成的过渡期,未来台湾政治不再是统独对决,更多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关注,如何降低相对剥夺感将成为选举的重心,而这与台湾国防预算如何实现GDP 3%比重将成为拉锯。

    历经俄乌战争的欧洲各国回头重视自身的需求,久经两岸关系停滞的台湾亦然如此。面对北京方面的机舰绕台和国际空间的萎缩,台湾社会似乎也不再过度反应,当「三兵疲楚」或是「温水煮蛙」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北京的对台政策或许也需要随着外交战狼敛锋而有所改变。

    同样即将面临大选的乌克兰,影响选情的不只是战争的进程与状态,欧洲兴起的右翼浪潮给予泽伦斯基更直接的压力。在以阿冲突爆发之后,西方国家的政情的转变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对于和平的期望,或许比过硬的干预更能影响政局。台湾与东欧的选举反映着对传统权力政治的不满,也同样投射出对于开创新局面的期望。

杨大巍、薛倩:2024年美国大选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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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4年1月20日由《经济观察报》发表,题目是“2024美国大选观察:冲突与象征”,作者为杨大巍和薛倩。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面对战争、病疫、攻击、经济的衰退和政治的动荡,刚走出疫情的人类尚未走出忧心忡忡。这种形势下即将进行的美国2024年大选,不再像以往那样,能够激荡起选民们心中的激情和热望——奥巴马许诺人们希望和改变(Hope and Change),布什的保守主义充满激情(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以及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同声高歌“我们就是世界”(We are the World)的那种场景,已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和幻象。

2024年美国的总统竞选,大概率会在现任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特朗普之间进行。他们在2020年进行较量之时,已经写下了美国总统选举人最高年龄的纪录。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场景其实令人不安,这两个政治老者势必刷新自己以前的纪录。垂垂老矣的总统,这听起来让人不免感到沮丧。不过拜登和特朗普的年龄在这届选举中尚不足以构成重点,让世人为之瞩目的是美国的司法系统将再次介入大选,并且很可能起到关键作用。

离11月的大选尚有时日。特朗普是否会被法律逼至墙角而退选?拜登是否会因为选情及身体原因放弃连任竞选而再现“林顿·约翰逊时刻”(Lyndon Johnson Moment)?历史总是不乏戏剧性的场景,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写就庄严的篇章。

特朗普的困境与最高法的挑战

联邦最高法院曾在2000年影响总统大选。2000年11月7日举行的美国第43届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在弗罗里达州竞争激烈,难分胜负。最高法院因此介入,促成了小布什的当选。

2024年大选在即,联邦最高法院再一次面临挑战。在这之前,随着特朗普民调领先优势的扩大,民主党的检察官们加大了追捕力度。特朗普在多个民主党控制的州里遭到起诉,起诉达90多起。12月1日,民主党籍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就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攻击案起诉特朗普。12月19日,科罗拉多州(后简称科州)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在科州没有资格参加总统选举。紧随其后,缅因州州务卿也做出同样的决定。两个州的决定,都建立在他们认为特朗普卷入国会山攻击案是对民主的破坏。尽管许多共和党人对此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两党的争战之中,事实到底为何似乎不再重要。

关于1月6日的案件,特朗普团队认为,特朗普当时仍是总统,因而具有总统豁免权。如果豁免成立,科州和缅因州的决定都将无效。但是无论如何,在最高法院做出决断之前,特朗普从法律角度来说仍属无罪。所以至少在目前,上述两个州的决定都不具法律依据。而缅因州的决定出自没有法律权限的州务卿,从一开始就应是无效的。

特朗普是否具有总统豁免权?特朗普的名字是否有资格出现在各州的选票上?这是最高法院需要解决的两个棘手问题。虽然在最高法院中,共和党法官对民主党法官的人数之比为6比3,并且其中3位还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人们依然难以预料最高法院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特朗普任命的3名法官为避嫌计,很可能做出与党派立场相左的决定,这在以往已经有过先例:小布什任命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也是共和党人,但是他审慎又平和。罗伯茨深知其职位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也表现出了与职位相匹配的素质,总是力求保持某种平衡,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全局利益,在任何决定上都是慎之又慎。

科州和缅因州的决定在美国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各种颇具挑战意味的声明先后在共和党掌控的27个州发出:如果特朗普被科州和缅因州从选票上抹去,这些州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将拜登从选票上抹去。

27个州,这一数字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它意味着至少有半数的美国愿意为此绕过法律,采取对抗措施。虽然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抗议和姿态,但它表明,从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所出现的分裂状态已经非同寻常。

奥巴马前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警告说,法院决定将前总统特朗普从初选中剔除“将导致国家分裂”。他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说道:“如果数以千万计的人想投票给他而被阻止参选,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分裂……如果你想击败特朗普,你可能必须在大选中做到这一点。”阿克塞尔罗德表示,缅因州的决定印证了特朗普的说法,即民主党出于政治动机迫害他。

民主党对特朗普的一系列起诉有着明显的政治动机,因而许多起诉显得荒谬。比如纽约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利蒂西亚·詹姆斯 (Letitia James) 起诉特朗普在向银行贷款的过程中高估地产价值,要对其处以3.7亿美元的罚款,并禁止特朗普进入纽约房地产行业。事实上,为了融资和借贷,地产商多少都会高估自己的物业,这也是为什么银行或投资机构会进行各种财务尽职调查。资产负债表是否正确合理,最终是由银行和投资机构来评估。如果银行和投资人的利益并未受损,地方法院不会立案调查私人公司的资产估值。司法系统如此党同伐异,堪称史无前例。

此外,杰克·史密斯还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愿,要求加快针对特朗普的上诉程序,这样就可以在2024年11月大选之前对特朗普进行审判并监禁他。史密斯认为,特朗普没有资格竞选连任,因为他在2021年1月6日“参与叛乱”,依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可以禁止他竞选连任。对民主党来说,“1月6日案”是将特朗普定罪的最大希望所在,如果 2024年大选前特朗普入狱,他连任的努力就将被终结。

最高法院拒绝了加快请求,要求其走正常的程序。可以预见,如果最高法院不想与任何一党过于冲突,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拖延。无疑,这也是特朗普所希望的。

不过最高法院同意对科州取消特朗普参加该州初选资格的决定进行权衡。辩论将于2月8日举行,从而使法院可能在3月5日“超级星期二”之前做出裁决,这是争夺代表人数最多的一天,包括科罗拉多州。

法庭观察人士推测,大法官们将尽可能地回避运用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去限制总统候选人。这一条款自订立以来实际从未被使用过。最高法院也希望避免类似2000年布什和戈尔之间的裁决。哈佛法学名誉教授劳伦斯·特莱布(Laurence Tribe)表示,最高法院很有可能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这种情况。“他们会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针对我们,而是针对选民的。”或者,他们可能会试图说,“这最终是一个由选民决定的宪法问题”。

特朗普的总统豁免权涉及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其背景是南北战争后,美国批准通过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该法条规定,禁止那些宣誓支持美国宪法、后来又参与叛乱者担任公职。简单来说即是:“无论何人,凡先前曾以国会议员、或合众国官员、或任何州议会议员……的身份宣誓维护合众国宪法,以后又对合众国作乱或反叛,或给予合众国敌人以帮助或鼓励,都不得担任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

特朗普的律师表示,宪法的这部分并不适用于总统,因为它具体提到选举人、参议员和众议员,但没有提到总统,而其中的其它部分语言也是适用于总统任命的人,而不是真正的总统。

对于宪法的解释,将决定特朗普是否能够参选。最高法院也许不得不在选举之前做出决定。美国的选举是根据各州的情况进行的,选举法也各不相同。当涉及缺席选票、选民登记、剥夺重罪犯选举权、当天投票和很多其他问题时,各州的程序各不相同。投票权也不例外。最高法院历来倾向于允许各州制定自己的规则,估计这次的做法也不会有太多不同。

拜登的三年与面临的问题
拜登同样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特朗普任上,民主党两次试图弹劾,现在轮到共和党玩弹劾游戏了。12月13日,国会众议院授权,就受贿等一系列错误行为对拜登进行弹劾调查。每一位共和党人都支持这一充满政治色彩的程序,而每一位民主党人都表示反对。国会授权进行长达数月的调查,将确保弹劾调查持续到2024年。时值拜登竞选连任,并可能与特朗普展开对决。但弹劾请求不过是共和党的政治宣言,因为参议院由民主党控制,拜登根本不可能被弹劾。

民主党人对于弹劾拜登决定的反应,正如几年前共和党人一样地不满和不平。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Jim McGovern)在辩论中表示:“整件事是一场极端的政治噱头。它没有可信度、没有合法性、也没有诚信。这只是一场闹剧。”众议院民主党人一致反对弹劾程序,称这是共和党用来转移人们对特朗普及其法律困境的注意力的闹剧。

