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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特朗普在Twitter上的“中国帖子”

作者:史书华  来源:FT中文网

  没有人会否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社交媒体Twitter情有独钟。不论在选前或就职后,他的每一篇帖子牵动著全球局势,各家新闻媒体因为他的推文而疲于奔命,虽然他已有美国总统专属帐号 @POTUS,但特朗普仍不动于衷,勤于通过私人帐号 @realDonalTrump 畅所欲言。
  2009年3月,特朗普首度登上Twitter舞台。至今3千多个日子过去,发出帖子3万则以上(不包含被删除的推文)、追随者超过2500万名。狂妄、自负、口无遮拦,是大部分观察家阅读特朗普私人帐号的共同感受。但如果仔细分析近8年来的内容,事实上能找出规律和可预测性。
  如果把特朗普最常在Twitter“挂上嘴边”的国家进行排名,不意外的,特朗普最关心美国,截至2月20日,至少发出3165则推文提及美国( America, United States, USA)或美国人(American)。而排名在美国之后的国家,依序为中国、伊朗、伊拉克、俄罗斯。
  通过谈论中国攻击奥巴马政府
  虽然身为特朗普在推特上特别关心的外国国家,特朗普谈起中国却是攻击力道毫不手软。
  曾有美国数据科学家分析特朗普Twitter帐号,发现特朗普会交叉使用iPhone、安卓、桌机发文,如果是通过安卓手机推文,多半是特朗普亲自操刀而非助理代笔,且用字遣词相对愤怒,大量使用疯狂(crazy)、软弱(weak)等负面形容词。如果说特朗普谈论中国的帖子,使用安卓手机发送的数量是iPhone的近30倍,似乎已预告特朗普谈论中国的起点。
  从2011年1月首次提到中国、计算到今年2月20日,特朗普至少有464则发文提到“中国 (China) ”或“中国人 (Chinese) ”。这当中有95%的内容明显透露出敌意,而其余5%的正面或无特别情绪内容,则多半希望拿中国案例来攻击奥巴马领导无方。如果交叉比对特朗普历年推文以及特别谈到中国的内容,能发现奥巴马的名字高频率地出现在与中国相关的帖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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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如果仔细看特朗普历年发出的帖子,出乎意料的,他关心中国话题的时间并不是在去年美国大选期间,而是高度集中在2011年,之后,中国话题占整体发文的比例开始逐年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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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长达7年在Twitter上谈论中国,特朗普的观察重点和立场并没有太大变化。从特朗普最早提到中国的发文就能看出端倪。
  谈论中国的主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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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特朗普第二次在Twitter上提起中国:“奥巴马每花1美元,等于我们要让子孙向中国连本带利借贷1.4美元。
削减——上限——平衡!(表示支持共和党提出的削减赤字行动)”(截屏来自Twitter官网)

  2011年,美国爆发债务上限危机,面对中国政府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人,特朗普不满现状,认为中国在贸易和汇率上“不按照规矩”,开始在Twitter上大量评论中国。上面这条推文(见上图),事实上也预告了特朗普在推特上谈及中国的主旋律:经济。
  在特朗普提到中国的话题中,有将近一半的内容是关于中美贸易之差、中国在全球的能源布局、人民币汇率或是美国就业率等经济议题,近两成的内容则涉及国防军事和国家安全,剩下的推文,则多半是特朗普希望通过中国经济情势向民主党或奥巴马政府开炮、又或是吹捧自己对政经情势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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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特朗普谈论中国的帖子浓缩成一个主题,他的立场其实相当稳定,在过去7年不断通过Twitter诉说:全球秩序已变化,美国到底做了什么准备?有趣的是,特朗普甚至会在Twitter上反覆使用“China is laughing at us ”(中国在嘲笑我们)等嘲讽语句(见下图),间接表示对美国现状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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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抱持这样的立场,也不意外特朗普会于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会高举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复兴) ”,或是自2011年起,特朗普因为出版新书《Time To Get Gough》(是时候该强硬起来)而开始在Twitter上大量使用标签 “#TimeToGetGough”抨击时事。
  面对外界好奇,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布局全球贸易、还有会如何与中国政府交手?特朗普在2011年的一则推文或许能透露他的态度和底线:“我相当尊重(respect)中国的代表。但我不认可我们(指美国)对中国在谈判及交易上的方法。”但问题是,什么是特朗普倾向的手段和方法?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如同特朗普的推文风格,不缺立场和口号,但实际作法,随兴吧。
  (作者邮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7/2/22   发布时间:20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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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中的“非民主”要素和美国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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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德敏  来源:腾讯思享会

