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1468

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我无法容忍只吃福利不工作的新移民

0

作者:黄晗  来源:世界说

  编者按:特朗普就职近两个月来,通俄质疑持续发酵,白宫内斗的报道不断爆出,人事任命遭遇重重阻隔,“穆斯林禁令”两度受挫,医保方案各派意见分歧,与媒体关系持续恶化、各方联盟惴惴不安…在这样的节点,我们采访了去年十一月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人,听听他们是否仍支持特朗普,以及这些与主流媒体不一样的声音将传递怎样的见解与态度。
  第一位受访者 Gisselle Mair Vallejo,是一名天主教共和党人,古巴移民后裔,父母在迈阿密开设有私人诊所, 读书期间便开始在母亲办公室兼职。Gisselle因特朗普在堕胎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保守主义态度而投票给他,对于饱受争议的移民禁令和以推特治国的执政风格,她也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与支持。

  我的名字叫Gisselle,我出生并成长在佛罗里达州的南部,今年28岁。我一直以来都生活在天主教家庭里,这样的背景使我非常反对堕胎。因为这是我们天主教所坚持的原则,而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们认为生命开始于受孕,因此我们觉得当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形成了。我个人认为应该禁止堕胎,即使有时候它可能会关系到一个女人的生命,我们总能找到办法同时拯救母亲和孩子。很少情况下会需要我们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们有许多新的技术同时拯救她们。
  在反对堕胎的同时,我支持领养孩子,因为我们有许多很好的公共服务系统针对那些想要孩子自己却不能生育的家庭。我经常在想为什么当这么多人想要孩子的时候,其他人却想要杀死他们。所以这是我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喜欢特朗普的理由,因为他也反对堕胎。他在就职总统后的第一个月便做出了禁止使用纳税人的钱去支付堕胎的费用。我们的部分税收被用来计划生育和堕胎的费用,即使许多人不支持堕胎,我对这个举措非常满意。

""

△ 美国反堕胎游行现场

  出生在一个共和党的家庭我尊重影响我的价值观,那便是如果你认真工作,你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很多人都会混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定义,共和党喜欢帮助穷人,我的家人一直在帮助穷人,我们每个月都会捐助他们,曾经给上万个不同的地方。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如果他们知道病人的情况都会提供免费的治疗,所以这并不是因为共和党不愿意帮助穷人。共和党只是觉得如果你比别人更努力的工作,你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
  关于特朗普上台的这两个月
  我很欣赏这两个月他的表现。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太多的抗议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选举情况。在过去无论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最后都会尊重那位成功当选总统的人。如果你认真想想的话,就会知道无论谁想竞选总统,他们都想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最好的样子。所以当年民主党的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虽然我支持共和党,我仍旧尊重最后的结果。
  许多人却只倾向其中一方,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无法理解抗议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很讽刺,因为你通过制造暴力来表现自己想要得到公平的愿望,你其实只是在证明自己是一个无理的失败者。我只会像过去这些年一样接受现实,自从乔治.华盛顿开始。

""

△ 美国“总统日”当天的反特朗普游行

  我认为媒体对特朗普太严格了,他们甚至曲解了特朗普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但如果你认真坚持事实就会发现他只是做了一个其他国家都会做的事情。所以在他执政的第一个月里,我同意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即使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厌恶,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他正在阻碍我们的国家发展,但其实并非这样。
  对收紧移民政策的看法
  关于旅游禁令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想法来自奥巴马,很多人只是没发现。而且这只限于七个国家,而且他也并不是想说所有来自那七个国家的人都不能入境美国,只是保护我们国家而已。无论你去哪个国家旅行,都是需要你提前文件检查你的背景,证明你并不是一个谋杀犯。特朗普也只是将这些规则复制到我们国家。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让每个人都能进入美国。我们应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如果不对入境者进行审查,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家并且使它变成一个安全的国家呢?
  当我最开始听到那条旅行禁令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也有许多移民的朋友。我并不想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我听到很多相关的可怕新闻,比如他会冲进别人的房子,将这些人带回他们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会被踢出我们的国家。但当我查明真相之后我发现,媒体把这些事情编造得太可怕了。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有合法身份,他一定会保护你。但如果你有犯罪记录,他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而将其驱逐出境。

""

△ 路透/益普索民调显示,70%美国民众担心移民会对国家文化和经济造成损害。图为反非法移民抗议

  与过去不同,现在许多古巴人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在自己的母国工作了一辈子,但是来到美国后,他们想要掠夺我们纳税者和政府的钱,并把这些钱寄给在自己国家的家庭,或者以此在美国度日。我听到见到太多的新古巴移民说自己有一个精彩的人生,我有一个漂亮的房屋,最新一代的iPhone,这周换了新发型。他们有些人的生活状态甚至比我还好。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我认真工作,纳税,而这些人却整日在家,从来没有在我的国家工作过。并且还需要我来抚养他们,这让我很不服。
  所以,我认为特朗普想要改变的规则就是想想那些移民,如果光我认识的就有这么一大堆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国家有多少这样的人,我们只是想要探索一个对美国人来说公平的方式。如果这些移民都在美国工作,那么他们当然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如果我们想一想,那些行为非常不公平,很像是有人冲进别人的家里说,我只是想拥有这一切,我不会工作,但你们得为我工作。
  对推特治国的看法
  特朗普不知道反对者讨厌他发推特,因为之前没有一个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刚开始也是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你认真想想就会发现总统也只是想积极地参与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奥巴马也是第一位以特别嘉宾的身份频繁地出现在电视节目和媒体的总统。我们这一代都沉浸在社交媒体中,所以我认为特朗普发推特的行为是对的。

""

△ 特朗普发推文攻击主流媒体

  即使有时候他发的推特并不像一位总统会说的话,但如果每个人都在攻击他,错误地表达一些事情也会让人感到沮丧。他没有政治背景,也因此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使用的是正确的方法,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在不尊重现实地攻击我质疑我,我很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而且我认为在当今的环境下,我们需要这样的直接的人。在过去,我们只追求政治正确,每个人都害怕袒露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坦然地接受所有的观点,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这就是你的感触。每个人都在学习如何接受别人的观点,这也正是他做的事情。如果我们都在传颂要接受别人的观点,那么我们也应该接受特朗普。
  对特朗普政府的展望
  我相信他对美国的所有预想都是为了实现美国的最大利益。他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保护美国,也许这看上去太严厉,非常直接,也令人感到害怕,但我觉得他真正地控制了所有事情。因为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一团糟,他只是先将其摧毁,做一些极端的决定。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决定并不会如此极端,他只是先修正所有的事情,再让我们过度到一个平稳、顺利的未来。

来源时间:2017/3/18   发布时间:2017/3/17

旧文章ID:12788

社评:白宫欲大增军费,中国人天真不得

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白宫16日公布从今年10月1日至明年9月30日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纲要报告,提议大幅增加国防预算540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约增加10%。报告同时提议削减国务院、环保局、农业部等非国防支出540亿美元,希望在不扩大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增强美国国防安全的“硬实力”。
  新增的540亿美元比俄罗斯或者日本全年的军费还要多,大约相当于中国全年军费的1/3。增加后的美国国防支出将达到6030亿美元,突破了现有法律规定的上限水平。而联邦政府非国防支出仅为4620亿美元,国防和非国防支出的比例大约是6:4。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树几个“穷兵黩武”的典型,美国大概是要算一个的。
  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它强调什么推动什么,会产生世界性影响,左右全球注意力和资源投入的方向,并进而塑造规则。那么美国的军费已经是排在它之后大约8个国家的军费总和了,为什么它还要这么激进地扩大军费规模呢?
  特朗普本人在写给国会的信中这样回答,这项预算方案的目的是“把我们人民的安全列为第一要务,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在世界看来,美国有全球最大的核武库,最多最强的航母编队,最完善的全球打击系统,最无处不在的军事基地群,任何国家攻击美国都属于“找死”,它还要多安全呢?但华盛顿的回答是:现有的安全还远远不够。
  为了“更加安全”,特朗普政府提议削减环保局预算31.4%,分别减少农业部和劳工部预算20.7%,降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预算16.2%,交通部预算也要砍掉12.7%,等等。
  中国增加国防预算是在财政收入扩大、其他主要部门预算得以同步增加的情况下开展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用减少环保、农业、劳工、卫生、交通、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支出来增加军费,公众舆论是否会沸腾?再问一句,在中国有哪一位哪怕是严肃的学者敢在舆论场上抛出这样的建议吗?
  特朗普的预算案据分析将在国会遭遇麻烦,最终未必能通得过。但值得指出的是,在特朗普上任以来几个最为大胆的举动中,大幅增加军费是遭到舆论反弹相对最少的一个。他的“限穆令”被口诛笔伐,但增加军费引起的议论是有没有必要和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辩论的性质要温和得多。
  不能不说,美国社会颇有它自己的“大局观”,整个国家留恋自己已经持续半个世纪的全球霸权。当特朗普号召国家把更多资源用于无法直接转化为国民福利的军事领域时,他有理由为自己能够说服公众保持乐观。
  美国社会对世界的认识看来蛮严峻的,这使得特朗普倡议大幅增加军费有了公共意识形态的基础。非常不幸,我们生活在“老大”很喜欢买枪造炮的世界里,美国对发展军力的特殊偏好难免对国际关系的性质产生影响。
  美国在它的位置上“想干什么干什么”,外界无力阻止,它可以把批评当耳旁风。中国人应当从白宫的这一“意外倡议”和美国社会的反应中进一步审视这个世界,把握中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民生与国家安全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繁荣的战略平衡点在哪里,美国提供了一个让人印象极其深刻的案例。