与此同时,国会还开始对拜登的儿子亨特进行调查。亨特在特拉华州被指控持有枪支,在2018年违反了禁止吸毒者持枪的法律,他承认自己当时在与毒瘾作斗争。特别检查官戴维·韦斯(David Weiss)又提出了额外的指控,指控亨特·拜登在三年的时间段内未缴纳约140万美元的税款。共和党人也对亨特·拜登及其海外商业交易特别感兴趣,他们指责总统从中受益。

2020年亨特的笔记本电脑之事闹得举国哗然,露骨照片让人侧目。不得不说,亨特真是让拜登难堪。拜登对亨特大概怀有一种怜爱,这种怜爱缘于拜登之前令人伤感的经历:拜登的第一任妻子在一次车祸中死亡,同时死去的还有拜登1岁的女儿。两个儿子,博和亨特得以幸存。拜登对博寄于厚望,而博也在其任职上表现出色,然而博在2015年不幸死于脑癌。这对拜登的打击几乎难以想象,拜登因此而放弃了2016年的大选。拜登在许多场合为亨特辩护,这种辩护大概带有一种绝望的父爱。

值得注意的是,亨特的笔记本电脑一事实际上是由民主党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BS等重新提及。这也许意味着民主党对拜登也开始失去了信心,他们或许是在向拜登暗示,不要太过恋权。阿克塞尔罗德在社交媒体X上发帖:“只有乔·拜登才能做出这个决定。如果他继续参选,他将成为民主党的提名人。他需要决定的是这个选择是否明智,是否符合他的最大利益,还是否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拜登治下的三年如何呢?疫后几年,失业率极低,美国股市和零售业都很有活力,拜登政府也颇有成就感地称之为拜登经济(Bidenomics)。但是无法消除的通货膨胀,使得2023年同疫情前相比,物价上涨超过20%,而民生日需品的上涨超过50%。美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总统支持率仅为31%,支持率跌至过去15年来美国总统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贫富的差距仍在增大。

拜登政府强调,3.7%的超低失业率表明其经济上的成就。但事实上低失业率是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原本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现在需两个人才能完成。劳工市场的不正常,更导致质量的降低。对于股票市场来说,这样的低失业率则犹如噩梦,因为这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维持高利率或者无意降低利率。

南部边境从拜登上任以来全线敞开,成千上万的人日夜奔赴墨西哥与美国交界处,三年间约700万名非法移民从南边涌入,给美国尤其是边境城镇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治安上的压力。只有20%的登记选民认为目前治安良好,而66%的选民认为情况“失控”。根据盖洛普数据,28%的家庭报告称他们受到了犯罪的打击,高于2020年的20%。约63%的美国人将犯罪问题描述为“极其”或“非常”严重,这是盖洛普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56%的人表示他们所在地区的犯罪率比一年前还要高,也是历史新高。

2021年美军从阿富汗的撤退,其无序、溃败和置盟友于不顾,使得美国极其无颜。这之后,世界各地战火频仍,国际上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已经被代理人战争的时代所取代。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代理人战争代价高昂,他们在疑问自己的税收是否过高。

特朗普对于拜登治下的选民只提出了一个问题,如当年的里根之问:你们比四年前的生活更好了吗(Are you better off than four years ago)?

作为一个追求连任的现任总统,拜登可资利用的议题所剩无几,所以特朗普对民主的威胁成为了拜登的竞选主题。拜登指责特朗普意图牺牲民主来换取自己掌权,拜登以民主的名义一次次地纪念1月6日,声称“在那一天,我们几乎失去了美国——失去了一切。”但这个话题在竞选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民主党策略师詹姆斯·卡维尔认为:“谈论1月6日是有道理的……但在1月8日和9日,美国人仍然会去杂货店。人们生活在经济中,每天都会经历很多次。他们不生活在1月6日。”

作为现任总统,拜登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除非他自己提出退选。体虚力弱,工作时间很短,身体状况终究是他的一大障碍。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拜登大多时间待在地下室回避辩论,2024年则全然不同。也许“林顿时刻”会突然再现,1968年3月31日,当时的林顿·约翰逊总统宣布:考虑到战争和国家内部的分裂,将不再追求连任。

民主党的现状与第三方的出现

民主党倡导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多样化、平等化、包容化)多年,在社会及校园里深入人心,培养了一代深具同情心和包容心的年轻人。

哈以战争爆发,年轻人受到相当大的触动。由于公司和学校这些年来大量招收少数族裔,包括穆斯林,哈以战争中受到影响的家庭为数众多。他们的家庭境遇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广泛同情,许多人,尤其是穆斯林和年轻学生,走向街头进行抗议。

抗议在美国引起了震惊和愤怒,但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三所著名大学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保持沉默。犹太人在这场文化冲突中看到了两件事:首先是反犹太主义;其次,反犹太主义的根源:DEI。他们觉得必须出声。

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对三所大学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指责校长们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校园里的反犹太主义。阿克曼撰文抨击哈佛大学DEI政策,认为这是反犹太主义的根源,其文章对DEI进行的分析深刻而犀利,有必要在此多加引用:

“根据DEI,一个人所受的压迫程度取决于一个人在所谓的压迫交叉金字塔中的位置,其中白人、犹太人和亚洲人被视为压迫者,而一部分有色人种、LGBTQ人群和/或女性则被视为被压迫者,受到压迫。”DEI的荒诞性在于:“任何政策、计划、教育体系、经济体系、分级制度、入学政策(甚至气候变化,因为它对地域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产生不同的影响)等,都会导致不同肤色的人之间的不平等,结果就被视为种族主义……因此,根据DEI的说法,资本主义是种族主义的,先修分班考试是种族主义的,智商测试是种族主义的,公司是种族主义的,换句话说,任何基于绩效的计划、系统或组织都具有或为不同种族产生结果。在DEI的意识形态下,那些与这些不同种族在总体人口中所占比例不一致的行为,从定义上来说就是种族主义。”

这也许就是上帝之手,无人可以触碰的犹太族裔触碰了一个不可触碰的话题。如果DEI因此而停止走向极端,这场冲突对美国文化的意义甚至将大于大选。

哈佛校长盖伊在宾大校长辞职后,也因顶不住压力而辞职。在此之前,由74名国会议员致函理事会成员,要求哈佛大学校长盖伊辞职。民主党在哈以冲突中确实遇到了难题。妇女、黑人、学生、少数族裔包括穆斯林,还有犹太人都是民主党重要的支持者。但是在这场冲突中支持犹太人,就意味着要得罪穆斯林、年轻人和黑人。所以在74名发声抗议国会议员中,只有两名是民主党人。

作为肯尼迪家族的后代,小罗伯特·肯尼迪生就是一位民主党人。他的伯父著名的约翰·肯尼迪、他的父亲罗伯特·肯尼迪都死于暗杀。肯尼迪的家庭境遇,使他既受人尊重又受人同情。然而进入21世纪,政治现状和两党的变化都很大,肯尼迪秉持上个世纪民主党的理念,严厉批评今日的民主党。他指责民主党与华尔街和大财团走得太近,批评南部边境的混乱状况,抨击俄乌冲突中美国滥用纳税人的钱。总而言之,肯尼迪在当今的民主党内显得非常另类而不容于民主党,民主党阻止他注册参选,阻止他参加辩论。不得已,肯尼迪退出民主党,而作为第三方的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

肯尼迪的出现,注定会分走许多中间票。在大部分观点上,肯尼迪其实与特朗普相近,尤其是关于民众的经济生活和美国传统价值。他认为,美国梦的核心是如果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相较于特朗普,肯尼迪犀利而不失诚恳,为人正直,对美国抱有真诚的希望。他尤其在年轻人中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他说:“我向他们提供了过去两个总统任期内几乎失去的东西——对美国兑现其承诺和理想的希望。”

肯尼迪更多地应该会分走拜登的选票。从任何角度来说,今日拜登都不是、也不曾被认为会是一个理想的总统。直到如今,相当一部分人仍认为,拜登之所以当选,完全要怪罪于特朗普。正是因为讨厌特朗普,许多人才转而投票拜登。现在有一个第三方出现,理智而真诚,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肯尼迪在目前所获的民调基本维持在22%,这超过了曾经的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1992年,佩罗以19%的选票阻碍了老布什的连任。

2024大选:美国的特殊时刻

由于疫情的原因,在民主党的推进下,美国2020年大选加进了邮寄选票的方法,允许不方便亲自前去投票的选民采用邮寄的方式。这是应对疫情的临时办法。2020年以后,民主党试图把它永久化。民主党积极推行邮寄投票,更多是出于收割选票(Ballot Harvesting)的目的。民主党控制的区域一般人口密集,无论是动员选民去寄票,还是帮助选民填写选单,都非常容易;而共和党控制区则往往地广人稀,动员和帮助选民都很困难。民主党从大财团那儿获得的捐款额远远高于共和党,在财力上更加有能力进行投票动员。传统的、面对面的郊区和农村选民发现,他们的选票被来自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和大学城的大量可疑缺席选票稀释了。其不公平之处是那些真正关心选举并为之付出精力的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的重要性大不如以前。如果共和党不能解决民主党选票收割的问题,那么民意调查、历史趋势、经济问题、信息传递、选民热情、候选人质量、传统的投票努力、候选人辩论和选民说服力都不再重要,而选举也就失去了意义。当阿根廷、巴西这些南美国家都能做到当天投票当天产生结果,而美国这个有着上百年投票历史的国家却无法做到,这实在是有些荒唐。