  1.民主的胜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许多举动,特别是其带有宗教歧视色彩的移民禁令,都被人认为与民主的价值相违背。因此当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们阻击了其总统的行政命令时,很多特朗普的批评者都欢呼这是民主价值的胜利。虽然这听上去好像没错,尤其是当我们把特朗普想象成类似希特勒这样的专制独裁者时。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特朗普是民选的总统;法官不是民选的,而是由总统提名就任的,同时也不需要回应民意。由非民选的法官制约民选总统的权力,如何能说这是民主的胜利?
  类似的例子是在今天的德国,德国《基本法》(也就是其宪法)明确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有取缔政党的权力,其中第21条第2款写道:“凡由于政党的宗旨或党员的行为,企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或企图危及德意志联邦民共和国的存在的政党,都是属违反宪法的,联邦宪法法院对是否违宪的问题做出裁决。”这里的关键词是“企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什么才是其构成要件?起码宪法文本并没有规定清楚。仅就“民主”而言,假如有一群人积聚起足够的“民意”支持,从而组建了一个政党,但这个政党对德国的纳粹历史持“较宽容”的立场,甚或直接支持纳粹意识形态,那么这够不够成对自由民主秩序的损害?如果说是,那该政党难道不是对(起码一部分)民意的反映?如果说不是,则该政党确实是危险的,纳粹党上台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基本法》最初确立这一条款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此类政党的再次出现,因而赋予了联邦宪法法院以不一般的权力,它在认为有充足理由的时候可以强行解散一个政党。同美国最高法院类似,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并不是一个民选机构,它通常由数名联邦参议院议员组成的“法官任命委员会”来任命,长期、独立地行使职权。虽然在实际行使“取缔政党”权力时,同时又要维护言论和结社自由,因而他们通常极为谨慎保守地使用这一权力,但这一权力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构成对“民意”的防范功能。尤其是在当下,外来移民涌入和恐怖主义威胁之下,德国右翼势力崛起,已然有突破“反纳粹”这一政治正确的迹象,可以想见,宪法法院的“非民主”权力恰恰能够起到防波堤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司法机构要对“民意”起到限制作用,需尽可能地使自身脱离民意的束缚。原因无他,主要在于民意是多变的,其内部也经常是分裂和矛盾的。司法机构——尤其是具备违宪审查功能的司法机构——则应该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否则其公信力便会大打折扣,最起码在人们的观感中会是如此。从而,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虽然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但他们一旦上任便终身任职,除非自行退休或有重大行为不端而遭国会弹劾。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确实带有很强的党派色彩,这也是总统大选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很多共和党关键人物最后选择支持他们并不喜欢的特朗普,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想看到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一个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法官,打破最高法院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平衡,进而在一系敏感问题——如同性恋、堕胎、医保法案等——上做出不利于保守价值观的判决。然而,另一方面因为司法系统(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并不需要向任何其他机构负责,他们通常能保持其独立性。特朗普政府立即恢复移民禁令的要求在联邦上诉法院被驳回,做出一致判决的三名法官之一就是共和党总统小布什任命的理查德·克利夫顿。从原则上来说,最高法院法官们服从的是宪法,他们将自己看作美国立国之时所做承诺的守卫者、建国之父们的精神的传承人,独立于一时一刻的民意或民选机构的意见,并对后者构成制约。因此,称最高法院为一个权威机构不仅毫不夸张,而且切中要旨,它拥有巨大的权力,极其独立,同时人们对其公正性有极大的期待,犹如古代人民对公正仁慈的国王的期待一样。
  2.民主与贵族
  美国最高法院的性质和重要性使得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美国政治体制到底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阿伦特在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指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政治体都需要一定的权威结构,它不能在无休止的革命中存在,美国的政治权威所在地就是其最高法院,它是其整个政治体系中不变的、自上而下发出命令(裁决)的部分。这一权威虽然在性质上和古代国王的权威相通,但也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例如其角色是“消极的”,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同时也不能干涉其他政府部门——行政和立法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实际上,美国建国之初就将“民主和非民主”的问题作为重点辩论的对象,而“民主”在当时而言远构不成一个褒义词。作为美国宪法思想基础的《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等人明确地将其构想的美利坚合众国看作一个“非民主”的共和制国家。民主政体(democracy)和共和政体(republic)的两大区别是:“第一,后者的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第二,后者所能管辖的公民人数较多,国土范围也较大。”简单地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代议制。