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鹿音  来源：凤凰网大参考No.404

　　敏锐的人会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政客们谈论“核武解决”的次数正在变多。在此背景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新版《核态势审议报告》（NPR，以下简称“报告”）刚刚如期出台。
　　那么，全世界的核态势平衡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某种变化吗？中国该提高警惕了吗？
　　大国核威胁被放首位 中国排第二
　　在美国媒体的“泄露”版本已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新版《核态势审议报告》（NPR，以下简称“报告”），于2月3日由美国国防部正式推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关于限制总统使用核武器权力的争论，预计会因此而更加激烈。
　　美国从学者到官员普遍担心，特朗普会觉得“更大更有力的核按钮”是可以轻松按下去的，担心他输入使用核武器的密码像发“推特”一样随意。
　　从正式公布的版本看，报告通篇并非没有积极内容，比如仍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石作用，仍愿履行已达成的军控条约承诺，并继续参与军控谈判，愿与中俄两国建立稳定关系，寻求核领域与中俄对话等。
　　但报告中至少有两大消极内容值得关注。一是，调整美国面临的最紧迫核威胁的定位，可能引发大国核军备竞赛。报告整体上认为美国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安全环境。比起2010年报告首次将核恐怖主义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紧迫和极端的危险，2018年报告中的威胁排序显著放大了大国威胁，把大国竞争中的核威胁放在首位，俄罗斯排第一，中国排第二，朝鲜、伊朗、恐怖分子也顺次排在后面。
　　此外，报告中设计了针对不同威胁“量身定制”的灵活应对方式，似乎真有打核战争的具体考虑。这就难怪1月29日美国16位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针对媒体已“泄露”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表达强烈担忧，认为这会诱发大国核军备竞赛、加大核战争风险。
　　发展低当量核武 但仍是大规模死人的代价
　　二是，最新报告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恶化全球安全环境。报告中，发展低当量核武器的内容引发极大争议，各方普遍认为，这是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的危险举动。
　　虽然美国一再强调，发展低当量核武器是针对俄罗斯的威胁，但低当量核武器会扩大核武器使用范围，极易刺激其他拥核国家“有样学样”。
　　何况，所谓的“低当量”核武器，其当量也大致相当于当年美国投放到广岛的原子弹，依然有巨大毁伤力，使人类陷入可能被核武器毁灭的灾难中。
　　顶级强大核态势的两大“坑人”之处
　　回顾历史，美国的核战略、核态势在冷战期间有两种“典型”做法，一是粉饰强大，把核武器当“万能药”，想用核武器应对所有进攻。
　　比如“大规模报复战略”，以大力发展核武器及威胁使用核武器显示美国的强大，但终因核战争没有赢家，无法控制升级，反而限制了美国应对低烈度冲突的军事选择，成为失败的做法。
　　二是给对手“挖坑”，刺激对手在战略武器数量和种类上不断追赶。
　　比如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使当时的苏联深陷与美军备竞赛，直至被拖垮。美苏两国用了几十年冷战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进行核军备竞赛，最终证明核武器只能在极端情况下、作为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使用，而不能用来比数量、比种类，更不能用来比谁的核武器更便于使用。
　　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对待核武器的超前智慧，以及中国历代领导人对这一智慧的传承。
　　如何应对美国核态势调整的负面影响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本质区别，认识到核武器是用来威慑核打击，而不是随意使用、“随便乱扔”的。在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后，中国政府就庄严宣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始终保持与这一政策相符的力量态势，以“精干有效”为原则，打造了一支具备最起码核报复能力的战略核力量，保证了中国核威慑的可信与可靠，成为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战略基石，同时又占领了推动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道义制高点。
　　面对美国核态势调整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应该怎么办？
　　笔者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四点：
　　一是保持政策自信和力量自信，坚定对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信心，并在此政策指导下继续增强我核力量的生存和反击能力。
　　二是不随某些超级核大国起舞，不在核武器发展上比数量、比种类，不被拖入核军备竞赛的陷阱。
　　三是保持对新技术的敏感度，绝不在军事高科技上落后于世界主流。
　　四是继续承担中国在核不扩散领域的大国责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最终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美好愿景。

