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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美国人正对大学文凭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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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尔街日报  来源:观察者网

根据最近的一项联合调查,美国社会对大学文凭价值的信心正在下降,多达一半以上的年轻人、男性公民以及美国农村地区居民认为,大学文凭所带来的收益难以平衡为其付出的成本。这项调查是由《华尔街日报》和NBC新闻联合进行的。

调查结果显示,与4年前相比,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价值的信心已经严重流失,美国不同性别、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党派之间,在这一议题上的分歧持续扩大。对于几十年来学费不断上涨的美国大学而言,他们受到来自公众的要求大学控制教学成本、调整课程设置的压力,而此项调查的结果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7日刊发了该报记者撰写的报道《调查显示:美国人正对大学文凭失去信心

调查者于8月5日至9日共访问了1200人,在全美范围内,49%的受访者认为四年制大学的文凭有助于毕业生找到好工作并获得更高的收入,47%的人持相反意见,前者仅比后者高两个百分点;而在4年前针对完全相同的问题,前者要比后者高13个百分点。

对这一数据变化造成主要影响的群体是没有获得过四年制大学文凭的那些人,包括从未读过大学、只进修过部分大学课程或仅取得两年制学位的那些人,他们越来越怀疑文凭的价值。在这一群体中,对于上大学是否物有所值的看法,4年前还基本是五五开。今天,对大学文凭价值持怀疑态度者所占的百分比,已超越对立一方十几个百分点。

然而,针对同样的问题,已获得本科学历者的看法与4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63%的人认为上大学是值得的,31%认为不值得。

但某些群体的观点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多数女性受访者仍然认为四年制大学文凭物有所值,但男性受访者的看法却变化非常明显。4年前,认为大学文凭物有所值的男性比例比对立观点比例多12个百分点。而如今,认为上大学并非物有所值的男性已占据上风,比认为物有所值者的比例多10个百分点。

与上述情况类似,在18至34岁的人群中也出现了这种反转的趋势,其中质疑大学文凭价值者占57%,而认可学历价值的人仅占39%,这一结果与4年前相比完全相反,当时质疑者占39%,认可者占57%。

就今天的情况来说,民主党人、城市居民以及自认社会中上阶层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为接受大学教育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是值得的;而共和党人、农村居民以及自认穷困或工薪阶层的美国人则倾向于认为不值得。

研究数据显示,获得过大学学位的人平均经济状况要好于没有学位的人。例如,有本科学历者的失业率为2.7%,而有高中学历者的失业率则高达5.1%。此外,美国劳工部的一项研究还显示,有学士学位的人,其收入水平要高于从未读过大学的人。不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另一项调查则显示:近年来,拥有学位为工资带来的优势已经显著弱化。

美国学生助学贷款放贷总额已激增至1.3万亿美元,而其中已有数百万美国人的助学贷款逾期未还。

美国天普大学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韦伯表示:“很多人认为学费已经过于高昂,他们觉得自己读的大学并非哈佛,也不是州立名校,这样高昂的学费与学校的档次是非常不符的”。现实也的确如此,很多美国人都在为支付高昂学费去念一所非常普通的大学而抱怨连连。

也有一些美国人认为,学会一项专业技能比上大学更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保障。

来自科罗拉多州拉夫兰市的杰夫·麦肯纳今年32岁,他也认为读大学是得不偿失的。他曾就读于一所职业学校,取得了机械师资格证。如今,他每年底薪五万美元左右。他表示,即使在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他也从未遇到过连续三个星期一直接不到活的情况。

杰夫·麦肯纳说:“我有几个高中同学后来上了大学,有的还读了研究生,但他们现在的收入也不过是我的一半,而且还背着五万到七万美元的债务。其实,美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对大学文凭价值的质疑,以及美国就业市场近期的强劲表现,或许是近10年来美国大学入学率下降的部分原因。为应对这一情况,许多高校已决定减免学费并提供更多奖学金。

另外,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联盟以及佛罗里达大学等高校,正在努力通过营销手段来改善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其中,威斯康星大学联盟已在全州各地打出广告,凸显本校校友对地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密歇根州立大学负责品牌战略与公关事务的副校长海希尔·斯维恩则表示:“我们已经意识到,各项民调都显示,人们对大学的信心正在流失,许多大学都面临这一问题。我们密歇根州立大学目前在采取措施,以便让大家从多个层面认识到接受大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佛罗里达大学教务长约瑟夫·格洛弗表示,民意的变化让他“有点吃惊”。“这种民意变化确实存在。一部分人上了大学,懂得了终身学习的价值;而另一部分人没有上过大学,他们永远不会真正明白大学带给整个社会的价值。正是这两部分人的脱节,导致民意发生了变化”。

约瑟夫·格洛弗表示,高校的职责是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政治风向变化不定,但我们坚信,大学一直在为这个国家提供着巨大的价值”,约瑟夫·格洛弗说。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9月7日美国《华尔街日报》)

来源时间:2017/10/10   发布时间:2017/10/10

旧文章ID:14334

美共和党高官把白宫比作“成人日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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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姆•弗莱明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共和党一资深参议员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起了不同寻常的公开抨击,称白宫正运营着一个“成人日托中心”,而特朗普的行为可能会把国家带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鲍勃•科克(Bob Corker,文首图左)此言是在回应特朗普在Twitter上对自己的一连串炮轰。这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因宣布明年不寻求连任而遭到特朗普炮轰,后者发帖谴责他没“胆子”再次竞选。
  科克在Twitter上以及周日接受《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采访时发表的这些言论,代表着一位共和党重要议员对特朗普发起的最刻薄的抨击,这暴露出了白宫与党内高层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
  科克与特朗普关系转恶将对特朗普的议程构成新的威胁,因为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拥有很小的领先优势,而且他们正试图在没有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推动通过各种措施,包括一项野心勃勃的税改方案。
  科克是特朗普的早期支持者之一,而且一度被视为特朗普可能的竞选搭档,但他如今在批评特朗普方面已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科克不寻求在明年连任的决定似乎为他进一步松了绑。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科克表示,特朗普把当总统视为一场电视真人秀,他向别国发出种种威胁,而这可能会把美国推上“第三次世界大战之路”。
  这位田纳西州议员表示:“他令我感到担心。”科克接着说,政府的高官们不得不在白宫对他加以约束,很多共和党人也像自己一样对特朗普感到担心。“他肯定会让每一个关心我们国家的人感到担心。”
  早些时候,科克在Twitter上发帖称,“可耻的是,白宫已变成一家成人日托中心”,而且“今天上午显然有人翘班了”。
  此言是对特朗普之前说法的回应。特朗普之前表示,科克曾乞求他支持,未能如愿后决定不寻求连任。
  “我完全相信科克将成为一个负面声音,并阻碍我们的伟大议程,”特朗普在Twitter上表示,“没胆子出来选。”
  科克后来在采访中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表示特朗普曾敦促他竞选连任并向他提供支持。
  译者/梁艳裳

来源时间:2017/10/10   发布时间:2017/10/9

旧文章ID:14330

谷歌调查俄罗斯利用其平台干预美国大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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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汉娜•库赫勒  来源:FT中文网

  谷歌(Google)正在调查YouTube、搜索引擎和Gmail上的可疑广告,以求理解俄罗斯利益代理人是否曾利用该公司的平台影响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这家Alphabet旗下的互联网公司展开调查之前,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已启动了调查。后两家公司都已发现,在去年的美国大选前后,俄罗斯团体尝试购买针对美国受众的、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广告。
  在调查人员调查俄罗斯对去年选举的干预之前,美国国会已传唤这三家公司作证,内容包括在线散播误导信息和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发起黑客攻击。
  谷歌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对滥用其系统的企图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谷歌不但自行调查,还与其他公司展开合作。
  “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广告政策,包括对政治广告对象的限制,以及禁止基于种族和宗教进行定位,”这位发言人说。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最先报道了谷歌已发现可疑活动的事情。该报表示,谷歌已发现了俄罗斯代理人在该公司旗下几个平台——包括其广告网络DoubleClick——支出数万美元。
  谷歌旗下视频网站YouTube也面临着有关一个名为"Williams and Kalvin"的频道的问题。在该频道上,两个视频博客博主提出,非裔美国人不应投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每日野兽》(Daily Beast)报道称,Facebook和推特上的对应账号已被注销,因为他们被查实参与了俄罗斯施加影响力的行动,但YouTube仍保留他们的频道。
  YouTube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家视频网站将终止屡次违反其服务指引或条款的用户的账号。“所有上传至YouTube的视频都必须遵守我们的社区指引,我们常态化清除社区成员举报的违反这些政策的视频,”她说。
  谷歌发起调查之前,Facebook已发现,一家俄罗斯团体花费了10万美元尝试购买展示给1000万用户的广告。美国媒体称,这些广告瞄准了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等摇摆州,主题从种族到枪支、再到保护说“圣诞快乐”的权利。
  推特发现了200个可疑的俄罗斯账号。但该公司受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副主席、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的批评。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对去年美国大选的干预情况。华纳抱怨称,推特利用了Facebook的调查结果,仅仅寻找已被这家规模更大的社交网络平台列出的用户的账号,而没有对可疑活动进行更广泛的搜索。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10/10   发布时间:2017/10/10

旧文章ID:14329

军工复合体,美国政治的幕后“大佬”

