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立伟 来源：FT中文网
今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时对中国气势汹汹，不到三个月，两国元首就要举行会晤。从担忧中美关系脱轨，到两国表示有机会“重启”一个新的时代，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国国务院不久前宣布结束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希望与中国发展“以结果为导向”的建设性关系。“以结果为导向”是“合作共赢”的另一种说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所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访问时公开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加强美中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这被认为美国接受了中国此前提出的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对于此次会晤，特朗普甚至希望能够“为美中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确定方向”。当然，这些都是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虚的口号，但是双方能够在长远的战略性愿景方面达成一致，就为成功的谈判并最终实现共赢提供了基础。
特朗普虽然指出了美国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但他宣布了太多政策目标，试图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结构性问题，这并不容易。在中美关系方面，如果不过多渲染两国间的战略性竞争，在安全与经济两大领域均存在推进合作的基础。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关注中东地区（短期是打击“伊斯兰国”（ISIS），长期目标是伊朗）与朝鲜问题。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将朝鲜问题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之中，其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帮助奥巴马政府腾出手来处理在亚太地区的优先事项，比如介入南海问题。但是，这项政策最终鼓励了朝鲜在核问题上越走越远，目前基本注定具有远程核打击美国的能力，成为美国现实的威胁。
朝鲜核问题本质上是朝鲜与美国之间的问题，那些以为中国拿朝鲜作为筹码并当作战略缓冲地带的想法，其实是“冷战”思维的陈旧观点，不符合事实，只是被用来嘲讽中国外交政策的尴尬与失败。中国并不能左右朝美两国，但将自己完全定位为局外人的做法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与中国密切相关。
当朝鲜具有了远程核打击能力后，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开始具有共同的利益。首先，这对美国构成了现实威胁，其次，朝鲜巩固拥核国家地位后会引起地区性的核竞赛，韩国、日本等都可能用核武装（美国也在暗示允许他们这样做）自保，这会给中国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中美两国在“朝鲜去核”问题上目标与利益趋于一致。只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手段，还很难一时达成共识，在“以结果为导向”以及“合作共赢”的指引下，这个问题必然会得到解决。不久前金正男被仓促暗杀，一个可能的意图就是阻止利益趋于一致的中美进行合作。
在习近平访美前夕，特朗普总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决定（在朝鲜问题上）帮忙，那么对中国很好；而如果中国决定不帮，那么对任何人都不好。”这个观点应该说非常客观，中国已经是朝鲜问题的利益攸关方，如果中美两国合作（也只有两国合作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对中美两国以及东亚地区都有好处，相反，如何任由朝鲜问题继续恶化，没有一个人会是赢家。
再看经贸方面。经贸关系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中美其实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了“经济冷战”，特朗普只不过是想通过“经济热战”实现中美经贸的再平衡。他想通过惩罚性措施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与此同时强化“用美国货，雇美国人”，从而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
中美贸易失衡不是中国追求的结果，而是由美国产业结构决定，中美之间没有贸易竞争，而是具有互补性。去掉中国的顺差并不会消除美国的逆差，中国商品会被其他国家商品替代。这种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因此，特朗普用强硬的制裁手段，在短期内无解决逆差问题，只会促进趋势的扭转。如果中美可以通过协调，共同推进再平衡进程，而不用破坏性的双输政策，那么，两国之间就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与奥巴马政府惩罚中国出口商一样，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的理由也是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以及国有企业获得不公正的竞争优势。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就频繁通过反补贴方式对中国一些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将这些争端诉诸WTO后，有一部分胜诉的，奥巴马政府会遵守规则，接受WTO裁决，但特朗普则暗示会有变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日前发布的《2017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中提到，当WTO争端解决程序不利于美国时，美国“将不会遵守”。 也就是说，即使美国败诉，美国也不准备屈服，将按照自己的国内法与商业惯例执行。
这项报告还指责中国在服务业投资领域存在一系列垄断行为与贸易壁垒，而且中国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中国国内企业提供优于国外企业的优势。可以看出，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一直不满中国国有企业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并且国内市场存在过多的准入管制与垄断。
奥巴马政府推动TPP谈判，是想以更高的标准倒逼中国提高自身在环保、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标准，削弱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优势，其核心目标是在竞争中立原则下，挑战中国国企的垄断、补贴等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寄望于通过签订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促进国内的改革与开放，获得所谓“第二次入世”带来的发展动力与红利。
但是，奥巴马政府在BIT方面遵循与TPP同样的标准，而中国在国企改革方面毫无作为，阻碍了BIT的签订。这就造成了一个死循环：中国希望用BIT倒逼国企改革，而国企无法改革，导致BIT无法达成。
尽管国企不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但国企拥有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被美国视为眼中钉，这也是欧美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主要依据之一。在国内，国企也是中国经济风险的主要根源，是债务问题、金融风险以及经济效率日益低下的“罪魁祸首”。
因此，在特朗普取消TPP后，中国更有条件与美国达成双边BIT，这样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再平衡，更有利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避免积累更大风险。中国应该意识到，国企问题以及行业管制与垄断，是阻碍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自己的麻烦而不应该是谈判的筹码，更不能寄望于外部倒逼解决。
特朗普正在制定一项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中国企业与资本可以参与其中，为美国提供就业与经济增长动力。如果中美能够达成BIT，这种参与度将更加广泛和深入。当然，如果美国加入“亚投行”，可能更有利于获得该行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支持，美国拒绝“亚投行”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朗普总统有理由纠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挑战，结构调整意味着从出口到内需、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但是，中国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充满准入壁垒，近几年服务业比重增加主要是地产与金融泡沫带来的估值效应，以及低端服务业的壮大。尽管服务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但服务业本身的低效率状态并没有改变，其低效率也是大部分经济体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必须通过开放与竞争促进服务业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继续管制与垄断，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与威胁。
可以看出，中国在朝鲜与经贸等关键问题上与美国具有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与空间。但是，这一过程可能并不顺利，面临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特朗普个人的不确定性。从他对华问题各种表态看，只有口号和情绪，没有建设性，也没有逻辑，尤其是一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会导致谈判与合作丧失基础，因为中国不可能满足他两个相反的要求。当然，这种“空白”状况，也有利于当前通过渐进式的具体合作培养信任，比奥巴马时期先入为主的做法更有可塑性与发展空间。这需要中国做出理性的反应，首先与特朗普个人建立关系，并通过重大合作增加信任。
其次，特朗普还没有清晰地定性和定义中美关系。自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总统对华关系都是先抑后扬，但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开始将中国定义为最有潜力的“战略竞争者”，制定和执行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对特朗普外交政策影响较大的人，既有对华发出战争威胁的班农，也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他的想法容易受到瞬息万变的国内政治和矛盾重重的执行团队的干扰。就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尤其是未来50年的发展方向，特朗普还没有给出清晰答案，这意味着中美关系不会经历一次元首会晤就实现稳定与确定。
（注：作者是资深财经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7/4/6 发布时间：20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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