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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太一:美国大选好戏还在后头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孙太一,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本文初次发表于《海外看世界》,后被中时新闻网转载。作者授权本网站转载。

随着新罕布什尔初选的结束,连下两城的川普和压倒性获胜的拜登将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对阵对方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这样的情况是否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月的选战将没什么看头,大家可以直接跳过半年的时间,等川普和拜登的选战白热化时再来观战了呢?

其实并非如此。川普和拜登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已经十分有限。川普如果再上台,政策核心无非是继续试图缩小贸易逆差,通过关税来应对一切——虽然华盛顿的官僚体系可能会迫使川普将贸易议题上的对华强硬外溢到其他他们认为同样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其他领域。而拜登这边,随着三年多来中美之间的斡旋、较量,一种双方都倾向于追求和平与稳定,不愿意起冲突又没有足够政治资本去大幅改善双边关系的平衡将得以延续。也就是说川普和拜登无论谁当选,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基本可以预判的。

拜登的副总统搭档已经明朗,但川普的搭档会是谁呢?

从策略上来讲,一个候选人往往会选择一位能帮助其覆盖自己无法覆盖的选民群体的搭档—— 拜登作为白人男性在2020年选择了少数族裔女性的贺锦丽作为搭档,川普在2016年作为一个初出茅庐在社会议题上并不一贯保守的候选人选择彭斯同样也是为了获得福音派选民的支持。按照这个逻辑,川普当前选择黑利再合适不过了——他已经无需担心保守派或者整个右翼基本盘不把票投给他,而从新罕布什尔的初选票来看,温和的共和党人或者独立选民对川普仍然存在疑虑甚至反感,黑利则恰恰可以帮助川普吸引这一群体。

不过,川普的基本盘里有不少人认为黑利已经背叛了MAGA运动,不再适合成为团队的一员。川普自己也认为此次初选已经和黑利结下了梁子,并公开表态不再考虑黑利做搭档。无论川普是否会为了让自己能顺利当选而反悔去选择黑利,其他的潜在搭档的可能性并没有被排除。

川普身边的参谋当前建议他选择一位黑人或者一位女性搭档。从川普在新罕布什尔胜选的集会活动来看,来自南卡的前不久才退选的Tim Scott认为自己是代表非裔的共和党内的不二人选。而Nancy Mace和Elise Stefanik两位议员也都早早做好了被川普看中的准备,并表示「黑利并非当前共和党内唯一可以做川普搭档的女性」。 Stefanik更是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她一直都是川普坚强的后盾、在国会最有力的盟友,也愿意届时在川普的内阁扮演任何角色(当然她最想当的是副总统,因为这是未来竞选总统的最有力的跳板)。当前,共和党内部也已经慢慢形成一种声音,也即贺锦丽无论是在接下来因为拜登健康问题顶替拜登,还是作为副总统自然而然成为2028年共和党必须要面对的竞争对手,共和党都得对此有所准备。而让川普选择一位女性搭档可以很好地抵消贺锦丽作为女性所带来的一部分优势。

不过,川普也可能不按套路出牌,认为自己赢拜登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要选择对自己忠诚的搭档——德桑蒂斯这样的人虽然在政策立场上与川普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此次初选已经证明了德桑蒂斯对川普不忠诚,可能不值得考虑。而像拉马斯瓦米这样的在初选阶段一直不断在捧川普,退选之后又立即为川普背书,且又有成功企业家光环的个体,可能反倒会是川普青睐的对象— —不过,拉马斯瓦米如果在接下来过于张扬,风头盖过了川普,经常出现夺走川普聚光灯的情况的话,可能会让川普反感。对川普而言,另一个检验忠诚的标志是被考察的对象是否承认2020年大选的结果——不承认选举结果的人才会被认为是忠诚的。这样一来,能被选择的个体便变得相对有限了。

总而言之,当前美国2024年的总统大选才刚刚拉开帷幕,虽然总统候选人已经相对明晰,但真正值得研究的反而是副总统搭档的人选和他们的态度、政策,以及他们与搭档、对手的互动。

好戏还在后头。

陈必凯:选后台海–克制中暗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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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13日,台湾地区举行了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及其副手萧美琴以略高于40%的得票率赢得选举,将从2024年5月20日开启自己的四年任期。国民党候选人侯友谊及其副手赵少康以33.5%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台湾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及其副手吴欣盈以26.5%的的得票率位居第三。虽然赖清德赢得了选举,但是并没有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在立法机构选举中,国民党赢得了14个席位,总数达到52个,比民进党的51个席位略高。这也使得民进党失去了在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席位。而台湾民众党则获得了3个席位,席位总数达到8个。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席位属于不隶属于任何政党的独立委员。这是自2004年以来首次没有政党在立法机构赢得绝对多数席位。

民进党“台独政党“的本质没有变,但是面对海峡两岸的现实情况,他们也不得不做出妥协。民进党在此次领导人选举中仅仅获得了40%的选票,这是自2000年以来候选人获胜的最低比例。与此同时,有60%的台湾选民将票投给了对于大陆更加友好,且与“台独”划清界限的国民党和民众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任领导人蔡英文在2016和2020年的选举中分别获得约56%和57%的选票,以绝对多数当选。虽然选民投票的依据可能不仅仅是候选人的两岸政策,但是至少还是从侧面证明了“台独”的民意基础并非坚不可摧,且有下滑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民进党没有获得立法机构的控制权。未来,想要领导立法机构,组建政党联盟势在必行。在民众党倾向于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想在任期内推动有关“台独”的立法进程将充满挑战。而作为台湾最大靠山的美国,虽然表态支持台湾的民主选举,甚至在赖清德胜选后发去贺信,但是同时也再三重申华盛顿对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明确表示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在当前环境下,赖清德虽然此前自称为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但是在这次的胜选演讲中,他也提出“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他的“重要使命”。