来源时间：2018/2/12   发布时间：2018/2/12

旧文章ID：15291

作者：陈晨晨、姚乐、胡天姣  来源：环球网

　　在美国政治史中，总统个人决策小圈子向来是对传统官僚决策机制的重要补充。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甚至主导着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卡特政府时期布热津斯基主导下的对越关系正常化、尼克松时期基辛格的战略思想主导美国外交，都是总统个人私密决策圈克服体制阻力、推动政策制定出台的典型案例。
　　回顾特朗普的执政首年，这位与美国传统决策历史几乎全然割裂的总统，对传统官僚机器本能疏离排斥。高度倚赖个人决策小圈子，成为特朗普执政初期政治决策进程的重要特征。与前任总统们相比，特朗普总统的核心决策圈在执政首年即呈现出强烈、鲜明的新特征。梳理这些特征是理解“特朗普现象”的前提，也为把握美国政治走势提供有意思的线索。
　　美国政治权力内核的动荡与博弈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所倚赖的核心决策圈以其自身为圆心呈同心圆结构，从核心向外围层层扩散。由此，小圈子中的成员与特朗普本人亲疏分明，影响力大小相应变化。
　　居于圈子最核心位置的是家庭成员。从特朗普竞选时期到正式上任，以女婿贾内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为首的家庭成员始终发挥着关键影响力，特朗普团队中的多位重要人物，如前白宫总战略师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和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的加入，与库什纳的推荐支持不无关系。
　　家庭成员的外围，是朋友和商业伙伴。他们或与特朗普本人及其家人有亲密私交，或与特朗普家族商业往来密切。商业精英的财富背景与思维能力成为特朗普对其产生认同的重要动因。他们领导特朗普的总统顾问团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向总统提供政策咨询建议。即便顾问委员会解散后，他们也并未远离决策中心；相反，他们以外界更难捕捉的方式，继续影响总统决策。
　　小圈子最外围的，是政治盟友。其中既包括自竞选时期起、因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与特朗普相近而加入团队的成员，如班农、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等人；也包括特朗普为团结共和党建制派而带入圈子的成员，如白宫前办公厅主任莱恩斯·普利伯斯(Reince Priebus)等人。相较于前两类人而言，他们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没有那么亲密。
　　与美国政治史中以往总统决策小圈子相对封闭不同，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圈人马杂沓、动荡剧烈。其内部成员构成及相互关系无比复杂，建立根基相对薄弱。从新一届政府的执政首年看，小圈子内部派系林立，充满矛盾和博弈。白宫执政团队的多个核心岗位上，人事变更频繁。在某种程度上，新一届政府上任后，白宫内部的传统治理模式和管理架构受到很大改变，与华盛顿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政治体系艰难磨合。
　　与传统政治体系的艰难磨合
　　梳理新一届美国政府权力内核一年来的变动，特朗普总统的核心决策圈特征鲜明，呈现以下几大趋势：
　　首先，传统建制派被架空，纽带作用减弱。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身份进入白宫决策圈的普利伯斯最初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时，曾被认为是权力最大的建制派。但事实上，小圈子内不同派系成员各自拥有与特朗普沟通联络的私人渠道，普利伯斯从一开始就被架空。普利伯斯及其助手、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凯蒂·沃尔什(Katie Walsh)和白宫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处理信息泄露事件不力，招致特朗普不满。特朗普绕过普利伯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为白宫通讯主任，标志着普利伯斯一派彻底失去特朗普信任。
　　以普利伯斯为代表的传统建制派在白宫决策圈中被架空，是由特朗普小圈子的结构性特点决定的。白宫决策圈中权力分散且矛盾冲突激烈，建制派与极端保守派水火难容;与此同时，白宫团队中多人拥有越过办公厅直接与特朗普本人沟通的特权。这种打破官僚体系常规的运作方式，将与总统私交的影响力无限放大。普利伯斯等人既缺乏行政机构工作经验，又缺乏与特朗普的深厚私交，在白宫内斗中败阵失势在所难免。
　　传统建制派疏离特朗普决策圈核心，使得特朗普未来与国会的沟通更显困难重重。新年伊始，国会两党因无法对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从1月20日起被迫停摆。尽管政府停摆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特朗普在本党同时掌握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仍然遭遇这样的状况，令人对未来政策落地的前景难以乐观。
　　第二，极端保守派逐步被边缘化。特朗普上任之初的一系列言行和决策背后，前白宫总战略师兼总统高级顾问史蒂芬·班农的影响力清晰可见，包括提名保守派联邦法官尼尔·戈苏奇(Neil Gorsuch)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发推文称美国媒体是“反对党”、颁布“禁穆令”、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宣布退出 TPP 等。与此同时，班农的高调言论及行事作风令其在白宫决策圈内多面树敌。班农不仅在重要政策上与库什纳、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等温和派成员之间分歧严重，还与白宫其他高级顾问关系紧张。2017 年 8 月夏洛茨维尔事件后，班农黯然离开白宫，这既是特朗普政府平息舆论压力的无奈之举，也是班农本人在白宫内斗中失势的直接反映。
　　极端保守派在白宫决策圈内的地位演进逻辑有一定必然性。特朗普难以绕过美国政治体系中传统建制派的制衡：第 115 届国会就位以来，对特朗普人事提名的听证与批准创下历史最慢记录;国会大力支持“通俄门”调查，前任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因此离职;医改法案、移民政策法案等在国会一再撞墙。尽管特朗普极力避免被建制派同化，但事实证明，以班农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势力虽是选举利器，但过分激进、极端的政策面临难以落地的根本困境。从目前局势看，极端保守派的失势是不可逆的。
　　第三，家庭成员派超越各派之上，维系微妙平衡，但在“通俄门”调查后地位下降。特朗普上台后，在他的小圈子里，以女婿库什纳为首的家庭成员占据着外人难以理解的重要地位。在特朗普的团队中，当初由库什纳、伊万卡等家庭成员力荐的人，后来均在不同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家庭关系、商业精英背景认同构成了特朗普与小圈子中家庭成员派最基本认同。虽然在他的小圈子中，许多人都拥有他的耳朵，但除了家人，总统并不真正信任任何人。家人得以超越建制派与极端保守派的权力内斗之上，维系小圈子的微妙平衡。皇亲特权成为特朗普小圈子决策中的重要变量。特朗普上任后试图将皇亲权力制度化的一系列动作，也让家庭成员派成为不可预测的王牌。
　　然而，随着“通俄门”相关调查层层深入，库什纳卷入其中，就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接受FBI调查。尽管他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声明，澄清相关细节，但不可否认的是，“通俄门”调查之后，库什纳在决策圈的活跃程度大大降低。
　　总而言之，与他的前任们相比，以零从政经验商人身份直接走马上任的特朗普，在其执政初期的决策进程中尤为倚重核心小圈子。在一年以来的治理进程中，新一届政府试图绕开传统官僚体系运作方式，赋予不同亲密顾问直接联络总统的特权。此种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加剧了白宫内部的博弈斗争，加之家庭成员所拥有的超然于其他派系的亲密关系与“特权”，“一仆多主”的管理现状使白宫内耗十分严重。
　　从美国政治史的经验看，总统私密决策圈与传统官僚机器之间的磨合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二者取得进一步的平衡，达到更明确的权责分配机制，小圈子中核算心成员发挥“桥梁”和“黏合剂”的作用；另一种情况是总统的小圈子决策与庞大的官僚机器存在激烈博弈。从特朗普执政初期的实际情况看，在外交决策等重大议题上，白宫决策特征偏向后者。在可预见的未来，特朗普决策小圈子的内部动荡仍将持续。

