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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理解

【本文原发表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发布时间:2021年03月20日】

距离基辛格博士第一次来到中国已经过去了50年的时间。5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十年来,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正如基辛格博士在发言中所说,中美是两个伟大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有不同。但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全球化传播和全球化经济,要求两个社会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进行合作,因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两个社会之间的理解。

基辛格博士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有过多次交集,他指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核心价值在于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点汇集起来,为各界人士相互沟通和加深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3月20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全体会“中美关系风云五十年”环节,基辛格博士再次就中美关系作出评论:

“我想强调,世界上工业和科技大国之间、中美之间,积极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以下是发言中英文全文:

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邀请我,让我能够在这个我曾有交集的论坛上发言。论坛举办的会议有着重要的国际影响。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

5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很难与今天的中国作比较。如果那时有人给我看一张现在北京的照片,如果我把它与那时的北京作比较,我无法相信竟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点汇聚一堂。今年,世界经历了新冠疫情;同时,科技在多国,尤其在中国和美国,迅猛发展。在此背景下,论坛在多种见解中强调了合作的理念。

50年前我来到中国,有幸开启了被中断25年的两国关系。在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开场辞中,我讲了些关于“神秘中国”的话。周总理对我说,中国有什么神秘的?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对中国有了诸多了解,中美也在关键问题上进行了合作,以此为基础,两国关系有了非常积极的发展。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我非常希望,本周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对话能达成重要进展。从根本上说,中美是两个伟大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有不同。但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全球化传播和全球化经济,要求两个社会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进行合作,因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两个社会之间的理解。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邀请世界各地的来宾和企业CEO与中国同仁交流思想,使各方能够互相学习,为加深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曾数次参加这个论坛,借此机会,我想对论坛给予我的礼遇表达我个人的感谢。同时我想强调,世界上工业和科技大国之间、中美之间,积极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感谢论坛给予我这个发言机会。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remarks to a group with which I have been associated before, and which conducts meetings of such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The title of the forum this year is ‘China on a new journey toward modernisation’.

(And) I might say, when I came here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fifty years ago, the China that existed then is hard to compare with a China that exist today. If anyone then had drawn me a picture of current Beijing, and if I compare it with what existed at that time, I would not have believed it possible that so much progress could be made.

But the essence of this development forum is to bring together the views of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 this year,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on amongst ideas is emphasised by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ndemic, and by the enormous technologic development that is taking place in so many countries, and importantl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 came to China fifty years ago, I had the honor of opening relations that have been broken off for twenty-five years. (And) in my opening remarks, I said something about the mystery of China, and Premier Zhou Enlai has said to me, what is so mysterious about China? In the half a century since, I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ed in a very positive way on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on key issu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some issues for discussion, and I am very hopeful that in the dialogue that is starting in Alaska later this week considerable progress will be made. But fundamentall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wo great societies, with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a different history, so we, of necessity, sometimes have a different view of practice as they aris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require that the two societies begin ever more intensive efforts to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world depend on an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societies.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mak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is progress by inviting people and CEO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exchange ideas with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so that all sides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So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own appreciation for the hospitality that has been shown to me on previous visits to this Forum, and to emphasis how important it is to have cooperative and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jor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唐龙彬回忆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

【本文转载于丁刚看世界,发布时间:2021年07月09日】

基辛格的助手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当天的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来找中方的联络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回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瑞典做记者。当时中国驻瑞典的大使是唐龙彬。

唐龙彬曾长期从事礼宾工作。1971年7月8日,他与章文晋、唐闻生和王海蓉乘坐专机,前往巴基斯坦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我对唐大使的多次访谈都是围绕着这一历史性的外交行动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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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1971年7月5日的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礼宾司代司长韩叙要我马上去部里”,唐大使说。

当时,他在国宾接待处任副处长,常会遇到一些突然的特殊接待任务。所以那天晚上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到了部里,韩叙告诉他:“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要秘密来访,你参加接待。明天就去钓鱼台。此事绝对保密,对家里人也不能说。”

唐龙彬一听到“美国”这两个字,就紧张起来。虽然他从事外交工作近20年,在驻外使馆工作过,也跟随中央领导访问过许多国家,但接触的大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和客人。直接和美帝国主义的头头打交道,他连想都没想到过。

那一夜他难以入睡,心中不时地猜想着这个美帝头头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到了钓鱼台,他知道要来的人是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

他说:“此前,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传话,说美方希望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接触。尼克松表示要亲自到北京讨论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基辛格被指定为总统先行人员。美方一直坚持基辛格之行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我方同意了美方要求。组成由章文晋带队的四人小组,章和唐一组,主要负责会谈事务。我和王海蓉一组,负责日常生活。中方领导连续多次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周密、具体地布置了这次活动。”

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于1971年7月1日开始了代号为“波罗行动”的秘密访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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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亲自带领大家到钓鱼台国宾馆选定靠北头、较僻静的5号楼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处。

中方对部分房间做了粉刷,沙发、窗帘换了新的,对空调等做了全面检查。还在客厅里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

当时是文革时期,钓鱼台各楼都摆着毛主席语录。记得那时,外宾到外地,毛主席语录也要跟着摆到外地,甚至有时还放在人家房间里,非得让人家带走。

5号楼里面有不少具有当时色彩的工艺品,比如红色娘子军、红卫兵的瓷塑等,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都换成了文物、国画等,连毛主席语录也换了下来。摆放的报刊杂志也作了挑选。还在基辛格住的房间里摆了一个大花篮。

唐龙彬说,当时对接待美国人谁也没有经验。有人说,美国人在男女关系方面比较随便,后来就规定负责房间的是男服务员,餐厅是女服务员,还安排了一个西餐厨师。记得1971年时钓鱼台还没有奶酪,听说美国人爱吃这东西,就专门从北京饭店要来。又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鲜贝等。两天的菜谱都事先开出,食品每餐不重复。

唐龙彬说,总理宴请的菜谱都是由总理亲自审定的。但后来,西餐基本没用,因为征求美方的意见,他们都说吃中餐,而且对中餐显得很熟悉。洛德用筷子和中国人一样熟练,后来才知道他夫人是华裔。总理还提出,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尝尝烤鸭。中方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厨师来,搞了个小烤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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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龙彬多次和我回忆起7月8日的那个凌晨。

他说,“天蒙蒙亮,我们4人就带上最轻便的行装直奔南苑机场。南苑机场是军用机场,平日极少有外国飞机在此停降,因此被选定为基辛格一行的飞机使用的机场。我们进入机场后就看到了停在机场上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上已经有巴基斯坦驾驶员和中国民航派出的两个领航员等候。我们只是简单地寒喧了几句就进入宽敞的客舱。”

4个多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伊斯兰堡杰克拉拉机场特别停机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在机场上等候。

晚上8时,张彤大使和唐龙彬等一起应叶海亚·汗总统的邀请,赴总统府参加晚宴。

这是总统举行的小型宴会,巴方仅有外交部外事秘书作陪。席间,叶海亚总统简述了基辛格到巴基斯坦后的情况,还透露说基辛格将装病,假装去总统别墅修养,以避开外界注意。

7月9日凌晨3时半,天还没有亮,唐龙彬一行就乘车前往机场。沿街没有行人和车辆,透过车窗只能看见灰暗的路灯在闪烁。当时章文晋和唐龙彬都穿的是中山装,唐闻生和王海蓉穿的是深色女式制服。

机场上一片漆黑,那架黑乎乎的波音707还停在那里,前舱门放下舷梯,中方人员上机后就坐在舱门附近,紧张地注视着外面。

几分钟后,两辆轿车直接开到舷梯下。先是一个又瘦又高的身影从车中出来,那是巴基斯坦总统的外交秘书。随后,从另一面车门出来了一个肥胖的身影。中方人员早就从电影里熟悉了这个身影,那就是基辛格。等他转过身来,唐龙彬看到,基辛格戴着一副墨镜、一顶大沿帽。

他们快步登上舷梯,进入机舱。巴方人员向我们一一介绍了美方人员:基辛格,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迪克·迈斯泽,还有两名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

随后,飞机立即发动起飞。

中美双方面对面地围坐在一张小桌前。开始时,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两个特工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将手与黑色文件箱用手铐锁在一起。

慢慢地,气氛才逐渐轻松。

唐闻生那一口漂亮的英语令基辛格赞叹不已。基辛格说,你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我不行。基辛格还讲了他怎么装作胃疼发作,避开媒体。接着,基辛格又和章文晋谈了一些有关北京的气候和风土人情的事情。

飞机经过4小时45分的飞行,按预定时间中午12时15分抵达北京。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苑机场跑道上时,基辛格一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鼓掌。

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早已等候在此。

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叶帅迎上前去,与基辛格握手问候,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叶帅随后陪同基辛格坐进宽大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沿途车队都把窗帘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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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抵达后就接到中方通知,下午4时,周总理来宾馆会晤美方人员。基辛格等人顾不上休息,立即以到院子里面散步为由商量问题。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法商谈,即使是晚上很晚,他们仍要在外散步。

有一次,基辛格等人散步到6号楼附近的小桥,被警卫挡了回来。他们不高兴,提出意见。中方回应说,你们要求要绝对保密,中方是完全按照美方的要求来做的。

尽管中方当时以为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十分周到完善,但谁也没有想到,当天下午出了一件事。

基辛格的助手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当天的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来找中方的联络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那段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说,“这是从每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

这件事后来惊动了周总理和叶帅,之后他们明确交代所有报刊杂志均放在走廊,自愿提取。以后基辛格多次访华时,他还曾提及这个“笑话”。

还有一次,大概是美方为了试探一下服务员是否收小费,就在废纸篓里扔了一张10美元的钞票。服务员请示后把钱放在了房间里的办公桌上。事后,美方人员对中方人员说,你们的服务员真是经过了严格训练。

10日早晨,中方安排基辛格一行参观故宫,这也是唯一的一项外出活动。按照美方的要求,中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还特意安排了一名摄影记者,给大家拍照留念。照了几张之后,基辛格开玩笑说,”还是少照一些为宜,否则白宫知道后,以为我们在这里只顾游山玩水,不务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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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会谈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基辛格在北京停留了48小时,同周总理会谈用了17个小时,每天会谈7至10小时。会谈在基辛格住地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

会谈一直延续到11日上午10时多,超过了预定时间。

在外面等候的人都十分着急,盯着会议室的门,不断地让服务员送热毛巾、咖啡和浓茶进去。

又是3个多小时过去了,门终于打开,双方人员带着笑意走出大厅。基辛格把总理送上汽车。大家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协议达成了。

会谈结束后,叶帅与基辛格一行在宾馆共进午餐。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去,饭桌上大家谈笑风生,都喝了茅台酒。两个特工人员也跟着喝,随身不离的文件箱也放在了旁边。

基辛格对随行人员说,今天这顿饭才是他来北京吃到的最香的中国餐。

洛德还向唐龙彬祝酒,称赞中国的礼宾工作十分出色,希望今后美国总统来访时,美方礼宾人员能好好向中国同行学习取经。

分手的时候到了,全体服务员和厨师都出来列队欢送,大家相互热情握手,颇有惜别之意。中方向美方人员赠送了一些工艺品和他们在北京的影集,美方还主动要了那两天的人民日报。

按照预先的安排,基辛格一行于11日中午12:20离开北京。叶帅、黄华、韩叙和中方4人小组到机场送行。

4天之后(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向外界发布了震动全世界的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中美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篇章。

回顾基辛格50年前秘密访华

【本文原载于腾讯企鹅号-凤凰星,作者:和平,发布时间:2021年07月27日,标题为:回顾基辛格50年前秘密访华,当下的中美关系无法回到那种气氛了

1971年7月9日的凌晨4点,天还未亮,一名戴着大檐帽和墨镜的男子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国家宾馆低调出发,为了避免被行人认出,他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来到停机坪上,下车后迅速坐上了一架波音707飞机,开始执行一趟秘密任务。

很快这一行将登上世界新闻的头版。这位戴大檐帽的男子就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年48岁的亨利·基辛格,他打开了中国之门。通过这次秘密访华,中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对抗,重新建立联系,也为此后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战略合作乃至1979年正式建交拉开大幕。

半个世纪以来,基辛格先后访问中国超过一百次,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代领导人都有过交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中美外交的“活化石”。他从不吝于称赞中国人,钦佩他们坚忍不拔、含蓄缜密的精神和展现出的中华文化。

眼下,中美关系行至新的十字路口,对抗和僵持加剧。今年7月9日,现年98岁的基辛格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秘密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

回首往昔,基辛格称,1971年,美中双方都希望通过搁置分歧和寻求对话来缓解紧张局势,当年两国的选择对今天的美中关系局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他强调,“50年后的今天,美中两国间的合作需求并没有减少。两国关系仍然至关重要,甚至比1971年时更加重要。”

尼克松为何选定了基辛格?

