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周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提出了乐观看法，认为双方能够克服在贸易不平衡、货币政策以及亚洲地缘政治争端方面暗中加剧的紧张局势。
　　这些评论似乎是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晤奠定乐观的基调。这次会晤暂定于下个月在特朗普的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歌庄园(Mar-a-Lago)举行。
　　“中美关系不仅会关系两国利益，而且涉及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李克强在中国一年一度的立法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时对数百名记者说。
　　“中美已经有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当然，我们之间也有分歧，”李克强说，“但是，我们双方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沟通，坐下来谈，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
　　在去年11月选举胜利前后，特朗普向北京的决策者们发出了不少挑战，令他们紧张不安。
　　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特朗普威胁要惩罚中国。他表示可能会放弃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政策，中国一直视这个自治岛为不正当脱离的领土。美国国务卿雷克斯·W·蒂勒森(Rex W. Tillerson)承诺阻止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海地区建设岛屿作为军事前哨，菲律宾和越南等邻国在那里也有领土主张争议。
　　但是近来特朗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特朗普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也减少了可能在南海采取军事行动的警告。至少到目前为止，白宫没有提出可能大幅削减销往美国的中国货物的措施。
　　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达到3.47亿美元，特朗普承诺缩小这一差距，他还认为这与中国操纵货币兑换政策有关。但是李克强表示，针锋相对的保护主义贸易战最终会损害美国的经济。
　　“如果中美发生贸易战的话，首先受损的是外资企业，首当其冲的是美资企业，”他说。他说自己引用的是外国智库的研究发现。“中方希望，中美关系不管有什么样的坎坷，还是要向前走、向好处走。”
　　他还强调，中国将密切关注特朗普政府是否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实际上断绝了台湾被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而那是主张独立的一些台湾团体所向往的。
　　“这项政策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李克强在提到“一个中国”政策时说。“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基础，中美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
　　李克强还对今年的中国经济表达了乐观看法。上周大会开幕时，李克强表示，政府希望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5%或以上。这个目标相比去年的6.5%至7%略有放缓。据官方统计，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6.7%。
　　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6.5%的目标与去年的目标相差无几。“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情况下推动全球增长的重要力量，”他说。
　　但是，刺激经济增长与解决深层经济问题之间的权衡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
　　政府认为，经济必须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保持增长，为约1100万农民工和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多的城市就业机会。今年秋季，习近平还将在党代会上监管领导层的大调整，届时他将开始自己作为党领袖的第二个任期，这增加了政府对社会信心和稳定的渴望。
　　但中国已经开始依赖越来越大规模的银行贷款，以刺激投资和需求，这引发了经济学家们的担忧。他们认为，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和资金滥用将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许多贷款最终用在了住房和建筑项目上，包括新建的高速公路和机场，甚至是在一些需求不旺盛的地区。结果，每一美元新增信贷的增长红利已逐年减少，尽管公司债务在逐年增长。
　　周二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的工业生产和投资势头强劲，但这也是由于在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以及以贷款为动力的持续发热的房地产市场上大力投资——相对于当地租金和居民收入，中国的房价在全世界已经属于非常昂贵的行列。
　　不过，李克强试图消除人们对中国债务增加的担忧。他说，整个金融体系没有风险，中国政府相对较低的预算赤字（约占经济产出的3%）和充足的银行资本将保护这个国家。不过他也说，存在一些风险。
　　“对于这些风险点，我们是高度关注的，发现了会及时处置、靶向治疗，”他说。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Adam Wu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3/15   发布时间：2017/3/15