来源时间:2017/3/18   发布时间:2017/3/17

旧文章ID:12787

“失声”的国务卿和美国公共外交的真空

作者:P.J. CROWLE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真正全球性的外交政策的国家。但特朗普政府不太愿意谈论这事。
  当上国务卿的第一天,雷克斯·W·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发誓要“尽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利用国务院的人才和资源。”“有效率”的意思是极简主义。在头两趟海外之旅中——一趟是去德国,另一趟是去墨西哥——他的公开发言总共包含625个单词。他的前任、频繁跟媒体碰头的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一次碰面期间只消回答一个问题可能就要说这么多话。
  在朝鲜最近的导弹测试令地区局势愈发紧张之际,蒂勒森于本周出访日本、中国和韩国。国务卿出访时通常应有十多名记者随行,但蒂勒森撇下了国务院的记者团,只在他的专机上给一家籍籍无名的保守派媒体留了一个座位——该媒体更为关注美国的文化战争,而非其外交政策。
  这一点符合一个整体规律。来自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和希腊的部长们最近几天都造访了国务院,参加双边会议。握手的照片倒是能看到,但关于美国如何看待这些重要盟友面临的挑战,或者可能以何种方式提供帮助,国务卿没什么好说的。
  上周,国务院发布了年度人权报告。蒂勒森写了引言,但未就报告的结论作任何介绍,这是另一个偏离从前的惯例的做法。这种低调的发布方式——被解读为人权问题作为政策重点的等级有所下降——招致了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的尖锐批评。
  哪位企业高管会在上任之初叫停所有的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活动?蒂勒森正是这样做的。整整六个礼拜都没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在现代社会,这简直闻所未闻。“他不是一个喜欢和媒体打交道的人,”一名官员最近承认。
  重点不是蒂勒森本人对聚光灯的抵触。而是美国公共外交出现的一个真空。
  当他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V·拉夫罗夫(Sergey V. Lavrov)首次碰面时,决非开放式政府典范的克里姆林宫所提供的会面细节,都比美国国务院要多。在北京没有美国记者团陪伴蒂勒森左右,中国政府将填补空缺,发布关于他们和蒂勒森所讨论的话题的消息。
  当国务院失声的时候,特朗普总统的声音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域。“推文是政策吗?”外交使团在国务院问及了指挥链条问题。谁知道呢?结果,美国眼下似乎有两种常常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一种来自特朗普的即兴发挥,另一种则来自他的国家安全官员。
  总统认为美国应该拿走伊拉克的石油。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却说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总统暗示美国会利用军队驱逐更多移民。国土安全部长约翰·F·凯利(John F. Kelly)却坚称不是这样。总统承诺寻找和俄罗斯的共同目标。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Nikki R. Haley)却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行动反复表示关切。总统把美国的主要对手称为“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新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H· 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却表示,这种叫法并无裨益。
  特朗普执政的头两个月本该是一场政治上的“震慑与畏惧”行动。然而我们得到的是骇人和糟糕的政策。
  特朗普与共和党国家安全权威人士之间仍然存在的嫌隙是一个大问题。蒂勒森有意让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出任副国务卿,却被白宫否决,因为艾布拉姆斯在选举期间批评过特朗普。
  国务卿在没有合适替补人选的情况下将几名高级职业外交官解了职,这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帮助。国务院缺少可靠的地方分支机构领导人,没有能力塑造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大使们缺乏来自总部的指引。
  “职业外交官觉得自己的作用受到了削弱和忽视,”一名退休大使告诉我。结果,白宫“无法拥有真正的专业知识,那些知识可以让总统的议程推进多一些成功,少一些飘忽。”
  当特朗普总统忙着招待第一波到访的外国领导人时,蒂勒森却不见踪影。有很多次,墨西哥外长到了华盛顿便直奔白宫,因为关于边境墙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前景的答案都在那里,而不是国务院。
  诚然,每一届总统的白宫都会圈出对于总统的政治使命来说极为重要的政策领域,但围绕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及其在维持国际秩序方面的责任等更为宽泛的战略议题,特朗普的白宫制造出了颇为危险的不确定性。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于周五会见特朗普时,一定会优先提到这些重要关切。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官员持有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主义观点,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及其“战略倡议小组”(Strategic Initiatives Group)持有的则是更为悲观的民族主义观点。哪一种会占上风?
  在每届刚刚上台的政府里,都有关于争夺影响力的故事——谁受到了总统的青睐,谁又被打入了冷宫。这些东西可能会被当成不足挂齿的内部信息,但蒂勒森在世界各地的对等官员正忙于盘算这位国务卿的话是否代表总统的立场,以及他在政府中有多大影响力。
  目前,美国似乎正在收缩外交政策。总统近日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上表示,“我不代表全球。”总统周四提交的预算案证实,为外交和发展援助提供资金支持的外事预算会像外界预计的那样被大幅削减。鉴于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蒂勒森的商业背景,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钱在起作用。
  对国会发表讲话时,特朗普以提及退出环太平洋经贸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来博得掌声。特朗普说美国不再是赢家,但他错误地把错综复杂的状态诠释为衰落。事实上,美国的顺顺利利远远多于磕磕绊绊,这不仅得益于军事力量的投射,还得益于它在全球部署的外交机构。
  对职业外交官来说,美国优先并没有可争议之处。他们是美国例外主义的狂热信徒。在特朗普看到零和世界之处,训练有素的外交官看到的是正和世界。但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在这个群体里引发了深切的疑虑。
  国务院在帮助特朗普政府超越堡垒心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要做到这一点,国务卿应该更多地抛头露面和发表意见。
  “我们代表美国,”一名官员说。“但我们已经不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
  P·J·克罗利(@PJCrowley)曾在五角大楼、克林顿及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国务院、白宫担任高级职位。目前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名教师,著有《红线》一书。
  翻译:李琼

来源时间:2017/3/18   发布时间:2017/3/17

旧文章ID:12786

美国务卿访日,称对朝鲜政策需改弦更张

0

作者:MOTOKO RICH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东京——在亚洲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国务卿雷克斯·W·蒂勒森(Rex W. Tillerson)从日本开始了自己的首次重要外访,他在周四表示,美国在应对朝鲜不断增长的核威胁方面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但他拒绝详细说明。
  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会谈后,蒂勒森在东京对记者说,“过去20年让朝鲜走向无核化的外交和其他努力都失败了。”他指出,在这20年里,美国为了鼓励朝鲜放弃核计划,向其提供了13.5亿美元的援助。
  “我访问这个地区的目的之一是就寻找新方法交换意见,”蒂勒森还说,并表示,他将在首尔和北京重点讨论这个问题,那是他行程的下两站。
  特朗普总统即将向国会提交的联邦预算建议将国务院的预算削减29%,蒂勒森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会“乐意”接受削减预算的挑战;只有那些被他的一名新闻顾问预先选定的记者才能向他提问。
  蒂勒森说,“国务院一直以来的开支水平,特别是过去一年的开支水平,简单地说是不可持续。”他解释说,目前的支出反映了“美国在全世界各地涉及的冲突的水平,以及所提供的救灾援助。”
  他说,国务院将对其各个项目进行审查,并做到“更有效、更有效率,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
  对美国及其在亚洲的盟国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朝鲜不断增长的威胁,朝鲜在三周内发射了两次弹道导弹,并称其即将测试一枚可到达美国的导弹。
  蒂勒森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中表示,“面对朝鲜危险且不合法的核武器与弹道导弹计划”,他希望能加深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合作。
  考虑到蒂勒森在就职50天以来不曾详细阐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和美国记者急于听到蒂勒森的讲话。批评人士质疑他能对总统有多大影响力,因为他一直缺席白宫举行的与世界领导人的会面。
  国务卿这次出访也将在首尔和北京停留,此时此刻该地区不仅要艰难应对朝鲜威胁问题,也面临着中国与韩国关系日益紧张的难题——美国正在这里部署一套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中国也在推动它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主张,令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感到担忧。在朴槿惠(Park Geun-hye)上周被免职之后,韩国现在处于没有总统的状态,而日本和韩国还有一道外交裂痕需要修补——东京在两个月前召回了日本驻首尔大使,以抗议一座纪念二战期间韩国慰安妇的塑像。
  “很明显,东亚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大风暴,会带来接二连三的问题,”麻省理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日本问题专家(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说。
  分析人士期待能从蒂勒森的讲话中获得一些信息,好知道美国在应对朝鲜核威胁时有可能做出什么选择。美国官员正在评估的选项包括先发制人实施军事打击和重启与朝鲜的对话。
  但是当被问到一项新举措的细节时,他没有做出回应。
  蒂勒森在准备好的演讲中发出了一种与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截然不同的论调,后者在2月访问首尔时曾表示,朝鲜如果使用核武器,将遭到“压倒性”的反击。
  蒂勒森表示,“朝鲜及其民众不需要担心美国或它在该地区的邻国,大家只想与朝鲜和平共处。”他还提到,“基于这一点,美国呼吁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避免做出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这一地区的专家们表示,尽管美国目前通过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简称萨德)来强调扩大导弹防御,但他们想听听蒂勒森在外交选择和在该地区的合作上会有什么样的观点。
  “显示威慑能力固然十分重要,”东京笹川和平财团(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渡边恒雄(Tsuneo Watanabe)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向朝鲜释放出胡萝卜加大棒的信号。”
  渡边恒雄表示,除了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合作,“我们也需要与中国配合。”
  在日本,政府官员急于和蒂勒森建立关系,后者在与亚洲有关的事务上相对缺乏经验,而且在国务院里也没什么人能就该地区的问题给他提供建议。
  在马蒂斯访问了东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华盛顿和佛罗里达的马阿拉歌(Mar-a-Lago)庄园会见了特朗普之后,日本似乎吃了定心丸。所有美国官员都声称美国会支持自己的盟友。蒂勒森又一次重申美国在维护日本安全方面的承诺。
  不过,考虑到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暗示他有可能收回美国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日本和韩国或许依然对美国的决定存在担忧。
  “目前的感觉是它们在眼下感到安心,”华盛顿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东北亚研究中心(Northeast Asia)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Bruce Klingner)说,“但日本和韩国就像容易受惊的小狗,需要持续的安慰,会不断感到紧张。”
  在朝鲜于本月早些时候同时发射四枚落入距离秋田县西海岸125英里(约合200公里)以内海域的导弹之后,日本尤其感到担心。朝鲜当时表示,这些测试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驻日本军队的基地”。
  日本政府目前正在讨论升级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获取自己的萨德系统。一些议员认为,日本需要考虑获得先发制人阻止导弹发射的能力。外向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将承担更大的角色和责任”,然而当CBS新闻频道(CBS News)亚洲记者阿德里安娜·迪亚斯(Adriana Diaz)问起先发制人的能力时,他表示他不明白这个问题,并拒绝让她澄清自己的问题。
  蒂勒森延续了他之前前往德国波恩以及墨西哥城的外交之旅那种与外界隔绝的风格。在上午与岸田文雄会晤之前,他没有去美国大使馆和那里的国务院工作人员见面,而是在自己的酒店里休息和听取简报。
  尽管蒂勒森是特朗普政府中访问日本的职位最高的官员,但日本的新闻媒体在周四一开始似乎对美联储加息的消息和丹麦选举结果更感兴趣。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 @MotokoRich。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3/18   发布时间:2017/3/17

