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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贵：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四）

郭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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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贵：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四）

编者按：郭玉贵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全球人力资源战略与国际教育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中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ACA）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参政议政特约研究员和中国国际人才专家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他的力作《美国全国性教育政策形成的历史过程、特点与趋势：殖民地时期-1980年》（上卷）2021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作者授权，《中美印象》自本日起开始连载该书第三节“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

阅读：

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一）

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二）

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三）

 

2. 卡特总统推动设立联邦教育部的过程与结果

从美国联邦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对设立联邦教育部的曲折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联邦政府的两个部门——立法和行政——对重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国会议员倾向于保护自己在国会各个委员会系统复杂的权力平衡中的利害关系。这种行为是建立在与社会利益团体和项目官僚机构紧密共生的基础上的。国会议员们希望保护其支持者的政策目标，或者至少避免破坏成功的政治联盟。

行政和立法视角的差异源于美国政治体系最基本的结构。虽然《宪法》赋予总统“行政权力”。但是，在总统任期内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部门的结 构。相反，这是美国分权主义的一个特点，总统在组织结构问题上作为首席执行官的企图在多个方面受到国会权威的阻挠，因为国会有能力建立行政结构，它有权界定其权力并确定其程序。国会在行政事务上与总统分享权力， 国会的预算权和监督权与总统任命行政官员和确保法律执行的权力相平衡。在历史上所有的重组努力中，总统所追求的重组权力与国会不愿意授予这种权力之间的紧张一直是典型的冲突。原因很明显，总统行政机构的重组权力既然是国会给予的，那么国会也有随时剥夺总统行政机构重组权的特权。

显而易见，总统行政部门对政府的重组权力来自国会立法部门的授权， 而且这一授权是有时限、权限和制约的，其过程和结果往往都是国会起主导作用。这也是历届总统在包括设立教育部在内的政府重组方案中与国会发生冲突，最终都功亏一篑的原因。明白了这一背景，我们就知道总统的行政部门在制定政府重组的政策中的权力是很有限的。卡特总统是否是一个例外呢？

此外，卡特总统上任时客观上还面临两个不利因素。一是他与国会“建制派”主流缺乏互信。就是同样是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领袖们也不真心支持卡特总统。卡特总统事后回忆这段与民主党国会同僚相处的过程时有一段很具体的描述，“除了在胜选后的庆祝会上短暂的握手，我根本不认识大多数国会议员，我渴望见到他们，他们对我更好奇。一些民主党领导人承诺全力支持我执行施政纲领，但当我们开始讨论艰难的细节时，支持常常不见踪影。我必须在任何能找到选票的地方四处拜票”（25）。 二是在总统大选前后美国民众最关注的议题是通货膨胀，这就为卡特总统推动设立联邦教育部增添了社会阻力。

在主观上，卡特总统也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全国教育协会要求他兑现竞选期间的承诺。由于全国教育协会对卡特总统的当选贡献巨大，卡特总统必须要信守承诺以回报对方，这是一笔必须要偿还的政治人情债。二是以一个非传统政客的身份竞选总统的卡特，对他所认为的肮脏和自私的游说政治有着明显的反感，希望将竞选和执政严格区分开来。卡特总统认为，在竞选过程中他可以支持成立联邦教育部，而不会觉得在损害他自身的原则。但一旦当选，他只能将特定利益团体的要求放在全国总体预算和政策优先事项的范围内全盘综合考虑。

基于上述一系列因素，卡特总统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矛盾状态。担任佐治亚州州长期间，卡特就以重整州政府结构，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而出名。有了这一段经历，卡特总统来到华盛顿后，非常反对行政机构的扩张，他希望重组方案集中在合并职能重叠的联邦政府部门，减少直接向总统报告的部门和机构负责人的数量。卡特总统的目标是将联邦机构的数量从1900 个减少到200个，这个数字包括了1400个联邦咨询委员会中的机构。尽管卡特总统提议的主旨是机构集中，但这一方案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将庞大的卫生教育福利部分解开来，建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将目前由大约20个不同的机构管理的教育项目整合在一起，集中到教育部统一管理。这也是卡特总统在竞选中的承诺。而为兑现诺言，卡特总统几乎花了其整整一个任期推动联邦教育部的建立，其间所经历的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和博弈，相信读者阅后也会有充分的感受。下面我们逐年来分析卡特总统在4 年总统任期中的努力。

（1）1977年：总统行政部门的努力

1977年是卡特总统执政的第一年，为完成包括建立联邦教育部在内的重组联邦政府结构的目标，卡特总统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设法获取国会的授权； 二是设立总统政府重组项目 （President’ s Reorganization Project， PRP）。

获取国会的授权。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卡特总统深知要启动联邦政府的结构重组，首先得获得国会的授权。因此，在1976年11月初总统胜选至1977年1月20日宣誓正式上任之间的2个半月的过渡时期，卡特多次前往华盛顿，与国会议员进行沟通，希望尽早获得授权。但与国会领导人的初期对话并不顺利，国会显然不愿意赋予他充分的权力。掌控该项授权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House Government Operations Committee）主席杰克·布鲁克斯（Jack Brooks） 特别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扩大到白宫， 布鲁克斯的做法反映了国会对政府重组的传统怀疑态度。1949—1973年，美国历任总统曾74 次利用重组权改变政府结构，但是国会有19 次否决这些提议。在卡特的不懈努力下，其宣誓就任总统的2 周多前的1977年1月4日，国会总算出台了一项立法，规定了相对标准的重组权。尽管这给了卡特总统改革政府结构的相当大的自由度，但它明确规定，重组计划不能用来设立新的行政部门。

这项法规对卡特总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按此规定，卡特总统设立联邦教育部的计划将会落空。而设置这种障碍的关键人物就是资深议员布鲁克斯和他领衔的众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国会不愿接受重组计划也与国会本身的组织有关，尽管国会各委员会组织独立于政府，但一些议员认为，政府一旦重组之后，国会与此相应的委员会体系将随之重组，这种转变可能会影响一些利益团体，他们担心这种变化会破坏联盟及其支持基础。几经考虑后，卡特总统感到他无法改变布鲁克斯的想法，于是他采取了一个分离策略。卡特总统在2 月上旬和中旬两次邀请了除布鲁克斯以外的所有众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成员到白宫，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在获得他们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后，再与布鲁克斯谈判。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布鲁克斯也只好让步。最后在对卡特总统的提案做了一些修改后，最终国会通过了《1977 年重组法》——实际上赋予了卡特总统所要求的授权。卡特总统赢得了胜利，但他的做法也有负面影响，就此也与布鲁克斯结下了梁子。据布鲁克斯的一名助手说：“卡特两次邀请委员会成员，‘绕过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的情况下私下运作，显示出对国会传统的不尊重。”（26）

设立总统的政府重组项目。在寻求国会授权的同时，卡特总统上任一个多月后，即决定设立一个总统政府重组项目，全盘和统筹领导联邦政府的结构改革。卡特总统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主任贝特·兰斯（Bert Lance）向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提出补充预算要求，为政府重组活动追加160 万美元和62 个全职职位，以便支持政府重组工作。同时规定，政府重组的项目结构将由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负责，由贝特·兰斯担任这项工作的领导（兰斯曾是卡特在佐治亚州政府重组活动中最重要的战略家和盟友）。同时设立一个执行副主任的新职位，专职 负责规划和指导重组方案，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汇报，并“在重组事项上向总统和咨询小组提供必要的帮助”。该项目将由6个研究小组组成，每个小组由一名领导负责，由政府机构人员、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分析人员和外部专家组成，负责收集和分析信息，并制定重组行动议程。根据1977年3月制定的文件，政府重组的目的是“大幅改善行政部门的组织和管理， 使政府工作更有效、更负责任、更公开和更富有同情心”。总统将“直接和 持续地参与重组工作”，并“就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作出最后决定”。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将“批准管理和开展研究的总体计划；持续监测重组计划的开展和进展；协助解决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审查研究小组的最后建议”（27）。

与此同时，在上述6个研究小组之上再设立一个总统政府重组咨询小组（President’s Reorganization Advisory Group），就项目进展情况向总统和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高级官员提供独立咨询，并在提高公众认识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该小组将由一名全职主席领导，该主席“得到总统的信任，具有政府重组方面的工作知识和公众认识/参与方面的经验”。预计该小组将由10—15名成员组成，包括白宫工作人员中的高级成员，在联邦政府、立法部门、工商界、州或地方政府、公共利益团体以及研究和学术机构有经验的个人。

设立教育部研究小组。为总统政府重组项目建立的6个研究小组中有一个是人力资源研究小组，负责研究和分析设立拟建的新教育部的可能性，备选方案的工作人员就设在该小组内。包括人力资源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帕特里夏·格瓦尔特尼 （Patricia Gwaltney） 在内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来自政府专业服务部门——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本身和卫生教育福利部的各个部门，这一人员构成反映了总统政府重组项目总的战略是依靠“细节人员”的努力。1977年7月，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学家威利斯·霍利 （Willis D.Hawley）被任命为教育研究小组主管，这也反映了一种平衡政治顾问和学术分析师的尝试。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的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约瑟夫·卡里法诺（Joseph Califano）对设立独立的联邦教育部一直持反对态度。他同意进行改革与重组，也宣布这次改革是“该部24年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重组”，但就是不同意将教育项目从该部分离出去而建立单独的教育部。由于卡里法诺是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他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了设立联邦教育部的工作，我们在下面介绍中会提及他的作用。

基于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卡里法诺的抵制态度，白宫又创建了一个由副总统蒙代尔担任主席的强大的政治工作组，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贝特·兰斯、国内政策部主任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和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卡里法诺为工作组成员。总统政府重组项目下的教育研究团队对该项目进行实质性分析的同时，蒙代尔副总统的特别工作组将研究政治方面的组织选择。

1977年6月，蒙代尔副总统工作组和总统政府重组项目下的研究小组联合向卡特总统提交了第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对卫生教育福利部改革的重组方案进行彻底研究，鉴于国会和选民的压力，对重大结构问题作出相对较早的决定至关重要。工作组建议对组织备选方案进行为期五周的研究，然后将决定是否继续提出设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的建议。如果在那之后做出了继续努力的决定［从是否（whether）应该设立一个部门的问题转向其中应该包括什么 （what in it） 部门的问题］，随后将再进行为期6个月的研究。

很快卡里法诺与蒙代尔的分歧浮出水面。在提交给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还附有蒙代尔副总统的一份封面备忘录，重申他倾向于立即设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但他同时指出“卡里法诺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重组小组有保留意见”。他认为，政治现实需要立即做出决定——全国教育协会的政治影响力很大，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也日益逼近。如果总统不采取行动，人们担心里比科夫（Ribicoff）参议员会赶在我们之前单方面行动（参议员里比科夫也正在参议院里积极推动设立教育部的提案，我们下面会介绍）。

卡里法诺表达了不同意见。在备忘录的一份增编中，他提出了反对设立教育部的想法，他认为不能在真空中看待教育，设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门也 “肯定会导致建立独立的内阁级卫生和福利保障部门的压力”。他还表示，他相信总统需要的是直接向他汇报的人更少，而不是更多；他需要的是更少， 而不是更多面向特定群体的部门；在这样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全国教育协会利 益占主导地位的部门，预算控制问题将会更大；并且“分散的组织将以损害 总统的控制权来增强国会的控制权”。鉴此，卡里法诺主张加快研究进程， 以评估继续行动的利弊。然而，卡特总统不同意，决定继续进行为期6个月的研究。他呼吁在3个月后的8月进行一轮初步决定，届时将决定是继续单独设立一个部门，还是仍然将教育作为卫生教育福利部的一部分。

社会各界的正反意见。显然，卡特总统的决定否定了卡里法诺的意见， 把球扔给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工作组继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在开始确定供总统考虑的选项之前，工作人员牢记了总统政府重组项目发布的指示，要求他们从对程序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开始，一份工作人员文件详细说明了教育小组的任务。在研究过程中，总统政府重组项目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国会和白宫工作人员，联邦部门和机构，州和地方教育者以及相关团体和个人的想法和资源，并充分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当时支持成立一个独立的教育部的民众主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设立一个内阁级教育部将提高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知名度。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教育部的文明国家。没有独立部门，教育往往被认为地位不如其他行业，例如农业、劳工或商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成立一个部门，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会使教育政策部门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提高。

第二，有一个教育部将在总统制定教育政策方面提供更好的建言渠道。教育利益团体很难推动行政部门在预算或项目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因为它必须与卫生教育福利部的其他关切事项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设立一个单独的内阁级教育部，将使行政首长和教育利益团体在获得机会和资源方面都获得更大的政治优势。

第三，设立一个教育部将使其协调分散在联邦政府各机构的教育项目。这种协调会减少重叠和重复的机制（初步调查显示，超过250个教育和相关项目分布在20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它还将通过一个更加一体化的组织结构进行方案改革。据信这些协调机会将提高行政效率。

第四，教育部将成为总统制定一套连贯的教育政策的工具。分散的众多职能部门只能使总统陷入被动应付的状态。设立一个部门将使制定积极的战略政策更加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总统和行政部门有可能制定出比以前更有效的方案和政策。

第五，有了内阁级的教育部门将为联邦政府在高度分散的教育体系中促成变革提供工具。那些提倡变革的人——不管是哪种变革——都把成立一个部门看作是将这些提议变为现实的机会。

持反对立场者也提出了三个基本论点。

第一，教育部的成立标志着联邦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显著增强。这将与美国传统的将教育视为州和地方事务的信念背道而驰。

第二，单独设立一个教育部将使一个重要的国家问题政治化，并迫使教育政策在维持现状方面由那些有狭隘的特殊利益的团体主导。

第三，教育部的成立将打破美国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之间不稳定的平衡。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部将产生一些新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涉及政教分离以及其他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问题。

综合三种初步方案。根据上述社会各界的意见，在整个1977 年的夏季和初秋，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教育工作小组都在努力解决实质性的政治问题， 以便提出可行性的方案。随着几个月的发展，更加明确的实质性选择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教育应该具有内阁地位还是非内阁地位；第二，应将教育职 能（无论置于何处） 视为狭义还是广泛的计划？

随着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教育工作小组开始其分析活动，他们试图将其研究视野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对教育问题有鲜明见解的专业人士，他们意识到国家对学生的入学率下降、考试分数下降、日益增多的学校暴力、学校对家长的诉求缺乏反应以及大量青少年失业等现状的认识已日益明晰。在这种背景下探索教育部门的组织结构时，人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具有广泛、全面特征的选择。事实上，过去10 年来，州和联邦政府的重组工作也加强了向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组织发展的趋势。

为了得到国会议员和各利益团体的理解和支持，总统政府重组项目教育工作小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走访参众两院和利益相关的教育组织，与他们进行接触、对话和磋商。这些对话主要围绕着两个独立的问题——是否应该有一个教育部，如果有，应该包括什么内容？尽管这些问题在逻辑上是分开的，但在政治上，如果不回答第一个问题，就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例如，教育工作小组在了解国会议员的政治立场时，与他们讨论了教育与人力发展项目之间潜在或可能的联系。虽然议员们普遍地支持一个广泛部门的概念，但很少有实质性建议将这一概念转变为特定的组织形式。由于政府重组建议也将提交给国会政府运行委员会，因此教育工作小组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与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及其助理会面。与此同时，教育工作小组还会见了国会授权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中专门参与教育方案讨论的成员和工作人员。

与利益相关的团体代表的会面对于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战略设计也至关重要。教育工作小组会见了代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200 多个利益团体和组织，以及工会和民权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与各利益团体的讨论非常广泛和深入。除美国教师联合会以外，大多数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团体和组织都支持建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的想法，而高等教育界对于是否需要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部则更为矛盾。

经过半年多认真和深入的探索和调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教育工作小组就是否设立联邦教育部的问题综合归纳了三种供进一步讨论的选项：第一种是按照卡里法诺提议的路线，卫生教育福利部进行重组后维持现状，即将现有的教育司保留在卫生教育福利部内不变。因为提高教育部门在联邦结构中的地位会增加人们对联邦插手教育事务的恐惧。第二种是参照国防部的组织设计，重建卫生教育福利部。国防部是在一个更大的机构内设立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等多部门。教育司将成为卫生教育福利部这一超级部门内的一个“部门”，由一个高级别的副部长领导，就像海军部在国防部内部运作一样。将教育司重组和提升为准内阁级（sub-cabinet level） 的地位。第三种是把卫生教育福利部拆分成两个部，一个是健康和福利部，另外创建一个新的教育部，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门相结合，其范围将比目前的卫生教育福利部内的教育司包含更广泛的项目和职能。由于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教育工作小组层次和性质不大可能对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选项作进一步深度探讨，这牵涉到许多政治和权力方面的因素， 教育工作小组更多的是从专业和效率方面进行推导，提出其认为更符合卡特总统意愿的理想方案。鉴此，他们主要专注于对第三种选项的进一步深入研讨。

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教育工作小组提交的方案强调了向范围广泛的教育部发展的替代方案，他们的结论是，设立一个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广泛涉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但不包括社会福利和卫生领域的项目，是卡特总统可以采取的适当途径。这种方法将在部门的政策环境中引入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可以从卫生教育福利部和其他联邦机构转移大量教育项目，包括卫生教育福利部的儿童早期项目 （Head Start）、美国农业部的儿童营养计划、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教育项目和印第安人事务局的印第安人教育项目等。在论证其结论时，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教育工作小组强调，“就本分析中采用的大多数标准而言，范围狭窄的教育部是最不具吸引力的选择， 而一个范围广泛的部门，包括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源发展活动，似乎是最适合制定全面应对与教育有关的挑战的替代办法”。