从2016年起,人们开始无休无止地谈论特朗普,关于他的个性、为人、修养和政治理念。特朗普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政治家,尤其不是美国人所熟悉的那类政治家。他首先缺乏政治家所应呈现的那种高尚感。虽然高尚在今日世界已不再那么地为人所推崇,但选民们依然希望在政治家那里看到高尚的光环,因为这意味着担当和可信赖,意味一种朝向人类本能所知的高处发展的趋势。他更缺乏政治家所善长的妥协和协调能力,总是与别人发生冲突,稍有不满就贬低对手,将对手说得一无是处。任职总统四年以来,特朗普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和对手。

特朗普个性强大,全然不在意理念的高尚与否,他似乎是凭直觉去发现美国今日缺少什么,然后就去做纠正而不做他顾。特朗普的出现是应了这个时代的特殊要求:这个时代,党派之争高过理念的追求,观念的偏颇容不下真实的想法。

从某种程度来讲,民主党的一系列钳制措施成就了特朗普今日的人气高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由于特朗普支持的一些候选人表现不佳,其政治前景跌入低谷。他在华丽的海湖庄园发表了一场沮丧、低能量的参选演讲,没有现任国会议员出席,他自己的女儿也发表声明称不会参与竞选活动。共和党对特朗普的热情明显消减,包括一些曾经的追随者也在动摇。其时,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势头正猛。他年轻气盛,疫情期间的措施、对于边界问题的处理、对于学校教育理念的看法和做法,都深得共和党民心。许多人开始转向德桑蒂斯,包括马斯克也表示将支持德桑蒂斯。德桑蒂斯犹豫了一段时间,主要应该是出于对特朗普的顾虑。毕竟,德桑蒂斯在佛州的当选,极大程度归功于特朗普的支持。和特朗普竞争,在情理与道德层面有所不妥。德桑蒂斯犹豫了几个月,这让人们对他的热情下降。与此同时,民主党不断地在各个州级法院起诉特朗普,在特朗普的追随者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

犹如特朗普之前所遭遇的一样,民主党每对特朗普起诉一次,特朗普的民调就有所上升,而他用于诉讼的筹款也源源不断地增加着。不久,特朗普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成为共和党无可争议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上台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总是维持着某种默契和妥协,很少有政党会利用司法机制去钳制对手。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之时,曾立刻表示不再对希拉里的电邮门进行追究,他还对希拉里的坚韧和政治能力表示了赞赏。然而特朗普上台以后,这种惯例就此打破。特朗普两次遭遇弹劾,通俄门进行了三年而一无所获,卸任以后又遭FBI去其庄园进行搜查。2023年起,呈现出来的对特朗普90多个起诉,不仅是对法律的肆无忌惮,更是对国家秩序和民众的践踏。这种破坏是一个恶劣的开端,它将打开潘多拉之盒,并将两党甚至是整个国家都拖入一种无秩序、无责任感和无是非感的泥潭。

特朗普正在成为一种象征,代表了文明行进到某一阶段而产生的、几乎是无法化解的冲突,冲突的双方同样地具有崇高和善意,也同样地具有偏狭和邪恶,有点像是英国的保守主义传统和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冲突。这冲突在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出现了,在拉美的阿根廷和巴西出现了。人类崇高和悲凉的命运,则试图在这些冲突中寻求获救。

 

21世纪不断见证着美国历史上的各种特殊时刻。2024年总统大选的特殊性在于,它似乎已将美国推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自1861年内战以来的再次分裂。这个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纷争和矛盾,彰显了人性的弱点,彰显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偏见狭隘,也彰显了人类所能设想设计的所谓完美制度的局限性。

 

我们所见到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早已不是传统意义的党派。民主党在偏激的路上狂奔之时,共和党也赶走了温和的麦肯锡议长。不过冥冥之中,似乎总是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这力量大概来自人类自身,它在我们看不见也难以觉察之处,纠正着人类的失败和错误。

 

《Discourse》杂志的主编大卫·马西(David Masci)指出:历史告诉我们,选民有一种最终纠正错误的倾向。在平庸的富兰克林·皮尔斯和詹姆斯·布坎南两位总统任期之后,美国人民选出了亚伯拉罕·林肯。而水门事件之后政绩平平的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时代后面,罗纳德·里根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广受欢迎。

 

历史上每一种文明的发展,无论其多么地辉煌,都无一例外地、令人伤感地走向衰败。然而特奥多尔·蒙森在他的《罗马史》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希望,文明的尽头终会有一道曙光:“我们如今已站在罗马共和的尽头……我们已见它非由于外来的暴力而由于内部的腐败,在政治和道德上,在宗教和文学上陷于灭亡……晨光非到黑夜完全入侵以后不能复回。”让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人吧,总有一天,年轻人会从暗夜里走出,见到孕育着新生命的曙光。

达巍、包道格和葛莱仪分析台湾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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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月19日,香港全球化中心(Center for Globalization Hong Kong)举行了一个网上研讨会,邀请了三位中美关系专家讨论刚刚过去的台湾选举结果并分析了赖清德政府的两岸政策走向。本次研讨会由香港全球化中心主席、前凤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主持,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杰出学者包道格(Douglas Paal)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执行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参加了研讨会。

在研讨会中,包道格认为在今年的选举中,北京、台北和华盛顿三方都以各自的方式对选举保持了克制,从而造就了目前相对平稳的选举后形势。

包道格指出,北京没有像在往年的选举中,对台湾发表大量威胁性的表态,相反,北京在今年的选前保持相对低调的姿态。美国在选前则回归了传统的美国对台政策,即表明支持台湾的民主、支持维持现状,但不支持台独。在台湾方面,赖清德在竞选中也表示希望维持现状。所有这三方的做法,使得目前的台海局势没有因为选举而发生动荡,这对应对未来海峡两岸的局势也有所帮助。

包道格还认为,在从现在到赖清德就职期间(2024年5月20日),北京和台北需要更多的交流,双方可以寻找中间人进行传话,表达想法。美国可以作为这样一个中间人,帮助双方进行沟通,也可以在其中表达自己的看法。

包道格也提到了瑙鲁最近和台湾断交的新闻。在他的记忆中,瑙鲁在北京和台湾之间反复,似乎已经有四次了。包道格呼吁各方不要跟着媒体报道的节奏走;相反,他们应该朝着争取相安无事的方向跃进。

达巍预测,在一个中国原则上,预计赖清德不会有创造性的表述,不会做出北京所希望的表态。赢得选举的赖清德=应该也不会在就职典礼上发表挑衅北京的言论。赖清德自己也表示,会继续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达巍说,如果赖清德能够做到这一点,考虑到他长期的“台独”的背景,这已经不错了。

但是,达巍并不排除赖清德在竞选连任的时候,会继续发表一些挑衅的言论。此外,达巍表示,事实上,蔡英文政府在过去几年对“一中”原则发表了一系列挑衅性的言论,例如,去年10月,她在的《共识化分歧,团结守台湾》的讲话中,提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实际上是在宣扬“两国论”。

葛莱仪认为新一届台湾政府的对美以及海峡两岸政策会有连续性,不会和蔡英文政府的政策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赖清德不会主动挑起与北京的冲突,他希望保持台湾的民主,不希望军事冲突,” 葛莱仪说。

在演讲中,葛莱仪提出只有40%的台湾选民投了赖清德的票,而且民进党在立法院也不是第一大党,因此,即便赖清德本人希望改变现状,但他会受制于民意和立法院的制衡。

葛莱仪说,从目前来看,北京对台湾选举结果的回应在预期之内。总体上来说,比较低调。不过,葛莱仪也提到北京在行动上似乎对台湾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制”。第一个看点是诱使太平洋岛国瑙鲁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复交;第二个是北京有分析人士呼吁对台湾向大陆的出口实施贸易管控,呼吁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

葛莱仪希望北京关注赖清德的就职演讲,关注其作为总统的言行,而不是过去的言行。

葛莱仪指出,在未来四年,海峡两岸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但发生冲突的可能并不等于零。因此,双方还是需要努力,尤其在加强沟通方面。缺乏直接的沟通,容易造成误解甚至误判;缺乏沟通,也会导致目前两岸的紧张局势升级,。

葛莱仪说,在防止两岸军事冲突方面,美国有很多可以发挥的余地,威慑北京对台使用武力。美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联合起来,共同向北京施加压力,不要在台海使用武力。

