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文章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准备其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应当警惕历史为他布下的两大陷阱。习近平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警告如果一个现存大国（如美国）对一个崛起大国（如中国）过于担心，那么就可能引发灾难性战争。但特朗普还必须顾虑“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中国貌似太弱而不是太强。
　　马歇尔计划的天才构想者，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能发挥英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其结果是全球体系崩溃，陷入萧条、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今天，中国力量崛起，它会帮助提供全球公共品吗？
　　在国内政治中，政府提供治安或清洁的环境等公共品，所有公民无一例外皆可受益。而在全球水平上，稳定的环境、稳定的金融或海上自由则由最强大国家领导的联盟提供。
　　小国鲜有为这类全球公共品掏钱的动机，因为它们的微弱贡献对它们能否受益没什么影响，对它们来说搭便车是合情合理的。但大国也可以看到效果并感受贡献的好处，因此大国领导也属合情合理。如果大国不这么做，全球公共品就会不足。一战后英国衰落到无力承担这一责任，而孤立主义美国仍在搭便车，其后果便是灾难。
　　一些观察家担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只会搭便车，不会为它没有参与缔造的国际秩序作贡献。到现在为止情况好坏参半，中国获益于联合国体制，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中国如今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第二大出资方，参与了与埃博拉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联合国项目。
　　中国从WTO、世界银行和IMF等多边经济机构也获益良多。2015年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有些人视之为世界银行的替代品，但新机构遵守国际规则，并与世界银行展开合作。
　　另一方面，中国拒绝常设仲裁庭去年对其南海领土主张的判决，这也引发了棘手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所作所为并非是要推翻它从中获益的自由世界秩序，而是要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但如果被特朗普的政策压制和孤立，中国会不会变成破坏性的搭便车者，将世界推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呢？
　　同样特朗普也要担心更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中国貌似太强而不是太弱。这一陷阱并非不可避免，其后果也往往被夸大。例如，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证明，在1500年以来16个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的案例中，有12个是结果爆发一场大战。
　　但这些数字并不准确，因为不清楚所谓“案例”的构成。例如19世纪中叶英国是绝对的世界强国，但它让普鲁士在欧洲大陆中心建立强大的新德国帝国。当然，英国半个世纪后确实与德国在1914年兵戎相见，这应该算一个案例还是两个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守成的英国回应崛起的德国这么简单。除了德国的崛起，一战的原因还包括德国对俄国坐大的恐惧、衰落的奥匈帝国对斯拉夫民族主义不断壮大的恐惧，以及与古希腊全然不同的众多其他因素。
　　至于当前的类比，今天的美中实力差距远远大于1914年德国与英国的差距。类比可以用作一般性预防，但用它们来表达历史的必然却十分危险。
　　就算经典的希腊案例，也并非像修昔底德所说的那样直白。他声称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是雅典的强大及斯巴达由此产生的恐惧。但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证实，雅典的势力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在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之前，力量均势已经趋于稳定。但雅典的政策失误让斯巴达人认为值得冒险一战。
　　那个世纪早期，雅典的壮大导致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但之后的“30年停火协议”平熄了战火。卡根认为，要开始第二次灾难性战争，需要点燃一个罕见的火种，这个火种未被彻底浇灭，并且不断受到不良政策的大力扇动。换句话说，战争不是来自与人无关的力量，而是来自困难情况下人们作出的愚蠢决定。
　　这就是今天特朗普面对中国时的危险所在。他必须警惕一个既扮弱也扮强的中国。要实现他的目标，他必须同时避开“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但首先他必须避免危害人类历史的误判、误解和轻率下结论。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Kindleberger Trap（2017-01-09）。