自1977年初将政府重组项目的研究工作委托给各个工作小组后，直到11月底的大半年时间，卡特总统基本上没有过问这一工作，他一直忙于处理更为重要的国家事务。诚如在总统大选期间民众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中，教育没有排上号，能源问题远胜过教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卡特在竞选期间也承诺成立一个新的联邦能源部——这是对几年前美国经历“石油危机”冲击后民众的强烈诉求的回应。1977年1月20日就任总统时，卡特总统即全力推动成立能源部。终于在1977年8月4日，卡特总统签署了《1977 年能源部组织法》（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Organization Act of 1977），成立了能源部，新的能源部于1977 年10 月1 日正式开始运作。在此期间卡特总统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过问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教育工作小组原定8月完成的第一阶段报告。

到11 月底，卡特总统才腾出时间过问教育工作小组所进行的设立教育部的研究结果。11 月28 日，卡特总统召集参与该项目的所有人员开会。与会者有咨询委员会成员坎贝尔（Campbell）、舒尔茨（Shultz）和蒙代尔副总统， 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卡里法诺，国内政策部主任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官员和总统政府重组项目工作人员。在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詹姆斯·麦金太尔的支持下，总统政府重组项目工作人员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他们费时六个月完成的备忘录。备忘录倾向于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教育部的方案，在提供给总统的范围广泛和范围狭窄的两个选项中， 强调优先选择范围广泛的新部门，其中包括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源发展职能。

据一位与会者回忆，卡特总统兴高采烈地走进会议室，首先祝贺大家所做的出色工作，并微笑宣布，在其他任何问题上，他没有收到如此多的工作人员备忘录，建议他采取如此多不同的行动。很明显，卡特总统已经阅读了所有这些备忘录，对其中所列的问题了如指掌。然后，卡特总统邀请各位与会者简要介绍他们各自的观点。其中坎贝尔和舒尔茨争论不休，主张卫生教育福利部管理教育项目并维持其地位；国内政策工作人员主张设立一个范围狭窄的教育部门；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教育工作小组介绍了设立范围广泛部门的方案；当卡里法诺提出设立单独的教育部的方案不合适，主张对该选项作进一步研究时，教育工作小组成员感到很惊讶，他们猜测卡里法诺是试图拖延决定。卡特总统适时打断了他的发言，他向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表明他对将采取的各种立场的弱点有所了解。显然，总统似乎是向与会者表明他已经就这些问题做了功课。会议进行了大约90分钟，总统实际上主导了与会者之间的交流。临近休会时，总统突然宣布他必须赶去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走前他留下希望“我们能得到最广泛的教育部”的话。蒙代尔副总统没有详细发言也随即离开了。

卡特总统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之间的这次会面明确了他的态度，会议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首先，卡特总统重申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部的承诺。在本届政府内部，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卡里法诺是唯一反对这一立场的人物。其次，赋予教育部内阁级的地位将提高联邦政府作为教育领导机构的知名度和力量。新的教育部的成立将被视为卡特总统致力于将教育置于高度优先地位的证据。

然而，虽然卡特总统确实同意新的教育部应尽可能范围广泛，但“广泛”的定义似乎存有争议，对什么是“尽可能”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卡特总统离开会议室后，国内政策负责人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站起来说：“总统所说的是，他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广泛的部门。然而政治可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lity） 将决定一个范围狭窄的部门，理由是退役军人、公民权利团体、营养倡导者、儿童早期项目参与者和印第安人等许多利益相关团体都有可能反对成立一个广泛的机构，使得该法案无法通过。”艾森斯塔特这席话令教育工作小组成员感到震惊，一个范围狭窄的教育部是他们先前讨论的三个备选方案中最不令人满意的一个。但是，所有与会者也都承认，如果有总统的支持，根据卫生教育福利部内目前教育司的轮廓而设计的范围狭窄的教育部可能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通过，如果建议的该部门包含的范围越广泛，在政治上就越困难。

经过1977 年几乎一整年的研究，卡特的政府基本解决了设立单独的联邦教育部的问题，虽然卡特总统认同了教育工作小组提出的设立一个范围广泛的教育部的主张，但总统国内政策部主任艾森斯塔特对此仍有异议。至此，1977 年也将结束了，紧接着是美国长达1个月左右的圣诞和元旦的假期，这些分歧将留待1978 年来解决。

国会参议院启动教育部法案。在整个1977年期间，在卡特政府研究设立教育部的可行性的同时，国会参议院也在推动设立教育部的法案。在参议院领头的是参议员里比科夫，他是卡特总统在参议院的盟友。里比科夫早年担任康涅狄格州州长时曾帮助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作为回报，里比科夫被任命为肯尼迪时期的第一任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正是因为这一经历，他后来告诉所有人他讨厌那份工作，他发现这个机构太大，太庞杂，不可能有效管理。由于有这一亲身体验，里比科夫本人在参议院多次提出了创建美国教育部的法案。里比科夫在1977年3月重新提出了建立这样一个教育部门的法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有70多位参议员参与共同提案，并成功于10月中旬在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里比科夫和他的工作人员为听证会安排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人，卫生教育福利部的官员，其中有泰德·贝尔（Ted Bell），他曾是福特总统时期的教育专员。贝尔在声明中说：“专员是政府结构中的第五级官员，在卫生教育福利部中是职位最低的官员之一。我在那个庞大的组织里没有影响力。如果你来做这项工作，幻想会很快破灭。”（28）正因为里比科夫参议员在参议院的积极推动和进展，才对卡特总统和蒙代尔副总 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让我们进入1978年，看看总统当局与国会立法部门、政府各机构以及各利益团体的博弈结果吧。

（2）1978 年：白宫团队与国会、政府机构以及利益团体的沟通与博弈

为什么国内政策部主任艾森斯塔特在1977 年11 月底的会议上会提出与总统的教育工作小组完全相悖的建议呢？这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与艾森斯塔特所处的位置和担任的职位有关，教育工作小组纯粹从专业和效率的角度思考问题，只对卡特总统本人负责，不了解其他复杂的政治关系；担任国内政策办公室负责人的艾森斯塔特身处顶层权力机构，是“政治圈内”的人，深谙高层政治运作和平衡。例如国内政策办公室要考虑国会，政府各机构之间以及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博弈，要考虑设立一个新的联邦政府部门的预算分配和成本支出以及国会的审批等问题。加之他们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事务官，不受总统选举的影响和压力，更多从政策和政治诸方面考虑问题。二是教育工作小组和国内政策部两个团体都认为他们得到了总统本人的批准。国内政策部主管艾森斯塔特接到卡特的指示是要设计一个“政治上可行”的部门，以达到各方的利益平衡，而教育工作小组在一开始时曾由总统劝诫其脱离政治，专注于专业和效率，卡特总统寻求的重组目标 （政治目标除外） 最好由更广泛的部门来实现。三是可能由于卡特总统本人对两种观点的矛盾态度促成了内部争议。有证据表明，卡特总统被高度理性、分析性的方法所吸引，他的个人风格和工程师的职业训练强化了教育工作小组的信念，即总统希望他们表现为一个高质量的分析团 队。与此同时，总统还委托其亲密的个人顾问，让他们集中在政治战略方法上。对他们中一些人来说，总统似乎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最后一点关键是，国内政策部主管艾森斯塔特与下属很清楚顶层的权力运作规则，最终有权决定一个政府部门设立的是国会而不是总统。因此，在几个月后，当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麦金太尔和国内政策负责人艾森斯塔特向卡特总统提出设立一个范围相对狭窄的教育部的建议时，卡特总统否决了这些建议，似乎坚持了他的原则，指示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管起草一项范围更广泛的措施向参议员里比科夫证明，捍卫其优点，而不仅仅是基于政治的权宜之计。（29）法案最后能否通过，则又是另一回事。

与国会磋商以确定拟建教育部的可行性范围。虽然1977 年11月底的会后，卡特总统选择了设立范围广泛的教育部的方案，但这一方案的实质性主旨并不明确，卡特总统在内阁会议后只是指示其幕僚设计一个“在政治上尽可能可行的范围广泛的部门”。因此，紧接着教育工作小组继续为拟建的 教育部的构成进行规划。就在卡特总统会见白宫高层管员的同一天，教育工作小组成员还及时拜访了参议员里比科夫，他是卡特总统设立范围广泛教育部的最强大的政治盟友。在听取了教育工作小组对构建一个范围广泛的教育部的基本原理的描述后，里比科夫非常赞同。他也认为设立一个过于狭窄的教育部是不值得的。为了配合和支持教育工作小组的准备工作，里比科夫决定把他的听证会推迟到4月，使教育工作小组有更多时间与各方磋商和沟通。但是，里比科夫同时也强调：“虽然我不喜欢一个狭隘的教育部门，但我不希望非教育项目被纳入这个部门。新的教育部内的任何项目都必须具有教育因素。全国教育协会想要一个狭窄的教育部是错误的，我会和他们谈谈，告诉他们没有我的支持就不会有新的教育部。我们对这个部门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会和你们协调听证会。听证会应该在复活节之后，4月中旬之前，而不是5 月1 日之后举行，我们不想失去目前的势头。”（30）

在麦戈文注意到里比科夫的支持的同时，也注意到教育工作小组对拟建的教育部应该包括哪些项目的看法似乎与里比科夫参议员有所不同。因此， 如果要保持与里比科夫参议员的共同立场，与参议员的工作人员进行协调将需要大量的技巧和时间。然而，不管怎么说，里比科夫的支持对教育工作小组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个研究小组可以从里比科夫处获悉许多国会的内情，有助于他们设计一个“在政治上尽可能可行的范围广泛的部门”。

在与参议院沟通的同时，为确切地领会卡特总统的意图，教育工作小组要求其上司——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麦金太尔向卡特总统确认三个问题，以便他们更好地继续与各方磋商。于是麦金太尔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卡特总统澄清其立场。麦金太尔在备忘录开始时指出，第一，11 月28日讨论教育计划重组方案的会议达成的协议时，您对设立一个新的内阁级部门（包括教育和相关计划） 的承诺应得到公开重申。卡特总统批复副总统“也可以”就这一问题发表声明。第二，新的教育部的范围应尽可能广泛，不应由单一的利益团体主导我们和里比科夫参议员制定立法提案。卡特总统 批复：他同意重组，但在备忘录中加入了一个边缘评论“一般（general）而非具体”。第三，作为迈向新部门的过渡步骤和组成部分，卫生教育福利部 内部的教育司应进行重组。卡特总统也批复：同意这一建议。

明确了总统的意图后，教育工作小组制定了针对国会议员的战略，争取使国会的主要议员支持。教育工作小组制定的国会磋商策略主要集中在三组国会议员上：第一组是国会主要领导，如参议员里比科夫、佩尔（Pell）、威廉姆斯（Williams）和伯德（Byrd）以及众议员珀金斯（Perkins）、布拉德马斯、福特、布鲁克斯 （Brooks）和奥尼尔（O’Neill）；第二组是对拟从其他政府机构移出至新的教育部的教育项目具有管辖权的国会参众两院的委员会主席和国会少数党领袖；第三组是负责特定的政府事务和政府运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被认为“可能对此计划有兴趣并支持这一倡议”。

教育工作小组在与国会主要领袖们的沟通中，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普遍支持成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但他们作为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主席或少数党领袖，对拟移交的项目拥有管辖权。委员会管辖权的分散性意味着众议院有 9个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参议院也有9个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对被视为拟移出项目的部门拥有管辖权。与这些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协商是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国会议员不仅要保护他们的项目和利益团体，而且也担心整个重组方案。多年来，人们一直试图使众议院的各委员会之间的结构“合理化”， 特别是规则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民主党人众议员理查德·博林（Richard Bollin）尤其关注这一问题。对一些人，特别是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委员会的成员来说，重组政府被视为迫使国会本身重组的关键举措，这不仅会改变委员会的管辖结构，而且会扰乱各部委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也涉及与他们有关的利益团体和国会支持者。

与众议院领导人的会晤证实了教育工作小组的预期：众议院对立法的热情低于参议院，那里没有一位可与参议院的里比科夫相媲美的众议员在立法方面起领导作用。尽管众议院在会议期间提出了几项提议设立一个新部门的法案［由民主党人卡尔·珀金斯（Carl Perkins）和共和党人玛格丽特·赫克勒（Margaret Huckler）提出］，但很难得到与里比科夫地位相当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众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主席杰克·布鲁克斯的支持。而这位手握大权的众议员，正是我们曾提及的在卡特总统上任之初，在授予卡特总统联邦政府的结构重组的权力时结下梁子的布鲁克斯，很难想象他会对卡特总统的政府重组方案给予支持。正如卡特总统在自传中讲述：“事实上，由于杰克·布鲁克斯的反对，在新一届国会准备召开之际，我无法让任何民主党议员支持提出的重组立法！” 最终，卡特总统总算还是说服了布鲁克斯，由其在众议院提出了一份与参议院的里比科夫提案相似的法案，但他对这项措施的支持从来都不热忱。

与各相关项目群体的沟通与磋商。教育工作小组一开始曾认为，与可能受到该提案影响的各个相关项目群体的磋商和沟通将使他们有机会检验其提案的可行性，从而制订一项应对这些立场的计划，然而，事后证明，他们之间的磋商和沟通并没有产生人们所希望的结果。支持成立新的教育部的相关群体对参与讨论项目移交的细节几乎没有兴趣。例如，对于全国教育协会这样的组织来说，他们关心的不是拟建教育部的具体构成，而是拟建教育部的本身。而另外一些与特定的项目相关的群体，如涉及劳工、青年、残疾人、印第安人、儿童营养、儿童教育、科学、艺术和人文的项目群体，他们更愿意从本身的利益角度对教育工作小组的提案作出反应，而不仅仅是对拟建教育部问题提出建议。例如，有关印第安人教育项目的提议说明了磋商路线的复杂性。很明显，大多数部落和美洲原住民群体认为，里比科夫提议将所有美洲原住民教育迁入拟建的新教育部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印第安人领导人多年来一直批评印第安人学校的简陋和印第安人事务局的反应迟钝，因此提出将印第安人学校从印第安人事务局中移出来。然而，当这些群体与教育工作小组商讨时，他们对自己留在印第安人事务局的立场极为坚持。这些组织似乎在利用从印第安人事务局撤出印第安人学校来威胁印第安人事务局，迫使该组织采取更积极的整改行动。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将国家科学基金会管辖的教育局划入到拟建的新教育部的争论。教育工作小组已将目标锁定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教育项目，以便将其转到新的教育部。这些项目主要是对各地学区的课程和教师培训工作进行拨款。大约9%的国家科学基金预算用于改进科学教学和科学课程，这是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教育工作小组曾与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ice）和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的代表进行对话，加强了教育工作小组的观点，即国家科学基金会内的部分项目可以转移到一个新的部门，而对科学机构的运作几乎没有干扰。

然而，教育工作小组及其顾问没有看到科学教育项目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发挥的其他作用。科学教育是该机构内唯一一个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项目，大多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其他经费都流向了著名的大学（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大沿海地区）。科学教育项目使该机构可以向国会议员展示其所在选区 正在从该项目中受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些官员认为这种“政治掩护”

（political cover） 是其对该机构支持的重要基础。此外，科学教育界的人士也担心，如果他们从享有盛誉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分离，他们将失去地位。他们认为，如果离开这一独立和准自治机构，他们在科学教育界将低人一等。在教育工作小组会见科学界的代表时，很明显，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的项目群体相信拟建的新教育部将以中小学的利益为主导，高等教育的代表将发现自己是“奇怪的局外人”。但教育工作小组还是强烈建议采取行动，认为一旦科学教育项目从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剥离出来，前者将更有条件去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专注于创新。（31）

教育工作小组也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界的论点，即新的教育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小学教育利益团体的支配。他们试图提出相反的观点：将科学教育等项目转移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强有力的新部门，将增加大学和学术界在教育问题上的投入和参与。然而，教育工作小组并没有改变许多人的想法。1978 年2月初，教育工作小组专门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美国科学促进会执行官、卡内基理事会副主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教员、科技项目办公室代表、总统科学顾问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教育和科学部可能成立的一般概念、支持和反对建立教育部的具体论据，以及是否有必要在新的教育和科学研究部中纳入特定的科学和研究相关项目等一系列问题。教育工作小组成员阿瑟·希基（Arthur Sheekey）在给威利斯·霍利（Willis Hawley）的备忘录中总结了这次会议情况：“这次会议的总体要点是，拟建教育部可能会对联邦政府对科学和研究的支持产生负面影响。基础研究总是容易受到攻击和竞争，一旦新的教育部拥有内阁地位，内阁代表可以游说为‘中小学项目’提供更多经费，大学社区可能会受到影响。”希基接着总结说：“研究和科学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它们是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生存’‘国家安全’和国家的总体健康。任何试图在科学和教育之间建立桥梁的尝试都可能产生非常消极甚至爆炸性的后果。在这样的联姻中，科学和研究可能失去一切，却得不到任何好处。”（32）