来源时间：2018/2/12   发布时间：2018/2/6

旧文章ID：15289

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编者按：黄亚生教授指出，特朗普将经济强劲增长归功于自己是荒谬的，正如这次股票崩盘，也不能归咎于他。2017年不仅仅是美国，全球经济都呈现了强劲复苏，甚至包括经济长期疲软的日本，美国的经济表现其实就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特朗普的经济奇迹。

　　据纽约时报统计，今年1月，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特朗普有25次吹嘘他的政策创造了美国股票市场的新高。昨天电视一边在转播特朗普夸耀自己执政下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边在报道美国股市1000多点的崩盘。
　　我经常听到这个观点，“你可能不喜欢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创造了股市的繁荣，经济的增长和失业率的下降。”
　　如果你同意这个观点的话，你就一定会同意下面这个观点，“我老婆两个月前怀的那个孩子现在已经一岁了。”
　　说这个话的男人要不就是对自己老婆有些行为缺乏了解，要不就是对生理知识缺乏了解，要不就是他对基本的因果定律缺乏了解：如果你说A是发生B的原因，一个必要的条件（还不是足够的条件）就是A要在B之前发生。
　　我们现在来看看特朗普对自己经济表现的评估：特朗普上任后他只做成了一件和经济有关的大事，这就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去年12月份通过的税制改革。我认为这个税改会打击对美国经济，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效应。（我以后文章会回到这个题目来。）但从短期来讲，这个税改对经济是有刺激作用的。
　　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来了。这个税改是2017年12月通过的，你怎么能把2017年一整年的股市和经济的表现归结于一个2017年中11个月里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像你怎么会认为在两个月前才受孕成功，但孩子已经一岁？
　　历届的美国总统在讨论股票市场时都是非常谨慎的。原因很简单，股票市场总是大起大落，从短期上来讲是不能全部用理性去预测和解释的。作为美国总统，如果你不去吹嘘任上股票市场的表现，没有人会责怪你。但如果你吹嘘股票市场，你可以因为股票市场上涨而得分，但是股票市场崩盘也是你的责任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两天股票市场真的崩盘了。如果特朗普没有吹嘘他的股票市场的成就，那我不会去责怪他。但既然他这么做了，我们只好——虽然非常不情愿的——把这笔账记在他的身上了。
　　如果你是理性的，你就应该尽量避免让人把你和一个经常是非理智的，不可预测的股票市场联系起来。当然特朗普和理智应该被新版的牛津词典列为反义词。但是我们先给于特朗普经济成就这个观点一个“假设正确”（所谓“Benefit Of Doubt”），我们来看看数据，看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上半句成不成立。
　　经济和怀孕有一个巨大的区别是心理预期的作用。你再怎么预期也是无法让人怀孕。但是经济不同。你可以说2017年1月到11月美国的投资者，企业家，和劳动工作者对特朗普的减税和税改形成强烈的预期，而他们的经济，消费和投资行为是建立在这个预期上的。从理论上来讲，你可以用心理预期去解释美国2017年整个一年的经济表现。
　　我们检测这个理论时，可以把美国的数据和其他国家的数据作比较。从实证来讲，这个说法可以解释美国的经济表现而不能解释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在2017年经济一花独秀，我们至少可以说没有证伪这个说法。（当然也没有证真，但是我们只能证伪，证真只能用理论去实现。）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数据表明，2017年的股市表现和GDP增长是一个全球现象，根本不是美国独有的。一个比特朗普成是萧何更合理的解释是美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全球经济的复苏。 多年来我一直把一件事情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指标——日本经济。在2017年，不仅仅美国，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强劲增长，包括日本。
　　股市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股市表现持续低迷。 然而，自从2016年以来，全球的主要股票市场都要不同程度的复苏，势头也是延续到了2017年。Morning Star 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的股市回报率平均为25% （以本国货币计算）。美国道琼斯指数增长也是25%，和全球增长率是一致的。欧洲的MSCI指数增长是22%，也是非常强劲的。而有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俄国，阿根廷，也有很好的股票市场的表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只有特朗普的美国才有股票市场良好的表现。
　　GDP
　　特朗普多次吹嘘他的经济政策带来了美国经济奇迹， 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和其他国家2017年的GDP增长，就会发现经济奇迹在很多国家也发生了。下面这个图是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的GDP增长。从这张 GDP图表可以看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步入2017年后，GDP都保持着正增长的态势，是全球经济环境向好的趋势。而美国的GDP增长和欧元区是很相近的。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多年以来，欧元区的经济一直是一蹶不振，而欧元区的GDP总量是世界上最大的，它在2017年的经济复苏对全球的经济表现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世界主要国家2017年都迎来了GDP增长

　　汇率
　　我们再给“特朗普经济奇迹”观点一个进一步的假设正确。 你可以这样说，美国经济领导世界新潮流，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所以你可以把2017年美国和世界的经济表现都归功于特朗普。这个观点由下面的几个部分组成：1）美国人对特朗普2017年12月的减税政策有预期，2）他们用这个预期去支配他们的行为， 3）他们的行为造成了美国的经济增长，4）美国的火车头又带来了世界的经济增长。（谁说我不喜欢川粉，我在为他们建立模型。）
　　我上面说过，实际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欧元区而不是美国。如果有什么火车头的作用的话，这个作用应该是归功于欧元区的而不是美国。第二，如果美国真的起了火车头的作用的话，我们应该从美元的汇率走向分辨出来。我们应该看到美元升值，而不是贬值。中国在2008年到2015年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增长主引擎。在2008年到2015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对其他外币保持强势。这是符合一般的经济常识的。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在2017年，美元对欧元是在贬值，而不是升值。到现在为止，特朗普的“让美国再伟大起来”唯一的实实在在的效应是一个贬值的美元。贬值的美元说明市场没有对大量资本回流美国形成坚韧的预期。如果说有什么预期的话，有可能市场对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形成了一定的预期，当然现在做这样的判断还为时过早。