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麦迪逊在这里所强调的代议制以及其中包含的政治代表和我们今天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样。我们今天经常将政治代表理解为民众向其“代表”发出指令、代表尽可能忠实地执行指令的过程,类似于银行客户和其理财经理之间的关系,后者作为“代表”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尽可能最大化前者的利益。这听上去很“民主”。然而,在“联邦党人”那里,情况却几乎相反,当麦迪逊等人在强调“代表”的重要性时,他们不是在说对选民唯唯诺诺、一切行动听指挥式的代表,他们十分清楚是在说一种新的“贵族”制度。这种贵族不是欧洲封建社会中那种以出身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贵族,而是建立在才智和德行基础上的所谓“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联邦党人认为民主最大的问题是“党争”(factions),即人们为了各自的观点和利益争论不休、内耗不断,以至于忘记或看不到那个“大局”(the bigger picture),比如他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以及需要有人去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事实。联邦党人在这么说的时候,批评的主是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之前各州之间的龃龉,从而为联邦政府的权力确立正当性基础。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古代,国王通常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代表着联合、团结和理性,在今天有些地方仍是如此,尤其内部纷争比较严重的地方——例如比利时——更为明显。但这在美国显然不可能,毕竟其独立战争以及革命本身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他们身上的英国王权的压迫。
  如何产生“自然贵族”?联邦党人将目光投向了选举,联邦政府由选举产生的长官构成,如总统和参议院议员,他们应该就是新的贵族。再一次地,联邦党人在用一种我们今天不那么熟悉的方式理解“选举”这一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更接近古希腊时期流行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讨论城邦政治时就将选举看作一种贵族体制,而典型的民主政体是用抽签的方式产生长官,从而体现公民之间的完全平等。选举的过程必然产生不平等,它必须有某种方式将那些被选出来的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否则选举就不可能产生结果。在古代,将人与人区分开来并使得一些人具有统治资格的,无非就是财富、智慧、德行等要素,因此这自动意味着那些更富有、受过更好教育、更能打仗的人才能做长官。因此,在古希腊时期,选举制和贵族制基本上是等同的。这一观点一直流传到近代,在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那里都清晰可见。美国联邦党人则将此作为确立一个自然贵族的统治、同时又跟身份平等的大原则不相冲突的方法,他们希望全国范围的选举能产生优秀的、更加独立于地方民意的长官,由他们来议决整个联邦的大事。这一选定的公民团体能“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代表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
  英国在近代民主化的过程中逐渐扩大选举权,但早期选举出来的议员中几乎都是贵族,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从身份贵族到自然贵族的转变过程。美国建国之父们同样希望达到类似的效果,在王制政府不可行、民主又不可取的情况下,要统治如此大疆域的国家,这在当时来说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可与此进行比较的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曾经历了痛苦的民主与贵族两种价值、两种势力之间的长期较量,但不幸的是其结果基本都呈现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态势,从而暴力革命和专制复辟交替出现的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870年以后才有实质性改善。这其中的关键正在于:能否既接受现代社会的社会境况,即身份的普遍平等,同时又以某种形式接受一些“贵族”要素,或起码同这种贵族要素达成有效的、开诚布公的谅解。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建国历程相较于法国革命后状况大为“优越”的原因,正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意地同“民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巧妙地保持了“贵族”制成份。这并不是说美国就真的是一个贵族制国家,即便在其建国之初,这也离事实很远。选举确实会产生“自然贵族”,但到底什么才构成自然贵族却不完全由政治代表们说了算,他们也需要积极地向其选民回馈其政治行动、听取选民的意见等等。如此,再加上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分权,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分权,立法机构本身内部的分权,基本上可以确保权力的运行处于一种较为平衡和理性的状态,既不失民众的参与,又确保了有更高、更理性的智慧在照顾国家整体利益。可以说,这是联邦党人最初的设想,同时也是美国延续至今的宪制的基础。
  3.美国的“民主化”