这儿要说明一下，作为官方的教育工作小组在就拟建的新教育部内部构成与各方磋商和沟通的同时，一些利益团体也针对相同的问题开展了许多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利益团体的活动独立于总统教育工作小组的行动。而在其他情况下，利益团体的活动则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的行动引发的。许多教育机构和其他组织围绕着创建一个新的教育部的基本论点开展活动，这一行动目的将为教育项目从联邦政府赢得更多的资源。全国教育协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关键领导作用。事实上，全国教育协会对建立新的教育部尤其迫切。自恃是卡特总统胜选的大功臣，早在卡特总统上任之初，全国教育协会就开始担心卡特总统是否会兑现他竞选时的诺言。就在卡特总统上任2个月的1977 年3 月，全国教育协会会长特里·赫恩顿就已按捺不住地给卡特发了一封信，信中他抱怨说，他和他的同事“越来越焦虑您对建立内阁级教育部 的承诺，如果您重申这一承诺，并就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和任务作出明确宣 布，许多恐惧和焦虑将被平息”。他在信中要求举行一次私人会议。然而，当赫恩顿要求会议在 1个月后举行时，结果令人失望。当时卡特总统远非“重申他的诺言”，卡特总统的态度模棱两可。据当时也在场的卡达诺（Car⁃ dano）回忆说，由于总统刚上任不久，有包括设立能源部、军备控制、国际人权、经济衰退等众多更为优先的国内外事务要处理，教育问题缺乏紧迫性，故卡特总统只是承诺“努力研究它”。这也是事实，卡特总统没有违背他的诺言，当时他正在寻求国会给予他重组政府结构的授权。其后不久，总统就组建了包括教育工作小组在内的政府重组项目，启动了对设立单独的教育部的研究工作。

正因为了解卡特总统的真实意图，全国教育协会也一直在关注教育工作小组，并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影响力，带动其他利益团体予以呼应和支持。虽然全国教育协会非常有效地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利益团体，代表着广泛的教育界利益，但不足之处是，他们几乎只注重拟建教育部的一般原则，而不强调拟议立法的具体内容。全国教育协会所采取的声援策略更多地使人想起他们在卡特总统竞选时组织的后援行动，全国教育协会向其各地分支机构发送了数千份新闻稿和社论及其领导人在白宫与总统的合照，甚至在行政部门向参议员里比科夫委员会提交正式提案之前，白宫代表已定期与全国教育协会和其他顶级教育团体举行会面，以制定竞选策略。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全国教育协会将重点放在对拟建教育部的一般性抽象支持上，教育工作小组和其他白宫战略家则将重点放在要纳入该部门的项目细节上。尽管全国教育协会希望动用其资源来确保教育部法案的通过，但反对者对这一举动很反感，认为新的教育部将完全由全国教育协会控制。为了解除外界的疑虑，协调各个教育团体的行动，全国教育协会牵头组织了一个支持教育部提案的团体联盟。该联盟采取了两种形式：一个是支持建立内阁级教育部的广泛公民委员会（Broad Citizen’s Committee for a Cabine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另一个是位于华盛顿的主要教育组织代表组成的小型协调小组。

当然，并不是所有教育利益组织都支持设立单独的教育部，美国教师联合会——全国教育协会在组织和代表教师方面的竞争对手——就反对这一想法。大多数关于美国教师联合会的新闻评论中美国教师联合会把自己的反对描述为是站在对抗全国教育协会的立场。除了美国教师联合会之外，还有其他反对建立教育部理念的人士：包括一些工会、反工会团体、美国天主教会议、私立学校利益团体，以及一批既代表自由派又代表保守派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人。建立一个代表这种不同利益的联盟的任务是艰巨的。有一些组织反对设立教育部，认为它违反了《宪法》，即教育是地方和州的事务。其他人则反对说，建立一个教育部门不会确保它是个保障平等教育机会的强有力的执法角色，而是会屈服于州和地方教育机构。尽管美国教师联合会和其他劳工组织对建立一个教育部有着强烈的反感，但他们（以及许多民权倡导者） 很难立于与现任民主党总统直接冲突的立场。

1978 年4 月初，教育工作小组将一份备忘录分发给内阁成员和受拟建的新教育部影响的政府机构负责人，征求他们对将于4 月14 日在参议院公布的政府提案的意见和评论。劳工部部长雷·马歇尔（Ray Marshall）评论说，将劳工部下辖的几个青年培训和就业项目的转移是“基于总体上对就业和培训 项目的误解，并且对移交的具体项目了解甚少”。马歇尔认为，就业和培训 项目与教育部门的项目有着非常不同的任务，如果进行此类移交，劳工部的 其他项目也会受到影响，将这些项目转移到新的教育部意味着会限制联邦政 府对劳工培训项目的影响。助理总检察长帕特里夏·沃尔德（Patricia Ward）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指出，虽然司法部总体上支持这一提议，“但我们 强烈反对将少年犯办公室的项目、人员和全部10万美元预算划给拟建的新教育部”。他进一步指出，“有必要在司法部保留该项目的行政理由”。艺术捐 赠基金会主席利文斯通·比德尔（Livingstone Biddle）指出，该基金会及其理事会暂定的建议是不将捐赠基金转入教育部。但他也利用这个机会重申了不 适宜将这些项目移到新教育部的原因，无论是在现阶段还是将来。国家人文 基金会在一封信函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信中提醒麦金太尔，人文基金会 是有立法授权的，这一授权似乎排除了行政部门对这些项目组成部分的随意 考虑。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的回应重 申了他众所周知的反对转移科学教育项目的立场。他在写给卡特的信中说： “设立教育部的构想很周全，但是目前人们为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教育 项目转移到该部而争论不休。教育工作小组提议的新教育部的方案并没有明 显的理由，仅是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教育项目添加到了普通教育项目 中。”阿特金森在信中最后说：“基于这些原因，国家科学委员会和我一起强烈反对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教育项目移交给拟议中的教育部。”卫生教 育福利部部长约瑟夫·卡里法诺也利用对政府提案草案发表评论的机会，再次对这项努力的主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正如我早些时候指出的，教育部的概念几乎完全取决于组织的知名度和地位问题，以及组织良好的教育利益，特别是教师对这种组织符号的重视程度。”卡里法诺就三个决策选 择领域发表了具体评论：不应该将儿童早期项目（Head Start）和残障人员康复训练项目转移到新的机构中，卫生教育福利部下辖的公民权利办公室与教育有关的执法责任不应转移，青年服务计划也应保留在原项目中。

完成与国会议员、项目利益群体和政府各部委机构的一系列磋商和沟通 后，距离1978年4月14日举行的里比科夫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仅剩约1周时间。教育工作小组必须据此归纳和整理出一份报告，经卡特总统选择后，赴参议院听证会公布政府立场。鉴此，总统办公室邀请各方在白宫的罗斯福会议室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将提交给总统的教育部方案。第一次会议于4月6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统蒙代尔、约旦（Jordan）、沃森（Wat⁃ son）、艾森斯塔特（Eizenstat）、佩蒂格鲁夫（Pettigrew）、卡普（Carp）以及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主要人员，会议的议程是讨论拟纳入新教育部的项目。副总统蒙代尔和乔丹提前离开了会议，艾森斯塔特接手了会议。讨论中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职业康复项目。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对这些项目持怀疑态度，认为职业康复不是一个教育项目，虽然属于广泛的教育和人力开发部门 的定义，但不属于一个狭义的以教育为重点的组织。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其他项目——儿童早期项目、国防部学校、印第安人教育项目。一位与会人员将这次会议描述为与会者对整个拟建教育部门构成的想法缺乏热情。与会者注意到， 卡特总统本人的意见可能与与会者的共识有所不同。报道引述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的话说，“总统可能会反对过于狭窄的部门，他想要一个大部门”。

几天后，同一批人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副总统蒙代尔再次提前离开了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很明显的是，负责国内政策人士的“政治现实主义”占了上风。与会者对具体的方案建议逐一进行了讨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认真考虑了教育工作小组的建议，但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将该建议推到了该部门“狭义”而不是“广泛”的提法上。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高级代表威尔福德（Wellford）和麦金太尔并不认为自己在总统和他的亲密顾问中有良好的政治影响，他们开始觉得整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失败之作”。

卡特总统是在4月14日前收到与会者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卡统总统就“拟建的内阁级教育部的范围和具体计划内容”作出决定。同时指出，麦金太尔将在14日向里比科夫委员会作证，并且强调“我们计划就里比科夫参议员的S.991号法案作证，而不是在参议院提出我们的新法案”。该文件回顾了自1977 年11月与卡特总统会晤以来的工作进程，指出“您指示我们与国会合作，建立一个教育部。您还表示，您倾向于设立一个范围尽可能广泛的部门，而不是由一个利益团体主导的部门”。备忘录还分析了政治形势：里比 科夫参议员的提案现在有58个共同提案人，我们预计参议院今年将通过一项设立教育部的法案。不过，众议院今年的行动尚不确定，虽然许多国会议员支持设立一个教育部，但在该部应包括哪些项目上几乎没有共识。我们咨询过的大多数议员，包括珀金斯、布拉德马斯、福特和汤普森，都支持一个范围广泛的部门，但在其应该包括什么组成部分方面存在分歧。一些支持设立教育部的国会议员不赞成现在就采取行动来建立这个部门，因为可能会引起争议，对其具体目标不确定，或者担心它将被传统的“教育权势集团”所支配。众议院领导层特别担心在今年的选举中会导致民主党人之间出现分歧（因下半年是国会中期选举）。

备忘录向卡特总统提供了两点意见，作为评价拟建教育部的范围和备选方案的依据：第一，转移项目不应损害项目本身的有效性或完整性，并应尽量减少对项目原所属机构的负面影响。第二，建议转移项目的决定应考虑到国会议员、相关利益群体、政府部委机构和公众的政治支持。同时提供给总统两个选择：一是今年成立一个包括范围狭窄的教育项目的教育部，以便以后通过重组计划移入额外的项目；二是今年成立一个教育部，涵盖范围更广的相关教育项目，据此建立一个框架，可能有助于以后进一步的项目转移。第一个选择是将目前在卫生教育福利部的教育司管辖的130个项目，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教育项目，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下属的学院住房项目，美国农业部下属的研究生院，卫生教育福利部下属的民权办公室、教学电信示范项目和对特殊机构的预算监督，美国农业部学校为基础的营养教育项目， 司法部的学生贷款项目，以及内政部的美国印第安人教育计划移入新教育部。合并后，新部门将拥有164个项目，预算约为133 亿美元，以及近6000 名员工。第二个选择是将包括第一个选择中详述的所有项目，司法部、社会保障局、卫生教育福利部的青年服务项目，劳动部的青年培训和就业项目，以及已在卫生教育福利部开始实施的项目。在这一选择中，该部将有199个项目，预算约159 亿美元，工作人员近8000 人。

备忘录还就两个选择的优缺点分别予以详细说明，最后建议总统采纳第一个选择方案，指出，“经过广泛的磋商和分析，我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广泛的范围（将通过第二个选择来实现） 在目前无论从实质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切实际的”。这一决定有两个主要原因：“与能源部的方案不同，教育司以外的许多教育和教育相关职能不可以轻易转移到互不相连的单位。此外，我们与越来越多的团体和国会议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结果我们得出结论，在今年的选举年中，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教育部的提案是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的。”

随后，备忘录中将政府行政部门提出的方案与里比科夫参议员的法案逐条进行了对照。前者建议将科学教育项目纳入新的教育部，而后者的法案包括了整个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的教育局；行政部门的建议是将农业部的营养教育中以学生为导向的部分纳入新的教育部，但这一内容并不包括在里比科夫法案中；双方同意将与教育相关的公民权利责任纳入新的教育部；里比科夫法案没有将印第安人教育项目纳入其条款，但是，行政部门建议将这些项目纳入其中；里比科夫和政府行政部门都没有将青年服务计划或青年培训和就业计划作为纳入教育部的候选项目；政府行政部门建议将儿童早期项目排除在政府的提案之外，而里比科夫法案确实包含了儿童早期项目；类似地， 按照政府行政部门的建议，即使国防部学校是里比科夫法案的一部分，他们也将国防部学校排除在该措施之外。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政府行政部门的方案比里比科夫法案的内容更为有限，例如，政府行政部门方案中要求排除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以及印第安人事务局的学校，都出现在里比科夫的提案中。

尽管这份备忘录是在14 日截止日期前几天完成的，并于4 月11 日呈交给总统，但直到4月13日晚才送达总统本人。在此期间，卡特总统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张：他11 日宣布了平抑通货膨胀的计划，12 日和13 日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他对预定下周参议院投票表决的第二项巴拿马运河条约感到担忧。教育工作小组认为时机不在他们这一边——卡特总统现在无法更改明天将在听证会上宣读的声明了，证词已经写好，文本第二天早上将送到参议院。

14 日上午7 时30 分，麦金太尔和总统政府重组项目的高层人员一同会见了卡特总统。在那次见面会上，总统要求重写他们提议为狭义的教育部辩护的证词，相反，他们必须改成为广泛的教育部辩护。证词定于上午10 时提交，毫不奇怪，整个总统政府重组项目团队和国内政策部成员都为之震惊。对于卡特总统的这一决定有很多猜测——这一决定似乎是他本人的决定，因为卡特总统是一位坚持自己理念的人，无论是作为州长还是作为总统，他不是那种喜欢承认自己受到政治原因束缚的个人，也可能受到政府重组项目顾 问理查德·佩蒂格鲁（Richard Pettigrew） 的某种影响。至少，教育工作小组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并相信他们从一开始就准确地评估了总统的观点。

由于上述的意外插曲，麦金太尔在前往参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迟到了半小时，在受到与会的参议员的调侃时，麦金太尔一度非常尴尬。麦金太尔的证词宣布了卡特总统认可的提议设立范围更广泛的观点。由于之前教育工作小组在与各方磋商和沟通中倾听了相关利益群体和机构的意见， 倾向于建立一个范围狭窄的新教育部。然而，随着麦金太尔证词的变化，人们对政府的反复立场十分反感。尽管教育工作小组很清楚，卡特总统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听证会上有许多人——包括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利益团体代表，以及政府部委机构的工作人员，对白宫的立场发生逆转而感到震惊。不过，里比科夫参议员却对行政部门的这一转变感到满意，因为他提出的方案一直主张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教育部。麦金太尔在结束证词时，这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人参议员评论道：“我想借此机会赞扬总统决定创建一个强有力的教育部。事实上，我本来有很多问题要问你，现在不必问了。我已经准备好要进行一场大辩论了。现在我只是感到高兴。”

但是麦金太尔的证词却遭到了利益团体的代表和政府机构的代表在参议院委员会的质询。虽然有些发言涉及新教育部是否可取的一般性问题，但大多数评论集中在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个别项目转移上，其中儿童早期项目、印第安人学校和儿童营养项目最受关注。《国家日报》 报道说，“在五个政府内阁部门中的四个有项目转移给新的教育部，这四个部门表示反对。其中包括卫生教育福利部，它不仅要放弃教育办公室，还要放弃儿童早期项目。卫生教育福利部主管人类发展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詹姆斯·帕勒姆（James Parham）在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Senate Governmental Affairs Com⁃ mittee） 的压力下，就他对是否要放弃儿童早期项目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帕勒姆说：“很少有人愿意放弃一个受欢迎的项目。”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海因茨三世（John Heinz III）认为，帕勒姆的评论是“我从这届政府的某位官员那里听到的支持政府提议的最冷淡、不真诚的声明。”农业部部长鲍勃·伯格兰德（Bob Bergland）虽然未直接对重组计划发表评论，但告诉参议院，粮食政策必须始终集中在一个机构里，即他的农业部。印第安人事务局也强烈反对这项提议。

 

注释：

(25) Beryl A. Radin and Willis D. Hawley. The Politics of Federal Reorganization：Creating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ergamon Press，1988， p. 44.

(26)  Ibid., p. 58.

(27)Ibid.p.56.

(28) Christopher T. Cross. Political Education： National Policy Comes of Age. 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2004，p. 59.

(29) Gareth Davies. See Government Grow：Education Politics from Johnson to Reagan.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2007，p. 233.

(30) Beryl A. Radin and Willis D. Hawley. The Politics of Federal Reorganization：Creating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ergamon Press，1988， p. 82.

(31) Ibid., p. 94.

(32) Ibid., pp. 95-96.