旧文章ID：12759

作者：雾星腾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笔者参加了斯坦福大学与北京大学共同举办的题为“印度—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Security in the Indo-Asia-Pacific）的闭门电话研讨会（Teleconference）。在研讨会上，美国太平洋战区（PACOM）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Admiral Harry Harris）就相关问题阐述了美国的立场。
　　在论及朝鲜问题时，哈里斯称朝鲜最近的导弹试射严重威胁了国际安全。他强调称，朝鲜危机的恶化极大地威胁了美国盟国韩国和日本的国家安全。逾十万的驻日驻韩美军及其家属人员的安全直接受到朝鲜核危机的威胁。因此，包含部署“萨德”在内的美国的安全行为都只是受到朝鲜方面的威胁后的“反应性措施”（Reactive actions）。进一步地，他表示美国并未与朝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就并不能对朝鲜形成直接的影响力。
　　在场的参会人员不无讽刺地说：“哈里斯居然强调朝核危机的恶化会威胁数万美国驻韩驻日军人及家属的安全。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主动在日韩两国陈兵数万威慑他国，然后反而称这些美军受到了本地国家朝鲜的安全威胁。这岂不是‘贼喊捉贼’？”的确，美国政府以及哈里斯这种美国高级官员早已将这种论断视作理所当然。但要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如此心安理得，我们有必要就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扩张史以及哈里斯本人的出生经历进行简单的梳理。
　　众所周知，作为捍卫国家主权与国民安全的暴力工具，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军队基本都部署在本国领土或者领水内。在特殊情况下，特定主权国家的军队才会通过军事演习、海外护航、军事交流等形式进入其他主权国家领土或水域。即便在这些情况下，一国军队的对外派出也是短期性的或者说非常驻的（比如中国海军在亚丁湾海域附近的护航行动）。
　　但恰如上文中哈里斯所提到的，美国仅在日韩就有数万驻军。这显然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部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换言之，美国当今的军事部署是全球性而非内部性的。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美国在世界70多个国家维持着约800个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与数十个国家维持着军事同盟关系并在超过150个国家有军事存在。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官方数据来看，截止2016年年底，约有23.98万的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等各兵种军人及国民警卫队、预备役等军事人员常年驻扎在海外基地或者在世界各个角落执行任务。按照美国《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说法，美国海外驻军的时间跨度、军事基地的数量及驻军规模毫无疑问为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帝国、国家之最。

　　数据：The 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7). Counts of Active Duty and Reserve Service Members and APF Civilians:By Location Country, Personnel Category, Service and Compon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mdc.osd.mil/appj/dwp/rest/download?fileName=DMDC_Website_Location_Report_1612.xlsx&groupName=milRegionCountry.
　　* 由于统计人数包含国民警卫队、预备役等准军事人员，所以诸如中国在内的国家也会显示有美国军事人员的驻扎。这表明美国向这些国家的大使馆派驻了一定数量的武官。
　　为了落实其全球军事部署及统筹协调其全球数百个军事基地和数十万驻军，美国将包含本土在内的全世界（包括南北极在内）划分为六大战区：即本土的北美战区（NORTHCOM），以及海外的中央司令部（CENTCOM）、太平洋司令部（PACOM）、非洲司令部（AFRICOM）、欧洲司令部（EUCOM）、南方司令部（SOUTHCOM）。相比于绝大多数国家仅仅将自身领土划为不同的战区，美国的全球性战区划分真可谓是“独树一帜”。

　　来源：“Unified Combatant Command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ccessed April 5, 2016. http://www.defense.gov/Sites/Unified-Combatant-Commands.

　　前文中哈里斯将军提到的太平洋战区（PACOM）最早可以追溯至二战结束的驻日美军以及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驻韩美军。恰如哈里斯所言，“太平洋战区需要维护美国‘自好莱坞到宝莱坞’（From Hollywood to Bollywood）的国家利益”：即负责自美国西海岸至印度洋、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在内的防务。该战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分布于日本、韩国和关岛。据美国国防部国防人力资料中心（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截至2017年初的统计，美国在太平洋战区驻军逾15万，为其海外各大战区驻军人数之首。其中，包括作战部队和国民近卫队、预备役在内的准军事人员在内，美国分别在日本和韩国驻军3.96万人和2.38万人，分别位居美国海外第一大和第三大驻军目的国。
　　有意思的是，哈里·哈里斯上将本身即是因美国海外军事基地而诞生： 1956年出生在日本横须贺（Yokosuka），其父亲是一名驻日美军，母亲则是日本人。哈里斯本人的日裔美国人身份以及其貌似强硬的言论使其一度颇受中国媒体界关注。