促成50年前的秘密访华并不容易。此前的22年间,中美之间一直没有高层往来,但大使级的会谈没有中断,断断续续举行了135次。囿于台湾问题,中美维持了长时间的敌对关系,让彼此间知之甚少。

参与过中美建交全过程的时任外交部长黄华有一篇回忆文章,足以描述这种陌生感。1968年,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一次服装秀上,中方使馆人员见到美方外交官后“拔腿便跑”。但这两个美国外交官却铁了心在中国外交官后面紧追不舍,还边跑边喊:“我们是美国大使馆的,我们想见你们的大使!”

当时的敌对状态下,双方外交人员毫无接触。一般公开场合,中国外交官见到美方人员都是起身躲闪。

转变发生在第136次华沙会谈开始前。1970年2月,尼克松在一次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中国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的贡献,要建立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报告中还否认了美方会在当时的中苏冲突中会袒护任何一方的打算。

如此一来,第136次华沙会谈中,中方代表雷阳做了一次语气和缓的发言,表示会接受美方委派使节去北京的建议。但由于美国在1970年3月将越南的战火烧至柬埔寨,双方渴望沟通的努力遭到冲击。

同年10月,尼克松利用当时各国政府首脑参加联合国25周年纪念会的契机,让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时任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设法带话,表达美中和解十分必要,美国绝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提出愿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

不久后,叶海亚·汗借着对华访问的机会,传达了这一讯息。周恩来总理答复叶海亚·汗说:“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但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中国商谈。时机可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当时的背景下,中美走到一起是时代的必然,基辛格称之为一场“均势游戏”。对中国而言,与美国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段,可用以抵制苏联的威胁;对美国而言,尼克松一直对改变对华关系抱有兴趣,并将其视为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领导地位的机会,美国也有必要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开辟另一条路线,通过中国来遏制苏联地缘政治的野心。

不过,在派谁去的问题上,美方商谈多次都没有结果。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称,“本来并没有考虑派我去。我们一致认为让戴维·布鲁斯当这一使节最为理想。但后来意识到,由于布鲁斯在美越巴黎会谈期间担任美方代表团团长,选他当特使,可能会让中国人觉得是明摆着的阴谋。”

最终,尼克松选定了基辛格。基辛格称,“当时压倒一切的动机无疑是,我最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也熟悉我们思想复杂的首长(尼克松),因而能给他安排到北京的访问。另一个因素则是,所有使节中我最受其管束。我是白宫工作人员,除了通过白宫新闻处以外,我无法公开宣传自己的活动。可以说,我的成功也就是总统的成功。”

基辛格出发前,白宫的官员均不知情,连时任国务卿罗杰斯也一无所知。毕竟如果访华失败,将给尼克松带来一场政治灾难,也会给美国造成一场国际灾难。

志在必得的“波罗一号”行动

大局已定,剩下的便是具体行动。

1971年7月1日黎明,基辛格和同伴们坐上一架拥挤不堪的飞机,开启了这趟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旅行——他先要访问越南、泰国、印度,然后飞抵巴基斯坦,以此为跳板前往真正的目的地。

基辛格回忆称,每一站,他都要在谈话中力图缓和消息公布之后可能造成的冲击。因此在谈到当时美中之间的乒乓外交和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基辛格强调,这是全球维持均势的需要。此外,当时的行程表被刻意做成不同几份,以保证同行人员仅能得到他们所负责的相关部分,而不能知道其他的。

7月8日,基辛格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后不久,在参加宴会时声称“肚子痛”,开始了暗中前往北京的瞒天过海之计。这次绝密行程的代号叫做“波罗一号”,意指此行就像700年前探险家马可·波罗造访遥远神秘的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

7月9日凌晨,当基辛格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时,等待他的是时任中国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章文晋、翻译人员唐闻生、礼宾司人员唐龙彬等人。唐龙彬回忆说,当身着黑衣的基辛格转身朝着飞机走来时,他一眼认出,这便是等待已久的“客人”。

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周恩来派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韩叙等人到机场迎接,中方用一辆高级轿车把基辛格一行人接进了城。

“车窗被遮起来,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旁边的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基辛格回忆道。这次访问期间,周恩来与他会谈了17个小时,即使在吃饭的时候,谈话也是“富有哲理、饶有趣味、极具启发意义的”。

周恩来精通哲学、足智多谋、谈笑风生,这些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和我有着默契,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双方不做彻底的讨论。”

其间,基辛格还被安排参观了紫禁城,随后前往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在此行的最后时间里,周恩来和基辛格拟定了后来震撼全球的尼克松访华声明草案。

7月11日午餐结束,基辛格一行人兴高采烈地踏上返回巴基斯坦的飞机,还带回了中国菜、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英文版)以及这次访问的照片集。

四天后,尼克松对全国发表演说,揭晓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之旅,世界各国震惊之余纷纷发来贺电,其中也有不满的声音。

基辛格在十年后回忆说,“回想起来,除了要保密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办法。事情的微妙、机会之难得,使美国必须对发表的内容进行控制不可。假如我们事先公布去中国的消息,恐怕将引起几个星期的猜测,使我们无法应付。反对者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对我们恶意中伤……”

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向《凤凰周刊》评价说,如果用“爱”来定义,中国人对基辛格的爱,远远超过对推动中美建交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爱”。“中国外交官对于基辛格秘密访华同样有种特殊的感情,或许是因为秘密行动带有神秘和浪漫的气息。”

“不过,中美之间的破冰,更要感谢尼克松。基辛格的确功不可没,但他不是决策人,决策人仍是尼克松。”刘亚伟说。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尼克松准备向全国发表公告。

尼克松历史性的破冰之旅

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之后,为了圆满完成中美两国这次历史性访问,基辛格被派往中国打前站,商谈具体事宜。1971年10月16日,基辛格时隔三个月再次来到北京,这次的行动代号为“波罗二号”。

这次随行人数变多,基辛格一行人乘坐总统专机飞抵北京,主要商谈了总统访华复杂的技术问题以及起草后人共知的《上海公报》。双方还就中国台湾、印度、朝鲜、日本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选定了尼克松的访华日期。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如约抵达北京,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来迎接的周恩来伸出了手,双方握手的时刻被定格为中美破冰的历史画面,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通常情况下,美方代表团应该尾随总统沿舷梯鱼贯而下,但在抵达北京前,基辛格等人被警告过十几次,一定要等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结束以后,大家才能“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舷梯上。

这一次,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也与尼克松进行了会谈,双方主要探讨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其间,中方在四个晚上举行了正式宴会,其中最令基辛格难忘的是中国的茅台酒,回国后他依然忘不了这种酒带来的强烈震撼。

“这是一种烈性酒,我认为,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基辛格称,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还向他的女儿吹嘘这种酒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了火。谁知火没有熄灭,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流满了桌面,美国第一家庭成员赶紧奋力扑救,防止了一场国家悲剧的发生。

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是中美关系从敌对、对抗转向和解、关系正常化的转折点,中美达成的《上海公报》不仅确立了“一中原则”,还为中美对话解决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等打下了基础。基辛格评价说,“《上海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成功指导了两个大国关系长达七年之久……直到1979年1月1日它被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

对于台湾问题,基辛格指出,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基调是把台湾问题留到以后再解决,以便两国能弥合20多年的鸿沟,在双方利益相符的领域执行并行不悖的政策。

又过了六年多,在邓小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推动下,中美双方发布了《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从基辛格秘密使华开始,50年来,中美关系在人文、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已是盘根错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国还要继续‘脱钩’,搞‘零和’博弈,对两国、对东亚地区乃至全球都是十分不利的。”刘亚伟称。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秘密访华显得至关重要。这要求两国领导人都得有相当大的政治勇气,否则两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家是无法接触的。”刘亚伟强调,“中美50年间的交往说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再不同,只要想接触、敢接触、会接触,一定能给两个国家带来更多好处。”

邓小平与卡特签署文件,1979年1月1月,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

基辛格一代在美影响力式微

自1971年7月首次秘密访问中国以来,基辛格已访问中国100余次,每逢重要纪念日、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会议,他都不辞辛劳,乘坐长途飞机来华,即便90多岁高龄依然如此。与此同时,也很少有美国政治家能像基辛格一样在中国受到如此大的尊敬。

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对《凤凰周刊》表示,自己曾在基辛格的演讲和一些会议上见过他。

“他的外交风格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但这种现实主义又能和理想主义相结合。”赵穗生评价说,“他所代表的是典型的老一代外交风格,兼具学者和外交家身份,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这代外交官是真正的外交家,我个人非常赞同他们的理念。”

“传统的外交方式是相互妥协、相互退让、共同得到的过程,包括公开和非公开的外交过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达成所愿,需要各自做出妥协。”赵穗生解释说,“但遗憾的是,这一代美国的外交风格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传了。”

刘亚伟有几次近距离观察基辛格的机会,例如基辛格赴华参加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和2015年中国领导人访美的时候。

“他熟悉中国人,也了解中国人爱听什么。比如他经常在讲话里提到‘中国梦’,很少有其他美国政治家会提及这一点。”刘亚伟回忆称,“基辛格之所以能够在华受到如此多的赞誉,一方面是懂得讲中国人爱听的话,另一方面是他旗下的咨询公司也要吃‘中国饭’。”

基辛格挂名的基辛格事务所(Kissinger Associates)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市的国际政治咨询公司,客户中有很多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例如美国运通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等。因此,基辛格多次到访中国也是为了私人事务。《华盛顿邮报》曾报道,基辛格参与了与中国有商业联系的各种美国企业的事务,这些企业不可避免地受益于他在国际舞台上独特、有影响力的活动。