(33) 该公民委员会包括了美国最主要的“六大”教育团体：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 tion Association）、各州学校首席教育官理事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全国学校委员会协会 （National School Board Association）、全国州教育委员会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oards of Education）、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 tors） 和全国家长和教师大会（National Congress of Parent and Teachers）。

 

王飞凌：“古老”的美国大选与“最不坏”的民主政治

王飞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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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年12月15日由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作者授权本站转发。作者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其近著有“中国三部曲”：《中华秩序》、《中国纪录》、《中华博弈》，均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阅读作者其他文章：1) 台湾：中国崛起和转型的关键；2）谈谈美国的“文化战争”；3）基辛格是“美国梦”的完美诠释

美国大选中的激烈党争也是自古就有，可以一直追溯到224年前的亚当斯与杰斐逊，反映美国社会的多元特质、无尽诉求与竞争精神。看上去乱哄哄，但其实大选在仪式和细节上都极有古范。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已经拉开序幕，角逐党派候选人的初选1月15日在艾奥瓦州（Iowa）起跑。美国的马拉松大选决定着世界头号强国的领袖，很自然地一直都是世界大新闻。坊间与此有关的文字早已汗牛充栋，各国以此话题谋生的掮客、学者、记者数不胜数。关注的人多了，就会有褒有贬。誉美者谓之为民主政治的典范，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垂230多年，乃人类政治治理之巅峰；批评者则常指其耗费巨大、撕裂社会，实际上只是一小群精英的周期性权力再分配。

作为美式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美国大选制度远非完美。其实，民主政治本身也许就并非自然、完美。政治学与心理学的历史研究早已发现，在社会生活与政治治理中，人类各民族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威权倾向”和偏好（authoritarian tendency or oligarchical tendency）。这种文化情结是悠久的家庭部落文明的内化。人类历史上，威权统治（autocracy）一直都是通例与常态，是最普遍、为时最久的政治制度。

托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之名，一句流传甚广的西谚宣称，最佳的人类政府乃是“仁慈的暴政”（benevolent tyranny），不过需要“由时不时的暗杀（独裁者）来加以调节”。当然，领袖谁也不愿意时不时可能掉脑袋，于是再仁慈再理性的独裁者，为了身家性命与权力快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为暴政而暴政；统治的仁慈与理性程度，一般与执政的时间长度成完全的反比。血亲王朝、科举制度之类，稍稍缓解了威权政治的继承与选才难题；但人类传统的专制独裁，最好的也就是个次优化制度。其一大高峰早就崛起于中华世界，即历代延续的秦汉政体，儒化法家帝制。

自古就有创新者尝试过反独裁的民主政治，比如古雅典。现代民主政治肇始于欧美，至今只不过几百年历史。这个颇为“不自然”甚至有些“偶然”和“无奈”的妥协制度，延续至今，襄助了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人类本身的数量、寿命、生活水准与人权民权，都在两三百年里由此取得几十万年来不曾见的飞跃式进步。民主于是成就“普世”美名。一些如假包换的独裁政权，还干脆把“民主”一词写入国名，颇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滑稽。

其他政治制度都比民主“更糟糕”

对于有威权情结的百姓来说，民主制度常常颇有些不近人情、迟缓费力。对食髓知味的掌权者来说，民主政治更是麻烦多多。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曾干脆称民主为“最坏”的政治制度；不过，明智如彼，他还是加了一个重要的从句：只是人类实验过的所有其他政治制度都比民主“更糟糕”。

民主政治，并非一律；就是在西方民主国家里，也有君主立宪、议会制与总统制之分。现代民主政治的共同精髓在于稳定、有效地实行由法治国（rule of law），即法在君上；而不仅仅是依法治国（rule by law），即君在法上；更不是人治（rule of man），即依力用术治国。选举则是和平更换与制约立法者和执法领袖的必须，也是就公权力使用、权利界定、资源调配等项做选择与调整的重要机制。选举是实行民主法治的必要工具，但并非民主法治的充分条件；民主法治必须竞争选举，但有选举未必就有真正的民主法治。

至于选举形式，历来是多种多样，只看谁更“最不糟糕”。公平的全民普选当然好；即便只是精英有限但有竞争性的选举，也能有效达成民主法治。美国大选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惟其古老，旧习厚积；惟其重要，改动不易；于是如今颇具古董色彩，与一些后来居上国家的选举方式相比，颇为落后、不科学。两个多世纪来的与时俱进，实在是步履维艰，令人诟病之处仍然比比皆是：无休止的全民运动耗时太久；言论自由被滥用导致竞选中金钱作用过大；选举人制度（electoral college）时而造成赢得选票总数却输掉白宫的奇观（如2000年和2016年）；两党的初选过程夸大了地方政治和党内极端分子的影响力；为博眼球和筹款，政客常常夸海口、出黄腔、互相抹黑甚至行为不端，也由此令许多选民不齿，投票热情不高：当选总统通常只得到不及全部选民一半的票。

美国大选中的激烈党争也是自古就有，可以一直追溯到224年前的亚当斯与杰斐逊，反映美国社会的多元特质、无尽诉求与竞争精神。看上去乱哄哄，但其实大选在仪式和细节上都极有古范；昂贵的选举费用比起其他产生大国领袖的方式来，应该还算十分便宜，可谓名副其实“最不坏”的政体之一。当然，上次大选（2020年），因为一方居然罕见地“愿赌不服输”，一些铁杆粉丝忘记了民主政治的一大要义就是“没有不可替代的领袖”，威权情结大爆发，既挑战了民主，更冲撞了法治。

这次美国大选照例被政客吹嘘为决定国家命运乃至人类未来的一搏。两党之间各种口水战已是层出不穷：从堕胎权利、身份政治、财政预算到选区划分、选民资格、投票计票。倒是在外交上，对华对俄对中东，两党似乎是难得地大体一致。无论如何，这次大选看来确实是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国会里两党势均力敌，不断闹着要让政府断粮关门；民主党参选的现任总统从政半个多世纪，年逾80；共和党内目前领先的参选候选人不接受自己四年前的败选，还同时是几个刑事民事官司里的被告，也已高龄78。说起来，这两位还都与笔者的母校有关：一个是兼任教授，一个是校友。真是四年两较量，同门相煎急。喜欢看政治真人秀的，有眼福了。

专访马克斯·鲍克斯和嘉兰惠：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的中美关系

陈必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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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马克斯·鲍克斯和嘉兰惠：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的中美关系

马克斯·鲍克斯（Max Baucus）曾于 2014 年至 2017 年担任第 11 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他还曾于 1975 年至 1978 年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1978 年至 2014 年美国参议院议员。在担任国会议员和大使期间，他为中美经贸和外交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嘉兰惠（Nell Calloway）是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将军的孙女，也是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馆长。她曾多次访问中国。她通过讲述飞虎队和陈纳德将军的故事，致力于宣传中美两国在二战期间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深厚友谊，为两国民间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2023年11月18日，卡特中心在旧金山举办了 “吉米-卡特中美关系对话”（Jimmy Carter Conversation on U.S.-China Relations），讨论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旧金山峰会的成果。作为此次论坛的嘉宾，嘉兰惠和马克斯·鲍克斯分别接受了采访。对嘉兰惠的采访侧重于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的事迹，以及中美民间交流。对鲍克斯的采访则主要关注中美竞争、两国经贸关系以及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马克斯·鲍克斯

 

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时，曾访问过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您最喜欢哪个省？

鲍克斯：每一个省我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中国人民，我在中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爱吃辣，川菜很合我的胃口。

在您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期间，您深入参与了国会于2000年批准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以及于2001年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让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在中美贸易战激战正酣之际，美国国内有声音称，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鲍克斯：我认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正确的，不是一个错误。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远比置身于世贸组织之外要好得多。因为如果中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就必须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中国不加入世贸组织，他就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如今的世贸组织的确可以做得更好，应该拥有更大的执法权。但是如果问我中国是否应该加入世贸组织？我会说绝对应该。我很高兴能够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在刚刚结束的中美首脑会晤中，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并未在促进两国经贸发展的问题上达成有力共识。您认为中美两国还有机会共同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上来吗？如果有的话，要如何实现？

鲍克斯：还有机会，但是不会很快。我希望两国都能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上来，但他们彼此都需要一段时间。两国以及他们的人民越早意识到合作是必由之路，中美就能越快地回归全球化。现在，两国显然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有时，国家安全会成为商业歧视的借口，我认为这很不幸。我认为两国都应合理颁布并执行国家安全法规，这些法规应当针对实际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阻碍在经贸领域的合法竞争。

习主席在峰会中提到希望中美两国成为伙伴，而拜登总统依然清楚地表明两国是竞争关系。这种对于中美关系迥然不同的期待是否有可能在未来加深双方对彼此的误解？

鲍克斯：坦率地说，我认为两国的处境有些相似，他们都理解合作的必要性，都希望合作，但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竞争也依然存在。中国希望发展和繁荣，希望帮助本国人民赚取丰厚的收入，希望成为一个地区大国，所以与美国存在竞争，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要发展，要竞争，要投资于未来技术，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等等，但美国也希望关注本国人民的福祉，希望人民有体面的收入，并确保他们的子女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美国不想主宰中国，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不想主宰美国。两国目前也在寻找新的合作领域。例如，习主席和拜登总统提到了未来要开展更多的军事对话，这是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此外，他们还谈到了应对芬太尼流入美国的问题。我认为两国之间一直是竞争与合作并存。

有人说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就像为拳击比赛签订赛前协议。你觉得中美竞争的结局会是什么？

鲍克斯：我不这么认为。这根本不是拳击比赛的前奏。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是两个大国，这两个大国正试图通过这次峰会找到合作的方式，这才应该是正确的解读。我认为，两国最终都会意识到，我们必须与对方共处，并寻求更多的合作。这次的峰会就是在朝着这样的轨道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会在这个地球上存在很长时间。他们是一个非常自豪的国家。美国也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我们也是一个自豪的大国。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必须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我喜欢这样说：这就像包办婚姻。在包办婚姻中，你必须想办法适应对方。我们并不相爱，但这是地缘政治和经济板块所决定的婚姻，没人能够改变。作为两个最大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和成熟的大国—双方的人民和领导层最终都会意识到在两国所处的现实情况下，想办法合作是唯一的出路。

你曾经在国会服务多年，你觉得近年来国会在对待中美关系问题上与白宫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吗？

鲍克斯：是有不同的。我认为国会议员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宣传自己的免费机会。他们可以对中国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或是提出对中国非常苛刻的法案，这样就会引起国内媒体的关注，有助于他们吸引选票，获得连任。现如今，有许多议员真的相信他们所提出法案的实质内容，但他们不必对法律的实施负责。而美国总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批评会比总统更尖锐、更激烈。

习主席在前些天的晚宴中邀请更多美国议员访华，你觉得国会有可能在未来为中美关系注入一些积极因素吗？

鲍克斯：这是可能的。访问中国的国会议员越多，他们就越会发现中国人就是普通人，与美国人没有任何不同。他们不仅应该与官员开会，更应该到中国各地参观，去不同的省份，品尝各种不同的美食。当他们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是一样的，这将对中美关系大有裨益。当我在中国任职时，我曾想要是能让一整架加长型波音747飞机的美国国会议员飞往中国，让他们在中国待上两周，帮助他们了解中国，那该有多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目前美国国会中去过中国，了解中国的议员太少了。美国一些身居要职的人从未到过中国，却对中国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

 

嘉兰惠

 

陈纳德将军是一个怎样的人？

嘉兰惠：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我一直钦佩他的一点是，他从不接受 “不 “的答案。1910 年，他人生中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飞机的飞行，当时距离第一架飞机诞生只有 7 年时间。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参军并申请参加飞行训练，他想 “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但他被告知 “你不具备成为飞行员的必要资格”。 他实际上被拒绝了三次。直到第四次尝试，他才得以被录取参加飞行训练。

我喜欢给孩子们讲这个故事，因为我想，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非常想做一件事，你就不会放弃。他研究过航空，当他拿到飞行执照后，他知道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来使用飞机进行战斗—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方法更好。他写了一本关于战术追击的书，也组建了一个特技表演团体，名为 “三人空中飞人”。他一直在想办法让飞机编队飞行，做伊梅尔曼转弯，然后掉头飞回来。当他最终成为飞虎队指挥官时，他在训练中教导队员们要始终成对飞行。射击，脱离，掉头，再折返。永远不要呆在那里，永远不要单独行动，因为那样可能会有另一架敌机跟上你。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当他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时，他会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学习。

你觉得陈纳德将军是如何能够带领飞虎队在中国赢得人们的尊敬？

嘉兰惠：他曾接受过教师培训。大学毕业时，他拿到了教师资格证书。我认为这对他帮助很大。

在他只有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我想那对他来说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那时的父母让孩子们做的事情比现在多。在他九岁或十岁的时候，他有时甚至会一个人跑到树林里待上两天。他会试着打猎或钓鱼，不让自己饿肚子。他是一个坚信自身力量的人。只要他下定决心，用心去做，他就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他还有一种生存意识。这都对他之后取得的成就很有帮助。

在组建飞虎队时，凭借他的教学能力，他担当了一名优秀教官的角色。飞虎队刚到中国时，由于飞机太少，只有 100 架，所以他不能冒险让飞机受损。在让队员们驾驶飞机之前，我的祖父让他们接受了至少 40 个小时的课堂教学。队员们起初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想 “我们是飞行员，我们知道怎么开飞机了。” 但我的祖父依然坚持让他们接受培训，这也为飞虎队后来的战绩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陈纳德将军还为中国人民做出过怎样的贡献？

嘉兰惠：他创办了一家叫做“民用航空运输“的航空公司，这家公司是中国最早的民用航空公司之一。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这家航空公司拯救了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是他的这一事迹却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人在战争时期破坏了中国南方的许多村庄，杀死了所有牲畜，毁坏了庄稼。战争结束后，村民们没有足够的物资重新开始耕种。“民用航空运输“公司飞往这些地区的飞机只在前半部分载客，而飞机的后半部分则用于装载牲畜和农产品。航空公司会把这些东西运到村庄里，这样当地的村民们就可以开始重新种植庄稼，并且可以从山羊身上获取羊奶。战争结束后，陈纳德将军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飞虎队，没有忘记中美人民在战争中互相帮助的情谊。你觉得在如今的中美关系动荡的时期，飞虎队帮助中国人民的这段历史将如何稳定中美关系？

嘉兰惠：我的祖父在他书中的最后一句写道： “我衷心希望，只要太平洋两岸还需要飞虎队的旗帜，它就会一直高高飘扬，彰显两个伟大的民族在战争与和平中为共同目标而做出的努力。“ 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记者问我：”我想知道，你去过中国大陆那么多次，为什么现在又要来台湾呢？“ 我对她说：”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祖父在1937年就去过中国， 他看到了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 日本人不光轰炸共产党，也轰炸国民党， 最终日本人轰炸了美国。 如果我们没有团结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将会大不相同。”

我们应当始终铭记我们在战争时期共同取得的成就。在战前，中国和美国并不是朋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今天的中美关系还要糟糕。我们向日本提供石油和铜，让他们的战争机器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我祖父很早就明白，日本不会止步于中国，最终日本会与美国开战。为了打败日本人，美国和中国成为了朋友。我的祖父热爱这两个国家，他愿意为这两个国家献出生命。

如果您浏览一下中国网民在美国大使馆微博下的留言，您会发现许多强硬的言辞。他们很少提及二战期间中美军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嘉兰惠：我认为，激烈的争论只应在政治家之间进行。我们的国家是依靠权力和实力来统治的。如果政治家不强势、不强硬，就会显得软弱无力，其他国家就会利用这个弱点。然而政治家之间的较量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中我们能做些什么。民间的交流与政治家之间的较量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访问中国时，看到每个中国人，我都想伸出手去和他们握手，和他们说话。因为我想让他们意识到，作为美国人，我们仍然希望成为他们的朋友。许多中国人对我的祖父和飞虎队非常友好和感激。他们了解自己的历史。

在我看来，双方的新闻媒体都有问题。他们喜欢报道负面消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们想听到的。我觉得如果他们开始报道关于双方积极的消息，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如今你不能完全相信从新闻中听到的东西，只有自身的经历才是最可靠的。

在刚刚结束的中美领导人旧金山会晤上，习主席希望中美之间可以成为伙伴，但拜登总统依然将两国关系描述为竞争对手。您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表述？

嘉兰惠：我认为两者都有道理。我认为我们在某些领域是竞争对手，但我们在某些领域也是合作伙伴。我认为习主席和拜登总统都意识到我们是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大国，我们有责任成为伙伴，并认真对待我们的伙伴关系。但在世界市场上，我们也是竞争对手。

作为在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工作的一部分，我采访过很多退伍军人。我们会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然后送到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提到中美两国人民在当时是如何像兄弟一样并肩作战的。我们应该想想彼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个大家庭团结在一起的情景，想想我们是如何一起克服困难、取得伟大成就的。家庭并不总是和睦相处，但他们总是有着共同的纽带。如果我们能够记住历史，记住我们有这种共同的纽带，这将有助于我们克服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李成：基辛格总能抓住最关键的问题

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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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基辛格总能抓住最关键的问题

本文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然对李成博士的专访，2023年12月11日由《中国新闻周刊》（总1120期）发表。本站12月16日还转发了香港01新闻对李成的采访：我为什么辞任美国顶级智库回到中国?