　　数据来源： Lostumbo, Michael J., Michael J. McNerney, Eric Peltz, Derek Eaton, David R. Frelinger, Victoria A. Greenfield, John Halliday, et al. “Overseas Basing of U.S. Military Forces:An Assessment of Relative Costs and Strategic Benefits.” Product Pag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3, p.20.

　　如上所述，这种全球性的军事部署使得美国更像是“世界警察”而非一个捍卫美国国民安全和利益的现代民族国家。但如果对美国历史有了解的人就知道，这并不是美国本来的样子。早期的美国曾经在开国总统华盛顿思想的影响下长期推行“孤立主义”，对新大陆以外的国际事务并不感兴趣。从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150多年间，美国仅与巴拿马一国签订有同盟协定。且直到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击败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后才首次建立海外永久性军事基地。
　　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的军事部署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其海外驻军的步伐也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二战期间，日军对珍珠港的偷袭令美国意识到仅仅将军队部署在国境内并不足以威慑和防止外国对其领土的攻击。因此，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便开始责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制定在战后建设海外军事基地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知道朝鲜战争也未真正落实。朝鲜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最终实质性形成。为了持续地遏制苏联阵营，美国开始逐步落实这一计划并在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兴建各种军事基地。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借助这些军事基地在海外常年陈兵数十万，并将其视作遏制苏联的“战略前沿”（Strategic Frontier）。
　　冷战结束后，苏联对欧洲的安全压力解除，美国在欧洲地区的军事部署也随即削减。据统计，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陆军人数从1989年的21.3万骤减至1994年的7.5万人。与之同时，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海湾战争、印巴冲突以及台海危机的爆发导致中东、南亚和东亚安全形势迅速恶化。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逐渐将其海外军事部署的重心转移至这一更不稳定的“动乱之弧”（Arc of Instability）：即从中东、南亚到亚太地区等不稳定地区所构成的弧形地带。
　　2008年前后，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南亚安全形势已经缓和。因此，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就任后便力主从伊拉克及阿富汗撤军并颁布新的《国防战略指南》（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根据该《指南》，美国的海外军事部署重心将从中东和南亚地区收缩并进一步集中转移至亚太地区，此即所谓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2012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列昂·帕内塔明确宣布，美国将会在2020年之前将其海军力量的60%部署至亚太地区。作为两洋国家，美国此前维持的亚太地区和大西洋舰队军力部署50%比50%的均衡局面。如果这种战略调整成功，美国传统的两洋均衡局面将被打破。
　　二战以来，美国的这种海外军事部署的长期存在使得多数美国人习以为常并觉得理所当然。在美国政府以及不少支持美国全球军事存在的人看来，美国的这种全球性军事部署的存在除了是历史遗留外，其战略收益也显而易见：
　　首先，在关键时期，美国各个海外战区的军队会直接参与本战区的军事行动。比如其负责中东北非和西亚地区防务的中央战区（CENTCOM）就曾直接参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轻而易举生擒萨达姆。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也借此直捣喀布尔并成功击退塔利班政权。在伊斯兰国（IS）逐渐蔓延后，美国也曾利用其在土耳其中南部的印吉利克空军基地（土耳其语：İncirlik Hava Üssü）实施轰炸。
　　其次，威慑及安全保障。一方面，数以百计的海外军事基地能够直接威慑潜在的敌国。另一方面，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还能体现其履行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决心，能够给其盟友以信心。第三，在和平时期，美国常驻海外军事人员还能与其他国家开展军事演习、军事训练、反恐等安全合作，亦能与相关国家开展海上救援等非军事性合作。
　　这些军事基地的存在是否真的存在这些积极的战略意义呢？美国国内显然有不同的看法。著名作家、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副教授大卫·维尼（David Vine）就曾经先后于2009年和2015年出版《耻辱之岛：美军迪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秘史》（Island of Sham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 on Diego Garcia）及《基地之国：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如危害及美国及世界》（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抨击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及其恶行。在《耻辱之岛》中，维尼专门就美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秘密军事基地进行了深入调研。维尼调研发现，英美两国为了保证该军事基地的绝密性而共谋将该岛上的查哥先（Chagossian）原著民强制迁徙到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群岛等地。背井离乡的原著居民或者被迫流离失所、或者陷入持久的贫困。在其《基地之国》一书中，维尼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数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及设施的负面意义：比如激化地缘政治紧张并催生全球范围内的反美情绪、美国通过这些海外基地与“独裁者”展开合作的行为有损美国的民主理念、关岛等当地居民有因此而永久沦为二等公民、滋生军队性暴力、破坏环境等等。

