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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凌:基辛格是“美国梦”的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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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3年12月4日由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作者授权本站转载。作者王飞凌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近著有“中国三部曲”:《中华秩序》、《中国纪录》、《中华博弈》,均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站还曾发表过他的其他文章:1)谈谈美国的“文化战争”;2)台湾:中国崛起和转型的关键

 

美国前国务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著作等身的学者基辛格博士11月29日去世。世界各地的追忆、评论、纪念文字络绎不绝。在中国,基辛格更是长期以来几乎家喻户晓,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可能享誉最隆、待遇最高。今年7月,百岁高龄的他还访问了北京,受到最高级别的接待。

即便是在美国,所谓“凡事皆有可能”(anything is possible)的地方,基辛格也是一位罕见的破格成功人士,是所谓“美国梦”的一个近乎完美的诠释。一个15岁才移民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当年饱受白眼的典型少数民族),终身说英语都带有明显的南德(巴伐利亚)口音,成为高寿百年的学霸和权臣;既书斋里著述立言,又全球性建功立业,还盛名与财富双收。这个顶级成就不论是否绝后,但空前是毫无疑问的。

母亲明智一家“润”出故土

因为母亲的坚持,基辛格一家1938年明智而幸运地“润”出了德国。他留在故土的许多亲友后来都遭到纳粹大屠杀。五年后,基辛格应召入伍、入籍美国,参加了对德战争,1945年至1947年还“胜利返乡”了两年。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可谓深远。他对人性与政治、权力与权利、利益与道义、目的与手段的精深而独到的理解,应该是与他奇特而震撼的个人经历大有关系。他那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思想意识与机巧无情但圆润有效的生活实践,似乎都有日耳曼外交权术大师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印记:他的博士论文就研究了这位两个世纪前建立维也纳体系的“老乡”。随后,他重复了无数第一代移民的故事,凭自己的过人智慧、卓越情商、辛勤努力,碰上非常幸运的机遇与伯乐恩师;建言立说,利用一个强大的朋友圈,迅速进入主流。在几十年里“辅导”过多达12位美国总统;在美苏冷战中,更是直接参与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八年(1969年至77年),成为一个极有权势的非民选高官,真切地影响了世界局势。

基辛格最为中国人了解的傲人成就,当属他1971年奉命秘密访华,促成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国际格局的一大重组。这个特技操作,惊呆了世人。互相利用的秘密博弈,体现了现实主义大外交的精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两国几十年的发展轨道。随后半个世纪里,他也由此在中国收获了巨大的名誉和红利。各种趣闻与好评毋需赘叙,毛泽东据说后来就此而发的一个感慨倒是颇为入骨:美国人踩着我们的肩膀去了莫斯科(由此跳出了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泥潭,达成美苏缓和以及核武军控)。

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主角是尼克松

当然,基辛格的恩主尼克松总统的赏识重用,是他能成为美国版顶级学而优则仕的关键。尼克松其实是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主谋,其主要观点,可见于他1967年还在野时发表的文章《越南之后的亚洲》(Asia After Vietnam)。但是,基辛格的学术诠释和精明操作,确实有效地成就了两人的功业。

作为严肃学者和畅销作者,基辛格都极为勤奋高产,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标准。笔耕不缀70年,直到百岁高龄,还就人工智能(AI)发表意见,警示世人。笔者自己也多次引用过基辛格的许多著述。

博士后一度求职不顺,压力下基辛格写了成名作《核武器与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于1957年出版,虽然其结论后来连他自己也放弃了,却一直是一本学术经典;他的三部曲回忆录(3800多页),虽然不无失实,仍畅销各国许久;他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分析老到、洞见很多,极见学术功力。多年来,基辛格已经成为美国出版与新闻界的一大名牌,与他的顶级关系网和客户网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中国人有所谓人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基辛格立功又立言,成就非凡。

他的个人生活也丰富精彩。其不扬外貌和浓重口音,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个幽默风趣的社交好手。据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惊叹他的第二任妻子南希不仅年轻许多,个子还比他高了一个头。家庭生活之外,他的一句“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曾被媒体广为传播;一些明星也与他有过花边绯闻(虽然据说基本都是“柏拉图式”的)。无论是作为多产作者、咨询师还是退休高官、名教授,基辛格在积攒财富方面也是人中翘楚。世纪人生,可谓完美。

当然,人无完人。就三立之首的立德而言,基辛格时常被人诟病。因为其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和长期的诡秘做派,他被许多人,包括一些老同事、下属目为缺乏道义甚至漠视法律,惯于操纵人性,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趋炎附势而缺乏同情心;为与大国交往而牺牲弱小、忽略原则和人权。许多人认为他对1970年代印度支那、孟加拉、智利等地大量的“不必要”死伤,负有直接罪责。他多年来索取巨额咨询费和出场费,为各国各色权贵政要站台、美言、出谋划策,更是经常被指责为一大道德短板。

为美国思考大利大义的绝顶智者

使基辛格得名与获利最丰的,可能是他的中国关系和知识(据说,他50多年里访问过中国100多次,见过所有历任中国最高领袖)。不过,他2011年出版的600多页专著《论中国》(On China),虽然流传广泛、颇为可读,却被许多论者视为狭隘、肤浅;除了涉及他自己的一些有趣故事外,书中对中国的认知颇为欠缺、过时,观察立论与分析结论也相当偏颇、失真。

笔者最后一次见到基辛格是在一次视频会议上。百岁老人的思维与表达都清晰有力,令人惊叹艳羡;他在“内部”对中国的分析与答问,也是相当实在、明确。毋庸置疑,基辛格是一个为美国思考了大利与大义的绝顶智者,务实而成功。如他在1994年的900多页杰作《外交》(Diplomacy)一书中所说的,良善可取的国际关系大业,需要有大眼光、大手笔的坚韧政治家,和高明灵活、不拘小节的能干外交家。

一个时代远去了。斯哲已逝,其言其功其德,惟后人继续评说。

郭玉贵: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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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郭玉贵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全球人力资源战略与国际教育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中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ACA)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参政议政特约研究员和中国国际人才专家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他的力作《美国全国性教育政策形成的历史过程、特点与趋势:殖民地时期-1980年》(上卷)2021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作者授权,《中美印象》自本日起开始连载该书第三节“卡特总统任内的教育政策”。

 

一、1976 年总统大选前夕的政治生态变化

在历经尼克松和福特2 位共和党总统执政8年后,1976年美国又迎来了新一轮总统大选。这次民主党推选的总统候选人是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共和党候选人是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然而,与以往总统大选不同的是,1976年总统大选前夕,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经历了重要变化,新的利益团体的崛起导致各方势力也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这些新的因素直接影响了这次总统大选的过程和结果。

(一) 卡特的早期个人经历

卡特于1924 年10 月1 日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普兰一个花生农场主家庭。卡特与父亲同名,故称小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老卡特从事农业和商业,是州议会议员。母亲莉连·戈迪(Lilian Gody)是个随和的妇女,不像老卡特那样严厉。1941—1943年卡特先后在佐治亚州西南大学和理工学院读书。1943 年入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即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 学习,1946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随后加入海军服役7年,直到1953年。

1953年卡特的父亲去世,他退役回家乡经营卡特农场、卡特仓库等业务,并从事政治活动。当过基督教南方浸礼会执事、主日学校教师。1955— 1962 年任佐治亚州萨姆特郡 (Sumter County) 学校董事会董事长。1962—1966年任佐治亚州参议员。在此期间还先后担任过平原发展公司、萨姆特郡发展公司总经理,佐治亚州中西部计划和发展委员会以及佐治亚州改进作物协会主席等职。1971—1975年任佐治亚州州长。在当时南方的年轻州长中, 他以办事富有实效、积极消除种族歧视而赢得声誉。

(二) 卡特竞选总统的特殊背景与机遇

鉴于一直生长和生活于华盛顿政界圈子外,仅有地方执政经历的卡特竞选总统的前景必然不容乐观,其道路也必定困难重重。按传统的竞选策略和方式,卡特断难成功,他只能另辟蹊径。而当时有两件重要事件的发生使卡特及时抓住了机遇,扭转其最初的劣势,顺利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然后其选情势头一路上升,最终赢得总统选举。

卡特的机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动荡时期两股历史潮流的汇合:一是民主党的麦戈文-弗雷泽(McGovern-Fraser)选举委员会 提出选举改革方案之后民主党总统提名程序的变化;二是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由专业协会向教师工会的转变。这两大变化对确保卡特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和赢得总统大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 民主党预选制度的改革

建国200余年来,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程序和方式均经历了多次的改变,我们主要简单梳理一下民主党的变化过程。

  • 创始时期

美国总统提名方式大致经过了从公推到政党提名,从政党内部大佬们决定到选民选举两个变化过程。首任总统华盛顿由于其特殊的威望,是唯一一个获得全票通过的总统,然而在其任期末,党派斗争的气氛已经急剧恶化, 美国政坛分裂为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两大阵营,它们通过自己的国会党团分别推选属意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这也是政党党内大佬们控制提名程序的开始。

进入19世纪后,当时的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 或Federal Party)急剧衰落,只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保留一点残余势力,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 Party)控制了全局。然而在1824年,民主共和党内的东部权贵与西部新兴势力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议会党团所提的候选人,财政部长威廉·H. 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遭到拒绝,最后一共4个候选人参与了是年总统大选的混战。(1)

1831年,反共济会党(Anti-Masonic Party)  (2)率先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召开政党大会,并推举单一的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该方式很快得到主流政党的效法。但是这没有改变政党内部大佬们操纵选举提名的局面,尤其进入镀金时代后,腐败、黑金与政治分赃更是在政坛愈演愈烈。为此,19世纪末改革者们在美国掀起了进步主义运动,初选制度的尝试也是政治改革的产物之一。威斯康星州是第一个使用初选方式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州,可惜的是,虽然在1916年,绝大多数州都通过了在州一级官员提名程序全面推行预选制的法律,但在总统大选中却只有少数州对预选程序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1968年,由于宣布参选太晚,时任副总统的民主党汉弗莱(Humphrey) 事实上未参与所有的党内初选,而致力于争取不举行初选的州的政党代表的支持(当时的约翰逊总统直到该年3 月31 日威斯康星州初选前才宣布不竞选连任,而汉弗莱在4 月下旬宣布参选),并如愿获得了民主党提名。然而场外支持麦卡锡参议员的青年反战分子的示威彻底毁掉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汉弗莱最终在大选中饮恨。随后左派势力控制了民主党,1971年麦戈文-弗雷泽(McGovern-Fraser)选举委员会[全称Commission on Party Structure and Delegate Selection,麦戈文是首任主席,后辞职参选总统,继任者为众议员唐纳德·弗雷泽(Donald Fraser),该委员会就以这两位主席的姓氏命名]提交了激进的改革方案,要求按人口分布比例分配政党大会代表,从而大幅增加了女性、青年与少数裔代表人数。也正是在次年,历史上第一次以初选方式产生的代表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超过了代表人数的50%以上,这标志着预选制度在总统提名程序中最终得到了确认。