作者:杨育才  来源:环球时报

  最近,蒂勒森和特朗普的关系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传闻称,两人的关系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在这些媒体的报道和分析中,继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成为接替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又一“热门人选”。而蓬佩奥也是一名美国退役军官,这不由得会让人觉得美国现政府中的“军人”色彩又增加了一抹。
  在财力方面,美国军队则成为受益者,美国参议院不久前以压倒性优势批准了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向军队提供近70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依照这份国防预算,美军计划扩大导弹防御力,减少关闭军事基地。优先项目包括核打击力量的维护、网络作战和防御能力的提高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同时,美国国务院于今年9月中旬批准并由防务安全合作局报告的2017财政年度武器销售额为759亿美元,刷新了近十几年来的年度纪录。不难看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真正的受益者。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新一届政府的“行事”路线与以往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倾向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国内国际政策走上前台,被标榜为“美国利益至上”。白宫似乎不再强调美国对世界的“灯塔形象”和领导权,转而作为草根代表,喊出了新时期美国民众和社会意识中难以掩饰的“自我利益优先”呼声,瞬间使一向虚伪的传统精英感到难堪、尴尬甚至羞愧。
  实际上,这一政策和民粹话语不仅表面上抵牾精英阶层,更实际触动了大资本的利益,华尔街所代表的资本权力和集团利益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军工复合体的地位似乎还在逆势提升,影响力有增无减。显而易见的论据,就是前文列举的:美国军售总额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里快速上升,制造业回流美国军工产业成为重点;国会批准军方预算数额庞大,显示了军工产业充足的赢利空间。这一切似乎不符合美国政治生态改变的逻辑,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现实主义的客观角度去分析。
  第一,不能过高估计特朗普上台可能带来的美国政治变化。美国有分权制衡的政治架构,大资本当道、华尔街大佬操纵国运权柄的奥妙,在于通过院外集团对国会的影响、把控,在于直接由投资人利益决定的媒体——“第四权力”对民意的引导。
  且不说作为大房地产商的特朗普本人也是资本家,即使他真能超越自身阶级利益,要真心做一个“劳工天使”,他也只能在既有的国会握有最终权柄的权力架构下行事,近乎单枪匹马地挑战主要由媒体和精英决定的媒体舆论的“风车”。虽然以民粹代表的名义上台,但上台后的特朗普依然难以脱离传统的政治轨道。这一点看似超出了特朗普“民粹主义政治代表”的民主规定性,实则有着逻辑和现实的可能性。
  第二,需要从美国的权力机制理解军工复合体本身的政治分量。在长期对外扩张利益的过程中,美国投入到军工生产和贸易的资本大发横财,并不断巩固在美国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今天,军工复合体是大资本阵营中的一个突出板块,由企业、政客、军方、国会院外游说者和舆论界共同构成的超级利益集团,影响遍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由于拥有深度钳入美国政治的机制,军工复合体成为美国政治不可排除、不可替代的幕后力量,强大到足以塑造美国的政治生态。频繁发生的枪击事件和民众游行都不足以让政府在禁枪问题上前迈一步,显示了军工复合体利益的政治强势。
  第三,军工复合体的能量超大,缘于它与美国霸权利益和霸权战略的捆绑。对外军事强硬,并坚持以军事手段压制对手,支撑美元地位,支配全球贸易是美国霸权存在的基本动作模式。历史上,军工企业、五角大楼和国会形成利益关系的“铁三角”,成为美国对外鹰派态度的力量支撑。
  新时期,特朗普政府要通过制造业回流的再工业化提振美国经济,但“霸权渔利”的模式依然重要,不会轻言放弃。相反,在霸权衰落迹象显露的条件下,华盛顿为打压重要竞争对手,可能倾向于更多地采取军事手段以应急。而只要坚持霸权利益,美国政治就无法摆脱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分析近年来美国对台军售、军援以色列、保持庞大海军编队、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无不与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相联系。
  第四,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力,也由它作为美国制造业组成部分的国内经济地位所决定。军工生产和军火贸易是美国经济的一大支柱,在美国争霸权和推行霸权数十年过程中,军事经济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不断扩大,美国国内经济已经形成高度依赖军工产业的惯性。对地方经济,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就业意义重大,军工复合体的利益与美国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产业的兴衰影响国计民生。
  也因此,军工复合体对大众舆论的影响能力也举足轻重。凡此种种,决定了特朗普政府暂时根本无力撼动军工复合体的地位,相反需要借助军工产业的发展和军火贸易稳定自己的地位。
  长远看,在特朗普民粹主义倾向的政策框架下,政府与军工复合体的关系存在角力的一面。首先是民粹主义的税收政策可能要求削弱军工企业的超额利润,在民生艰难、大众对华尔街势力怨气冲天的背景下,特朗普当局“抑富济贫”的政策难以独独对民愤极大的军工复合体偏爱有加。
  其次是霸权衰落背景下,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也可能带来不确定的影响。主要是军费开支和军火贸易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军工复合体生存的条件和模式。特朗普政治与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前景究竟如何,一如美国霸权的命运走向,还需拭目以待。(作者是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7/10/10   发布时间:2017/10/10

旧文章ID:14328

特朗普政府将正式宣布取消电厂碳排放限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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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IMOTHY PUKO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简称EPA)局长Scott Pruitt称,特朗普(Trump)政府周二将正式取消联邦政府对发电厂碳排放的限制,从而导致围绕奥巴马(Obama)政府时期延缓气候变化的主要监管规定的博弈进入下一阶段。这一博弈可能会持续多年。
  Pruitt是周一在肯塔基州的一场活动上宣布上述消息的,他向一些由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召集的民众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撤销一项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对美国煤炭业的攻击的政策。《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其它几家媒体上周报道了特朗普政府即将采取这一行动的消息。
  奥巴马政府制定《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的目的是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将该计划作为美国在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核心举措。但将全球变暖称为一场骗局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已宣布,他打算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特朗普政府称《清洁电力计划》对企业不公平,且超出了EPA的法定权限。
  EPA尚未详细说明可能的替代方案,但《华尔街日报》周二看到的一份阐述EPA观点的43页文件显示,一个选项是缩小《清洁电力计划》的适用范围,使其管辖范围仅限于发电厂使用的技术及每一台发电机组的碳排放量。

来源时间:2017/10/10   发布时间:201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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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强调以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但建议军队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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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EN KESLING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im Mattis)表示,美国将通过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的方式来遏制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但他警告称,官兵们需要做好准备以防谈判失败。
  马蒂斯称,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正牵头采取外交和制裁手段,他在演讲中指出了朝鲜半岛全面开战将产生的恐怖后果。
  马蒂斯在美国陆军协会(Association of the U.S. Army)的年度大会上表示,现在正以外交手段为主、经济制裁为辅的方式力图让朝鲜停止核武器计划。美国现役部队、盟军联络官和国防承包商参加了这次大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周提到与军方将领会面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他在周末期间表示,与朝鲜的谈判已经失败。他在一条推文中写道:抱歉,但只有一件事能奏效,似乎指的是军事行动。

来源时间:2017/10/10   发布时间:201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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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根问底:美国的空气为什么这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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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底 骞  来源:财新博客—知识分子

  编者按:
  十一长假的朋友圈摄影大赛即将结束,毫无意外的是,不少境外游的朋友一手的好牌,湛蓝天空,清新空气。而北京的朋友则不免沮丧,10月7日又迎来一次中度污染天气。最近几年,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反复的消息已经令人感到些许疲倦。毋庸置疑,这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实际上,美国的空气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甜”,他们经历了什么?谈到美国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就不得不谈论到它的《清洁空气法案》和实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全美空气质量标准”。近日,《知识分子》编辑部邀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健康系博士生底骞撰写系列文章,详细剖析空气治理这一涉及政府决策、科学研究、法制建设以及创新理念等的复杂议题。相关文章共分为四篇,今天推送第一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美国的科学研究者如何将知识转变为政策并帮助政策制定者设定空气质量标准的?而这个过程能给中国何种启示?
  该系列文章的审稿人是美国环保局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范智华,特此致谢!
  撰文|底    骞(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健康系博士生)
  审稿|范智华(美国环保局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责编|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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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调整的空气质量标准
  1970年版的《清洁空气法案》要求美国国家环保局为六种大气污染物制定“全美空气质量标准”  ,以充分地保护民众的健康 。[注:这六种大气污染物分别是颗粒物(当时颗粒物的指标为总悬浮物,后来改为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见表1)、地表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铅。]但是每种污染物的浓度上限设置为多少,当时环保局并不是非常清楚——如果标准设定太宽松,空气污染仍然对人体有危害;如果标准设定太严,工业企业执行起来有困难,经济成本高,技术难度大。当时人们对空气污染的健康危害知之甚少,也不清楚治理污染的成本,环境空气污染与健康等相关领域一片空白,几乎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和标准。
  鉴于此,美国的立法者要求环保局不断搜集相关信息并及时调整:他们在《清洁空气法案》中要求环保局根据当时所有可用的信息制定空气质量标准,而且要求每隔五年重新搜集相关研究结果,评估空气质量标准是否合适,并进行相应的调整。简单来说就是:设定标准——达到标准——评估空气污染危害——调整标准,如此循环。
  环保局建立空气质量标准,设定空气污染的上限,然后各州依此制定各自的执行计划,通过控制各种排放源的综合措施,力图降低空气污染水平,以达到全美空气质量标准。
  同时,公共卫生的科研人员也密切跟踪人群的健康情况,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统计模型,研究现定的空气污染是否对人体健康仍然有危害。相关结果被发表在各大学术期刊上。每隔五年,会有专门的“清洁空气咨询委员会”和环保部相关的专家搜集发表的学术结果,撰写并反复审议科学评估、风险/暴露评估和政策评估等报告,并听取公众意见,最终向环保局局长推荐新的标准。环保局局长公布空气质量标准草案,再经过听证会和讨论等既定程序,确认现有空气质量标准是否合适,最后再发布新的空气质量标准,有时候甚至会经历激烈的法庭诉讼 。如此循环(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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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科研和政策制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美国的空气质量标准也得到定期的更新。下面以颗粒物标准为例,加以说明。
  自1970年以来, 颗粒物浓度上限在不断降低。当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刚刚颁布的时候,环保局制定的标准针对总悬浮颗粒物,日平均值是260微克每立方米,年平均值是75微克每立方米。如果用现在眼光看,当时的“达标”空气也是污染的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颗粒物的标准发生很大变化。标准浓度值也不断降低,现行标准是针对细颗粒物,日平均值为35微克每立方米,年平均值为12微克每立方米。同时,人们关注的颗粒物越来越“小”:从总悬浮物(TSP)换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直到现在的细颗粒物(PM2.5)。
  最近美国学界开始关注“超细颗粒物(UFP)”。细颗粒物(PM2.5)指空气动力学直径在2.5微米之下的颗粒,而超细颗粒物的空气动力学直径在0.1微米以下。人们担心这种超细颗粒物不仅能够进入人的循环系统,甚至可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 。美国环保局因此有讨论是否把超细颗粒物纳为颗粒物指标并加以控制 。
  纵观几十年来的研究,会发现美国学界持续关注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而且关注的浓度越来越低,颗粒物的直径越来越小;并且学界研究成果最终反映到了美国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设定上。
  美国的颗粒物空气质量标准的不断更新,成为了一个教科书般的成功案例 。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当前的信息和情况,无论多么高瞻远瞩,其制定的标准都不一定能完全适应未来的情况。在科学研究成果不充分,相关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制定环境标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解决方案,就是不断从学术研究那里搜集信息,不断调整方向;而且建立了上述标准制定的机制,让政策的制定能够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定期调整更新。
  那么,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学界的这种默契配合是天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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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颗粒物空气质量标准的变化历史(1971年至今)