如此看来,虽然“台独政党”再次当选,但是对大陆来说,现状在短期内恶化的可能性暂时不大,而且美国与民进党都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所以大陆到目前为止的态度也十分克制。相比于之前经常发出的强硬表态和震慑,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针对选举结果发表了一份语气和缓的声明:“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次选举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大势。”除此之外,大陆并没有进行其他明显的应对行动,这与2022年8月由台湾当局接待美国众议院时任议长南希·佩洛西所引发的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这种克制也来源于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稳定前行的重视。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深深被台湾问题所裹挟。在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繁荣,军事以及外交关系稳固时,源自台湾问题的不稳定因素很容易被来自两国关系其他领域的积极因素稀释或抵消。然而如今,中美之间合作的领域快速萎缩,对抗成为常态,针对台湾问题的缓冲空间已经被压缩殆尽。一旦台湾问题出现风吹草动,中美关系将立即受到影响,甚至迅速恶化。美国大选将于今年11月举行,中国不希望在拜登的新任期或者新总统上台伊始因为紧张的台海局势而为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定下不好的基调。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大压力的当下,中国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来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投资。然而,这种相对克制能否持续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民进党既拒绝接受“九二共识”,却又不能提出一个包含“两岸同属一中”的新的对话框架。虽然民进党不断呼吁两岸进行沟通。但在无法清晰定义政治关系的情况下,两岸便无法开展官方对话,在蔡英文时期是如此,在赖清德时期依然会是如此。而且虽然赖清德可能不会推动“法理台独”,但是他提出了所谓“2个承诺、8项主张”的文化政见,从语言、艺术、法律、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入手,试图体系化地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在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联系。长此以往,不仅海峡两岸官方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会越来越严重,连民间的人文纽带也面临被斩断的风险。

而且蔡英文当局过去八年一直在大力推行“新南向”政策,旨在促进台湾在东南亚、南亚以及大洋洲共十八个国家的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和区域链结。虽然蔡英文当局一直解释“新南向”政策的目标不是要放弃大陆市场,但是这一政策客观上削弱了大陆对于台湾的经济影响力。2022年,台湾对“新南向”政策涵盖的十八个国家投资总额累计52.7亿美元,超过对大陆投资的50.5亿美元。同样是2022年,台湾与“新南向”国家的贸易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额达969亿美元,相较于2016年蔡英文刚上台时分别增长了88%和64%,皆达到历史新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大陆依然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2023年台湾对大陆市场的出口额减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18%, 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例仅为35.2%,与2022年的占比38.8%相比大幅下降,为2002年以来占比的最低水平。2023年1月至10月,台湾对“新南向”国家贸易顺差已达211.54亿美元,比2022年同期增加39.3%,而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则比去年同期减少21.2%。这样下去,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将被“新南向”政策逐步蚕食,“新南向”国家与台湾的贸易总额最终超越大陆未尝不可能。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当下,蔡英文当局将“新南向”政策上升到了印太战略的高度,台湾与“新南向”各国的联系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而是要共同应对包括区域安全和稳定、民主价值观和全球供应链重组在内的所谓区域挑战。与目标的升级相适应,原本的十八国范畴也被突破,美国、日本等国将是未来合作的重点。台湾“印太战略”和美国”印太战略“的重名不是巧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对手,就是大陆。蔡英文当局将自己的”新南向”政策穿上印太战略的外衣就是致力于融入美国的战略规划,希望借助美国的布局提升自己在区域中的地位,在与大陆的对抗中获得更多的筹码。但是这样堂而皇之的与域外国家组成联盟对抗大陆无疑会加剧两岸之间的对立,也会使得台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蔡英文并不是第一位推动此类政策的领导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位。她当前的政策实质上是2002年陈水扁当局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的翻版。早在1990年代,李登辉当局也提出过“南向”政策,旨在推动台商海外投资从大陆往东南亚转移,并意图使用经济力量扩张政治影响力。纵观热衷于加深台湾与其南向国家经济、文化甚至安全联系的领导人无疑例外都有“台独”背景。承诺要延续蔡英文政策路线的赖清德必将会延续“新南向”政策和印太战略。随着两岸经济联系的削弱,意识形态的对立加剧,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大陆对于台海局势的掌控会随之削弱,对“台独”的忧虑也会加剧。如此便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更为重要的是,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增加台湾的防务开支,并且加深与美国的安全关系。2024年台湾的防务预算已达6068亿台币(约合191亿美元),比2023年的5863亿新台币(约合185亿美元)增长快3.5%,创下历史新高。而在蔡英文刚刚上台的2016年,台湾的防务开支仅为3596亿新台币。而且相比于前任的马英九,蔡英文上任后,无论是美国对台军售的次数还是总额都呈上升趋势。截至目前,美国在蔡英文任内已经对台军售20余次,总额达到约240亿美元。其中2019年价值80亿美元的F16战机对台军售是美国与台湾之间迄今为止价值最高的一笔军售订单。2023年还有一笔十分敏感的军售订单,即台湾当局花费5亿美元采购美国F-16战机红外线追踪侦搜系统,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引系统,广泛装备于美国的隐形战机,会对大陆的军机造成很大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防务开支目前占GDP的2.5%。而对比韩国,其国防开支占GDP的2.8%,新加坡占3.2%。这也就意味着,在赖清德上任后,台湾的防务开支和美国对台军售还有大幅增长的潜力。台湾的防务开支增长以及美国先进武器的流入必然会引发大陆的警惕和担忧,导致解放军在台湾岛周围投入更多军力,而这又反过来成为台湾继续提升防务开支的理由。如此一来,海峡两岸便会陷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两岸之间,甚至中美之间擦枪走火的危险也会急剧上升。