　　作者：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委员。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75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被视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外交战略之一，这一称誉理所应当，但最重要的并不是它带来的那些资金，而在于它让遭受战争重创的西欧在贸易上抛弃了相互消耗的双边主义。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结束了导致强调双边清算的美元短缺，而这有赖于制度上的设计，该计划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内部创建了“欧洲支付同盟”。这带来了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从而也造就了我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的多边贸易世界。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中位高权重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很可能会指责前辈们取得的这一成就。在贸易方面，他们喜欢双边平衡胜过多边平衡；在政策上，他们喜欢双边主义胜过多边主义；比起基于制度的合作，他们更喜欢单方面行使美国权力。
　　我们必须庆幸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种种灾祸已使当时持有同样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观点的人士声誉扫地。不敢想象如果这些人掌权的话会发生什么。他们当时就完全错了。现在也是错的。他们必然失败。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这一点。
　　194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教授霍华德•埃利斯(Howard Ellis)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论述当时在贸易领域非常盛行的双边主义的危害。他的结论是：“在很多方面，双边主义是施加于国际贸易之上的最令人反感的约束形式。”
　　为什么会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每家企业都被要求平衡与其他任何一家企业之间的销售和采购，我们的国民经济会变成什么样。这将导致成本高得离谱——简直是疯狂。正是因为劳动分工的复杂程度得以大幅提高，才使我们拥有资金，也从而有可能使整个经济中的收入与支出达到平衡。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一书中辩称，贸易使得同样的事发生于跨境之间，进而带来更大的繁荣。近70年前从双边向多边平衡的转变是贸易激增的起点，而贸易增长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见以下图表）。
　　在多边经济中，双边贸易平衡并不重要。当然，总体预算约束仍然重要。但实际上，我对离得最近的超市一直保持逆差对我（或它）无关紧要，只要我不把自己所有的钱挥霍一空。
　　正是出于差不多同样的原因，贸易外交的全球框架一直保持多边性和非歧视性。它还寻求将贸易自由化与货币自由兑换相结合——从经常账户开始。但在构建这一全球机制的过程中，不言自明的是，一国境内的商业往来与跨国贸易之间在政治上有天壤之别：后者涉及不被信任的外国人。因此，规范贸易承诺在实践中的最佳方式是采取互惠安排。非歧视待遇与互惠的结合恰恰成了战后全球贸易体制的基础。
　　当今的民族主义者会说，这完全没错，但无法实现贸易平衡。有些国家存在巨额贸易顺差，而有的国家逆差巨大。前者在掠夺，后者是毁灭性的。他们认为，这种状况必须停止。他们坚持认为，双边主义也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的双边贸易失衡如此巨大。
　　这是严重误导。首先，双边贸易平衡是没办法确保的，除非持续地干预私营企业和个人的决策并且不断改变干预方式。事实上，这必将导致计划经济。荒谬的是，这个想法竟然是由一个理论上应该致力于经济自由化的政府提出的。其次，这将变成一场“打鼹鼠”游戏：每当美国想减少对A国的逆差，随着进口来源转移，对B国或C国的逆差就会扩大。第三，结果将形成一套无比复杂和不确定的贸易规则：如果世贸组织所有成员都以双边规则来管理与他国的贸易，就需要有超过1.3万个这类协定，这简直是疯了。这种做法将撕毁所有现有协议，造成贸易政策混乱。

　　正如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指出的，经常账户赤字和盈余都是宏观经济现象——特朗普那些奉行保护主义的顾问们忽略了这一点。赤字或盈余乃一国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差额，或该国储蓄和投资的差额。中国人和德国人花的比赚的少，而美国人花的比赚的多。罗奇认为，后者必须更加节俭，而不是怪罪外国人。