  在今天看来,联邦党人关于自然贵族的设想至少有一点是有瑕疵的。他们相信选举的范围越大,产生自然贵族的可能性也越高。他们认为只要将选举扩大到全国范围,就能有效地超越“地方性意见”,使其“升华”,从而让那些真正巨有崇高品质的人脱颖而出。此一时,彼一时,特朗普作为黑马在总统大选中胜出,足以告诉我们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巨大。这并不是说特朗普就不能算作某种自然贵族,他仍然可以是,只不过人们——或大量选民——眼中的“优越”品质显然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很富有,这被认为可以使他相对独立于体制之外,不需要依赖体制获利,从而有更好的姿态改造体制本身;他不惮于使用攻击性的、甚至侮辱性的语言,这被认为是对所谓过度政治正确的挑战;他不怎么守规矩,这被认为有创造力,诸如此类。几乎可以说,特朗普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粗鄙”总统,以及“最不可能的民粹主义者”。由此看来,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人当初可能是有所误判,但这并非不能解释。今天的美国和其建国时期相比,至少有两大变化与此相关:第一,美国总统的权力已经大大扩张,并且全方位、即时性地影响到每个个人的切身利益,这是早期的总统所不可想象的;第二,媒体资讯的发达程度已经大大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总统的讲话及其影像不仅早就通过电视进入人们的客厅,而且已然会随时出现在人们的手机上,整个国家变得像是联邦党人时代的一个小镇一样。因此,联邦党人所批评的“党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轻易展开。
  美国政治的两极化至少从里根时代开始就已很深,特朗普民粹主义的、极具分裂色彩的政治运动只不过这一趋势的“自然”结果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说,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整个国家真正进入了“民主”时代,此“民主”当取联邦党人那里的意思。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期曾精辟地指出美国体制本身所内含的民粹主义基因,因为总统是由全体国民选举产生,因此几乎每个总统都不得不是“民意煽动者”(demagogue),而美国民众也渐渐变得宁愿选择一个他们能向之吐口水的人进白宫,也不愿给自己选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人。(参见韦伯《以政治为业》)然而,民粹主义的危险正是联邦党人所担心的:没有原则的党争,非理性和极端化的政治。美国建国之父们所构造的分权制衡体系主要是用来限制一个离古代国王并不太远的总统,今天的人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它还能够应付21世纪的、能用社交媒体轻易动员成百上千万民众的民粹主义领袖吗?已经有无数证据表明,特朗普是阴谋论的爱好者,并经常主动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从质疑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开始,一直到就职总统之后,都是如此。另外,他对极端右翼媒体——假新闻的主要制造者——的依赖也令人吃惊。然而,这一切都未能妨碍他当选总统。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很多美国人对假新闻和阴谋论更加坚信。无怪乎特朗普曾经自豪地说,他即便在纽约大街上朝人群开枪,其支持者们仍然会支持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ngus Deaton)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美国非西裔白人“绝望死”(毒品、自杀等)越多的地方,特朗普的得票率越高,美国这部分人群在其总人口中的比例比欧洲主要国家高得多,且呈增长态势,这从侧面也支持以上观察。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对客观事实和说理可能不太感兴趣:全球变暖的想法是中国人发明出来陷害美国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在墨西哥边境建一堵墙(让墨西哥人付钱)就能挡住南面来的非法移民,等等。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当联邦法院法官暂时冻结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时,特朗普说那个“所谓的”法官的判决是“荒谬”的,并称法官们要为美国可能会遭受的恐怖袭击负责。总统批评法官的判决并不罕见,但对于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领袖来说,就可能是较大的问题,因为他的大批支持者们也会相信这些法官甚或司法系统本身是不公正的,他们凭什么有这样的权威?有什么理由和“人民的要求”作对?他们本身恐怕也是腐败的精英建制的一部分。假如特朗普持续性地煽动其支持者朝这个方向想,或者行政部门根本不听从法院的判决,那么美国将会遭遇更彻底的宪法危机,其后果也将殊难预料。不过目前看来情况还没到这种地步,法院判决出来后美国移民和国土安全部门立刻停止持行总统的行政命令,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批评白宫,特朗普的立场也似乎有所退缩。但这都表明,不仅总统靠不住,制度实际上也不一定靠得住。在没有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所谓制度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4.平衡与理性
  联邦党人取共和而“舍”民主,其实是对平衡和理性的追求,他们虽然以反抗英国王权为建国的契机,但在这一点上却和英国的政治传统一脉相承。英国历史上无论是《大宪章》的签定,还是《权利法案》的出台,亦或近现代宪政改革,无一例外地都保持着权力平衡这一原则,最后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国王、首相内阁、国会等主要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需要一个成文宪法来规定,主要靠人们的共识、习俗和惯例来维持,由此形成的传统年代足够久,人们对它的尊重程度之高,这才是其政治体生命力的最强保证。当然,在英国脱欧公投的背景下,英国也一样面临着新时代民粹浪潮的冲击。
  现代政治思想家波考克(J. G. A. Pocock)曾经仔细梳理过共和传统在欧洲的起源和流变,其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历史上很多带有共和主义色彩的政治理论家都将权力平衡看作政治体能维持长久、并进而能和某种永恒秩序相关联的关键因素,这其中包括对国王权力的制约。国王的权力如果要保持理性和有节制,他必须在某些重要方面受到有效的限制,在古代这主要指其他贵族权力的存在。一方面,国王和其他权力所有者之间会始终处在某种紧张甚至冲突状态之中,但另一方面,在冲突之上他们也会形成共识,进而产生以权力分享为前提的法律,《大宪章》等重要法律的产生都包含着这一逻辑。较少为人所知的是,美国建国立宪的过程也遵循着这一传统,只不过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美国政治现实的展开会让我们误以为美国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典型。