基辛格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19年,当时中美之间的政治对抗和经济脱钩愈发严峻。同年11月21日下午,在北京雁栖湖畔举办的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上,作为名誉主席的基辛格拄着拐杖缓慢走上台,现场掌声雷动,这是论坛专设的特别环节。

基辛格在论坛上呼吁,“中美之间的关系应有新的诠释,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应正确看待分歧,加强对话与合作,努力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假如美国和中国变得非常敌对,这是无法想象的结果。”

然而,如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的声音在美国高涨。去年5月,白宫制定了一份对华战略报告,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报告称,美国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

事实上,早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国内就开始反思对华接触政策是否达到了目的。被广泛认可的是,曾经的接触政策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国际秩序当中;经济发展让很多人脱离了贫困;中国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更重要的一个共识是——跟中国的接触政策给美国创造了一个强硬的竞争对手,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今年3月,拜登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坎贝尔直言,“被广泛描述为(美中)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现在将在一套新的战略参数下运作,其主要范式将是竞争。”

对此论调,同为中美建交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前总统卡特在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予以反驳。他表示,“一些中国事务观察家认为,中国没有改变政治制度,变得和美国一样,因此我们应当抛弃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基础的接触政策。我想提醒这些人,我们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时,就知晓美国和中国在文化、历史、政府形式、利益关切和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差异。我们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没指望这些差异在未来会消失。”

赵穗生指出,像尼克松、卡特以及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作为代表人物的这一代外交家,他们打开了中国大门,让中美关系正常化,他们对中美关系有一种利益相关的考量——不仅是从两国的利益出发,也有自身的信念和理想在其中。“所以在中美关系当中,这一批人的作用是极具历史意义的。”

“然而,目前这批人已经失去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批传统的外交家和其外交理念在美国如今的对外关系中,影响力微乎其微。这对于中美关系是一个不幸的发展趋势。”赵穗生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地位的变化,中国崛起以后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关系理念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导致它在国际事务中信心降低,美国国内的分化导致它需要重新寻找敌手,来凝聚国内的力量。

赵穗生进一步解释称,“美国国内这种分裂、僵局,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失灵的情况下,导致了很多事情无法妥协,更不可能私下达成交易,都要拿到桌面上公开叫板,这使得传统外交当中的妥协很难实行。”

“基辛格这代人虽然在中国得到尊重,但美国政界已经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了。即便他所在的民主党,其理念也与他格格不入了,他们代表的一切在美国看来只属于上一个时代。”赵穗生称,“美国强盛时可以做到妥协、追求理想主义,现在的美国今非昔比,只剩下赤裸裸的两党斗争,并且由于相对衰落而对竞争对手的敌意被进一步夸大,难以从理性、长远的格局上看待外交以及中美关系。”

今年7月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指出,今天不可能再有基辛格一样的秘密访问来破除现在的尖冰。“那个时代秘密外交还是可能的,现在几乎做不到。如今网络、媒体发达,基辛格那样的秘密外交难以实现。”

“此外,当时的环境存在特殊性,一方面基辛格得到尼克松的信任,在对华政策上能起到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当时也很特殊,毛泽东做战略决策,周恩来进行具体执行,也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 王缉思直言,“现在的决策环境大不同了,很多民众希望对美有强硬的外交政策,而秘密外交需要妥协,并非喊硬话,这种情况下,秘密外交已经不再适用。我很欣赏基辛格当时的做法,但现在回不到50年前的气氛了。”

中美如何避免擦枪走火?

50年前,由于对苏联的共同担忧成为首要紧迫事项,中美两国开始相向而行。如今,彼此间的竞争和对抗成为最紧迫的事项,加上双方很多沟通渠道关闭,如何避免擦枪走火成为外界关切所在。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月14日报道,白宫官员正在研究建立中美紧急热线的可行性,预计该方案将会被纳入拜登与中国的接触计划中去。虽然尚未正式向中方提出,但拜登政府希望这条紧急热线能采取加密的方式,在“突发军事冲突时”能快速实现两国首脑间的联络,从而避规未知风险。该热线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建立的“红色电话”,用于当时白宫与克里姆林宫直接沟通,以此来避免核战争。

不过,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中美之间已经建有元首、外交、国防等多条热线,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辛格近来也频频就中美关系发声。“与中国的对抗将引发没有赢者的冲突。”今年5月,他在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说。

在基辛格看来,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与中国的对抗既不符合中美两国,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这(与中国对抗)将引发一场没有赢者的冲突,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冲突将随着双方精疲力竭而结束。”

但与此同时,基辛格提到了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公众舆论将中国视为永久的敌人。这个国家的人怀疑,所有发生在美国的坏事都是按照中国所愿发生的”。

赵穗生指出,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渗透到所有层面,如此一来,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必然被夸大。

他解释称,“例如美国有声音称中美之间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这个说法不符合实际,美国现在认为中国要瓦解其民主制度,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了。中国没有这个能力,只不过是希望其他国家认可其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并非要把中国的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但由于中国国力的强大,美国把中国的意图夸大了。”

去年11月,基辛格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呼吁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应迅速采取行动恢复美中沟通渠道,他警告说,“除非(中美之间)出现某种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陷入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今年7月8日,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他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言时,再度呼吁“中美两国通过对话在战略和商业等领域求同存异”。

赵穗生也提到,“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擦枪走火导致军事冲突的代价谁也无法承担。当前双方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互动路径,例如在台海等比较敏感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在各自核武器的发展中,两国的安全通报方面要建立一套规则。”

“现在最重要的不再是管控分歧,分歧已经在那儿了,双方需要做的是避免擦枪走火,导致出现全面冲突。至于科技脱钩、产业链重组等问题,事实上对双方的打击都会很大,这也不是人为就能轻易改变的事情。” 赵穗生说。

Xi-Biden Summit Creates Hope for Climate Cooperation

On November 14,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American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in their first face-to-face encounter in a year. The leaders discussed strategic and overarching issues critical to the direc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as well as major issues affecting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summit is seen as another new beginning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particularly in the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Given the critical nature of climate change as a global issu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essential to mitigate its impact and create meaningful progress. However, as a recent YouGov poll demonstrated,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of the number of the adults in the EU who show total worrie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effects. But these adults are also gradually uncertain whether human activity results in climate change. Besides, climate skepticism is r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nly 24% of Trump voters believing that climate change is happening due to human activity. This highlights the urgent need for an ope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jor leading countrie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In a recent statement,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expressed his disappointment with the collective global efforts to combat the climate crisis, describing them as bitter. Guterres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leadership from the world’s two major power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decisive action in addressing this pressing issu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essor Todd Hall states in his book that emotions in diplomacy can reframe issues and project a new image to foreign audiences. The coal and gas industries have traditionally opposed climate action, lobbying against regulation, and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The public sentiment can also be influenced by certain interest groups that dominate the narratives surrounding climate change. The two presidents’ summit highlights a positive shift towards reconstructing trustworth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ummit’s primary focus is on rebuilding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ir joint commitment to combat the global climate crisis.  This renewed dedication to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carries substantial implications for countries worldwide.

The Xi-Biden Presidents’ Summit rekindles hope for a collective response to the climate crisis that has been losing political steam. The agreement to step up cooperation on methane and support global efforts to triple renewable energy by 2030 is an essential step towards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methane accounts for 10% of all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working together on this issu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ake a major step forward in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The commitment to triple renewable energy efforts is also critical.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renewables accounted for only 29% of global electricity production in 2021. The IEA suggests that a 70% renewable electricity mix is necessary by 2030 to limit the increase in global temperature to 1.5°C.

China and the U.S. are critical in achieving these goals, as they are both major producers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such as solar panels and wind turbine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clean energy are substantial. According to the IEA,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clean energy could create up to 24 million jobs by 2030, and a more 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 could save up to $1.6 trillion in global energy spend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notes in the summit that one country’s succes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other. The summit demonstrates that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re key to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limate change. China and the U.S. have decided to commit to an open dialogue, focusing on widely spread seven Cs, which are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mpetition, to avoid unnecessary confrontations and conflicts.

The world needs the collective cooperati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to build a better planet. If China and the U.S. continue to pledge to work together, it is a meaningful step towards making progress on emission re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Xi-Biden Summit goes beyond the two nations. It sets an exampl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follow, and it reinforces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commitments made by China and the U.S. are significant, particularly as COP28 is approaching, and it is essential that other nations contribute to fostering smooth communication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郝志东:中美关系对澳门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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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郝志东教授是澳门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中美关系与澳门的发展。本文原载于澳门《讯报》2023年11月24日。本文所引述的文献目录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澳门的发展,和香港的发展一样,都是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在政治上的发展方向,是威权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的话,那和美国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这就会造成某种持续的紧张局势,尽管最近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后,整体局势似乎有所缓和。

比如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全面管制香港是香港民主化运动的倒退。同样的观点对澳门来说也是适用的。香港和澳门本来是要为台湾做一个一国两制的榜样的,但是现状却正好相反。在美国看来,这是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在全球受到挑战的例子之一。

美国对这种挑战的反击,除了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政治结盟、芯片大战以及军事竞争之外,在人权问题上,可以说反映在对新疆产品的抵制上,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新疆少数民族的人权受到侵犯,一些产品比如新疆棉花生产,涉及到强迫劳动的问题。于是,凡是和新疆棉有关的产品以及涉及到的企业,均在被抵制之列。

但是关于香港民主化的倒退,迄今为止,除了对一些中、港官员的制裁(包括对他们的某些银行账户和信用卡的使用的限制、对其对外交往包括商业交易的限制等等)以及香港制造的商品进口到美国需要标签为中国制造之外,我们还没有看到更严重的应对措施。

这或许是因为从美国自己的利益来讲,保留港澳这个窗口对自己有利,正如当年中共保留港澳的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统治的道理一样: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价值观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川普当年就说过他不在乎香港是否民主化)。当然到底能否利用,他们可能也没有想清楚。

另外也许是自己的力有不逮,因为美国要管的事情太多了。即使是中国问题,台海关系远比港澳问题要急迫得多。所以对香港的制裁也就到此为止了。至于澳门,除了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会提到澳门之外,就基本顾不上了。在中美关系似乎要缓和一点的今天来说,美国对澳门的关注可能就更是仅止于此了。

但是中美之间的缓和,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权宜之计。由于中美两国政府价值观的不同,从长期来看,两国的紧张关系仍然会持续,正如合作和竞争也会持续一样。至少一种张力会持续存在。

这种中美关系的某种紧张或许反而会给实行一国两制的澳门一些回旋余地,可以使其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比如由于一国两制的原因,澳门大学可以获得使用某种美国软件的权利,用来设计较高端芯片,尽管每年都要缴费续约。而在中国大陆,包括一墙之隔的横琴,类似的研究部门,就没有这个便利了。那么澳门可以利用这个便利协助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来缓冲一下芯片大战对中国高科技的影响。

如果想维持目前仍然有的一些类似的区别对待,就需要澳门保持一国两制,在政治与社会发展上有所进步。相反,如果澳门变成了另外一个大陆城市,失去了一国两制的优势,不能被国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那么澳门的爱国或许就是假爱国了。

澳门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利用其自由港、低税制、无外汇管制等一国两制的优势,为自己也为国家拓展其他商机,也还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所以,中美关系的紧张,从长远来看,或许不太会影响到港澳的发展,反而会给澳门一些机会,使澳门角色得到凸显。当然能否做好,就要看澳门政府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的见识、胆识、能力和魄力了。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的确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存在着是竞争、合作还是对抗的问题。由于这些冲突建立在不同的实力、利益与价值观基础上,而这些因素又都是很难完全统一的,所以中美双方只能相互协调、相互理解、相互让步才能保持和平、共同发展。

正如新华社的一篇时评所说,“中美两国虽然文化不同、制度各异,但只要彼此敞开心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就可以跨越鸿沟,让两国关系的道路越走越宽”。
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几次说过,“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拜登说和印太地区国家的结盟并不是要掀起一轮新的冷战,不是要遏制中国,而是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使它一直往上走而不是往下滑,而且大家都要清楚彼此的需求是什么:“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is on the up and up, squared away [satisfactorily resolved], everybody knows what it’s all about.”