此外,葛莱仪提到了上周彭博社的一篇文章,说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直接的经济损失可能在10万亿美元,也就是10%的全球GDP。去年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估计,如果大陆对台湾进行封锁,仅此一项就会造成两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损失。葛莱仪说,这些估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海峡两岸爆发军事冲突,会对世界造成巨大的影响。没有任何国家希望看到海峡两岸发生冲突。因此,北京和台北的首要任务是共同努力,避免潜在的军事冲突。

特朗普如再上台  这份报告或是他的对华政策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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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刚刚结束的共和党艾奥瓦党团选举中,特朗普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把第二名远远地抛在后面。很多分析家认为这预示着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竞选总统的势头可能“不可阻挡”。如果特朗普再次重返白宫,他的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会推出哪些政策呢?曾经为特朗普2016年当选后提供政策建议和人事安排的智库传统基金会去年3月重磅发布了一份题为《赢得冷战:对抗中国的计划》(Winning the New Cold War: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点击这里查看报告英文全文)的报告,其中一位作者是前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百年马拉松》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虽然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会在对华政策上延续之前的强硬路线,但这份报告详细阐述了这批对华鹰派在新一届政府中认为必须实施的对华政策。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这份报告可能是他们的对华政策蓝本。《中美印象》翻译了该报告的概况部分,以飨读者。】

概述: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赢得新冷战》(Winning the New Cold War)描述了确保美国未来全球领导地位的目标、途径和手段,以及如何应对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为了取得成功,该计划需要美国有真正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大的政治意愿、更强大的外部伙伴关系、同步的经济和安全政策、有弹性的供应链和边界安全、充分的军事威慑以及美国的能源独立。该计划还需要整个美国社会的支持。为了实施举国战略,美国政府必须让从普通百姓到华尔街的美国公众和商界了解CCP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的程度。

重要观点:

  • PRC是美国的对手,两国正卷入一场新冷战。
  • 美国对中国这一比苏联更有实力的对手实行长达数十年的接触战略已经让美国人民和经济变得很脆弱。
  • 捍卫美国国家及其繁荣并削弱中国伤害美国的能力需要采取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法。

摘要:

赢得新冷战:对抗中国的计划

传统基金会的《赢得新冷战:对抗中国的计划》为美国政府、商界和民间社会提供了全面的政策议程,以确保美国繁荣的未来,同时应对自苏联崩溃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

该计划旨在援引冷战遗产。尽管美国官员一直不愿意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与中国的竞争,但他们的担忧忽视了一个简单的现实:中国很早以前就对美国采取了冷战战略。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 2023年在国会新成立的众议院“美国与CCP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说:“多年来,CCP一直在暗中对我们发动一场新的冷战,但一再强调我们并不寻求一场新的冷战,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为了赢得新冷战,该计划要求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拥有更坚定的政治意愿、更强大的外部伙伴关系、安全的边界、同步的经济和安全政策、有弹性的供应链和边境安全、增强的军事威慑和美国的能源独立。该计划阐明了捍卫国家、保护美国繁荣、削弱中国伤害美国并追究其责任的能力、重新调整美国防御态势以及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所需的步骤。

最后,该计划还揭露了CCP对美国的侵略策略,号召美国社会各阶层,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美国人民以及美国的海外盟友和伙伴,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赢得新冷战:对抗中国的方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描述了该计划提出这些建议的理由,审视了中美新冷战的现状,权衡了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报告指出,在20大之后,CCP在海外采取更多侵略行为和在国内采取更多高压行动的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

第二部分是该计划的核心,该部分描述了PRC对美国的侵略策略,并提出了美国在数十条战线上的政策回应:从禁止CCP游说者到武装台湾,从加强核威慑到扩大出口管制,解决中国在芬太尼危机中的角色,终止PRC警察在美国的非法行动。

第三部分总结了第二部分的关键行动项目,并为美国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提供了各种建议。报告说,与PRC这样强大的对手抗衡,需要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联邦机构和执法部门、州和地方政府、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协调。最重要的是,该计划的正确实施需要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这样才能够有效落实总统的愿景。

主要建议:

为了保护美国本土,美国必须:

  • 停止PRC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恶毒活动。行政部门应在联邦层面禁止所有由PRC主办的孔子学院,以及美国机构与隶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或其他安全和情报机构的中国实体之间的所有合作。对学生签证申请人进行背景调查的美国国务院应拒绝PRC和其他美国敌对国家的公民参与国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
  • 打击PRC警察在美国的非法行动。司法部应恢复“中国倡议”,立即制止PRC警察在美国的非法行动。应确保这些主要针对华裔美国人和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行动成为新的“中国计划”的重点。
  • 禁止危险的PRC应用程序。根据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力,国会应指示CFIUS持续审查所有中国移动应用公司的活动并推荐特定应用程序以国家安全为由予以禁止。TikTok 应立即在美国被禁止。
  • 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必须参与对PRC的“围剿”。州政府必须阻止中国公司获得建设关键基础设施的合同,抵制购买可能构成间谍或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产品和技术,限制和遏制中国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的邪恶活动,鼓励公共资金(特别是养老基金)从有问题的中国实体撤资,防止中国代理人购买关键基础设施或战略农田附近的敏感土地或财产,识别并制止中国代理人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游说。
  • 防止恶意土地使用。国会应要求美国农业部参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敌对国家土地购买行为的程序。国土安全部应确定在军事设施附近因土地购买而受影响的关键基础设施。
  • 取缔CCP游说者的游说资格。国会应禁止PRC政府代理人进行游说,并通过立法,要求代表PRC政府控制公司的游说者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国会还应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外国代理人代表这些公司或中国政府游说美国国家或次国家政府实体的代表或代理人。
  • 确保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为了遏制原产于中国的芬太尼流入美国并确保美国的主权边界安全,国会必须为边境和移民执法提供充分资金,并堵住该体系中长期被毒枭和非法贩运者利用的漏洞。
  • 解决中国在美国毒品危机中的角色。美国应制裁中国、墨西哥和美国境内参与贩运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的个人和实体,并严格执行制裁制度。
  • 禁止进口和销售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国会应在下一个《国防授权法案》中重新加入阻止联邦政府采购中国无人机的措辞,并将其签署成为法律。在期待立法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白宫应通过行政命令实施禁止联邦政府购买和使用中国无人机的禁令。
  • 保护美国免受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威胁。国会应任命一个有安全许可、非政府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评估来自中国的与军事相关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威胁。中央情报局最近成立的中国任务中心和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应该解决生物技术威胁,以便综合关注并解决来自双重用途的生命科学威胁工作。

卡特中心联合主办“建设绿色、数字和包容的21世纪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文2024年1月17日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首发,作者是杨涵钦 和张禹珩。

1月11-12日,由奥地利中国数据分析与研究中心(CDA)、中国科学院大学、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以及卡特中心联合举办的以“Building the Green, Digital and Inclusive City of the 21st Century”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端举办。会议围绕城市中区域资源与全球资源利用、城市规划中资源的持续再生、海平面上升对大都市的影响、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未来城市可持续交通、通过包容性对话应对气候变化、数字化在城市问题解决中的作用等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建设绿色、数字化和包容性城市提供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

1月11日的会议由CDA主席Alexander G. WELZL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洪永淼共同主持,多位嘉宾受邀交流分享了研究成果。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环境与发展司可持续城市发展科科长Curt GARRIGAN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城市发展是气候行动的焦点,强调通过国家与地方的合作、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强财政支持等方法提升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主任Linxiu ZHANG着重探讨了城市化与农业食品系统的相互关系,基于团队的实证研究提出了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协调解决方案。

美国环境保护基金北京代表处能源与自然部主任Ji GAO分享了中国黄河流域城市在清洁能源转型和碳减排方面的贡献,提出未来可继续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碳减排监测和评估机制,制定因地制宜的脱碳途径,加强城市的包容性发展。

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主席Li ZHU和主席助理Steivan DEFILLA介绍了APSEC和APEC可持续城市合作网络在推动绿色、数字化和包容性城市方面的工作及其模型框架,包括制定匹配城市规模的灾害应对策略,协调土地规划生产可再生能源等相关项目和成果。

Green Legacy GmbH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Enrique NACIF主要讨论了气候变化和城市热岛效应及其解决策略,提出需要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并介绍了水肥存储颗粒、垂直绿化技术及其原理和挑战。

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后研究员Alexander TRAUTH-GOIK介绍了在中国城市和农村推动环境保护的行动。城市通过加强管理、改善法规、美化环境等方式促进居民参与环保,农村采用乡村治理积分制进行管理。

欧洲森林研究所(EFI)所长Robert MAVSAR认为,我们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循环生物经济来缓解气候变化并提升居民福祉,强调了绿色空间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城市中的整合和管理。

丹麦哥本哈根可持续发展研究负责人兼世邦魏理仕丹麦分公司研究与数据智能主管Dragana MARINA分析了欧洲实现可持续建筑环境的最佳实践案例,强调了气候变化对商业房地产的影响,商业房地产中可持续性的重要性等。