  作者简介
  段德敏,男,1982年生,江苏溧阳人,博士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系伦理、社会与政治哲学中心,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RIPPLE)研究员、欧洲大学中心(EUC) co-director,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民主理论等,已出版英文专著一本,在国外、中国大陆和香港多家知名期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曾受邀在国内外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

来源时间:2017/2/22   发布时间:20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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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交易,台湾当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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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归宿  来源:政见

  在总统女儿春节拜访中国大使馆、杨洁篪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通话、川普发元宵节贺信等一系列台前幕后事件的斡旋铺垫下,2月10日上午,习近平和川普的电话会谈终于隆重登场。这宣告着中美元首沟通渠道恢复畅通,自去年12月川蔡电话事件后就一直波谲云诡的中美关系,也就此云开雾散。
  此次通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川普“应习近平的要求”,正式表态尊重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否定了其之前与蔡英文的通话,也不禁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自称擅长做交易的川普,是否已放弃将台湾作为与中国交易的筹码?
  放弃台湾并非没人提过。在2015年春季刊的《国家安全》杂志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Charles L.Glaser刊文建议,美国应放弃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换取中国和平解决东海和南海的海洋岛屿争端、并正式承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安全存在,以此彻底化解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
  研究者认为,无论从国际关系历史还是理论上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的概率很高。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如果在等到与新兴大国直接冲突时再做出妥协让步,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美国需要在和平时期提前化解潜在的危机风险。作为最有可能导致中美冲突的因素,台湾问题自然值得美国重新认真考量。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台湾问题属于核心利益。中国大陆对实现统一、行使主权的决心是明确的: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将不惜动用武力。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目标是防御性的:主要是维持现状——这需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微妙的政策平衡。实际上,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威慑”政策,既警告中国一旦对台湾动武、美国将武力协防台湾;也向台湾表明如果挑衅中国大陆寻求独立、美国将不承诺武力保卫台湾。
  放眼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研究者发现,中美在南海、东海等一系列问题上皆存在矛盾冲突,并都有升级成战争的风险。与台湾问题不同,南海和东海问题均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相关,关系到美国在东南亚和东亚的同盟体系能否维持,并将影响西太平洋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无疑,这些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要高于台湾问题。
  研究者认为,美国放弃协防台湾的承诺,可以显著降低未来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也有助于缓解中美两国日益激烈的军备竞争。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于台湾的协防承诺,已经成为导致中美之间战略互疑的最根本原因。如果美国放弃这一承诺,对于改善双方互信、使双方逐步摆脱当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困境将大有帮助。
  但同时研究者也指出,这样的政策调整是重大变化,不能是美国的单方面举动,需要与中国实现“大交易”(Grand Bargain)。首先,中国要“公平”解决涉及东海和南海的一系列海洋岛屿争端,放弃单方面的主权声索,实现对相关岛屿和海域资源的共同管理和开发。其次,中国需要承认美国在东亚的长期力量存在,不能指望将美国“赶出亚洲”。中国应认识到,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并非完全针对中国,而是事关力量平衡和维持对盟友的承诺——这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
  因此,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大交易”能否实现,关键要看中国在亚太地区是否存在“有限目标”(limited aim)以及明确的核心利益。如果中国的战略目标只局限于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主权统一,那么这样的“大交易”有可能实现。但是,如果中国拒绝这样的“大交易”、或是无限制地扩张自身利益和目标,那么美国只有维持“亚太再平衡”的现状。这样,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依然高度存在。
  事实上,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东海与南海的岛屿主权争端,都只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部分。中美两个大国面临的具体矛盾分歧背后,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规则和秩序问题。能否达成“大交易”,考验着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安全团队和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Glaser, C. L. (2015).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4), 49-90.