我觉得习近平和拜登说的都很好。两国都需要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竞争也要竞争一个明白,对抗也要对抗一个明白,知道对方到底要什么,我能不能给,能给多少。

在双边关系中,主政者能否在政治、经济交往上都做一些让步。比如美国可以在制裁的范围和力度方面(比如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之后,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中国公安部鉴定中心的制裁)、中国在和平民主统一台湾方面(比如军机绕台、未来统一的模式等),都做一些让步,从而能够维持并改善现有的关系,不要分道扬镳,走到对抗的地步,甚至兵戎相见。

这次两国领导人的旧金山会晤,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尽管两国关系中的张力还会长期存在,因为在价值观上的调整需要假以时日。

其实无论中美关系紧张还是宽松,澳门都有可能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平台的角色,尤其是在商业交往、教育和文化交流方面,甚至在对台关系方面。但是这个角色能否扮演成功,端看澳门能否坚持一国两制,保持自己的优势,而不演变为另外一个大陆城市,甚至比大陆还大陆。

当然说到容易做到难。我们看形势如何发展吧。

学术论文征集:第九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

点击这里查看往年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信息。

今年,卡特中心China Focus项目将与复旦-加州大学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21 世纪中国中心合作,举办第九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

论坛为三家机构主办的第九次青年学者会议(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的一部分。本次会议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动态和与之对应的法律体系。我们向包括教师和研究生在内的年轻学者征集主题涉及性别、贫困、不平等、环境和隐私的论文。

第九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将邀请8名来自美国和中国的青年学者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主办者希望诸位学者就中美两国国内法律如何影响双边关系提出研究课题。主办方将为入选者报销最高 1000 美元的差旅费。

申请者需要以PDF格式在以下网页底部的“提交摘要“链接中提交一份简短的摘要(250 字以内),您的简历和一封一页以内的论文提要(abstract),阐述您提交的论文与本次论坛主题的契合点、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情况,以及任何其他相关细节。如有任何问题,请给Harris Doshay 发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hdoshay@ucsd.edu)。

网页链接:https://chinafocus.info/cfp-young-scholars-conference/

申请的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5 日。我们将对申请进行滚动审核,并于2月8日之前通知入选学者,完整论文须在 5 月 1日之前发送给主办方,会议将于2024年5月6日和7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行。

达巍:从旧金山峰会看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动向与启示

编者按:本文由澎湃新闻2023年11月28日首发,点击这里查看原文链接。达巍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的责编为朱郑勇。达巍在文中说,“旧金山峰会显示,过去几年,经过中方坚决有力的斗争,快速恶化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进入新常态的迹象。我们仍不确定新常态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但是这几年斗争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有其参考价值。”

从2022年的“巴厘岛共识”到2023年的“旧金山愿景”,中美关系终于出现了企稳的态势。如果双方处理得当且运气不错的话,这一态势或许会在明年得以持续。如果2025年新一届美国政府还能延续当前对华战略的基调,那么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势或许还能延续到2025年之后。如此,中美关系可能会逐渐进入一种新常态。

不舒服的共存

正在出现的所谓新常态的迹象,是由四个中美两国逐渐浮现的共有观念支撑起来的。

第一,中美两国逐渐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接受一个现实,即中美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一个以消极面为主的关系。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的35年,中美关系虽然起起伏伏,但一直是一个积极面大于消极面,合作面大于竞争面的关系。过去5年,这一态势已翻转为消极面大于积极面、竞争面大于合作面的关系。对这一变化高兴也罢、愤怒也罢,双方逐渐接受了一个现实,即这是一种结构性变化,在可见的未来都很难扭转。

第二,中美两国也都逐渐确信,双方都不希望中美关系彻底摊牌,走向全面脱钩甚至军事冲突。过去5年,中美经济、科技、社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脱钩现象,双方都付出了一定代价。现在两国国内主流的观点都认为,如果中美走向全面脱钩,其成本将远远大于收益。至于军事冲突,则更不符合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任何人的利益。2022年11月的“巴厘岛共识”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向全世界发出的稳定信号。在发出这一信号之后3个多月,突然发生了“无人飞艇”事件。随后两国逐渐克服困难,两国领导人在2023年11月又达成了“旧金山愿景”,再次发出了稳定信号。克服困难后再次发出稳定信号,使得这一信号比一年前更加可信。

第三,中美两国都只能接受一个现实,即两国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无法完全实现各自理想状态下的战略目标。中美两国开始认识到本国力量的有限性,同时也都认识到了对方力量的有限性。比如中国不希望荷兰等国配合美国在芯片等领域的限制,也不希望美日、美韩同盟走向三边化,但是这些事情还是发生了。美国实力比中国强大,但是有些事情美国也很难做到。比如美国希望让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在中美间站到美国一边,但是几年下来已经比较清楚,很多国家并不愿意在中美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即便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也并不是事事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同样的,美国也没办法让各种产业链离开中国,甚至转移回美国。在中美博弈中,只要两国战略政策得当,不太可能出现一方“速胜”而另一方“速败”的情形。

第四,经过这几年的激烈博弈,中美两国也都看到了各自国内发展的韧性。过去几年,中美两国的日子都并不好过。两国都经历了疫情的严峻挑战,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和变化,焦虑感、危机感一直很强。但是经过几年博弈之后,美国发现自己经济基本面相当不错,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异常迅猛。面对美国的压力,走出疫情阴影的中国人也有信心,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潜力,在未来相当长时间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美国的打压和限制确实对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其实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市场空间和研发推动力。

以上四点逐渐浮现的认识,构成了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观念基础。旧金山峰会前后中美两国政府逐渐建立起来的高层和工作层接触机制,则给这种新常态带来了机制基础。中美关系肯定无法回到过去,但也未必无限下滑。两国在这样的关系中都感到某种“不舒服”,但也只能和平共处下去。

当然,新常态是否可持续还很难说。一次突发危机、一连串消极互动就可能断送这一趋势,更不用说明年美国大选将给美国、世界和中美关系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我们还需要持续观察,中美两国还需要共同努力维护当前的相对稳定态势。

保持合理的安全化水平

今年以来,笔者有机会多次赴美访问,近距离实地观察美国。在国内和世界其他地方,与美国官员、学者的接触也不少。在面对面交流和实地考察中,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中美战略博弈对美国社会的牵扯程度,明显小于这一博弈对中国社会的牵扯程度。

在美国国内,中美战略博弈、战略竞争,主要还是战略界和华盛顿的话题。即便在这个圈子内,多数美国官员学者仍愿意与中国学者对话,美国政策圈子对美国自身政策的反思与批评也常有所闻。离开这个圈子,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科技创新大都还是在各自原来的轨道上,多数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也没有那么关心。这一现象很可能源自中美两国实力的差距。美国作为博弈中相对较强的一方,可运用的战略工具比较多,战略资源的冗余度比较高。相比之下,中国各界对中美博弈的关心程度、投入程度以及博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似乎要明显高出一截。

这一现象随之会带来一个安全化的程度问题。用理论化一点的语言说,大国战略博弈对一国内外发展牵扯程度比较高,会导致安全化程度比较高。国际安全理论认为,一个问题是否属于安全问题,属于哪个层级的安全问题,不仅是这一问题的客观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主观认知的结果。一条河流的水位达到多高才构成安全问题,是需要防汛专家仔细研究确定的。如果警戒水位定得过高,水位已经上涨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洪措施,这就是安全化不足,会酿成洪涝灾害等严重后果。如果警戒水位定得太低,水位稍一上涨就会报警,人们会不必要地消耗有限的资源,这就是过度安全化。中国作为在中美博弈中相对弱势的一方,需要特别警惕过度安全化的风险。

在大国博弈中,如果安全化程度过高,就比较容易在安全与发展的平衡上过度倾向安全,导致社会活力、创新能力不足。毕竟,安全是人的第一需求。社会的活力与创新能力则是大国在博弈当中保持长期增长、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从20世纪大国博弈的经验看,大国很难在博弈中被对方直接击败,但是外部压力导致内部战略变化却可能给大国带来更大的威胁。

中美过去几年的博弈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自身的韧性以及美国力量的限度,给我们更大的战略自信,就可以让我们精准地定义合理的安全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是严重的,但是归根到底,决定中国发展前景的是我们自己,而非外部力量。只要我们自己平稳发展,美国的战略压制、竞争无法达到其目标。

安全化程度过高还有可能导致我们在对外关系中过度以美国为中心。美国当然是世界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但是世界是丰富多元的,美国绝不等于世界。特别是中美关系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以负面为主的情况下,中美以外的第三方对中国的意义就极其重要。在决定对第三方的态度和关系时,不能以美国来划线,不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一定要反对,或者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同时,第三方的主体性也要给与足够的尊重和重视。需要特别避免认为“搞定”中美关系就可以“搞定”第三方的思维方式。

中国对美不存在战略竞争

从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将其对华战略称为“战略竞争”。中国领导人已经反复申明,中国不同意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峰会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美方很多人不理解中方为何不同意使用“战略竞争”的思维框架,中国国内近年来随意使用中美“战略竞争”这一概念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里,需要厘清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美在当下的战略博弈中各自“争”的究竟是什么?

