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吴心伯教授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中美关系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本文2023年11月21日由《环球时报》发表，原标题为“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很难却很重要”。作者授权本站转发。吴心伯教授2024年1月初将率团参加由卡特中心主办的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

中美元首日前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和成果，对稳定和改善双边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从中美关系演变的大背景看，这次会晤是拜登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有助于推动处在转型期的中美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

中美关系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双方对此有大不相同的愿景。中方希望发展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其中“共赢”是关键。美方则不然。拜登政府明确提出要“竞赢中国”，意欲独赢而不是与中国共赢。惟其如此，美方才会视中国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对华政策也以竞争为主旨。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并未被美方全部接受。当前美方仍坚持认为中美正处在激烈的竞争中，美方会继续加强自身实力并联合盟友与伙伴同中国开展竞争。

鉴于在中美关系的终极目标上难以达成共识，中方提出阶段性目标，即希望在现阶段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美方则表示，不希望竞争导致冲突与对抗，也就是在持续开展对华竞争的同时保持中美关系的适度稳定。如此，“稳定”就成为中美双方的阶段性共识。从两国关系变动不居的现实看，稳定确乎是现阶段一个值得共同努力的重要目标，是管理两国关系的当务之急。

自特朗普时期开始，中美关系就步入了一个充满激烈摩擦与冲突的动荡进程。对这个过程的管理，是中美双方面临的全新挑战。

首先，要管理好分歧，不让分歧导致对抗冲突。过去几年，由于没有处理好分歧，中美关系一再遭受严重冲击。有鉴于此，习近平主席在本次会晤中指出，要共同有效管控分歧，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多沟通、多对话、多商量，冷静处理分歧和意外。美方也表示要同中方保持开放坦诚的沟通，增进了解，避免误解，管控分歧。双方就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达成一些共识，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持沟通、防止冲突、恪守《联合国宪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这些谅解如果得到切实执行，无疑将对减少、管控和克服两国间的分歧发挥积极作用。此外，中美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恢复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这些具体措施对增进相互了解、积累互信、规避和管控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扩大合作。自从美方将竞争置于其对华政策的核心位置以来，合作在双边议程中被严重边缘化。有一段时间，在华盛顿谈论对华合作成了政治不正确。但是，如果中美之间缺乏实质性的合作议程，两国关系就难以实现稳定。中方一直强调要做大合作的“蛋糕”。在此次旧金山会晤中，习主席再次指出要共同推进互利合作，拜登总统也表示，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有助于两国更好应对各自和共同面临的问题。双方同意，在科技、人文交流、司法执法、人工智能、禁毒、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合作。“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有助于两国关系实现积极稳定，并向前推进。

再次，突出责任意识。中美作为在世界事务中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不仅要有增进各自国家福祉的利益意识，还要有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责任意识。近年来，中方反复强调，中美两国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作出努力。在此次会晤中，习主席指出，中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美方也表示，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如果美国决策者能够从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角度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而不囿于一己之私利，那将有助于美方积极看待中国的发展，建设性地处理双边关系。

中美战略博弈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也有可塑性、可变性。我们既要做好应对长期性、复杂性的心理准备，也要积极把握其可塑性与可变性，其中主要的任务就是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塑造中美博弈态势与路径。

当前中美博弈呈全方位展开之势，重点是在经贸科技、外交、安全三大领域，双方博弈激烈，但边界尚不清晰。例如，在经贸科技领域，美方积极推动脱钩和“安全化”，但也越来越认识到难以完全脱钩，也不能全面安全化。那么，在贸易、产业链、原材料、科技等领域脱钩的边界在哪里，安全化的限度为何？在外交领域，美国致力于遏阻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同时又意识到需要中国在全球与国际问题上提供合作，那么外交竞争如何为合作留出空间？在安全领域，美国加大对华围堵与威慑，但又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如何把握好对华施压的度，守住不冲突的底线？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在美国内部以及美国与盟国和伙伴之间都有一些讨论和辩论，但关键变量是中国。中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发展以及对美国对华遏制打压措施的有力反制，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以及对美国竞争战略的有效牵制，硬实力的上升以及对安全环境的有力塑造，将越来越多地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

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将是一个长期的多方复杂互动过程，却是一个应该坚持的目标，因为明确这个边界将为管理日趋棘手的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框架，它赋予处理具体问题的分寸感，并增加整体关系的可预测性。