　　结语
　　在一个发达的国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主要是从微观机制方面，比如对科技的投资，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等等渠道。政治对短期—比如一年或两年——的经济影响是有限的，这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我没有看到支持特朗普是美国经济短期表现转强的“成也萧何”的证据，同理，我们也不应该把这几天美国股票市场的崩盘怪罪于他。当然如果特朗普强烈邀请我们去怪罪他，那我们也不用客气了。

来源时间：2018/2/11   发布时间：2018/2/7

旧文章ID：15287

作者：吴日强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

【编者按】
　　2月2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势审议报告》，强调核武器在大国政治中的 “回归”。报告声称“中国在数量及质量上不断提升其核力量，并强化防护能力”，为了保持对俄罗斯、中国的核优势，美国“必须具备充足的设计、研发及生产能力，以维护并更新其核武库”。对此，中国国防部表示反对，称该报告“妄加揣测中国发展意图，渲染中国核力量威胁”。
　　本文从整体上分析中美核战略关系，探讨当前关系趋向紧张的根源，为避免中美核军备竞赛求解。吴日强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致力于军备控制研究。本文选编自作者刊于《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的论文《中美如何避免核军备竞赛》。
　　中美两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博弈中似乎出现了一些军备竞赛的端倪。
　　美国大力开发部署保护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引起了中国的担忧。尤其是在韩国部署萨德（THAAD）反导系统，更是受到中国强烈的反对。此外，美国更新规模庞大的核武库，虽然核弹头的数量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但是由于采用了最新的技术，美国核武库的打击能力在实际上得到了加强。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进行包括导弹和潜艇在内的核武器现代化，以及反导技术研发。美国认为中国在核政策方面透明度不足，难以明确判断中国的核政策走向。
　　不一样的战略关系
　　中美在核武器领域的战略关系与冷战期间的美苏以及当前的美俄关系不同。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是追求核武器所代表的实力象征意义。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数量早就达到并远远超过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标准，双方也都明白更多的核武器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安全，但都无法接受对方核武器比自己更多。
　　在认识到无节制的军备竞赛会给双方乃至全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之后，美苏开始达成一系列的军备控制条约。冷战之后，俄罗斯国力下降，无力再和美国在核武器数量方面进行竞争，只能通过军控条约维持与美国的对等地位。美国的核武器数量虽然下降，但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其打击能力不降反升。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承认并接受与俄罗斯在核武器领域的战略稳定性（strategic stability）和相互脆弱性（mutual vulnerability），这一点在美国国内并无异议。
　　相比之下，美国对于是否应该承认对中国核武器的相互脆弱性是有巨大争议的。在美国国内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对华相互脆弱性已经是一个事实，不再是一个政策选项，美国应该接受（accept）对华相互脆弱性，不应试图抵消中国的核报复能力。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应该利用军事技术和核武器数量上的优势来努力抵消中国的核威慑。
　　第三种意见是不否定中国有一定的核报复能力，但认为公开承认（acknowledge/recognize）对华的脆弱性会使得中国更具进攻性并削弱美国的核保护伞。2010年，美国发布的《核态势审议报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也出现了类似的折中立场。该报告明确表示要维持与中国的战略稳定性，但对于战略稳定性的确切含义并没有展开论述，也没有提及相互脆弱性。
　　特朗普执政后，新版《核态势审议报告》正在筹备，综合目前各方的说法，报告不仅不会提对华相互脆弱性，而且是否会保留中美战略稳定性这一说法也是个未知数。
　　美国对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模糊立场，是中美核武器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反映。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9月，美国可用的核弹头库约有4018枚，除去部署在欧洲的约150枚非战略核弹头外，其余的都可以用于打击中国。
　　中国从来没有公布过核武器数量，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相关报告声称，中国的核弹头总量约为270枚，只有20枚发射井发射的DF-5A/B和25枚陆基机动DF-31A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48个州。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核弹头和导弹在和平时期是分开保存的，如按照美国和俄罗斯军控条约的定义，中国处于部署状态的核弹头总数约等于零。
　　中国的核态势保持了核武器数量上的自我克制，并可以最大限度防止事故性发射和非授权发射。但也导致在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时，核武库的生存能力较弱，从而使得对方心存幻想，认为可以通过技术进步逐渐抵消中国的核威慑。
　　中国核威慑的基础是第一次打击不确定性，即令对方领导人不能确信可以在第一次打击中全部摧毁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虽然中国进行核报复的概率并不是100%，但是鉴于核武器巨大的破坏能力，只要核报复的概率足够高，敌对国家领导人并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中国核力量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一定程度的第一次打击不确定性就足以吓阻敌人的核打击。
　　因此，中美战略稳定性和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美俄战略稳定性不同，稳定性的标准要低得多。只要中国能维持一定程度的核报复概率，中美核战略关系就是稳定的。反之，如果美国战略能力的发展使得中国核报复概率大幅度降至很低的水平，那么中美战略稳定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不一样的核目的
　　在中美核战略的关系中，双方的目的是不同的。中国的目的较为纯粹，一直都是吓阻对方的核打击和核讹诈，即为了国家自身的安全。不过，美国还担心中国寻求与美国的核对等地位。
　　美国的目的则要复杂一些。首先，吓阻敌人的核打击是美国的核战略目的之一。其次，美国还看重核武器的象征意义。为此，美国要在核武器数量上保持对中国的优势，并且不愿意公开承认对华相互脆弱性。再次，美国军事技术的发展以及数量优势赋予了美国强硬派官员和学者一个梦想：有朝一日彻底抵消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以下（如表1所示）列出了三种情形，分别代表了中美核战略关系中双方各种可能的目的。