竞争无论是什么性质,总是以对方为参照对象的。美国试图确保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希望拉开与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因此美方的战略的确是一场以中国为对象的战略竞争。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近些年,总有些人说中美博弈是“老大、老二之争”。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国的发展水平与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对外战略不是与美国争高下、分输赢,而是确保本国能够继续发展。中国的战略着眼点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自己。美国发展得好也罢、差也罢,中美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也罢、扩大了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得以持续,中国的发展势头不被打断。这就是习主席近年来反复强调“太平洋足够宽广”“地球足够大”的原因。在中美博弈中,中国强调的是美国不能试图剥夺中国的发展权。

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提升到近1.2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将这一数字提升到2万美元、3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目标并不是与美国整体争高下、分胜负、拼生死的“战略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体量也许会超过美国,但这与“老大、老二”之争完全是两码事。中国国内还有6亿人的人均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中美在具体的经济产业、技术等微观层面存在竞争,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航空发动机等“大国重器”,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总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尖端高科技对美好生活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一箪食、一瓢饮的幸福也不能忽视。

美国在其建国和崛起过程中,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建成了比较完善的西方民主制度;苏联在其建立和崛起过程中,第一次单独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人类历史上的超大型实验的成功。如果中国在自己发展和崛起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二十大绘就的蓝图,第一次实现一个超大型人口国家的现代化,第一次将十亿人口级的大国建成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将是未来中国在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强大来源。

旧金山峰会显示,过去几年,经过中方坚决有力的斗争,快速恶化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进入新常态的迹象。我们仍不确定新常态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但是这几年斗争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有其参考价值。

伊洛:中美关系与台湾大选

编者按:本文转自微信,作者是伊洛,发布时间是2023年11月24日。点击这里查看微信原文。

未来几个月中美关系的最大变数,在于美国对台湾大选的干预程度。对美国来说,如果它想继续打台湾牌,就不会希望国民党上台,因为国民党倾向于在大陆和美国之间维持平衡,而不是像民进党那样全力配合美国反华政策。为了继续推动印太战略,美国有足够动力介入台湾大选,帮助民进党继续执政。

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台湾问题。如果美国介入台湾大选,那中方必然不能容忍,中美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被冻结甚至化为乌有。

回溯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波三折。

去年11月—今年1月,在巴厘岛会晤后,中美出现了缓和的势头,两国财长进行了建设性会谈,布林肯也在筹划访华事宜。

2月—4月,由于“气球事件”,中美关系急转直下。随后,蔡英文窜访美国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见面,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5月—7月,随着“蔡英文窜美”事件逐渐淡化,中美重新进行接触,6月份布林肯访问中国,开启了美国官员访华进程。

8月—9月,受“美日韩戴维营峰会”、“赖清德过境美国”等地缘事件负面冲击,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潮,G20峰会未能实现元首会晤。

10月—11月中旬,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重心暂时转移至中东,在台海问题上做出让步,中美接触的进程明显加速,为APEC会晤创造条件。

所以说世事难料,“气球事件”使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东局势则成为中美缓和的催化剂,很多事情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国会和内阁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的路线之争。

美国国会(特别是众议院)属于对华“决战派”

国会激进派主张通过对华极限施压,引爆台湾问题,在台海复制乌克兰模式,通过这种方式跟中国硬脱钩,另起炉灶重新划分国际秩序,利用军事手段遏制中国崛起。这个方案属于跨党派共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美国民意,而且众议院比参议院更激进,因为众议院议员任期仅为参议院议员1/3,因此更容易迎合民粹。可以发现,佩洛西窜访台湾、《台湾政策法案》、气球事件、蔡英文窜美均是国会一手推动,目的就是倒逼中国强硬反击,让中美陷入敌对。这些观点代表了国会大部分议员的主张,属于对华“决战派”。

拜登内阁属于对华“竞争派”

相比之下,拜登内阁更倾向冷战模式。白宫清楚中美体量相当,美国很难靠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扼杀中国。因此拜登内阁主张对中国实施长期围堵和封锁,以时间换空间。为了避免通胀失控,拜登内阁用“去风险”代替脱钩,在非科技领域与中国保持合作。在科技领域则采取“小院高墙”策略,精心挑选了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三个关键行业对中国进行“卡脖子”,通过拉实体清单等方式限制中国产业升级空间,重塑全球供应链。不仅如此,美国还大肆炒作台海地缘风险,目的在于配合美联储加息引导外资撤离中国,戳爆地产泡沫,让中国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拜登内阁的设想,只要熬到中国老龄化时期,美国就不用担心GDP总量被中国超过,维持其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观点代表了美国技术官僚的主张,属于对华“竞争派”。

拜登对冷战模式可谓得心应手,但这种策略的弊端在于容易引起冲突。拜登充分吸取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和德国同归于尽的教训,因此不愿卷入与中国的战争。尽可能避免大规模热战也是美国外交精英和商界人士的共识。

拜登执政前两年,美国国会“决战派”和白宫“竞争派”一直在争夺对华政策主导权,这使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剧烈摇摆。但今年以来,由于国会分裂,两党分歧加剧,众议院议长权力被削弱,拜登政府获得了主导对华战略的权力。

可以发现今年下半年美国官员密集访华,但这是否能视为美国对华缓和的信号呢?答案是否定的。

拜登的对华战略,按照白宫的说法,叫做“有管理的竞争”,以竞争为主,以管控竞争为辅。竞争是战略性的;管控是战术性的。过去半年美国官员之所以密集访华,主要有三个目的:

1、安抚国内亲华势力和部分盟友。美国商业界人士希望继续与中国做生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不希望中美走向脱钩,拜登需要关切这种需求。

2、服务于美国选举周期。2024年美国将迎来选举,不出意外的话仍是川普和拜登对决。民主党希望在美债和通胀问题上与中国寻求合作,避免选情失控。

3、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给中美关系“加护栏”。拜登内阁希望与中国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避免两国之间出现战略误判,防止因为局势失控而引发冲突。

拜登最希望看到的中美关系,是在美国划定的范围内竞争。美国既想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又担心引起热战。所以需要保持沟通,实现“有管理的竞争”。

因此6月—9月美国官员密集访华,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缓和,更多只是保持沟通。美国并没有拿出缓和的诚意,中美关系也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地缘上两国甚至出现恶化迹象,比如剑指东亚的《美印联合声明》、带有阵营对抗性质的美日韩戴维营峰会、美方频繁的对台军售等。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是地缘问题而非经贸问题。正因如此,三季度外资依然不看好中美关系,呈流出趋势,可谓用脚投票。

但10月初发生的巴以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进程。美国众议院议长被罢免后,哈马斯利用美国政治混乱的窗口期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不仅给以色列造成近几十年来最重大的伤亡,还破坏了沙特和以色列建交的计划。

中东局势恶化让拜登政府焦头烂额,一旦处理不慎,无论是得罪亲犹势力还是得罪产油国,都会导致拜登输掉2024年选举,就如同2020年新冠疫情之于特朗普一样。巴以冲突发生后,拜登迅速访问以色列,要求以军推迟地面进攻时间,给以色列踩刹车。不仅如此,美国还联合盟友发表《G7联合声明》,施压以色列暂时停火。巴以局势短期内得到控制,油价也高位回落,作为代价,战后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下台。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伊朗出兵,美国紧急向中东部署两艘航母,其中“福特号”航母部署在地中海东岸,威慑黎巴嫩和叙利亚;“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于近日抵达波斯湾,用于胁迫伊朗。在构建了“双航母”威慑体系后,伊朗暂时放弃了直接出兵的计划,通过支持真主党和也门胡赛武装等方式跟以色列打代理人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巴以冲突后,美国也紧急在台海附近部署了两支航母战斗群,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大陆利用这一机会收复台湾。

不管如何,巴以冲突长期化是必然趋势,以色列在发动进攻一个月后,目前仅控制加沙城郊,市区仍被哈马斯掌控。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破灭,其“中东小霸主”的形象也近乎破产。尽管拜登希望撤出中东,但随着什叶派阵营的介入,以及共和党等亲犹势力的施压,拜登也只能硬着头皮向以色列提供支持。这样做的代价是非常大的,美国与中东逊尼派盟友的关系受到冲击,拜登也遭到美国摇摆州穆斯林选民的谴责。

更关键的是,巴以冲突使美国战略重心被迫转移至中东,为了避免三线作战,美国只能暂时向中国妥协。拜登希望中国劝说伊朗保持克制,否则一旦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冲突,油价会大幅上涨,这对民主党选情有很大冲击。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将财政预算的审批分别延长至明年1月和2月,但美国政府关门的风险依然存在。自新议长上台以来,国会连援助以色列的法案未能搞定。资历很浅的新议长很难满足共和党保守派要求削减开支的诉求,美国国会将陷入漫长的内斗之中。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以色列已经陷入战争泥潭,短期内巴以冲突不太可能结束,这将为我国创造3个月左右的战略缓冲期。

巴以局势也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产生间接性影响。中方外长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红线,美国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缓和的前提,巴厘岛到旧金山不是自动驾驶。然而,在巴以冲突前,美国在台海问题上非常强硬,不顾中方反对加大向台海军售力度,允许赖清德在美国过境,屡屡破坏“蓝白合”的成型,这使中美关系一直未能取得实质进展。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强调不支持“台独”

然而巴以冲突后,美国对华态度明显软化。10月19日,也就是拜登访问以色列的第二天,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亲赴台湾,公开宣称美方不支持台独,并呼吁两岸展开对话。罗森伯格曾担任布林肯的幕僚长,她此番言论主要是为了安抚大陆。不仅如此,白宫还暂停了对台军售。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后撤,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方底线诉求,为APEC会晤创造条件。

台湾地区选举民调支持率走势

正值台湾选举关键期,美国的态度对台湾大选产生了意外的影响。罗森伯格的言论,被台媒解读为不支持民进党的台独纲领,认可国民党加强与大陆对话的主张。蓝绿支持率出现逆转,国民党的支持率从26%提升至30%,民进党的支持率则从37%下降至34%,蓝营士气得到极大提振。

利用这一机会,与大陆维持良好关系的马英九趁机穿针引线,抛出了“全民调”的初选方案,促使民众党接受了国民党的整合方案。11月15日,就在中美举行会晤的同一天,国民党和民众党就“蓝白合”问题达成六点共识,按照内部协定的方案,侯友宜担任正职,柯文哲担任副职,竞选成功后国民党掌握组阁权,民众党掌握立法院。民调只是走个过场,蓝白合成功后郭台铭自动退选,协力下架民进党。

如果“蓝白合”真的能成功的话,那对两岸关系乃至东亚局势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蓝营胜算大约60%左右,如果明年蓝营能胜选,那台海的主动权会掌握在大陆手中,美国则失去打“台湾牌”的机会。

因此从巴以冲突一直到11月中旬,中美关系都处于良好互动的状态,如果美国真的愿意放弃介入台湾事务的话,中方是愿意跟美方积极合作的。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内部分裂,中方对美国各势力区别对待。最近半年,比尔盖茨、布林肯、基辛格、舒默、比尔盖茨在访华的时候都获得超高规格接待。为什么会这样呢?