其实任何一种关系的发展都和实力、利益、价值观相关，比如婚姻关系，更遑论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被看作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不同而引起竞争，进而造成了紧张。

实力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布林肯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实力与美国原则的务实结合”。杨洁篪在2021年阿拉斯加中美会谈时对美国强调实力感到不屑一顾，可能是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和美国旗鼓相当了。

利益和价值观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原则，但是这也是其他国家发展国际关系时的原则，中国原则也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也是这三个因素（实力、利益与价值观）的结合而产生的结果。

具体而言，实力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中美各自在这三个方面的实力）；利益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利益，或者简称战略利益（上一篇文章也讨论了在三个方面各自的利益）；价值观则主要包括民主还是专制、尊重人权还是不尊重人权等价值。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价值观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同时论及实力和利益的作用。

以上可以总结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但是归根结底，国家利益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比如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用布林肯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样的外交关系对美国的普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有益，能够使他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变得更强大？所以说国家利益其实应该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搞好国际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得更好。正如布林肯所说，“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be front and center.”

这就涉及到了制度问题。但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使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过得更好，中美双方看法不同。中国政府认为现行的制度，即在学术上通称为威权或者极权主义的制度，对自己的老百姓更好。而美国政府则认为民主制度对自己的老百姓更好。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不同。

如上所述，这个价值观的不同，是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和夫妻关系一样，两者三观不同是很难相处的。如果价值观相同，实力可以互补，利益可以协调。

但是在中美关系上，价值观问题这个结即使不是死结也比较难解。拜登政府认为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美国，民主都受到了挑战。国际上的挑战来自俄国和中国，国内的挑战来自川普和他的川普主义。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与此同时，共和党挺川普的选民也认为民主党的理念为美国带来了一个生存危机，不过这是另话，一个很有意思的另话，但也是和民主还是专制有关的另话。）

对中国政府来说，利益与价值纠缠在一起，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比如中国政府认为能否将台湾统一到大陆中国来，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台湾问题变成了中国的最大利益。但是这种统一，就是香港、澳门一国两制模式的统一。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是将民主政体改变为专制政体的问题，这正是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在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正在企图西化与分化中国，中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不过中国政府也认为，中国正在崛起，并成为世界中心，要为世界发展提供一条不同的道路，即中国模式，一条不同于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西方则正在衰落，分崩离析。这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以中国为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会取得胜利，尽管这条路会很长，很复杂，很艰辛。但是资本主义最终会消亡，社会主义最终会胜利。

所以美国政府认为北京和莫斯科正在联手，“要重塑国际秩序，而且越来越具备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而美国则需要维护一个既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又尊重普世人权的世界。

中美两国在这个价值观和制度问题上的冲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就是武力统一台湾，还是保持现状，甚至用和平民主的方式统一中国的问题。如果是前者，美国介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但是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利益、实力和价值观的问题。换句话说，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拜登者解释为什么要全力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时候，实际上就谈到了美国这样做，对自己的好处是什么。他说哈马斯和普京的共同点是要摧毁邻近的民主国家。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让侵略者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那么他们就会在世界各地造成更多的混乱，对美国和世界造成威胁，美国会对此付出更大的代价，美国这个世界的灯塔就将熄灭，美国就失去了一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的地位。

而且拜登认为美国也有这个实力帮助其他民主的国家和政体抵抗来自专制国家的侵略。那么台湾问题就是另外一个可能引发类似战争的问题。

但是如果美国在和中国的一场台海战争中被打败，中国在东亚建立起来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存在–这个可能不是没有–那么在国际上，美国的各个战略联盟可能会分崩离析、各国可能会陷入地区战争和军备竞赛之中；美国国内的经济也会受到巨大影响，因为美国国内经济繁荣所依赖的国际贸易体系被遭到破坏。

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也会使美国国内陷入史无前例的对自己领导人的信赖危机中，对自己制度的信赖危机中。一场失败会造成国际上和国内的不可预测的混乱局面。我这里所引的这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文章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恐惧中国，超过恐惧中东战争”。

于是，在台海问题上中美的冲突，便变成了一个实力、利益和价值观纠缠在一起的冲突。就和我们在上文讨论的那些竞争与合作的原因一样，都有实力、利益和价值观的问题在后面。

再举一例，如果说在印太地区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结盟是出于实力、利益、价值观的考虑的话，和越南、菲律宾结盟更多的是实力和利益，因为在价值观上，尤其是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越南和菲律宾都不是美国理想的结盟国家。所以在和越南、菲律宾的结盟问题上，或许是培育实力、保护利益超越了对价值观的考虑，美国也因此受到了人权组织的批评，尽管拜登说人权问题是和每一个他会见的人都谈到了的。