　　维尼显然不是唯一一个从根本上否定和抨击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人。 2016年10月，《时代》（Times）便发表《为什么我们要关掉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Why We Should Close Americ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s）一文。和维尼一样，该文痛陈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并极力呼吁关闭美国的数百个军事基地。
　　总结维尼等反对的观点来看，反对美国继续维持全球军事布局的理由有五：
　　首先，给美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安全负担。美国的海外军部署在往往以安全同盟的形式为前提。所谓同盟必定意味着“团结一个/批国家，对抗另一个/批国家”。各方一旦缔结安全同盟，则缔约各方必须共同应付所有缔约方的安全威胁。恰如《北大西洋公约》所说的那样：“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如此一来，美国既“朋友遍天下”也“敌人遍天下”。在特定情况下，一旦其任一盟国卷入战争，那么即便美国本土并未遭受任何威胁，美国也必须参战以履行盟国义务。简言之，过度的海外部署和安全同盟体系使美国承担了过多的安全责任，并面临被动卷入不必要的战争的风险。
　　其次，恰如维尼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极富进攻性的全球军事布局也极大地激化了地缘政治紧张。以我们熟知的朝鲜半岛危机为例，如下图所示，美国仅在韩国便有约十个主要的军事基地以及2.5万左右的常驻作战部队。鉴于美军的这种进逼态势，仅在咫尺之外的朝鲜难免担心。在这种极不安全的国际环境下，朝鲜政府的一系列反常举动显然并不“反常”。

　　* “世界”及“美国军费”开支皆为左坐标轴；“美国军费占全球总军费”为百分比，是右坐标轴。此外，伊拉克、古巴、厄立特里亚、朝鲜、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前南斯那夫数据未计入。货币单位为10亿美元，且为2014年美元计价。此外，世界总军费中的1991年数据缺失。另外，“美国军费占全球总军费”的比例亦根据之前缺失的“世界”的数据计算得来。

　　若以人均计算，美国公民的人均军费开支也远超其他主要军费开支大国的公民的负担。同样是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美国公民2015年的人均军费开支大约1854.4美元。而与之对应，其主要的盟友中的英国、韩国、德国、日本的人均军费开支则仅为854、719.65、482.25以及322.62美元。同年度的俄罗斯以及中国的人均军费开支更是低至454和156.21美元。换言之，长期遭受美国批评军费增长过快的中国的人均军费开支其实尚不及美国的1/10。