  • 改革后预选形式

改革后的美国总统预选制度目前主要两种形式,即党团会议(caucus) 与初选(primary election),前者由各自的政党负责,而后者则由州政府操办。《宪法》没有涉及初选问题,而是根据政党的规则和安排,并根据各州 的法律进行。初选是两个主要政党筛选党内候选人的选举。初选分为几个阶段,政党候选人进行党内竞争,赢得政党提名者,即可以参加美国总统选举。如果候选人赢得初选,他将根据每个州的选举规则,赢得全部或部分州代表的投票。这些代表在政党全国大会上投票,选举获胜的候选人。

党团会议可以说延续了200 多年前的议会党团会议的传统,但规模更大,并面向基层,而不再是小圈子里的几个人进行密室交易。与初选相比,(基层)党团会议要求选民必须忍受可能长达数小时的冗长讨论,并最后亲自投票。因此党团会议的参加者往往政治热情更高,工作时间也更为自由, 也正是这一特质帮助奥巴马(Obama)在2008 年横扫希拉里(Hilary),因为奥巴马的选民以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的自由职业者、依赖福利救援的少数族裔 (尤其是黑人)为主,与希拉里的支持群——蓝领工人相比,显然前者更愿意花费时间为自己的偶像辩护与拉票。

一般而言,党团会议直接选举参加8、9 月间政党大会的代表,参加党团会议投票的必须是本党的注册选民,但允许在党团会议现场更改注册的政党,而且18 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可以投票,前提是必须在大选时年满18 岁。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的选举程序更复杂一些,某一候选人的支持者组成一个个团体,其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底线(如15%),未达标的团体则被解散, 而这些游离选民或未决定选民则成为其他团体的争夺对象。

而初选与大选更相似一些,选民在投票站匿名投票,来去自由,不用花费过长的时间。根据其开放程度的不同,基本分为4个类型:封闭式初(closed primary)、半封闭式初选(semi-closed primary)、开放式初选(open primary)、半开放式初选(semi-open primary)。封闭式初选最为普遍,要求必须是本党的注册选民才可以参加(一般意味着在上一次主要选举中投了该党候选人的票);半封闭式初选则向注册的独立选(independent voters) 开放;开放式初选对于投票没有任何限制;而半开放式初选则要求选民在投票站宣布自己的“党籍”,然后再完成投票。但无论哪种情况,法律上只允许投一次票。

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为“总括式初选”(blanket primary)的模式,它允许选民就每一个公职挑选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而无视其政党类型,如总统挑选共和党人,参议员则挑选民主党人。这一方式给予选民最大的自由,却让主流政党头痛不已,因此民主党率先把实行该初选办法的加利褔尼亚州告上了联邦法庭,2000年最高法院判决加利褔尼亚州民主党获胜,阿拉斯加州与华盛顿州所实行的类似初选办法也一并被推翻。

显然,20 世纪60 年代民主党预选制度的改革,尤其是1971 年麦戈文-弗雷泽(McGovern-Fraser) 选举委员会提出的激进的改革方案,即按人口分布比例分配政党大会代表,从而使以女性、中青年与少数族裔会员占多数的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大幅增加了其在民主党大会中的代表人数,最终为“全国教育协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1. “全国教育协会”由专业协会向教师工会的转变

在当今美国教育界,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组织,据该协会的网站介绍,“全国教育协会”致力于推进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是美国最大的专业人员组织,该协会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大学研究生阶段,全国教育协会有320 万会员在各级教育机构工作,在美国各州和1.4 万余个社区都有分支机构。

多年来,全国教育协会对美国各级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形成均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很大程度是源于该协会在20 世纪60—70 年代由专业性协会向教师工会转变,全国教育协会目前已成了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自那以来的几十年间,全国教育协会不但在美国教育界扮演关键角色,其影响力也已扩展至美国的政治领域,有时甚至可以左右包括美国总统选举在内的各级政府选举结果。今天,如果要研究美国教育,就绝对不能绕过全国教育协会。鉴此,我们专门介绍一下“全国教育协会”的来龙去脉。

  • 全国教育协会的诞生和历史演变

我们将全国教育协会的诞生和历史演变简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全国教育协会的诞生(1857—1865 年);第二阶段,南北战争后到20 世纪之交 (1865—1910 年);第三阶段,20 世纪上半叶的全国教育协会 (1900— 1960 年);第四阶段,全国教育协会(NEA) —美国教师协会(ATA) 合并的产物(1960—1970 年)。

第一阶段:全国教育协会的诞生(1857—1865 年)。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100年间,美国的教育基本上是非正式的,教学的主要要求是阅读、写作和学习谋生技能。然而,到了19 世纪中叶,美国兴起的广泛教育改革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公立学校体系,从而也导致了对教师专业培训的需求。尽管教育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学校的条件仍非常落后。例如许多地方的教师孤零零地在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里工作,教材匮乏,公众支持不确定,年薪不到100美元,有时报酬就是食宿。当时一位名叫玛莎·M. 罗杰斯(Martha M. Rogers) 的年轻女性拓荒者,曾在前往西部教书时写的信中描述:“我决不能忘记校舍,那是一个35×30 英尺(约97 平方米) 的木屋,有四扇窗户和两扇门……裂缝里满是泥和灰泥,没有阁楼,木瓦上有很多洞,所以下雨的时候我们把书放在一个地方,直到它们开始往下掉,然后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继续……”(3)

当时的美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跨区域教育组织统一呼吁和推动教育现状的改善。但是在31个州中,只有15个州有州教育协会,但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为美国的教师发声。直到 1857 年,10 个州的教育协会发出“ 号召”,邀请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团结起来。1857年,纽约教师协会主席托马斯·瓦伦丁(Thomas Valentine)向各地教育协会发出了成立全国教师协会的邀请信。信中指出,“我们相信,州协会为各州所做的一切可以由全国协会为全国所做,因此,我们——以下签名者,邀请在美国各地的教育工作 者、同仁们……组织一个全国教师协会……我们诚挚地邀请分布在东、南、西、北各地学校的教师,团结起来,集众智众力,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共同促进国家的进步;愿意用自己的精力和手段,弘扬尊严,我们的使命是受人尊敬和有价值的;而且,总的来说,我们相信全国的教师们聚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兄弟会的时代已经到来……(4)

185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43位教育工作者响应纽约教师协会主席托马斯·瓦伦丁的号召,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成立了“全国教育协会” 的前身之一——“全国教师会”(National Teachers Association,NTA)。自那时起,美国教育工作者有了一个为公共教育事业献计献策的全国性教育组织。虽然新成立的“全国教师协会”的正式会员仅限于“绅士”(gentle⁃ men,这里指男士),但当时响应号召的2名妇女被授予荣誉会员资格,并获准签署协会章程。这一对妇女的限制政策持续了9年后即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教师协会”建立之初即对黑人教师开放,一位名叫罗伯特·坎贝尔 (Robert Campbell)的教师是该协会唯一的黑人创始会员,当时他在费城有色人种儿童研究所任教,该研究所负责黑人和美国印第安儿童的教育。

第二阶段:南北战争后到20 世纪之交(1865—1910 年)。

1862—1865 年的4 年内战以50 多万人丧生的代价结束了,国家和教育工作者开始了艰苦的重建工作。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全国教师协会重点关注战争对公共教育的影响。在1865 年夏天的全国教师协会大会上,会长威尔克舍姆 (Wilkersham)谴责南方的奴隶制,并建议先前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在同意为黑人和白人儿童提供免费的公立学校系统之前,不得重新加入联邦。全国教师协会提倡对所有儿童和文盲成年人进行教育,来自北方和南方的黑人和白人教师致力于新解放的各年龄段奴隶的教育工作,从而出现了祖父母和他们的孙子孙女并排坐着学习阅读的现象。

扫盲与自由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放奴隶是第一个在南方争取普遍的国家支持的学校运动。在此期间,全国教师协会寻求联邦政府的援助,以帮助南部各州重建其学校系统和教育被解放的人口。1867年,全国教师协会成功游说联邦国会成立联邦教育部,在未来几年管理全国教育,从而赢得了第一次重大立法胜利。

遗憾的是,尽管全国教师协会从成立之初就对少数族裔教育者开放,但妇女却被禁止加入。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出现了一种新的平等主义精 神,1866年,全国教师协会的会员调整其政策,提出向“人”而不仅仅是“绅士”开放会员资格,从此协会的大门正式向女教师打开。尽管当时女教 师的工资低、工作超负荷且面临职业的其他挑战,女教师比19世纪的任何其他妇女团体都有更多的自主权。1869年,就在全国教师协会的会员资格对妇女开放3年后,艾米莉·赖斯(Emily Rice)成为该协会副主席,她是第一位当选为全国教师协会领导人的女性教师。紧接着第二年,即1870年,全国教师协会吸收了3 个较小的组织:美国师范学校协会(American Normal School Association)、全国校监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Superintendents)和中央大学协会(Central College Association),并据此改名为全国教育协会。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全国教育协会的不断发展将对美国的教育产生深远的 影响。

在此期间,全国教育协会还关注重要的社会和教育问题。1899 年,全国教育协会还成立了印第安人教育部,专门研究政府孤立和同化美国印第安民族的政策对他们的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印第安儿童在白人开办的保留地学校或寄宿学校上学,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教育被全面地忽视,课程的重点是职业技能和美国爱国主义。童工问题是该协会关注的另一个优先事项。由于深切关注使用童工对儿童健康和教育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全国教育协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颁布禁止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儿童的法令;全国教育协会于1905年颁布的公约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义务教育和童工法的结合对接受教育的美国儿童数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至20世纪,教师们仍为长期存在的问题而挣扎:大多数地方的月薪低于50美元,且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在他们的教室里,教师常常不得不在很少的支持下教育很多学生。在1903年的全国教育协会大会上,芝加哥教师玛格丽特·海利(Margaret Haley)领导了一场示威活动,以引起人们对增加课堂教师数量的关注。作为回应,全国教育协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并拨出资金致力于提高教师工资和养老金以及延长任期。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至1907年全国教育协会在庆祝其50岁生日时,该协会已发展成拥有5044名教育工作者代表的全国性组织。然而,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其会员们也被一场内部辩论所困扰:因为在协会最初发展的50年里,教育管理者一直领导着这个组织。然而,随着一线课堂教师开始在会员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希望在协会内部和工作场所发出更多的声音。在那一年的一次演讲中,艾拉·弗拉格·杨(Ella Flagg Young) 说:“如果公立学校系统要满足20世纪文明的要求,必须克服教师与学校管理部门的隔离问题……当教师们没有发言权来规划他们手中的重大问题时,他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强吗?”其后,这一矛盾日益严重,一直延续至20 世纪60年代总爆发,致使全国教育协会由专业协会向教师工会转变。我们在下面会介绍。