旧文章ID:12785

蒂勒森:美国不排除先发制人对朝鲜动武

0

作者:  来源:中国时报

美国不排除先发制人对朝鲜动武
| 2017-03-17 08:02:02  中国时报 | 
  美国国务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周五说,要是北韩再挑衅到某个程度,美方会考虑采取军事行动。
  据美联社报导,提勒森表示,要是北韩发展的武器计画升高到某种程度,"我们认为需要采取行动"时,或许有必要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北韩最近试射了4枚飞弹,各方担心,它正准备进行另一次核试。
  据CNN与韩联社报导,首访韩国的提勒森出席韩美外长联合记者会时表示,对北韩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结束。
  而所谓"战略忍耐"政策,是美国前总统欧巴马所推行,以等待北韩改变态度,同意弃核的政策。提勒森说,将采取综合措施,促使平壤放弃核武器。美方谋求的外交、安全与经济措施不限形式,一切选项都在考虑之列。提勒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尚未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有意进一步加大对北韩的制裁力度。
  提勒森先前表示,是对北韩采新政策的时候了。CNN指出,显然,他认为北京是华府新策略的关键,而他周六即将访中。这星期一名中国高层官员透露,提勒森访陆期间,北京将提出对策。不过,提勒森已排除北京的提案,不愿为了表达对平壤的信任,而停止美韩联合军演。
  提勒森说,华府并不愿意看到事态升级为军事冲突,但万一北韩有威胁韩国及驻韩美军的举动,将采取因应措施,一旦平壤的威胁超过某种限度,将采取行动。提勒森还称,唯有北韩放弃核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会展开对话,目前谈冻结北韩核子为时尚早。
  提勒森表示,北韩已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他访问中国时,将讨论中国采取何种措施。提勒森还表示,中国为反制"萨德"入韩,而采取经济报复措施并不合适,并敦促中方保持克制。
  ""
美军有可能“先发制人”突袭朝鲜吗?
 | 2017-03-16 23:00:40  Sinovision | 
  美、韩和朝鲜都在不断提升备战行动,都宣称可能向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美方可能要抢在朝鲜先发制人之前先发制人,而朝鲜也可能要抢在美方先发制人之前先发制人,难怪中国外长王毅要问:难道双方都做好了迎头相撞的准备了吗?他建议双方暂停,但是谁也不听。
  如今,美、韩正在进行超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好像要“正式开战”的态势,而朝鲜也不示弱,可能在近期进行新的核试。朝鲜半岛是否可能重复上一世纪50年代那样,打一场“有限战争”?
  我看美国方面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新总统川普上台后,虚张声势的可能性很大,真刀真枪打仗的可能性很小。我看朝鲜方面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上一次朝鲜战争中,朝鲜有苏联和中国撑腰,如今小金如果大胆冒险,只怕会四面楚歌,自取灭亡,因此小金也只是虚张声势,不敢真刀真枪的迎头相撞。
  目前小金的虚张声势对美国是有利的,美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东北亚的军事部署,以此来应对中、俄两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近期内美国大大强化了美、日、韩“铁三角”,已经形成了亚洲版的“北约”,美国的航母直接开到中国的家门外,美国的雷达也直接安装到中国的家门口。与此同时,各种美国最先进的武器也都部署到这个地区来了,例如B1、B2轰炸机,F22、F35战斗机,MV-22鱼鹰机,RQ-4全球鹰无人机,“爱国者”、“宙斯”、“萨德”反导系统,等等。
  根据媒体报道,美军又计划在韩国部署12架MQ-1C型“灰鹰”无人机。美军在韩国部署这种无人机,当然是有其特定的用途的,他们想用这种无人机承担什么军事任务?
  美国大量发展无人飞机、无人坦克、无人潜艇、充分反映了21世纪的战争特征很可能是“无人战争”。近10多年来,美国的“捕食者”无人机既可用作侦察,也可用于“精确打击,定点清除”,在反恐战争中的表现越来越令人赞叹不已。“捕食者”在发现可疑目标后,可以直接进行快速的打击,不少恐怖组织的头头就这样死在“捕食者”的导弹袭击之下。
  “灰鹰”是在MQ-1型“捕食者”无人机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新型无人机,两者的外形很相近(点击这里)。这两款无人机的开发和制造商是美国《General Atomics》公司。新款“灰鹰”无人机,可以连续飞行25小时,无论在侦察能力、打击能力、可靠性和飞行距离等各方面,都有所升级,而且可以自动起飞和降落,据说至今已生产了75台。
  然而无人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无人”,没有己方人员的伤亡,这就完全改变了人类有关战争的传统观念。最近美军特种部队对也门的突然袭击,就因为牺牲了一名将士,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多争议,尽管国防部长马蒂斯争辩说这场袭击非常成功,但是美国人对于牺牲人命这件事情特别敏感。
  使用“无人机”不会引起己方伤亡,在舆论上就比较好接受的多了。即便如此,美国也有人反对,因为可能伤及平民无辜。无人机发展到今天,对一辆行进中的汽车进行精确打击,已经没有问题。
  最近几天美国媒体披露的美军“OPLAN-5015”作战计划(点击这里),说明美军早在2015年就有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美军在韩国部署“灰鹰”无人机,也许说明美军有可能使用无人机对朝鲜境内的重要目标发动“斩首”袭击。美方认为朝鲜最怕这一招。
  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中国反应强烈,美军在韩国部署“灰鹰”,中国似乎没有反应,难道中国不知道“灰鹰”可以用于朝鲜,也可以用于中、俄?据说“灰鹰”有一种斜视功能,只要贴近某国国境线,就可以窥视内部。
""
朝鲜半岛剑拔弩张 美国务卿访华备受瞩目
 | 2017-03-17 07:17:09  BBC中文网 |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右)访问韩国访问过三八线非军事区后说,美国对拥核的朝鲜已经失去了"战略忍耐"。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五在韩国访问三八线非军事区后说,美国对拥核的朝鲜已经失去"战略忍耐"。此前中国强化了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立场,要双方克制、刹车。
  蒂勒森周六将访问北京,届时会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做出更多努力。据料,蒂勒森在访问中会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见。
  蒂勒森周五的强硬表态,标志着美国立场已经脱离了奥巴马领导上届政府的立场,当时美国政府在朝鲜没有去核前不与朝鲜接触,希望朝鲜被孤立后,内部紧张将促发变化。
  蒂勒森周四在东京说,20年来要朝鲜非核化的努力已经"失败",现在需要新办法。据说,这反映了美国大部分专家的看法,但这个看法之前很少被公开表达过。
  这次蒂勒森在同韩国外交部长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战略忍耐的政策已经结束","我们在探索新的外交、安全、经济措施选项,所有选项我们都考虑。"
  他对记者说,"当然我们不希望走到军事冲突那一步,但是如果他们(朝鲜)把武器计划的威胁提升到一定程度,我们认为那就需要采取行动,那时候会考虑所有选项。"
  朝美剑拔弩张
  1950-53年的朝鲜战争发生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时期。在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界时,中国军队秘密入朝参战。
  战争初期美军失利的情况下,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提议动用核武器并且直接进攻中国,但杜鲁门总统不允许麦克阿瑟将战争升级,后来撤换了麦克阿瑟。
  朝鲜战争最终以在三八线签署停战协议结束,但是交战方并没有达成和平条约,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
  1976年在美国福特总统时期,南北朝鲜交界的三八线发生了"板门店事件",即斧头杀人事件。当时有两名美军军官被斧头砍死。
  美军死亡事件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福特总统下令执行所谓"保罗·班扬"行动,对朝鲜显示武力。
  当时驻韩美军进入戒备状态,美军从美国本土调遣了数十架可携带核武器的战机,包括“中途岛”号航空母舰在内的大批军舰进入日本海,并且计划在冲突中使用战术核武器。
  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4年曾经考虑过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后来加强了同朝鲜接触。
  与朝鲜接触的政策在2002年被放弃,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将朝鲜称作"邪恶轴心"。
  中国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十分不满,并且警告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
  特朗普的政策?
  不过特朗普政府面对朝鲜究竟会采取何种政策,目前还不明朗。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说过,会考虑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直接会晤,还说最好在吃汉堡的时候交谈。
  但是特朗普还暗示会采取更好战的姿态,或者把焦点对准中国这个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盟友,向北京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东京驻扎的大批美军目前已经在朝鲜的导弹射程之内,蒂勒森在东京强调美国目前正在检讨对朝鲜的政策。
  他们会考虑华盛顿手中可利用的所有外交手段的利弊,美国除了会考虑以谈判为基础的外交行动,也会考虑先发制人打击朝鲜的核设施,以及对朝鲜领导人发动精确打击……
  但就目前来说,美朝关系大致仍然在奥巴马政府设定的轨迹上运作,即美国侧重于通过加强同地区盟友的关系对朝鲜施加压力,这包括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目前,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一直认为这种演习就是演练入侵朝鲜。与此同时,朝鲜上周向日本海发生了4枚弹道导弹示威。
  之前中国重提了一个之前私下提出过的建议,呼吁朝鲜暂停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作为交换,美韩暂停他们的年度军事演习。
  但是这个建议遭到特朗普政府拒绝,美国认为双方各退一步等于是奖励朝鲜,朝鲜应该遵守被它长期不理睬的联合国决议。
""

来源时间:2017/3/18   发布时间:2017/3/18

旧文章ID:12784

独家:中国在为联合国添砖加瓦吗?—— 中美印象第133期周报

0

作者:ChinaPower CSIS  来源:中美印象

在近几十年中,中国对联合国的支持显著增长。如今,中国是联合国正常预算的第三大贡献国,维和预算的第二大贡献国,并向联合国维和任务输送了超过3000名人员。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组织能够支持国际合作,并可为一系列跨国与地方性的问题提供外交与政治解决方案。因此,联合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让中国可以借此发挥全球影响力。与此同时,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中国可谓一举两得,既得到了宝贵的军事训练机会又提升了国际形象。鉴于联合国建立的初衷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参与联合国行动也为中国领导层提供了一个展示其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决心的低成本手段,并缓解了国际上对中国军事经济实力迅速崛起的忧虑。为评估中国在联合国中日益增长的参与,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记录、其在联合国维和任务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及在联合国发起制裁中所持的立场。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是如何利用其所持席位的?