  注:美国空气质量标准包括一级标准和二级标准。一级标准主要保护人群健康,尤其是敏感人群;二级标准主要保护公共福利,例如防止能见度降低,保护动植物和建筑物等。本文着眼于人体健康,所以列举数据为一级标准。
  万丈高楼平地起
  美国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紧密结合,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早期的制度设计,漫长的实践检验,长期的磨合,逐渐建立了一套稳定的专家队伍和互动模式。
  在20世纪早期,截至1912年,美国各大城市都建立起政府部门控制烟尘。科学研究在这一期间更多是政府的附属:进行烟尘的例行观测,研究减少燃烧产生烟尘的方法,或者对工业企业进行“批评教育”。尽管医学界发现胸闷、气管炎等似乎和空气污染有关,但是因为缺乏科学研究,可能造成的疾病和机理不确定、不清楚,这些研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 。
  直到1955年,国会才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质的法律《空气污染控制法案(1955)》来应对空气污染,并划拨300万美元用于控制污染,提供研究和技术上的帮助。但到了1960年,美国空气污染防治仍然存在数据少、信息缺乏的问题。接着,随着空气污染问题的加剧,在1960年代,美国又颁布了一系列针对空气污染的法规:《机动车尾气研究法案(1960)》,《空气污染控制法案修订版(1962)》和《清洁空气法案(1963)》 。
  这些法案划拨更多的经费用于支持空气污染研究,然而并未规定如何使用研究成果来制定空气质量标准和控制空气污染。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公众对于空气污染的知晓程度,并让政府能够持续地支持空气污染研究。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革命性的1970年版《清洁空气法案》。
  在之前法案基础上,1970年版的《清洁空气法案》让空气污染管理的政策可以根据最新科学研究成果不断更新调整,并且让这一过程制度化、常态化。政策制定催生着科研的需求,政策还为科研提供资金支持;同时科研推动政策制定和更新。从1970年代起,美国各地空气污染研究蓬勃开展,各种“队列(cohort)”和污染监测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队列(cohort):是指在特定时间内跟踪一批人,他们暴露在某种因素之下(如空气污染),并产生某些健康效应(如心血管疾病)。队列研究就是通过跟踪队列人群,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暴露因素和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
  其中,对美国乃至世界空气质量标准影响深远的是“哈佛六城市研究”。从1974年开始,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美国的六个城市持续开展了长达16年的流行病学研究,建立队列。研究结论最终证明细颗粒物(PM2.5)对人体的危害,相关结果刊登在1993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并促成了1997年美国颁布细颗粒物(PM2.5)的空气质量标准。
  从那之后,全美的空气污染研究方兴未艾。笔者所在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几乎整个学院,尤其是环境健康系,都在进行空气污染或者其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笔者最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发现极低浓度的细颗粒物对人体仍然有危害 ,就是这波学术浪潮当中的一片浪花。
  对中国科研的启示
  讲完美国的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谈谈美国的科研和政策的互动经验有什么参考学习之处。
  首先,科学研究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需要遵循规则。而规则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美国这一规则形成的过程和经验,是我们中国可以借鉴的。从20世纪初零散的医学研究,到1955年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空气污染控制法案》,再到1970年里程碑式的《清洁空气法案》,美国政府对空气污染研究的支持力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到常态化和制度化。科学研究的结果从最开始的默默无闻,到能够提高公众认知,逐渐影响公众舆论,并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础。美国的科研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都在一步步探索,彼此合作,彼此磨合,探索出了一条有美国特色的制定空气质量标准的道路。
  其次,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可以学习美国的空气质量指标设定的技术经验。美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摸索适宜的空气质量标准。以颗粒物为例,美国曾使用总悬浮物、可吸入颗粒物作为技术指标,曲折摸索几十年,并最终选用细颗粒物。
  当今中国的颗粒物标准,是参照欧美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而制定的。中国制定适宜的空气质量标准,不必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从头来探索。美国的技术标准,是很有价值的参考,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让我们少走弯路。而且,一些基本的科学研究结果,结论不会因为国家不同而改变,例如低浓度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尤其是对老人、儿童等边缘人群健康的影响。这些在美国得到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有借鉴意义 。这就是中国在空气污染治理领域的“后发优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用“后发优势”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
  但是,仅仅学习技术标准本身而忽视学习制度经验,则会陷入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言的“后发劣势”:仅仅醉心于技术模仿而忽视技术背后的制度因素。类似的,除了参考发达国家的空气质量标准等技术指标之外,我们还应该学习参考他们空气质量标准制定的过程,考察他们学界和政策互动,学习经验和教训。
  最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学研究助力环境政策的制定,首先需要一支专家队伍,更需要基础数据的支持。空气污染的流行病学研究,包括其他公共卫生研究,关键一环是长时期连续地对人群进行跟踪调查搜集健康数据,建立流行病学的队列。否则,研究人员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难做出研究发现。
  笔者所在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之所以能在空气污染和公共卫生学领域独占鳌头,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几十年持之以恒地对研究人群进行跟踪,建设了几个著名的队列。空气污染研究和整个公共卫生学需要多种数据和信息的支持,而以人群健康跟踪数据为代表的 “数据基础设施”尤为关键。一旦建成,就像一个“金矿”,公共卫生领域的各路研究人员都可以从中“淘金”得到新的发现。
  中国从2003年非典之后开始重视公共卫生,直到最近才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队列。队列的建设和数据的积累需要时间和耐心,还需要政府持续的资金支持。
  参考资料:
  1、Clean Air Act, 42 U.S.C. 7401 et seq.
  2、Ashford, N.A. and Caldart, C.C., 2008. Environmental law, policy, and economics: reclaiming the environmental agenda. Mit Press.
  3、Oberdörster, G., Sharp, Z., Atudorei, V., Elder, A., Gelein, R., Kreyling, W. and Cox, C., 2004. Translocation of inhaled ultrafine particles to the brain. Inhalation toxicology, 16(6-7), pp.437-445.
  4、EPA. Ultrafine Particles: Characterization, Health Effects and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Accessed at: https://cfpub.epa.gov/ncer_abstracts/index.cfm/fuseaction/display.highlight/abstract/1098
  5、McCray, L.E., Oye, K.A. and Petersen, A.C., 2010. Planned adaptation in risk regulation: An initial survey of US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77(6), pp.951-959.
  6、EPA. Particulate Matter (PM) Standards –  Table of Historical PM NAAQS. Accessed at https://www3.epa.gov/ttn/naaqs/standards/pm/s_pm_history.html
  7、Reitze Jr, A.W., 1999.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US air pollution control. Hous. L. Rev., 36, p.679.
  8、Reitze, A.W., 2001. Air pollution control law: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Environmental Law Institute.
  9、Di, Q., Wang, Y., Zanobetti, A., Wang, Y., Koutrakis, P., Choirat, C., Dominici, F. and Schwartz, J.D., 2017. Air Pollution and Mortality in the Medicare Popula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6(26), pp.2513-2522.
  10、底骞(2017年7月7日). 美国空气污染研究对中国的启示意义. NEJM医学前沿. http://mp.weixin.qq.com/s/PxO1oJja9MQJs0bQGcnGBw

来源时间:2017/10/10   发布时间:2017/10/9

旧文章ID:14325

美国年龄最大的在任参议员宣布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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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年龄最大的在任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说,她将竞选连任。
  这位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今年84岁。她在一个很少使用的推特账户上发出推文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结束枪支暴力、抗击气候变化、获取医疗保健。”
  她写道:“我全力以赴!”

""

  自从范斯坦1992年入选参议院以来,枪支控制一直是她重点关心的问题之一。在本月拉斯维加斯发生了重大枪击惨案后,这个问题又成为全美重大政治议题。
  目前,美国参议院有八位年逾八旬的在任参议员。
  范斯坦比共和党籍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大三个月,比共和党籍参议员奥林·哈奇大九个月。
  参议员每届任期六年,如果她当选连任,届满时将是91岁。

来源时间:2017/10/10   发布时间:2017/10/10

旧文章ID:14324

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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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这里,可看本书稿(一至十

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之一

     已经说过,中国的崛起绝不孤立。首先,中国周围的东亚国家一多半都在崛起。前有日本和四小龙,后面还有东南亚的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

在东亚之外,无数的亚洲人现在美洲、欧洲、澳洲,和全球每一个有人的地方,都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崛起。

本编将讲述在全球范围内的东亚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群体,在东亚以外的东亚人,在中国以外的华人,在如何处处力争上游。

第八章  十四个长期高速发展政体中东亚的压倒优势

看到中国那些惊世骇俗的经济统计数据,作为一个华人,笔者真有点独孤求败的感觉,很想到全世界去找找哪里还出现过类似的持续高增长。已经听说,几个世纪以来造就了西方强势的三次工业革命中,包括二战以后,在西方任何国家中都没有出现过这种规模和强度的持续高增长。那就只有到其它地方去找啰。踏遍铁鞋无觅处,突然看到一份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名字叫《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The Growth Report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它通过对二次大战之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记录和总结明确提出:所谓高增长经济体是指在持续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了7%以上的GDP增长率的经济体。以7%的速度增长,就意味着,按不变价格,一个经济体的GDP总量每10年翻一番,20年时间里可以翻两番,30年时间里能够提高8倍。该报告认为,这种高增长是比较罕见的。根据报告提供的信息,二次大战之后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高增长: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泰国和日本。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2013年认为,经济持续高增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但是在世界239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开的又是激烈的经济竞赛中,只有极少数的13个“成功者”,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是“小概率事件”,而中国处在最高处,属于“极小概率事件”,因为中国在最近的35年间增长了至少25倍。仅在2000-2013年间,就增长了7倍。

遵循该报告2007年的建议,观察2007-2013年之后效,笔者把越南也加进了这个持续快速发展的名单。越南的起点极低,发展过程还几经波折,但头尾相比,它毕竟还是仅次于中国的长期快速发展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与中国极像。如果不是为了那些岛屿争端,笔者相信,这两个国家应当会十分地友好。

第一节 十四国资讯的综合分析

笔者马上从本书已有的材料加上这份报告中的材料,做了下面这个简表,已经可以发现许多可议之处。

7:十五个长期高速发展政体数据简单汇总[②][③]