　　面临如此沉重的军费支出，美国政府本身也并非毫无怨言。如上所述，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韩国及德国军费负担远却不及美国。二战以后，包括日本、韩国和德国在内的美国盟友在美国强大的安全庇护下迅速发展崛起，并成为不同时代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与之同时，美国自身却因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旷日持久的战事而消耗了大量经济资源。正因为如此，美国上世纪60年代末期，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公开呼吁其亚洲盟友（尤其是针对日本）应对自身的部分安全问题以实现“责任分担”（Burden sharing）。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美国先后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时期的美国正处于“孤独的超级大国”（Lonely Superpower）时期、且经济形势尚好。虽然其多项军事行动耗资颇巨，但其对盟友的怨言相对较少。
　　随着国内经济的下行（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盟国防务开支分担不均的怨言开始不断发酵。包括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在内的2016年大选的数位候选人无一例外地抨击日韩及北约（NATO）盟国未能切实履行国防开支必须达到GDP的2%的这一基本义务。在这其中，最终胜出的特朗普的观点无疑更为鲜明。在其竞选期间及成功当选后，特朗普反复指责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搭便车”（Free-riding）、并明确称北约这一组织已经“过时”（Obsolete）。他还半带威胁地表示如果其他盟友不自觉履行应有责任，那么“美国必须要准备好撒手不管，让这些国家自己保护自己”。在其就职演讲中，特朗普更是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讲到：“数十年来——·我们一直援助他国军队却让我们自己的军力消耗殆尽；我们一直捍卫者他国的边疆但却疏于看管自己的国门；我们在海外挥金如土却坐视国内基建的颓败沉沦”，并宣称“从此刻开始，美国优先！”。
　　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论使其成为自二战以来第一位明确地从根本上否定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及海外军事战略的美国总统。长久以来，美国媒体以及外界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说辞多数只是出于竞选需要而夸夸其谈。但其就任后的短期内的一系列举动表明，特朗普几乎如实地逐条地履行着其竞选宣言。
　　此外，亦有不少观察者认为即便如此，这也仅代表特朗普的个人观点。鉴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体，特朗普一人的政治意见恐难以完全扭转美国长久以来的军事部署。但恰如王缉思等著名战略家所观察的那样，由于国力的相对衰落及数次军事行动对美国经济资源的巨大消耗，美国最晚自奥巴马时期开始已经逐渐进入一个所谓的“韬光养晦”时期：即海外战略收缩，并将主要精力放到国内的发展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远非一时兴起，也绝非其一人之“政治意见”。换言之，特朗普的外交战略可以说是对奥巴马政府既有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在未来数年内，美国对其既有的全球军事部署进行战略重组将成为其对外战略的“新常态”。

　　数据来源：DMDC’s Defense Casualty Analysis System. (n.d.). Active Duty Military Deaths by Year and Manner:1980 – 2010 (As of November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mdc.osd.mil/dcas/pages/report_by_year_manner.xhtml.

　　作者曾于2016年前往与华盛顿隔波托马克河相望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参观。作为美国最为著名的阵亡士兵纪念公墓，该公墓井然有序，漫步其中会不时发现新添的阵亡士兵的坟墓。公墓里行人熙熙攘攘。行人也许和我一样只是慕名前来缅怀悲情的肯尼迪家族、或者吊唁那些壮烈牺牲的普通士兵。当然，不少的人更是专程前来追悼逝去的亲人或者挚友。
　　作者不禁想象，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国内的生活可谓极其优渥，是什么驱使这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穿上那一抹迷彩后远赴那些刀山火海之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可以想象，这些阵亡的士兵中不少人一定和我年纪相仿，也一定有家中的亲人、挚爱的朋友，当然也或许有还深爱他们的爱人！如此观之，“美国佬滚回去”（Go home Yankees!）又何妨！