""
1971年以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弃权记录

        联合国安理会全部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行使一票否决权,几乎是联合国系统中最举足轻重的政治工具。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国家可以阻止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决议通过。虽然安理会中利益纵横交错,成员国通常互相竞争,但一票否决权本身很少被用到。尽管如此,当国家利用自己的一票否决权时也凸显强调了自己的核心政治利益。自1971年进入安理会以来,中国只行使了12次一票否决权,在安理会成员国中最低。12次中的9次都发生在近20年中,昭示着中国脱离其八十年代的弃权策略,并在九十年代逐步向其他成员国靠拢。中国在冷战时期中仅两次的一票否决都发生在其1971年加入联合国后的一年内,一次否决了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后进入联合国,另一次否决了一份西方国家针对解决中东冲突的修正案。中国最近的六次一票否决都是在关于叙利亚内战的决议中与俄罗斯统一战线。另有两次也是与俄罗斯立场相似,在有可能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一票否决。例如,中国与某些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估中表现差强人意的国家有可观的贸易往来,因此制裁这些国家也会对中国造成显著的经济影响。这样的因素可能决定了中国在2007年一票否决实现缅甸军事团体民主化的草案,以及2008年针对津巴布韦政府选举期间的恐吓与暴力行为实施制裁的草案。
        
中国余下的两次一票否决都反映了其在台湾问题上对领土完整的高度重视。在这两起案例中,中国都拒绝批准支持与台湾建交的国家。1997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危地马拉对台的外交认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一行为“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当时的这一草案若获得通过,危地马拉将获得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帮助来维持当地的停火决议。1999年,中国又一票否决了派遣维和部队至马其顿共和国的草案。秦华孙给出的理由是,有其他地区比马其顿更需要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帮助。但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反对离不开马其顿与台湾建交的事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利用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威胁他国会一票否决那些对中国不利的决议。结果就是,在起草决议时其他成员国就会考虑到中国的意见进行调整。例如近年针对朝鲜与伊朗的决议,由于两国都与中国有着长足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在磋商过程中各方都尽力避免提出可能损害中国利益并引发否决的制裁方案。


中国通过哪些方式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了贡献?
        
在数十年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后,中国参与维和不减反增。1990年,中国只派出了5名战士参与维和任务。截至2016年底,这个数字激增至2630人。自2000年至2010年,中国在人员方面对联合国任务的贡献增长了超过二十倍。如今,中国对维和任务的部队贡献超越了其他任何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的表现对应了中国政府通过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从而努力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策略。卡尔森教授(Alan Carlson)指出,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中国一直致力于重建其国际声望。因此,只要决议不侵犯到国家主权,中国一般会尽量不与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产生分歧。
        
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9月宣布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待命部队以及一支永久的维和警察分队,中国如今已经站在了成为联合国维和领袖的临界点。习近平还承诺启动中国-联合国十年十亿美元的发展基金来支持维和行动。同时,习近平主席对利益攸关地区也有偏重,特别提供非盟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来加快建立非洲待命部队并提升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

""

头戴联合国蓝色贝雷帽的中国维和部队

        吉尔(Bates Gill)与黄劲豪教授(Chin-hao Huang)认为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逐步推进维和行动参与是基于三个可期的益处:在国际社会中展示一个“和谐”、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军队扩展非战斗行动;为中国警察与军队提供训练、作战经验、和控制暴动经验。因此,中国积极参与维和任务为其培养国力提供了双重渠道。第一,维和行动直接有助于全球治理。通过支持这类行动,中国领导层充分展现他们承担了作为全球社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华学者冯康云(Courtney Fung)指出,中国的参与是建立在希望被国际社会认可为大国、认可为发展中国家的盟友这两点之上的。此外,将一部分中国军警力量依附于维和行动上为中国构建了一个低风险、非对抗性的平台来巩固指挥控制结构,可以测试其危机管理的能力、发现支撑海外行动后勤方面存在的挑战、并为其部队提供有价值的训练项目。
        
尽管中国自九十年代就开始向联合国维和任务点派遣观察员,中方在派遣部队上却一直十分谨慎。1990到2008年间,中国分别向柬埔寨、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苏丹和黎巴嫩派遣过维和部队。这些国家不仅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还提供了宝贵的自然资源(比如,中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承办了大量基建工程)。这并不是说中国参加维和行动仅仅是为了得到物质上的回报,中国当然也不是唯一一个从受援助国家获取回报的参与国。众所周知,巴西就离用参与维和行动的机会来加强专业警员力量并实现军事现代化。
        
2015年初开始,中国已经向南苏丹派遣了几百支队伍。 不止是在南苏丹,中国在整个非洲的自然资源中都占有份额。中国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参与不仅体现在维和行动上:在派遣部队到南苏丹之前,中国就向其销售了价值两亿美元的武器。2013年,中国购买了南苏丹82%的石油出口。与中国的大国声誉、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相比,中方派出的三千名头戴蓝色头盔的维和人员就不值一提了。


中国对制裁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一直反对使用制裁。中方多次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来对朝鲜、利比亚、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和伊朗等国家的制裁方案进行谴责、调解、甚至偶尔直接一票否决。中国的立场来源于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支持,以及中国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基本外交政策。为了让中国保持一个低调的国际形象,并且全力发展国内经济,邓小平曾非常支持这“韬光养晦”的基本外交政策。从实际的角度来说,中国总体上认为制裁行动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经常让本就动荡不安的国家更加脆弱。

""

刘结一自2013年8月起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越来越活跃。中国向安理会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和人员支持,与此同时中国也渐渐很少以意识形态冲突为由反对制裁行动。从2000年到2013年,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78份制裁决议中,中国支持了其中的170份。剩下的8份中,中国在4份上投了弃权票,然后在津巴布韦(一次)和叙利亚(三次)的武装制裁上投了反对票。中方称反对武装制裁叙利亚的原因是不希望其他国家干涉叙利亚内政。
        
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愿意对一些与其有经济利益牵扯的国家进行武装制裁。伊朗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原油供给国,虽然中国勉强支持通过了制裁伊朗的决议,中国还是一如既往地从伊朗购入原油。而对于制裁朝鲜的问题上最能说明中国态度的转变。在1993年朝鲜声明退出《防止核扩散条约》引起国际危机之际, 中国发言人重申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方针,并且表明了武装制裁会极大伤害国家主权的立场。当国际原子能机构请求安理会对朝鲜进行制裁时,中国也坚定地反对在安理会立案讨论,并且指出中国同样会否决相关决议。

        然而,在2006年10月朝鲜进行核武器试验后,中国首次投票支持对朝鲜实行制裁。在此之前,朝鲜无视中方警告停止核试验惹恼中国,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与日俱增,中国这一政策转变很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相结合的结果。此次定向制裁包括禁运武器、破坏性武器的相关技术、和奢侈用品,同时也有财务制裁。北京政府之后又继续支持安理会逐步收紧对朝制裁的决议,应对朝鲜核和导弹试验,2009、2011、2013和2016年的决议都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大多数这样的案例中,中国在安理会成员磋商过程中都采用较为缓和婉转的措辞并努力削弱提议上的制裁手段。但是,在2016年2月的最新一次对朝制裁中,中国扮演了更为主动的角色,甚至对一些可谓近几十年来最严苛的惩罚表示赞成。尽管中国赞成这份最新的决议算得上是突破性的一步,但是中国能否坚持遵守决议、执行制裁还是未知数。
        
虽然中国在官方层面上支持制裁,在过去十年中调查中国制裁执行力的结果显示其实际行动并未完全遵守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在奢侈用品、货物检查、核扩散导向的财务交易等领域。中国没能完全遵守通过的决议,是因为高层为了瓦解制裁有意为之,是查处违反人员能力有限,还是地方层面的官员欺瞒中央?证据不足,有待考察。在最新一轮制裁出台的几周后,某一调查报告浮出水面,声称中国一直以来都默许某中国银行的新加坡支行向朝鲜汇款。具体涉嫌违反决议的行为在联合国朝鲜专家组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均有列举。

原文链接
翻译:李思卿、王雪晴


来源时间:2017/3/17   发布时间:2017/3/17

旧文章ID:12783

方纳:要把美国内战置于全球史视野下进行再思考

0

作者:武乐曼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3月14日下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首都师范大学做了题为《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内战及其意义》的专题讲座。

  埃里克•方纳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院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等职,在美国内战与重建史、奴隶制研究、美国政治文化史等领域享有盛名,被誉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晏绍祥主持。

""