除了全国教师协会是全国教育协会的前身之外,全国教育协会还有一个 相对规模较小的前身组织——美国教师协会(American Teachers Association, ATA)。在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代,种族隔离渗透到南北生活中,并受到法律或当地习俗的认可。在1896 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维持了对学校的法律隔离,反过来也促使黑人教师努力为黑人学生提供“平等” 的资源。前述的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laws) 的兴起又使黑人教育事业倒退近一个世纪。1904 年,著名的黑人教育家J.R.E. 李(Lee)创立了全国有色人 种 学 校 教 师 协 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in Colored Schools, NATCS),为黑人教师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论坛,讨论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全国有色人种学校教师协会后来也改名为美国教师协会(American Teachers Association,ATA),历史上主要以黑人教师为主。

第三阶段:20 世纪上半叶的全国教育协会(1900—1960 年)。

在整个20 世纪上半叶,作为全国性的教育专业组织,全国教育协会在美国公共教育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在20 世纪初,尽管教师的责任不断增加,但工资低仍然是全国教师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移民的涌入,教师们要承担更多的课程,满足官僚对增加文书工作和考试的要求,管理数百名学生的多年龄段学生课堂。1909年对大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任何一个教室里都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会说英语。

由于教师工作条件差、收入低,许多人离开这个行业寻找其他高薪工作,教师短缺现象日益严重。作为回应,全国教育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随后发布了一份主要报告,提出了教师的工资表 (salary schedules)。根据该报告的调查结果,全国教育协会推动成立国家教育部,以 资助减少文盲、培训教师和为所有儿童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项目。

与此同时,全国教育协会本身也进入转型期:它已经变得太大,无法由一小部分领导人和出席年会的人临时管理,它需要民主化,以便加强全国、州和地方协会之间更直接的联系。1920 年,全国教育协会设立了一个全体会员代表大会(RA)机制,全国教育协会会员通过代表大会制定协会政策。全体会员代表大会是全国教育协会的主要立法和决策机构,代表团成员包括从每个地方和州附属机构选出的代表、学生会员和退休会员的联盟以及联合教育专业的其他部门。

20世纪20年代,全国教育协会一直致力于提高教师工资,建立退休养老金制度,并加强公立学校系统。该系统迅速扩大,容纳了大量学生。然而, 1929年10月29日上午,一切都停止了。美国股市崩溃,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摧毁了美国,残酷地冲击了美国的学校。随着税收的减少,学校没有钱购买教学资料和教学用品,许多学校被迫关闭。在这非常时期,全国教育协会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协会委员们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学校,与社会媒体合作,让公众关注学校的困境。1933 年,全国教育协会成为新成立的联邦教育紧急情况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在委员会的指导下,联邦和其他急需的援助开始流向学校。

自创立之初,全国教育协会就明确反对教育系统的种族隔离。在1926 年,全国教育协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旨在增加全国教育协会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任务。由于之前最高法院判决的“隔离但平等”原则实际上已经 判定黑人学生在资金、资源和机会上不平等。南方中小学联合会(South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SASC)无法对黑人学校进行评估和认证, 这使黑人学生无法入读许多高校。为了解决这一严峻问题,提升黑人教育的整体质量,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协会成立了第一个联合司法委员会。这一合作成功后,南方中小学联合会最终得以对黑人学校进行评估和认证。

20世纪40年代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全国教育协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协会协调配给糖、油和罐头食品,推动学校销售国防储蓄邮票和国防债券,鼓励学生打捞废金属和种植“胜利花园”,成功游说国会为军事基地附近的公立学校提供专项资金。这项紧急资金帮助减轻了学区的负担,为数千名军人家属的学童提供教育资金,这些学童由于居住在建有联邦设施的区域内而没有使当地的税基增加。

全国教育协会还大力游说国会通过1944年《退役军人权利法》,帮助退役士兵免费继续接受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这项法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后的12年内,有230多万退役军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从此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婴儿潮使美国公立学校增加了大约79万名学生。20世纪50年代,虽然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并非所有人都获益:少数族裔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教育方面,继续遭受着不平等对待。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仍然是一种常态,面对这种情况,全国教育协会倡导变革。该协会拒绝在存在种族歧视的城市举行代表大会;在禁止黑人教师加入白人组织的州,它还吸收了18 个黑人教师协会加入全国教育协会。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54年,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成为教育和民权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下令取消美国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改变其“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为公共教育的新时代打开大门。黑人教师对本案的资助做出了主要贡献:美国教师协会(American Teachers Association)向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法律辩护基金提供的资金比任何其他黑人组织都多。起诉获胜后,全国教育协会在其1954年的代表大会上敦促所有美国人本着善意和公平竞争的精神来实现教育领域的种族融合。

1957年,全国教育协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举行了该协会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费城是该协会的诞生地。在全国教育协会成立的第一个世纪里,当各州教育协会专注于保护和促进个人权利时,全国教育协会则致力于加强公共教育,加强教育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并争取对这一职业的更多尊重。在其100岁生日时,全国教育协会已发展为拥有70多万名会员的全国性教育专业组织。

第四阶段:“全国教育协会”(NEA) —“美国教师协会”(ATA) 合并的产物(1960—1970 年)。

全国教育协会在1957年庆祝其成立100周年后不久,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即使对几十年后出生的美国人来说,动荡的60年代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在这10年里,美国民众经历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事件: 他们目睹了约翰·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先后被暗杀;争取公民权利的大规模游行队伍在集会中遭到警察的催泪瓦斯和消防水龙的袭击;大学生在全国校园内与警察发生冲突;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使国家两极分化;马丁·路德·金博士在著名的华盛顿游行上,在25 万人的集会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却在60年代末被暗杀。然而,这一时期巨大的社会变革为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协会启动开创性的合并奠定了基础,这一合并永远改变了全国教育协会的面貌和发展进程。

事实上,在此之前,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协会已有过多年的合作经 历。例如在1926年,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协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重点对黑人学校进行评估和认证。这一合作伙伴关系是成功的,到1964年两者共同支持国会通过《民权法》时,该联合委员会已经并肩战斗了40年时间,坚持不懈地与黑人学童及其教师待遇方面的严重不平等现象作斗争。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取得胜利而导致17个州的学区以法院下令取消种族隔离为借口解雇数百名黑人教师时,全国教育协会挺身而出,设立了一个100万美元的基金,以“保护和促进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和人权”,帮助因参与60 年代民权斗争的核心选民登记活动而被解雇的黑人教师。在1 年的活动中,全国教育协会要求每个有组织的教师至少向基金捐款1美元,全国各地的教师都响应号召积极捐款帮助他们的同事。然而,这2个组织的合并也并非一帆风顺。1945年,联合委员会首次讨论了合并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协会的计划,但遭到各自附属机构的坚决反对和其他机构的冷淡反应。当时,共有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分别有黑人和白人教师协会。在接下来的20 年里,只有4个州的附属机构进行了合并。直到1964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实施种族隔离的附属机构合并,最终剩余的附属机构才同意合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紧张谈判,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协会同意在1966年的代表大会上合并。

这一历史性的合并仪式在迈阿密海滩举行,当聚光灯对准台上的5个人时,大会议厅的灯光变暗了。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协会的主席和执行秘书签署合并证书,代表们高唱“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意为赞美上帝),全体与会者长时间起立鼓掌。合并后的全国教育协会保留了美国教师协会原来的传统,继续该组织设立的人权和民权奖项目,以表彰那些为少数族裔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扩大教育机会的个人和附属机构。

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协会的合并不仅对黑人教师和学生,而且对包括妇女在内的其他人口都有长期影响。合并3个月后,全国教育协会主办了一场关于双语教育和西班牙语教学需求的大型会议。全国教育协会会议推动了1968年国会双语教育法案的通过,这对1967年选举成为全国教育协会第一位西班牙裔会长的布劳利奥·阿隆索(Braulio Alonso)来说是胜选的一个重要前提。紧接着,在1968年,伊丽莎白·邓肯·孔茨(Elizabeth Duncan Koontz) 当选为全国教育协会第一位黑人会长。全国教育协会还成立了人权和民权司,该司致力于《民权法》的落地,处理了影响少数族裔教育的各种问题。在接下来的10年里,全国教育协会成立了数个工作小组,后来演变为代表少数族裔的4个核心小组。

我们在上面简单介绍和梳理了1857—1970 年的100余年间全国教育协会诞生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演变情况。可以说,在一个地方分权,缺少联邦政府集中领导和管理教育的国度,许多专业性教育组织,尤其是全国教育协会在倡导和促进美国公立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教师的教育、培训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开创初期的反对学校的种族歧视与隔离、提高教师经济地位和主张男女平等,到提倡全民扫盲和普及教育、促进印第安人文化教育、关注童工教育、维护教师和学生的权益、游说和支持国会通过1944年《退役军人权利法》、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等几乎所有美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政策方面基本上起到了进步的作用。也因为全国教育协会多年来对美国教育发展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其巨大影响力也扩展至全国各州,促使各级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形成,并不断合并其他教育组织,最后成为全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专业性教育组织。可以说,自诞生至20世纪60年代的1个多世纪,全国教育协会所做的一切是符合其作为专业教育组织的标准的,其历程是光荣的。然而,在20世纪60—70年代,全国教育协会内部和外部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导致其从专业性协会向利益团体性质的教师工会的转变,从而改变了该协会的性质属性。而全国教育协会的这种组织性质的变化,不但直接影响了其后美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包括美国总统、国会和各州地方政府选举的政治生态发展和结果。

 

注释:

(1) 联邦党 (Federalist Party 或Federal Party) 是在1792 年到1816 年期间存在的一个美国政党,由美国首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成立。联邦党是美国在1801 年之前的执政党,主张增强联邦政府的权力。主要的支持者是新英格兰的市民和一些南方较富有的农民。其竞争对手为民主共和党。联邦党是后来辉格党的前身之一。其反对党则被称为“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由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在1790 年代创建。与联邦党相比,民主共和党更强调各州的权力,并且重视自耕农的权益,反对君主主义,主要支持地区是西部和南部。1825 年,美国民主共和党发生内讧。其中一派由安德鲁·杰克逊领导,于1828 年创建民主党。

(2)反共济会党(Anti-Masonic Party) 是美国政治史上最早成立的有组织的第三个政党—— 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外。1831 年,该党成为第一个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的政党,该党后来被吸纳入辉格党。

(3) 参见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 网站:http://www. nea.org/。

(4) 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 网站:http://www.nea. org/。

前驻华大使洛德:四十年后重温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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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编者按: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是现代中美关系史中一位关键人物。从7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解冻,到后来的建交,再到他担任驻华大使,以及后来的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的职业生涯里涉及中国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部中美关系的活历史。

1971年,洛德陪同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两国关系的解冻开始筹备工作。在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见中,他和基辛格是唯一两位参加会谈的美方官员。这仅仅是洛德对华工作的开始。

作为国务院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位重要官员,洛德参与制定了很多两国关系的政策。而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参与制定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很多专家把东亚地区过去几十年的和平和繁荣,归因于这一有创意的伟大政策。

在洛德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尽力维护过自己当年所参与制定的一个中国、战略模糊的政策。1994年,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在前往南美洲和非洲访问的时候,要求过境夏威夷加油休息。当时担任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洛德坚持按照一中原则以及战略模糊政策,在夏威夷给予李登辉一个低级别的接待。

四十多年过去了,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大的挑战和动荡时期。原来对台政策的基石似乎也有所松动。就在最近几个月,拜登总统已经先后四次表明如果中国对台使用武力,美国将保卫台湾。

这是美国放弃对台战略模糊转而实行战略清晰政策的开始吗?作为当年参与制定战略模糊政策的洛德,如何看待拜登的“口误”呢?当年与中国建交,以及后来实行的接触政策失败了吗?中美关系的未来在哪里?