国名

素质

水平

民主

指数

高增长

持续时间

增长初期

人均收入

增长末期

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

2012

人口万人

2012

GDP亿$

2012

日本

104.2

8.08

1950-1983

3 500

10 064

46 736

12 761

59 640

韩国

104.6

8.13

1960-2001

1 100

9 738

23 113

5 001

11 559

新加坡

107.1

5.88

1967-2002

2 200

21 152

51 162

540

2 765

中国香港

105.7

6.42

1961-1997

3 100

27 055

36 667

717

2 630

中国台湾

104.6

7.57

1954-2002

1 500

11 914

20 328

2 332

4 740

马耳他

95.3

8.28

1963-1994

1 100

7 283

20 852

42

87

马来西亚

91.7

6.41

1967-1997

790

4 623

10 304

2 945

3 035

阿曼

84.5

3.26

1960-1999

950

6 655

24 765

309

765

巴西

85.6

7.12

1950-1980

960

1 932

1 2079

19 836

23 960

中国

105.8

3.00

1978-2013

155

7 075

6 076

135 402

82 270

泰国

89.9

6.55

1960-1997

330

2 473

5 678

6 439

3 656

博茨瓦纳

76.9

7.85

1960-2005

210

5 576

9 398

187

176

印度尼西亚

85.8

6.76

1966-1997

200

1 995

3 592

24 449

8 782

越南

94.0

2.89

1989-2013

97

1408

1 528

9 038

1 381

东亚5富裕

104.5

7.92


2 673

11 041

38 092

21 351

81 334

东亚5发展

101.7

3.69


238

2 124

3 931

178 273

99 124

其它2富裕

85.8

3.86


968

6 730

24 297

351

852

其它2发展

85.5

7.13


953

1 966

12 053

20 023

24 136

东亚全体

102.0

4.15


1 048

5 088

15 288

199 624

180 458

其它全体

85.5

7.07


2 048

2 048

12264

20 374

24 988

富裕全体

104.2

7.86


2 646

10 971

37 869

320 602

141 508

发展全体

100.0

4.04


466

2 073

6 517

21 702

82 186

总计

100.4

4.42

 

1025

4 355

14 560

198 296

123 260


[①]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官方网站见地址下行蓝字。这篇报告当然也是英文。本章内中文引言,皆由本人翻译。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6507

[②]除了世界银行报告,部分资料来自这个网站。个人推荐,数据非常全。NationMaster

[③]表的下端有多个分类组合。解释如下:东亚5富裕:日本+四小龙。东亚5发展: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其它2富裕:马耳他、阿曼。其它2发展:巴西、博茨瓦纳 。东亚全体:东亚5富裕+东亚5发展。其它全体:其它2富裕+其它2发展。富裕全体:东亚富裕+其它富裕。发展全体:东亚发展+其它发展。



""
8.1-8.2  十四个奇迹创造者的人口与GDP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国家的规模相差悬远。只有中国是人口10亿级大国,还有印尼、巴西和日本三个人口亿级大国,还有五个人口千万级政体。余下五个是小国或城邦。论经济规模,只有中国和日本是超级大国。当然,只有中国,同时是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双料超级大国。

 看下图,这14个快速持续发展的起点和终点可是大不相同。简单地说,右面六个(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日本、韩国、马耳他、阿曼)起点终点都高,到今天都实现了真发达(2$以上)。剩下的命运各不相同。印尼、泰国和越南的起点低,终点也低,但现在还在较快速发展。中国的起点低,时间晚,但现在还在高速发展途中。巴西起点高,终点低,现在已进准发达,但要进真发达,还有磨难。马来西亚好像在继续挺进中,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就会在若干年后进入真发达。泰国由于政治体制方面的错误,磨难还没完没了。几年前还比中国富,现在已经被中国超越。以后只怕会越拉越远。博茨瓦纳情况不熟,不评价。不过它似乎还能有不少发展。只是规模太小。

""
图8.3:15国高增长初期和末期收入比较

就崛起的效率(前后收入的比值)而言,中国显然最好(39倍),其次是博茨瓦纳(27倍)。效率最差的则是日本(3倍)和巴西(2倍)。其它的好像都很接近中庸,即增加8倍。综合起来,高素质的东亚政体是优秀中的优秀。中国曾经犯错,现在正急起直追。

看下图:超高素质水平(104-107)的政体,只有香港、日本和新加坡实现了超高收入。还有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了高收入。只有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可慰的就是发展速度。中国若追不上去,真是天理不容!最委屈的应当是越南,也意味着它有机会追上去。最得意的应当是阿曼,人家有石油。最体面的是巴西,人家有实力。最值得骄傲的是博茨瓦纳,以那么低的素质水平,居然那般经济与政治双丰收。

""
8.415国素质水平和2012人均收入比较

请大家细看分色以后的各自相关性。如果不是日本和阿曼的各自超常。是不是会有四组非常好的相关性?阿曼的超常自然是靠石油。日本的超常则不能不承认是人力了。

现在,笔者要按地域和素质水平来给这14个奇迹创造者归类。

第一、属于东北亚最高素质水平圈或中、日、韩三个民族领地的有六家: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他们的国民素质水平在104.2-107.1之间。

第二、东南亚次高素质水平圈: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他们的素质水平在85.8-94之间。

加起来,有十个奇迹创造者位于东亚,大多属于华夏/儒家/汉字/筷子文化圈。中、日、韩、越四国中,华夏影响已经深入骨髓,不可拔除。泰国和马来西亚华人极其众多,而且在政商两界势力强大。只有印尼的华人不够多,居民又多信伊斯兰教,划进华夏文化圈恐怕有点勉强。

其余的四个国家分布四大洲:巴西则是一个洲级人口大国(1.98亿),地处拉美,已经进入准发达(人均超过1万)。阿曼人口309万,已是真正富裕国家(收入过2万),但靠的是石油,不是生产,更不是西式民主。博茨瓦纳地处南部非洲,是个非洲人国家,富蕴资源,收入近万,民主也发达。他们的国民素质水平尚低。在撒南非洲可是个比南非还异类的异类。本人对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成就都深表敬佩。但国家太小(人口187万),也带不动其它撒南非洲国家发展。最后是马耳他。小岛地处地中海,靠旅游就发财了。欧洲人种,高素质水平,人口才42万,发展再快、再长期、再富裕也不值一提。

东亚的10个政体,都是靠生产,至少是金融+商业发财。除了香港和新加坡,人口至少2300万。5个已是真富裕(人均过2万),1个准富裕(马来西亚),四个(中国、泰国、印尼、越南)还在发展中。

其实这个表中没有列上的老挝和柬埔寨的增长(22年年均增长11.1%8%)和素质水平(9289)都不差。他们眼下的人均收入因误入全面公有制歧途和内战而不高。但笔者觉得他们与中国最像,最有可能沿着中国开辟的路,在中国的支持或卵翼下,继续快速发展。他们将来前程应当不会差。

第二节十四国成功的五个共同原因

和二加n个不共同的原因

第一小节  五个共同的原因

本章引用的世界银行发表的《增长报告》,总结出这些国家能够成功长期增长的5个共同原因:

1.他们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2.他们维持了宏观经济稳定 3.他们实现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4.他们让市场配置资源  5.他们拥有可靠的和有能力政府

现在稍微详解一下这5个特征。

一、他们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就是说他们都是外向的、大进大出的、外贸型的经济,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内向型经济。

二、他们维持了宏观经济稳定。这是任何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责,当然不能让比如货币、信贷出现太大波动,不能出现过剧的通货膨胀,不能让水、电、煤、油供应短缺……

三、他们实现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这里笔者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组:future oriented。译成通俗的汉语应当是面(指)向未来。但笔者找到一个更传神的译法就是未来导向。这些经济体,这些人民,不急功近利,不好逸恶劳,每个家庭都积极储蓄,每个政府都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大家都把眼光看向未来。

这一节报告还讲到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政府曾实施过强迫的储蓄计划,规定工薪阶层必须从工资中预扣一部分款项,除非重病和买房,到退休时才能领出。但这个账户是私人的,因此不是削富济贫的社会主义。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不错的折中。笔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反对搞太多,鉴于欧洲的教训,那样副作用太大。

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有这样能深谋远虑的领袖,有这样勤勉的人民,当然配享有未来。

四、他们让市场配置资源。一句话就是施行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但笔者要问的就是,二战以后,搞过计划经济的就前公产集团的30多个国家。剩下的170个以上的国家都从来就是市场经济。那为什么就这15个经济体能够持续高速发展?这15个国家中,“改邪归正”的就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这个理由也许可以解释中国和越南最近35年来的飞速发展,却不能解释其它的13个经济体快速持续发展的原因。

五、他们拥有可靠的和有能力的政府。

这段说明一开始就有两句很精彩的话:“增长要求的可不仅仅是经济。它还要求能信守承诺、有可靠性和治理能力的政府。”“长远来说,在沙滩式的政治地基上,并打造不出经济的豪宅。

这一节报告说,那些政府必须说服人民,“在现在和未来之间讨价还价”,即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为了将来的发展而牺牲眼下的消费。“为了这个交易要能成功,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必须能很好地与人民沟通,让人民相信,他们对未来的允诺是可以指靠的。”

这恐怕是指的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

其实在笔者看来,上述14个经济体,至少韩国(卢泰愚)、马来西亚(马哈蒂尔)、中国台湾(蒋经国)、中国(邓小平)、印尼(苏哈托)、新加坡(李光耀)都有过一言九鼎的支持全速经济发展的强人政治。就是日本、越南、中国香港也都是没有强人的威权政治。加起来已经是九个。东亚的十个政体中,就泰国没有出现过(成功的)威权政体。现在倒是出了一个他信,可是他的政治路向是平民、是农村,空有多数支持,却不能维持政治稳定,更莫谈经济发展。

这五点谈得很好,但是这个报告还是根本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类成功国家如此集中地出现在东亚。报告的编纂者甚至在假装没有看见这些彰明较著的事实。

第二小节  二加n个不共同的原因

现在笔者要加上第六个,东亚10国共有的成功原因,而这个原因与其它5国无涉,那就是东方人所固有的儒家文化价值观

这个观点可不是中国人自吹自擂出来的。早在1980年代,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就是这个观点的杰出鼓吹者。甚至中国台湾的李登辉以宝岛在那个年代的经济崛起为依据,也加入过这个合唱。

在这里为省时间,本人不到四海去收集相关资料,就从亨廷顿的那本书中摘引几段相关的内容吧。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兴趣,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90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继承者”,李登辉将台湾的民主化归因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唐尧(公元前21世纪)、孔子(公元前5世纪)和孟子(公元前3世纪)。

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在80年代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当时日本人的经济、出口、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都在激增,日本人像先于他们的沙特人一样,吹嘘他们的新经济实力,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90年代初,亚洲胜利论在只能称其为“新加坡文化攻势”的表现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来。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他们还将两者进行对比,并把亚洲成功原因归于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

对东亚人来说,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李光耀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马来西亚总理赞同道,“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工作伦理,包括守纪律、忠诚和勤勉,成了他们各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工作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

这里概述一下新加坡官方白皮书中宣布的亚洲价值观:

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种族和宗教和谐

在列举新加坡人对议会民主的信奉和政府美德之时,“共同价值观”声明却只字不提政治价值观。政府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