讲座现场

  方纳在讲座中指出,当前美国内战研究主要还是把视野局限在国内,这是不全面的,应该将美国内战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研究。19世纪70年代首先发端于英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全球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古巴的糖、印度的棉花等越来越多的国外产品涌入美国对社会造成冲击,这与美国奴隶制向外制造的价值相互碰撞,形成双向互动的过程。由此,把美国内战置于整个国际背景下进行分析尤为重要。但是,美国内战又不如奴隶制问题那样本身就具有全球化,所以将其放在国际视野下考察会遇到困难,而这也正说明了美国内战的复杂性。
  美国内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爆发的第一次现代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钢铁铸成的军舰代替了木船,潜水艇首次在战争中运用,电报负责战场上的即时通讯,来复枪和现代子弹取代了过去的毛瑟枪……而这一切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在中世纪战争中,防御方往往占据着比进攻方更有利的地位,但现代战争的出现,使内战中进攻的北方比防御的南部更具优势。因此,即使在战争初期,南方凭借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连连取胜,但美国内战仍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甚至在战争后期,似乎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子。与其他传统战争不同的是,美国内战的目标不是为了民族或国家,这是一场不同社会之间的对抗,其诉求在于实现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存方式在美国的确立。这是美国内战最显著的特征。
  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内战之前,美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立银行系统、铁路运输系统,甚至连国家地图也没有。人民的观念中也没有国家(nation),只有地方(local)。“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弗吉尼亚人”,这句著名的妙语最能说明当时这一状况。方纳指出,内战改变了这一情形。
  内战使统一的民族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进一步成为美国重建的目标之一。战时动员很大程度改变了战后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首先,战时动员使国家权力大大集中于中央政府,华盛顿成为事实上的全国政治中心;其次,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修建了纵贯南北的铁路,统一了货币,同时对进口货物征收高关税,改变了社会生活状况,通过这些物质基础,国家也进一步联结成一个整体;再次,内战结束后,在对南方的重建中,林肯重视国家意识的建构,其独特性在于,这种国家意识是建立在信仰、独立、平等之上,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信仰、种族、语言等。可以说,内战塑造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美国。
  而从奴隶制的角度来说,美国内战对奴隶制的破坏具有世界意义。内战前,美国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之经过了三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奴隶制在美国得到极大发展,其规模、在社会中的深入程度和复杂情况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它已经发展出最完整、最成熟的奴隶制度。尽管彼时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奴隶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合理之处,但就整个国家来说,中央政府并无立刻废除奴隶制的必要。而内战使奴隶制提前终结。不仅如此,国家由此获得了废除奴隶制和宣布自由的权利,这对整个世界的奴隶制产生了冲击。与其他废奴运动相比,美国唯一的例外在于,战争刚刚结束,奴隶就被赋予了权利,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于是相应法律得到修改,尽管后来有所反复,但这仍是有意义的。1920年,英国议会大厦前树立起林肯的雕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赞扬林肯“不是美国籍,而是世界籍”。
  内战对当时的世界也产生了影响。内战前,英国的棉花主要从美国进口,内战爆发后,棉花的生产与供应被中断,英国不得不寻求新的棉花产地,于是把目光投向埃及。埃及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对英国依赖加深。另一方面,由于获得了新的优质棉花产地,英国进一步大量向世界各地输送棉纺织品,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首当其冲,所以,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就有抵制进口棉纺织品这一条。“回到纺车去”是甘地提出的口号,并将此看成印度独立的重要手段。
  另外,方纳提醒读者注意,美国内战的年代是其他欧洲国家继续全球扩张的年代。内战后,美国南北统一,免去了国家分裂的后顾之忧;组建了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取得了战争动员的能力,同时获取了一定的战争经验;而且,废奴运动以及赋予奴隶同等的权利,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使其有了在世界上宣扬美国自由的资本。由此,美国更加顺利地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并使自身扩张与欧洲传统帝国区别开来,显得更具道德感和正义性。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将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美国夺去了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接着参与到列强对中国侵略扩张中,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可以说,是美国内战奠定了其帝国进程的基础。在扩张进程中,美国把自己的扩张看作是对外展示自由,传播美国自由精神的活动。但由此,悖论也产生了。美国内战是为了解放奴隶,然而在世界很多地方美国内战的结果却被用来证明白人的优越性。英国也援引美国的这一思想在非洲殖民的过程中宣扬“白人至上”。1910年5月英国将开普省、德兰士瓦省、纳塔尔省和奥兰治自由邦合并成“南非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在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英国人宣扬种族优越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甚至在1961年南非共和国成立后,这里仍是世界上种族隔离制度最严厉的国家,直到80年代推动种族平等的行动才取得成效。
  讲座的最后,方纳先生再次呼吁有必要把美国内战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重新思考。
  这场讲座受到首都师范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同时吸引了不少外校生前来听讲,全场座无虚席。演讲结束后,同学们踊跃发言提问,方纳先生对此一一详细作答。
  在此举两例。有同学问:南北战争后,联邦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模式,但现代意义上的平等为何没能很好的建立起来?对此,方纳解释道,自由和平等是美国人心中最高的理想,但政治与经济的平等往往不是同步发生的,在这里政治权力上的平等有滞后性,经过之后的第十四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才逐步建立起来。还有关于战争原因的问题,有同学提问,反对南方的奴隶制是否是战争的唯一动机?方纳回答,美国的奴隶制非常完善,美国的经济基础来自于奴隶制,但战争爆发不仅仅是因为北方是工业,南方是农业,美国内战不完全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战争其实是要决定美国将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这关系到在美国西部建立一套什么系统,同时还有不同族群的人在争取自的权利。通过这些问答,方纳进一步阐释了美国自由思想对南北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当代美国国内平等状况的思考,加深了同学们对讲座主题的认识。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82

方纳:“地下铁路”:19世纪美国黑奴通往自由之路

0

作者:王一哲  来源:澎湃新闻

""

  近日,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讲席教授埃里克·方纳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在美国大学举行主题为“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的系列讲座。3月9日晚在北大二体中心报告厅做了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再次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参加。第二讲的题目为“逃奴、地下铁路以及美国内战的来临”,主要围绕十九世纪上半叶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与奴隶自身反抗,讲述了逃奴和鲜为人知的纽约市“地下铁路”的故事。本次讲座还邀请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作为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也参加了问答环节的讨论。
  方纳首先介绍了自己选择和发现写作主题的方式。他认为选题的原因各不相同,甚至有时候是由于偶然事件所引发的。例如,他关于内战后重建时期的研究就是得益于出版社的建议;有时候也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比如关于林肯的写作就是针对既有研究的批评和修正,以期破除林肯是“伟大解放者”的神话,使得人们较为客观地认识林肯和废奴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而他关于逃奴以及“地下铁路”问题的关注则是源于对历史资料的偶然发现。他在哥伦比大学任教时,一位本科女生在自己的研究中无意中发现了纽约市反奴主义者西德尼·霍华德·盖伊(Sydney Howard Gay)的一部手稿,并将这个信息告诉了他,从而引发了他的研究兴趣。盖伊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内战前夕帮助过大量逃亡黑奴,同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周报《全国反奴标准报》(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的主编。手稿中不仅包含了盖伊办报的经历,还涉及了大量关于逃奴以及“地下铁路”的具体情况,包括逃奴的来源、帮助他们逃亡的人以及他们如何逃亡的大量细节。正是这一发现促使方纳开始了《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该书中译本日前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写作。
  作为史学概念的“地下铁路”
  方纳教授剖析了历史学和公共领域中对“地下铁路” 关注的不同侧面。作为一个史学概念,“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一词通常用来指废奴主义者建立的南北贯通、帮助南部奴隶摆脱奴隶制、通向北方的秘密交通网络。该术语最早可见于1853年的《纽约时报》。方纳指出,尽管关于“地下铁路”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对于逃奴故事的解释(interpretation)却在不断发生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者关于“地下铁路”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内战之后出版的回忆录。这些作品大多把废奴主义者视作英雄,并对他们帮助逃奴的事迹大加赞赏,由此人为地建构了这样一种神话,即逃亡的黑奴常常被塑造成茫然无助的个人形象,白人废奴主义者“修建”的地下铁路给予了他们自由的希望。也就是说,在关于逃奴的叙事中依然体现了白人对黑奴命运的主宰和控制,忽视了黑奴自身想要打破奴隶制的自我觉醒意识。当然也有例外。在黑人废奴主义者威廉•斯蒂尔(William Still)的著作《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1872)中就强调了逃奴的勇气和智慧。
  不仅在专业学术领域,“地下铁路”在公共史学领域也受到极大关注。博物馆、文学作品、公园和网站都试图发掘这段隐秘的逃奴史。一方面由于故事本身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引起民众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地下铁路”也成为了一种旅游资源被赋予了商业价值。例如,“地下铁路”还被开发出一种“单车探险”(bicycle adventure)让体验者循着当年逃奴的逃跑路线进行骑行。与公共史学中“猎奇”的心理不同,方纳指出,历史学语境中的“地下铁路”则被历史学家赋予了历史意义:“地下铁路”被看做是白人和黑人致力于相同的目标并肩合作以促进自由事业的例证。
  随后,方纳援引了一位系统研究地下铁路的俄亥俄州学者的观点,详细辨析了“地下铁路”一词的定义。在这位学者看来,“地下铁路”是一套错综复杂和规模巨大的运输网络,中间包含有成千上万的联系人。他使用“铁路”来指南方的逃奴被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运往北方。他甚至还公布了详细的地下铁路路线图。但方纳指出,“地下铁路”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此,逃亡路线既包括地下线路也包括地上线路。它不仅仅覆盖了铁路隧道,也包括公路、水路等多样化的路线。逃奴有时还需要乔装打扮或者躲进货箱中搭乘货船偷运到北方。同时,废奴主义者也通过集会、演讲、出版等方式致力于扩大反奴思想的影响力。所以,“地下铁路”的比喻已经超出了本身的含义,而成为泛指黑奴逃亡和废奴主义者帮助其逃往北方的广义概念。
  方纳阐述了他特别关注纽约市在“地下铁路”中所起作用的原因。如今人们一提到纽约便将其作为自由、大都市的代表。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纽约城的财富和奴隶制有着密切的联系。纽约商人依靠奴隶种植的棉花和糖发家致富;大造船商生产的货船被用于运送奴隶。而另一方面,反对奴隶制的力量也在悄然滋长。纽约的废奴主义者常常通过演讲、出版等方式为废奴运动奔走呼告。方纳特别强调,他在书中重点描述了纽约市废奴主义者在“地下铁路”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这一故事以前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
  方纳指出,他在书中重点关注东海岸的逃奴运输网路。他认为,更准确的说“地下铁路”指的是通过帮助逃奴的地方群体和个人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地方网络(local network)。他称其为“东部的城市走廊”(metropolitan corridor of the East),即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到华盛顿、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也包括特拉华州,费城,纽约等城市并最终通向加拿大。
  逃奴现象所推动的19世纪美国政治危机
  关于奴隶逃亡的行动如何引发了内战?方纳教授认为,内战不仅是政治家对奴隶制问题的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同时也不能忽视奴隶渴望获得自由的积极反抗对内战的影响。据方纳教授估计,每年逃奴的数量约为1,000人左右。也就是说,从1830-1860年代约有30,000奴隶逃亡北方。然而1860年代美国的奴隶总数大约为四百万。尽管所占人数不足以完全摧毁奴隶制,但是逃奴还是对奴隶主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对于广泛发生的逃奴现象,当时的舆论有许多怪谈。著名的新奥尔良内科医生萨缪尔·阿道弗斯·卡特赖特(Samuel Adolphus Cartwright)通过对逃奴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声称发现了一种未知病症,他称之为“漂泊狂症”(Drapetomania),就是一种导致黑奴逃亡的病。在他看来,“漂泊狂症”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方纳教授还特别强调逃奴问题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即逃奴现象改变了当时关于奴隶制讨论的立场。在当时关于奴隶制盛行的观点是:拥有奴隶是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同时南方奴隶主声称拥有奴隶的生活比北方的自由人更为幸福。但是通过公开帮助逃奴向北方逃亡以及公开的宣传,废奴主义者对南方奴隶主的虚伪辩护进行抨击,并改变了政治家和普通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奴隶制也越发成为了国会讨论、公众舆论中的热门话题。“地下铁路”推动了十九世纪中期的政治危机,同时也让同情奴隶悲苦遭遇的北方人准备好加入反抗南方奴隶主的斗争中去。比如参与逃亡行动的著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通过亲身的经历来揭露奴隶制的罪恶和非正当性。
  方纳还谈到了打击逃奴所体现的联邦政府权力增强的事实。和废奴主义者致力于抨击奴隶制的行动相反,北方的州政府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追捕并且遣返逃奴。北方州政府认为奴隶制成为了南方和北方州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威胁到了全美国的安全,当然也包括白人的自由。
  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建国时期就已存在。宪法中明确有关于逃奴必须被遣返的条款。当然宪法中使用的不是“奴隶”(slave),而是“服劳役的人”(persons held to labor)。很显然,这里体现了对南方奴隶制的妥协和保护。1793 年通过的《逃奴法》(Fugitive Slave Act)使得对逃往美国境外的黑奴进行追捕变得合法化,并规定了对帮助奴隶者给予严惩。《逃奴法》的颁布也表明了联邦政府有权依法追捕逃奴并将其遣返回奴隶主身边。同时,遣返逃奴的另一个依据是通过普通法中所谓的对动产的“领回权”(the right of caption)来捍卫政府追捕奴隶的权利。而1850年的《新逃奴法案》进一步加强了联邦政府缉捕逃奴的权力,并规定了北方公民帮助捉捕逃奴的义务。该法案的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州政府和个人的自由权利。纽约警戒委员会(New York State Vigilance Committee)常常抓捕并绑架自由黑人,尤其是抓捕一些小孩将他们送回南方。同时捕奴者还鼓励其他州效仿纽约建立类似的民间组织。
  方纳随后就奴隶逃跑的原因和逃奴援助者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指出,大多数来到纽约的逃奴来自马里兰和特拉华州这些中立州,也有部分来自上南方。例如,在北卡罗莱纳州主要的居民是小农(small farmer),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小,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不强,奴隶逃亡往往给他们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奴隶逃跑的共同原因是反抗奴隶制所带来的压迫。而反抗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不堪忍受奴隶主的暴虐和体罚。其他原因还包括害怕被卖到密西西比、路易斯安纳州等“棉花王国”,和家人分离。方纳还特别提示到,与我们想象中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黑奴形单影只独自穿行于山林小径之间不同,黑奴实际逃跑的方式主要以群体为主,而不是个人行为,他们往往集体乘船或者火车进入北方。而帮助逃奴的人主要是有废奴主义者,包括自由黑人和教友派成员(quakers)。废奴主义者往往冒着违法的风险公开支持逃奴行动,他们沿途为逃奴提供食物和衣物,掩护他们进入北方。有的人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声明为逃奴提供帮助。
  最后,方纳讲述了内战中和重建时期的逃奴问题。方纳认为,在内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林肯坚持认为内战的目的是保卫联邦,但是随着勇敢的逃奴冒险加入联邦军队并对内战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之时,林肯以及其他政治家开始对内战的目标改变看法。1850年《逃奴法》最终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的后一年(1864)废除。而在重建时期颁布的《1866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保证了被解放黑人的基本权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逃奴法》中所否认的逃奴权利在《1866年民权法》中成为了必须维护的自由权利。
  汪晖评议:
  美国革命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汪晖教授在之后的评议中认为,方纳教授的《自由之路》一书和《火的考验:林肯与美国奴隶制》一脉相承,都是“先解构再重构”的写作典范。方纳教授有着极高的史料驾驭能力,他从主叙事所建构的神话切入,批判了用现实观点看过去的非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并从纷乱庞杂的历史细节中抽丝剥茧,对传统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向读者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汪晖进而分析说,在历史教科书或者人们通常的认识上,美国革命仅仅指18世纪后半期导致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并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事件。但是纵观独立后关于奴隶制和公民权问题的一系列激烈、持久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革命”(long revolution)。随后,汪晖老师分享了自己阅读《自由之路》一书的体会,他认为书中关于白人废奴主义者对“地下铁路”的贡献、宗教力量(教友派)对反奴正当性的论证以及美国革命中奴隶制问题在外交中的影响都启发了他的思考。
  提问环节:
  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和《逃奴法》的相似之处
  在提问环节中,一位同学问:“美国历史是白人和黑人之间对抗的历史,但是随着美国人口的多元化,少数族裔对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如何看待如今美国少数族裔的问题”。方纳教授认为,如今美国的人口构成更为多元化,包括西班牙裔、亚裔等等。比如在美国历史上,爱尔兰裔白人移民享有移民特权,而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公民资格的取得过程中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内战后,随着淘金热的出现,中国移民的涌入,移民问题则更加复杂化。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对立。
  在回答关于“19世纪上半叶州权力和联邦权力的斗争”问题时,方纳认为,联邦主义者主张联邦政府掌握最高的权力,但是即使到如今州政府依然是制衡联邦政府的重要力量。奴隶制问题最初是由州法律所产生的,联邦政府无权要求州政府废除奴隶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争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尽管联邦政府确立了自己的至高地位,但是州政府依然保留了很多权利,以制衡联邦。而如今特朗普总统想要实施的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就和《逃奴法》有相似之处,而州政府则运用州的权利来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
  还有同学提问关于“宗教力量和地下铁路之间关系的问题”。方纳认为,宗教因素无论对黑人还是白人废奴主义者都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来论述反奴的正当性的。比如,从《圣经》中寻找到关于奴隶制是“违背上帝之罪”的说法(sin against God),认为奴隶制给予了一个人以控制另一个人的权力,而这一权力侵犯了上帝对人类统治的不二权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宗教人士都不是反奴主义者,尤其是教会人员。这也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Second Great Awakening)发生的背景,人们质疑教会对奴隶制的观点,对教会是否应该公开讨论奴隶制问题产生争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的许多人都是具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认为圣经中耶稣没有谴责奴隶制,所以不能单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断是否是反奴主义者。王希补充说,19世纪上半期,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曾最终导致了类似美以美会教会的大分裂,分裂后的各教派对于奴隶制的态度更为多样。所以宗教因素对奴隶问题的影响十分复杂。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81