自基辛格去世后，本站首发和转发了一些中美学者对基辛格的政治和外交遗产的评价。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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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巍、薛倩倩：基辛格和他的政治遗产

 

1972年2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上海。他们首先参观了延安中路上的中苏友好大厦（今为上海展览馆）。第二天，举世瞩目的中美《上海公报》发布。

32年后，在纽约四季餐厅，一位生于上海的学者告诉基辛格：当年还是中学生的他，曾在延安中路对面远远望见美国代表团。年过八旬的基辛格调侃道：离那么远，“你能看得到我？”

这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和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从那时起到今年6月，李成和基辛格平均“每两三个月”就会面一次，谈话时间通常超过1小时，有时还共进午餐。

与此同期，2006年到2023年6月，李成担任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并在后9年担任中心主任。他见证了基辛格在生命最后一二十年提出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理论，以95岁高龄学习、研究人工智能并出版专著；也见证了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重大转向之际被华盛顿疏远、冷落。

暮年岁月，这位谦恭友善的战略家常向李成抱怨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对自己的忽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届美国总统都会向基辛格咨询战略意见。而直到基辛格去世，拜登从未以总统身份敲响他的房门。

2023年11月29日，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家中去世，享年100岁。12月4日，从都国际论坛举行期间，出席会议的李成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他和基辛格的交往故事。“从一个在上海遥望基辛格的中学生，到最后成为他晚年非常密切的晚辈朋友，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李成说，“认识基辛格，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幸运的事。”

“一个不会去世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2004年第一次和基辛格先生见面，之后交往越来越密切，直到2023年6月29日的最后一次会面。能否回忆一下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到基辛格的场景？

李成：我和基辛格博士第一次见面是2004年，那时我刚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非常住研究员。见面之后，我跟他开玩笑说：“我很久之前就见过你。”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基辛格一行住在锦江饭店，参观了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我当时还是中学生，学校就在上海展览馆对面，远远地看到了美方一行人。基辛格听后，开玩笑地说：“（那么远）你能看得到我？”

那次会面之后，按照基辛格的要求，我们开始常规性会面，平均两三个月就见一次，每次聊一个小时左右。新冠疫情一度导致定期会面中断，但我们很快用线上会议代替。到今年6月，我们已经会面了约70次，也多次共进午餐。每次会面我都会拍照，基辛格好几次还会看看照的怎么样。他非常幽默，见面次数多了，有时就跟我开玩笑：“这次见面我还要不要打领带？”

6月29日，我在离开美国的前一天去拜访他。他不知道我是来告别的。我们聊了约80分钟，主要是谈他7月中将开始的中国之行。结束时，我说：“博士，我马上要离开美国了。”他很惊讶。听说我要去香港工作，他问：“那我们的交流就这样断了？”我说：不会的，我还会继续来看您。

他支持了我的选择，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告诉我”。我在香港大学要建立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他就答应为中心成立录制一个祝贺视频。11月，他因为摔伤动了手术，依然在关心我的情况，还在准备录视频。

然而，11月29日，我突然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假消息！假消息出现过很多次。有一回，我刚和他约好会面的时间，就有新闻说他去世了。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但过了几分钟，我开始意识到这是真的。

过去，我总觉得他是一个不会去世的人。尽管心脏做过手术，手上能看到打针的血点，但他的头脑始终非常灵敏。晚年有些时候，他看起来像是在打瞌睡，其实大脑在高速运转，突然之间就会开口插入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

但回想起来，今年6月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的身体还是有一些变化。当时我请他为几本书签名。他的助手把书高高举在面前，他很费力地签，字写得很大。这和以前不同。我当时就想：真不应该让他签那么多书。但他还是和往常一样冲我开着玩笑：“签一本五块钱！”离开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当时想：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一个很伤感的故事。2004年你们第一次会面之前，你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

李成：我父亲很崇拜他，甚至想过用基辛格的“基”来为孙辈命名，作为纪念。很遗憾的是，我父亲于2001年过世，没能看到他的儿子成为基辛格晚年的密友。对基辛格有好感的人远不止我父亲。基辛格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之后中国大批学生赴美留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

我认为，基辛格和尼克松是冷战的终结者。人们常说美国总统里根结束了冷战时代，但我认为，通过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基辛格和尼克松事实上改变了整个国际战略版图，这才是冷战结束的主要节点。这和基辛格的远见与长期设计是相关的。我与基辛格几次阐述过这个观点。

中国新闻周刊：他怎么回应？

李成：他只是笑笑。基辛格也许不是一个以谦虚著称的人，但在我眼里，晚年的他非常谦卑友善，从来没有显示出傲慢姿态。要知道他以前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在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期间，他训斥别人是非常严厉的。

基辛格从事外交工作时的重要助手、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有一次，基辛格让洛德写一份备忘录（memo），洛德写完交上去，基辛格说：“你就能写成这样？！”洛德没办法，拿回去改，再交上去，基辛格说：“这就是你能做的全部？！”洛德没办法，又交了第三稿，基辛格终于说：“我先读读看吧。”其实，洛德交的是什么呢？他交的就是最初的第一稿。

“他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国家立场”

中国新闻周刊：站在学者的角度，你如何评价基辛格留给世界的遗产？

李成：基辛格对世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都和中国相关。首先，他推动了中美关系破冰和正常化，防止了核战争发生，结束了冷战，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其次，他在晚年提出“共同演进”的新理论，为中美处理大国关系提供了“解法”。最后，他以95岁高龄学习、研究人工智能，呼吁国际领导人重视人工智能战争的危害，想为人类避免下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灾难。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没有问过基辛格：一开始是尼克松主动希望跟中方改善关系，还是基辛格提的建议？

李成：我没问过基辛格这个问题，不过基辛格很尊重尼克松，不会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总的来说，他们两人都有意愿，尼克松的角色也很重要。尼克松是保守派总统，当时只有保守派总统去北京，才会被认为不会出卖美国的利益。

中美关系破冰，是很多因素同时叠加在一起才得以实现的结果。这其中，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相互配合与信任是非常有趣的。基辛格开始秘密会谈和访问时，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完全被蒙在鼓里。这反映出基辛格是一个外交高手：会妥协，会换位思考，会保密，还知道如何抓住难能可贵的时机，抓住总统对自己的信任，获得充分的权力去实现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进入新世纪，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提出了“共同演进”理论，为什么这个理论非常重要？

李成：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有些人认为美国会被中国超越或已经被中国超越，有些人则认为中国永远不能超越美国。基辛格和这两种人都不同。他的判断是：中国和美国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中罕见的一组大国关系，因为两个国家旗鼓相当（equally powerful）。他预测，只要其中一个国家不犯连续性、致命性的错误，这种旗鼓相当可能维持很长一段时期。

通过这个理论，基辛格事实上否定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认为总会有新兴大国取代守成大国，守成大国一定要扼杀新兴大国的争斗。但如果两个大国能维持旗鼓相当，双方就都能共存于世、共同发展，不必担心对方是否会取代你。

这个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解决了美国社会对于“中国取代美国”的恐惧。修昔底德说过：驱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因素只有三个：雄心、荣誉和恐惧。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惧。基辛格的理论抓住的就是“恐惧”，他试图打消“恐惧”。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在受访时提到，基辛格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密集接受了很多媒体采访，他最后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李成：基辛格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今年3月到6月间，基辛格接受媒体采访的频率，是一生中最高的，而且有一些是长时间得对话，比如接受《经济学人》杂志专访长达8小时。即使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期间，基辛格也没有这么密集地接受采访。

我想，基辛格可能希望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但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战争非常危险，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过去，他为世界避免核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让人类避免人工智能时代的战争。而且，从本质上说，人工智能战争与此前的战争不同，智能战争一旦启动，就再也无法让其回头，对人类而言这是毁灭性的。

令人欣喜的是，11月15日中美领导人旧金山峰会，就人工智能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双方还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的对话机制。对中美而言，不能允许核武器的使用失去人的控制，这一观点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具有突破性。这和基辛格的长期推动密切相关。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他对人类的贡献就又增加一分。更令我感到敬佩的是，这位现实主义战略家，直到百岁之龄，依然一下就抓住了人工智能问题的关键。

基辛格去世后，有一些评论说：基辛格本质上是个美国人。没错，他当然是个美国人，但是从他的贡献看，他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国家立场。美国有那么多前高级官员，到九十多岁依然能为人类的共同未来发挥全球影响力的，基辛格可能是唯一一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去世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围绕基辛格的争议？即使是深切悼念他的美国学者，往往也会提及他在越南战争期间的一些决策可能导致了平民伤亡，以及他在俄乌冲突期间发表的促和言论并未得到美国社会主流的认可。

李成：很遗憾的是，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强调他在意识形态上不正确，在越战期间做出了导致平民伤亡的决策，等等。但对他来说，人类社会是复杂的，我们总是必须抓住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比如，核武器造成的伤害是毁灭性的，所以需要审慎处理和有核国家的关系。因此，不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是否被美国人视为“专制独裁”，他都需要和对方接触对话。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基辛格很清楚自己面对的争议。他的战略思维和理论框架影响了千万人，但他晚年并没有致力于教书带学生。他的所有资料都存放在耶鲁大学而非他曾长期任教的母校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有时我邀请他出席活动，他会提醒我“某某地不能去”，因为去了可能会引发抗议活动。

“我看不到下一个基辛格”

中国新闻周刊：直到最近几年之前，基辛格的观点一直得到美国两党历届总统的重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届总统都会向他征询意见。但如你刚刚提到的，近年基辛格逐渐被华盛顿政策界边缘化，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李成：是这样。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三年来从未和基辛格会面。基辛格今年7月的访华之行，最初也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基辛格多次跟我提起这个问题，感到很不高兴。

基辛格被疏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出现了麦卡锡主义升级的趋势。特朗普政府末期甚至出台了一项规定：政府不能聘用曾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的雇员。如今这项规定取消了，但怀疑和不信任犹在，拜登出于政治需要，对于被美国政坛视为“亲中国”的人士保持距离。不仅基辛格遭到冷遇，佐利克、兰普顿、桑顿等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也都被目前的华盛顿决策层边缘化。反而是不了解中国、没去过中国、甚至没和中国人打过交道的人，被认为是可靠的。

另一方面，基辛格的国际背景和国际视野，与今天的华盛顿政策界已经格格不入。基辛格生于德国，操着一口浓重的德国口音，却能在哈佛站稳脚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者，这是很不容易的。与他背景相似的也已过世的前辈美国外交家还有出生于波兰的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捷克的奥尔布赖特等。国际背景让这些外交家始终保有国际视野，让他们具备了换位思考的能力。但现在，由于美国核心领导地位的丧失，美国的外交决策方式正发生剧烈的变化和撕裂，真正的战略家有时被视为“过时人物”。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了整个美国“知华派”被边缘化的状态。这是否会让新生代的美国“中国通”及年轻外交官在职业初期就选择一种和前辈截然不同的对华态度？

李成：这是一个大问题。最早的一代“知华派”学者，如我的恩师鲍大可、前驻华大使芮效检，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对中国的社会和人文历史都有相当的了解。上世纪7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人，也很勤奋地学习中国历史，具有人文关怀。

按理来讲，改革开放之后，了解中国的条件应该是更好了。中美之间也搭建了一些平台，比如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也培养出了杰出的美国政府官员。这是好的一面。但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个很深刻的变化，就是量化研究取代了质性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的主流。

现在，学界普遍的认知是：学术就要尖端，就要有量化分析和数学模型。这让经济学变成数学，政治学变成统计学。有时候，一流学校招来的人才，写的文章学界大多数人都看不懂，而且跟历史、文化、人文完全脱节。

另一个问题是，美国高校中修读外语的人数在持续下降，政府资助也逐渐减少。我最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所有高校里注册学中文的学生只有2.8万人。而中国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学习英语，大约有2亿英语学习者。中美之间差别这样大，美国作为一个大国，怎么去了解中国、了解世界呢？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麦卡锡主义的升级。美国依然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问题学者，但如何把这些重要的知识传播到决策部门，是另外一回事。目前的情况不尽如人意。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言，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杰出的外交家、战略家都有国际背景，所以能够跳脱出冷战思维，比如基辛格能提出“共同演进”这样的新理论。但当前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者布林肯、沙利文等人，是从冷战末期开始参与外交决策的，本身又缺乏国际背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把冷战思维带到对华决策中？

李成：首先这不能完全怪他们，每个人的出身背景都会影响他的决策判断。但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你要跳脱出自己狭隘的个人背景。

基辛格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基辛格是犹太人，1938年，他们家在德国反犹主义盛行时逃往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和父亲一起回德国。他不知道父亲会怎样面对历史创伤。然后他惊讶地发现父亲选择了原谅。父亲告诉他：如果你真的希望避免历史重演，再面对同样的问题，就不应该采用同样的解决方法。

这种原谅和宽容，带给基辛格很深远的影响。但我不知道美国现在的领导者能否走出自己的背景局限。

中国新闻周刊：十年、二十年之后，美国会有下一个基辛格吗？

李成：不会，不可能。当我确认基辛格博士过世的消息后我就给基辛格最密切的助理发了一个短信，就一句话：“两个世纪就出了一个基辛格。”

中国新闻周刊：或者说，不远的将来，美国会有和基辛格类似的、具备国际视野和长期战略观念的高层决策者吗？

李成：我希望有，但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正因为如此，基辛格是个奇才。他的去世，对世界而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对我个人而言，是我失去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每回想起他的教诲、鞭策和帮助，他睿智的话语，这种伤感都难以言表。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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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五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同志们：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二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三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四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

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引进项目要有几定，原有企业也要有几定。现在打屁股只能打计委、党委，这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

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让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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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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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六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二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一）

    全会对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进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准备了良好条件。

    全会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我国领导人今年内对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伊朗、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孟加拉、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访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完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战争危险仍然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加强国防，随时准备击退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者。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虽然少数地区和部门的运动比较落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抓紧进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二）

    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一九七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会议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林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的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全会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

            （三）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会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四）

    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两年来，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纠正了被他们颠倒的许多思想理论是非。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状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会议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五）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全会指出，通过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努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极大的加强，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华国锋同志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只要全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实行精心指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党和人民的胜利前进。

    明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应有的成就，将是对建国三十周年的最好献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郭玉贵：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三）

郭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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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贵：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三）

编者按：郭玉贵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全球人力资源战略与国际教育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中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ACA）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参政议政特约研究员和中国国际人才专家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他的力作《美国全国性教育政策形成的历史过程、特点与趋势：殖民地时期-1980年》（上卷）2021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作者授权，《中美印象》自本日起开始连载该书第三节“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

阅读：

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一）

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二）

 

二、1976年总统大选民主党提名的过程与结果

尼克松和福特两位共和党总统执政8年后，1976年又迎来了新一轮总统大选。这次民主党的候选人是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吉米·卡特，共和党候选人是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不同于以往大多数总统竞选者要么出生于政治世家，要么是华盛顿政界混迹多年的资深政客，卡特来自佐治亚州，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南方州长。鉴于卡特的特殊政治“圈外人”背景，他不但在竞选期间采取了非传统的选战策略和方式，而且在他4  年任期内与国会“建制派”主流也显得格格不入，“府院”之间缺乏互信，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严重对立（尽管这种“府院”之争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尼克松和福特时代有所不同）。

仅有地方执政经历的卡特竞选总统的前景很不乐观，其道路也必定困难重重。如果循传统的竞选策略和方式，卡特断难成功，他只能另辟蹊径。卡特及时抓住了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机遇：一是民主党的麦戈文-弗雷泽选举委员会提出选举改革方案之后民主党总统提名规则的变化；二是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由专业协会向教师工会的转变。前者的改革确定了有利于卡特的党内参选和提名；后者的转型为卡特提供了坚实的利益团体支持和可观的选票。这两大变化对确保卡特获得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和最终赢得总统大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 卡特采取的竞选策略

卡特要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首先得战胜党内其他候选人，包括当时颇有声望的华盛顿州的竞争者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伯奇·贝（Birch Bayh）以及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莫里斯·乌达尔（Morris Udall）。在旧规则下，一个默默无闻的候选人肯定无法战胜这些有着深厚根基的民主党资深大佬。然而回头来看，1976 年时的默默无闻反而是卡特最大的资产之一：他在全国性政党内部缺乏地位，他别无选择，只能依靠民主党的新基层。卡特剑走偏锋，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党近年制定的新候选人提名规则，争取全国教师协会为代表的美国教师这一新兴选民群体的支持，能否争取全国教育协会的支持是他竞选民主党候选人的关键。鉴此，卡特在竞选之初即非常周全地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个审慎的支持者网络，各地的教师组织则是该网络的主要部分。为赢得教师的信任，卡特把自己担任佐治亚州州长期间对教育的兴趣和支持记录作为州初选的主要议题。在他的自传《守信》（Keeping Faith）中，卡特把自己政治生涯的转变描述为是由对教育的兴趣驱动的一个过程。他说，无论是在郡教育委员会任职，还是任佐治亚州参议员时，“我都致力于制定政府政策，使黑人和白人儿童不会继续遭受这种隔离的痛苦。作为州长，我对教育的兴趣有增无减”（12）。教育在他的州长政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曾承诺给予全州幼儿园优先关注，他推动补习阅读课程，他主张对全州所有学校系统的11 年级学生进行测试，他还承诺向佐治亚州境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额外的州政府经费。卡特认为他在此前2年担任州长期间，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功，在许多教育项目领域增加了经费，扩大了州政府的责任，努力减轻当地社区因特殊需要而承受的负担。卡特还是一个委员会的积极成员，该委员会研究佐治亚州的长期教育需求，提出的建议被纳入了新的州立法倡议。

因此，当全国教育协会宣布有意支持并邀请潜在候选人与其领导层会面时，卡特反应敏捷，他认识到全国教育协会发布的公告对他参选的潜在价值。早在1974年秋天，卡特即参加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州工会领导人会议，他是唯一接受邀请的总统竞选人。据时任全国教育协会执行秘书的赫恩登 （Herndon） 和另一位负责人斯坦利·麦克法兰 （Stanley McFarland） 回忆说，由于当时卡特的名气尚未为人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说服所有代表参加为卡特组织的早餐会。虽然这次见面并没有实质的结果，但是一颗重要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在与卡特的交谈中，麦克法兰和赫恩登都对他的聪明才智和驾驭局面的能力印象深刻。一年后卡特再次电话联系他们时，他们一听就想起他是谁了。

在拉斯维加斯会面后，他主动打电话给赫恩登。卡特解释说，他期待着在艾奥瓦州的胜利，他告诉赫恩登，他知道该州当地的教师更喜欢他们的中西部同胞伯奇·贝，并希望他们不会怨恨他可能战胜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伯奇·贝，因为他渴望与教育工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二次互动的时机是在关键的艾奥瓦州民主党核心官员的筹备会议上。卡特在艾奥瓦州滑铁卢市对一群教师发表讲话时，正式宣布支持全国教育协会提出的核心目标之一，即建立内阁级的联邦教育部。这是卡特的一个姿态，但尚不足以确保全国教育协会的支持。全国教育协会总会精明地决定在初选期间遵从各州分支协会的意见：如果全国教育协会的代表支持一名以上的候选人，如果提名仍未定，那么该协会在竞选局势变化中发挥影响的可能性会增加。在意料之中，卡特的声明也没有赢得艾奥瓦州本地教师的支持：他们更喜欢他们的中西部同胞——印第安纳州的候选人伯奇·贝。