乔治布什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avid J. FIRESTEIN进行了第一天的会议总结和闭幕致辞,强调了跨国合作对于解决城市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必要性。

1月12日,会议继续进行,由CDA主席Alexander G. WELZL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吕萍共同主持。

欧盟驻华代表团科技处政策官员Vojko Bratina带来了题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城市化是中欧科技关系的一部分”的报告。报告从中欧科技关系近二十余年的演化历史开始,介绍了中欧在气候、环境等方面的紧密关系,列举了多项中欧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城市化等领域密切合作的案例,体现了中欧科技关系中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城市化的重要地位。

世邦魏理仕中国区科技解决方案与可持续发展部总监Gary Li带来题为“中国绿色房地产解决方案——碳足迹减排”的报告。报告由降碳减排是中国未来四十年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入手,引出了城市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阵地、房地产是碳排放的重要行业,通过介绍绿色转型中的各项投资机遇以及诸如可再生能源替代、供应链减碳等实践案例指出绿色房地产的良好发展前景。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执行院长潘庆中教授带来了题为“可持续发展、大数据与中西方合作共创未来”的报告。报告以电脑数据储存技术在过去近五十年的发展为例,讲述了科技在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并引出了大数据与数字经济的概念;随后讲述了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而得到最大改变的三样事物:AI、云储存与计算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而说明了大数据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然后以建设我国贵州省的大数据中心以及宁夏省的大型太阳能发电系统为例,介绍了大数据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欧洲气候基金会执行主任Morgan DESPRÉ������S带来了题为“城市基础设施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和风险管理投资——促进大型城市群的绿色转型”的报告。报告首先引出城市虽然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但也是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保护问题的主要原因的观点,进而提出当今主要挑战是为具有气候复原力的基础设施筹集资金,并确保公平和包容的项目管理,以实现公正的过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Alyana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Henry Tillman带来了题为“BRI Mach2:卓越的技术、更快更深入的部署”的报告。报告以欧亚铁路为例,介绍了更深入部署的含义与意义,并以中国NEVs的成功市场实践为例介绍了卓越技术的意义与发展前景。

纽约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Winston Ma进行了题为“绿色、数字和包容性城市的金融市场条件——主权财富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的作用”的报告。报告指出主权投资者已成为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提出小城市已逐渐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新阵地,提出了数字基础设施与能源转换的发展蓝图。

中国银行美国分行执行副总裁Xiaojun (Dennis) HUANG带来题为“21世纪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国银行(美国)实践中的战略、业绩和承诺”的报告。报告主要介绍了何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金融、中美关于绿色未来的多项合作,以及中国银行在这些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实践经验。

欧洲投资银行副总裁Teresa CZERWINSKA带来题为“作为欧盟气候银行的欧洲投资银行——为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未来提供创新融资”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欧洲投资银行在气候金融以及环境保护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指出气候金融、投资在近年来规模逐渐增大,并将在未来持续加大规模,同时也指出绿色金融将在未来为能源安全作出贡献。

奥斯汀市前市长Stephen I. ADLER带来题为“在与公民的代际和包容性对话中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经验教训”的报告。报告指出了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主角作用,提出了作为一座城市代表的市长对于城市发展的引导作用,并通过几个亲身经历的案例阐述了以与市民对话为形式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所收获的启示。

苏世民学者Emilly FAN进行了题为“年轻人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来自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最新证据”的报告。报告指出了年轻人对于塑造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关键作用,介绍了全球青年参与气候变化活动的积极现状,提出了例如拓宽年轻人参与气候变化工作的平台、弥补教育差距、促进务实的伙伴关系等发展建议。

最后,卡特中心的Barbara Smith和美国总统国家气候顾问、白宫气候政策办公室主任Ali Zaidi进行了大会总结发言,持续两天的会议至此圆满结束。

中美大使在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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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1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45周年。1月9日,近200人聚集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参与由卡特中心、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研讨会。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先后通过视频发表讲话。点击此处阅读谢峰大使的演讲全文,点击此处观看伯恩斯大使的英文演讲视频。本文概述了两位大使演讲的关键信息,以帮助读者对比中美双方在外交议程中的优先事项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态度。

 

两位大使开篇都向45年前邓小平先生和卡特总统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的勇气表达了致敬和赞扬,称两国可以从建交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和进行反思。谢峰说,“回顾这45年,最根本的经验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唯一正确的相处之道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两人都表示习近平和拜登去年在旧金山的会晤是中美关系在疫情后重要的重启,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们都认为“旧金山愿景”是中美关系未来的目标。

  1. 竞争

在谈到中美竞争时,两位大使都强调要摒弃冷战思维,拒绝恶行的零和博弈。谢峰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走和平道路,没有挑战或者取代美国的计划”。世界容的下中美两国各自发展,不必把对方当成需要遏制和打压的最大竞争对手。同时,中美两国注定会存在分歧和竞争,但那应该是良性的,而不是作为阻碍别国发展的借口。

伯恩斯也说,“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非常真实和重要的竞争性分歧,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能够在最高级别上继续进行讨论”。美国希望和中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所以持续的交流和接触是避免冲突的必要条件。

  1. 重点问题

谢峰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中方的红线。中国政府对于“台独”分子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遵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台独”,和中国一起维护台海和平。伯恩斯没有直接提到台湾问题,但表示两国军队去年在南海、东海和台海都有许多近距离接触。在这个问题上,军方的持续沟通非常重要。

伯恩斯还强调美国会坚决维护自己和印太地区盟友在军事、商业和人权方面的利益。当中方继续像在南海一样违反国际条约时,美国将会坚决反对。拜登政府也非常关注在新疆,西藏、香港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问题。最后,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将不会取消对半导体和其他高精科技出口的禁令。同时,美方希望中方能为美国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平等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1. 合作

伯恩斯和谢峰都谈到了在旧金山会晤上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和之后合作的进展。首先,在关于芬太尼化学原料的管控上,中方正在持续推进治理行动,双方也在商谈成立禁毒合作工作组。其次,两国军方高层的沟通得以重启,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了视频通话。第三,两国开始商讨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和管控的对话和合作。第四,两方都希望加强人文交流,鼓励更多美国留学生前往中国。谢峰提到,中方将在未来五年内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年来华参加交流和学习项目,并希望美方停止盘查和遣返中国留学生。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食品供应链,以及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上,中美也应该加强合作。

最后,两位大使再次对邓小平先生和卡特总统对中美关系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希望卡特中心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能够继续积极推进中美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廖信忠: 不管未来走向何方,我们依然血浓于水

本文作者廖信忠,1977年出生于台湾,现居大陆,著有《我们台湾这些年》、《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等书籍。本文2024年1月14日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ID:zhexuezhilu)”发布。

读书时候,有个老师曾经说过,你们不要以为全中国的历史都是一样的,山西就没有经历过南宋。突然意识到自己脑海里存在着的历史“惯性认知”有多么根深蒂固。读历史好多年,却没有意识到地区历史的差异性。

就像这篇文章里讲的道理,我们太习惯于自己的历史叙事,而常常会忽略掉台湾自己的历史。如果你还相信历史与当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请你好好看下这篇几年前讨论台湾历史记忆的文章。尊重它,你需要了解它的历史。

抗战胜利70周年,北京举办大阅兵;国军方面,也举办多场军力展示及小规模阅兵;北京邀请抗战老兵参加阅兵,国军也要颁抗战纪念勋章给老兵,不限在台湾大陆都可申请;北京说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军说自己打了数场大规模惨烈战役。

小时候家楼下有位独臂老头,我那时候只知道那是以前空袭时被炸断的,有次我很不识相地问:“是日本人炸的喔?”我记得他只是默默笑,什么都没说,我心里想,日本人太可恶了,空袭台湾。

有一天,学校教到“日据时代”,我脑子突然“轰!”一声,对啊!日据时代,台湾是日本的土地日本人干嘛空袭台湾;接著,对我来说更残忍的事实是,空袭台湾是美国人干的,可是,美国在抗战时不是我们的盟友吗?为什么要空袭台湾?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二战末期,日本跟台湾一样是几乎天天被美国轰炸机空袭。原来老人说以前躲空袭不是躲日本飞机,而是躲美国飞机,啥!竟然连国军都空袭过台湾,我知道这些事后,心里异常痛苦,沮丧了好一阵子。

两岸政府在抗战70周年的议题上互争话语权。而台湾社会上,有一群人却在纪念台北大空袭70周年,那场空袭中有3000人死亡。

一次抗战胜利纪念,不同地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族群浮现了不同的记忆。

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与大陆就走上两条不同的路,渐行渐远。清政府在北方打输了甲午战争,结果在东南边本来八竿子不相干的小岛台湾命运就此改变,当清政府决定割让台湾,对台湾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弃子命运。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五十年,半个世纪,好几代人,对台湾的影响肯定无法抹去。