克制是当前台海局势的关键词,不论是民进党当局、中国大陆还是美国都不愿意看到局势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但是,今后四年有太多的变化可能或正在发生。民进党与“九二共识”渐行渐远,“文化台独”愈演愈烈,“新南向”政策削弱两岸经济联系,台当局利用印太战略拉拢域外实力进入台海,并且大肆扩充军备,美国对台军售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的克制又能够持续多久呢?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多重准备之下,民进党当局还能够不越“法理台独”的雷池半步吗?在台湾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情况下,美国政府还能够在国内强烈的对华强硬氛围中严守反对“台独”的政策吗?即使赖清德不推动“法理台独”,在民进党扩军备战,蚕食两岸经济和文化联系,以及美国介入台海程度加深的不利局面下,大陆还能够按捺住武力统一的决心吗?台湾的前景与走向不光决定了海峡两岸未来要如何自处,也将深刻影响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冲突与和平。

 

英文线上讲座:美中关系及其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影响

美国优秀高中生学会(The National Society of High School Scholars, NSHSS)特邀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做“美中关系及其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影响”的线上报告。

美东2024年1月31日晚上7点

北京2024年2月1日上午8点

点击这里注册

刘亚伟博士是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中美印象网站主编。他还是美国外交学会会员,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的兼职教授。他1998年进入卡特中心工作,2008年出任中国项目主任。由刘亚伟策划和组织的中美关系高层论坛从2012年到2019年共举办了七次。自2024年1月9日,该论坛更名为《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刘亚伟2002年创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是了解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探索的最受关注的网站。他2014年创办的中美印象网站(英文:www.uscnpm.org;中文: zmyinxiang.org)是唯一专门关注中美关系的英文和中文网站。刘亚伟1982年在西安外国语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89年在夏威夷大学获得美国历史硕士学位,1996年在埃默里大学获得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

林中斌:2024大选年,美中关系转入“管控下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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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斌博士是台湾知名学者,曾出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本文根据《中美印象》特约撰稿人汤名晖对林教授的采访整理而成。

2023年11月15日,在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举行的拜习会之后,美中双方逐渐恢复各部门正常对话;12月12日,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研讨会上再次申明美中关系走向稳定;2024年1月18日,伯恩斯在美国中国总商会主办的新春联欢晚会上对总商会成员表示,「期待美中经济关系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美中关系在竞争的格局中逐渐充盈趋向稳定氛围,不只在美国方面出现远较去年更和缓的征兆,美中台三方的潜流同时酝酿此一大气候。

  • 台湾方面 民进党在坚持中转向缓和
  1. 赖清德在选举期间放宽既有坚持,面对柯文哲的竞争而偏向中间路线,两岸关系不主动挑起「芒果干」(亡国感)议题,对美重视稳固实质关系,保持既有的国会议员访台,暂缓邀请行政部门官员访台;对欧洲不主动炒作乌克兰战争,维持既有与欧盟议会成员互动,德国和东欧国家亦暂缓高阶行政官员来台;对内则重视各方意见,2023年中以后,频繁接纳不同派系与地方意见,并且扩大用人意见与格局。
  2. 「King Maker」(造王者)洪奇昌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作为新潮流大老与两岸关系的先行者,洪奇昌被认为是提倡两岸扩大经贸与文化来往的代表人物,美国国务院与实务研究单位亦常派人拜访,是民进党内部面对美国重要的沟通管道。
  3. 蔡英文的大将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和下届副总统萧美琴临身于侧,对于团队尚在组建的赖清德而言,现阶段是重要人才,未来也是维持对美国和两岸关系互信的主要人物,蔡英文2020年817万选票的选举天花板,更是往后总统难以跨越的民意基础。
  4. 民进党已不具备上次大选的优势多数,对内需要考虑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民众党分食中间选民的能力更要提高警惕。2023年12月15日,北京宣布ECFA继续实施。陆委会欣然回应:“对双方有利”。2024年1月6日,对岸海关暂停台湾石斑鱼进口,陆委会平静表示接受。大选结束后的1月18日,陆委会提出两岸政治分歧有逐步化解的可能性,但前提是要透过对话交流。
  • 美国各方人马管控局势

参考美国学者洛森(Ben Lowsen)在外交家杂志(The Diplomat)的分类,他把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人及他们的顾问或智囊分成四类:屠龙派,外交派,汉学派和拥抱熊猫派。拜登上台以后的第一组中国政策人马是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和沙利文(Jacob Jeremiah Sullivan),两人都是犹太裔背景,长于东欧与前苏联研究,沙利文提倡的「新华盛顿共识」更带着冷战的围堵思维。

以两者为核心的团队有着东亚事务十余年经验,但是有别于以往中国研究或汉学背景的专家,2023年后逐渐不能满足美国的对中政策需求,使得其他组的人马逐渐在拜登的决策圈中浮现不同的意见。他们即使不是明显的屠龙派,但在上任之初也称不上是对中国友善。直到去年下半年才开始转向务实,布林肯更在2024年1月的达沃斯经济论坛指出,「美中互动较以往更为频密」,已释放出明显的转变讯号。

第二组人马是资深外交圈人士,也就是外交派,首先是坎贝尔(Kurt Campbell),他投入亚洲事务超过四十年,处理过1996年台海危机,并且曾分别任职国防部和国务院,包括负责亚太地区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还曾在美国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供职,并出任海军作战特别情报局局长。

2021年,坎贝尔接任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总监。亚洲事务相关的政治、经济、情报与军事的丰富历练,使得他能更切中现实的政治需要。他主张含糊吓阻中国,不主张申明用兵保卫台湾,因此对于拜登任内四次对台出兵保卫作出解释,一度造成他与拜登之间关系较为尴尬,而今他的观点反而甚被重视。

AIT理事主席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亦为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背景是心理学和女性研究,历任国务院亚太事务多个职务,是不折不扣的亚洲通,细腻且了解美中关系和台湾问题。上述两组人马合作顺畅且私交甚笃,坎贝尔更是布林肯女儿的教父,于公于私都能有效沟通与配合,将白宫的思维化为有效的执行计划。

2023年5月,2023年澳洲-美国部长级咨询会议联合声明提出呼吁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10月15日至19日,罗森伯格第三次访台行程鼓励两岸发展对话,11月份,坎伯便被提名为副国务卿。从布林肯、坎伯到罗森伯格逐一就位,外交政策浮现一致性,美国的对中政策在两组人马的协作下逐渐顺遂。