资料来源：笔者的分析与总结

　　第一种情形中，双方的目的都是安全，发展核武器都只是为了吓阻敌人的核打击。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但是，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双方仍有可能陷入军备竞赛。在此种情形下，为了避免军备竞赛，双方需要加强对话，沟通彼此的目的。同时，还需要向对方展示自己的能力，表明核武器的数量、质量、部署模式，以及戒备水平均与核报复战略一致。相对来说，在这种情形下，容易避免军备竞赛，但遗憾的是这不是中美核战略关系的现实。
　　第二种情形代表了中美双方宣称的目的。中国的目的仍然只是吓阻核打击，而美国为了维持核超级大国的地位，一方面要保持对中国数量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坚决不愿意公开承认与中国的相互脆弱性。
　　对于数量上的不对称，中国大可以不予理会，只要中国保持核报复能力，美国在数量上的优势并不会给美国带来额外的权力，也不会损害中国的安全。美国拒绝承认相互脆弱性并不会从实质上改变中美战略稳定性，因为战略稳定性取决于且只取决于中美力量结构的对比，与任何一方的态度或者政策都没有关系。
　　但是，美国拒绝承认相互脆弱性，在实际上削弱了与中国保持战略稳定性的承诺，因为战略稳定性和相互脆弱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为此，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质疑美国的动机。维持核超级大国地位这一目的虽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安全考量，但是，鉴于核武器的特殊性和中国的核战略，第二种情形中发生的军备竞赛仍然属于安全困境式，只是中国对美国的目的猜疑加大，安全困境加剧。如果美国改变现行做法，公开接受与中国的相互脆弱性，那么中美之间的核安全困境就会大幅度缓解。
　　第三种情形反映的是中美相互的担忧。中国担忧美国要抵消中国的核报复能力，美国担忧中国寻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地位。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扩充核武库成为可能。同时，美国在侦察定位、精确制导、导弹防御领域的技术优势为实现第一次打击提供了一线希望。此种情形下，中国寻求核对等地位的目的与美国维持核超级大国的目的相对立，而美国寻求第一次打击能力的目的则会抵消中国吓阻核打击的目的，中美核战略关系为零和博弈，两国没有任何合作的余地。
　　现实中的中美核战略关系介于情形二和三之间，中美双方都不完全相信对方宣称的目的，但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对方在追求其他目的，不确定对方的目的，将使中美双方防止核军备竞赛的努力更加复杂化。