无论如何，实力、利益和价值观都是在处理国家关系时的决定性因素，就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中美关系的好坏也取决于这三个因素的角力。如果说实力和利益比较容易协调的话，价值观的协调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竞争与合作比较容易操作，但是由于价值观的原因，对抗或许就很难避免了。

【编者按：郝志东教授是澳门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中美关系与澳门的发展。本文初载于澳门《讯报》2023年11月10日第3版。所引文献目录可向作者索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拜登政府上台不久的2021年3月3日发表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其中提到了对华政策三原则，即该竞争时就竞争，能合作时就合作，须对抗时就对抗。这三个原则，其实也为我们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路线图。下面我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一下中美关系的现状。

1. 该竞争时就竞争

这个竞争至少可以包括政治的竞争、军事的竞争和经济的竞争。

从政治上说，最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扩大了和澳大利亚、印度和菲律宾的合作，比如菲律宾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军事基地可以使用。美国并且和日本、南韩建立了三方联盟，这在之前是不可能的。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也被提升到了等同于中国、俄国、印度、韩国和越南关系的水平上来，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结盟措施，是针对中国在台海、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举措而来，所以说这是一种中美之间在政治上的竞争。

从军事上讲，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Oriana Skylar Mastro 教授于2023年4月26日在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历数了中美双方在军力上的差距，认为在五到十年之内，中国就可以赶上什至超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与此同时，美国在本地区的军力需要大幅度提高，否则便无法遏制中国武力夺取台湾的企图或行为。

从核武方面来讲，五角大楼的最新估计是“到203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望拥有1000多枚核弹头，其中大部分用于导弹和其他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武器“。中国核武库的扩张，缩小了与美国和俄国的巨大差距。与此同时，自2021年秋季以来，中共军队在中国附近的国际空域和海域拦截美国飞机180多次，有时候会近距离接触，很容易导致坠机。江泽民时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一次事件。

当然拦截飞机这种行为，就像美国在美国近海将路过美国本土的中国侦查气球击落一样，应该更多还是属于竞争的范畴，尽管与军事上的对抗只有一步之遥了。以上是在军事上的竞争。

在经济上的竞争就更加广泛了，比如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办公司等，是否可以拥有50%以上的股份，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等等。

川普政府开始、拜登政府继承的高关税壁垒使得很多大美国公司将自己的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而疫情期间高昂的运输费用以及美国国会对新疆棉花使用者的制裁，使得很多服装企业又开始往中南美洲转移，比如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以更加靠近美国等巨大的市场且减少关税与制裁等麻烦。今年墨西哥已经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这个竞争好像还不是很清楚。

“芯片大战”或许是两国竞争最激烈的地方。美国最近出台政策限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的高端芯片，因为这些芯片有可能被中国军方用来为高超音速导弹的导航、高级监控系统、甚至破解美国绝密密码等。

这也迫使中国开发自己的相应的替代品，尽管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的确是竞争。

不光是芯片，就是生产高端芯片的高级机器，美国也要限制。最近美国要求荷兰和日本两国高端芯片机器制造公司在卖给中国这些机器的时候，要得到美国特别许可。美国的立场是只要你在你的机器里使用了我一个零部件，你出口这些机器时就需要经过我的同意。

中国的对应策略是用大量库存的机器、利用已有的技术，绕过美国设置的技术障碍，现在只差两代就可以达到台湾制造最先进芯片的水平。荷兰一家生产高端芯片的机器制造公司ASML今年第三季度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其全球销售额的46%，远超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全年的收入会达到58亿美元。可见中国还是有办法拥有比较高水平的芯片技术。

美国的“小院高墙”的意思似乎是尖端技术要放在小院子里，并筑起高墙来保护。大院子里的东西可以随便交易。所以美国还会继续向中国出售数十亿美元的芯片。这可以说是既竞争又合作，或者说是合作式竞争。

2. 能合作时就合作

正如Joseph Nye所说，中美还处于“合作性竞争”的阶段。上面说的是竞争，那么中美在哪些方面还在合作呢？

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遇到的麻烦也使他们犹豫是否还要留在中国。警察的突击搜查、巨额罚款、交易无端被取消、对数据传输的限制、广泛适用的反间谍法，以及未来可能的对付大流行病的措施、经济制裁、跨疆界冲突等等，都为外国公司设置了不少障碍。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离开中国市场，怕如果不和中国竞争、合作，就会有被中国竞争者在全球市场上抛在后面的危险。