　　罗奇的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不是全部正确。如果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比如美国，打算大幅提高其国内储蓄，而当全球实际利率如此低、需求如此疲软时，就可能导致全球衰退。我在2007-08年金融危机之前曾说过，不可持续的美国支出在推动全球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德国等国储蓄过剩就是个全球问题，因为我们缺乏将这些储蓄吸收到其他地方具有生产性的、可持续的投资中的办法。

　　因此，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总体失衡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合理问题。但这些失衡不能通过双边协议来处理。这是一条饱含恶意、注定走向政策失败的道路。这些失衡需要用多边方式来处理，因为它们是一种多边现象。如果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账户、而不是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将更加富有成效。特朗普政府现在兜售的双边主义是一种妄想，不会起作用，但会造成巨大损害，必须将其埋葬。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74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每个总统都会经历早期的外交政策考验，唐纳德·特朗普也不例外。他的考验实际上已经在发展进程中了，和年轻的肯尼迪总统当年面对的情况有些相似。的确，特朗普的危机最好被描述为“慢动作版古巴导弹危机”——只不过危机的驱动者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而是朝鲜的怪诞专制者金正恩(Kim Jong-un)。
　　如果你认真留意过这场危机，夜里准会因此失眠。
　　让我们看看，我们的美国总统是一个没经历过考验的大男子主义者，一个Twitter爱好者，现在要面对朝鲜王朝政治邪教的领导人，此人正在建造可以击中洛杉矶的远程核导弹；而且，他的异母哥哥金正男(Kim Jong-nam)在经过马来西亚机场时被两个女人干掉了，她们曾用致命的神经毒剂擦拭他的脸，此事据说正是这位朝鲜领导人一手导演的。
　　嘿，还能有什么更糟的？
　　这场朝鲜导弹危机拖延了很久，远远超过古巴导弹危机那著名的“13天”，但不要被这个所迷惑：“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威尔逊中心的罗伯特·利特瓦克(Robert Litwak)是研究流氓国家的重要专家之一。“朝鲜正处于战略突破的边缘，这一突破令其领导人能够使用核弹头武装的ICBM来攻击美国，”他口中的ICBM是指洲际弹道导弹。
　　我们需要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与世隔绝的王国的经济规模与俄亥俄州的代顿市相当，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到2020年，它的核武库将相当于英国的一半，导弹能够击中美国本土，”利特瓦克说。
　　祝你今天愉快！
　　在美国，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特朗普身上，与此同时，朝鲜一直专注于完善其核储备的微型化，使核弹头能装上远程弹道导弹，并且有条不紊地对这些导弹进行测试，迄今为止取得了好坏参半的结果。
　　因此，利特瓦克在他的新书《防止朝鲜的核突破》(Prevent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Breakout)中解释说，朝鲜正处于一个关键转折点，其核武库将从拥有约15枚弹头发展到可能拥有多达100枚，从拥有可击中日本与韩国（以及中国！）的导弹发展到拥有能够穿越太平洋的导弹。
　　这个问题并不是特朗普制造的——它是从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总统手里传下来的——但是他必须解决它。它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美国只有三个选择：可怕、很糟和更糟。或者如利特瓦克所描述的：“轰炸、默许或谈判。”
　　轰炸朝鲜的核设施与导弹设施有升级为第二场朝鲜战争（有可能是核战争）的风险，将造成一百多万人的伤亡。朝鲜的核设施是“热”的，对之进行轰炸，可能会在放射方面导致难以估量的后果。换一种做法，默认朝鲜的这种突破，这意味着这个失败国家可以——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一个拥有全球影响力的核大国。“所以，只剩下谈判，”利特瓦克说。
　　唐纳德·特朗普与金正恩进行谈判，这确实有种按次计费电视节目的感觉，但它是最不坏的选择。更有意思的是，利特瓦克认为，特朗普应该遵循奥巴马与伊朗签订核协议的模式，特朗普曾经说过那是“由谈判所达成的最糟糕的交易。”
　　再想想看吧。
　　要对付伊朗，奥巴马有三个选择：轰炸、默许或谈判。他不想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因为轰炸会导致不可控的事件；他也不想默许。因此，奥巴马通过谈判达成了利特瓦克所谓的“纯交易”协议——伊朗同意在15年内停止加工可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以换取重大的制裁减免，协议中没有涉及其他行为。
　　奥巴马的赌注是什么？在这15年里，将会发生“转变”，并且提供唯一真正的安全——伊朗政权的性质将会有所改变，利特瓦克说。
　　特朗普应该遵循这条道路，利特瓦克说，让朝鲜将其核弹头冻结在目前的水平——大约15枚左右——并冻结所有可用于生产武器的裂变材料，以及所有弹道导弹测试——这样它就不能击中美国——作为回报，美国放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进行一些经济援助。