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凭籍当年有限的成就,就能那样理直气壮地与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笔者觉得今天的中国人应当还可以义正辞严得多。不过根据笔者一贯的中庸之道,本人还是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确还是有东方缺乏的,为现代性所必须的文明要素甚至基因,比如法制和分权制衡。我不太明白,在现在的东南亚,为什么反而听不见那么强烈的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评之声了。马哈蒂尔和李光耀虽然都早已退休,但都还在世,就意识形态讲讲话,应当不会被扣上老人干政的帽子的。

与这些东方的儒家的价值观相连,东亚人民的集体主义、勤劳、节俭、温顺守纪律,是其它地方的人民所学不来的。笔者认为,这是东亚10国成功的第六点原因,而且恐怕是比其它五个原因都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大一个多数的高速持续成长国家/政体会集中在东亚。当然这一点与其它4国无涉。这就是本节题目中说的“两个不共同的原因”中之一。

这个之二就是本书从头开始,已经反复充分阐述的东亚人,尤其是东北亚人所拥有的超高素质水平。我想这里已经不用再复述了。

不过笔者也看到,其实在这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中,有些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并不太高。那就要庆幸他们的精英集团的成功带领了。

其实国民素质平均水平较低的国家还有两种。一种是所有国民差不多都一般低的。另一种就是国内其实还有一个占有相当人口数量的素质水平更高的族群。这个国家的政体素质指数是两个或更多素质不同的族群的加权平均数。印度的情形很可能是婆罗门和刹帝利两个占人口少数的种姓和另一些占人口多数的素质水平更低一些的族群的联合体。在整个国家综合素质水平相类的情况下,如果内部的差异较大,则比内部差异较小的国家,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因为那些高素质的族群会发挥领导、提携的功能。

其实除了上述10个东亚国家/政体共有的理由,中国的成功还有其它许多理由。比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比如1990-2010年代西方资本全力以赴,搞经济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体经济。他们过于乐观地认为,只要掌握了金融资本。就足以轻松地操控整个世界,而无需去繁琐地从事实际生产。还比如,20019.11之后,西方全神贯注搞反恐,把本来险成战略对手的中国改为战略盟友,为中国让出了决定性的10年光阴。还有中华民族在海外有全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没有的5000万之多的侨民,这些侨民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可是建立了不世的功勋。这些就是本节题目中所说的n个更小一些的原因。

从鲁迅开始的一批足够西化的人士100年来一直努力不懈地在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笔者不能说他们都在胡说,但他们实在是没有看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中也有足够的优秀部分,否则如何解释65年前中国的成功独立,更难能解释35年来中国人创造的旷古未闻的经济发展奇迹。笔者已经反复论说,于发展深切相关的国民性中,中国人有五大优点就是聪明(105分的素质水平)、勤勉、节俭、善学和家庭互助。所略欠者,创造力尔。当然还有其它欠缺,比如契约精神。这些都是可以补课补起来的。而前面五者,地球上大多数的后进国家,恐怕是永远也学不来的。笔者真的是为他们感到悲哀。

中国谚语说:人必自助,而后天助之。国家也一样:国必自强,而后天也强之。

比如911的发生转移了西方遏制中国的注意力,那不是从天而降的机遇又能是什么?中国人期待过这样的机会吗?中国人参与过制造这样的机会吗?当然都没有。而到了今天,西方人就是再醒悟到他们当初错过了遏制中国的最后机会也没有用了,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他们已经无法再遏制了。

类似的,但力度更小的机遇还在陆续发生。比如最近欧美又和俄国为乌克兰闹得不可开交。又比如现在美国又面临了是到伊拉克去再作冯妇,还是放弃那个用艰难代价换来的卫星国的艰难抉择。(IS伊斯兰国危机。)这些事态当然都会牵扯去西方相当数量的精力和资源,中国因此在东海南海等方面受到的压力就会相应减轻。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史迹看,其实要快速发展的第一要素就是充分发挥私有产权制度的作用。但这自1989年以来早已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还有那么多的国家从来就没有搞过公有制。那为什么那些国家并没有发展起来呢?

有人说中国发展的诀窍是发挥了“低人权优势”,就是说工人工资低,遭到残酷剥削,甚或工会没有势力。这个理论并不能成立。因为当今地球上比中国更有这种“低人权优势”就是平均工资更低的地方比比皆是,工会也没有势力,比如非洲。为什么那里不比中国先发展起来呢?而且中国的人工费用低,商品卖得也便宜。其实绝大部分的利益都输送到买走中国商品的西方国家。留在中国的是破碎污染的河山天空,世界第一的碳排放。可是西方人还有一大堆的不满意。当然中国还拥有了数之不尽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铁路、正在进入千家万户的小轿车……

第三节 中国成功原因三点新论

关于中国为何能够成功,讨论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在此本人尽量不蹈人窠臼,力争说出三点新意。

第一小节  中国人为何素质超群出众?

笔者已经明白,中国不是中了彩票,而是华夏民族有那么高的素质水平,发展不起来,那是天理不容。发达得那么迟,已经是犯了错误,已经对不住自己的素质水平。

因为中国或华夏文明所拥有的很大一部分优势,都可以归结到自古以来就拥有的素质优势上。

比如早在公元以前上千年,中国的西周时期就留下了许多的充满智慧的典籍。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原那一片土地上,华夏文明圈更是群星辈出,放射出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照耀得如同瞎子一般的智慧、秩序和道德的光芒。

以后2000年间,华夏人就凭着这个精神文明上的优越和先进而庞大的农耕物资文明,抵抗(匈奴、鲜卑、契丹、突厥、女真等)、赶走(元)和同化(五胡、辽、金、夏和满族等)了一拨一拨来自北方草原的入侵者。

华夏文明在近代的落伍众所周知。最突出的当然是军事科技方面的落伍了。然后是工商业方面的落伍。再然后才是文物典章制度方面的落伍。这个落伍,其实也有积极意义。就是中国的生产力,生活水平虽然落入底层,但文明素质则绝没有落入像非洲那样的底层。中国的无数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包括居住在山野之中的人民,依然如保存薪火那样,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无数的文化财富。比如中国人的文字,仁智礼义信,忠孝节义廉耻,尊师重教,勤劳节俭,扶老携幼,爱国精神,集体主义。这些都还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没有至少是完全失传。如果都失去了,那才是顾炎武说的“率兽食人”的“亡天下”。中国就再没有复起的机会了。

 这一段华夏文明的低落,就如同凤凰涅槃。在自己拾取的柴火点起的火焰中,中国的文明得到了新生的力量。它虽然在体质上变回幼年,体力弱小,但它却拥有上一个轮回留下的无穷记忆、道德智慧。又岂是一个真正初生的文明所可能具有的。总之无数的优秀品质,并没有在这次痛苦涅槃中丢失,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制胜法宝。

那么,中国人如此出众的素质源自何处?这个问题倒不是非答不可。这个聪明已经由他们的成就证实了不就可以了吗?不过如果可以说出个子丑寅卯,不是也可以让别人更服气,知道可以从哪里模仿或者无法模仿吗?

笔者以为,中国人那么出众的素质水平,自然是多种原因组合而成。

比如,按照地理环境/气候/素质水平理论,中国正处温带,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从树上采摘到果实、不用穿衣、只需建能避风雨的简易房就可以容易生存的热带,也不是过于寒冷瘠薄的寒带。有几条大河和广阔肥沃的冲积平原,正好发扬智慧,发展大规模灌溉的农耕文明。(不过说也奇怪,在美洲,那里的大河密西西比河和亚马逊河流域并没有被印第安人选中去安身立命。反倒是中美洲的丘陵地带和南美的安第斯高山上发展出了玛雅和印加文明。)

比如,根据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东边: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广袤的大洋就是华夏民族当然的天然屏障;南边:广袤的让人望而生畏亚热带森林及一些没有强大到足以威胁华夏民族的南方夷族(当时中原对南方地区原住民的称呼);西南边: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可逾越的高原屏障;西边:沙漠、戈壁、荒漠、无人区加少数原住民,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从北面的盛产牧草的高原上下来的游牧民族的侵略。恐怕主要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最大的挑战,中国结成了统一的大型民族国家,把外来的侵略者一一击败赶走或同化。

比如这最后一次,西方人来袭这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也是靠了五千年积累下来的全部底蕴,(比如在1900年让完胜的八国联军合在一起也咽不下去的庞大疆域和人口。)再加上一些运气,(比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引来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事。)也终于扛过了那最大的难关。

比如中国从很古老的时代开始,就主张唯才是取。世袭的贵族制度,战国以来就基本没有了。一千多年以来,又有了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早就习惯了在智力上竞争。传统传习至今,华夏人始终是世界上最热爱也最善于学习的民族。有人说,中国人善于的是死读书。不过就是死读书,也比太多的民族根本不努力读书强得多。何况中国人会的哪里又仅仅是死读书。当代中国拥有的无数科学技术工业农业成就难道都是靠死读书的人创造的?无数华人精英在世界各地创造的科技和工商奇迹,难道也都是靠死读书得来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力争上游的民族。在民族的层次,这个优点以前一直还看不出来。因为直到18世纪,中国一直稳居世界的最上游,因而也无处可以力争更上游。而从1840年到1945年,中国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所可争者,就是我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你就算把我打得狂喷鲜血,我地上打个滚还会站起来。中国再次有了在世界上力争上游的资格,说句实话,依笔者看是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才开始,至今不过几年。

不过从中国人的层面,这个力争上游的精神,可就比2008年早多了。我也不想说老远,就说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叫做爱攀比。是个中国人都不愿甘居别的中国人之后。用一个规范的词汇,就是习惯、喜欢、酷爱“竞争”了。这种竞争,体现在方方面面,从打牌、下棋,到读书、教书、升职,到搞科研、办企业。比如那个PISA考试,中国人的素质只比西方人高出不到10%,但为什么考试分数会高出20%以上呢?这多出的至少10%,应当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学生、家长、老师、学校一起努力,互相攀比的贡献了。

中国人先在国内和同胞竞争,发现自己已经有些底气了以后,就开始以种种方式(比如用商品)去和全世界的人(其实也就是与西方人加上日本人、韩国人)竞争。不仅居住大陆的中国人如此,侨民们到了海外依然如此。那个闻名遐迩的虎妈蔡爱眉已经是父辈就移居到菲律宾,自己再移居到美国,而且嫁了一个西方人的隔代华裔,她都还不忘祖宗传下来的这个德性。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毛病,而是一个大大的优点。数千年来,人民互相攀比的结果,自然是攀比出一个谁也攀比不了的聪明的民族。试问,想与“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在智力和产业上别苗头的民族,除了中国人,还有谁?当然这场竞争还远未终局,但华夏人已经取得的成就,那是相当地可观。(参见第七章第二节。)

又如根据张维为黄平等人主张的文化中国说,中国是一个百族之和,一路走来,不知融合了多少少数民族。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无数的新鲜血液融入中华民族,而华夏族文化传统则始终保持了正宗地位。华夏族得到了各族融合之利,而没有蒙受文化太过多元之害。每一次入侵的外来的民族的人口,从来都比汉族少得多,文化上也弱得多。除了这最后一拨的西方文明入侵,至少在100年间,比中华文明还强势。但中国也扛过来了。中国人也无疑达到了以我为主,自主吸收,而不会丢失自己文化根本的境界。

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那样多的超级智者,笔者认为那是因为让中国英杰辈出的历史条件还没有齐备。数十年内,中国和东亚的真正盛世终会来临。而那个时代,就如同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中国/东亚一定是群星璀璨。

不过我也得承认,本人这些对华夏民族优秀的根源的探讨,都是假说的性质,因为几乎都能找到反例。比如关于大河孕育优秀文化的反例就有: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文明都不是在大河平原上发展起来。而其它大河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古文明,除了中国,无一例外,全部已经湮灭。比如百族之合的反例:韩国和日本都是单一民族,民族融合的历史可比华夏族简单得多,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与华夏族同样优秀。比如勤劳:在欧洲,阿拉伯人的小杂货店经常开到23点,周日也不休息。中国人的店一般开到20点,周末至少休息一天。奇怪的是,这里的阿拉伯人并不比中国人更有钱。比如节俭:世上可还有好些民族储蓄率比中国人还高呢!