洛德大使近日和中美印象就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一个深度采访。洛德大使使用邮件分次完成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以下为他的采访笔记。

您如何评价基辛格博士对中美关系的贡献?

洛德:基辛格博士去世后,我感到万分惆怅,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世界和美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和平倡导者,我也失去了一位宝贵的良师益友。其次,令人悲伤的是,近年来有很多人忘记、歪曲或玷污他的遗产。

20 世纪 70 年代,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以及全世界,基辛格都是最受尊敬的人。因“水门事件”而导致的宪法危机以及发生的对政府的不信任之后,基辛格是让这个国家团结起来并维持其国际信誉的关键。除了在对华关系中发挥历史性作用外,他还稳定了与苏联的关系,并通过谈判达成了第一个主要的核武器条约;通过谈判结束了越南战争;促成中东和平的第一步;并将美国在南非的政策转向支持多数统治。

总之,在八年的时间里,基辛格改变了美国的国际角色,撰写了富有远见的著作,为全球和美国领导人提供了咨询,并激发了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在外交政策方面更多的辩论。基辛格的职业生涯就是一个关于悟性和耐力的惊人记录。我会深深地想念他。世界也将如此。

许多中美问题专家把目前的中美关系比作一场新冷战。作为一名参与应对当年大国角逐的外交官,您觉得中美两国应该从冷战中学到一些什么教训?

洛德:这两个时代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全球性地大国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就像冷战时期一样,我们必须为目前的两国关系确定一个底线,以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因此,就像我们当年与苏联达成的协议(例如《海上事故协议》)一样,中美两国也需要建立护栏和进行军事交流,以防止误判和事故。

不像美国与莫斯科那样,中美两国达成军控协议将非常困难,但两国间开展的战略讨论可以澄清原则性问题并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因此,刚刚启动的与北京的核谈判令人鼓舞。只要期望比较现实,类似这样的峰会就有利于探讨彼此的红线和核心利益,促成和帮助开展更多的两国低级别官员的会谈。

但是,目前的阶段和冷战时代也存在重大差异。尽管中国在海外咄咄逼人,但并没有入侵其他国家或寻求推翻别国政府。我们和中国之间有着广泛且不可切断的经济联系。因此,拜登政府对两国的经济关系实行“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是正确的做法,这和美国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是不同的。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学生、科学家、文化和媒体等非经济领域的交流,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支持。冷战期间,这种交流要少得多。此外,与当年冷战一样,培育美国的盟友在目前阶段仍然至关重要。

美国应该从冷战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不要认为我们的对手有“十英尺高”,并以在国内表现的歇斯底里和诽谤来应对我们的全球挑战。中国人有很多大问题,而美国拥有非常多的优势。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地竞争。目前,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不健康且两极分化,做到这点非常困难。

归根到底,如果要借用冷战的教训的话,美国应该像研究和制造“人造卫星”的时候那样,充分利用美国的软硬实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卡特总统正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最大的外交成就显然是实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四十年后,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幼年曾居住的房子前宣称,美国对华 “接触” 政策已经失败,永远不会再恢复。在您看来,对华“接触”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战略失败吗?

洛德:用是与不是回答的话,那就是“接触”政策不是一个失败。两党政府几十年来所追求的“接触”进程(不仅仅是政策)并不是像某些修正主义者所声称的失败。

除了“接触”政策之外,没有什么合理的选择。遏制根本不可能,因为世界潮流不是如此。拥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无论如何都会崛起为一个强国,只不过这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更加趋于紧张。

“接触”政策并不天真。历届美国政府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盟友关系为后盾,以防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变得对抗。此外,当北京发起挑衅时,我们采取了制裁或军事部署等强硬措施。

中国的政治自由化并不是我们实行“接触”政策的主要理由,美国也没有假设中国的政治自由会随之而发生。当然,人们希望中国向世界开放,不断增长的经济和中产阶级将刺激放松政治制度的运动,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智利等许多其他地区和国家发生,而有的这些地区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只能说,实现政治自由是“接触”政策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但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此外,长远来看,我们还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下定论,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政治发展轨迹的终点。

最后,“接触” 的过程虽然也带来了问题,但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包括重大经济问题以及在各种全球问题上的合作。

当然,近年来,为了应对北京在国外和国内的强势行为,人们需要并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然而,这种更强硬的姿态应该包括我们两国人民、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和“接触”,同时对真正能带来风险的部分安全领域实施限制。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您最初参与制定了美国的对台政策。其中,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对东亚地区的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拜登总统最近多次表示,如果中国使用武力,美国将保卫台湾。您对拜登总统保卫台湾的承诺有何看法?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下,您还认为战略模糊政策仍然是维护和平最有效的政策吗?

洛德: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九位美国总统支持的对台政策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外交成就之一,而“战略模糊”是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模糊”根植于中美两国的外交谈判和《与台湾关系法》,以富有弹性的“一个中国政策”为特色,在台湾发展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繁荣的民主的同时,服务于保护台湾安全的目的。与此同时,根据这一政策,双方都巧妙地根据各自的需求处理了台湾问题,这允许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可或缺、长远、有时紧张的复杂关系。

北京对台湾使用武力受到多个因素的威慑,这包括固有的历史因素、更广泛冲突的风险、经济影响、美国和盟友的军事部署、如攻台失败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政治自杀“,以及美国的模糊性军事反应。战略威慑还包括向北京保证美国将遵守我们承诺的政策。反之,转向“战略明确”将摧毁半个世纪的“一个中国”政策,颠覆我们与北京的关系,并为台湾领导人采取挑衅行动开绿灯,保证在台海发生冲突时美国将保卫他们——不管原因是什么。

拜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如果不是失误,也是错误的。他的说法很快就被美国政府官员纠正,或许那样说是为了渲染的目的,但并没有抛弃“战略模糊”的政策。 

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到拜登政府加紧限制中国获取高科技芯片,中美关系中相互合作越来越少。最近,由于担心与中国完全脱钩带来的不良后果,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推出了“去风险化”的提法。

1)您认为这种对华政策与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类似吗?

2)回顾从尼克松到拜登期间华盛顿对华政策演变的一些关键时刻,目前中美关系的走向是否需要调整?如果是,怎么办?如果不需要,为什么?

洛德:如上所述,两个时代的经济关系存在根本差异。美国与苏联的贸易和投资很少。除了粮食协议等一些合作之外,美国的政策是对苏联实行全面的经济遏制。我们目前在安全相关的领域里对中国实行去风险的政策而不是试图脱钩的政策,这在原则上是有意义的。两国拥有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美国在保护敏感领域的同时,不应损害这些经济利益。但是,由于供应链、第三国的参与、双重用途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所附带的不良影响,“小院高墙”的方法将很难实施。

从特朗普到拜登两届政府,美国在盟友的支持下,更加细致入微、精准地改变了很多被前任政府遵循的政策。这里,我不打算长篇驳斥学术界和修正主义对“接触” 政策的批评,但由于中国和习近平在海外日益咄咄逼人以及在国内实行强硬手段,我们的确需要一个经过调整的、更加坚定的政策。 拜登政府实行的增强软硬实力的“投资”、加强盟友关系的“结盟”和基于这些支柱的“竞争”的政策是合理的。在这一政策中,最大的漏洞是由于保护主义而缺乏有竞争力的印太贸易政策。目前,美国正在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全球南方的态度,即从让各国选边站转向强调提供更好的模式以及相关的好处。不过,考虑到复杂性和特殊利益的因素,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是美国能否真正成功地“去风险”。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很难发生重大改变。您认为双边关系的性质与尼克松和卡特时期有何不同?是不是更糟糕、危险性更大?虽然我们的目标是稳定和管理双边关系,但双方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开展合作?

洛德: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变和变化。在两国70年代开始接触的时候以及建交之初,我们的关系主要是战略性的,包括制衡苏联,但由于中国的贫弱,双边关系很少。变革的主要驱动力是中国显著且迅速的崛起,不仅成为地区大国,而且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方面成为全球大国。这就产生了老牌强国和新兴强国之间的竞争动态。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变化带来的复杂性,甚至发生冲突的危险。因此,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起起落落,这主要表现在两国在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方面而发生的不健康的紧张关系。不过,随着交往的增多,两国互利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所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现在,在两国关系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两国面临的挑战是通过沟通、交流、建立护栏和规则来避免无意或者有意的冲突。与此同时,除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之外,我们还可以而且应该在某些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这些符合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而不只是对其中一方有利。如果没有我们两个大国的合作,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流行病、核问题和防扩散、全球经济,以及最新的人工智能。

如果您现在去中国旅行的话,你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或者特别想去见的人吗?您能否分享一下您早年担任尼克松总统助手以及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的一些难忘时刻吗?