来源时间:2017/2/22   发布时间:201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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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又对中国的未来“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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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咏红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专家沈大伟教授认为,中国并不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却可能陷入了漫长的衰退阶段。
  沈大伟强调,如果中国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自从1960年代以来,全世界一共有101个新兴工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些国家最终也都成为不同形式的民主政体,中国会不会是一个例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沈大伟本星期一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主办的名家公开讲座“分析中国的未来”上畅谈看法。虽然他强调,关于“中国的未来”的提问,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他也十分肯定,如果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他解释称,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数据,新兴工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不高,高达约87%的国家绕不开这个“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万1000美元时,它将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经济转型等巨大压力。陷入这个“陷阱”的经济体可以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状态,并且因无法及时转型而减慢经济增长,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在13个发展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中,有两个:希腊和以色列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已是民主国家;其他11个原本是专制政体,当他们走出中等收入阶段时,全都实现了不同形式的民主。
  民主化与经济完全发达
  是因果关系
  沈大伟分析说,这些数据显示,民主化与经济充分发展成熟,不只是直接关系,更是因果关系。
  除了政治上的转型外,这13个国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力投入于创新。中国近两年也明显加大了对创新事业的投入,但是对创新的投入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上下互动的方式以及国内创新人员和国际同行交流也不够,沈大伟因此认为,中国的创新事业将是不完整的。
  综合经济、政治等维度的比较结果,沈大伟表示:“坦率的说,我的预测是,中国会成为第88个(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上述分析的基础,是将中国与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放在同个天平上相互比较,由此预测中国的走向。换言之,这个逻辑不认同中国“例外论”或“特殊国情说”。但谈到中国时,也有许多人会质疑:中国作为华族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幅员又十分辽阔,其他国家的经验与中国能否相提并论?
  沈大伟在演讲中没有点明提到“例外论”,但他一开场时就强调,外界应该用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中国是独特的国家,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他强调:“不能只是从中国看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免疫于几十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列宁式政体的经验?我的看法是,中国不能幸免。”
  当前,中国在经济、政治、环境、科技、国家安全等领域,都面对一系列的关键转折点,一些领域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尽管2013年中共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大部分目标还尚待落实。
  对此,沈大伟分析称,反腐造成的负面效应、利益集团的阻挠、高层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都是改革举步不前的原因。
  他形容当前的中国,犹如一部车子开进了一个环岛,这个环岛有四个出口:新专制主义、硬权威、软权威、半民主化,不同出口将导向不同的结果。如果回归到2009年的“软权威”路线,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将有更大可能能够实现,中国将出现部分政治改革,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评估中国的未来?沈大伟以说,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政权是否有信心,去推行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缺的政治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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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中国崩溃论”掀新一轮争议
  作者:明永昌整理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5年03月19日
  美国学者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激烈辩论。这篇文章声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不要坐视共产党瓦解,但他的专断给中国的体系和社会造成严重压力,让其更加接近崩溃点。沈大伟并预测,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和平崩溃”,一旦中共“陨落”,这个过程将是“长期、复杂、暴力的”。
  沈大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曾经对中国体制做过一些“正面解读”,因而常被划入美国的“对华温和派学者”,在中国也颇有名气。中国翻译并出版过他的著作,官方媒体也援引过他的观点。《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介绍过他;今年1月,在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研究人员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第二位,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
  沈大伟在2008年曾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书,强调中国通过学习和适应,有潜力去克服或遏制其问题,比如腐败和受到削弱的权威等等,如今却对中共继续掌权的前景却提出相对黯淡的评估。对此,他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解释,这是因为中国和中共发生了转变,开始转向严厉的压迫式统治,并放弃积极的政治改革。沈大伟认为,压制正在让本已出现问题的体系严重承压,很可能会加速它的崩溃。但中共领导人似乎确信,如果不进行严厉打压,并且在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会失去控制权。
  “崩溃论”遭官媒炮轰
  针对沈大伟最新的“中共末日论”,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措辞严厉地批评沈大伟指中国官场腐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自由派受到打击等,大多是“中国崩溃论”老掉牙的论据。文章又指全世界看好中国未来的人无疑在增多,第三世界相信中国道路的人尤其越来越普遍,西方愿意反思对中国认识的人也呈增加之势。沈大伟本人对中国的悲观“在他周围的圈子里容易得到共鸣,但在世界上却是反常识的”。
  文章也批评沈大伟“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始终隔着一层”,“对中国的研究缺少超越性的定力,最终没能跳出西方价值观或政治规律对其研究的干扰,他变得像章家敦之流一样庸俗,靠给中国‘占卜’来博西方舆论的眼球。”又指“无论沈大伟是在做机会主义的新站队,还是这是他晚年对华认识变化的真实反映,这都将被证明是他学术研究的败笔。”