台湾做为日本“南进基地”,日本在掠夺台湾资源之余,也不遗余力得建设台湾;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接连打败中国俄国,挤身帝国主义列强,台湾做为日本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当时欧洲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都在看日本的能耐。日本也有不服输的理由:台湾成为日本许多新技术实验的地方,什么新的方法经常是先拿到台湾试一试;没有人能否认,台湾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就是在日据时代完成。

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同时,大陆发生哪些事: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国民革命、北伐、中原大战、对日抗战。战争接着战争,似乎是永无止尽的战争,战乱烟硝几十年没停过,相较之下,除了太平洋战争末期经常遭空袭外,台湾人过着较和平的日子,台湾人过着自己的日子,基本不关心大陆发生什么事。

我又发现另一件让我震惊的事,当时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1931年到1938年,也就是918事变的那一年,到对日抗战的隔年,在台北设有总领事馆。揭开这些以前我不知道的历史时,年纪还不大的我感到混乱,我如饥似渴想去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当时中国人要到“日本国台北州”需要办签证,台湾人到大陆,也要向台北中国领事馆办签证;每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台北总领事馆举办双十酒会,请在台北的各国使节及侨民参加,日本总督府也会派人祝贺;直到1938年,总领事馆因撤侨事宜与日本总督府不断交涉,最后租了第三国轮船撤侨,降旗,闭馆。

为什么?这种疑问在我心中越来越大,台湾人在那些年到底是哪里人?这让我彻底混乱在精神方面,日本殖民者首要的当然是抹去台湾人脑子里自认是中国人的观念。

19世纪末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后来的东京市长,认为台湾人拥有中国人的一切陋习,他总结成三样:怕死、爱钱、好面子,其实就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后藤新平说:“粗野幼稚的当地人民无法理解民权思想,日本国内的文明刑法、民法在台湾不能通用。所以,在台湾以实施建立在‘当地传统习惯’基础上的法制为宜”。一方面,用严厉的法制来治理台湾,一方面又利用“怕死、爱钱、好面子”的特性,常常给予一些小恩小惠。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意图,都是要把台湾人在精神上改造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样。

来台湾的日本人,除了官僚、军人,还有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在1920年的台北街头,甚至有日籍的人力车夫,如果你到台湾东部花莲,还可以找到当年的移民开拓村。经历过被割让易主的那代人,逐渐老去没力再做反抗,新一代的台湾人,在日本教育、日本邻居、日本老师、日本警察、日本同事、日本政府的相对和环境下成长起来,对祖国大陆的概念日渐模糊。

日本人为台湾带来“质”的改变,至于精神思想方面,日本人认为台湾人是殖民地人民,如果吸收太多先进思潮,民智大开则不利于管理;所以你会看到,就算是高等教育,日本人也只让台湾人读理工医类,不太允许台湾人读政法科,在“纯种”日本人面前,台湾人毕竟是“二等国民”,日子尽管要过,社会当然也越来越进步,毕竟过得憋屈。

李登辉曾说“70年前,日本和台湾「同为一国」”,也是说出了事实,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确没有参加对日抗战,可是台湾人有抗日,尽管半世纪来这块岛上不同族群都曾有反抗,或武或文,但都不成气候,后继无力,很快就被捻平;但有很多热血的年轻知识分子,心向祖国,他们想办尽办法到中国留学,对日抗战爆发后,他们参军,参加游击队,甚至还参与了共产革命。

这就产生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样是日本殖民地,为什么战后几十年台湾的反日情绪就不如韩国来得高,甚至有些”亲日”?

还有一件事,台湾人前一刻还在听天皇的玉音放送痛哭流涕,下一刻忽然就意识到自己才是胜利的那一方,欢欣鼓舞得迎接祖国来接收。

我经常在思考两个问题:其一,如果1895割让的不是台湾,假如是山东、或许是江浙、福建,这些地方的居民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对日本会有什么看法?现在一般大陆批评台湾“亲日”、“媚日”的声音,会不会同样用在形容这些地方上。

其二,台湾从1895年后就不太知道大陆发生些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也不知道什么是国共斗争,突然之间就被卷进了内战,如果当年接收台湾的是一“完整”的中国,而不是马上进入内战的中国,现在这些难解的问题是不是都不会存在。

国军来台,台湾人倒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欢迎,但很遗憾的,当时台湾人很快得对国府来台接受者失望:比如说,看到跟乞丐一样的国军;看到贪污无能的官僚等等,对比站在一旁的受降缴械日军,对以前日本人的严谨,那是一种多大的心理落差。

国府接收台湾后不久,社会就很明显的退步。很多人认为,日本人掠夺台湾资源,但还懂得永续经营来投资;但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态度却是杀鸡取卵,把台湾的资源通通送到大陆去支援内战,这导致了金融混乱与物价飞涨。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国府人员的行为及素质百姓都看在眼里,远远比不上以前日本人,一句当时的流行语“狗去猪来”:日本狗,中国猪,狗还会看家,猪只是吃、拉、睡,大官大贪污,小官小贪污。那种失落感有多大?

而来台的大陆人士,见到台湾社会又是什么感觉呢?大陆刚打完抗战,把有血海深仇的侵略者日本人打跑了,结果一来台湾,见到处处日本味,当然会觉得不顺眼,进而便会产生排斥而看不起,批评台湾人都受到“奴化”、是“皇民”……

这些形容词有没有很熟悉?日本人统治台湾之初也称台湾人为“清国奴”,现在好不容易回到祖国怀抱,竟然又同样被自己人祖国同胞称为“奴”。

日据五十年,台湾一方面受殖民政权的压迫,一方面祖国又认为台湾实质是日本领土,得不到祖国大陆的支持,在殖民主与祖国间同遭歧视与排挤。曾被《亚洲周刊》列为中文小说百强第23名,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就是在讲这些事:一位日据时代的台湾知识份子一心向往祖国,他在日本饱受欺压,好不容易等到光复,到大陆后又不被认为是中国人而受到歧视误解,历经一连串打击,后来他慢慢认知错乱,最后发疯悲剧收场。

你以为“亚细亚的孤儿”是罗大佑唱的那首歌,指泰北孤军吗?不是,那是指台湾。统治管理台湾这块土地的政权来来去去,西班牙人来了,荷兰人来了,明郑来了,清朝来了,日本人来了,最后国民党来了;你说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自己有选择权吗?不管谁来,咬着牙还不是要生活下去。

有人说,最有资格自称“台湾人”的,是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我问了一个原住民朋友“1945年对你们来说代表些什么”,他开玩笑回答“又被殖民一次”。

“台湾人受日本人奴化深”的观念在当时大陆来台人士眼里是种主流,你会看到包括后来228事件,全面爆发冲突后,官方仍以此为理由来解释事变发生的主因。

被认为是“台独教父”的彭明敏,在他的自传《自由的滋味》里,提到他的知识分子父亲,在228事件后的痛苦「父亲….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像彭明敏的父亲,经历过五十年前台湾被割让那代人,见到前二十年各地起义反抗日本,有国仇家恨的那批人,都有这种情绪,更别说这五十年间出生“想像”祖国的那批人,可以说,国民党亲自摧毁了即使在日本统治之下,心还向往祖国的那批知识有影响力台籍知识份子。

1949年,国民党带了150万人到台湾,这个本来只有600万人的小岛,一下增加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台湾成了“复兴基地”、“反共的跳板”,从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切为反攻大陆作准备。

尽管在军事上蒋介石相当依赖前日本军官团组成的“白团”,在地缘政治上也与同为东亚岛链的日本走得亲近,但在教育方面,国民党在台湾实施与政治相结合的教育相当成功,一方面诉求反攻,另方面讲求仇日,以致于很长一段时间,日据五十年这段历史不存在台湾史当中,台湾从刘铭传建省、《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之后就消失了,然后下次出现,就是台湾光复,中间五十年,台湾在干嘛?像我这样的70年代生人,以为也在革命北伐抗战,等于将发生在大陆的这五十年间历史,直接移植到台湾五十年一样。

前不久我去听了一场座谈会,有位老人谈他们在敌占区下某县城的生活,他说得挺平淡,他们家经营油行,有一天日本人突然来了,可是依然是每天早上开店,黄昏关店,有时到他地进货,翻过几座山要防土匪,过年依然吃年夜饭放鞭炮,除了出入城门要被日本兵检查外,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这时就有一中年男子跳起来破口大骂“汉奸走狗”,言下之意,就是你为什么你苟且偷生?为什么没有起来反抗?为什么你没有跟着逃到大后方?