来源时间：2018/2/11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5286

作者：卢锋  来源：澎湃新闻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朝强硬方向调整，导致双边经贸关系紧张局面短期难以根本改观。另外考虑以下几方面情况，有理由推测今年中美贸易摩擦风险加剧应是大概率事件。日前美方以保障措施为由对洗衣机与太阳能板实施关税制裁，可能只是中美经贸关系多事之秋来临的一个信号。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风险上升是今年外部环境演变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持续扩大
　　虽然过去十几年两国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变，然而美国对华货物贸易赤字趋势性扩大，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获取经济利益对美方具有特殊诱惑。另外从操作层面考虑，与在其它领域用其它方式发难比较，制造贸易争端可以挑选商品对象，斟酌分量力度，把握挑事时点，对美方而言具有操控性较强的便利。
　　美国从中国货物进口占其货物总进口比例，从2000年6.9%上升到2017年的17.4%，同期出口占比从1.48%增长到5.55%，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比例，从2000年22%上升到2006年30.1%，进一步飙升到2017年50%以上。2016年美国对华逆差有所回落，但是2017年重拾升势：依据中国数据从2519亿美元上升到2801亿美元，增幅为11.2%；依据美方数据从3421亿美元增长到3740亿美元，增幅为9.3%。即便考虑约400-50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仍然有3000亿美元上下较大规模。
　　贸易不平衡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相对中国整体顺差，还是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相对于美国整体逆差，都具有相对稳定性。比如1995-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线性回归拟合度R2值为0.96，显著高于同期中国外贸顺差总额线性回归R2值0.79。1995-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线性回归拟合度R2值为0.97，大幅高于同期美国逆差总额线性回归R2值0.40。
　　在当代全球化环境下，一国贸易不平衡是由各国在产业链内特定分工地位、国内储蓄-投资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理解美国贸易不平衡，还要特别考虑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华尔街作为最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特殊结构特点的影响。然而从美国政府官方立场以及我们最近访谈华府四部会情况看，美方倾向于武断地把中美贸易逆差看成是双方开放度不对称与中国体制政策扭曲派生结果，要求中方单方面采取措施解决。这类片面主张不可行，美方便会诉诸强制性手段导致贸易摩擦风险上升。
　　二、美国内政治因素推波助澜
　　第一，回应特朗普基本盘选民利益诉求对中美经贸关系传导压力。特朗普税改使企业与中高收入阶层居民获得较大利益，较为集中分布在铁锈州低收入民众从中获利很小。根据美国有关机构分析，最穷20%纳税人将平均获得100美元减税，最高收入1%人群则将平均获得55190美元减税。较低收入选民就业比较集中分布在传统制造业和零售业，他们对特朗普登上总统大位贡献较大。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FI报告显示，投票给共和党的州制造业就业比例，比民主党蓝州高出约四个百分点，前者劳动参与率比后者低两个百分点。这部分选民比较偏好保护主义政策取向，对中国频繁实施贸易摩擦符合其心理和利益诉求。
　　第二，美国中期选举因素助推特朗普政府实施贸易摩擦。今年11月将迎来美国两年一次中期选举，改选美国所有众议员、三分之一参议员、大约一半州长。共和党中期选战基本目标，是保持两院多数党地位。目前众议院435个席位中共和党占据了241席，比民主党多出23席；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共和党占51席，比民主党多2席。有统计显示，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所在的党派在中期选举中平均会失去32个众议院席位、两个参议院席位。共和党要保持多数地位并非易事，通过对华贸易争端制造议题被认为有利于共和党竞选。
　　三是望通过贸易摩擦显示对华经贸强势政策给低迷民调加分。特朗普保守主义立场、口无遮拦率性而为行事风格、“通俄门”及其它负面新闻，导致其民调总体满意度低迷。然而去年美国经济处于周期高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美国社会流行氛围比较一致，因而其经济政策满意度较高。如2018年元月11日美国某大学所做民调显示，对特朗普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整体支持率只有36%，然而66%选民认为经济表现“优秀”或“良好”。民调总体满意度很低与经济政策满意度较高，是特朗普主政一年多年美国民众对其评价的基本特点。这一形势下，特朗普希望继续借助对华强势经贸政策在民调上得分。
　　三、贸易调查立案数激增背景
　　特朗普入主白宫一年来，不仅紧锣密鼓实施对华经贸政策架构布局调整，还通过创纪录数量对华贸易调查立案，为后续加大制裁和升级贸易摩擦进行实操层面准备。观察1980-2017年美国对我贸易各类立案与制裁数、不同类型贸易调查所占比例，可见在WTO框架下实施的反倾销贸易调查和制裁，根据美国关税法的“337条款”对进口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及其他不公平竞争实施的调查和制裁，占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摩擦总数的八成以上。
　　从美国对我贸易救济和贸易调查历史经验看，一般是上年立案规模大小对下一年制裁数量多少具有较大影响。过去几十年相关数据显示，各类贸易争端上年立案数与当年制裁数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二者线性关系的系数为0.598，二者线性关系拟合度R2高达0.787。可见从历史数据统计关系看，特定年份立案数近约六成能在下年转化为贸易制裁。2017年美方对我贸易争端立案总数，从2016年44起历史峰值进一步增长到51起的创纪录水平，根据历史上立案数与制裁数统计关系推测，预示今年美方对我贸易争端制裁数会从去年有较大幅度跳升。
　　可见美国今年加大贸易争端力度是大概率事件。在具体形式上，既可能逐步追加实施贸易争端案例，也可能一次集中发动多起争端制造轰动效果；既可能用相对低调方式实施，也不排除有意在媒体和社会制造热点；既可能主要采取贸易争端手法，也不排除与投资审批和经贸领域强势不合作政策捆绑推出。
　　四、美对华经贸政策调整
　　特朗普主政初年中美经贸关系经历过山车式场景演变，然而特朗普政府一直推动实施对华经贸政策调整布局。特朗普对华经贸新政体现多方面特点。基于“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命题，聚焦中美经贸关系现实矛盾问题，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升美国对外、特别是对中国经贸关系的政策优先度。从方针重新定位、双边直接施压、国际社会动因等不同角度，提出调整管控中美经贸关系的方法。公开质疑WTO对美国不利影响，要求改变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特朗普新政代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重要调整。
　　上述政策演变虽带有个人色彩，然而其实质内容是由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与美国在原有全球体系中最大守成国地位决定的，具有客观规律性与时代必然性。中国经济追赶的阶段性成就对美国带来压力。我国近年在经济外交和参与国际治理方面更为积极进取，加剧美国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另外我国转型期仍存在某些体制和政策不完善因素，也增添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内在张力。笔者去年元月发表的“特朗普的经济主张”一文指出：“美国在零和思维模式支配下放大中美竞合关系中的竞争与博弈因素，通过不同领域的出格出界行为试探底线与改变规则，试图营造让中国出错招、打错牌的压力环境，将构成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新常态因素。”一年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演变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
　　需重视美方对华经贸政策调整及其影响。首先，美国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贸易顺差实现国，美国强硬政策如引发贸易战会对我国经济以至全球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其次，过去管理中国双边关系有一条行之有效经验：政治和战略问题谈不拢就谈经济问题。美方政策强硬化调整，经贸关系存在从双边关系稳定器变成共震源的风险。再次，WTO多边规则是当代经济全球化重要基石之一，也有利于中国通过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现在美方对多边规则疑虑增加心猿意马，如何维护WTO多边贸易规则和全球多边主义，涉及我国和平发展的实现方式。
　　然而受多重因素制约特朗普新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搞贸易战对美国而言得不偿失。万一发生贸易战，中国作为顺差国直接损失或许较大，然而中国增长潜力较大承受力较强；美国长期增长动力不足，贸易战提升普通民众生活成本并增加通胀压力，对贸易战影响更难承受。搞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人心导致国际社会反感抵制。如印度总理莫迪在日前达沃斯演讲明确把贸易保护主义看作全球风险之一，被媒体评论为“不点名批评特朗普”。美国盟友如加拿大、欧盟、韩国，也不会跟一味盲目追随特朗普极端保护主义政策。另外特朗普执政一直面临国内难以调和尖锐矛盾，国内形势变化也会对其强硬对外经贸政策带来掣肘作用。
　　五、应对贸易摩擦上升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针对中美经贸关系形势变化，应采取不找事、不怕事、先礼后兵、留有余地方针，从缓解风险、反制摩擦、实施配套措施等方面给以有理有利的应对。
　　第一，主动调整缓解风险，引导中美经贸关系朝“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如可以考虑加快去年特朗普访华就能源进口所达成协议的实施落地。结合国内扶持消费政策，适当降低汽车等产品进口关税。可考虑在大豆等大宗农产品进口上适度向美方倾斜。在全盘评估中美经贸关系走势与我方政策可能调整基础上，择时建议重启双边全面经济对话。
　　第二，准备反制回应措施。一是制定报复清单。目前美国在一些重要商品对华出口在美国出口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可挑选部分进口量大、产地集中、影响敏感的行业产品，作为反制美方贸易争端的报复清单。二是利用WTO多边规则维护我国合理权益。采用第三国价格和成本实施反倾销仍是美国对我贸易制裁的最重要手段，我方要督促WTO缔约国恪守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日落条款”承诺，并利用WTO框架下争端仲裁机制加以反制。如果美国以保护本国知识产权和进出口贸易为名采取单边保护主义手段，可以根据TRIPS协议相关条款并运用WTO相关争端解决机制维权。三是调动各方面因素遏制美方保护主义。基于经济学逻辑与事实阐述美国贸易逆差真实原因，澄清美国官方不合理的解释分析。采取官方或非官方国际论坛形式，发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
　　第三，实施综合配套政策。贸易战本质上是零和甚至负和游戏，然而应对贸易战配套政策则可能有释放潜在利益的选择。要坚持自主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方针，改进经济体制与政策不完善因素并构建良好营商环境。在着力提升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同时，更有说服力地回应美国对我经济体制的误读。在土地制度、保护产权、市场准入、投资管制等方面深化改革，释放合理投资潜力扩大内需，在维护巩固国内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同时，提升有效对冲贸易摩擦潜在负面需求效应的能力。
　　继续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进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经济合作，继续支持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通过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广泛合作制衡美国单边主义的政策冲动。在和平发展、斗而不破等方针上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加深认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主要从国家利益角度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避免使经贸利益之争过于意识形态化。同时注意维护中美在包括应对朝核危机等广泛领域扩大与深入合作的可能性。（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8/2/11   发布时间：2018/1/31