洛德:由于年龄的原因,我已经大大减少了出国旅行,并且怀疑是否能够再次访问中国。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优先去北京、上海、杭州、苏州、西安、西藏。难过的是,几十年来与我交往的大多数中国朋友都已经过世。

至于让我难忘的时刻,其实,不仅包括20 世纪 70 年代,也包括在我后来担任大使和助理国务卿的时候。你们可以阅读我在国务院网站上的口述历史,可以很容易地登录adst.org网站,然后点击口述历史和我的名字就可以。这个口述历史涵盖了我漫长的整个职业生涯,也涉及我针对中国的工作。

在我所经历的与中国有关的历史中,有无数的亮点,都在我的历史中有所叙述:1971年7月与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问,开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之间数百小时的会谈,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全面、最精彩的会谈。专门为我们安排的参观紫禁城,随后与周恩来一起享用北京烤鸭,期间他还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历史中还包括有关中美公报的紧张谈判,安排宣布访问的消息,以及尼克松的访问。

1971 年 10 月的公开访问是为次年尼克松的正式访问做准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紧锣密鼓地起草了后来的《上海公报》的大部分内容。其他会谈的内容还包括第一次参观长城和颐和园,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和周恩来在机场的历史性握手,我秘密参加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丰盛的杭州欢迎宴会,基辛格在上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以及所发布的《联合公报》。

1985 年 11 月,我以大使身份抵达中国履新,从机场乘坐豪华轿车到使馆驻地,美国国旗飘扬在车头飘扬。我与智库和大学的无数互动,最著名的是1988年6月的北大“民主沙龙”。我还几乎走遍了中国每个省份,最引人注目的是成为第一位访问西藏的美国大使。在驻华官邸举行的文化表演和工作晚宴,与中国官员、持不同政见者和改革者讨论政治改革。我妻子撰写的戏剧《凯恩叛变》由中国演员和查尔顿·赫斯顿担任导演。 1989 年 4 月,我乘车前往机场离开中国,以及当时天安门事件中第一批人群涌入广场,参加胡耀邦的葬礼。

陈兼:基辛格博士对中国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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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基辛格去世之后,本站与中美两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取得联系,请他们就基辛格的遗产谈谈自己的看法,本站将陆续发表他们的文字。本文作者为陈兼,他是上海纽约大学暨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周恩来传》(Zhou Enlai: A Life)明年上半年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点击这里查看更多该书的信息。

点击这里查阅其他学者对基辛格的评价。点击这里查看本站特别推出的“基辛格专栏”。

编者按:基辛格去世之后,本站与中美两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取得联系,请他们就基辛格的遗产谈谈自己的看法,本站将陆续发表他们的文字。本文作者为陈兼,他是上海纽约大学暨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周恩来传》(Zhou Enlai: A Life)明年上半年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点击这里查看更多该书的信息。

点击这里查阅其他学者对基辛格的评价。点击这里查看本站特别推出的“基辛格专栏”。

看到基辛格逝世的消息,某种“一个时代终结“的感觉骤然间涌上心头。就在几分钟前,我刚刚完成了”Zhou Enlai: A Life” 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将于明春出版)的最后一项工作——对全书索引的校读。不禁想到,周恩来和基辛格都是那个时代的外交巨人,并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遗产。

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在我看来,应当是他们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历史视野所共同造就的中美上海公报。那是一个在外交史上没有先例的“基础性文件“,它在叙述中美两国之间的种种分歧的同时,也着重阐述了两国以“反霸”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支撑点,在国际规范和规则层面的一系列共识。

由此而架起的,是一座历史的桥梁——它把由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所开启、由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通过“大西洋宪章”而发扬光大、又由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所付诸实施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同二战后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潮流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大局变化连接在一起,也为中国由“革命国家“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的”内在成员“的国际身份转变(这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进程同步发生的),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今天这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中国和世界都处在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在悼念基辛格时,这也许是人们最应当记取的他的历史遗产之一——并以此为出发点,在真正意义上推动并深化以市场化为核心和底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并继续促进服务于全人类福祉的全球化进程。

葛来仪、白洁曦、柯庆生:台海三方互动都需考虑“刚柔并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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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3年11月30日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网站,作者为美国德意志马歇尔基金会亚太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S. Glaser)、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原文英文标题为“Taiwan and the True Sources of Deterrence : Why America Must Reassure, Not Just Threaten, China”。请点击此处查看英文原文。笛扬编译。

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对台湾日益强硬的态度,使得美国在台海继续进行威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有责任支持台湾发展防御性的“豪猪战略”(porcupine strategy)。华盛顿可以帮助台湾储备并培训台湾武装力量使用海防和防空武器,建立强大的民防力量,并为关键物资(如食品和燃料)作战略储备,以威慑并在必要时击败对台湾岛的进攻或封锁。美国军队也应更好地准备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为中国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灵活和地理位置更分散的军事存在提供了支撑,对美国地区基地乃至航空母舰构成了威胁。

但是威慑不仅仅是军械库中的武器、陆地上的军靴、天空中的战机、海面上的舰艇、或指挥台上的战略。发出可信的军事威胁只是成功达成威慑战略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向潜在对手提供保证,以免于同他们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如果一个处在战争威胁中的国家意识到不诉诸战争将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时,它将必然选择开战。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多年前所写的,“再迈一步,我就开枪”只能在伴随着“如果你停下来,我就不会开枪”的隐含保证下,才能成为一种威慑威胁。

事实上,军事方面的威胁越强大和可信,向潜在对手提供可信保证就越重要、也越困难。台湾海峡的三方当事人并未向彼此提供足够的保证。例如,为了增强威慑,华盛顿必须明确表示,它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不仅是反对北京武统,也包括反对台北追求独立的政治行动。而且,美国在与台湾合作加强其安全合作时,必须避免给北京留下美国准备借此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或军事防御联盟的印象。结合美国和台湾对在特定条件下将使用武力回应大陆行动的明确表态,这样的保证将有助于防止台海爆发战争。

部分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倡导美国应正式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或恢复明确美台军事联盟的承诺实属下策;如果这一想法被采纳,将同军事准备不足一样,削弱美国所作保证的可信度并减弱威慑力。如果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会利用中方的克制推动台湾正式独立或在任何情况下阻止统一(即使是通过和平的、非强迫式的谈判方式实现的统一),美国的军事威胁将立刻失去效力。北京可能会判断,不发动战争意味着它将永远失去统一的可能性,或将导致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同盟关系死灰复燃。如果中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即便美国在台海地区增加军力可能也仍无法避免战争。

台海三方互动现状:刚硬有余,柔婉不足

尽管通过蛮力威慑的逻辑直观上很有吸引力,但理论和历史都表明,如果不伴随着不会以某种方式伤害对方的明确保证,那么惩罚性的威胁就无法起到威慑作用。政治学家里德·保利(Reid Pauly)指出,“结合有条件的保证和有条件的威胁的目的”是“提供一个选择;一个不会让目标相信他们‘做了也是死,不做也是死(damned if they do, and damned if they don’t)’的选择。”

为了有效的威慑,威胁和保证都必须是可信的。正如学者马修·塞布尔(Matthew Cebul)、艾伦·达福(Allan Dafoe)和努诺·蒙特罗(Nuno Monteiro)所指出的,“实力增强了威胁的可信度,但却削弱了保证的可信度。”这种动态正是政治学家长期描述的安全困境。为了同时发出可信的威胁和保证,领导人必须培养“对手不违规自己就会克制的声誉”,而不仅仅是无条件惩罚对手的声誉。正因为美国应该加强和多样化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帮助加强台湾的防御,它也必须提供更清晰、更持久传达的保证。

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专注于展示决心,并建立令人信服的战时能力,以表明他们的备战和使用武力的意愿。北京希望防止台湾进一步巩固其与大陆的分离,而台北和华盛顿则希望阻止北京攻击台湾以强迫统一。然而,这三方都忽略了向彼此发出信号,表明这些军事准备不是为了改变现状,也不是为了排除最终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各方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继续向彼此提供保证。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国领导人重申“和平统一”仍然是他们的首选选项(尽管他们倾向于认为不使用武力的强迫也是和平方式);台北的领导人避免推动正式独立。不幸的是,三方都扩大了他们认为是回应感知威胁的合法措施范围,从而助长了潜在危险的行动和反应螺旋。北京、台北和华盛顿没有重申曾经使最终和平解决至少成为可能的关键声明。这些保证并不旨在近期解决两岸纠纷,也没有提出详细规定任何最终解决方案的细节;它们的目的是表明两岸分歧仍然可能有和平解决的方式。

例如,北京关于未来统一后的台湾的治理的提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不宽厚。北京在1993年白皮书中提出的“一国两制”提议包括允许岛屿“拥有自己的行政和立法权力、独立的司法权和裁决权”以及“自己的政党和掌管政治、军事、经济和财政事务的权力”,并承诺北京不会派遣军队或行政人员进驻台湾。前者的保证在中国2000年的白皮书中消失,后者在2022年的白皮书中被移除。“一国两制”概念在台湾从未受欢迎,自从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后,这一概念在台湾更是声名狼藉,香港是北京推广这一方法的首个试点地区。结合中国军事行动在台湾附近日益剧烈和频繁的情况,对未来台湾的治理不提供更具吸引力的选项只会使北京看起来更具威胁性,也更不值得信任。

至于台湾,掌权的民进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独立,但自1999年以来,它已经停止呼吁创建一个台湾共和国,而是坚持台湾(台湾当局称为“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避免寻求正式独立,并试图缓解北京的最坏担忧,坚持她2016年的承诺,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行事,该宪法将中国定义为包括海峡两岸。与此同时,她拒绝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北京和中国国民党代表之间的一项所谓的谅解,即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尽管他们对该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分歧。

民进党成员和许多学者质疑这样的共识是否曾经存在。然而,北京指责蔡英文未能接受“九二共识”,从而改变了现状,而她在国民党的对手继续支持这一共识。尽管她抵制了自己党内激进分子的压力,追求可能被北京解释为走向独立的措施——例如停止使用中华民国国歌或坚持在国际体育赛事中使用“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的名称——蔡英文还是允许在高中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分成两门课。

而且,台湾未来克制的可持续性仍然存在疑问。目前民进党的二号人物、2024年1月1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领跑者赖清德,在过去比蔡英文更强烈地主张独立,他在2017年将自己描述为“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最近,在2023年7月,赖在一次竞选活动中告诉支持者,他期望领导民进党让台湾现任地区领导人“进入白宫”,这暗示他的目标是提升台湾与美国的关系,这在北京引起了警觉,并要求华盛顿予以澄清。

至于美国,拜登政府一再重申它“不支持台湾独立”,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些声明与美国传统的“战略模糊”政策一致,即美国避免具体说明在何种条件下会介入台海冲突,从而不会向台独的倡导者打开绿灯,或通过看似恢复对台湾的盟国承诺激怒北京。但这些声明的可信性不断受到质疑——自1979年解除与台北的同盟关系(作为与北京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以来,美国并无正式义务保卫台湾,可近期拜登却屡次提及美国会在台湾受到攻击时保护台湾的承诺。令人关注的是,拜登政府的官员也没有表态说美国接受通过谈判和非强制手段实现的台海和平解决方案。拜登政府表态的缺失增加了北京的怀疑,认为华盛顿永远不会接受任何形式(即便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的两岸统一。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关于台湾位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关键节点”的声明其实暗示该岛屿对于保卫美国盟友战略上的不可或缺,因此美国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统一。