也许敌占下的生活被认为政治不正确,并不光彩所以避而不提,在大陆,对抗战的历史研究,经常也都是在战场,在大后方,在敌后作战上,却很少听说过敌占之下人民生活状态,也许敌占区太大,每个地方的经验都不同,可是不能否认,即使受到再大的压迫,再大的苦难,即使苟延残喘,“生活”也是存在。

战后新一代的台湾人对中国历史记得清清楚楚,却不知道那五十年间自己的家乡发生些什么事,他们知道黄河长江流经的省份,却排不出台湾由北到南的县市;他们跟著唱《长城谣》歌颂关外,可是不会唱母语的民谣。

台湾跟大陆这一百多年来,实质有联系的只有1945到1949这短短四年间,绝大多数的民众根本不足以了解大陆是什么,这扇门就关上了。等到40年后这扇门又重新慢慢开启时,台湾人因为长期反攻大陆政治教育及宣传的影响,已经带着另一种有色角度好奇来看大陆。

我意并不在重述一次那些所谓台湾“悲情”的历史,事实上,台湾人一大问题就是太常沉溺在自己所谓的悲情历史当中,用太多感动自我的悲情往事作为排拒他群体的理由,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能理解台湾人的想法。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种悲情真不算什么,任何时代,任何族群,群体,大到一个民族,都有类似的苦难历史与记忆,不仅台湾有,久远一点,以前犹太人有,近一点巴尔干诸民族也有,在亚洲,韩国的“苦海深仇”广为人知,大陆也有“百年国耻”颠沛流离的记忆,就算是发起战争的侵略者日本,被丢了两颗原子弹后到现在也有“被害者意识”,即使到了科技发达卫星已能飞出太阳系的现在,这样的“民族悲情”仍然不断持续发生,比如现在的非洲,现在的库德族。

但我不太爱提所谓“历史长河”、“历史巨轮”,因为“个人”的微小呐喊总在这些后人看做“风云”的豪迈叙事中被碾压,风一吹,烟消云灭,尽管这些“悲情”都是历史上微不足道的一部份,真的不算什么,可是没有人会愿意活那悲情的当下,因为不幸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会被“碾压”的那群人。

普法战争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发表过一篇名为《何谓民族》的知名演说「共同的苦难比起欢愉更能团结人民,对民族记忆来说,悲愤比胜利更有价值」。

比悲情更可悲的是,明明大家都有类似的悲情,却又无法包容他者的悲情,假装不存在:犹太人亡国后远离他乡,千年来遭受歧视,遭有计划屠杀,本该是最能理解亡国之苦;复国之后,却同样迫害巴勒斯坦人,将他们赶出家园。上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不同的国家民族都能泪声俱下述说自己的悲情,不管你听那一方说,都很有道理都值得同情,他们彼此却又同样的手段去屠杀非我族类,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悲情并不意味著不同族群的人类可以相互理解,有时候反而变成族群间的零和。

台湾意识强的人经常高喊“台湾人出头天”,同样的,大陆也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看似历史脉络不同,却殊途同归,背后都是一连串苦难、屈辱的历史条件所搭建而成的情感结构,台湾被割让出去后无法切身体会什么是“百年国耻”,从自身的立场只知道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来来去去,沉溺在自己的悲情里;而大陆自然也难理解,为什么台湾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冷感,那是因为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历史原因,慢慢培养出对“政权”的不信任,转而对自由的追求,对多元化的守护。

如果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很遗憾,过去一百多年来,两岸并没有很多可以一同想像的载体。

回顾台湾历史,早期开拓移民,漳州人泉州人械斗不停,他们面对粤籍客家人时,才意识到自己是闽籍;闽粤移民遇到原住民时,才意识到自己是汉人;待日本占领台湾,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间,台湾人又意识到他们与日本本土人的不同;台湾光复国民党来接受台湾以后,让许多台湾人彻底失望,宁愿相信以前日本人做得更好;1949年外省移民大量来台,台湾人与外省人,从一开始冲突不断,经过了几十年,在这风雨飘摇的小岛上共同渡过不知多少外部而来的危机,大家都一样苦哈哈,待第二代,第三代人出生,省籍情结越来越淡。

你会发现,从1895到1945,半个世纪,从1949到现在,又是半个世纪多一些,每半个世纪都会两三代人出生,不管什么时代出生的人,历史都在他们所思所想当中留下烙印,并且凝聚形成了共同的历史经验,要建构共同的历史记忆,这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每次是个漫长的建构过程。

两岸过去一百多年来没有共同的历史经验,这并不代表未来不会有。幸运的是,这个时代是两岸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代,会有新的一代年轻人起来,他们没有太多的历史恩怨包袱,没有太多的意识型态,相较上一代,也更讲求个人主义。

在习惯于集体叙事下,“个人主义”经常被认为是自私、离经叛道,这种观点却忽略另一很重要的面向,毕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讲求“个人”不仅是诉求自己的观点,更进一步,也需要学习尊重不同的个体的想法,才能释放解压在“集体”中被压制的潜在矛盾;“个人”并不只是站在自己立场,更大的意义是,人终于有了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选择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

台湾各族群间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生活”,政权再怎么更迭,政治再怎么纷乱,即使在悲情之下也要苟延残喘得生活下去,同样的,两岸在价值观、意识型态上差得太多,讲几句话不投机就吵了起来,可是大家都在生活,撇开政治这些上层建筑的事,你却能在那些最柴米油盐,最俗气的事中找到共鸣。

今年过年回台湾,我妹妹全家从美国回来,我看到我四岁小姪在那噫噫呀呀唱歌跳舞,我听了好几次才听清楚他在唱些啥:小苹果!我大惊问我妹,你们住美国他怎么会唱小苹果?我妹理所当然说,他们幼儿园同学很多都大陆去的,全家都在听小苹果,他听久了自然就也会唱。

过去台湾人对大陆传过来的事,总是小心翼翼,电视中出现了大陆用语,这是文化统战!广告中出现简体字,这是文化入侵!对大陆文化娱乐领域的事物,充满戒心,可是一曲“小苹果”,几乎是一夕之间,占领了台湾的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唱都在跳,台湾人对这么欢乐的歌曲毫无架招之力。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前各种文化交流团没做到,宋祖英、谭晶等人来台湾演唱没做到,什么四野后代合唱团来台演唱更成了笑柄,宏大的家国民族深情号召没起什么作用,反而最让人看不上眼,登不上大雅之堂最俗气的“小苹果”不费吹嘘之力就做到了。

越是生活的事越能引起共鸣,如果几十年后,我们回忆起这几年,我们会说“那一年我也在唱小苹果”、“那一年我也在看《兰陵王》和《甄嬛传》甄”,甚至心照不宣会心一笑说“那年除夕我也在等陈冠希的片子”,有这些共同的生活经验,那么,属于两岸新一代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就慢慢被建构起来了。

我们都太沉溺在自己的历史情绪当中,以致于忽略了对方也有苦难历程。跨越不同历史记忆的「大倾听」时代,「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受苦故事,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战争经验,两岸有不同的历史记忆,这些都值得尊重,需要放下成见来倾听彼此,只有倾听,我们开始学着宽容,并且走向和解;过去我们都太习惯于宏大的叙事,有时反而成为互不兼容的情感框架,而只有我们承认“生活”,真正懂得尊重柴米油盐,从这出发,才会慢慢开始有共同的新故事。

如果21世纪真的是中国人的世纪,那并不仅是军力有多強,经济实力有多大,全世界都怕我们,我更盼望是倾听,包容及和解,成为一个典范,鼓舞世界上其他还在遭受苦难的人们与民族。

不管未来走向何方,我们依然血浓于水。

吴心伯一行出席卡特中心主办的“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论坛”

本文2024年1月16日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发布。

2024年1月9-10日,由美国卡特中心主办,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协办,“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论坛”(Forum in Honor of Jimmy Carter & The 45thAnniversary of US-China Relations)在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副主任信强教授和宋国友教授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本次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活动得到了中美双方的高度重视,中国驻美大使谢锋、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国会众议员JudyChu分别发表视频讲话致辞,中国驻美公使井泉出席会议。来自中国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协会、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100余位中美官员、专家学者和商界精英参加了此次会议,围绕中美政治、外交、安全、科技、金融、经贸、教育与人文交流、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了热烈且深入的讨论。

会议期间,吴心伯教授首先于9日在“中美关系中的政治与军事安全”环节作主题发言,随后于10日做大会主题发言,并在“恢复中美学术交流”环节作主题发言,宋国友教授和信强教授分别在中美贸易、供应链稳定和台湾问题等环节做发言。

苏起教授出版新书《美中对抗下的台湾选择》

编者按:本文2024年1月16日由台湾联合新闻网发布,作者是刘宛琳。苏起是中国国民党中评会主席团主席,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他1971年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1975年获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及苏联研究硕士学位。2008年5月出任“国安会”秘书长。

2024大选落幕,国安会前祕书长苏起即将在19日推出由天下文化出版的新书「美中对抗下的台湾选择」。据了解,为了不要引起选举期间美中台的敏感话题,苏起刻意在选后才举办新书发表会。该书除了提及苏起与两岸的机缘外,其中3章以「台湾沉沦的起点、逗点、终点」为题,分析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及现任总统蔡英文;内容囊括过去与现在的美中台情势,最后一章也谈到台湾未来的9个剧本。

「这是一本非常难写的书」,苏起在序中开门见山地这麼说。他表示,自己从动念到动笔,停停写写好多年,就怕掛一漏万,失之偏颇,但最后仍决定放下犹豫,给历史留下一个记录,不管对错,不顾人情。