  章家敦是美籍华裔律师,2001年曾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引起轰动。书中断言中国社会体制因种种问题将在少至五年、大至十年内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然而,中国经济顶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章家敦的预测没有实现。
  中国经过三轮“崩溃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去年8月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总结过去20多年曾有过三轮“中国崩溃论”,但都失准。第一轮唱衰源于1989年后,大致可称为“中国政治崩溃论”。当时,中国经济过热,通胀高企,通胀率高达 18%。财政、货币政策双紧,国家重点治理整顿“官倒”。而国际环境更加恶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倒下。美国等加紧对中国的遏制与渗透。在所谓“西风全面压倒东风”的大形势下,美国积极倡导“华盛顿共识”,整个西方世界洋溢着“历史终结”的判断,认为下一个崩溃的国家一定是中国。
  第二轮唱衰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即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出口锐减,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加之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效率低下负债沉重、银行呆坏账情况比较严重,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严峻的下行风险。国际金融大鳄还乘机围剿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有可能就此中断。
  第三轮唱衰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逻辑重心是“中国社会崩溃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再度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股市高位下泄,经济急剧下降,出口大幅下滑,造成部分行业产能极度过剩,产品大量积压,社会不满情绪积聚。与此同时,互联网2.0技术开始普及,2011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由此陷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整个社会几近崩溃。中国社会在连续发生“郭美美事件”、“7·23动车追尾事件”之后也陷入各种不安中,一些人甚至放言要借微博“谣倒中国”,不少外媒还宣称中国要爆发“茉莉花革命”。
  文章指三轮”崩溃论“都恰与中国经济三次下行周期相重合,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改革最为艰巨的时候,唱衰中国的论调也抬得越高。唱衰中国的言论与中国经济暂时滑坡、风险累积等因素有一定的关联,这导致部分国内外人士对中国产生悲观预期。但文章认为这可能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某些外部势力想借中国经济陷于危险境地之际,否定中国前景,打击国际国内社会的信心,加剧对中国的恐慌心理,进而达到“预期自我实现”的目的。
  王文指出,随着2012、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风险累积,新一轮对中国经济悲观预期的论调再度来袭,尤其是以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债难题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为主要逻辑的“中国金融崩溃论”悄然兴起。但他认为,与其说中国经济会出现崩溃的可能,不如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阵痛后再次起飞的前夜,正在为更加扎实有力地实现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增长进行修炼,未来的中国经济就像传说中的“凤凰涅槃”所描述的那样,将再度腾飞。
  欧美对中国“另眼相看”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不仅是中国学者,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也重新开始审视。《环球时报》去年12月发表的一边文章注意到,美欧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反思甚至批判开始展现有趣的一面,与之形成“参照物”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等重新认识。例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中流露出对美国政治衰败的失望,写过《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英国媒体上批评西方对中国经济崛起“短视”等。
  谈到福山从过去高唱“历史的终结”到现在也开始思考“强大的政府”,雅克认为,这说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的国家治理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欧洲的统治精英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相对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小”。他的看法是:“这种反思还会延续。因为目前西方并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无法在短期内逃离经济停滞。另外,西方开始相对衰落,而预测显示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西方在治理和民主上享有声望的先决条件是政府体制能正常运转,而且成功。但现在政府不能正常运转了,体制看起来也不那么成功,接下来会怎样?这种反思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得到更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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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2/22   发布时间:20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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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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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公布缘起】这部书稿的序言部分,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相助,已于20166月在该网发布。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序言)》现在发布其结论部分。这部书稿已经完成两年,甚至已经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署了出版合同。但是在出版社高层最后集体审查时,还是未能过关。给出的结论很简单:“暂不宜在本社出版”。责任编辑许琳女士告诉我的原因则更仔细。概略如下:“在中国出版学术图书,有别于做研究,也有别于在网络、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我看来,出版学术图书必须同时满足五个维度上的要求,一是政治性,二是思想性,三是科学性,四是规范性,五是可读性。而学术研究和发表网络文章则不一定要五条全部具备。学术研究侧重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网络文章更侧重思想性和可读性。出学术书难就在于五个条件都需要,出学术书容易在于只要五个条件都及格,而对五个方面的高水准并不深究。所以,可以在学术图书市场上看到思想性平平、科学性欠佳、无创新、四平八稳的图书。这些书的价值不高,但在现有的要求下是可以出版的。具体到您的书稿,从上述五个维度来审视,则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图谱,如果以1-5星来评价,1-2星算不及格、3星算及格、4-5星算良好,那么您的书稿的评分应该是政治性1分、思想性5分、科学性4分、规范性2分、可读性3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打分。这是我见过的最不规则的书稿图谱:思想性和科学性很好,可读性也不错,但由于规范性和政治性得分不及格,特别是在我们社要求政治性和规范性的权重更高的情况下,想在我社出版,真的很困难。”