总之,笔者能凭籍大数据挖掘找到别人不知晓/不认可的中国/中国人(东亚/东亚人)成功的原因,就已经很满足。至于这个原因的原因,那真的只是姑妄论之了。

还是那个林恩,还写过一本书,名叫《犹太人,上帝的选民(The Chosen People: A Study of Jewish Intelligence and Achievement, 2011)》,自然是全盘盛赞犹太人的优秀。可是我们华夏族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的民族。如果真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也不会选华夏族加以恩宠吧?.

而欧洲人为何也是那样素质超群出众,甚至在近现代有如此惊人的成就。说来他们真是有着比华夏人更好的际遇。

比如,在现代西方文明之前,他们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叙利亚地区的基督教文明遗产。比如这两个父辈文明,又继承了五个之多的祖父辈文明的遗产(亨廷顿说)。

比如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古典文明在欧洲真的是几乎薪尽火绝。幸亏阿拉伯人还帮他们保存了大量的典籍。中世纪后期,才能有了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

比如他们那个多国分立,从未一统的政治基质,从罗马帝国崩溃后,直到一千年以后的重新崛起,除了与势均力敌的穆斯林长期缠斗,其间居然没有再遭遇如蒙元铁骑那样的难以抗拒的摧残。(这个文明的大幸,蒙古人打到东欧就元气耗尽。)

比如他们的城市工商业文明得以在软弱的王权之间之中自由发展。

这些在一统的东方帝国看来都是缺点的特质却孕育了现代的工业文明。这真是一件太大的坏事变成的太大的好事。

还比如有那么大的非西方文明世界在那个时代可以让他们那样疯狂地敲骨吸髓,任意掠夺压榨。

还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就是把欧洲人素质高归因于数千年来(除了罗马和平200年)从未停息的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显然素质更高的人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死去的更多的是素质低的人。经过长期的残酷的优胜劣败,于是欧洲人的素质就涨上去了。还有欧洲中世纪数次肆虐的大瘟疫据说也有这种功效。

(如果这个立论成立,中国人就应当比较笨,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可比欧洲长得太多,要几百年才轮得上一次人口大清洗。哪里像欧洲平均每30年就会有一次。还有这么说来,那些游牧的马上战争民族就应该无比优秀。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是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了,就是在哪里苟延残喘而已?)

在笔者看来,西方人的好运,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就迈过了顶峰,就在本世纪之内,好像是要用到尽头了。

第二小节  中国的崛起何以方兴未艾、来日方长?

从无数角度可以看到,中国的崛起还在途中,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很多路可走。

在经济方面,比如人均收入,到2014年,是7 575$。不用更多,只要发展到眼下中国台湾的水平,人均2$,中国的GDP就会等于当下欧美的总和。中国国内,还有上亿的人民在贫困线(日均收入低于联合国确定的1.25$。)以下生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养老保险体系,都还在创立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过度,但到那恰到好处的地步,也会为中国制造出无数的产业、就业和人民的幸福。

中国东部,已经有了超过3亿人口的,足以和初步发达的(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相媲美的)发达板块。但中国的中部和西部还有极为广大的有待发展的地域。在沿海已经过时的劳动密集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就还可以创造出至少第二个东部那样的庞大产值。

在外交方面,中国的东亚结盟之路,才刚刚起步。连那个现在与中国最亲的韩国,其领土上还有美国驻军,其外交总立场,也还在中美之间摇摆。中国与日本和越南、菲律宾之间的南海岛屿争端还有待用超级的智慧去化解。中国对发展中世界三大洲的布局刚刚才开始。(比如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大构想。)中国或东方与美国或西方整体的真正争雄的局面还仅仅是刚刚开局。

中国海军,还在第一岛链之内打转。整体军力,离世界一流的美国,还有数倍差距。

中国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到现在连轮廓都还看不清。到底要举一杆什么旗,都还无人知道。一位有识之士告诉我:中国现在是做的有一套,说的没有一套。可是点中要害。

中国人民的思想自由和政治权利,还大有改善的余地。……

听来一个不知是否为真的故事很有意思。说的是当年温家宝前总理听见外国客人盛赞中国取得的扶贫成就,有意识带他们到北京远郊的一些贫困地区考察。意思是想让他们明白,中国太大,就连天子脚下都还有刺目的贫困在。可是想不到那些外国客人看后大呼不得了。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把这些贫困都补齐以后,中国又能创造出多少GDP

的确是这样,中国现在不停地被西方批评得有一大堆的缺陷,甚至被一部分崩溃论者形容得一无是处。但他们有没有想过,身带这么多缺陷甚至一无是处的中国都把它们挤兑得难以招架,一旦这些缺陷短板被逐步弥补改善,中国的整体实力还会比现在强大多少?笔者想起了《战国策》中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然后就是“门庭若市”、“战胜于朝廷”。那个境界,真是让笔者悠然神往。

多次与人讨论,假设1949年中国的第二共和建立以后。就一直执行刘少奇倡导的“长期巩固新民主主义”政策,(就是说不搞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化。)那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是不是从反右开始的那一连串大错都不会发生?是不是今天中国的GDP和人均GDP至少会高出一倍甚至两三倍?那么中国今天的人均应当就不是7 575$而是1.4-2.8$,中国今天的总GDP就应当已经与美国相当甚至相当于欧美的总和?这样的梦境都会被错失?真是何堪浩叹!

2014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按购买力平价PPP美元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据其测算显示,到2014年年底,中国将占购买力平价法得出的全球GDP总量的16.48%,达17.632万亿美元。而美国则占16.28%,总量为17.416万亿美元。本人同意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PPP算法不够靠谱,我们还是低调再低调为好。就等着在数年以后按国际汇价也超美以后,大家就没话可说了吧。

2014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的确有降低的明显趋势。为了描述这种新的状态,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髦词汇,叫做新常态。就GDP的增长率而言,一般的经济学家把它描绘为7%上下。这比起35年来平均10%左右的老常态,的确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笔者也早已预计,当中国的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之后,增长速度自然会下降,但是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现在这个新常态似乎来得比预计的更早了一些,也更猛了一些。笔者必须根据这个7%,并且人民币不再迅猛增值的新常态调整对今后10/20/30年的发展预期。这个内容将在本书第九章进行。但是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不到2%的长期增长率,中国还是有5%左右的发展速度领先。比如和美国的差距,依然可以在10年左右追平。再有10年,依然是可以达到欧盟+美国的总和的水平。当然也必须估计还会有增速更低的更新常态出现。西方也并非绝无可能重新取得更高一些(比如3-5%)的增长率。如果真如此,那中国和东方追上美国和西方的历程,当然就还会更加漫长。

第三小节  东亚的急起直追之路,一样不可复制

前面已经说到,已经发展起来的东亚五政体和正在迅速发展起来的另外五个东亚国家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他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都使用筷子。这至少说明,儒家文化,可以和现代文明相融相汇。夸张一点说,这里很可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能够对西方文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区。

简单地说,后起的国家要成功,除了必须努力向西方学习以外,自己也必须有足够优秀的潜质。对华夏文明而言,这些优秀的潜质最重要的就是智力水平,还有集体主义、遵守纪律、勤勉、节俭、善于学习和家庭互助等。这些优点,除了大量地移民和混血(如像东南亚),是很难被其它文明学去的。

自本书引入国民素质水平概念以后,笔者实在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现在好像终于找到了,在欧洲血统以外,只有东亚国家/政体能够或将能够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学习西方成功,甚至还能有所独创的根本原因。比如拉丁美洲根本就是欧洲人在那里大量殖民,它们大可如北美、澳洲那样照搬欧洲。比如撒南非洲和南亚都曾是西方的彻底的殖民地。他们有多得多的时间和机会学习西方。阿拉伯世界紧靠欧洲,自古以来就与欧洲纠缠不清,甚至互相哺乳。为什么他们不能在遥远的东亚之前,首先现代化(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成功?

怎么看东亚比亚洲、非洲的甚至拉美其它几乎所有地区与欧洲文明的距离都更远,人种和文化上都是差异更大。为什么东亚人可以急起直追成功,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现在笔者才明白。东亚与欧美,有一个根本性的东西,相通相同,就是这些人民,当然也包括他们的精英,够聪明。据西方学者反复测量,东亚人甚至可能比西方人更聪明。东亚人的创造力可能不及欧洲人,但东亚人更勤勉,更节俭,更善于学习,其家庭也更有凝聚力。还有就是东亚人更有集体主义精神和更能遵守纪律。

不过笔者很遗憾地发现,即或是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对其它极大一个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恐怕都借鉴意义不大。因为它们都不会有与中国一样的历史承载,也不拥有与中国一样的聪明、勤劳、节俭、善于学习而又富于集体主义精神、习惯遵守纪律的国民。只有东南亚国家有较大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中国将来可能开辟的道路,因为它们与中国最像。就如同东欧国家、拉美国家,与西欧国家最像。

举个例子,如果在撒南非洲某大国比如尼日利亚或安哥拉,建起几个和中国深圳、珠海类似的开发区,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利用本地廉价劳工,先赚加工费,再学技术和管理。一二十年后,本地企业就可以起来,慢慢把外资企业取而代之,最后还可以把山寨来的制成品送回投资国去抢他们的生意。这样的路径,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复制的吗?这条路径没有对当地包括低级和高级两方面的人力资源质量和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的特别要求吗?