第三组人马是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和官员,包括中国研究和汉学面对美中关系不如以往,他们近来在「管控下的缓和」发挥更明显的作用。他们之中有着近几年消声匿迹的中国专家,如今又浮出水面。这些研究中国的专家,曾经有数十年影响美国的中国政策。在川普2016上台后,他们被怪罪引导中国崛起威胁美国的利益。在美国近年反中潮流的影响下,担忧遭受挞伐,因而减少活动,进入「冬眠」。

2023年中期以后,拜登对中国政策虽然仍有竞争的成分,但是比重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频繁地接触,关系明显缓和。2023年7月,美国国务院及澳洲外贸部发布「美澳部长级咨商」联合声明,呼吁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2023年10月,葛来仪 (Bonnie S. Glaser)、白洁曦 (Jessica Chen Weiss)、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三位专家在《纽约时报》发表联名文章,呼吁美国加强台湾吓阻能力的同时,也应该让两岸之间自行处理自己的问题。他们2023年11月30日又在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发布文章,指出台海三方互动都需考虑「刚柔并济」,除了重申前文的基调,同时认为美国作为台海争端的第三方,必需考虑如何结合威胁与保证。

斯坦福大学学者梅慧琳(Oriana Mastro)也在10月16日于《纽约时报》发表专文,检讨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她说过去美国避免与中国战争,主要是维持「威慑」与「安抚」间平衡,但近来这种平衡遭到破坏,提高了战争风险。尽力加强台湾的吓阻能力,但是采取两岸问题的中立态度,不应干涉两岸问题,并且运用美国的影响力,让美国的盟友和台湾不会太密切,使得台湾得以增进与中国的关系。

从川普上台后匿迹的中国通,也被称为「熊猫拥抱者」,他们近期忙碌地穿梭两岸,包括布鲁金斯学会著名的学者理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III) 和包道格(Douglas H. Paal),他们开始浮出台面,建议官方的态度促进两岸对话,营造美中关系改善的气氛,包道格甚至提出需要华府做为两岸信使的角色。

  • 中国方面 收敛战狼姿态

2023年二十大之后,北京方面大幅调整各项政策,像是调整外交的战狼政策, 例如:一度有传闻说召回在欧洲的战狼驻法大使卢沙野;2023年12月,立陶宛外长蓝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表示,中国政府已经结束对立陶宛的贸易抵制措施,但不涉及台湾办事处的持续。

2023年5月23日,驻美大使谢锋上任,积极与美国学界和智库互动,9月份再次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接触。东盟邻国方面,中国与中南半岛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和,10月份开通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中国即使与菲律宾关系仍有矛盾,但是仍未拦阻黄岩礁补给行动,只要北京有意,海空两个路线都不容易达成。

经济方面,「国进民退」的情况有所改善,并且鼓励外资进入,例如:特斯拉和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化学 (BASF) 在中国扩大生产。对外方面也同时鼓励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23年11月27日的第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求国际企业符合国际合规,并且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以符合国际市场的准入与监管,都是较为正面的作为。 

两岸政策也出现明显调整,面对赖清德的言词不似以往犀利,除了依照以往惯例对民进党候选人当选后的外交攻势之外,仍保留欧美各国政要访台与祝贺的空间,仍有一段的对台观察期。对台政策方面除了「九二共识」之外,同时也提到「两岸一家亲」。

2023年12月28日,大陆的福建省公布22条文件:定2025「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提出政策提吸引台湾的社会各阶层和学者前往大陆,软硬兼施的原则未有改变,但还在学习与调整的过程。2024年1月28日,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也曾表示,希望两岸能恢复对话,由于詹为蔡英文的小学同学,一定程度的释放改善关系的善意。

  • 赖清德的可塑性是潜在的空间

2023年3月,美方通过英国媒体《金融时报》表示不放心赖清德的台独立场后,赖清德立刻把“抗中保台”主张改成“和平保台”。在2023年3月之前 ,由于他具备长老教会的背景,他并不主动参与民间佛道教的宫庙活动,此后在幕僚与地方派系领袖的建议下,他一改姿态勤跑宫庙与地方信仰系统。

由于蔡英文和美国高度互信的关系与选举天花板效应,未来将成为赖清德任内的隐形框架,但两岸之间仍需要传达正面讯息的互动。如果北京方面考虑赖清德的选票不如蔡英文,若比照前两次蔡英文520就职演说的标准,甚至提出补考的态度恐将让赖清德退缩。

另一方面,「九二共识」的原则在此次大选并未能帮助国民党增加选票,受到世代交替与人口结构改变的影响,北京或将基于「九二共识」的内涵,进一步创新论述,才能让支持民进党和民众党的年轻选民眼睛一亮,同时给予赖清德转变需要的缓冲空间。

兰普顿:吉米·卡特给中美关系和世界留下了什么?

编者按:大卫·蓝普顿 (David M. Lampton) 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资深荣休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为蓝普顿教授2024年1月9日在首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暨美中建交45周年论坛上的发言,张涓翻译。点击这里查看演讲的英文全文。2015年5月在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蓝普顿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中美关系达到临界点(tipping point)的观点。蓝普顿教授的新书《我与美中关系:从冷战到冷战》(LIV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COLD WAR)于2024年1月出版。

早上好。我非常荣幸参加向卡特总统夫妇致敬的大会,对他们给中国和世界留下的遗产和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我要感谢谢锋大使的讲话,并请卡特中心首席执行官佩奇·亚历山大转达我对卡特夫妇不仅在中国问题上所做工作的感谢,也包括对他们多年在全球致力于“捍卫和平”的努力 (Waging Peace)的感谢。

在将谈到中国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卡特总统的雄心壮志和巨大成就。仅从外交政策领域考虑,,卡特总统给世界三个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地区带来了长久的相对和平: 《巴拿马运河条约》(1977 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1978 年);当然,还有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原因,即纪念于 1979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这个大胆的举动,改变了我的生活以及在座的每个人的生活。历史证明这三项举措都是明智且富有远见的。