旧文章ID：15285

作者：林毅夫  来源：北大国发院

　　题记
　　2018年1月初，中方代表团赴纽约参加第17次对话，并在纽交所参与了一年一度的“2018年中国经济预测”论坛，之后赴华盛顿拜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回国后，中方代表一方面对中美贸易战风险做了研判，另一方面又邀请国内相关专家举行“中国经济观察”闭门讨论会，卢锋教授形成了“中美贸易战风险上升”的报告。
　　在此基础上，2018年1月2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104次【朗润?格政】圆桌论坛暨“中美二轨经济对话”中方代表团报告会，邀请“二轨中美对话”的中方代表团的部分代表就中美贸易战的风险与对策问题进行公开报告与讨论。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圆桌论坛的发言整理。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何受到关注？
　　美国对世界的贸易逆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扩大。八十年代之前，美国基本保持贸易平衡，八十年代以后它的服务贸易是顺差的，而且在增加，但是商品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引起美国自己高度关注。特朗普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国际贸易规则不利于美国所致。
　　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中国引起的关注最大，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1985年之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中国有逆差、美国有顺差；1985年中国开始出现对美贸易顺差，1985年中国的顺差只有6000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而2016年底对华贸易逆差达347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44%。其次，其它对美贸易顺差国，顺差的增加不大，例如，日本在1985年对美国贸易顺差是1030亿美元，2007年只不过增加到1300亿美元。
　　美国贸易逆差增加源于国内货币政策
　　一、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国的货币政策没有限制。二战之后，美元是国际上主要储备货币，美元跟黄金挂钩，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较稳定。七十年代初，美元跟黄金脱钩，让美国政府货币政策没有限制，可以不断增发钞票。
　　二、金融自由化导致资本流动短期套利行为。金融自由化以后，银行的储蓄准备金率下降，增加了可贷款资金，于是在国际上推动资本帐户自由化，便于美元大进大出各个国家，进行短期套利。
　　三、美元货币的增发推动了房地产的泡沫以及股市泡沫，造成了很大的财富效应，导致美国消费增加、储蓄减少，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四、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上述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可以增发货币以支持进口。
　　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会减小
　　东亚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美国经济发展形成互补，美国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就从东亚进口和消费有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形成逆差。东亚贸易逆差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曾超过美国逆差的100%，其后，逐渐下降，现在只占50%左右。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何增加？最主要的是东亚地区的发展是按照比较优势的，东亚地区的比较优势在变化。随着工资的不断上涨，美国开始从日本进口，之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最后转移到中国。
　　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很多的时候，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国贸易逆差贡献的比重在下降，当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其贸易逆差的比重从0.3%增加到40%多时，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占比则从超过100%下降到50%左右，所以，东亚包括中国并不是美国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当中有过度的计算，因为我们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类产品中资本密集的中间部件大部分从东亚的韩国和我国台湾进口，这是由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造成的。
　　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其他地方承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转移到其他工资比较低、承接劳动密集型加工的国家和地区去。
　　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分析
　　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回流美国生产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美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就不生产了，回头再生产的可能性非常低。
　　二、使美国消费者成本增加。美国对生活必需品的量的需求不会因为进口价格的变化而有太大的变化。对华进口征收45%的高关税，这将导致：继续从中国进口，消费者增加45%的成本；或者从其他国家越南、印度、非洲进口。但这些地方的产品价格比中国贵，因此如果转移到其他地方进口，对中国的逆差会减少，但是同其他地方的逆差会增高，消费者付出价格也会增高。
　　三、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是为了选举利益，不符合贸易的互惠双赢原则。真正对华采取高关税，将使选民利益也受损，因此比较可能的是对中国的几样产品象征性地征收高关税。
　　中国如何应对？
　　一、不要过度反应，应该有理有据，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但不要全面反击。
　　二、顺势推动国内的全面深化改革。
　　三、如果美国过于强硬，我们也可以对美国一些产品征收高关税。因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几万项，每一项数量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四项，如大豆、玉米、计算机芯片，多扣一点关税，美国生产者绝对比中国生产者感受更明显。
　　在过去的多边贸易安排中，美国利用其第一大国和最大贸易国的地位，只要对美国不利的地方，美国是不会真正推行自由贸易的。他推行自由贸易的地方都是有利于美国的，现在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的道德制高点，我国正好继续倡导自由贸易，这样可以让我国维持一个负责任的、致力于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的大国形象。（张彤 整理）

来源时间：2018/2/11   发布时间：20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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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亚非  来源：观察者网