中国官员无疑认为华盛顿加强与台湾关系和在该地区采取更强硬的军事姿态是展示决心的严肃行动。但美国的行动,加上美国官员的言辞,在北京同样引发了担忧,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2022年8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寻求“以台制华”,并试图恢复类似于1979年之前与台北的联盟。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国最近试图与北京重新开启高层外交渠道,只是掩盖继续削弱中国和阻止和平统一的努力。美国国会成员、前高级官员和一些主要学者关于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关系、重建美国与台湾的联盟,在台岛上驻扎美军的言论无疑加剧了这些担忧。

给台海两岸的建议:各自慎重考虑“武统”和 “台独”

为了巩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各方必须认识到可信的保证对于有效的威慑至关重要。可信的保证不是奖励或诱饵,它是一种保证,表明威胁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为。这样的保证与信任建立措施不同,后者是以渐进和互惠的方式做出的妥协。相比之下,保证不必得到回应,因为它不是让步或建立信任的努力。只要不削弱应对感知威胁的可信性或能力,保证可以并且应该单方面做出,以加强威慑。凭借可信的保证本身,就能加强威慑。如果得到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以在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并减少紧张。

北京长期以来威胁,如果台北追求永久分离或正式独立,它将采取“非和平”手段。但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和在台湾附近的密集军事演习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北京正在从威慑台湾追求独立的政策转变为通过胁迫或军事力量强迫统一。随着这些疑虑和怀疑的增多,各方将失去避免挑衅行动的动机。当北京未能向台北保证其军事准备不是即将来临的攻击的前兆时,台湾人就会丧失支持其政治领导人温和立场的动机。中国缺乏可信保证也加强了那些希望放弃战略模糊的美国政治家和评论员的影响力,甚至在无意间将美国的对台政策推向从非官方升级到官方关系、恢复类似于1979年之前对台岛的防御承诺的状态。

为了增强北京对和平进程的承诺的可信度,中国应该减少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在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2022年8月访台表示不满后,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演习应该恢复到过去以海峡中线为界的状态,这是二十年来两岸心照不宣的做法。北京还在2005年的一部法律(译者注:即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中规定了在认为和平统一不再可能时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权力。这种威胁的模糊条件和暗示的不耐烦未能说服台湾人民只要他们不试图与中国永久分离,岛屿就不会受到攻击。没有这样的保证,台北就没有理由避免单方面改变现状。中国应该修改这种措辞,保证只要台湾不追求正式独立,北京就不会使用武力。如果北京的领导人真的更倾向于和平统一,正如他们继续声称的那样,他们应该为这种结果敞开大门。

与此同时,台湾必须在加强防御的必要措施中伴随向北京提供可信保证,只要解放军不攻击台湾,台北就不会追求独立或永久分离。台湾应避免潜在的挑衅行动,如举行公投改变其官方名称“中华民国”,或修改领土主张以排除中国大陆——这些变化将表明正式宣布独立。无论谁当选为台湾下一任领导人,台北都需要令北京确信,它无意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但如果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获胜,这种保证的需要将会增加。中国官员对他没有任何信任,因为他过去曾支持台湾正式独立。赖清德在2023年10月于台北举行的一次有100名外国贵宾和客人出席的晚宴上承诺说他将维持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强调既不向中国大陆屈服也不挑衅北京,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当选,赖清德可以在就职演说中重申蔡英文2016年就职演说中作出的承诺,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和1992两岸条例(译者注:即台湾地区于1992年9月18日开始施行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这是台北管理与北京关系的法律。

随着台湾加强其军事威慑——包括提高抵抗封锁和击败解放军的能力——它还必须实施额外措施来加强其保证的可信度。赖清德在8月份就名称问题明确立场时迈出了正确的一步:“蔡英文总统用‘中华民国(台湾)’来描述我们的国家。我将来也会继续这样做。”这和其他声明向中国做出了口头上的保证。但由于民进党1991年的宪章仍然呼吁创立“台湾共和国”和新宪法,北京对他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坚持这一立场的意愿仍存疑虑。如果他赢得选举,赖清德应该考虑重新审视民进党立法者在2014年提出的暂停1991年党章中的关于台独条款的建议,这是一个不具约束力且可逆的步骤,可以使任何对现状的口头承诺具有更多分量和可信度。正如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所倡导的那样,这样的步骤也可以是减少紧张和建立信任的逐步互惠过程的一部分。

正如美国不应排除最终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只要这样的举动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台北也不应采取将这一结果永久封闭的行动。为了防止战争,台湾必须让北京的领导人相信,和平统一仍然是可能的。

给美国的建议:对台政策少些可能影响互信的波动

作为台海争端的第三方,美国也必须仔细考虑其威胁与保证的结合。其首要目标是阻止中国军队攻击台湾,但如果北京不相信美国的保证,威慑就不会奏效。例如,对于美国来说,中国仍然怀有希望,认为在将来某个时候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解决与台湾的分歧;中国的这一可能的行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必须说服台湾公众接受某种形式的和平整合的优点——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鉴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北京可能会出现更具吸引力的政府,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华盛顿应尝试影响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想法。另一方面,美国应避免发表不当声明或采取过激行动,从而导致北京得出结论认为统一只能通过武力实现。

与其“一个中国”政策一致,即不支持台湾独立或寻求恢复与台北的正式同盟关系,美国政府不应在其官方通信中使用台湾主权的象征,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或像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国防部报告中所做的那样称台湾为“国家”或“盟友”。如果美国官员无意中这样做,比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2021年两次称台湾为国家,他们应立即发布更正声明。值得称赞的处理此类失误的例子是白宫承认在推特上发布有关美国向台湾提供COVID-19疫苗的信息时包含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片是一个“诚实的错误”。由于北京担心台湾可能只是美国更广泛遏制战略中的一颗棋子,美国官员不应暗示台湾是美国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战略资产。

拜登政府坚称其未对“一个中国”政策做出任何改变。但拜登的言论已多次打破战略模糊并导致台海两方对美国政策的误解。在2021年8月接受ABC新闻采访时,拜登错误地表示美国有条约承诺保卫台湾,并将美国对台湾的“神圣承诺”与其对日本和韩国所作的承诺相提并论。拜登在2021年11月告诉记者台湾“是独立的”并“自己做决定”,这与长期以来美国不承认台湾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政策相矛盾,是迄今为止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最严重的错误陈述。

这些声明对于破坏威慑的作用远远大于增强威慑。北京长期以来一直预计,如果中国试图强迫统一,华盛顿将介入。《台湾关系法》是国会在1979年通过的一部法律,用于在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后定义华盛顿与台北的非正式关系。该法案指出,“任何以非和平手段决定台湾未来的努力,包括抵制或禁运”,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对美国而言极为重要。”美国不需要对台湾的承诺做任何进一步澄清或加强,任何美国官员也不应暗示或建议恢复台美正式联盟。这样对台湾的无条件承诺可能会被两岸视为为台湾更强硬的独立派寻求与中国正式分离开绿灯。

美国政府应该提供一份全面而高层次的声明,阐述其“一个中国”政策,并用美国人民能理解的语言解释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机械地重复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包括《台湾关系法》、1972年、1979年和1982年的三个中美联合公报以及里根政府1982年对台北作出的“六项保证”。更完整的声明,如由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发表的演讲,应重申拜登据称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达的立场,包括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也不寻求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策略的一部分或鼓励台北走向独立。这样的声明应包括先前政府提供的保证,即美国将接受双方和平达成、且得到台湾人民同意的任何结果,。

直到最近,拜登政府的官员都没有公开呼吁恢复两岸对话以减少误解和处理问题,这在特朗普政府之前是美国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2023年10月在台北举行的媒体圆桌会议上表示,美国支持两岸对话,并呼吁北京开始与台湾对话,这是值得欢迎的。尽管北京对两岸对话破裂负有一定责任,但美国未能鼓励恢复对话被北京解读为华盛顿不希望两岸解决争端的新证据。如果北京认为华盛顿并不真正希望解决两岸紧张局势,美国将更难以威慑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攻击。

美国官员还应努力确保台湾不破坏现状。蔡英文领导下的台湾值得称赞地开始加强其防御,但她的政府也审慎地避免推动亲独倡议。这与她的民进党前任陈水扁有所不同,后者在2008年举行了公投,探求以“台湾”而非“中华民国”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这被北京和华盛顿正确解读为推动台独的策略。由于联合国是一个只接纳主权国家的国际机构,以“台湾”而非“中华民国”名义申请加入将宣称台岛的全面独立。如果台湾未来的政府或主要政治人物似乎在推动类似可能改变现状的言行,美国官员应在私下、公开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表达关切。美国永远不应与北京协调其台湾政策,但如果对台湾关于单方面主张独立的行动的谴责只是私下进行,华盛顿应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北京这一警告,以保持美国保证的可信度。

美国可以更透明地说明其与台北“非正式关系”的边界,包括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不会访问台湾的自我限制。长期以来,台湾的正副地区领导人被允许在前往其他国家的途中通过美国进行“过境访问”,但他们不访问华盛顿。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此类过境是私人的、非正式的,是为了“旅行者的安全、舒适、便利和尊严”而安排的。因此,这些过境不应成为大型、公开、政治性质的活动的场合。遵循这一先例并保持一致性,将使美国的立场更为可信,即美国不像对待主权独立国家那样对待台湾。

美国官员,包括国会成员,应避免发表与《台湾关系法》不一致的声明。呼吁美国承认台湾为独立主权国家或提供无条件的防御承诺的决议,实际上是暗示华盛顿试图恢复其在1979年废除的与台北的联盟,它只能削弱美国的威慑。国会立法应专注于帮助台湾自卫,并以与《台湾关系法》一致的方式增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能力,同时避免象征性行动,这些行动对增强台湾或美军的实力毫无作用,还可能削弱美国对中国的保证的可信度。

正如行政部门不派遣美国政府前四位高官到台湾一样,作为政策,国会也不应允许参议院议长(也就是美国的副总统)、参议院临时议长或众议院议长出访台湾。这些官员有足够的非正式渠道与台湾交流信息并支持台湾,而无需为北京加大军事压力并指责华盛顿和台北是台海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提供藉口。如此表达美国对台湾支持的行为只能适得其反,因为它们只会使岛屿的安全状况更加不稳定。       

总结:真正的威慑离不开“刚柔并济”