比尔·盖茨代表美国商界,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希望跟中国做好生意,主张对华接触。接待比尔·盖茨,可以有效推动中美民间交流。

布林肯不仅是国务卿,还有总统特使的身份,直接代表拜登本人。接待布林肯可以为后续美国官员访华铺路。

基辛格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中美建交做出很大贡献。对于他的来访,自然应该礼遇,释放与美国接触的意愿。

舒默虽然是反华人士,但他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当前美国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在国会普遍反华的情况下,跟舒默保持沟通,可以减缓国会反中法案的出台。

最容易被忽视的其实是加州州长纽森,很多人对超高规格接待纽森感到惊讶。事实上,这样做非常有远见。

2024年美国选举大概率还是拜登和川普对决,但他俩都太老了,等到2028年,美国大选很可能是加州的纽森和佛州的德桑蒂斯之间的较量。因为美国总统通常需要具备强势州州长或参议员履历(川普除外),前者擅长搞经济,后者擅长搞外交。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年轻一代政客里面,只有纽森和德桑蒂斯是最符合条件的。

加州是美国最富裕的州,如果跟其它国家比的话,加州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无论是信息产业还是新能源,加州都冠绝全球。不仅如此,加州与中国贸易联系极其密切,本土还有大量华裔。因此加州不仅是深蓝州,跟中国的关系也很不错,作为本土人出身的加州州长,纽森对中国的看法相对积极,主张与中国合作,反对和中国脱钩。相比之下,德桑蒂斯作为共和党保守派,主动对中国实施严厉制裁,甚至提出要让中国企业在美股退市。德桑蒂斯在保守程度上接近川普,但在斗争水平上远甚于川普,因此他也被视为“理智版川普”。毫无疑问,2028年美国总统究竟是是纽森还是德桑蒂斯,将关系到未来中美关系走向。

虽然纽森在加州拥有很高人气,但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只在地方干过,缺乏国会和外交经验。相比之下德桑蒂斯既有众议院履历,又出访过多个国家。巴以冲突爆发后,佛州第一时间向以色列提供支持,甚至对伊朗发动制裁。在外交舞台上德桑蒂斯一度比纽森活跃得多。

但中国对纽森的超高规格接待,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纽森的外交形象,毕竟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地方官员被超级大国给予最高礼遇,光这一点就值得纽森写在简历里面。过去纽森在外交领域与德桑蒂斯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如今这一差距已经被抹平。这相当于中方为亲华的总统候选人背书,为2028年美国大选提前铺垫,如果届时纽森真的能当上美国总统,那至少可以给中美关系设下限。此举相当于吕不韦投资秦国公子子楚,正所谓奇货可居。

按照正常的剧本,本次APEC会晤后,中美预计会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加大协调力度。事实上,美国经济数据可以进行技术性调整,比如修改统计口径和观测区间。也就是说美国经济数据并没那么客观,其走势会受政府影响。如果中美真的能缓和,美联储未必要坚持继续“鹰”下去,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会阶段性转向宽松,人民币汇率有望得到支撑。在外部形势缓和的背景下,中国的财政空间也能更积极些,这对稳经济有很大好处。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中美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好台湾问题,台海形势一旦有变,中美缓和就无从谈起。

11月15日,柯文哲接受了当副手的安排,决定冲击议长位置,辅助蓝营下架民进党。

然而到了11月19日,柯文哲突然翻脸不认账,咬死民调统计误差的问题,拒绝接受国民党整合。为什么仅隔了4天,柯文哲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向呢?事实上,统计误差只是借口,作为医学博士,柯文哲最开始就清楚让3个点的含义。“蓝白合”之所以破裂,主要有两个原因:

1、民众党强硬派不愿接受“蓝白合”,因为一旦形成“候柯配”,民众党会失去大量政党票,在立法委的席位也会减少4席以上,这意味着很多民众党人士就选不上议员了。为此,民众党强硬派要求国民党在立法委问题上妥协,“礼让”民众党4-5席,这遭到国民党言辞拒绝,毕竟国民党立委席位也不多。事实上,如果按原有方案实现“蓝白合”,柯文哲可以获得议长的身份,但民众党其它成员一无所得,相当于以牺牲民众党整体利益为代价成就柯文哲个人前途,这是民众党强硬派激烈反对“蓝白合”的原因。

2、美国介入。就在国民党和民众党达成共识的第二天,美国在台协会(AIT)打电话给柯文哲,对蓝白合进行“关切”,并鼓励柯文哲独自参选。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态度是压垮“蓝白合”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前文所说,美国绝不希望蓝营上台,在APEC之前美国之所以在台湾选举问题上表现出一碗水端平的姿态,更多是为了安抚大陆的情绪,为中美会晤创造条件。但在此之后,美国迅速暴露出介入台湾大选的真实动机,可谓翻脸不认人。

民众党强硬派的反对,以及美国的干预,最终使柯文哲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撕毁协议,跟国民党玩起文字游戏,拒绝履行“六点协议”。两岸期待已久的“蓝白合”功亏一篑,如果未来不出现弃保效应的话,民进党的赖清德有可能“躺赢”。不仅如此,由于蓝营和白营在扯皮过程中吃相过于难看,可能会流失一部分政党票。如果明年的选举民进党同时拿下行政口和立法院,情况会更糟糕。

当前来看,台湾选举形成了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三脚督的局面,在亲大陆还是亲美国的问题上,各党派有不同立场,这点可以从各自副手人选看出来。

赖清德的副手有美国血统

赖清德选择的副手是萧美琴。萧美琴有一半的美国血统,在日本出生,在美国接受的教育。长期担任台当局“驻美代表”,曾一手推动佩洛西窜访台湾。萧美琴深受美国信任,与白宫和国会都维持良好关系,被美国视为在台代言人。不仅如此,萧美琴与日本关系也很密切,加入了所谓“台日政治精英会”。由于其一贯的台独主张,萧美琴被大陆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多次成为制裁对象。赖清德选择萧美琴当副手,就是铁了心走亲美路线,反正萧美琴本身就是美国人,民进党相当于邀请美国“共治”台湾了。

柯文哲的副手曾有美国国籍

柯文哲挑选的副手吴欣盈,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长期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嫁给了白人。吴欣盈是富二代,家里面有日本背景,她本人曾在华尔街任职。毫无疑问,柯文哲选吴欣盈当副手,是给美国交的投名状,也是对AIT支持自己独立参选的报答。柯文哲本身是以绿营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从政期间从未承认过“九二共识”。即便民众党上台,两岸关系可能也好不到哪去。

侯友宜的副手反对台独

侯友宜的副手赵少康是从大陆迁台的国军后裔,在台湾接受的教育,在蒋经国时期担任台北市议员,后来由于跟李登辉有矛盾,出走国民党创立了“新党”,并与陈水扁角逐台北市长选举。在输给陈水扁后,赵少康放弃从政,投身媒体行业,创立“少康战情室”等时政评论节目,在台湾很有人气。相对来说,赵少康反对台独,认同“九二共识”,呼吁两岸对话,属于“深蓝”。很明显,国民党选赵少康充当副手,既是为了笼络选民基本盘,也是给大陆的一种表态。

总体来看,2024台湾大选,是亲大陆政党和亲美政党之间的角逐,最终的选举结果将决定两岸关系乃至中美博弈走向。

那国民党就真的没有翻盘机会了吗?不一定。

台湾各候选人在不同阵营的支持率

可以发现,大部分柯文哲的支持者,是中间选民,一部分是浅蓝,另一部分是浅绿。也就是说,如果柯文哲单独参选,不仅会分流蓝营的票,也会分流绿营的票,只不过分流蓝营的票会更多些。

在“蓝白合”闹剧之前,大部分浅蓝都支持柯文哲,觉得他能为台湾政坛带来积极改变。但柯文哲赖账后,以及三方会谈上的失态,使一部分浅蓝对柯文哲的支持出现动摇。毕竟台湾有6成选民希望下架民进党,很多人对“蓝白合”抱有期待。但本次“蓝白合”破局,柯文哲被视为罪魁祸首,他的反复无常得罪了很多浅蓝,这部分人可能会改投国民党。

另一方面,浅绿并不希望民众党与国民党合作,“蓝白合”破局后,这部分浅绿依然会继续支持柯文哲。也就是说,本次“蓝白合”闹剧,会使一部分浅蓝改投国民党,但并不会导致浅绿改投民进党。

如此一来,“蓝白合”闹剧对国民党未必就是利空,柯文哲参选对蓝营的分流效应在下降,对绿营的分流效应维持不变。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比拼,部分回到蓝绿对决的模式。

因此未来国民党的最优策略,不是去找民进党麻烦,而是猛锤民众党,把民众党推向亲美反陆的方向,尽可能从民众党手里抢浅蓝的票,并让民众党吸收浅绿的票。如果这招能成的话,民众党参选对国民党选票的冲击就会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国民党也要尽可能巩固深蓝的票仓,目前来看这点它做得比较到位。一方面让韩国瑜位列不分区立法委第一名,另一方面把赵少康提拔为副手,这两人口才都很好,人气旺盛,有一批铁杆粉丝。虽说国民党有内斗传统,但本轮选举朱立伦也算是下了血本,把自己的人都排到后面去了。

再一方面,民众党虽然民调支持率很高,但民调支持率≠真实得票率。民众党的粉丝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很多在大城市打工,投票得回原籍,来回很折腾,投票率一直很低。而且民众党的支持者大部分是中间选民,本身就很摇摆,随时都可能跑票。反观国民党,有很多“脚桩”可以拉票,政党资源丰厚,足以形成“小鸡带母鸡”的效应。事实上,民众党虽然有“空战”的优势(网络宣传),但国民党却有“陆战”的优势(线下拉票),后者更容易转换为实际选票,因此国民党要求民众党比民调的时候让3个点是合理的。

民众党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竞选资金匮乏,选举是场烧钱游戏,毕竟要到处打广告。根据估算,本轮选举民众党至少要消耗4亿新台币,目前柯文哲仅募集了2亿,还有一半的缺口。按照柯文哲之前的想法,他希望跟郭台铭合作,提拔郭台铭底下的人当副手和立法委员,换取郭台铭承包剩余的竞选经费。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民众党和郭台铭合作并没那么顺利,竞选资金仍是大问题。

因此对国民党来说,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拉拢郭台铭,不求郭台铭支持侯友宜,只要让郭台铭不给民众党打钱即可。如果民众党没钱,它的竞选活动就没法开展下去。除非美国暗中给民众党打钱(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否则民众党的实际支持率会被国民党拉开差距。

因此未来两个月国民党要做的就是:1、猛锤民众党,使其浅蓝选票回流;2、巩固深蓝基本盘;3、拉拢郭台铭,避免民众党获得竞选资金。

只要这三点能做到,国民党依旧有翻盘可能,概率15%左右,略高于国足世界杯预选赛出线概率。

另一方面,在本次“蓝白合”过程中,马英九和郭台铭都做出一定贡献。马英九是“蓝白合”的牵头人,他的功绩世人皆知。但郭台铭却饱受指责,认为他是故意出来搅局,其实不然。

正如文章《台湾大选仍有悬念》所说,郭台铭参选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给国民党拆台,而是为了促成“蓝白合”,因为他参选后拉低了民众党支持率,使柯文哲愿意“蓝白合”问题上妥协。如果郭台铭能逼退侯友宜,整合柯文哲,那他将重新回归国民党,以蓝营共主的身份参加选举。如果他参选后柯文哲与侯友宜合作,那郭台铭将主动弃选,并宣称自己是推动“蓝白合”的最大功臣。

郭台铭确实有私心,他想搏一把大的,赌自己能成为蓝营共主。但他也保留了促成“蓝白合”的公心,这二者并不矛盾。从他提名赖佩霞当副手就可以看出,郭台铭一开始就做好了弃选的准备。他的退出,使蓝营保留了翻盘的微弱机会,毕竟郭台铭的支持者蓝>绿。