正如乔纳森·阿尔特(Jonathan Alter)在他的吉米·卡特传记(His Very Best: Jimmy Carter, A Life,第 421 页)中所说,吉米·卡特对华政策的一个核心主线是,他将中国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家”, 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国度。他相信美国与这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国家接触的最佳方式是培育积极的观点和引导正面的发展趋势,寻找共同点,实施耐心的政策,着眼长远。在与中国实现正式的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卡特匆匆忙忙地推进了一项基于耐心的政策,并呼吁两国呈现我们更好的一面。卡特总统最初为其耐心的对华政策付出了政治代价,但在此后的 45 年里,他的智慧为美国、中国、亚洲和世界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当今世界,我们亟待需要吉米·卡特所发扬的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的做法,以同理心从长计议。卡特总统的治国理政的四个特点为当时的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益处。这四个特点在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中都有所体现:

首先,在卡特总统的自传以及乔纳森·阿尔特和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 President Carter:The White House Years)的传记中提到,显而易见,卡特总统并不认为推迟艰难的决策会对解决问题有任何帮助。吉米·卡特一入主白宫就表示,他希望在当选后尽快完成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未竟任务。当时我认为他会这样做,但要等到他的第二个任期,以避免这一决定对他的连选连任构成负面影响。 1978 年末,我在台北写书,并正要结束在台湾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研究所所长蔡維屏大使邀请我和他见面并告别。在谈话中,蔡大使问我卡特总统是否会很快与北京建交。根据当时的综合分析,我告诉他,我认为卡特总统会实现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但要等到 1980 年 11 月大选之后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他提前这样做,总统可能很容易因此受到攻击。但我错了。卡特总统认为,推迟做正确的事情可能会因为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最终做不成。行动起来并着眼长远,比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更好。

卡特总统处理中国问题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相信我们的国家战略应该是建立在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之上,而不仅仅是高级领导人在秘密峰会上所维持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相反,他希望通过两国的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紧密联系将这两个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有幸随卡特总统于 1979 年 6 月派遣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该代表团由卫生、教育和福利 (HEW) 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 (Joseph Califano) 率领。这是总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第九次内阁级访问。在此过程中,在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于1979年1月31日签署的《科技协议》的框架下,我们签署了《卫生和教育双边协议》,这个协议为两国之间的大规模交流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卡特总统不仅推动了中美两国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签署合作协议的浪潮,还推动了地方政府(如我当时居住的俄亥俄州)、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各自的互利关系。很快,两国民间部门和地方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超过了国家层面的互动。

卡特执政的第三个特点是,他愿意为和平承担风险,他认为仅靠威慑不足以建立稳定的关系。信任很重要,并且可以通过大大小小的多种途径建立。在准备 1979 年 HEW 访问的过程中,发生了是否应该让一名未公开身份的中央情报局特工随行的问题。卡利法诺部长反对任何此类秘密的存在,认为这与教育和健康领域所持的开放精神背道而驰,更广泛地说,这不是建立信任的方式,而信任对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踏上新的道路是必要的。卡特总统表示强烈支持卡利法诺。中央情报局后来派遣了一名特工随行,但他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中国人也没有对此表示反对。在我们的告别宴会上,中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站起来,向这位中央情报局特工敬酒,并表示希望他得到了想要了解的一切,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卡特处事方式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他愿意接受模棱两可的情况,并在可能的时候采取妥协。两国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都同意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模糊,这包括:

  • 北京对“和平解决”台海问题承诺的程度;
  • “非官方关系”的确切含义;
  • “一个中国政策”的确切含义;
  • “防御性武器”和军售的确切含义和规模。

诚然,与这些模糊性共存给两国的历届政府都带来了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妥善管理这些模糊性给双方带来了四十五年的和平和巨大利益,尤其是避免在冷战时期发生的几场热战(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和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越南战争)的重演。两国现任领导人必须找到和平地解决过去的模糊问题以及未来新问题的途径。这是对他们的历史性考验。我们需要回顾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的智慧。

罗伯特·曼宁:台海冲突或无“最终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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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4年1月9日发表于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网站,作者为史汀生中心杰出研究员(Distinguished Fellow)、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官员罗伯特·A·曼宁 (Robert A. Manning);曼宁是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系统中较为知名的东亚问题专家。原文英文标题为“Would Anyone “Win” a Taiwan Conflict?”。请点击此处查看英文原文。笛扬汇总。

罗伯特·曼宁在其2024年1月9日的文章《台湾冲突真的有赢家吗?》中深入分析了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后果。文章从多个角度出发,探讨了台海爆发冲突后对经济、政治及全球安全层面的可能影响。

首先,文章指出,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占全球GDP的43%,一旦发生冲突,将给两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台湾作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不仅在全球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更是全球高端芯片的主产地,对全球汽车、电子产品及关键基础设施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与台湾的冲突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贸易萎缩,供应链中断,从而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

文章通过引用“红细胞项目”的背景,强调了对现有假设进行质疑和推敲的重要性。这一项目旨在通过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促进对全球行动者动机和限制的理解,从而提高制定更有效策略的可能性。

在探讨美中两国可能因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的风险时,作者借用了电影《污点警察》(Dirty Harry)中的场景以及一部讨论中美在南海擦枪走火的小说《2034》等虚构作品的情节,说明华盛顿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过于轻率,没有充分考虑到战争可能带来的多维度、灾难性后果。文章还提到,即使是非核战争,也将对美国、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损害。中国经济对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使得任何冲突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直接冲突之外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大陆方面对台湾实施的封锁政策,虽然初衷可能是政治上的,以宣称对台湾的主权,但这种行动可能会演变成热战。此外,封锁将直接影响台湾经济的生命线,并迅速引发美国和G-7国家对中国的金融和贸易制裁。