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错误地将在威慑之余做出有关局势稳定的明确保证与绥靖政策或屈膝投降混为一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可信的威胁之外,可信的保证是威慑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鉴于当下解放军的快速现代化和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美国需要加强其在东亚的军事姿态,并协助台湾提高其防御能力,帮助岛屿抵御潜在的封锁。美国将需要区域盟友的合作,以对其军事姿态进行必要调整。但未向北京提供有关此类调整目的的保证,将降低盟友合作的可能性——并使中国更难为美国的威慑所动。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保证意味着软弱,并致使大陆攻台。恰恰相反,这些保证将有助于加强包括增强美军在东亚存在和加固台湾防御在内的威慑战略。正因为需要采取强硬措施,华盛顿和台北就必须同时采取富有成效的外交措施,向北京保证,如果放弃使用武力,它将不会受到惩罚。

线上讨论: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奋斗和作用

主办机构:

美中教育基金会、卡特中心、美国腹地中国协会、美国华人联合会和亚太美国人公共事务协会

时间:北京时间12月6日上午8点30分;美东时间12月5日晚7点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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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rising U.S.-China tensions, some Americans contend that the risks of educating students from China outweigh the benefits. The voices of those who have lived the Chinese student experience in America are essential to this debate, yet often overlooked. To add this personal perspective, USCET has assembled a panel of former Chinese students, all now successful Americans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their chosen fields. In addition to viewing this issue through their own experiences, our conversation will draw on Three Decad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91-2021, a survey report released this fall by USCET and the China Data Lab at UC San Diego. Join us as we put a human face on the the role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何瑞恩:美国应继续将中国留在现有国际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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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3年10月24日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网站,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主任、资深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原文英文标题为“What America Wants from China—A Strategy to Keep Beijing Entangled in the World Order”。何瑞恩在文章里就美国近期与中国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可能调整措施两方面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批评美国当下对华政策缺乏明确目标,并可能引发美国盟友在是否与美国统一对华政策方面选择观望态度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何瑞恩呼吁美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运作中将选择接纳而非排斥中国,并通过促进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在现有国际体系中适当放权给其他主要国家的方式,继续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力,避免中国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原文较长,本文为综述,包含其文中主要观点、论据、和论证逻辑。请点击此处查看英文原文。本站特约评论员笛扬汇总。

在简单描述了近年来的美中关系后,何瑞恩在文章开头便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刻批评。他指出,尽管美国官员频繁公开讨论与中国的竞争,但美国政策制定者尚未明确表述这场竞争的具体目标。拜登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强调了与中国“竞争而非冲突”的意愿,这表明了美国寻求通过竞争而非直接对抗的方式与中国互动。然而,何瑞恩认为,这种缺乏明确目标的策略可能会导致国内对政策的支持不足,同时使盟友在不清晰的战略方向下选择保守行动。如果美国民众不了解国家战略的具体目的,他们可能不会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或为此做出牺牲。此外,这种不明确的目标也可能导致美国的盟友在面对与中国的潜在对抗时选择观望。盟友们可能会担心,如果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投入太多,而美国又突然改变方向,他们可能会面临来自北京的报复。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又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呢?何瑞恩的整体构想是:美国应通过出让部分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以重新取得中国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在邀请中国入围的同时,“分一杯羹”给诸如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世界强国,以避免他们倒向中国所规划的新国际秩序,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建立一套足以取代当下国际秩序的新体系的可能。

在具体的落实层面,何瑞恩提出,美国应该确立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即维持一个既支持美国安全和繁荣、又包含中国的国际体系。他认为,与冷战时期试图孤立苏联并迫使其崩溃的目标不同,美国今天的目标应该是使中国在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准则内实现其国家抱负。这种策略需要美国重新投入到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同时应对中国试图以新的国际秩序取代当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何瑞恩在文章中强调,维护一个包含中国的全球体系将是一个复杂且艰巨、的过程。他指出,在当下美国国内政治分化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在维护其设计的现有国际体系方面显示出日益增长的矛盾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开始在部分领域提出自有的国际新政策,例如在贸易、全球健康、气候变化和军控方面的政策。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对当前的国际秩序怀有的不满和可能的挑战,尤其是在那些威胁到其特有治理模式的方面。

何瑞恩还对中国在领导人更迭后的政治前景进行了简单讨论。他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治出现了剧烈变化的例子,并以此推测类似的情况可能在当下领导人离任后再次发生。他认为,那时中国的新领导人可能会重新考虑国家的方向,选择更多地融入全球经济,而不是转向自给自足和或与发展中国家的有限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何瑞恩认为美国需要接受国际体系权力将部分发生转移的现实,并据此调整其战略。他提出,国际体系的权力正在发生转移,例如,安理会等机构需要适应自二战以来的权力重分配,例如扩大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名额。这种调整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当下由美国指导的这一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并为该秩序争取到全球更多支持者,以免将当下诸多新兴国家推向中国所设计的新国际秩序的怀抱。

何瑞恩还提出,美国应通过多边机构来应对全球挑战。他认为,美国应通过如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G-20)和联合国等机构解决全球性挑战。在这些多边机构中的合作有助于维持一个降低跨国合作壁垒的全球体系。此外,何瑞恩还认为,美国需要通过多方合作和对话来鼓励中国投资于多边解决方案,这样既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全球性问题,也可以使中国更多地融入国际体系。

何瑞恩的文章展现出了美国自由派智库学者对于当下美国在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政策逐步失去全盘考量(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相应上升)的担忧,并期望“以退为进”,力求继续保住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绝对地位和强大影响。何瑞恩所提出的美国对华政策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或维持一个既包含中国又支持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国际体系等建议,更多是通过暂时的让步换取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固,以期在未来寻求新的机会。毕竟,就如何瑞恩文中所言,在中国国力扶摇直上、国际影响日益增大的时代,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帮助美国寻找、并确保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的“稳定与包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世 中美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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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11月29日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从肯尼迪到拜登,他为12任美国总统担任过顾问,被称为“二战”后权力最大,受到的评论最两级分化的美国国务卿。他促使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并在冷战最激烈时期重塑了美国与苏联的权力关系,在197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最为中国人民熟知的事迹是奉尼克松之命秘密访华,是促成中美关系破冰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访问中国最多的美国政界人士。今年5月,尽管中美关系紧张,尽管他已100岁,他依然前往中国并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受到尊贵礼遇。基辛格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上个月24日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的晚宴。他说:“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我相信美中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至关重要,符合两国自身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 

在基辛格逝世当晚,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其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亨利·基辛格博士是世界著名战略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半个世纪前,他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既造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他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为毕生追求。基辛格的名字将永远和中美关系联系在一起。基辛格博士将永远被中国人民所铭记和怀念。

基辛格去世之后,本站编辑与中美两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取得联系,请他们就基辛格的遗产谈谈自己的看法,本站将陆续发表他们的文字。目前已经发布的评论来自上海纽约大学暨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陈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和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

点击这里查看本站特别推出的“基辛格专栏”。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北京时间2023年11月30日上午,我按时出现在《中美关系史》课程的本科课堂上。在上课之前,看到了手机消息的推送、得知了基辛格博士逝世的消息,而我这周要讲授的内容恰恰是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破冰与建交,这可谓是基辛格参与其中的杰作,是其外交生涯最精彩的一幕。

半个世纪之前,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远见卓识、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打破了两国隔绝对抗坚冰,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篇章。随后的50多年来,基辛格博士百次访华,积极务实地影响到了美国各界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两国关系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的作为展现出一种值得钦佩的外交哲学。这是一种勇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做出对历史负责的决策的外交哲学;一种从一个国家从自己在全人类命运中能够扮演各种角色的角度出发做出选择的外交哲学;一种能够超越国内政治的纷扰与碎片化、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来做出判断的外交哲学。这恰恰是当前华盛顿在思考对华政策中所特别需要的、特别稀缺的。随着基辛格的离开,这种需要将更为突出而迫切。美国未必要等待下一个基辛格,美国应该从对历史、对人类、对世界负责的行动中遇到新的基辛格。

洛德大使(前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

基辛格博士去世,我在两个层面感到万分惆怅。

首先,世界和美国失去了一位为和平奔走的巨人,我失去了一个我所尊敬的朋友和老师。
其次,近年来,有不少人忘记、扭曲和玷污他的遗产,让人非常痛心。

上世纪70年代,他是自己的第二祖国美国和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人。在水门事件引发宪政危机并导致人民对政府失去信任之时,他为维护这个国家的国际信誉和国内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在与中国改善关系方面的丰功伟绩之外,基辛格博士稳定了(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经过谈判(与莫斯科)签署了第一个限制核武器的条约,通过谈判结束了越战,为中东实现停火奠定了基础,改变了美国对南非洲的传统政策,开始支持多数人执政。

简而言之,在80年的生涯里,基辛格博士改变了美国在世界舞台的作用,著作等身,为世界各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建言献策,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和世界关于国际关系的话语。基辛格博士的精明举世无双,他的精力令人叹为观止。

我会深切地怀念他,世界也会。

吴心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基辛格是一位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移民,15岁才随家人移民美国纽约。因为他早年个人的经历,包括经历过纳粹,经历过战争和动荡,所以他特别注重思考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平与安全。他在考虑中美关系的时候,也是把中美关系放在这样一个大格局里面来考虑的。在今天,我觉得美国不管是对华的决策还是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判断,包括中美关系的研究者也好,都已经缺乏基辛格式的智慧,他们没有这样一种从世界格局来看中美关系的大格局、大视野,或者说拥有这样视野的人很少了。

基辛格本人是中美之间的一座桥梁、一个重要的使者,上百次的访华经历,让他与中国的领导人、政府官员以及专家学者都有着广泛的交流,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基辛格与中国领导层长期而真诚的交往,跨越了半个世纪,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领导人都有交往,这种阅历十分罕有,在美国无人可比。再次,从尼克松时期开始,多任美国总统都在对华关系上征求过基辛格的建议,很多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采纳。而每每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重要时刻,基辛格都充当两国之间的使者,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不再从政的基辛格,选择向更多专业人士和公众分享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正因此,基辛格的逝世,给真正关心中美关系发展的人们带来巨大损失与无限遗憾。

真正关心中美关系发展的人们怀念和纪念他,他的外交理念与对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为人铭记。

陈兼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暨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

看到基辛格逝世的消息,某种“一个时代终结“的感觉骤然间涌上心头。就在几分钟前,我刚刚完成了”Zhou Enlai: A Life” 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将于明春出版)的最后一项工作——对全书索引的校读。不禁想到,周恩来和基辛格都是那个时代的外交巨人,并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遗产。

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在我看来,应当是他们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历史视野所共同造就的中美上海公报。那是一个在外交史上没有先例的“基础性文件“,它在叙述中美两国之间的种种分歧的同时,也着重阐述了两国以“反霸”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支撑点,在国际规范和规则层面的一系列共识。