　　利特瓦克说：“这会是一个限制朝鲜能力，并为其转变争取时间的交易性协议，就像伊朗协议一样。金氏集团应该会争取它，因为这样做能让他们继续当权，同时维持对美国入侵的底线威慑力。中国最终可能愿意帮助达成这项交易，因为冻结朝鲜的核能力可能会阻止中国的对手——日本和韩国——获得自己的核武器。但特朗普将会需要中国，所以，他最好慎重考虑是否要对北京发起贸易战争。
　　特朗普很快就会发现，在外交政策领域，一切都和奥巴马医保(Obamacare)颇为类似——要批评它是很容易的，它更像交易，而不是重大转变，但是其他选项都更糟糕。而且这其中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吹嘘的纯粹胜利，那种胜利只有在电视真人秀里才会发生。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69

作者：安东尼·J·布林肯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遏制朝鲜日益增长的核野心的努力均宣告失败。过去一年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不断加紧研发一种洲际弹道导弹，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对美国发起攻击。在进行两次核试验并发射30枚导弹之后，朝鲜领导人离这种能力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而这名领导人的行事似乎毫无章法乃至理性，可能会无视核威慑的规则。
　　该拿金正恩以及由他引发的核噩梦怎么办？当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于本周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到访亚洲时，他的任务应该是为一个对抗这种威胁的计划争取支持。韩国的政治动荡——包括朴槿惠(Park Geun-hye)于上周被免去总统职务——只会让蒂勒森的艰巨任务变得更为复杂。
　　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军事解决方案。朝鲜的很多核设施都隐藏在地下、山里或者美国情报机构不知道的地方。与此同时，朝鲜正在以固体火箭燃料提供动力的机动型导弹方面取得快速进展，这种导弹可以从隐蔽处运出，在几分钟内做好发射准备。同样，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网络武器最多只能干扰和拖延，而不能挫败平壤的导弹计划。
　　即便我们有能力发起有效的先制打击，运用这种能力的后果也会令人不寒而栗。平壤在距离首尔30英里的地方部署了成千上万的火炮。只需一次报复性的炮击就可以让韩国首都伤亡惨重。
　　剩下的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先冻结再遏制朝鲜的核计划，让核查人员仔细审查其合规性——很像我们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方式。受到监督的冻结核计划之举，不会让朝鲜失去现有的能力，但可以防止其开展那些对于取得更大进展至关重要的试验，使得我们对其计划更加了解，还可以为寻求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创造时间和空间。这项协议可能会包含平壤方面想要的和平条约，只要它切实推进无核化。
　　事实证明，金正恩的祖父和父亲都乐于谈判——他们把核计划视为谈判筹码。金正恩则拒绝谈判——对他来说，核武器是防止政权变更的唯一保险。有什么东西能改变他的战略盘算吗？
　　答案是一项由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引领，全面、持久而严厉的国际施压行动，要让金正恩为自己的顽固付出更高代价，要让他觉得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奥巴马政府发起了这样一场行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不那么有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因素就是中国，朝鲜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北京通过限制从朝鲜进口商品——譬如已经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而煤炭为朝鲜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出口收入——可以施加独特的影响力，让金正恩失去用以支撑其核野心和收买精英的财力。
　　直到不久前，北京一直不愿运用这种影响力。它担心这会导致金正恩的政权垮台，使得成百上千万朝鲜人涌入中国，还会让自己失去抵御韩国及其美国盟友的战略屏障。
　　但金正恩的乖张行径令北京深感恼火；它逐渐把平壤视为它所担心的那种不稳定的源头。奥巴马总统曾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朝鲜的核计划目前已经是美国的一个核心关切，就如台湾问题之于中国。他明确表示，我们会采取必要行动保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发誓要捍卫的盟友，尤其是通过部署一些导弹防御体系，譬如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简称“萨德”），其所针对的并不是中国，但显然让中国感到不安。如果北京想要阻止额外的防御举措，就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推动朝鲜开展真正的谈判。