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将联合欧盟继续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0

作者:蒋晨悦  来源:澎湃新闻

  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被特朗普提名美国贸易代表时,就以对华态度强硬而闻名,但在他的提名听证会上,参议员们却向他提出了更为尖锐的中国贸易问题。在中国之外,打开日本市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潜在贸易限额等问题也被提及。
  当地时间3月14日,69岁的莱特希泽出席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与会参议员抛向他的与中国相关问题有:特朗普刚在中国获得了38个新商标,如果美国工人的利益与特朗普的利益有冲突,莱特希泽如何处理?特朗普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承诺何去何从?如何阻止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怎样推行美国贸易法,处理中国钢铁、铝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场听证会比莱特希泽在34年前面对的那场尖锐许多。1983年,33岁的莱特希泽被里根政府提名为贸易副代表,4月14日的听证会议记录显示,参议员们问他的法语是否流利,是否理解美国在农业领域的利益,是否担心里根政府仅剩下两年多的任期……大多提问都以笑声收尾。
  在里根政府时期,莱特希泽代表美国政府打了多年的贸易战,而后作为律师,代表美国的制造企业打贸易战至今。莱特希泽在被特朗普提名之时,将中国称为汇率操纵国,要求采取强硬手段。但在此次听证会上,面对着比他更担心对华贸易的参议员们,莱特希泽有时甚至绕开了问题。
  美国在1962年设立了贸易代表署,为美国制定和协定关于国际贸易、大宗商品、以及直接投资的政策,并管理与其他国家的协定。贸易代表署的主管为美国贸易代表,为内阁成员之一,是总统的贸易顾问、协商官员、以及贸易问题的发言人,其提名需要参议院批准方能上任。
  特朗普在中国注册商标是否有利益冲突
  特朗普的中国利益已经让美国参议员忧心忡忡。
  密歇根州参议员黛比·斯塔比诺(Debbie Stabenow)明确表示疑虑,特朗普曾就表示在就任第一天,就会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但在2月24日,在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问题上,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又显得游移不定。就在上周,特朗普又在中国获得了38个新注册商标,涵盖各个商业领域,这让斯塔比诺不知道美国将会采用何种手段对待中国。
  莱特希泽极力说服斯塔比诺,从他与特朗普的几次谈话来看,特朗普自始至终都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不了解特朗普的生意,但相信这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政策。
  斯塔比诺认为,美国必须对中国采用强硬立场,作为中国操作汇率的恶果,美国失去了近500万的岗位,但现在特朗普要把他的名字印在中国企业和产品上。她也看到,莱特希泽向来坚持,中国是操纵汇率的最大赢家,中国是美国的头号贸易问题。“我非常赞赏和同意,你在过去把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处理此事呢?”
  莱特希泽回应:“首先,过去是我,把中国定义为主要汇率操纵国,我认为美国因此失去了大量就业……中国是不是在操纵汇率,现在是不是在让人民币贬值,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这是财政部长才能决定的事情。”
  与欧盟和合作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在听证会上,宾州参议员小鲍勃·凯西(Bob Casey Jr.)要求莱特希泽确认,会与欧洲合作,坚决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凯西提到,参议员们已经从特朗普政府获得消息,这一届的美国政府也会延续上一届的立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凯西在听证会上说,尽管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做出了承诺,但还是继续大规模控制国有企业和工厂的生产。尤其是中国钢铁和铝产能过剩,大量出口,却又不在国内对这些生产活动进行控制。
  此外,中国还在其他领域违反市场规则,比如通过黑客攻击、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和贸易秘密,这对美国的创业创新者和制造商都有重大损害。
  但议员们担心的是,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或许会改变立场,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凯西向莱特希泽确认:“你会与欧盟、其他盟友合作,捍卫中国没有市场经济这个观点吗?”
  莱特希泽回答:“当然。”
  莱特希泽表示,他会与欧盟国家合作,并寻找其他潜在的盟友,在其他领域打击中国干扰市场的行为。
  对中国的钢铁和铝发难
  与会的参议员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建议,把解决不公平的中美贸易关系作为优先任务,去平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莱特希泽则在会上表示,他与特朗普意见一致,必须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法案。
  莱特希泽认为,中国以不公平的生产方式,通过钢铁和铝,让中国的国有资产涌入全球市场,包括美国市场。他对中国钢铁与铝产能过剩感到困扰,不仅是因为这些产品,更是因为这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从美国的贸易赤字来看,中国是大部分问题所在。美国需要与中国协商,让中国去削减钢铁和铝的过剩产能。
  莱特希泽提出了三项手段:首先可以通过世界论坛等渠道进行协商,向中国钢铁和铝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讨要说法。其次是推行美国自己的贸易法案,争取其他国家也通过贸易法案一同施压。此外,他还邀请参议员们共同讨论其他方案,自己也在考虑,如何让生产钢铁与铝变得昂贵而无利可图,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在里根政府时期,莱特希泽曾说服日本、韩国、墨西哥、英国,自发限制他们向美国市场倾销的廉价钢铁。
  在听证会之前,美国时间3月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的钢材和钢板材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最高的税额达到251%。
  寻找TPP后的新贸易协定
  莱特希泽在回应参议员帕特·罗伯特(Pat Roberts)农业重要性的问题时,提到了美国在退出跨太平洋协定(TPP)之后的贸易诉求。莱特希泽说,在2016年,美国20%的农业产品用于出口。在TPP之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中,农业肯定会作为重点,在他的名单上,日本已经是一个首要目标,为农产品打开日本市场无疑重要。莱特希泽表示很难理解,美国作为全球首位的农产品生产国,为什么需要忍受农产品贸易之中的诸多障碍。所以他认为,为美国打开更多的农产品销售市场,是一件优先度极高的事情。
  莱特希泽也确认了参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对TPP之后的贸易协定的猜测。美国将不再寻求多边的贸易协定,而是将寻求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争取获取比此前条件更为优越的贸易条款。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80