文章详细描述了一场持续一年的常规冲突对经济的影响。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半导体生产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封锁可能导致的约1.6万亿美元的行业收入损失,都被提及。全球经济对芯片的依赖意味着,这种冲突将导致供应链中断和全球贸易障碍。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跨国公司撤离一样,面对台湾冲突,更广泛的外资撤离现象可能发生。

文章还指出,即使冲突保持在常规范围内,台湾也将遭受严重的实际损害,而中国大陆可能因此遭遇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也将不可预测。北京方面正采取措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如囤积黄金,提高人民币在其贸易中的比例,但由于资本管制,人民币离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替代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文章呼吁,考虑到封锁和冲突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北京和华盛顿都应重新考虑他们的强硬立场。美国需要全面理解支持台湾独立及其防御所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在台湾选举告一段落,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拉开帷幕之际,曼宁的文章着重强调了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潜在冲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波及全世界,再一次提醒人们力求避免冲突的爆发;文章对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之于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广泛影响,以及需要重新审视的政策选择等议题的讨论,都值得人们加以关注。

特朗普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总统初选,妮基·黑利前途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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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接连退选,特朗普距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位咫尺之遥

1月23日,当地时间周二,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击败了目前党内唯一的竞争对手妮基·黑利(Nikki Haley)获得胜利。特朗普获得了54.4%的选票, 而黑利的得票率为43.3%。

新罕布什尔州的情况比较特殊,该州拥有39%的独立选民,不隶属于任何政党,因此也能够在任何政党的初选中投票。而且该州的共和党选民中有34%被认为是温和派。黑利在该州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拼凑出一个由独立人士和反特朗普共和党人组成的联盟,希望以此战胜特朗普的铁杆选民。她几乎所有的竞选活动和广告都集中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到目前为止,她的竞选委员会已经投入7100多万美元,其中99.9%的资金都花在上述两个州。而且她得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Chris Sununu)的鼎立支持。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遭遇失败之后,她依然在为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战四处奔走,在全州范围内参加了各种造势活动,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努力。但在特朗普对共和党内极右翼基础选民牢不可破地控制下,黑利的努力还是失败了。

这一失败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拿下最初两州竞选胜利的共和党候选人最终失去总统提名,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政要开始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并且施压黑利退出选举。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娜·麦克丹尼尔(Ronna McDanie)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甚至已经称特朗普为“我们的最终提名人”。就连拜登也在周二晚表示,特朗普显然将成为他的大选对手。但是黑利似乎并没有放弃的意思。在得知失败的消息后,她在第一时间发表讲话,宣称提名特朗普就等于将大选胜利拱手让给民主党,就等于卡玛拉·哈里斯当总统。她坚信“新罕布什尔不是最后一战…这场竞选还远未到终结之时。” 目前,黑利的团队已经宣布要在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投入400万美元用于广告宣传,并将在未来两周内前往纽约、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州进行筹款活动,以补充她的资金。

而黑利的未来之路也的确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内华达州制定了有利于特朗普的初选规则后,她选择不参加2月8日的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如果黑利能够挺过这漫长的一个月,那么她与特朗普的下一场对决将于2月24日,在她的家乡,南卡罗莱纳州展开。虽然南卡州是黑利的家乡,她也曾在这里担任过两任州长,但是她在这里的选情却并不乐观。该州的两名联邦议员,早前退出共和党初选的参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以及曾经反对特朗普的众议员南希·梅斯(Nancy Mace)都在最近对特朗普表示了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斯科特的参议员职位是由黑利在担任州长时提名,并且南希·梅斯还是黑利竞选连任州长时的政治盟友。更为直观的是,根据Five Thirty Eight的民意调查,截至当前,特朗普在南卡州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是62.2%,而黑利的支持率则仅有25%。

黑利执意继续自己的竞选无疑会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由于已经没有其他对手,特朗普及其盟友毫无疑问会将所有火力对准黑利。在周二晚间的竞选活动上,特朗普已经暗示下一阶段竞选会更加激烈,他多次攻击黑利,并且扬言:“我会报复。”而黑利共和党领导层内已经鲜有支持者,这意味着她将孤独地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而且如果她在自己的家乡南卡州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将很有可能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丢掉与特朗普搭档竞选副总统,甚至是在2028年总统选举中卷土重来的资本。而且在一连串的失败下,她是否还有能力募集足够的资金供自己参与竞选也需要画上一个问号。

黑利的继续竞选对民主党好处巨大。首先,特朗普的竞选班子在她没有退出之前还不能一心一意策划和部署与拜登的最后较量。其次,特朗普对黑利满含种族歧视的攻击会让美国更多的独立选民和正直的共和党选民看到他性格中丑陋的一面,加剧对他的反感和厌恶。这些人其实是最后决定拜登能否连选连任的关键。

专访邵育群:北京会和赖清德政府谈判吗?中美会因台湾爆发冲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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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京会和新当选的台湾赖清德政府进行谈判吗?中美会因台湾爆发冲突吗?民众党在台湾政坛中会不会影响越来越大?《中美印象》最近总结整理了美国的台湾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和葛莱仪(Bonnie S. Glaser)对台湾选举的分析。最近我们又书面采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研究员,请她解析这些问题,提供来自中国大陆的视角。】

2024年台湾选举刚刚落下帷幕。台湾选民给予执政党第三个总统任期。您如何看待选举结果?

邵育群: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结束,从结果来看,有三点最重要,一是台湾地区政治格局由国民党、民进党两党主导演变为三分天下。民进党、国民党的基本盘都有程度不同的缩小,中间力量在扩大,民众党能否从目前的“一人党”变为真正的中间力量的代表,需要继续观察。二是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三是赖清德虽然当选,但从其得票率和选举的投票率看,他并不代表台湾主流民意,其上任后面临“朝小野大”的局面,其施政难度较大。

北京对选举结果的反应相对低调,您从中得到什么信息?