对于所有民主党的候选人来说，全国教育协会希望建立联邦教育部的政治目标不是什么秘密。1975年10月，全国教育协会专门发表了一份题为“需要：内阁教育部”（Needed： A Cabine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声明，正式提出了全国教育协会要求建立联邦教育部的主张，并呼吁民主党候选人重视他们这一诉求。卡特对全国教育协会提出的这一主张给予了最为积极的呼应，当他在向全国教育协会寻求支持时，他当面认可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在几天后接受艾奥瓦州教师的采访时，公开表明：“我考虑建立的唯一部门是一个单独的教育部。一年前，我在与全国教育协会领导委员会会晤时即阐明了这一立场，就在最近两周内，我发表了一份新闻稿，表示会赞成设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随后在四个月之后的1976年2月，卡特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进一步指出：“我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并支持以下基本和有争议的变革,建立独立的教育部。总的来说，我反对联邦机构的扩散。但是建立教育部将合并各部门的拨款计划、工作培训、幼儿教育、识字培训以及目前分散在整个政府中的许多其他职能。结果将会在联邦政府层面增强对教育的呼声。”（13）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卡特个人对全国教育协会所作的政治承诺可以被视为获得强大的全国教育协会支持的策略。卡特和全国教育协会都是“玩弄” 国家政治的新手，随着竞选活动的开展，可以看到他们在互相利用对方。然 而，卡特精心挑选的副总统竞选伙伴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 对国家政治和全国教育协会也并不陌生。选择沃尔特·蒙代尔作为竞选伙伴可能也要归功于全国教育协会的影响：蒙代尔是该协会的坚定支持者，他的兄弟 莫特（Mort）是中西部明尼苏达州教育协会的会长，因此蒙代尔一直与全国教育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蒙代尔参议员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也极力支持全国教育协会主张成立联邦教育部的呼声：“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多得多。目前联邦一级的教育机构非常无效，全国教育协会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很早以前，我们就应该在一位教育部部长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新的部，称为教育部。”（14）

蒙代尔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得到了全国教育协会和其他有组织劳工的大力支持。当他被任命为卡特的竞选伙伴时，全国教育协会正准备发起一场强有力的竞选运动，并作出一项重大决定：该组织在其成立119 年的历史上首次公开支持一位总统候选人。事实证明，全国教育协会的支持对卡特赢得大选至关重要。经过上述一系列布局和运作，卡特适时地赢得了艾奥瓦州的初选，接着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逐渐成为候选人中的领先者。到 7 月民主党代表们在纽约开会时，卡特顺利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二） 全国教育协会对卡特获民主党提名所做出的贡献

卡特之所以决定参选总统并不是有把握得到民主党提名，主要看准了民主党总统提名程序的改变，他未雨绸缪，是所有候选人中最早准备竞选工作的。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主党的结构和组织发生了变化，卡特竞选的基础不是传统的政党机器，而是一个由政治活跃人士和各社会组织组成的广泛的基层组织。有人认为，卡特的总统竞选始于1971年，他曾经参与1972年的副总统竞选，并当选为1974年国会民主党竞选委员会主席。正是这一职位使他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了曝光的机会，并使他与各地的基层党内积极分子建立了私人关系。由于改革在党内还是初步的，卡特能利用新结构和新规则抓住机会。而全国教育协会的异军突起给卡特提供了一支强有力的同盟军。鉴于两者利益的一致，正如一位观察家评论说，“卡特、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和民主党的新规定非常适合彼此”。（15）卡特在竞选中越来越引人注目，全国教育协会又是一个良好的选民支持基础。

我们可从下面的数据来看全国教育协会对卡特获民主党提名所发挥的作用。第一，自1960 年全国教育协会在肯尼迪战胜尼克松的总统选举中起了关键作用，从而尝到了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甜头之后，全国教育协会继续鼓励各州的分支机构积极参与各地的政治选举，支持其中意的候选人。为加强其助选成效，全国教育协会鼓励和资助各地分支机构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走上更为专业化的选举政治的道路。为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对教育问题关注的候选人工作，全国教育协会总部于1972 年也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为参与选举委员会的会员举办政治组织讲习班的培训，并建立了竞选组织干部的标准。

第二，全国教育协会完成向利益团体的教师工会转型后，会员增长迅速，至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全国已有近200万会员。它的积极分子和明确的会员资格得到了华盛顿以外300多个全职和1000多个兼职组织者的支持，华盛顿总部有1000名工作人员，与其他大型工会的关系良好。值得注意的是，与许多专为选举成立的临时组织不同，全国教育协会建有常设的专门机构，拥有长期游说国会立法的经验，全国教育协会的这些游说机构并不会在大选年的11 月总统选举结束后解散。

第三，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改革的结果，举行初选的州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16 个增加到1976 年的35 个。在各州初选中当选的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比例从1/3增加到近3/4。在1976年民主党选出的3000 名代表中，有172 人来自全国教育协会，这证明了该协会在初选期间的战术敏锐性和全国领导能力，没有其他任何劳工组织的代表数接近这个数字。事实上， 只有一个州——加利福尼亚州，提供了比全国教育协会更多的代表。（16）

第四，全国教育协会除了自己全力支持卡特竞选之外，在1975年，还与汽车工人联合会一起联系其他几个工会组成了一个支持卡特的联盟，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其会员和组织的影响力。到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

在联盟的支持下，在全部3000名代表中，大约有400人当选。在6月的初选结束时，该联盟的大多数代表都支持卡特，其中大部分是全国教育协会的会员。事实上，据全国教育协会工作人员的估计，该组织在卡特的竞选活动上共花费了40 多万美元。（17）

三、卡特赢得1976年总统大选与面临的教育问题

（一） 卡特赢得总统大选

1976年7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卡特顺利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 全国教育协会为此立下汗马功劳，这时的卡特已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在随后卡特对阵共和党的在任总统福特的总统竞选中，全国教育协会继续全力支持。尤其是在1976年秋天的竞选关键时刻，全国教育协会又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时福特领先卡特的优势正在消失，不仅因为全国教育协会为民主党的竞选投入了40万美元，也不仅是因为教师们中投票的人数异常多（据统计，85%的全国教育协会的会员参加了投票，这对卡特赢得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全国教育协会的基层组织力量也很重要，全国几乎每个政治选区都有其会员，每个国会选区平均有4000名会员。由于有全国教育协会的全力支持，加之福特赦免尼克松引起民众的不满，以及他本人未经竞选即登上总统职位的脆弱地位，这一切使得卡特击败了福特。而这次竞选投票结果的差距不大，使全国教育协会更有理由认为它的支持为卡特最终赢得总统选举起到了关键作用。

据报道，选举结束后，卡特即亲自致电全国教育协会会长约翰·赖尔表示感谢：“教师的大力支持对我们的胜利至关重要。我们向全国教育协会寻求支持时，你们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18）全国教育协会会长约翰·赖尔更是欣喜若狂地说：“1976年，我们的教师们在高级政治课上得了 A。”卡特的竞选经理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 承认：“教师们的大力支持对我们赢得这次选举至关重要。在全国各地，我们都向全国教育协会求助。只要我们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就来了。”而当选的副总统蒙代尔在第二年对全国教育协会的演讲中回忆道：“你们不仅支持我们，还为我们拉选票。在竞选活动中，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竞选站发现卡特先生的全国教育协会的投票率是低的。我们希望不辜负你们去年11 月对我们的信任。”（19）

（二） 卡特胜选后面对的政治生态

卡特当选总统后的社会政治背景有两个特点：一是当年大选中民众最关注的是通货膨胀，而教育问题甚至未列入优先的议题中（见第四章中的表4- 6）。二是在卡特总统任内国会参众两院均是民主党占据多数，民主党议员的人数远多于共和党议员，尤其是在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人数超过共和党议员人数一倍还多，而且参众两院中负责教育与劳工事务的委员会主席也都是民主党议员（见表5-7）。从常理来说，这为民主党总统卡特推行社会政治政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然而在卡特总统执政时期，情况却并不理想。卡特总统既不是出生于政治世家，也不是在华盛顿政界混迹多年的资深政客，他来自佐治亚州，属于特殊政治“圈外人”，与国会“建制派”主流也显得格格不入，导致在他执政的四年中“府院”之间缺乏互信，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也严重对立。这种状况也影响了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双方的冲突非常明显， 我们下面将予以介绍和分析。

表5-7 美国卡特总统第一任期联邦政府行政与立法权力概貌 （1977—1980 年）

美国第39 任总统

总统（党派）

卡特（D）

第一任期

1977—1980 年

副总统（党派）

蒙代尔（D）

第一任期

1977—1980 年

任内的主要教育建树

1977 年颁布了《1977 年教育修正案》（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7） 1977 年颁布了《公法 95- 134 （综合补助的岛屿地区）》 （Public Law 95-134 Consolidated Grants to Insular Areas）

1978 年颁布了《1978 年教育修正案》（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8） 1979 年颁布了《教育部组织法》（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 Act，DEOA）

1980 年颁布了《教育部的设立》（Creation of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DE）

1980 年颁布了《难民教育援助法》（Refugee Education Assistance Act）

1980 年颁布了《1980 年教育修正案》（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80）

美国第95 届国会

国会议员总数

535 人

任期

1977—1978 年

参议院人数与党派

61 （D）

38 （R）

1 （其他党派）

劳工与公共福利委员会主席、党派和所属州

哈里森·威廉

D

新泽西州

众议院人数与党派

292 （D）

143 （R）

  

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主席、党派和所属州

卡尔·帕金斯

D

阿肯色州

美国第96 届国会

国会议员总数

535 人

任期

1979—1980 年

参议院人数与党派

58 （D）

41 （R）

1 （其他党派）

劳工与公共福利委员会主席、党派和所属州

哈里森·威廉

D

新泽西州

众议院人数与党派

277 （D）

158 （R）

  

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主席、党派和所属州

卡尔·帕金斯

D

肯塔基州

资料来源：根据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Federal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States， 1945-2009： A Brief Synopsis. New York State Archives，Albany，January 2006，revised November 2009，p. 40 中数据计算整理。

（三） 卡特胜选后面对的教育问题

毋庸讳言，卡特最终赢得总统大选，全国教育协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全国教育协会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卡特允诺当选后建立内阁级的联邦教育部。卡特在总统任内共做了三件毁誉参半的有关教育的大事：一是建立了内阁级的联邦教育部，二是增设大量联邦专项教育项目，三是大量增加联邦政府教育经费。

  1. 历史上美国政府和国会设立内阁级教育部的尝试

虽然卡特上任之初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但是卡特新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全国教育协会及其政治议程。毫无疑问，因为卡特总统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认为他们欠全国教育协会一个大人情，必须建立内阁级的联邦教育部以回报支持。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美国历史上，为建立内阁级的联邦教育部曾有过多次努力，因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其他利益团体的种种阻挠和反对都失败了。因此，为兑现竞选诺言，卡特总统也几乎花了其整整一个任期时间推动联邦教育部的建立，而在该部建立后的6 个月他即下台了。为更好理解卡特总统的艰难努力，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历史上联邦政府和国会为设立联邦教育部所作的多次尝试。

  • 历任总统对设立联邦教育部的尝试

在美国历史上，教育部的设立走过了一条异常曲折的路。美国独立后， 美国《宪法》规定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一律由各州保留。教育的管理职能由州政府、私人机构和宗教团体执行，因此，在联邦政府层面没有设立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但各州各自为政，互不相干，造成全国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民众获得的教育机会极不平等，缺少全国统一的教育管理机构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19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家巴纳德（Barnard）首次提议成立一个由联邦政府管辖的教育部，统一管理全美的教育事务。但由于州政府认为联邦管理教育侵犯了各州的主权，巴纳德的建议在国会受到了多方的阻挠。1867 年，历经20多年的国会辩论，《教育部法案》在国会勉强通过。法案规定设立一个次级内阁教育部 （sub-cabinet department）（有时也译为教育署），是非内阁的独立机构，其负责人级别为署长，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至此，在建国整整80 年后，美国第一次成立了联邦级的教育机构。成立初期的教育部除署长外只有3 个工作人员，每年经费不超过2000 美元。(20)

由于各州担心教育部日渐扩张的管理权侵占各州保留的教育权利，将其视为“眼中钉”。美国教育部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成为国会各党派的敌视对象，各州以《违宪》为由提出废除教育部，该部成立不到3 年便被“降级” 为教育署。1870年，国会通过法案，将教育署又更名为教育办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并由独立的部改为归内政部管理，并被赋予一个小局的地位。在哈定 （Harding）总统于1922 年试图提高其地位之前，它在内政部呆了60 多年。哈定要求起草一项法案，设立内阁一级的教育部，但当时的教育专员菲兰德·克拉克斯顿（Philander Claxton）反对这一动议。他将准备好的法案提交国会，但表示反对。尽管立法机构从未考虑过这项法案，他还是被迫辞职。近10 年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建议成立内阁级的教育部，但胡佛没有采取行动。

1939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将教育办公室从内务部移出，将其纳入卫生教育福利部的前身——联邦安全署（Federal Security Agency）。罗斯福总统利用他新从国会获得的对联邦政府机构的重组权进行了这一调整。(21) 有人 认为，罗斯福总统倾向于设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但在他执政初期不能根据国会赋予他的重组权限提议设立一个新的部门。建立联邦安全署的行动是罗斯福总统听从了顾问的建议，尽管罗斯福总统在其执政后期有权设立一个新部门，但他最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22)

国会在 1918 年 5 月 20 日通过了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里·欧弗曼 （US Senator Lee Slater Overman） 的增加总统战争权的《部门重整法案》（Department Reorganization Act），授权总统在危机时能够更灵活地使用武装力量。按照国会新议案采用议员名字来命名的惯例，此法亦称《欧弗曼法案》（Overman Act）。它赋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当前战争持续期间，以及在《和平条约》宣布结束战争后6 个月内，或在总统可能指定的更早时间内”重组政府机构的全面权力。凭借其权威，威尔逊创立了战争工业委员会、全国战争劳工委员会和新闻委员会。1941 年12 月18 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新版的《战争权力法案》（War Powers Act），延续并加强了《部门重整法案》的精神，赋予总统包括增加政府部门等众多的战争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人建议建立国家教育委员会，直接对总统负责， 但没有内阁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提议与30 年前的教育专员菲兰德·克拉克斯顿的提议相似。直至1952 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关心教育的他要求提高联邦教育部门的地位。1953 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设立卫生教育福利部，并将教育署划分到该部。自那之后，主张设立一个独立的内阁级教育部的呼吁一直没有停过，但直到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大规模发展教育项目时，人们才开始认真关注联邦政府的构成问题。贝利（Bailey） 和莫斯尔（Mosher）这两位学者在1968 年撰文指出：“最近教育作为一个主要的国家关注点出现，引起了人们对联邦教育署在联邦政府整体结构中的适当级别和权威性的持续质疑。关键问题是，联邦教育署的地位是否与其所履行职能的重要性相称，是否足以使其在教育领域发挥全政府的领导作用？”他们认为，多年来，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地位的转变，反映出人们对国家优先事项的共识正在转变。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优先事项，得到越来越成熟和充满活力的选民的支持。

在约翰逊总统执政时期，国会根据 1949 年《重组法案》（及其后的延期） 授予总统重组政府部门的权力于1963年6月1日到期。约翰逊总统曾寻求国会永久授予总统重组权，但这项永久授权没有通过。事实上，第一次授权只被延长11个月，国会随后将权力期限延续至1968年12月底，在约翰逊总统任期内赋予他重组政府结构的权力。尽管约翰逊总统在获得授权后确实向国会提交了17 项计划（其中16 项生效），但设立教育部的提议并不是其中之一。1964年，约翰逊总统任命了2个平行的特别工作组来审查与联邦教育工作有关的组织问题。

第一个特别工作组由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唐·普莱斯（Don Price）领导，由10名成员组成（称为总统政府改组工作队），负责研究行政部门内部职能的组织，将教育列为审查的12 个主题之一。1964年11月该小组提出的报告建议设立一个教育部，该部部长应进入内阁。根据这个特别工作组的说法，该部门将包括教育机构和有研究项目的机构，包括人文和文化事务以及科学。

第二个特别工作组由卡内基公司总裁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 担任主席，称为教育特别工作组。该小组的任务主要是研究实质性和方案性的，要确实解决组织结构问题。该小组提交的报告认为：在联邦政府的最高一级，应该有一个教育机构，配备足够的人员，对当前的问题和需要进行深 入分析，制定政府行动的广泛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制订坚实的方案。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不是指导或控制美国的教育——任何联邦机构都不可 能也不应该这样做——而是在联邦活动中引入足够的连贯性，使纳税人在教 育上的支出得到很好的利用。在报告中有关组织创新的一章中明确指出： “目前的教育办公室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

这两份报告都是在1964 年11月提交给白宫的，白宫已经考虑过设立一个独立部门的可能性。约翰逊总统本人也意识到联邦教育办公室的组织问题，并在为国会议员举行的招待会上，在签署《初等与中等教育法》之际， 提出建议说：“我要求安东尼·西莱贝泽（（Anthony Celebrezze）部长和弗朗西斯·吉佩尔（Francis Keppel）委员立即行动起来，为教育办公室必须做的重大工作做好准备，只要拨款到位。根据他们的建议和这方面的人事问题来管理这项法案。”(22)

约翰逊总统认为这一建议是及时的，并承诺将在白宫审查行政部门结构时予以考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约翰逊总统未能提出设立独立的联邦教育部的提案。至他执政的最后一年（1968 年），国会通过《教育总则法》，在卫生教育福利部下面设置教育司和全美教育研究所，并在部长办公室下面建立一个全美教育统计中心。至此，被多次“降级”的教育署再次成为联邦教育行政机关，司长被称教育助理部长。

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任后，秉承共和党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他就更不会对增设联邦教育部感兴趣了。总统就任后不久，就请利顿工业公司（Lit⁃ ton Industries）的总裁罗伊·阿什（Roy Ash）组织一个小组负责研究联邦政府的组织结构。该小组于1970年完成报告，这份报告被看作是1971年初白宫宣布的一系列重组计划的基础。尼克松总统的提案呼吁制订一项联邦政府的重组计划，其核心理念是“行政部门应围绕基本目标活动。我们不应把活动按狭隘的主题或有限的选区分组，而应围绕政府的伟大宗旨来组织”。该提案试图将联邦政府的七个部门缩编为四个新部门，即自然资源部、社区发展部、经济事务部和人力资源部。每个部都将有一个足够广泛的任务，以促进全面的政策制定权。