今年以来,中国在地缘博弈方面取得一定成果。比如3月份成功促和沙特和伊朗,使伊斯兰世界可以共同对付以色列,在中东围魏救赵。再比如10月份利用巴以冲突的窗口期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差一点就促成“蓝白合”。只可惜美国不讲信用,嘴上答应不干预台湾局势,结果中美会晤后第二天就介入台湾大选,怂恿柯文哲独立参选。作为反制,我国可介入巴以局势,打击拜登选情,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事实上,当前的中美关系很难被定义为缓和,更应该叫接触、沟通、降风险、而且这种接触是战术性、暂时性的,美国虽然承诺不干预台湾选举,但当“蓝白合”出现苗头的时候,它很快就反悔了。不仅迅速介入选举,还打算给台湾提供新一批军售。当下来看,巴以冲突仍在持续,美国所释放的和解姿态更多只是缓兵之计,它害怕中国介入巴以局势,希望能留足时间优先解决中东问题。一旦未来哈马斯被消灭,腾出手来的美国仍会转向对华强硬,对中国进行地缘+经济双重遏制,该拉的实体清单一件都不会少,印太战略也会继续推进。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虽然加沙人民节节抵抗,但在武器绝对差距面前,以色列赢得战争只是时间问题,巴以冲突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逐渐平息。伊朗等什叶派国家虽然想参战,但无奈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锁死了伊朗行动空间。至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如今正沉浸在成功申办2034年世界杯的喜悦之中,巴以冲突的舆论热度被压了下去。说来也是耐人寻味,国际足联公布沙特承办世界杯的时间,正好和巴以局势升级的时间撞在一起,很难说没有故意帮忙压热搜的动机。无助的巴勒斯坦人,在失去逊尼派同胞的支持下,只能独自对抗以色列了。

总之,对中美关系不能抱太高期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美国对华遏制的战略始终不会改变,区别只在于是通过引爆台海风险硬脱钩,还是通过冷战模式渐进式脱钩。虽然后者更可控,但也更具迷惑性,容易让人产生误判。还是那句话,不能看它说了什么,而是要看它做了什么。自APEC以来,无论是美菲南海军演,还是介入台湾选举的举措,都反映出美国并没有真心缓和的诚意。处理中美关系,依然要在斗争中寻求共存。

未来两个月全球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台湾选举,蓝营获胜意味着和平,绿营获胜意味着战争,这是战争与和平的抉择。美丽的宝岛,究竟是成为和平的桥梁,亦或是21世纪的萨拉热窝,就看岛民的选择了。

王缉思:中美尚未进入冷战,但切不可陷入比冷战更糟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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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3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缉思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英文文章,原文标题为America and China Are Not Yet in a Cold War, But They Must Not Wind Up in Something Even Worse。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陈丹梅译。

美苏冷战在1991年12月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结束。但是,关于世界正处于一场新冷战的早期阶段的观点——这一次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华盛顿,站稳了脚跟。毫无疑问,自201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急剧上升,中美关系中的争议越来越多。近年来,两国关系降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那一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北京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关系开启了正常化进程。但是否进行一场冷战取决于两国,其知觉和假设将反过来塑造两国关系的现实。如果处理得当,中美关系可能促进全球稳定;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使世界陷入比冷战还要糟糕的局面。

当前局势在许多方面确实与冷战时期相似。美国和中国是仅有的可被视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正如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时间里的美国和苏联。如同冷战时期,中美竞争也包含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信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未受挑战,与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如今,中美在“全球南方”争夺支持和影响力,就像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所谓第三世界所做的那样。

但这些相似之处被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所抵消。中美经济关系紧密,与美苏经济关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美苏两国经济的运行几乎毫无关联。尽管中美意识形态不同,但中国并不像苏联那样寻求输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尽管西方几乎没有注意到,但这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很少单独颂扬列宁主义,而更普遍地将其主导意识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因此,尽管中美竞争是对手模式,但那并非美苏所进行过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斗争。

这些因素使得当前形势不似冷战时期那般严峻。然而,其他一些不同之处却推动形势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冷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中美竞争则发生在一个去全球化和碎片化的世界。此外,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维持着预防和管控危机的机制。当代中美关系则缺乏这种协调。

上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举行的会晤重新点燃了使两国关系回到稳定轨道、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希望。两位领导人都曾多次声明不寻求新冷战。关键在于两国政府要更好地理解中美竞争是如何区别于冷战这一历史先例的:要承认二者的相似之处,欣然接受使当今局势不似冷战时期那般危险的不同之处,并努力将可能使局势更加危险的不同之处的影响降到最低。

分裂的世界

与中美战略竞争最为相似的是冷战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这一阶段,当时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认为已与美国大致相当。那些年,没有第三国能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相匹敌。同样,在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如同冷战时期,美国如今也将其对手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党主导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允许出现任何可能挑战其权威的路线偏离。这让美国人想起了他们所憎恶的苏联共产主义。中国精英则将美国视为对中国国内政治安全和中共权威的险恶挑战。在他们看来,华盛顿影响中国的手段比冷战时期影响苏联的手段更多。冷战时期,美苏视彼此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和最大的战略对手。现在美国和中国也是如此;由于中国核武库的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大致实现了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平衡,尽管美国的总体军事实力仍然居于中国之上。

美国和苏联积极地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莫斯科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阵营”,而华盛顿则称之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此外还有第三世界,它不属于任何一方,而中国在与苏联集团决裂后声称自己属于第三世界。如今,中美也将世界看作两部分(尽管还不是两极)。在中国看来,中国所处的“发展中世界”或“全球南方”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在提升,而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或“发达世界”则正在衰落。相比之下,在美国的传统观念中,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民主国家,另一边是非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而民主国家应当引领世界潮流。

不同的时代

尽管存在这些相似之处,但两个时代之间也有一些显著差异。首先,不同于苏联,现在的中国对使其他国家改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实际上,中国坚决反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扰乱其他国家国内秩序的运动,也不寻求启发或培植此类变革。尽管中国共产党乐于看到其重塑中国的做法得到其他国家认同,但其近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讲,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反映出对于抵制国内进一步西化的要求。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与苏联相比,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以及与美国经济相互交织的程度要高得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和苏联与对方的贸易额平均占其全球贸易总额的1%。相比之下,2022 年,中国是全球 14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约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0%。

此外,不同于在自身及附庸国周围设置铁幕的苏联,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对外开放已经全面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伴随着国际技术合作、人文交流、充满活力的旅游业以及大量前往美国的移民。目前生活在美国的500万华裔人口中,有300多万出生在中国。2001 年至 2020 年间,近 9 万名中国学生(包括香港学生)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绝对是外国博士生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比作为第二大群体的印度学生人数高出一倍多。

美国社会和苏联社会实际上对彼此封闭,美苏之间几乎没有文化、教育和民间交流。因此,苏联人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彼此国家的内部特征一无所知,也无法对彼此施加多少政治影响。即使在美苏联系加强的时期,美国官员也只能与苏联高级官员和领导人交谈,而无法接触到普通民众。

相比之下,如今中美两国都有能力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纽带对彼此施加政治影响,这对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双边关系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从相互依存中获益的中美两国的个人和群体强烈反对损害双边关系,并呼吁稳定双边关系。在中国,他们被称为“温和派”,还可能被批评为受美国的思想和利益所引诱;在美国,他们被嘲笑为“对中国软弱”。另一方面,那些在中美合作中获益甚微且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则将国家安全作为阻止中美关系深化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战略竞争是多层次的,反映了不同国内优先事项和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不仅仅是国家间的事务。相反,这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博弈。如果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因素凌驾于经济因素之上,而且民族民粹主义在中美两国膨胀,那么呼吁缓和关系的声音很可能会被淹没。

历史上的冷战与当今中美竞争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全球背景。冷战期间,特别是冷战后期,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逐渐化解了大国间的紧张关系。东德人渴望拥有他们在西方国家所看到的生活,柏林墙就是这样被推倒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广泛的交流和贸易缓解了双方的敌对情绪。但在后冷战时代,经济保护主义、政治民粹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共同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已经显现,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众多全球性问题又加剧了反全球化。这使得超级大国的竞争环境更具挑战性。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和苏联开发出了避免灾难的方法,最终建立了莫斯科-华盛顿热线,使两国领导人可以直接沟通。这是美苏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的部分原因。遗憾的是,如今,尽管中美军舰和飞机冒着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附近发生冲突的风险,尽管两国的战略核导弹瞄准的是人口密集地区,两国也缺乏强有力的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上周宣布的两军沟通的恢复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

比冷战还要糟糕?

不幸的是,两个大国似乎正在进入一场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这场竞争带有冷战的某些特征,但如果不及时阻止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其破坏性可能会比冷战更大。部分问题在于,两国都有值得质疑的根植于其政治和文化传统中的假设。正如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所言,一些美国活动家 “认为民主制度是在关系中建立信任和信心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认为,非民主社会具有固有的危险性,倾向于动用武力”。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中国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只要中国共产党还主导着中国政治和社会,华盛顿就必须以保护美国安全为借口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影响力。这反映在拜登政府正试图围绕西方技术建立“小院高墙”,其目的是将中国拒之门外。

基辛格还指出,与一些美国战略家类似,中国的一些必胜主义者“把国际事务理解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略优势之争”,而且基本上是零和的斗争。事实上,在中国,精英和普通民众都普遍认为政治是权力和物质利益之争。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战略最普遍的理解是,除非中国的国力超过美国,否则无法改变华盛顿傲慢而咄咄逼人的做法。

这两种假设都是不切实际的,且带有宿命论色彩:中国共产党及其基本政策将继续稳固存在;而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美国的综合实力仍将强于中国。尽管如此,这些假设不大可能消失。

然而,可以从五个方面稳定两国关系,避免灾难。首先,两国经济必须继续保持紧密交织。商业团体、科技公司和学术组织应当携手,共同抵制那些限制双方合作的不合理的、适得其反的政策和措施。

第二,中美应当缓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中国《反分裂国家法》规定:“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国家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北京方面仍然致力于和平统一。美国和台湾当局应当尽其所能支持这一承诺,而不是迫使中国相信必须使用非和平手段。无论谁在明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都应当谨慎行事,以恢复两岸接触为目标,而北京方面可能会予以同样方式的回应。

第三,为了驱散新冷战的幽灵,中美应当借鉴美苏在两军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建立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机制的做法,这可以说是美苏在冷战期间达成的最佳协议。中美应考虑在军事行动指挥部之间建立热线。双方还尤其应当讨论如何降低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四,中美还应在涉及两国公民健康和福祉的问题上加强合作。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上周就减少芬太尼前体从中国流入美国达成的协议是一个良好开端。华盛顿和北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有关全球健康的项目上开展合作。美国应允许并鼓励中国参与“奥比斯项目”(Project Orbis),这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开展的一项跨境合作,旨在加快癌症新药的监管审批。中国也应参与拜登政府的“抗癌登月计划”(Cancer Moonshot),该项目旨在未来25年内将癌症死亡率至少降低50个百分点。

最后,在一个以全球生态危机为特征的时代,中美作为最大经济体和最大排放国也必须在气候变化的协调方面取得实际成果。11月初,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解振华达成协议,将重启双边工作组,负责包括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减少甲烷排放在内的环境问题。

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会晤使两国在短期内走在危险性较小的轨道上。但仅靠一次会晤并不能完全阻止走向冲突的长期势头。有影响力的两国公民应该行动起来,寻找官方接触之外的途径来促进公共利益。无论中美领导人选择怎样的新范式,必须做的不仅仅是避免新冷战,还要阻止一场热战。