来源时间：2017/3/15   发布时间：2017/3/15

旧文章ID：12757

作者：薛雍乐  来源：澎湃新闻

　　据美国白宫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3月13日签署名为“重组行政部门全面计划”的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在180天内提交重组计划，以增进政府工作的效率、削减政府开支。
　　这项行政令可能为大幅削减政府规模提供了机会，这也意味着一些公务员面临失业。
　　缩小政府或致大量公务员失业
　　特朗普的新行政令要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提出重组政府计划，减除不必要的政府部门及项目，以加强行政部门的效率和责任。
　　在180天内，美国各政府部门负责人都将向马尔瓦尼提交一份重组自己部门的计划。随后，马尔瓦尼将提出改革行政部门的方案并在《联邦公报》上公示，最终向特朗普汇报。行政令尤其强调削减繁冗、不必要的政府机构及下属项目。
　　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白宫表示，美国国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上涨了88%，达到19.9万亿美元。而在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提出的改进建议中，有53%没有被美国联邦政府执行。因此白宫呼吁解决政府浪费现象，加强对政府部门的问责机制。
　　在2月底的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被称为特朗普“军师”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曾表示，特朗普政府成员的共同目标是“瓦解行政国家”，即对联邦政府现有的行政程序进行变革。
　　包括“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竞争企业学会”等美国保守派组织都对特朗普的新行政令表示欢迎。但行政令也引起了不少可能受削减的政府部门职员的担忧。
　　此前，特朗普刚上任时，就签署行政令，暂停雇佣部分联邦公务员以降低政府开支。
　　《华盛顿邮报》3月12日引述穆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的话称，特朗普目前的财政削减计划可能导致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就业率降低1.8%，个人收入降低3.5%，房价降低1.9%。
　　削减外交环境教育经费，增加军费
　　美国公务员的担忧不仅来自削减政府部门的行政令，也来自特朗普即将于3月16日向国会提交的2018年财政年度预算。根据2月公布的预算草案，特朗普准备削减美国国务院37%的预算。美国新闻网站Politico13日报道称，国务卿蒂勒森可能已经成功说服特朗普缩小削减额度，但仍然愿意“显著”削减该部门的预算。
　　特朗普还有可能削减美国环境保护局25%的预算。而美国新闻网站Axios14日报道称，该局的预算可能还会进一步减少81亿美元。
　　此外，在2月的预算草案中，包括农业部、教育部、内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等部门的预算也将被削减。
　　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军费可能将上涨10%。盖洛普公司近日公布的调查显示，3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军队开支不足，4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队还不够强大。
　　不过，美国《新闻周刊》13日报道称，特朗普的预算方案不一定能在国会通过。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纳尔表示，尽管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但该方案还是很有可能难以通过。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汉姆尤其批评特朗普削减美国国务院的预算的做法。同时，民主党议员则可能反对特朗普扩大军费开支。
　　《新闻周刊》报道称，上世纪80年代，追求“小政府”的共和党总统里根曾减少政府预算，以平衡税收减少和军费上涨。但由于无法平衡收支，美国的国债最终从1980年的9千亿美元上涨到了1988年的2.6万亿美元。这一先例体现出，削减政府规模可能难以达到控制国债的效果。