阿什委员会（小组）的建议也符合尼克松总统的意向，即重组政府结构将大大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并向美国人民提供服务，与此同时，也可将他与行政官员的交往限制在尽可能少的个人范围内。为人力资源部提出的组织计划包括三方面行政人员——卫生行政人员、收入保障行政人员和人力发展行政人员。根据这一计划，教育将由人类发展管理局（以及社会服务和人力计划） 负责。在这个计划中，教育将明确地从卫生教育福利部移出，纳入拟设立的人力资源部。然而尼克松总统的提议在国会没有得到支持。事实上，设立人力资源部的提议甚至没有得到国会听证的机会。尽管尼克松总统的继任者福特总统继续关注联邦政府的治理问题，但他并没有将改变组织结构作为改善政府工作的一种方法。1971—1975 年，很少有人关注政府组织或总统重组权力的问题。(23)

综上而言，从美国联邦政府角度，由于历任总统分属于不同的党派，他们基于各自的理念和兴趣，对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是否要设立独立的教育部，甚至是内阁级的教育部，从不同角度有过不同的尝试或努力，但因种种政治和社会原因，最终都不了了之。

  • 历史上国会对设立联邦教育部的努力

由于教育是美国地方事务，如果联邦政府要参与教育，一般是采用设立项目或赠予土地的间接形式资助，而这些资助行为都必须通过国会制定法律的形式实施。因此，历史上，较之于美国行政部门，联邦国会在制定教育政策方面往往起主导作用。在此之前唯一的例外是在约翰逊总统当政时期，1965年通过的《初等与中等教育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约翰逊总统及其政府的巨大努力。然而在那之后，总统们在教育政策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记。教育并不是尼克松—福特任期内的首要问题，即使他们试图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也明显地失败了：除了尼克松总统在消除南方学校种族隔离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控制教育开支的努力也基本上失败了。因此，传统上国会山是教育政策制定的主要场所，白宫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相对较小。具体到设立独立的联邦教育部的问题，国会也并未置身事外，两党议员曾作过多次努力。

美国国会长期有建立教育部的意图。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立法参考服务处（现为国会研究服务处） 的一份报告，1908—1951年，美国国会共提出了50 多项关于设立独立内阁级教育部的法案。在这段历史时期，国会累计举行过近20 天的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并据此向众议院或参议院报告了至少6 项法案。遗憾的是，两院议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该提案超出委员会的讨论范围有进一步发展。1955年，在第84届国会期间，国会议员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提出立法，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办公室。1962年，在第87 届国会期间，国会议员赫尔曼·托尔（Herman Toll）提出了一项设立教育部的法案。第二年，国会议员约翰·福格蒂（John Fogarty）也提出了一项法案。

至60年代中期后，国会要求设立教育部的势头愈益加大。1965—1966年的第89 届国会期间提出了5 项法案；第90 届国会提出了3 项法案；1969—1970 年的第91届国会提出了6 项立法。第92 届国会提出了15 项法案，第93届国会提出了11 项法案，第94 届国会提出了8 项法案。总之，1965—1975 年的10年间，国会共提出了48项关于设立联邦教育部的法案。在此期间，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成为这一想法的拥护者，其中福格蒂议员的主张是比较强烈的，支持他的有众议院女议员伊迪丝·格林（Edith Green）、众议员约书亚·艾尔伯格（Joshua Elberg）和阿尔伯特·奎伊（Albert Quie）。除了奎伊是众议院唯一的共和党议员之外，其他都是民主党众议员。前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民主党参议员里比科夫（Ribicoff）在参议院一马当先，带头倡导设立联邦教育部，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 （Hubert Humphrey） 经常与他一起讨论并支持这一想法。(24)

 

注释：

(12) Beryl A. Radin and Willis D. Hawley. The Politics of Federal Reorganization：Creating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ergamon Press，1988，p. 37.

(13) Ibid.，p. 41.

(14) Ibid.

(15) Ibid., p. 40.

(16) Gareth Davies. See Government Grow：Education Politics from Johnson to Reagan.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2007，p. 227.

(17) Beryl A. Radin and Willis D. Hawley. The Politics of Federal Reorganization：Creating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ergamon Press，1988，pp. 40-41.

(18) Ibid., p. 42.

(19) Gareth Davies. See Government Grow：Education Politics from Johnson to Reagan.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2007,p. 228.

(20) 网易新闻：《“五不管”的美国教育部》，2020 年3 月20 日，http：//news.163.com/spe⁃ cial/reviews/useod.html，2020 年4 月8 日访问。

(21) Beryl A. Radin and Willis D. Hawley. The Politics of Federal Reorganization：Creating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ergamon Press，1988，pp. 15-16.

(22) Ibid., pp. 17-19.

(23) Ibid., pp. 22-23.

(24) Ibid., p. 24.

 

胡伟：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胡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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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之际

 

编者按：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12月15日，中美签署了建交公报。三天之后，也就是12月18日，中共第11届3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2月22日，会议公报发布。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今天是第11届3中全会召开45周年。中国著名政治学者胡伟专门撰写了此文。他说，“近年来每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我都会写一篇纪念文章。今年是全会召开45周年，本应大书特书，却感落笔很难。然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一些重大问题还是想再说上几句，虽然尚做不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应是我最后一篇纪念三中全会的文章，希望这些话没有白说。”

“毛体邓用”还是“邓体毛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重大意义，就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外交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然而，近年来对于是否还需要改革开放，党内外却分歧严重。这个问题又具体化到如何对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因为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否定，从而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及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由于这两种理论和实践可谓南辕北辙，如何取舍就成了新时代中共领导层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最主要的政治人物，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其政治遗产都不能不有所继承。但是，究竟是“毛体邓用”还是“邓体毛用”，却是要认真思考的。

就此两个选项而言，我是赞同“邓体毛用”的，因为我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个中原因，以前已经说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前年和去年我写了三篇纪念文章——《始终不渝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和改革开放道路》、《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改革开放？》、《什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此我只想再简单凝练这三篇文章的要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和平发展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不是五条道路，而是“五位一体”的同一条道路。其精髓和要义就是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也就谈不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和平发展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和目标导向。

第二，改革开放有着特定的内涵，“改革”在于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开放”在于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封闭，旨在摆脱以往“封闭僵化的老路”，它以对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对内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为主要特征。如果在任何程度上回到这条老路上，不仅不是改革开放，而且是对改革开放的背离。要警惕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回到这条老路上。

第三，改革开放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外交路线。这四条路线，纠正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与“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苏联模式”彻底划清了界限。只有不偏离上述路线，才能真正坚持改革开放道路，从而坚定不移走“五位一体”的中国道路。

以上，窃以为是坚持“邓体”的核心内容。至于“毛用”，超出了纪念三中全会的范畴，恕我姑且不论。 

关键是如何处理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

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所谓对外开放，实质是对西方的开放，借助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封闭”，并不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封闭，只是对西方世界的封闭，当时对亚非拉一直都是开放的。因此，所谓改革开放，关键是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978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两个重要观点。邓小平深刻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对外开放，必然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要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做出重大判断和抉择。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在逻辑上注定是不可分离的。为此，邓小平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改变了以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根本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并利用西方的力量来发展自己。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不仅在酝酿改革开放的同时力争中美建交，而且在1989年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及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方针，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中国在新世纪加入了WTO，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根本的外部条件，赢得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针对国内外、党内外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下去的疑虑，邓小平在1989年6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他还呼吁“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如何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邓小平坦言“上海是我们的王牌”，从而启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对此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究竟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是回归传统、闭关自守、定于一尊，是判断是否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其中，如何处理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前提条件。不少人总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并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邓小平当初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判断。即使美国有“亡我之心”，也应当努力化解，而不是加以强化。如果凡是美国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反对美国的我们都支持，那么中美关系一定不会好。当前中美关系何以恶化值得三思，而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更需要大智慧。

能否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决定中国前途命运

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首要的是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之所以要处理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和科技革命浪潮。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之后，邓小平第一时间抓住时机力争美国的支持。建交第二天，他在接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访华团时说：“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随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尤其是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对美国客人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在邓小平和中国政府的敦促下，1980年2月1日中美贸易协定生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两国贸易迅速增长。

在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着手解除美国政府限制技术进入中国问题。1982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邓小平要求尽快改变这种不利处境。此后，美国相继放宽高级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1982年美国总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亿美元的防卫和高科技产品。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国家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邓小平因势利导，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做工作。他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指出：“中美关系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他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之后，美方承诺加速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和转让技术许可证的审批，自此中美的科技交流走向了良性互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大踏步赶上时代，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抓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而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国要么在局外，要么大落伍，因此积贫积弱。当前，世界第四次科技革命初露端倪，这场革命依然由美国引领，以通用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超级芯片、超导技术等为标志，正在加速迭代，并将由科技革命引发社会革命甚至物种革命，其意义、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出前三次科技革命，在未来20年有望发生颠覆性结果。中国能否继续融入和赶上这一轮科技革命，是决定中国能否建设现代化强国乃至能否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这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如果主动或被动出局，后果不堪设想。未来的世界格局、国际力量对比、战争与和平乃至人类生存方式，都将由第四次科技革命型塑。

该说的都说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真正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的话，这确是大可有用武之地的。

（作者：胡伟，中国著名政治学者）  

李成: 我为什么辞任美国顶级智库回到中国?

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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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 我为什么辞任美国顶级智库回到中国?

编者按：本文为香港01新闻对李成的专访，《文化纵横》2023年第54期 总第164期转发。《文化纵横》编者按说：“本文受访者李成教授曾在美国工作生活38年，2006年加入布鲁金斯学会并长期担任该该学会中国中心主任。今年7月，他回到香港大学任教。在访谈中，他阐述对中美关系、世界挑战、中产阶级等问题的见解，呼吁积极搭建沟通桥梁。李成指出：当下美国政治环境急剧变化，这是近年来超过千名华人学者回到中国的重要原因。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心理上恐惧，并把这种恐惧传播给了世界，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加强沟通、重建信任来解决。他认为，中国正作出积极努力，包括培育中产阶级、持续扩大开放、加强民间联系和互信等等，在此过程中，学界也应发挥纽带作用，促进中美相互了解。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很多不理解、不了解甚至有误解、有偏见，但中国持之以恒做工作，就能推动改变。在此艰难时期，我们更需要打开视野，用希望、善意、良知来取代猜疑、恐惧、敌视，这是人与人相通的人之常情。


 

美国正在极速撕裂 知华派专家被排挤与边缘化

访：今年7月您离开美国加入香港大学，外界很好奇您为什么离开待了17年的布鲁金斯学会选择香港？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过程。
李：离开美国来到香港确实是我一生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选择。从1985年到美国读硕士、博士，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间有38年。其中在布鲁金斯学会17年，是不同凡响的经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的第一智库，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智库。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我从一开始就加入了，2014年成为首位华裔主任，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主任。在布鲁金斯学会我们有很多方面的研究，外交政策团队也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研究中心有包括很资深的贝德、杜大伟、李侃如、卜睿哲、韦德宁、乔纳森•波拉克、贺诗礼等学者，贝德、杜大伟两人最近相继过世，同时还有很多年轻的优秀学者，包括接替我担任主任的何瑞恩。 所以对布鲁金斯学会，很多方面我是非常有感情的，毕竟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但是选择离开是因为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我17年前进入布鲁金斯学会时，华裔学者的身份是正面资产（或被认为是财富），而到了后期却变成了负面资产（或累赘）。因为现在美国决策层有些人对华裔是不相信的，不希望跟中国接触，更多考虑的是跟中国脱钩，这里当然也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成分，华府也确实存在着麦卡锡主义，美国政治和社会也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撕裂，这是让我也很惊讶的。同时还有一个普遍现象，美国知华派专家也被排挤、被边缘化，包括我们最熟悉的刚过世的基辛格博士，还有首度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还有非常受尊敬的曾被评为知华派榜首的兰普顿教授，而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很少向他们咨询。 面对这样的境况，对我个人来说，虽然我还处在学术的旺盛期，但实际上在华府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我想也许换个环境还能够继续工作几年。当然这背后也有对中美关系的整体评估，那就是我认为短时间内中美两国关系无法扭转。虽说我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这位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伟大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曾经说过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记得当时我还在普林斯顿读博士，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讲到驱动国与国对立关系的“三驾马车”：雄心（Greed）、荣誉（Honor）、恐惧（Fear）。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惧。我觉得当今世界恐惧可能是中美两国之间造成对彼此战略误判，双边关系螺旋式恶性下滑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美国作为守成大国的恐惧不会轻易消除。这也是我来到太平洋彼岸的原因，想要更多地了解并致力于去除各自的恐惧。大多数中美专家预判中美关系改善可能需要10年或者更长时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在华府等不了10多年，我想在未来几年能够在香港的学界和智库发挥一些积极作用。 当然，选择来到香港，主要还不是外部推力（push factor），而是内在引力（pull factor），我们知道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有些学者讨论“东升西降”，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从数据来看，确实发生了东升西降。比如美国今天与1960年代相比，GDP实际上下降了50%，而中国则从一个比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将东升西降放在整个亚洲跟传统意义上的北美或欧洲相比，就更明显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到2030年，世界最大的五个中产阶级国家有四个在亚洲，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唯一不在亚洲的就是美国。这也说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尤其是经济版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我决定回亚洲工作最初给我工作职位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我被任命该研究所所长。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大学也给我了一个职位，新加坡的工作很不错，研究氛围也很好，团队也已成熟，但相对而言香港大学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一方面，新加坡的研究人员都是现成的，但到香港大学来，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研究平台；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激烈动荡之际，能和许多新移民或者回到香港的专业人士一样，落地作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受聘于群星璀璨的香港大学和人才济济的广东大湾区，并致力于在国际化的大都市香港创建全球一流的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智库，是时代给予我的难得的机会，也是历史和时代给予香港的机会。 这个机会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观察，但由于时间关系，我想突出两点：一是目前香港社会趋于稳定。就像任何企业都热衷于在一个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的地方投资，个人也同样希望在一个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城市生活和工作。香港过去几年经历了非常不稳定的时期。稳定来之不易、代价沉重。 值得注意的是，看当今世界，哪些地方是稳定的？在欧洲，俄乌战争没完没了。在中东，巴以冲突再陷深渊。美国内部，政党恶斗社会撕裂。 二是在世界范围引进人才逐渐成为香港未来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正是在国际社会面临关键节点之际应运而生。今日的香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适合成为研究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国际枢纽。香港既是国际化大都市、全球金融中心，也是文化交流的纽带、传统交汇的熔炉、历史演进的特例，将继续成为沟通中国大湾区与世界的桥梁。更重要的是，香港还将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发挥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

访：在中美关系变动的背景下，您的离开被认为是一个缩影，并加剧了中美之间的“人才脱钩”。对此您怎么看？中美是否真的到了“人才脱钩”地步？这样的“人才脱钩”对中美关系长远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我们个人的跨国流动没这么重要，影响也没这么快，尤其是学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但如果反映时代的变化和趋势，那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世界人才汇集地，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原因之一。在美国过往的历史上，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以色列的博士生最多。也就是说，美国曾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获益于这些人的贡献，但现在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对来自以上有几个国家的留学生至少在某些学科领域是关闭的，或者用你的话来说叫人才脱钩。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去年和前年就有1400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估计今年、明年会有更多。因为美国行政部门今年年初才决定了对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这三个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出口管制，许多华裔或亚裔科学家在这些领域工作，他们中许多人将面临失业。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还在不断要求美国大学停止与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选边站位，否则就不批准这些大学本来可获取的联邦资金或国防部、能源部研究项目。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不利于整个世界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发展，也是在损害全人类分享研究成果。实际上，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中美医疗界、科学界的合作非常频繁，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两国科学家的合作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国家，但很遗憾这些合作都将由于政治原因会受到非常深刻的冲击。尤其是到了特朗普后期，联邦调查局出台的“中国项目”对华裔科学家有强烈的种族定性，这些举措已经造成几千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其中大多数到了内地、香港、新加坡来工作。我的好朋友，著名免疫疾病专家何大一曾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做到了“中国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将大量的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的华裔学者拒之门外，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然可能要过段时间美国才会意识到对美国教育研究机构、科技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大损失。