邵育群:台湾地区选举结束后,中国大陆的反应既坚决也克制。面对国际社会,中国外交部对绝大多数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表示感谢,同时对借台湾地区选举推动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国家和势力提出了严正警告。面对台湾人民,国台办发言人的声明非常克制,显示出对台湾地区人民的尊重,并强调与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一道,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推进祖国统一的决心不会变。

赖清德以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著称,令一些人惊讶的是,他表示愿意在对等和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对话。您认为北京会回应这一要求吗?如果没有,他们的最大担忧是什么?

邵育群:赖清德表示愿意和中国大陆对话,这一点也不奇怪。蔡英文八年来一直说要和大陆对话,并把“拒绝对话交流”的锅甩给大陆。赖清德只是延续了这个做法。两岸至今不能进行官方对话的原因是民进党既拒绝接受“九二共识”,又不能提出一个包含“两岸同属一中”的新框架。在无法清晰定义政治关系的情况下,两岸无法进行官方对话,这点赖清德非常清楚。

这次大选中一个很大的看点是民众党的崛起。您如何看待该党未来对台湾政治格局的影响?

邵育群:民众党的未来有两种可能,一是摆脱不了“一人党”的命运,随着柯文哲影响力的下降而逐渐泡沫化;二是在未来四年中通过争夺反对党的领导权,蚕食国民党的影响力,从而更加强大。它对台湾岛内政局的影响主要是如何扮演“立法院”“关键少数”这一角色。

美中关系正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有分析人士预测,近期中美两国有可能因台湾问题爆发军事冲突。您如何看待这种可能性?

邵育群:中美是两个核大国,也是两个经济大国,都不愿在台海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拜登政府在台湾地区选举前后,通过各种形式给赖清德划清“红线”,就是为了避免赖和民进党挑衅大陆,导致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被卷入其中。有些人一直在炒作所谓中国大陆将在未来几年“武统”台湾,原因很复杂,一些人是不了解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历史,因此无法把握住当下的形势,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有错误的理解和判断;另一些人是借炒作这个议题为自己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还有一些人是希望借此抹黑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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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第一站,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于1月15日举行。由于会议当天爱荷华州正受到冬季风暴的影响,许多选民受制于极端严寒的天气或乡村泥泞的路面而放弃了投票,导致这次党团会议成为20多年以来爱荷华州投票率最低的一次。特朗普在投票前的集会上对支持他的选民们说:“就算你病重也不能坐在家里,即使你在投票后去世也是值得的,”以鼓励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出门投票。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取得了创纪录的胜利。特朗普的得票率超过第二名30多个百分点,打破了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团会议胜利者胜利幅度的记录。之前的记录保持者是鲍勃·多尔 (Bob Dole),他 在 1988 年的以领先第二名近 13 个百分点的优势获得胜利。

特朗普的支持者对他的忠诚在这场严寒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特朗普共获得约51%的选票,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获得了大约 21%的选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尼基·黑利 (Nikki Haley) 则获得了大约19%的选票。而其他两位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的维韦克·拉马斯瓦米 (Vivek Ramaswamy) 和阿萨·哈钦森 (Asa Hutchinson) 的表现则令人失望,分别获得约8%和不到1%的选票。

党团会议结束后,拉马斯瓦米和哈钦森便双双宣布退出竞选。拉马斯瓦米表示他将支持特朗普,而哈钦森没有对任何候选人表示支持,但坦言则他对特朗普的批评不被选民所接受。

爱荷华州之后的下一个战场是新罕布什尔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星期天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支持率达到50%,超过黑利的39%,而德桑蒂斯的支持率只有6%。其他机构近期在该州的民调也显示出相似的结果。也许是受到民调结果的影响,德桑蒂斯在1月21日出人意料地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在德桑蒂斯去年刚刚宣布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的时候,他的支持率一度达到几乎能够威胁特朗普的地位。即使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在去年下半年不断扩大,德桑蒂斯也一直处于共和党内不可撼动的第二名,但爱荷华党团会议之后,不仅他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机会渺茫,连守住党内第二的位置也变成不可能。更为严峻的情况是,德桑蒂斯的竞选资金已经断顿。在过去两个月,新罕布什尔州的电视台就几乎没有播放过德桑蒂斯的竞选广告。可以想见,如果他执意参与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他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失败,甚至有可能因此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丢掉在2028年卷土重来的资本。德桑蒂斯在通过X发布的退选视频中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

在德桑蒂斯退选之后,与特朗普竞争的只剩下了黑利一人。这位曾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女强人的支持率在几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后显著上升。新罕布什尔州有约39%的选民不隶属于任何政党,因此可以在初选当天投票给任何一个政党。如果黑利能够把握住这些选票,那么鉴于她当前在该州39%的支持率,并不是没有可能在该州战胜特朗普。但是就全局而言,黑利能够取代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几率已经微乎其微。特朗普目前势头正盛,如果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继续以巨大优势领跑,黑利也很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宣布退选。届时,共和党总统初选将成为特朗普的独角戏。

 

(作者简介:陈必凯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项目助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硕士)

 

 

 

高倩倩:在“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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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年1月9-10日,首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成功举办,来自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福特基金会国际项目顾问高倩倩(Elizabeth Knup)出席论坛并在第二天的中美二轨闭门对话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高倩倩于2023年12月31日卸任福特基金会地区主任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现为福特基金会国际项目顾问(纽约总部)。