正如西方的致富之路无法复制,东亚的急起直追之路,一样不可复制。每个地方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须去探索自己的成功之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最好少说。

第四节中国近代落后原因之解释

林恩/万哈林理论有一个最大的破绽是如何去解释,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那么聪明,为什么在最近几百年的发展会远远落后于西方,并在19-20世纪的殖民时代,受尽外辱。还难于解释,面对一衣带水的邻国,至多与自己同等聪明,但幅员小得多,人口少得多的日本,中国何以甲午年惨败?1945年也是靠着美国的帮助,才得以惨胜。

这个事情林/万二位有一个解释。他们首先说,十五世纪以前,中国一直在科技上领先欧洲。书中甚至开出中国科技领先的长长的单子。近代落后之因,可是语焉不详。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崛起他们倒是没有忘记作为东亚人聪颖的证据而加以盛赞。因为那的确是地球上西方人唯一没有机会去征服的地方。明治维新仅30年,他们就从砧板上的鱼肉变成了可以宰割别人的屠刀!

这件事让笔者解释也很棘手。经反复思索,我找到的可能原因大体如下:

西方自公元1500年以后的崛起,似乎有很多偶然因素,就跟当下中国的崛起相类。不过这个话题要详细说起来就太长了。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西方是在超常发展,所有非西方国家在那种局面下落后其实都属必然。中国当时其实还大体在正常的发展中,但架不住西方的超常发展。就与今天的世界架不住中国的超常发展相类。

明清两朝,中国两次犯闭关自守的错误

这的确和中国的大一统有关。

具体到当时的中国,清朝由落后的异族统治恐怕是一个大弊端。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拒绝了1792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应当是最明显的过失。那时离1840年的鸦片战争还有48年。如果当时的中国及时警觉到西方在太多的方面(尤其是科技与军事)已经远超中国,(比如明白收到的那个火车头模型蕴含的意义。)而采取一切措施去追赶弥补(像后世的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中国完全可能不至于在1840年战败,那中国的近代史就要完全重写。

想想与康熙皇帝(生卒1661-1722,在位1661-1722)几乎同时的俄国彼得大帝(生卒1772-1725,在位1682-1725)化身工匠到西欧多国游历学习,全力引进西方先进,让一个落后的俄国脱胎换骨的业绩,康熙还是略有逊色。当然俄国离西欧那么近,中国离欧洲那么远,自然也是康熙不如彼得懂得西方的先进的相当充足的理由。

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成祖朱棣曾派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1405-1433)。其船队之庞大,军容之壮盛,比起还要晚几十年的达伽马发现印度航路(1498)时的船队和军力,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但是中国的航海事业由于皇帝的意志改变,也由于中国当时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的确没有对海外市场的刚性需求,而嘎然中断。明朝末年,已经有利玛窦等一大批西方传教士旅居中国/北京,已经和中国的上层乃至皇室有了很多的交往。但是中国当时显然还是没有明白西欧的发展已经超过中国,完全没有想到有必要向他们发起大规模的学习运动。这是中国失去的第一个良机。

笔者还在其它的书中看见一种说法,似乎也相当靠谱。就是欧洲人在性激素的分泌上,明显强过东亚人。这激素与高素质水平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的进攻、创新、探险等的动力。与低素质水平结合,那就会提高犯罪率了。进入现代以来,武力的作用大大下降,人们比拼的基本就是智力了。因此,东亚人开始胜出。

至于日本个体战力值强悍,说句实话,早在明朝的倭寇之战时就已经凸显。日本民族显然有好些强过华夏人的特质,所以这个不大的民族才能绝无仅有地在殖民时代幸免于难。十分不幸,这个民族的地盘太小,人口太少,无法承担起统一东亚的重担。这个担子就是对于今日的中国都是过于沉重的。日本在近代的崛起总战略没有充分认识自己的这个根本劣势,则是他们终于失败的最大根源。

第五节《中国增长之谜,是制度还是文化?》

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已经引用朱天先生的文章,探讨了一番中国人科技创新能力。在《观察者网》上,朱天先生还有另一篇文章:《中国增长之谜,是制度还是文化?》[④]讨论和我这本书十分接近的主题。 



[④]http://www.guancha.cn/ZhuTian/2015_04_16_316113.shtml


      他也觉得,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对中国增长奇迹的解释,都有太多漏洞。比如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出口拉动等,都不能解释在那么多同样可以有甚至更有这类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中,为什么单单中国能够取得如此长期快速的发展,且不论中国还如此庞大。

他也批评了主张更多西化的自由派和“中国模式派”。

他指出,自由派奉彻底的市场经济为圭臬。但世界上也有好些比中国更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与中国可比的经济发展成就。

他还指出,中国模式派激赏的强势威权政府混合制经济政府的强力市场干预一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过。但除了韩国和台湾,依然找不到更多的成功事例。

接下去他说的话就与本人十分地接近了。他说,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东亚奇迹的一部分。在中国之前,东亚模式已经有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前驱。有人把这五个前驱和中国合在一起称它们拥有发展型政府。但是还是绕不开这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些主张,都有许多在东北亚以外的国家试行过,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的的确确,只有东北亚,中、日、韩三个民族在成功。这些成功在地理上的聚集真的是一个谜。

对于这个谜,朱天先生倾向于一个文化解释。朱天先生说: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在各自快速发展阶段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尽相同,但同样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在东南亚,同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的经济成就平均都高过其他民族。事实上,根据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韦志超和孙昂的一个研究,东南亚各国(地区)的人均GDP与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成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如此,马来西亚国内各省的人均GDP与华人的占比也是明显正相关的。这些事实显然不能简单地拿制度和政策的差别来解释。

朱天先生接着说:可喜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更加严谨的定量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最终就是要回答如下的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国家贫穷?为什么二战以后的数十年里有些国家发展很快,但更多的国家发展缓慢?

“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药方,但至今可以说还是徒劳无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都没有世界一流的发展经济学家,经济却发展得很好。”

“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中国的威权体制、市场干预和混合经济同样不是中国增长更快的原因,更不是中国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增长之谜与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关系可能不大,而与东亚增长之谜一样,其答案更可能在于东亚人民崇尚勤俭、尤其是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特别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样的结论听上去也许并不新颖,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却不容易:何以见得是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如地理、气候、人种、智商等等)呢?何以见得别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崇尚勤俭和学习的文化呢?另外,如果传统文化真是中国发展更快的主要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已经不是必需的呢?是否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无论怎么变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是否还意味着中国也将会像其他几个东亚经济体一样最终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呢?这些问题要留待后续的文章来探讨。”

我的答案实在与朱天先生十分近似。我完全同意朱天先生认为的东亚的文化优秀是东亚国家和东亚人在全世界获得成功的基本原因。但我想问得更远,就是为什么东亚人的文化会更优秀,为什么东亚人会比其它地方的人更勤劳、更节俭、更努力学习?是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更能深谋远虑,综合起来就是更有素质?至于他们的这些优秀的素质是不是来源于基因,则并不重要。(比如以我想象,勤劳、节俭、尊师重教等素质,并不可能通过基因遗传。那只能是优秀的、后天习得的文化。)世人只要承认东亚人更努力因此更有成就就可以了。

不过即使高素质是东亚人、中国人成功的基本原因,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不断改善政治体制也是必须的。因为同样一个中国,在1978年以前可是并没有焕发绽放出以后的那种青春活力。至于中国将来能不能和日本+四小龙一样最终进入发达国家/政体行列,我可是十分地看好哟。

第六节关于中国超速崛起总结

这里是本书关于中国的内容的一个总结:

一:中国(其实包括东北亚中、日、韩三个民族)二战以后越众而出、超速崛起的根本的、共同的原因是它们拥有足以媲美欧洲民族的国民综合素质水平。

二:日本且不论,从19501978年止,中国在与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竞赛中落后的主要原因是错误实施了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因此到1980年依然居于极低发展基数。

三: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超速发展的最基本原因是改正了这个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错误。当然还包括实施了一系列其它正确的政策比如对外开放。

四:从1980201424年间,中国人均收入从193$增长到7575$,计39.25倍。年均增长11.05%。但这个成绩距离东北亚高素质区域的其它部分的最低水平(中国台湾人均2$)还差2.5倍。

五、这个与中国应当拥有的发展水平的差距已经从数十倍缩小到数倍,是当下中国依然超常的发展速度的超常程度降低到已经被反复提到的新常态的基本原因。

六:为了赶上这个新的较小差距,中国经济在今后16年间年平均增速必须达到至少5.9%(其中包括汇率变动)。如果考虑到追赶是个动态,则这个平均速度应当更高。

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形态应当有朝着更加现代化和成熟化的方向有重大发展。具体的路向应当是东方和西方制度的一种取长补短的综合。

来源时间:2017/10/9   发布时间:201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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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连续增持美债属市场行为

作者:李捷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期,中国连续6个月增持美国国债的消息引发关注。继2016年一段时间的连续减持之后,中国政府又重回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位置。对此,专家分析,增持或减持美国国债均属于正常的投资行为,今年以来的增持系中国国际收支盈余和外储增加背景下的合理变化,亦是扩大投资收益的选择,未来增减美国国债仍将是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重要操作。
  增减均为正常投资
  美国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继续增持195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增至1.166万亿美元。这是中国连续第6个月增持美国国债。
  今年6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超过日本,再度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目前来看,中国继续稳坐美国第一大海外“债主”的位置。
  根据中国央行发布的数据,8月中国外汇储备为3.092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实现3年来首次7个月连续环比增长。外管局负责人士称,国际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是8月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目前美国国债占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比例超过1/3。
  不过就在2016年,中国也曾经连续减持美国国债,从而使得当年10月日本成为全球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
  对于增持或减持美国国债,中国官方表示,美债市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市场,不论增持还是减持都是正常投资操作,中国会根据市场上的各种变动进行动态优化和调整操作。
  美债规模符合实际
  对于今年以来的连续增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今年以来中国出口情况不错,贸易顺差的状态继续保持,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呈较大幅度下降。从外汇收支的角度来说,收入的外汇多,而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减少,外汇储备增加。因此,对有价证券的投资规模也就会相应地增加,中国增持美国国债,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合理变化。
  相较其他证券类资产,美债作为一种安全性和收益性结合较好的产品,成为外汇投资的重要选择。“投资有价证券要选择收益稳定、流动性比较好的市场。而美债在这方面表现不错,同时具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和较高的安全性。”张永军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约研究员曲凤杰也撰文指出,“对我国而言,在国际收支出现盈余和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下,购买流动性最高的美元资产是首选。美元资产中以美国国债最符合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双重需要,在外储企稳增加后,连续几个月增持美国国债也属正常的事情。”
  除了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如经济增长回稳、人民币汇率企稳、资金流出减弱等因素有关,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易宪容认为,增持美债也与看好美元下半年会走出当前弱势有关。张永军说,“今年以来美元相对贬值,而在‘缩表’计划下,一般判断美元继续贬值的可能性小,而升值的可能性增大。在这样的预期下,购入相对低价的美元资产,将来可能获得汇差收益。”
  摩根资产管理公司也指出,下半年美元指数将有机会迎来一波回升行情。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中国政府增持美国国债将是不错的选择。
  小幅增持或将延续
  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将会带来怎样的市场影响?
  张永军认为,今年以来中国虽然连续6个月增持美债,但规模相对较小,呈现缓慢增持的特征,这对规模巨大的美债市场影响不会太大。但作为美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的连续增持可能影响市场预期。
  专家进一步指出,增持或减持美国国债本质上是投资行为,未来操作会受很多方面影响。但总体来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贸易顺差的格局不变,对外投资降幅收窄但仍在下降的状态延续,加上美元的升值预期,未来小幅增持的过程可能延续。
  曲凤杰则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分析称,一方面,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必需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保持人民币币值信心又要求中国保持顺差和相当规模的美元外汇储备。在这个体系架构下,货币政策要充分考虑美国的“量宽”和“缩表”的外溢效应。增持或减持美元资产仍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主要操作手段。