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民主和专制的对决”
访：此前您表示选择香港，是希望利用香港这个“特殊地方”来促进和平，把那些较难在华盛顿聚集起来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您同时也说“今日的香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适合成为研究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国际枢纽”，“香港将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发挥微妙而有深刻的作用”，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结合过去几年世界之变、中国之变、香港之变，可否展开来谈谈您对香港这个“特殊地方”的理解以及您预备在香港大学推动的事情？香港该如何发挥“微妙且真正的影响力”？尤其在促进中美关系方面。
李：香港经常有人讲，不管是中国发展还是目前的收紧，在香港都会是有影响的。我们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因为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带来很多政治上的收紧，进而是对于跨国学术交流的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及政策讨论的局限性，因为一旦有了限制就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同时年前新冠疫情的影响也造成交往急剧下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在香港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很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开拓新格局、新领域的研究获得新的机会和有利条件，这也是我们想要抓住的历史机遇。
再加上以往的中美关系，主要是政府驱动的，或者是企业推动的，但现在政府和企业的驱动能力都由于种种原因下降了，政府与企业都无法单独保障中美双边关系稳步发展，所以在这样的局面下，由大学智库所推动的“二轨外交”，不论是在消除误解还是管控分歧等方面都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将重点关注五大领域，包括：科学与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与新能源；经济与金融改革；政治精英与代际更替；中美关系与地缘政治博弈。
以经济与金融改革为例，目前香港IPO股票市场碰到很多问题，内地也是这样，是不是能够引进新的机制？能够研究短板在哪里？瓶颈效应在哪里？怎么来推动？怎么使香港恢复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再比如政治精英与代际更替，这不只是中国，而且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我们都要做些研究，因为最终的很多决策跟精英层个人的成长背景、知识结构、群体特征等息息相关，他们的代际变化，对整个世界治理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课题。还有中美关系，尤其是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的利益交汇点、如何推进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也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心的学者们将通过发表研究专刊等学术著作、举办公开论坛与闭门圆桌会，以及媒体评论等形式，集体展现中心富含原创性、可及性、创造性的高品质并且内容丰富的研究成果。
所以说回到为什么是香港，因为我觉得香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撬动下一阶段中美之间，乃至世界层面上东西方以及南北方国家交流的杠杆。研究中心的愿景与目标是发出引领时代的理性声音，搭建迫切需要的沟通桥梁。目前情况下，东亚如何维持相对的和平，是需要考虑的严峻问题，因为现在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在打仗，还有一些国家处于内战中，比如缅甸，和平来之不易。如何通过大学智库推动民间交往和“二轨外交”，成为维护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建设性力量，是我们研究中心的使命和理念所在。

访：您刚提到研究中心致力于在学术研究领域开创新的叙事体系，可否展开来谈谈？因为我们现阶段可能处于一个旧的体系在逐步瓦解、新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个过程中。比如全球南方在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问题上，已经在用完全不一样的叙事体系在理解和表达。以往美西方所代表的主流叙事体系，已经无法说服大众，尤其是民主与专制这样的二元话语体系，已经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李：把民主和专制作为划分世界的一个框架，跟很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是有矛盾的，而且并不足以解释今天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但是很遗憾，美国一直在驱动这种民主和专制的二元对立。
比如最近国务卿布林肯的一个演讲，还在继续用这个框架来界定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回到了冷战思维。但同时他在演讲中也提到，过去几十年世界也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而且排在第一位的进步是很多国家脱贫，但他应该知道，这脱贫的10亿人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这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治理或者说脱贫的领头羊。但在华府，中国又是美国的第一号敌人，如果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本身是一个相当大的矛盾，这个对国际社会贡献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怎么能自圆其说？怎么能够对应他所说的美国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力量？
美国政客所热衷的两个阵营、冷战特色的世界观导致了许多领域（如经贸、产业链和供应链、投资、货币、能源、通讯、科技）日益上升的脱钩、断链和冲突，包括你提到的人才脱钩。而不无讽刺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多级的世界。单级和两极格局都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所以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中东、非洲以及拉美国家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这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实际上欧洲在很长时间以来都在一个稳定的、多级的系统下运行。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在俄乌战争以后，许多欧洲国家也热衷于两极化的世界观。而现实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内部的民主与专制的冲突比国与国之间的类似冲突同样尖锐，甚至更尖锐。
今天的世界发展趋势是与简单化的民主专制两极化的观点相矛盾的。遗憾的是，当我们面对许多只能通过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才能解决问题时，全球分化的趋势却在步步逼近。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一些政客所说的民主和专制的对决，而应该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贫富悬殊、粮食安全、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军控与和平议题。尤其是随着科技迅速发展，包括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如何找到一个有效机制，防止走向失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这也只能通过更多的合作而不是两极化的对立，才能解决的。正像许多国家不想简单化地选择阵营站队，不愿回到冷战甚至面临卷入毁灭性的热战，作为我们智库学者，也应该致力于摆脱这种陈旧的冷战思维，寻找到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语境，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来推动跨国的交流，促进文化和文明的对话，而不是对抗。
这一切其实可以追溯到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30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文明和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对美国乃至西方社会最大的威胁。当然你可以说亨廷顿说中了，但也可以说这一判断本身导致了理念上的误区，进而助长了冲突。我是不同意这种文明冲突的理论，如果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儒家文明圈对立，美国要寻求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家应该思考的问题，文明冲突这种误区给美国外交带来的影响是极大的，这也反过来说明学术理论和大学智库的重要。很多学术问题，其实价值远远超出了学术上的争论，而是切实影响着我们人类社会的进程。

访：相较于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划分，中国更强调治理的重要性，十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您看来，治理有可能打破这样的二元对立吗？难点在哪？您怎么评价中国过去十年的治理实践？
李：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全球化是一个重要概念，而治理又是一个比较新的更重要的一个概念，治理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各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着经济波动、环境恶化、就业压力、能源安全、教育公平、养老保障、种族关系等一系列治理挑战。在国际层面，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以及核不扩散等问题要求国际社会建立强有力的全球治理机制。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在过去的几年内急剧下滑。
我记得美国太平洋舰队曾经在几年前做过研究，其公布于世的报告认为世界上或者是国际事务当中对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某个国家，比如俄罗斯、中国或是伊朗，而更多的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水位上升，这本身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考验。这也告诉我们，如何通过世界性的合作和治理，来达到协调发展的目标，这是和前面讲到的两极化的世界是完全相反的思路。
具体到中国，其实在治理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脱贫、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双碳许诺等等，而且反腐败跟治理也是非常关系密切的政府监督行为，这方面中国在十八大之后做了很多。但中国是否想通过治理与改革举措取代过去的国际体系，我认为至少在中国看来，以往很多规则也许不符合现实变化，需要通过改革形成新的机制。比如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规则由于时代和现实的变化，也应该有相应的改进。我相信因为中国是获益于国际体系的，并非要完全取代冷战以后形成的国际体系，而是要如何进一步改革，使其能够符合世界大多数的意愿，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意愿。

崛起的中产阶级如何改变中国？
访：您很早开始就很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1993-1995年还专门在上海做了实地研究。可否介绍一下您此方面的相关研究？30年后的今天，从疫情后期的一些略显负面的社会表达到今年上海万圣节所呈现的活力与可能性，您怎么看中国的中产阶级？此一阶级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公共文化以及政治文化？
李：今年3月我见到了总理，他专门讲到了中产的发展，称再过几年可以扩大到五亿人。2018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过，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将近8亿中等收入群体，将占人口总数的60%，其在未来中国发展中亦将扮演重要作用。
虽然中西方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不同，但如今，愈来愈多的中国公民（目前估计有4亿到5亿人）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拥有私人财产、私人汽车、较好的医疗保健和积累的金融资产，而且有能力支付出国旅行和子女的海外教育。1979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时，其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约为美国的3%，一个明确的社会经济“中产阶层”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到了2019年，也就是中国启动经济改革40年后，它的GDP增长了60倍，人均收入提高了25倍，人均GDP从2001年的约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万美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3万美元。
与之对照，美国中产阶级却日渐萎缩，从二战后占美国人口的70%降到上世纪70年代初的61%，2000年再降至55%，如今约为50%。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提供的统计，1980年至2014年期间，各收入阶层的中国公民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而美国只有顶层那20%的人收入显著增加，其他所有收入阶层则几乎没有改善。近年的一些事件，例子包括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小丑》和《无依之地》等美国影片的受欢迎、公众对超级富豪精英的怨气日深（如5万美国人在网上签署请愿书，要杰夫·贝佐斯完成太空之旅后不应该返回地球），都说明美国中产和劳工阶层的愤怒和沮丧与日俱增。
这是划时代的一个变化，不仅是经济的变化，也跟社会稳定相关。中国哲学家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表明特定社会中财产所有权与社会政治的稳定具有相关性。我认同将中美两国的中产阶级视为社会的稳定器这一观点。美国内政以前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就是因为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而现在之所以出现问题，如前所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萎缩。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一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当前经济放缓后的状况，相对来讲都是新的议题。很多问题上，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也显示出来了。我们需要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深入分析，对其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作用不断进行动态分析。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是灵活的，不是经久不变的，西方老是批评中国中产阶级是政府的追随者，我觉得这有点简单化了。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有政治取向——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中产阶级都认为，我赋税了，我就应该享有权利。上海在这方面的发展走在全国前面，比如建立物业委员会进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不是西方所预期的那样学习西方民主，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实践模式。中产阶级在与政府的互动、治理问题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或将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方面。因为不管是对环境保护，还是对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对信息公开化等，中产阶级都是很大的积极力量。但他们又同时想要稳定，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影响着中国进一步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访：关于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器的问题，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一个判断：经济发生转型的国家，政治上特别容易出现不稳定。这一判断也被称为“亨廷顿悖论”。在这之前，西方现代化理论学派认为，经济上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上的现代化。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政治就会趋于稳定和成熟，民主制度也会生根发芽。亨廷顿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是政治上的成熟，而是政治不稳定，是国家失能，甚至是国家机器的失败。结合亨廷顿的这一判断，该怎么理解中产发展壮大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李：我不同意亨廷顿，中产与政府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yes or no。现实情况是，当经济权利得到充分保证以后，也会引发人们对其他一些权利的呼唤。但这些权利的呼唤，是否一定会导向政治的不稳定，取决于你在什么阶段问，以及和什么因素掺杂在一起。关于中产的政治取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受各种因素影响，其时国际关系的背景也有关联，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都会带来一定影响。
访：根据您早年的研究以及持续的观察，您对今天中国中产的特点和状况怎么评价？目前来看，中国中产群体应该是最焦虑的一群人，在经济上他们很容易一夕之间发生“阶层跌落”，在政治上又表现出很大的摇摆和游离。
李：这个问题也很难孤立来谈，中产群体有几个基本属性，其一是希望稳定，其二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三是既有国家认同感也有国际化视野。所以这些因素决定着目前中国中产的特性。当然这也是不断变动的，取决于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来问，不能简单化去评估。比如中美关系处在什么阶段，对中产的冲击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中产希望全球化继续发展，他们不希望中美完全脱钩，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各方的变化太快了，所以中产在面对极速的变化时也会有种种不同的观点，并不是铁板一块。
现在来讲，中产阶级本身很多元，由于经济调整，也有一种失落感，国际秩序的混乱，战争在各处的此起彼伏，也让中产对未来很担忧，这是很正常的。而且和其他国家的中产相比，中国中产大多数是有储蓄的，他们拥有房产的比例，也比其他国家要高，西方的中产大多是没有储蓄的，这是很大的不同，西方的中产一旦失业以后，生活马上就要改变。
在审视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优先要务时，有一个领域具有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中产阶级的发展。“中产阶级外交”是拜登总统任内的核心，拜登的高级助手，包括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国务院政策规划主管萨勒曼·艾哈迈德，他们经常都在宣传这一总体目标。
事实上，拜登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的政策，也强调对中产阶级减税。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所指出的，当美国的不平等“变得过分，政客们（无论左右）都会变得更加民粹主义”，尤其在采取政策取悦中产阶级方面。
对中国而言，自世纪之交以来，优先减贫和扩大中产阶级就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中国梦”的蓝图，以及“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着重点都是扩大中产阶级。中美两国同时都在推动中产阶级的发展，这能否成为合作或良性竞争的共同基础，而不是零和对抗的根源呢？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访：确实如您所说，中国很重视中产阶级，但政府目前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日益发展壮大的中产群体对话，您前面也提到中产阶级与政府互动的问题，因为中产是最希望有稳定感的，他们看重规则和法治，这也是为何疫情之后很多与法治相关的议题可以成为社会热点的原因所在。关于执政者如何与中产对话，您怎么看？
李：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也很关注中国民众的想法，各种形式的对话也在展开。携程的老总前段时间跟我说，国内旅行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以前，这是很好的一个迹象，因为中国今后的消费不是靠富人，而是靠中产群体消费来拉动的。这些都是中国走出困境的必要条件。
作为中产阶级来讲，可能更多的要把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放在世界范围的历史角度来看，而不是仅仅放在这两三年来评判。如果觉得目前中国经济不好，但世界上哪些国家经济好呢？美国好吗？美国是靠不断的印钞票，不断的高利率来维持的，这能长期维持吗？对整个世界的负面冲击将会有多大？其他国家将如何反应。这些都是值得考量的，中国的变化必须放在整个世界变化当中去看，中产群体尤其需要更多了解世界的变化，形成新的认知和共识。
现在中东和欧洲还在战争中，在这样的大变局之际，领导人把安全放在了经济之上，这样做对不对大家可以保留意见，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安全问题对很多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安全，经济发展如何保障，都成了问题。

动荡时代，中美更需要维系沟通
访：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关注。您此前说过，未来美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高于台海冲突的几率。在您看来，中美各自的内政如何影响中美关系？泛安全化是否正在成为一个现实且急迫的问题？
李：任何国家的内政都会在外交上起很大作用，但是美国内政目前的撕裂，跟中国内政的驱动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2020年的选举结果，居然到现在特朗普还没有认输，这就带来新的问题，权力怎么和平转移？上次尽管特朗普不承认，但美国的司法界、军队和地方选举的官员，尤其是共和党的官员都保持了他们的良知，但是我们知道共和党在选举中比较有良知的官员大多数被替代了。与此同时，国会里共和党议员支持弹劾特朗普的，大多失去了共和党议员的位置，这也说明共和党的主流变得非常右。
对于国会山事件，我在布鲁金斯学会有同事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参加1月6日抗议活动的，大多数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暴徒，而是好邻居、好丈夫、好公民，很多人还是复员军人或者现役军人，他们去不是要暴乱，而是要拯救美国。下一次如果再有危机，他们还会去。这就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社会对不管是女性的堕胎，同性婚姻的权利，少数族裔的政策优惠、枪支管控、毒品等，都变得非常撕裂，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这是令人担心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许多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有很多担心。虽然中国也会有自己的挑战，但紧迫性相对来说还是小一些，更多的还是长期挑战。
访：请您再谈谈泛安全化的问题。
李：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阶段，世界各地都不稳定，欧洲和中东在战争的阴影下，我想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这是国际秩序崩溃的第一场或者第二场战争，也不会仅限于欧洲或者中东，如果继续蔓延是极其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些国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实际上我们可以问一下哪个国家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美国当然不是，俄罗斯不是，德国不是，日本也不是，这些国家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当前地缘政治下各国的必然选择，因为如果没有安全，其他东西都可能瞬间归零，何况现在面临的不只是战争威胁，还有人工智能时代毁灭性战争的挑战。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经济不重要，对决策者来说，关键是在做判断时如何把握不同阶段的重心。作为学者，并不处在政治家的位置上所以不太好评判，但可以分析、评估，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中国才有的，实际上都是普遍的，只是涉及到我们影响就很大了，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收入减少，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些国家情况更糟糕。当中国有能力维持稳定，有能力避免战争， 就应该考虑与一些处在困境中的国家反其道而行之，要开放、要大力发展经济、要让民众对未来恢复信心。
所以在这个艰难过程中，要有很多新的认识，有一种心态的调整和换位思考。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都是有问题的。
访：最后一个问题，也跟中美相关。在布鲁金斯学会期间，您曾为推动中美民间交流做过很多探索，比如邀请姚明在中美建交35周年之际来诠释两国关系等。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结合您的实践经验以及观察，推动中美关系的民间力量该如何发力？目前面临哪些结构性难题？
李：邀请姚明来布鲁金斯学会是我2014年担任中国中心主任后的第一个活动，当时NBA总裁的大卫·斯特恩也来了，反响非常好。我觉得这一类的交流很重要，因为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都是伟大的人民，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有任何怀疑，只是目前中美关系处于低落期。
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不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又很难理解美国目前的状况对美国民众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虽然美国的中产阶级也不像美国政客说的那样，认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抢了他们的饭碗，但他们至少没有觉得自己从中获得了利益，他们认为是华尔街而不是民众获利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拜登削减关税的政策始终没有推广出去，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劳工阶级觉得这对他们不利。
举例来说，中国国务院2015年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很多国家有很大心理压力。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非常咄咄逼人，当然这是中国成功的表现，我也不相信西方所说的中国的产业政策给他们多少帮助，但问题是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其他国家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这里面也涉及到中产的问题，怎么把蛋糕做大，这很重要。所以，不能想象这些国家都会欢呼中国的廉价汽车来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在布鲁金斯学会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也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看到了民间交往的重要性。前段时间比尔·盖茨、基辛格来中国，也不是代表美国官方来的。我过去十年一直在关注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观点。我的研究和其他美国学者和民调机构的研究都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相同结果：美国29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对中国的好感要多20%左右。
在中外交流中，强调不同易，寻找相同难，“求同”往往可能被忽略。但人类文化是共通的，在国际交往中，真正珍贵的是强调相同点，在彼此的不同中寻求相互沟通，减少对抗。将注意点扩大到共同身份和双方的相似之处，将有助于更人性化而不是妖魔化看待彼此，可以培养同理心，彼此尊重，并扩大共同利益。比如科技、金融、新能源、公共卫生、地缘政治等，其实都有利益的交汇点在。
香港在近代史上就是促进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桥头堡，在国际关系乱云飞渡，中美关系螺旋式急剧下滑的今天，强调寻求利益交汇点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新成立的研究中心未来几年最为关键的一个突破点，也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推崇多元文化，相信世界多级，我们就应该更包容而不是偏执，更开明开放而不是保守关闭，更有全球视野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刚才我讲香港必须开放，中国必须开放，要吸引大量的外国人来，当然有困难，但还是要更主张国际合作而不是对立竞争。
中国领导人在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说，“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我觉得讲得很好，可是很遗憾，现在世界就缺乏这样的开放和包容，所以中国必须有信心来兑现这一许诺。虽然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很多不理解、不了解，甚至有误解、有偏见，但如果中国持之以恒做下去，还是会改变很多东西。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更需要把视野打开，用希望、善意、良知来取代猜疑、恐惧、敌视，这是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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