由此而架起的,是一座历史的桥梁——它把由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所开启、由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通过“大西洋宪章”而发扬光大、又由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所付诸实施的“自由主义世界体系”同二战后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潮流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大局变化连接在一起,也为中国由“革命国家“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的”内在成员“的国际身份转变(这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进程同步发生的),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今天这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中国和世界都处在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在悼念基辛格时,这也许是人们最应当记取的他的历史遗产之一——并以此为出发点,在真正意义上推动并深化以市场化为核心和底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并继续促进服务于全人类福祉的全球化进程。

 

为罗莎琳·卡特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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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于11月19日在佐治亚平原镇家中辞世,享年96岁。卡特夫人于半年前被诊断出患有痴呆症,去世前两天刚开始接受临终关怀。而她的丈夫、前总统吉米·卡特已进入临终关怀9个月。两人共同生活了77年,并育有四名子女,是美国历史上结婚时间最长的总统夫妇。 

为期三天的罗莎琳·卡特夫人的纪念活动于11月27日星期一开始。 

27日早晨,卡特夫人的遗体从一家医院被抬上一辆灵车,由几代卡特总统夫妇的特勤局警卫人员护送到乔治亚西南州立大学的罗莎琳·卡特健康与人文科学综合楼,并在那里举行了敬献花圈仪式。之后,车队启程前往亚特兰大的吉米·卡特总统博物馆,在大厅里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当天下午六点到十点,所有愿意向卡特夫人告别的人均可在固定地点乘车前往吉米·卡特总统博物馆。 

图源卡特中心

11月28日下午,卡特夫人的正式追悼会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格伦纪念教堂(Glenn Memorial Church)举行。拜登总统夫妇、副总统贺锦丽夫妇、克林顿前总统、以及所有在世的前第一夫人,包括梅兰妮亚·特朗普、米歇尔·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和劳拉·布什,都出席了此次追悼会。 

出人意料的是现年99岁的前总统吉米·卡特本人也出现在追悼仪式上。卡特总统坐在轮椅上,盖着一条印有妻子面容的毯子,从头到尾参加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追悼活动。卡特上一次公开露面还是在9月23日:当时卡特夫妇二人一起参加了平原小镇(Plains,Georgia)花生节游行,并透过车窗向公众致意。他们的小女儿艾米(Amy Carter)在整个葬礼过程中都坐在父亲身边,紧握着他的手。孙子杰森(Jason Carter)说卡特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们一家人都知道,他绝对不会错过和罗莎琳的告别。 

卡特夫妇的次子詹姆斯 (James Carter)首先致悼词,他说:“我母亲是我们家的粘合剂,经历了起起伏伏和风风雨雨的家庭政治生涯。”而艾米则朗读了卡特75年前在海军服役时写给当时女友罗莎琳的情书: 

亲爱的,每当我离开你,我都会为重逢时发现你有多么美好而兴奋。在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我总是努力说服自己,你不可能、也不应该像我记忆中那样甜蜜和美丽。但当我见到你时,我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了你。这听起来奇怪吗?对我来说并不奇怪。再见,亲爱的。明天见。 

–吉米 

卡特中心理事会主席、卡特夫妇的孙子杰森 称赞了他祖母为全球人道主义所做的贡献,称她是”我们家的磐石,也是一个冒险家、航海家、登山家”。美国著名电视记者朱迪·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认为卡特夫人改变了公众对“第一夫人”的定义,并说:“罗莎琳·卡特会非常高兴地看到她今天把你们大家聚集在这里。”这句话引起了现场的阵阵笑声。 

图源卡特中心

11月29日,仅对家人和朋友开放的葬礼在卡特夫人的老家平原镇的玛拉纳瑟浸信会教堂(Maranatha Baptist Church)举行。葬礼仪式简单、庄重,卡特总统的长子约翰(John Carter)、孙子乔什(Josh Carter)和教会的牧师劳顿(Tony Lowden)先后发言。仪式在唱诗班哀婉的圣歌中结束,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葬礼结束后,卡特夫人的棺木被美军海陆空仪仗队队员移上灵车,前往卡特夫妇已经住了60多年的房院中下葬。 

灵车车队驶过平原镇的街道,经过罗莎琳夫人曾上学的高中,和卡特总统结婚的教堂等地,沿途有不少民众也向她做出最后的告别。 

图源卡特中心

在卡特入主白宫时,罗莎琳·卡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第一夫人,积极倡导当时美国社会鲜少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被媒体称为“钢玉兰” (steel magnolia)。卡特竞选连任落败后,夫妇两人回到了家乡佐治亚,建立慈善组织卡特中心 (Carter Center),致力于谋求和平、抗争疾病和建立希望。 

卡特夫妇的孙子乔什在葬礼上发言的结语是对卡特夫人丰富、丰满、成功的人生的最好总结。他说,祖母曾多次对家人讲,在吉米·卡特还在海军服役时,她是军嫂,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最美好的生活。成为佐治亚州州长夫人时,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达到了巅峰。随后,当她成为了美国的第一夫人,她以为那是人生的极致。但是,她真正最美好的时光,是1982年她和吉米一起创立卡特中心之后的日日夜夜。去年是卡特中心成立40周年。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向罗莎琳·卡特告别和葬礼的信息。 

彭博社专访基辛格:我们的工作不应当是去驯服中国

【本文原载于观察者网,翻译,编辑:宁栎,凯莉,发布时间:2020年11月24日】

11月16日晚,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彭博合作举办的2020年“创新经济论坛”线上视频会议上,彭博社总编米斯伟对话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探讨在接下来阶段中美双方如何应对双边关系。观察者网翻译对话实录,供读者参考。

米斯伟:基辛格博士,非常感谢您再次参加彭博社“创新经济论坛”。之前您和我共同参与的一次讨论中,谈到今天会议小组应该聚焦于哪些问题。我们期待这次的讨论能媲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正是那场多国领导齐聚一堂的会议在欧洲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和平。您的第一本书题为《重建的世界》,就是关于那次维也纳会议。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要保持长久的和平,您认为必要条件是什么?假定总统会是乔·拜登,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您认为他需要做什么?

基辛格:我认为首先美方需要和中方领导人开展对话,探讨需要努力尝试预防什么?两国领导人要商定,无论有什么其它冲突,都不会走向军事冲突。同时,双方商议形成制度化的架构,(在这个架构里)中方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分别指定他们信任的高层官员代表他们与对方保持联络沟通。在讨论完需要避免的冲突之后,我们可以讨论需要共同达成的目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此前从未遇到过体量与本国相当的国家。这是(中美两国)首次经历,而我们必须防止双方滑向冲突,希望双方能做出一些合作的努力。

米斯伟:去年的“创新经济论坛”上,您(把两国关系所处的位置)描述为“冷战的山脚下”。目前来看,您认为我们是否在进一步往山上爬?

基辛格:我认为目前我们在山路上,而这个进程不应当继续下去。

米斯伟:刚刚您提到了美方应当做的一些工作,您认为中方还有哪些有能力且应当进一步做的工作呢?

基辛格:围绕人权事务产生的分歧。很重要的一点是,双方都要理解对方的敏感点,并不是一定要立马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把问题的严重性降低到有回旋余地的程度。基本的历史性问题之一是,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是针对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务实政策,而中方外交政策(的制定)仍然是立足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因此当中美最高领导人会面时,他们不一定是在谈同一个话题。我们美方必须开始理解这些历史性问题,而中方应当理解:重要的不光光是达到目的地,在此过程中的一些节点也要应对。

米斯伟:您认为是否有办法让人们以史为鉴?您觉得中国人对全球化的解读是否和美国曾经的解读一样?

基辛格:中国的历史和美国很不同。美国的历史基本上是连续的成功。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屡次陷入危机。美国则很幸运,没遭遇迫在眉睫的危险。中国经常被一些谋划和破坏中国统一的国家包围。美国和中国都有必要去充分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对方关于国家利益的基本定义和原则,这样才能启动对话。我们能从历史学到的是,一旦社会滑向冲突就可能出现重大灾难,尤其是某种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复出现,直到突然爆发。一战就是这么爆发的。当前的问题和过去几十年里应对过的十多项问题并没有本质不同。但以前用过的外交手段,这一次就不管用了。我们要设计新的办法来避免冲突的爆发。当然,任何一方都会捍卫各自的国家利益,这应当予以理解。我们的工作不应当变成去驯服中国。这个问题能够通过达到双方共存的结果得以解决。

米斯伟:在您看来,特朗普是不是加速了美国对华关系的进程?他是否描绘了某种对华立场,他有没有做任何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工作,还是说任由中美关系走了下坡路。

基辛格:我认为特朗普更多采取了对抗的方式,而非谈判的方法,但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进行运用。在(执政)最初阶段,强调美国人对于世界经济演变失衡的深层次关切非常重要。在当时,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在那之后,我个人倾向于采取更为不同的方式。

米斯伟:拜登圈子里有些人主张,民主国家应该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在你看来,这种观点是否合理?还是只是一种挑衅?

基辛格:我认为民主国家应当合作,无论其信念支持什么、宣称什么。我认为为了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而形成联盟是不明智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结成联盟来预防危险。当然,有史以来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美国始终是利益攸关方,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必须始终牢记的。

米斯伟: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欧洲能做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基辛格:目前欧洲面对的待解答的问题是,在与世界其它地区关系的演变中,他们会尝试扮演完全独立自主的角色?还是会认为形成统一的跨大西洋事务立场?这点非常重要。换句话说,欧洲是把自己看成亚洲边缘的一个半岛,还是一个在历史和共同利益上与美国关联(的地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取决于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米斯伟:在您看来,欧洲是否把自己看做美国的跨大西洋的盟友?还是说在召唤中转向欧亚大陆?

基辛格:在我看来,往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都存在。这于欧洲和美国而言素来都是挑战。

米斯伟: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自从我们上次谈话以来,出现了一个重大事件——新冠疫情。关于疫情对全球权力平衡的影响,它改变了全球权力平衡吗?很多人认为美国没能应对好此次大流行,看看美国的死亡病例,再对比其它国家,比如中国,应对情况要好得多。

基辛格:评判各国的表现,一方面是满足国内医疗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向全球、所在地区释放的信号,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但是我不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看新冠疫情。我认为我们能从新冠疫情获得的经验教训是,特定问题只能通过大范围合作甚至是全球合作才能解决。

米斯伟:这是否就是你在一开始提到的,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坐下来建立合作框架,可以共同商议解决新冠疫情、气候变化、贸易等问题?

基辛格:我不想说美国和中国关系会很和谐。我想说,中美之间还是会有紧张和拉力,问题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能够合作的方向。尽管会有其它事务让双方产生分歧,但只要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否则,世界将面临与一次大战同等级别的灾难,而且当前的技术力量要比历史上更难以控制。

米斯伟:基辛格博士,谢谢您为本次“创新经济论坛”奠定基调,我代表彭博社向您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