　　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在战略层面的定位日趋清晰，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把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列为“战略竞争者”，并把中俄对美国的威胁放在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首位。特朗普今年《国情咨文》提及中国的篇幅很短，但其措词明确，称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经济和价值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德州大学奥斯丁校区演讲谈到拉美与中国关系时，更把中国称为“中国帝国主义”。美国国防部发表的报告也是亦步亦趋。
　　美国政府这些报告和领导人表态，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意味着什么？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有何变化，是否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走入对抗？中美应该如何行动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深入思考。
　　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最为要紧，因为大国关系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未来，决定国际秩序能否顺利调整，形成新的稳定架构，决定全球治理能否克服“失序”和“碎片化”，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而当今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关系。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美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武器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和安全利益都已经形成“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共生共存的利益格局。两国建交近40年，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然而，经过双方的努力，如今已是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又有着广泛、相互交错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同时，中美的确是意识形态不同、战略取向不同，双方在政治制度、国内治理、发展模式、保护人权等许多方面的分歧始终存在，美国想把中国变成又一个美国或者一个“听话的日本”的目标始终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近几十年的变化在于，中国在全球化大潮中学会了游泳，取得骄人的快速发展，中美力量的鸿沟开始逐步缩小，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体制的魅力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肯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完全有别于西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方案。这对于百年世界霸权美国来说，挑战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由此产生的战略焦虑也在所难免。
　　这些合作与竞争共存、合作占主导的两国关系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这是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前提和背景。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力量不断上升的历史趋势，美国如何适应和调整，该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美国是否会像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样，如同斯巴达由于对希腊城邦崛起的“恐惧”而选择战争，美国也会因“恐惧”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取其而代之”而选择对抗和冲突呢？
　　这个问题目前美国还没有给出答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众，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随着每届新政府上台都会重新开始。从宏观看，美国并未在国家政策层面形成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格局，但是有迹象表明，至少美国有一些人和利益集团患上了这种没有根据的“恐惧症”，而且正在侵蚀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形式是在合作与遏制两手中，遏制一手在加强。
　　那么，中美应该如何进行良性互动，增加合作，减少猜忌，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对抗呢？
　　中国几十年来艰苦奋斗，和平发展，进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科技大国，开始扮演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占有重要一席。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展现给世界的新面貌、新特征。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很大长进和发展，无论从文明、意识形态，还是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中国都是独具特色的大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全球治理体系，希望与各国包括美国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造福自己，也造福整个国际社会。
　　事实证明，中国选择的“美美与共”的强国之路和发展模式是正确的，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方向。中国需要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国内成功治理基础上，结合国际形势和全球化的重大变化，这些年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方案，从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再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体现出中国以“和”为核心、倡导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天下观、新治理观和新型国际合作与发展模式。这些治国理政和全球治理的新思想得到各国的重视，为维护世界长期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
　　对于美国来说，长期霸权地位固化了其“美国治下和平”（PaxAmericana）的思维模式：即美国作为“山上灯塔”的西方文明优越感、称霸全球的绝对军事优势、占据世界金融统治地位的美元体系、独步天下的经济贸易强国地位，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挑战。简而言之，美国绝不容许在全球任何地区出现可能挑战美国上述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这在美国历届国家战略报告中都有明确的表述，是明摆在那儿的。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历届政府和精英阶层，对此毫不掩饰。
　　当然，自美国建国以来，其思想界也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美国建国的核心理念“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美国这两百多年通过武力、掠夺和强权建立起来的“帝国”所包含的霸权思想，在很多方面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美国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因此，美国对于自己推动建立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体系，都采用“合则用之、不合弃之”的实用主义立场，双重标准一地鸡毛。
　　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中国的发展壮大让美国颇为纠结：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是在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及其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系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员，中国并无挑战美国乃至“取而代之”的战略图谋。只要没有偏见和恶意，这是任何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美国过去曾用冷战、热战、政治孤立、经济打压等办法成功的对付了前苏联、日本、德国，现在正在四处围剿俄罗斯，继续挤压其战略空间。冷战的胜利曾使得美国变得不可一世，傲视天下，认为其主导的西方文明及其衍生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已经没有竞争对手，到了巅峰，“历史已经终结”，“山上的灯塔”将永放光芒。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时刻”（American Moment）。这也许是美国百年霸权最为辉煌的时刻，须不知这一时刻稍纵即逝，是那么短暂、昙花一现，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美国依然是世界霸权国家，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继续向前推进，世界力量格局变化也向着更加平衡、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首次东西方力量的“大趋同”（Great Convergence）。美国面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变得神经“脆弱”起来，对中国等国家的战略焦虑加重，猜忌和怀疑加深，再次走到了需要美国做出历史选择的时刻。
　　其实就是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与中国建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和平相处、和平竞争，维护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并且做出适当调整，以维持世界的长治久安；二是延续过去对付其他大国崛起的“老套路”，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舆论等各种手段和优势进行打压、遏制、围剿，以维护美国的长期霸权地位。
　　目前看，美国尚未做出全面的选择，但是很多做法受固化思维模式影响，惯性、本能的按照“老套路”行事，搞离岸平衡，从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保持高压和威慑，以压促变、以压获利。这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度增大，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出尔反尔，就是受“老套路”的影响。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第一”的狭隘民族主义政策，这个特点更加明显。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面临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道路选择，后来因为“全球反恐”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威胁的顺序，大国威胁在美国的安全威胁单子上被“后置”了，而今天“大国威胁”又重新回到了美国战略威胁的首位。中国又出现在美国战略威胁的名单上，而且与俄罗斯一起“并列第一”。
　　其实，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反复强调的，中美“合作是唯一选项”。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选择，希望美国也在深入讨论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做出相向而行的选择。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中美有一万个理由加强合作，没有一个理由进行对抗，因为中美关系不仅影响两国自身，两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地位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溢出效应”将对世界和平与繁荣产生直接影响。
　　事实是双方在两国合作中受益匪浅，这几十年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完全是双赢的。如果坚持说是谁占了谁的便宜，那是“零和思维”的延续。美国一些人所说的中国“正在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国的发展是占了美国的便宜”，那是痴人说梦，毫无根据。
　　中国的持续发展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挡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中国的发展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与国际社会的利益相一致，自然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力量的上升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力量的上升，而不是另一个霸权的出现。中国对外战略的理论和实践都否定了“国强必霸”，永不称霸是中国的国策，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只要美国做出正确的选择，中美合作的前景无限，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无限。

来源时间：2018/2/11   发布时间：2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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