Good morning.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orum to honor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Carter, The Carter Center, and Liu Yawei and The Carter Center team for their consistent efforts to shed light on the complexity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growing and diverse impact of China in the world. In a time of increasing misinformation,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o identify and elevate a wide range of informed points of view about China, US-China, and China’s global role, and to bring those ideas into respectful dialogue. Such dialogue elucidates the choices we face together in a complex and dynamic world. The Carter Center’s role in providing analysis and facilitating dialogu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While the individual and the event we are commemorating at this Forum are of global importance, like many of us, I cannot help but also think of them in very personal terms:
The 198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which I could vote. I was passionate about the democratic process, participated in fierce debates throughout the campaign on my college campus and felt proud to cast my ballot for President Carter. He was, and remain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my own political awakening. Then, and today, I am moved by his reminder to us of the responsibility we have to each other as citizens, by is commitment to upholding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by his life-long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And, as many mentioned yesterday, President Carter’s decision to re-establish U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1979 quite literally changed my life. That year I began studying Chinese, largely on an academic whim, giving no real thought to what would come after my graduation from college. I will not bore you with a long and winding tale, but I will share that last month I moved back to the US after living and working in China for 25 years, part of an even longer career devoted to the belief that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 desirable, if elusive, goal. With understanding and the empathy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understanding, we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find the solutions we need to build a more equitable and peaceful world. To be clear, understanding and empathy do not necessarily equal agreement. Best case, they create a mindset that makes more room for finding creative solutions. I do not know President Carter personally but my sense is that he is motivated by these same aspirations in all the work he has done, including his work related to China.
In the few minutes I have, I want to share a few thoughts, many of which were articulated yesterday, though I think they bear repeating. And before doing that I will reveal a fundamental assumption that underlies my thinking about China and US-China: that 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major global powers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and legitimate national interests. We can debate how legitimate specific articulated interests are, but as a starting point, each country believes its own interests are legitimate. Neither country is going to change its political system. Neither will diminish in influence in any foreseeable future. Any policy discussion in either the US or China o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must start with a recognition of this reality. I know this seems obvious. Sometimes it is useful to restate the obvious.
The excellent panels we heard yesterday and the Track II dialogues we will have today illustrat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fact that we will have discussions across a range of diverse sectors is a concrete result of President Carter and Deng Xiaoping’s decision to creat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substantive engagement.
“Engagement” has moved from a neutral descriptor of how human beings communicate and negotiate in the world to a word so freighted with political meaning tainted with failure and naivete that most people avoid using the term. If, as I believe, understanding is a precursor to finding solutions in any dimension of our social and political lives, then the only path to som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is through communication about interests and expectations, argument and negotiation, compromise, and acknowledgement of some areas of profound disagreement. Successful substantive engagement does not start with a defense of oneself and does not aim to change the other into an image of yourself. Successful substantive engagement centers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and requires all parties to focus their energy on addressing that challenge. I have seen this work across my career: among the students at the Hopkins Nanjing Center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elgrade bombing incident, in difficult joint venture negotiations, and while navigating China for the Ford Foundation these last ten years. And, there are myriad policy negotiations and successe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at bear this out as well.
Observing the ebb and flow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t is clear that when communication, argument, negotiation and consensus breaks down the risk of destabilizing conflict rises significantly. If, at the very least, we are seeking to avoid conflict—a low bar in my opinion—then substantive engagement is essential. And, if we are seeking more—meaningful progress on issues of global concern—then we must put a high value on substantive engagement not onl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ut with all parties with interests in and contributions to make toward finding necessary solutions.
Within this broader framework that posits that the US and China are major powers that are not going to change their natures fundamentally and that substantive engagement is essential, I see two dynamics at play:
The first is that much of the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oday, while hugely important, is firmly rooted in the present and focuses narrowly on irritants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ither the issue at hand is a present one—tariffs, investment barriers, military maneuvers—or, when trying to focus the conversation on imagining new strategic frameworks or on longer-term goals related to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our bilateral conversations tend to be drawn away from the discussions of a possible future state and back into the present very quickly. The pull is always toward the immediate policy analysis, challenge or grievance. Even in some of the panels yesterday this phenomenon could be observed.
The second dynamic that has not been discussed much yet at this Forum is that China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and impact in the world, particular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increasingly on questions of global development.
The China many of us first came to know has changed.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se remarks I do not mean decreasing political openness and illiberal trajectories within China, which we tend to focus on and which are real. Rather, there ar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that are largely positive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including reduced corruption in people’s daily lives, automation of mundane tasks creating more time for leisure, a cleaner environment, and real reductions in poverty. These changes improve many people’s lives and give the Chinese people and leadership confidence that their pathway to developmental success may be worth sharing with others on a similar path.
China’s influence grows from both its own geostrategic goals and aspirations it is advancing through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rograms – a push factor—and from countries actively seeking Chinese ideas and resources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al needs—a pull factor. In this push and pull process, some Chinese overseas finance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is purely extractive and causes harm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investments are made. In other cases, Chinese development ideas and resources have been shared productively.  
Pulling together all the strands I have laid out: a belief in the benefit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 defense of engagement as an essential modality, an observation that much of the US-China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bilateral discussion appears stuck in present tensions and fixed perspectives, and a recognition of the potential for China’s growing global influence to be positive: we should consider shifting the framework for our bilateral discussions from one that centers the immediate bilateral tensions to a broader framework, more inclusive of other stakeholders, that centers the challenges that require global leadership.
This idea does not deny the real problems that complicate the bilateral US-China relationship, nor is it intended to deter us from understanding, managing and even solving these problems. It is rather to widen the aperture. As Professor Wu Xinbo said yesterday, we should try to broaden the horizon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focus our energy towards shared leadership in addressing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Note: Wu Xinbo, Professor and De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s we seek to improve global development outcomes, create a global AI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ombat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we should engage a range of stakeholders and assume that everyone,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make. In so doing, we may find solutions and we may find that by broadening the horizon breakthroughs in stubborn bilateral questions also come into view.
Forty-five years ago, the need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as critically important and hotly debated. The central question at the time was whether, when, and how to reestablish a formal relationship China and what might b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so doing. “US-China relations” or “the relationship” – whether to have one, how to have one, the nature of it — was the key organizing framework for debate and discussion.
Today, it is a well-established and uncontested fact that the US and China have strong diplomatic ties. “The relationship” is not going to disappear and havi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not seriously in question. Now the question is how the US and China can work constructively in the world.
President Carter’s achievement 45 years ago was to act with courage in a visionary and far-sighted way. Today, we need more of this kind of vision. A vision that releases us from the disappointments of the past, encourages us to move beyond the intense debates of the present, and leads us to focus on building a more equitable and peaceful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