来源时间：2017/3/15   发布时间：2017/3/15

旧文章ID：12756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指出，即将在清明节时举行的“习特会”不打高尔夫球，但正好“放风筝”。两位领导人需要以机敏的技巧掌控好，防止美中关系这个“风筝”被民族主义的强风所压倒。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14日在CSIS官网上发表专文指出，特朗普4月初在佛罗里达庄园会晤习近平的报道如果属实的话，届时正逢清明节，那将是特朗普制定更明确对华政策的最后期限，决定他是遵循从尼克松以来各位美国总统对华接触的脚印呢，还是设定一条更加一致地与中国对抗的道路。
　　甘思德表示，特朗普对于中国的抱怨和威胁已然不少，但这并不能生成政策或为拟议中的两天峰会提供足够的基础，更不用说整个关系的议程，闭门造车是没有希望的。要制定对华政策并不容易，部分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目前仍主要是靠前朝政府的骨架在运作，许多高官还没有到位。
　　甘思德认为，不确定期延长已在美中关系利益相关者中产生了深度焦虑。中方已评估全面的贸易战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速减少一个百分点；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则担心，特朗普的救助只会让事情更糟糕。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政策上也有分歧，混乱似乎不仅表现在战略上，也存在于阻碍特朗普政府发展和执行一个持续的对华政策上。
　　甘思德指出，“习特会”提供了一个让质疑消停，产生清楚愿景的机会。要处理不确定性，特朗普要回答五个问题:
　　第一，美中关系如何适应推进美国安全与繁荣的总体目标？特朗普是否准备说“在国际社会发挥负责任作用的和平、繁荣、稳定的中国崛起符合美国利益”之类的话，如果是，美国政策的挑战就不是要限制中国崛起，而是塑造其崛起的轨迹。
　　甘思德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将希望中国和平崛起的表态与中方要求美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相混淆，“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美国不挑战中国任何核心利益，给中国在亚洲以更大的活动范围，准备与中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合作。他称，这种定义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是不现实的期待。特朗普政府要小心谨慎避免出现像拜登几年前承认“新型大国关系”的失言。
　　第二，特朗普想从习近平那里得到什么？特朗普不能仅仅是抱怨，到底要中国做什么？举个例子，特朗普抱怨中国操纵汇率，但并不清楚他是否接受人民币自由浮动而贬值，令中国出口更具竞争力呢？特朗普需要解释，令人满意地处理美方的关切，是否应当由中国政策改变和商业结果来衡量。
　　在安全方面，特朗普需要解释应对美方在朝鲜、南海、台湾等问题上关切的步骤，如何与中国自身的安全需要相一致？
　　第三，美国准备做出什么妥协，以换取中国采取那些步骤？特朗普政府已经暗示他期待中方单方面让步，而别想要求美方作出总体再保证或政策调整方面的更多让步。特朗普要决定如何应对来自中方的要求，比如市场经济地位，减少高科技的管控，限制美军在中国海洋附近活动等。
　　甘思德在回覆中评社记者关于“什么是两人之间最有可能和可行的妥协”时表示，球在中方一边，中国需要在经济关系和在朝鲜半岛发挥更建设性作用方面进行实质性调整。那意味着不仅要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也意味着减少因为不满“萨德”部署而对韩国施加的压力。如果中国能这么做，则会提高特朗普政府决定不采取严厉的经济惩罚和寻求在安全领域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问到最新传出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对台军售且不会在“习特会”前宣布，是否拿军售当交易筹码时，甘思德对中评社表示，美国对台军售是可能的，不会因为想从中国换取别的什么东西而被交易掉。
　　第四，如果中国在美方要求的方面不马上行动，特朗普政府准备做什么？中国也许会采取一些重大步骤，比如让人民币升值，签合同大单，签南海行为准则等等。特朗普政府要决定，他愿意等多长时间，耐心耗尽后要使用什么样的大棒？而且要决定采取这些行动的正当性。甘思德认为，这种研判最难的部分是决定美国愿意牺牲多少短期的利益，而得到长期的更好的结果？如果美方决定要来强硬的，他需要显示有意愿坚持到底。
　　第五，美国对华政策如何组织，特朗普政府要决定是继续以官僚部门的对话为主，还是更强调高层领导个人化的接触与谈判？如果美国要减少“战略与经济对话”或者“美中商贸联委会”的广度和深度，白宫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提供亲手处理这个关系的机会，包括更经常、更例行的“习特会”。
　　甘思德表示，特朗普政府也需要决定内部的决策结构，现在似乎有多个权力中心竞相给总统出主意，这是一个困难的手法维持这样复杂而深远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可以在不同团队间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允许分工，或者回到传统的分层级和整合的程序。
　　最后甘思德指出，不打高尔夫球的“习特会”更像是放风筝，美中关系就像是正被竞争性的民族主义风暴激荡的风筝，需要特朗普和习近平以机敏技巧来维持两国关系，不被风暴所压倒而保持高飞。

来源时间：2017/3/15   发布时间：201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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