特朗普新“禁穆令”生效前数小时被叫停,专家:或进入死循环

0

作者: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3月15日,美国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对特朗普6日颁布的新版移民入境禁令做出裁决,要求在美国全境范围内暂停执行这一总统行政令。这一新的移民禁令原计划于美国东部时间3月16日零时起生效。
  特朗普最早于1月27日签署的移民禁令已于2月9日被联邦第九上诉法庭否定,此次修改后的移民禁令再遭冻结,《纽约时报》称这是对特朗普的第二次重大打击。
  夏威夷州联邦法院裁决书中指出,特朗普的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中有关宗教的条款,带有宗教歧视色彩。同时,该禁令将会影响夏威夷旅游业,对该州经济造成伤害。
  15日,特朗普在参加群众集会时作出回应,称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是“前所未有的司法越权”,并称可能重新调整回最初版本的移民禁令,并可能将本案诉至最高法院。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这件事在特朗普无法控制故事结局的时候,几乎就是单曲循环或者死循环的状态。”
  新版移民禁令被指仍有宗教歧视
  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德里克·沃斯顿(Derrick Watson)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存在重大且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该行政令和与之相关的上一个行政令均受到宗教敌意的驱使。
  联邦政府对禁令的辩护理由是,该禁令是基于恐怖主义风险考虑的,针对禁令所涉6国“所有个人”,无论其宗教信仰。联邦政府还指出,上述6国涉及的穆斯林人口在全世界50个穆斯林国家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不足9%。辩护理由还称,禁令对象包括上述6国所有民族,包括数百万非穆斯林人口 。
  沃斯顿在裁决书中指出,表面上看,新的移民禁令与此前版本相比并没有宗教歧视,也不存在宗教歧视性的表述,但应该注意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言论,这些言论违背了行政令在设立时的世俗目的。
  沃斯顿作出的裁决意见书长达43页,本案原告为“夏威夷州和伊斯梅尔·艾什卡(Ismail Elshikh)”,而被告为“唐纳德·特朗普等人”。在夏威夷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意见书中,分别就新版移民禁令对本案两原告造成的具体伤害做出了说明。
  裁决书指出,特朗普新的禁令将会影响夏威夷旅游业,对该州经济造成伤害,并且会让招收国际学生的该州大学收入受损。
  据裁决意见书的描述,另一位原告斯梅尔·艾什卡是埃及裔美国公民,他已在夏威夷生活长达十年,是夏威夷穆斯林协会的一名伊玛目(即领祷者)和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领袖。艾什卡表示,该禁令阻止其没有签证的叙利亚籍岳母赴美国探亲。
  2017年1月27日,特朗普签署了针对叙利亚、伊拉克等7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禁令,但该禁令因被指违宪而遭联邦法院冻结。3月6日,特朗普颁布了新的移民禁令,从名单中去掉了伊拉克,但是仍然在120天内暂停所有难民入境,在90天内暂停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和也门等6国公民入境。
  特朗普称判决是“司法越权”
  夏威夷联邦法院在做出上述裁决之时,特朗普正身在田纳西州首府城市纳什维尔(Nashville),准备在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据英国《卫报》报道,特朗普在得知法院这一裁决时“明显愤怒”,他在当晚的集会演讲中作出了回应。
  特朗普称新的移民禁令是第一个行政命令的“淡化版本”,他谴责夏威夷联邦法院的裁决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司法越权”,并暗指这一法院裁决存在“政治原因”。特朗普指出,总统有权决定是否禁止那些会对美国有害的人进入美国,并强调“我们在讨论的是国家安全,是人民的安全和保障。”
  特朗普还表示,将同这个法院裁决作斗争,可能重新回到第一个移民禁令,“一路走到底”,表明他愿意把案子打到最高法院。
  特朗普在纳什维尔的演讲结束后,美国司法部发布了一份更加温和的声明,称这一裁决在推理和范围上都存在争议,司法部发言人称该部将继续捍卫特朗普行政命令的合法性。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表示,特朗普的“禁穆令2.0”与此前的“禁穆令1.0”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也可能会经历与“禁穆令1.0”相似的命运。“美国本土有89个联邦地区法院,‘禁穆令2.0’虽然有所调整,但是在本质不变的情况下,在这些法院是很容易遭到类似‘禁穆令1.0’这样的诉讼的。如果特朗普反诉,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层次,也可能出现‘禁穆令1.0’一样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裁决暂停执行特朗普新版移民禁令的夏威夷州联邦法院隶属于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上诉辖区,而正是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在上个月做出裁决,驳回特朗普政府的上诉,给予特朗普第一个移民禁令致命一击。
  不过据CNN报道,也有5名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当日公开对特朗普的移民禁令表示支持。这5名法官由共和党提名任命,他们表示,“作为个人,无论我们队总统或者这个行政命令有什么感受,总统的决定是在其权力范围内的。”
  另据《国会山》网站3月15日报道,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决定不会就特朗普最初的移民禁令进行复审。针对该法院三名法官此前作出的裁决,该法院一名法官上个月要求上诉法院全部11名法官投票决定是否进行评估。
  《华尔街日报》称,夏威夷州的裁决并非决定该行政令法律效力的最终判定,但表明挑战行政令的人士可能最终在法庭上占据优势,而且在相关诉讼完成之前,该行政令将暂停施行。另外,来自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州的两名法官也考虑可能在美国时间周三晚间对旅行禁令相关案件作出裁定。
  做出这一裁决并起草裁决书的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德里克·沃特森(Derrick Watson),由前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任命。澎湃新闻查阅资料发现,沃斯顿于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与奥巴马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同一年。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79

美媒:美国社会乱象反证中国进行互联网管理是正确的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外交政策》3月15日文章,原题:美国的乱象证明中国管对了互联网

  美国人曾以互联网为豪,但其网络如今遭遇重重社会危机,变得越发极端,充斥假新闻。相比之下,长期受到西方嘲讽的中国互联网却进入平静、安定的时期。如今看来,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制度奏效了,而西方的言论自由模式在新媒体时代出现裂缝。
  与传统治理一样,美国互联网受制于两大原则:法治和市场。但在社会冲突尖锐的时代,美国官员们明白过来,单靠企业自我监管或个人自律是不够的。在信息产业被视为经济角色的地方,社交媒体极端主义和假消息的泛滥不可避免。
  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发展与美国不同。美国有一套强调产生和分享内容自由的制度,中国则采取相反的、更威权的做法。尤其是政府发挥带头作用,确保与中国的社会契约一致,把稳定和经济发展置于优先。迄今,中国在管理网络空间方面很成功,其做法是鼓励公共讨论,提供公众表达不满的途径,但限制恶意谣言和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或引发社会恐慌的信息。在一个社会大变迁的时代,这种方式适合中国,也是明智之举。
  自建国以来北京就有一种认识:媒体是最有效的社会动员工具。鉴于媒体的威力,中国互联网管理的基本目标一直是防止社会动乱,而不是把一切对政府的批评除掉。
  中国政府很清楚,互联网是推动社会变化的强大工具。问题是这种变化有多少是正面的。北京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对社交网络上草根民众的批评相当宽容,但对所谓意见领袖、国家媒体和外部信息采取严管。新时代中国享有社会稳定,这表明该做法是有效的。互联网充满机遇,但对治理和社会凝聚力也构成诸多挑战。中国不例外,美国亦如此。(作者RAN JIJUN,汪北哲译)
""

Foregin Policy – Tea Leaf Nation


American Unrest Proves China Got the Internet Right


Beijing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Great Firewall and online censorship. Now it’s looking prescient.


By Ran Jijun

March 15,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3/15/american-unrest-proves-china-got-the-internet-right-beijing-great-firewall-censorship-trump/?utm_content=bufferf9afd&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In 2016, social media dominated the internet and the world. On November 8, Republican Donald Trump was elected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ome ways because of his social media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et in which Americans take such pride has been beset with social crises. It has become ever more extreme, filled with an endless stream of fake news. By contrast, the Chinese internet, long mocked by the Western world,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peace and calm. China’s system of internet management, it’s now clear, has worked; and the West’s model of free speech is showing cracks in a new media era.


The internet has generally been a global good, rapidly and profoundly changing modern life, with massive effects on thought, ideology, and even industry. But the seemingly omnipotent web has also bred new problems in world governance. Private citizens have shown themselves poor stewards of the internet; their collective sense of rules and laws is rather weak. Instead, the web is based on the expression of moods and the airing of grievances,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unreasonableness and a lack of order. Recently, the internet has also become a place where America’s ever-more-extreme social conflicts find a voice. The web has become polarized and social rifts have grown deeper, posing a huge challenge to modern American society.


What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do? One view of the web,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often seems to support, is that the internet is sui generis, both part of yet removed from the real world, and requires an entirely new and bespoke system to govern it. Another view holds that som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ast, and from the physical world, can be adapted and deployed to govern online behavior. That’s China’s view.


Although China’s internet is often accused of being highly regulated, that honor actually belongs to the U.S. web. Partly because of its long head start,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more numerous and comprehensive set of laws governing internet safety. Starting in 1977,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lay down one law after another aimed at strengthening online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network security, which ultimately shaped the rules of the game for everyone. The Privacy Act promulgated in 1974 and the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in 1998 are but two of many examples.


Just as with traditional governance, the U.S. internet was restrained by two main principles: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market. In these spaces, nations, corporations, and society each exercised some measure of control over the other. Big telecom companies worked with government to create a Pax-Americana internet. Internet uses saw their informational freedoms expand in ste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S. telecommunications.


That was before the shock of “PRISM-gate,” which suggeste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et freedom was coming, or had already come, to an end. 


In an age of sharp social conflicts, American officials learned, it was not enough to depend on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or individual discipline.

In an age of sharp social conflicts, American officials learned, it was not enough to depend on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or individual discipline. Where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is regarded as an economic actor, and not a public servant, social media extremism and the spread of falsehoods is an inevitable symptom.