来源时间:2017/10/9   发布时间:201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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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公布蓝图报告 提议全面改革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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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译 王琛/许娜/张荻/李爽  来源:路透中文网

  美国财政部周五公布了一份全面改革美国资本市场的蓝图报告,希望削减公务方面的繁文缛节,推行总统特朗普促进经济增长的计划。
  该报告建议实行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公开上市、改善企业的资本利用渠道、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广泛的投资机会。这对于小型企业、银行、券商和集资平台而言,不失为一项利好。
  报告还呼吁监管者在参加国际监管论坛时,将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
  这份总计232页的报告基本上避开了必须经由国会同意的立法调整,而是侧重于那些依靠国内两大市场监管部门便可较快实现微调的举措,因为两大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均为特朗普任命。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Christopher Giancarlo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克莱顿(Jay Clayton)周五发表声明称,他们对这份“深思熟虑的”报告有不少贡献,并支持报告中的建议。
  根据特朗普总统在2月签署的一份行政令,财政部需要完成对现有金融规定的全面评估,估计一共要公布四份报告,周五这份报告是其中的第二份。
  该报告概括了91项技术性改进措施,旨在提振股市、债市和衍生品市场。除九项外,这些调整措施由联邦监管部门批准后便可生效,监管部门目前正就这份报告征求意见。
  建议很快得到了金融行业团体的赞扬,他们称早就应对资本市场监管进行评估。
  美国商会高级副总裁David Hirschmann称,“经济增长和繁荣仰仗高效的资本市场。财政部报告为释放资源以刺激经济成长和创造就业绘制了蓝图。”
  **信息披露规则**
  财政部建议简化对上市公司和计划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合规要求,希望扭转当前首次公开发行(IPO)下降的趋势。
  财政部还提议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中一项关于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规定,涉及产品中可能引发争议的原料、以及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薪酬之比等。
  为方便小企业获得资本,报告建议放松关于集体融资的规定,并建议修改关于合格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的定义,为缺乏经验的投资提供更多机会。财政部的报告还涉及长期以来针对股权市场结构的讨论,建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评估股票最小涨跌幅、交易单类型、交易费用模式以及交易所自身的运营和监管问题。
  为了减少监管重叠,并使美国与其他市场更一致,报告要求证监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更密切地配合,协调他们的规则,但不再建议两者合并。决策者以前曾呼吁两家机构合并。
  “重点在协调各套规则…这是减轻衍生品和用户合规负担的重要举措之一,”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ISDA)银行业务主管、前CFTC官员Scott O’Malia在声明中称。
  放宽互换交易以及衍生品交易保证金规定的建议,还可能令衍生品交易商从中受益。
  虽然银行、券商和小型企业为这份报告叫好,但其中许多要求可能招致公共游说团体的批评,他们担心这些要求可能减少对投资者的保护,并为银行业者再次追求风险交易打开大门。
  “提议几乎全都是要求放宽监管,提议要求削减多德-弗兰克规则,”Americans for Financial Reform的政策主管Marcus Stanley表示。“这十分危险。”

来源时间:2017/10/9   发布时间:201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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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枪难背后的美国“政治衰朽”

作者:杨光斌  来源:环球时报

  导致严重人员伤亡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再次使美国的控枪难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枪击案频发跟不能有效控枪直接相关。一般认为,控枪难是因为美国的持枪文化。这种看法显然是还没深刻认识美国。事实上,控枪难更多的是因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封建制社会”。
  很多人一定认为这简直是儿戏之言:落后的封建制怎么能和如此先进的美国联系在一起?先别激动。美国这个国家确实在某些方面还带有无法抹除的封建制特征。美国标榜自己为“法治主义”国家,而不可动摇的法治主义即法治至上,其实就是前现代或封建制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亨廷顿50年前说美国是一个“都铎式政体”,就是说美国政体具有某种封建制性质。只是这一定性一直未被重视,亨廷顿不能被理解,以至于美国式法治和政治一直让很多人无比神往。
  美国宪法是独立战争之后各个“邦主”(也可称为“帮主”)即事实上的封建领主或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奴隶主(当时美国经济制度是奴隶制)谈判的结果。在独立战争之前的将近两百年时间里,一帮受英国封建制王权欺压的前现代社会的英国人,跑到北美新大陆建立了最初的13个州,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奉行封建制社会的习惯法或所谓自然法,强调法律高于一切、不可触犯而且很难修改。这一点很像中国过去的“法祖宗之法”,带有前现代社会或封建制社会的典型特征。
  美国宪法进一步强化了法律的不可触动性或“法治至上”原则。美国宪法规定,修宪需要经过2/3州和2/3国会议员的同意。我们知道,美国宪法的核心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作为立法者的美国建国之父们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即使到了远离奴隶制的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依然不可能组成一个整体而达成2/3绝对多数,进而修改这部形成于奴隶制时代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所谓“宪法”。而美国公民拥枪的权利就来自这个宪法。
  从最初13个州依据所谓习惯法的地方自治,到后来难于修改的联邦宪法,都是前现代社会或封建制社会的集中表现。
  作为对照,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以土地制度为代表的财产权制度,可以说是衡量传统与现代的最好指标之一,因为土地制度最为古老。实行世袭制土地制度的国家,就带有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实行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的国家,基本都进化成了具有现代性和平等性的国家。
  某种意义上讲,土地改革乃至土地制度的革命就是一种“变法”,而变法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因此,强政府和变法很多时候就成了现代性社会的象征。现代化既是一个全球化进程,也是一个国家比赛的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强政权推动的变法,很多长期实行封建制、部落制的国家在生存上会更加困难。当然,美国情况比较特殊,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在于它地广人稀,最一开始又主要是是信奉基督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同质性民族(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清洗之后),因此可以若干自治性封建体联合的形式存在。但当联合自治触碰到根本利益即财产权时,这种自治很难继续维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控枪难题。
  近些年来,美国枪击案接连不断,而且恶性程度还有所加剧。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造成28人丧生,其中20人是儿童。桑迪·胡克小学案之后的98天,美国几乎每天都有枪击案发生,共造成至少2243人死亡。2016年奥兰多枪击案死亡49人,伤44人;不久前发生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再创新高,致死59人,伤500多人,相当于一场中型战争的伤亡规模。每次“大屠杀”后,美国从总统到坊间无不悲痛欲绝,控枪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历次民调也都显示,最少80%、最高95%的民意都强烈要求控枪。但最终却总是民意如空气,每次都不了了之,恶性枪击案成为一种常态,说好的尊重民意的“民主”哪里去了?换个角度观之,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人可持枪的美国事实上已处于一种“准内战”的状态。
  一些以浪漫化视角看待美国的人认为,老百姓作恶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作恶。言外之意,美国政府是好的,作恶者在民间。这种认识与其说是“启蒙”的,不如说是被“蒙蔽”的。他们应该明白,枪支泛滥之恶不但是民间之恶,更是国家之恶、政府之恶。一个国家政权不能保证百姓生命安全而使后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这难道不是一种“恶政”吗?如果政府为了保护百姓想修宪却做不到,则意味着政府已陷于一种恶政之网,只能看着恶政恶性循环。这种恶政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那些封建制因素。在器物层面,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在法律性的制度层面,美国却还带着无法抹去的封建制痕迹;在精神层面,美国到处挥舞的“普世价值”意味着它依然奉行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答案应该是一个十足的矛盾混合体。
  当曾被视为优越的制度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前进的枷锁时,这种制度就意味着“政治衰朽”。“政治衰朽”曾是50年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为形容发展中国家政治而创造的名词,如今却被其学生弗朗西斯·福山用来形容美国的政治制度,断言美国已处于“政治衰朽”之中,因为美国已经成为“否决型政体”,难以有所作为。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它难以“变法”控枪而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来源时间:2017/10/9   发布时间:201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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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核计划是保卫朝鲜独立的“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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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IMOTHY W. MARTIN, THOMAS GROVE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朝鲜国有媒体周日报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在周末的演讲中捍卫了他的核武器计划,称该计划是保卫朝鲜独立的“宝剑”。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则称,“只有一件事能够”遏制朝鲜的核野心。
  特朗普对他上周六在Twitter上发表的上述言论没有进一步阐述,但他称美国过去25年的努力都没有成功。
  金正恩向朝鲜执政党劳动党(Workers’ Party)中央委员会表示,他的核武器计划是一个保护朝鲜半岛和平的强大威慑力量。金正恩的此番言论是在特朗普的上述推文前数小时发表的。
  据朝鲜国有媒体中央通讯社报道称,金正恩在周六的讲话中称,核武器是朝鲜人民在美帝国主义长期核威胁下为捍卫国家命运和主权浴血奋战而取得的宝贵成果。
  朝鲜国有媒体报道称,金正恩的妹妹、现年28岁的金与正(Kim Yo Jong)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该委员会是平壤统治中心的最高决策机构。
  金与正被提拔意味着,金正恩统治下的朝鲜仍在延续围绕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以加强他对权利的控制。朝鲜建国几十年来,领导人的家族关系在塑造权力结构方面常常具有重要意义。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正日(Kim Jong Il)的妹妹金敬姬(Kim Kyong Hee)就曾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来源时间:2017/10/9   发布时间:201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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