所以福特公司重组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使得他们既可以在美国建厂，又可以使用中国公司的技术来制造电动车所用电池。 Moderna也和中国合作，利用中国资金，运用mRNA技术来研发各种疫苗。一个制造引擎、发动机、汽车零部件的公司Cummins在中国有21间工厂，公司总利润的五分之一在中国获得。一家芯片公司Nvidia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占总利润的20-25%。他们还专门为中国制造了一种在字面上没有违反美国法律的芯片。但是这个遭到美国监管部门的质疑，认为他们可能在精神上违反了美国法律。

Qualcomm在中国销售芯片的利润占全年收入的50%以上。 Nvidia，Intel和Qualcomm是三家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

这些企业家们认为和中国完全脱钩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市场太大、太重要，对美国经济来说太有必要。中国占有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约三分之一。美国人去年一年买了40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的玩具、游戏软件、运动器械。美国人也卖给中国164亿美元的大豆。 Intel卖给中国低端芯片的钱被用来发展高端芯片卖给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和中国做生意促进了科技进步，保障了很多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尽管两个贸易争端似乎愈演愈烈，2022年两国贸易达到了最高水平。显然这大部分的贸易是应该被保护的，在这些问题上，中美是可以合作的，尽管他们也都认为涉及到可以用来发展军事能力的高端科技在中美贸易中需要受到限制。小院高墙是对的，但是这个院子太小了以后对美国人自己有害，就像川普强加在中美贸易上的高关税一样，对美国人有害，对美国国家安全并没有多少帮助。而且除了建高墙以外，双方还要多建桥梁。

但是在中国做生意还是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些公司一边在这里做生意，一边在寻找其他更加稳定的地方来扩展自己的生意，一个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已经不再适合投资了（uninvestable）。

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三星的存储芯片占全球销量的36%，SK海力士占25%，韩国芯片出口量的一半以上销往中国，近一半的芯片也在中国生产。这么大的市场，这些公司很难放弃，所以只能想各种办法，一方面坚持在中国生产或向中国出口较低端的产品，一方面将未来的投资转向韩国和美国。用韩国一个议员引述的韩国谚语说是“鲸鱼打架，虾背开花”。

尽管如此，2021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达到192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商品的进口、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对美国物价、对美国购房者的贷款利率都有正面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中国当前的经济放缓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风险因素“。

加州州长前几天访问中国时受到习近平接见，他也提到说脱钩断链（divorce）不是一个选项。他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二（加州排名第五，在美、中、日、德之后），我们可以对太平洋两岸无数的群体都可以有所帮助。他说加州作为中国一个稳定、坚强、可靠的伙伴，可以和中国可以翻开新的一页，重叙友谊，在一些最根本性的问题上相互合作。除了双方中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之外（和几个省市签署合作协议），Newsom还和中方官员谈到了芬太尼的问题、增加中国访客去美国访问的问题、增加去中国城市的加州航班问题，以及香港、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没有澳门问题）。

在之前不久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Chuck Schumer的会谈中，习近平也重申了他的中美关系有一千个理由搞好的承诺。

Joseph Nye，Jessica Chen Weiss 白洁曦和她的研究生Eun A Jo认为中美在经济和科技上的相互依赖度很高，美国需要期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及应对大流行病等双方都面临挑战的问题上扮演必要的角色。所以中美关系只能去风险，而不是经济脱钩。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所说的“小院高墙” (small yard, high fence) 战略。尽管两国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同而引起了紧张关系，但是建设一个和平、富有成效的共存关系仍然是可取甚至必要的。

3. 须对抗时就对抗

中美之间的对抗，包括对新疆棉的抵制、向台湾出售军火等等，不过最严重的对抗可能会发生在大陆准备武力攻台之时。赵穗生认为中国在台湾越过自己公开制定的红线之后，就会武力攻台，无论是否已经准备充分，无论多大代价。其实红线是可以经常变化的，借口总是可以找到的。所以说，危险是与日俱增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更严重的对抗是有可能发生的。

北京大学教授王立新也认为如果台海开战，美国不会袖手旁观。那么海峡战争一旦爆发，必将导致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如果对抗达到两国开战的程度，对中美都会是巨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