 

Contrast the U.S. syst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et governance. Where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ystem focusing on freedom to produce and share content, China has taken an opposite, more authoritarian approach. The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takes the lead, which is in keeping with China’s social contract, which prioritizes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Nurtured by its traditional political herita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eks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marginal dissatisfaction escalating to public crisis. China has so far been very successful in regulating online space by encouraging public discussions, providing outlets for public grievances, but restricting ill-meant rumors and information that might impact negatively social stability or incur social panic. This approach is suitable and wise for China in an era of massive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na now has a bevy of laws regulating its web, but its most potent governance tools are the Great Firewall, which filters out some foreign content seen as hazardous to China’s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an internal system that screens out keywords determined to be disadvantageous to social stability. The concepts behind them reflect two broad judgments: Firs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appened partly because in its final stages, the Soviet Republic lost sovereignty over information within its borders, allowing false U.S. propaganda to flood in, defeating the USSR on the ideological front; and second,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comes from complex sources, and so false and manipulated information is rampant.


China has always regulated information from the top down, but from 2003 to 2008, with the Beijing Olympics approaching, Chinese internet regulation was comparatively laissez-faire, part of an effort to spur sector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ig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Start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8, which saw violent terrorist attack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Xinjiang that left multiple deaths and the beginning of global unrest powered by the intern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me more aware of the serious repercussions resulting from internet rumors and the web’s huge power to mobilize people, and tightened its regulation accordingly.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became even more important, and the government gradually became more conservative on this score.


One enduring problem is the lack of media literacy among Chinese netizens. They aren’t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operating mode in Western speech, where all ideas contend; when faced with unfiltered information, average Chinese web users often have no way to discern truth from falsehoods. China’s response is pragmatic: it does not block VPNs wholesale (which allow users to “hop” the Great Firewall), nor does China block all outside information. Some sites, such as Cankao Xiaoxi, even sometimes translate Western criticisms of China, and can be freely shared. But if China set aside all information barriers, it would be the equivalent of handing over its information sovereignty.

Because it draws upon lessons from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he pre-internet age, China treats cyberspace much as it does physical space. 


Just as Beijing regulates speech deemed as jeopardiz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monitors large gatherings in order to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nd cohesion in the real world, so does it regulate speech and “gatherings” in the virtual world. It’s okay to complain about Chinese politics over dinner, just not at an organized street rally; similarly, China’s regulatory bodies tolerate social criticisms from average netizens, even those directed at political leaders, and generally only target some opinion leaders who, in the government’s view, instigate social turmoil. Meanwhile, both offline and online, Chinese official media continue to act 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iming primarily to promote social consensus.


Underlying this approach is an understanding Beijing has ha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edia is the most effective social mobilizer. Given media’s power,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hina’s internet regulation has been to prevent social unrest, not to filter out all criticism of authority.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different history, one in which different opinions compete for public attention. For generations, this model has worked. But the social contract underpinning 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ears to be fraying.


China’s government is well aware that the internet is a powerful agent for social change. The question is how much of this change is positive. Beijing has hedged its bets, showing itself rather tolerant of grassroots criticism on social networks while regulating opinion-makers, state media, and outside information. The social stability China has enjoyed so far in this new age suggests the approach is working. But the state will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potential risks that may crop up. The internet teems with opportunities, but also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hesion. China is no exception — and neither is America.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78

蒂勒森东亚行的复杂使命

作者:罗伯特·A·曼宁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对亚洲的首次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正值韩国政坛动荡、朝鲜据称计划搞新一轮核试验以及中韩就部署“萨德”问题发生争执之际。
  紧随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对亚洲进行访问之后,蒂勒森的首次东亚之旅似乎彰显了特朗普给予该地区的优先考虑。它还反映出了对于朝鲜未来行动担忧的急迫性,这也是他此访的中心议题。
  朝鲜的导弹最近落在了日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而朝鲜核问题也将成为蒂勒森在东京商讨的主要话题。特朗普最近与安倍晋三的会晤有助于美国向日本提供安全保证。但如同美国其他亚洲盟友一样,日本关心的是特朗普的“美国第一”、退出TPP并转向保护主义,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角色意味着什么。
  蒂勒森对韩国的访问时机颇为尴尬。韩国总统朴槿惠刚刚遭到弹劾,制造了一个在5月中旬大选之前都难以填补的政治真空。此外,左派反对党候选人文在寅在总统选举民调中领先。文在寅支持与朝鲜对话,并反对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他的当选可能会给美韩关系带来些许紧张,尤其是在如何应对平壤的问题上。
  但到目前为止,蒂勒森之旅的最重要挑战将是在北京的会晤。蒂勒森将会为今年4月份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峰会做准备,向中方介绍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许多人都认为,中美关系将会重启。
  蒂勒森最紧急的事项将是在如何应对朝鲜的问题上与北京寻找到共同立场。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后者利用其对平壤的影响力解决核问题;而北京则向美国施压,要求后者停止威胁朝鲜并参与对话。危险在于,朝鲜可能会成为中美对抗而非合作的一个问题。
  然而,美国与中国也存在重要的利益交叉领域(一个无核化的、稳定的朝鲜半岛),步调一致且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一同合作,才是达成积极成果的最佳机会。
  特朗普政府继承了一个陷入麻烦之中的美中关系,美国的共识已经被搅乱。作为中美关系重要支柱的美国企业界发出了担忧声音。蒂勒森可能会强调“基于互惠原则构建全新经济关系”的必要性。通过谈判达成强有力的双边投资协定,将有助于形成更加互惠的良好运行机制。
  在出席提名确认听证会时,蒂勒森说出了一些具有挑衅性的话语。之后,他从这些言语后撤,毫无疑问,他的观点将在北京受到质疑。尽管中国的海上行动成为了美国国内辩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但近来南海相对平静。北京已经近乎停止其在南海岛礁的建设,并增强了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关系,还有望同东盟达成新的行动准则。美国一直在推动达成类似的协议,这可能会出现在蒂勒森的日程上。
  更宏观地看,蒂勒森可能会探寻中美对话的新框架,以取代战略与经济对话。一项聚焦于优先经济和战略事务的交易有可能会成为中心。(作者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77

中国不应把韩国当作敌人

0

作者:道格•班多(Doug Bandow)  来源:中美聚焦

  近年最让人吃惊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莫过于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升温。但首尔作出加入“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让北京一气之下将这种关系置于险境。美方决策者们眼下可是乐见中国把韩国再次推向美国。
  北京与韩国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妙。美苏在二战结束时分裂了这个前日本殖民地,导致出现了两个独立国家。1950年6月,朝鲜的金日成挑起吞并南方的战争,但美国出手干预后,金政权摇摇欲坠,这时中国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将它的军队投入战争。
  尽管战争因1953年7月达成停战协议而中止,但正式的和平从未到来。冷战期间,中国始终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虽然两国政府关系有时很糟。直到1992年,中国和韩国才建立起外交关系。
  即便如此,中韩长期也是以经济关系为主。朝鲜对它硕果仅存的盟友与南方握手言和深感不快,但它保留了中国的关键政治影响。事实上,朝中关系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双边关系中也拥有特殊利益,这种关系通常(也许不总是准确)被形容为“唇齿相依”。
  今天,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对韩国贸易的总和。而且政治关系也发生转变。金日成、金正日和如今金正恩领导的平壤罔顾中国的建议和警告,他们三人全都实施了核与导弹计划,前二人还拒绝实行经济改革。
  其结果正是中国不想在其边境见到的:动荡与争议。北京多年来一直对这位愚蠢而有名无实的朋友不满,近年中国与首尔的关系升温。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多次会见韩国的朴槿惠,但一次也没见过朝鲜的金正恩。
  不过中国官员担心,采取切断能源与食品援助这类更强硬的措施,会促使朝鲜崩溃,其引发的难民、冲突和核问题显然会让中国蒙受损失。更何况,南北统一有可能催生一个与美国结盟并有美军驻扎的统一韩国,这正是66年前毛泽东的中国竭力要阻止的。
  出于对朝鲜的能力——核武器小型化并搭载在导弹上的可能性——的恐惧,韩国去年同意加入美国的反导系统,即众所周知的“萨德”(末段高空区域防御)。北京谴责这一决定,担心该系统也会针对中国。但中国的严厉谴责未能改变首尔的决定。
  所以中国现在把矛头转向两国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中国禁止赴韩参团旅游,限制在中国播放韩国电视节目和流行音乐MV。韩国流行组合的音乐会、粉丝与电视明星的见面会也被取消了。
  中国消费者在网上组织抵制韩国化妆品。中国黑客攻击乐天集团网站,乐天把土地卖给韩国政府用于部署“萨德”。中国媒体鼓动中国的电视台封杀韩国明星,以及把乐天赶出中国。一些暴徒还砸了现代汽车。
  无疑,这些行为让民族主义者感到些许惬意,但它却不会改变首尔的政策。中国官员肯定也不会在针对北京的类似活动面前屈服。韩国政治也许一团糟,但韩国同样也是民族主义的。
  事实上,中国咄咄逼人的反应在韩国当前政治状况下尤为短视。万一朴槿惠总统倒台,提前的总统选举有可能导致左翼反对派掌权,那样韩国就可能采取对朝鲜较为宽容的立场,譬如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园区。一位左派总统也会更愿意改变朴槿惠的“萨德”决策。
  况且,阻碍韩国文化出口,等于北京是在针对最可能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那部分韩国民众。上年纪的韩国人更会记得美国在朝鲜战争及之后发挥的作用,没有华盛顿的援助,南方早已被金日成的极权政权吞并了。
  而相比之下,韩国年轻一代是伴随中国对南方影响的不断扩大成长的。他们适应这种变化,并从两国关系的日益紧密中得到好处。在大众层面中国正在赶上美国。
  但攻击韩国人的方方面面(流行歌星关导弹防御什么事?),等于北京提醒它这个潜在朋友中国仍然是一个独裁国家,个人选择必须服从政治目的。取消旅游团让韩国付出经济代价,但付代价的是韩国百姓,而不是政府官员。相反,让中国游客淹没韩国,建立关系,给韩国撒钱,才更有可能让中国赢得民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为抗议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发起的经济运动正在遂华盛顿的愿。美国决策者长期以来一直担忧中国对韩国的经济吸引,中国主动限制这层关系让美国官员喜不自胜。
  说到底问题还是朝鲜。北京、首尔、华盛顿应制定一致方案,推动朝鲜的无核化,在施加更大压力的同时为后者提供更多安全感。这是有可能产生积极后果的唯一策略。
  同时,中国应该重新考虑其丢弃(韩国)这个新朋友的于己不利之战略。中韩理应携手促进地区稳定与和平,双方启动合作越快越好。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9

旧文章ID:12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