何瑞恩、白明:美国仅靠硬实力不足以在台海达成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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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3年11月18日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网站,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桑顿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和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白明(Jude Blanchette),原文英文标题为“The Right Way to Deter China From Attacking Taiwan”。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本站特约评论员笛扬编译。

随着有关中国政策的辩论在美国愈演愈烈,华盛顿的讨论越来越集中在如何阻止大陆对台采取军事行动或封锁台湾的问题上。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像他们的前任一样,现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及其团队已表明收复台湾的决心,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为回应潜在的冲突,越来越多的美国军方高层——包括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Phil Davidson)和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迈克·吉尔迪(Mike Gilday)——警告称大陆可能在2027年前武力攻台。

根据其“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与台湾仍保持着强大的非正式关系,同时与大陆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华盛顿长期以来的政策一直是鼓励台海两岸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坚持认为台海争议必须和平解决。为强调这一立场,美国在西太平洋维持着重要的前沿军事存在。然而,随着大陆的军事影响力在台湾海峡及其周边地区不断增长,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能否继续维持台海和平。

许多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继续阻止大陆对台湾动用武力的的最佳方式是采用硬实力阻止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正如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美国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最近所说:“为避免战争,我们需要竭尽全力把台湾武装到牙齿。”这种威慑理论强调要阻遏中国在台海开战,必须确保美国和台湾拥有足够的可以阻止进攻和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报复能力。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华盛顿必须大幅增加国防开支,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地,并加速台湾获得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的速度。

诚然采取军事手段至关重要,但在此之外还需要做更多工作。这是因为有效的威慑是一种政治心理行为,绝非仅是简单的军事资源的计算与比对。实现成功的威慑需要结合若干手段,包括外交耐心、微妙的政治运作(nuance)、适当的出其不意、战争边缘政策(brinkmanship),以及明晰的政治保证和充足的国际信誉。华盛顿今天需要这种全面的威慑观。更有效策略的关键特点包括美国在外交上采取的慎重方法,避免挑衅性的政治噱头,以及为建立一个更深入、更广泛、更强大的支持台湾持续安全与繁荣的国际联盟的新努力。为了保持亚洲的和平,华盛顿必须转向一个更全面的威慑观,不仅阻止直接武装冲突或军事封锁,还要确保台湾的经济、民主和人民能够繁荣发展。

冒险何益

虽然华盛顿目前的威慑概念依赖于防御,但其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继续指导美国政策。该法案声明,使用武力或直接暴力来“决定台湾的未来”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并不是美国干预的明确或无条件的保证,尽管它强烈暗示大陆对台军事行动将引发美国的直接回应。但仅仅是纸面上的文字可能不足以让北京停步。相反,成功的威慑取决于让北京相信,无论美国国内执政党是否发生更迭,当前和未来的美国政府都会在大陆发动攻击时冒着美国军队的生命危险来保卫台湾。如果北京怀疑这一点,或感觉美国的承诺不稳定或仅是一种表面关切,例如希望保留其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一定控制权,那么北京的评估结果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即使假设美国确实保持了足够的军事能力和政治信誉,这些努力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保证台湾持续和平与繁荣。北京认为台湾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将让台湾回归定为执政的根本目标。很难想象中国领导人会仅基于军事力量方面的考虑就完全放弃收复台湾。毕竟,即使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相对于中国享有绝对的军事优势时,大陆也没有放弃收复台湾的目标。

事实上,台湾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可能导致美中两国公开冲突的问题。1958年,美国军方在金门炮战后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打击。1995年,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激怒了中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下令向台湾海岸附近海域发射导弹。作为回应,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派遣了一支航母打击群前往台湾海峡。那时,美国可以更自由地采取这样的回应,因为美军在军事实力方面对解放军具有压倒性的地位。而今天,华盛顿面对的是一个远比以前更强大的中国军队;据美国国防部称,中国在2030年将拥有1000枚可供使用的核弹头。

目前,北京可能认为,直接攻击台湾对中国来说代价过高。但如果当下中国领导人认为再不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将对其领导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他或他的继任者可能会冒着巨大风险大幅度升级对台军力规模或行动类别。只有在所有其他两岸统一的途径均被关闭或他认为不开展军事行动将带来极高的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才会考虑对台使用武力。有几种情况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采取行动。例如,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北京可能会认为大幅度调整对台军事行动类别或行动规模是其政治上唯一可接受的选择。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风险,绝大多数台湾人才更支持维持现状。

噱头何用

由上可见,仅仅通过军事手段践行威慑理念恐怕并不完善。相反,美国需要在一个更新、更广泛的层面理解威慑,以防止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并确保台湾人民的安全和繁荣。

全面威慑方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素必须是美国释放对台明确且坚定的支持信号。政治噱头、不受约束的言论,或表明华盛顿在坚持其安全承诺方面犹豫不决的迹象,都很可能导致北京方面出现更多的焦虑和不可预测性。这在2022年8月得到了证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台期间,北京以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方式表达了自身的不满,并自那以后一直试图将持续的军事存在拓展至台湾“领海”附近。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美国总统乔·拜登应该采取行动来对抗这种行为,但这忽略了重点:美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应该是主动和战略性的,而不是被被动的或被党争所破坏。

组建国际联盟对于全面威慑观也至关重要。为了保持台湾海峡的稳定,华盛顿加强与关键盟友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和欧洲。佩洛西赴台所代表的象征性信号脱离了任何具体目标,只会助力北京将华盛顿描绘为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并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制造分歧。中小国家不太可能在与中国冲突的事件中成为决定性的美国伙伴。但它们可以通过将台湾问题国际化(internationalizing),扰乱北京对升级可能招致的成本的计算,从而发挥关键的非军事作用。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经济拥有强大的实力,但它仍然高度依赖于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对关键科技、技术知识、石油、天然气和食品的大量进口。虽然中国领导人充分了解并正在努力改变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弱势地位,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华盛顿及其全球伙伴在保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决心越团结,北京在考虑进行军事行动时所需进行的考虑就越多。

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其军事能力,可能在这一战略中发挥超常的作用。其他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可能通过为美国军队提供加油和修理等服务来填补领域的角色。华盛顿的伙伴越多,它就拥有越多的战略选择。美国在今年2月份取得了联盟建设方面的进展,当时它与菲律宾签署了更新版的《加强防御合作协议》(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这使五角大楼可以在台湾附近的九个军事基地训练部队和部署军事装备。

然而,随着有关台湾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被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所主导,许多伙伴国家对于在一系列经济和外交倡议上进一步与美国和台湾结盟愈发感到忧心忡忡。这些国家担心与美国结盟将使得他们可能卷入与中国的无休止且不断升级的对抗中。这些担忧也影响了全球公司和投资者的决策,其中一些人,包括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董事长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认为鉴于大陆即将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台湾是一个极具风险的投资目的地。美国必须表明,其基本目标是缓解亚洲紧张局势并保持和平,并且它有一个连贯、全面和可持续的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重要的目标是让全球和地区的关键行为者(key global and regional actors)认识到是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在搅动局势。

美国构建的联盟越强,北京的风险–收益计算就会变得越加复杂。美国的一个核心目标必须是使北京永远不能确定它是否已经做好了武力收复台湾的准备。华盛顿需要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明,任何关于台湾的战斗不仅仅会在海峡中进行,而将扩大至全球、并将双方在全球体系下的弱点暴露于冲击之下(become a sprawling global effort to exploit each side’s vulnerabilities)。美国领导人必须努力通过私下方式向他们的中国同行强调,冲突的扩张和升级的风险可能扩展到太空和网络空间,甚至可能演变为核冲突。

危机何从

与此同时,美国领导人必须为大陆和台湾留出和平解决分歧的道路,即使这种道路可能导向的结果在目前似乎难以想象。成功的衡量标准不是在台湾海峡与大陆赢得一场战争。相反,成功将是避免战争,同时允许台湾在维系其民主体制的情况下继续发展。这将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持续的接触,以澄清华盛顿的意图并解释其利益和关切——并要求北京方面提供同等的清晰度。美国官员还必须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保持定期沟通,既要向他们保证与中国同行交流的性质,必要时也要努力抑制台北方面的任何不必要的煽动性行动。

华盛顿及其伙伴也必须使北京方面不再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正在减弱。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最近的声明里声称,他在中方对台使用武力时不会评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因为“如果我告诉你答案,这将对我在谈判中不利”,他的这一行为只会增加北京误判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白,维持其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这一行为对华盛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承诺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职责的基础。美国必须确保北京了解到这一信息:如果美国的关键盟友和伙伴受到威胁,美国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美国还必须提供激励措施,帮助大陆放缓其近期对台军事行为的规模和频率;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需要制定新的保证,而是要通过更好地承认和落实现有的保证。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声明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并且同样会接受台北和北京之间经过谈判的任何统一结果,只要它是和平的并且得到了台湾人民的同意。这一长期承诺的清晰度和一致性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动摇,这激起了北京的不满(grievance),认为美国正在掏空其“一个中国”政策。

鉴于美国认为大陆方面在处事方式上日益强硬,和平且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可能看起来遥不可及。包括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名誉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华盛顿的“战略模糊”政策已过时,而其他人则认为“一个中国”政策正在崩溃。但这些批评者始终未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该方案既能保持和平,又能为台湾提供继续发展所需的安全保障。对于那些呼吁美国正式放弃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关键支柱、支持台湾独立并向台北提供无条件安全保证的人来说,有责任阐明这可能对该地区的影响。他们必须回答这样的举措是帮助还是阻碍台湾获得安全和繁荣,或是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地区关键盟友创造一个更和平和可预测的环境。如同前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所做的那样,在呼吁彻底改变传统美国政策的同时却忽视其后果,这样做是不行的。

与此同时,华盛顿对现状的支持不应变得停滞不前。在印太地区态势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当下,美国的对台政策需要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美国对台政策正在发展,并将与围绕台湾海峡的发展(如大陆愈发强硬的态度)同步。华盛顿必须确保大陆作为强势一方不能单方面强加给台湾这个弱者一个难以忍受的政治解决方案。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就需要在对台政策方面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华盛顿的政策已经证明美国有能力通过抵制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的企图来支持动态均衡,无论这些企图来自北京还是台北。

真正的辩论不是是否放弃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并保护台湾的政策方法,而是美国应该如何在当前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内发展其方法。尽管放弃这一政策有一种诱人的吸引力,但这样做将给美国对台湾和该地区的承诺带来压力,并在已经危险的世界中开辟另一个风险断层。尽管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不尽人意,但美国的目标是扩大自身在长期发展中的格局与视野(stretch time horizons),而不是缩短它们。

华盛顿在台湾海峡的战略目的是激励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行为,同时遏制威胁美国利益的行动。硬实力是美国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努力的关键要素。它是方程式中应有的一个变量,但并非解决方案。为了保护其利益,美国领导人必须更加熟练地结合加强军事能力的努力与其战略目标的清晰性、联盟的力量、与台湾的紧密协调,以及对北京决策者心理的更敏锐的理解。美国近45年来一直在保护其在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利益。如今,它必须提高游戏水平,以便在未来的45年里继续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