它最近决定限制从朝鲜进口煤炭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施压行动的第二个元素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也很关键。美国每周都与日韩展开协调行动，发现并设法斩断朝鲜在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我们低调而又系统地与亚洲、非洲、中东和欧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取得联系。我们敦促每一个国家驱逐来自朝鲜的外籍劳工——他们汇回国的工钱不会进入家人的口袋，而会被用于为军队提供资金支持——以及从事非法商业活动的朝鲜外交官；拒绝给予朝鲜国营航空公司高丽航空(Air Koryo)着陆权，拒绝给予朝鲜船只停靠权；与朝鲜断交或调降外交关系级别；积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甚至可以额外采取制裁措施。至今，我们的努力让朝鲜与其他国家的高层交往减少了一半，还可能让朝鲜损失了几亿美元的收入。
　　蒂勒森应该明确表示，为了推动朝鲜重新参加切实有效的谈判，美国会继续采取这种顽强的常态化的外交策略。但他将不得不应对的一种可能性是：朴槿惠被弹劾后，一名对平壤态度较温和的新领导人在韩国今年5月的大选中脱颖而出。他还将不得不对抗在选战期间敦促首尔取消部署萨德计划的中国。他的救命稻草或许会是金正恩无力抗拒发起新一轮挑衅行动的诱惑。
　　最终，或许只有朝鲜的领导层变了，朝鲜的行事方式才会变。而这极有可能由内因触发。金正恩在国内开展的恐怖运动——就连一些最高级别的官员也有可能被处死或暗杀——让他的统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被推翻的风险。
　　政变还可能意味着政权垮台，围绕核武器的控制权展开一场混战。出于对这种可能性的担忧，奥巴马政府成员曾在白宫战情室内推演朝鲜崩溃的种种情形。推演结果显示，美国必须和韩国还有中国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谅解：三国将做些什么；它们的军队将开赴哪里；由谁、以何种办法确保朝鲜核武库的安全。特朗普政府也必须把这些计划的制定当成重中之重。
　　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曾任奥巴马政府副国务卿、是观点文章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3/16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2768

作者：王文  来源：环球时报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还没有完全适应一位没有从政经验的美国总统所谓的“不可预测”。在我看来，特朗普政策的定型首先要取决于4100个需要新政府任命官员(其中1200个需要国会确认)的到位速度。由于竞选时大量精英的强烈反对，特朗普的任命速度远远慢于往届。组阁后的各部门执行团队直接决定了特朗普的各项政策。
　　特朗普紧急要做的还包括对各个博弈对象的“立威”。特朗普目前的想法势必希望像一个新任“董事长”那样，要让“美利坚合众公司”知道谁才是“老板”。不过，他的博弈对象已卯足劲进行反扑，“立威”VS“反扑”的结果与特朗普政策执行有效性密切相关。
　　对国际社会，特朗普则处在外交测试期。虽然英国、日本等已迅速从起初押宝希拉里的错误中醒过神来，纷纷对特朗普投怀送抱，但以德法为首的欧盟，以巴西、阿根廷为首的拉美仍处在观望期，澳大利亚、新加坡等美国传统盟友显示出向中国示好的迹象。特朗普显然还处在“干中学”阶段，一边在琢磨怎么当总统，一边处在保持“美国优先”的漫长试探期。
　　“组阁之路”“立威之路”和“试探之路”还未走完，“特朗普主义”就很难明确定型。但仅就前两月的执政效果看，中国舆论明显低估了特朗普认定事情后坚持不懈的韧劲。在畅销书《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中，特朗普总结了十条成功法则，“永不放弃”排在第一。这完全能解释为何特朗普在竞选中百折不挠、笑到最后，也能解释为何特朗普在上台后迅速兑现多数竞选承诺。
　　从这点看，尽管在春节后，特朗普的女儿到访中国驻美使馆，并主动致电习近平主席，但中国舆论仍需在特朗普竞选言论中预测其对华出招的线索。
　　另一方面，特朗普没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重视意识形态，且反对政治正确。他和团队蔑视逢迎者，尊重真正强者，“不能输”是底线，“必须赢”是目标，但若遇到困难，他会选择迂回。上任近两个月，特朗普屡屡出狠招“教训”美国主流媒体，便是明证。
　　了解到特朗普的这些个性，中国就能相对容易地找到对美博弈的办法。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特朗普虽然对国际形势了解较少，但学习能力与韧劲却很足。
　　中国与美国交往，不能常以胜负论事。“胜”“负”是短时段概念，暂时“胜”不是赢，能保持长期“胜”才是真的赢。中国当下的全球影响力陡增，尤其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心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获得了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许多州县的欢迎。放眼长远，与中国合作才是美国的最佳选择。(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来源时间：2017/3/15   发布时间：2017/3/15

旧文章ID：12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