苏起表示,在台湾沉沦的章节中,起点是1997年李登辉的突袭修宪,让中华民国总统变成有权无责的「民选国王」,再加上九四修宪通过的「相对多数选制」,政坛菁英从此以争权夺利为志业。而陈水扁进一步把「民选国王」的威力发挥到淋漓尽致,以致他自己与整个台湾都向下沉沦。

苏起指出,马英九原具最好的内外条件,可以让台湾振衰起敝,但他的政策虽然正确,却因个性及领导作风过於保守,加上台湾社会在两岸和缓后產生虚幻的安全感,以致8年政绩并未深入人心。

苏起也分析,蔡英文在战术上是历来最成功的总统,她让国际看到「白雪公主」,而国内实际却是十足的「女王」;但她对「两国论」的坚持,及一面倒向美国并全力配合「抗中」的大战略,却把台湾玩进美中竞争的风暴圈裡,变成「两隻狗抢的骨头」。

该书还提及世界出现10个巨大的「突然」:一,100年没影子的疫情横扫全球;二,70年不见的欧洲人互打及白种人互打突然出现;叁、40年没发生的美中对抗突然发生;四,美国国力与全球领导力从来不曾这麼衰弱;五,美中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时由鹰派当家,皆无妥协意愿。

六,美中的台海军力对比从来没这麼向中共倾斜;七,大陆内部对台思想、力量、意志从来没像现在这麼集中;八,海峡两岸的对抗很久没这麼清晰尖锐;九,美中沟通从未如此低迷;十,两岸官方沟通很久没有如此清零。苏起说,上述十点过去能同时出现一、两点都十分罕见,今天却全部到位,而且被多方人士概称为「百年未见的巨变」。

在最后一章「台湾未来可能的九个剧本」,苏起表示,其中不动武的四个是「现状常态化」、「两岸政治对话」、「美中谈判」,及两岸合意统一的「苏格兰化」;动武的五个则是由某个意外引爆的「南海撞机化」、快速武统的「克里米亚化」、激战未决的「乌克兰化」、武独成功的「美利坚化」,及触动核武的「广岛化」。但最终上演哪个剧本,当然只有时间能证明。

美国卡特中心主办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暨美中建交45周年研讨会

编者按:2024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互致贺信。1月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办庆祝中美建交45周年的招待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会致辞,两国各界友好人士350余人出席。1月9日,美国卡特中心在亚特兰大主办首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暨美中建交45周年探讨会,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远程发表演讲。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远程致辞。有近350名专家、学者和关注双边关系的民众在线下和线上参加了这次论坛。吉米·卡特论坛的前身是卡特中心美中关系高层论坛,2012年开始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每年在中国或美国举办一次。这是第八次线下论坛。本文为《财新》记者曾佳2024年1月10日从亚特兰大发回的报道,报道原标题是“中美各界纪念建交45周年,两国学者为重振交往动能各抒己见”。

延伸阅读:

一、专家担忧绿当选导致中美关系危机

二、美专家怨中国不配合 中国学者驳美种瓜得瓜

三、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卡特中心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四、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卡特中心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五、新华社:卡特中心主办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论坛

“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1月9日,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主办的中美建交45周年纪念论坛上,对于如何面对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特意使用一句中文引语,进行了一番呼吁。

  欧伦斯表示,为了在1972年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多名中美两国领导人——包括卡特、邓小平、基辛格、尼克松、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抵挡住了国内的政治思潮,做出了正确的事。

  欧伦斯说,如今,还有许多事需要两国展现勇气去完成。例如,中美之间应该增加航班,而且乌克兰战争应当尽早结束,让各国航司都能经过俄乌两国的领空,以缩短中美航班的时间。

  欧伦斯认为,中美两国都不应当在对方国民出入境本国的时候为他们增加困难,而且在中国近期豁免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公民的短期签证之后,美国公民也应享受中国的短期免签。欧伦斯称,“15天免签并不是非常难的”,不会是一个安全问题。

  欧伦斯还建议,中美应当重开2020年关闭的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和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这会给美国南部的民众和中国西部的民众带来巨大裨益。

  欧伦斯还直言,中美应当共同协商降低关税,关税对双方都是伤害,受害方包括美国的低收入群体。“虽然美国的政治环境在这方面并不有利,但中方何不直接降低对美国的关税,然后使美国人自然就会陷于尴尬的境地之中?”

  欧伦斯认为,中美还应当共同磋商“国家安全”的定义,为出口管制措施等相关政策提供清晰的指引。

  2023年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推手、过去半个世纪中几乎曾给历任美国总统都提供过外交建议的基辛格离世。接下来,谁有望成为中美之间的“下一个基辛格”?

  对于这一问题,欧伦斯对财新表示,没有人能继承基辛格的衣钵,因为基辛格那一代人接受的是极其广博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但后来,大家开始接受诸如“会计师”等专门的职业培训。

  欧伦斯还说:“有很多人跟我说,你应该做第二个基辛格。我说,我不行。”

  颇受敬重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兰普顿对财新表示,中美两国现在究竟如何看待彼此,可以通过两国政府公布的一些“根本性”文件中了解到。在美国一侧,这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军力报告,以及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预算等等。“要想知道某一方下一步想做什么,就去看他们的预算方案。”

  兰普顿回顾中美建交之初时表示,当时,中美领导人在非常重要的领域依然存在分歧,比如什么叫“和平解决”、“非官方关系”、如何区别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军售?但卡特前总统和邓小平都愿意“把问题留给未来的局势演变和后人的解释”。正是因此,之后中美两国得以维持了迄今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谈及卡特在卸任美国总统后对中美关系的贡献,卡特的传记作者阿尔特(Jonathan Alter)表示,2019年时,卡特分别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写了一封信,和这两位领导人分享自己担任美国总统时改善美国和日本关系的经验。

  卡特在信中表示,当时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不好,但他作为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分别召集了一批自己非常信赖的官员,让这两拨人定期会面,并且让这些美日官员逐个向自己和日本首相汇报成果。最终,美日经贸关系紧张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阿尔特说,卡特在写这两封信的时候“很有热情”,特朗普在收到信函之后,还给卡特回了电话。尽管显然中美双方最终都没有采纳卡特的建议,不过卡特的经验说明,除了官僚体系外,领导层的内部圈子和顾问团队也许可以尽己所能,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

  针对美国大选年的中美关系走向,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担任白宫国安委中国事务主任的韦德宁(Dennis Wilder)对财新表示,如果拜登和特朗普最终在2024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对决,现在来看,两人胜出的概率是50%和50%。拜登的经济治理成绩和他的年龄问题是选民最关注的问题。除非拜登的身体状况出现突然严重的恶化,民主党阵营不太可能再派出一名更年轻的候选人来对战特朗普。韦德宁说,拜登直观上看起来比特朗普年老许多,虽然两人相差仅不过4岁。两人可能决出胜负的一个潜在关键时间点,也许会是今年9月16日的首场两党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他回顾,在1960年的当届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分别是47岁的尼克松和43岁的肯尼迪。“如果你不看电视画面,只听他们的言辞交锋,你会觉得尼克松赢了。可是在电视荧屏上,肯尼迪明显更年轻、帅气,所以最终还是肯尼迪赢了。”

  韦德宁说,如果特朗普再次上台,那么他的第二次任期可能会如他在竞选期间所言,对中国更加强硬,比如继续提高对华关税税率、扩大投资和出口限制、减少中国留学生和商务人士等赴美签证。

  他提及,曾在上届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目前正在给特朗普担任中国问题顾问,如果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他可能会任命莱特希泽担任财政部长。

  韦德宁建议,想了解特朗普若再入主白宫可能会采取哪些对华政策,可以参考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涉华特别系列报告。在上届特朗普政府期间,特朗普最终实施的对华举措,占这批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的60%。

  韦德宁还展望道,如果特朗普真的在今年11月5日胜选,而中方希望立即以最理想的状态开启这一段双边关系,“那么到时候应该有创造性一点,比如——在特朗普当选后,第一个给特朗普打电话祝贺他当选,并且告诉他,希望我们尽快会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分析,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25年,他感到非常悲观。

  在他看来,过去几十年中,中美之间的危机分为偶发性和结构性危机两种。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当时的南联盟大使馆等事件,就属于并非一定会发生的偶发危机。而1996年的台海危机和2022年佩洛西窜台,就是矛盾长期积累后爆发的结构性危机。

  吴心伯说,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他如今第一次感觉到,中美之间结构性危机恐将超过偶发性危机,因为两国都开始为可能出现的重大冲突作军事准备,并且将其作为本国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

  对于“1月13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后,对台海局势有何担忧”这一问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表示,他不太担忧选举刚刚结束后的事态,但他更担忧,在下任台湾地区领导人4年任期的末尾会发生什么。

                                                            2024年1月9日在亚特兰大主办的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嘉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