时代演变很快。不过两年,笔者发现,许多当时觉得超前的认识现在已经显得过时。为了避免更多地丧失时效,本人决定先把该书稿的结论公布出来。书稿的主体内容由于篇幅太大,还要找合适的地方和方式公布。

本人这两年来思想的演变的最大部分是,发现文明的冲突并不能概括当代世局演进原因的全部,甚至最主要的原因。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现在开始注意到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是科技进步,是自动化、智能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和就业机会的减少

西方陷入经济困境,以特朗普为首的人大叫是因为新兴工业国家首先是中国“偷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但是,无计其数的西方服务业岗位并没有被转移到东方,而是由于自动化、智能化而就地消失的。这个方向似将愈演愈烈,最后很可能成为将来世情发展的至少与文明冲突并列,甚至更重要的主导因素。

在本人那个书稿中,完全没有涉及到此点。本人刚刚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发展,要到研究出一些成果,显然还需时日。有一个方便之处是:这个方向的问题还没有政治禁区出现,人们至少至今还可以基本上畅所欲言。那大家包括我就赶紧说吧。说不定几年之后,这里又会成为新的禁区。因为现有的好些概念,好像已经有了发展成禁区的潜质。比如:“超级人类/神人”,“无用阶级/失去被剥削价值的阶级”等。

总结论

长达五年的跋涉总算到了尾声,现在是做总结论的时候了。

说到笔者的新三个世界的划分,说到本人对自己的学伟问题的解答,自己的兴奋之情,难免会溢于言表。

根据统计,自本世纪以来,被媒体提到最多的题目,不是9.11,而是中国的崛起。

我想稍微慷慨一点,我认为这个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崛起,其实是早自1860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即开始的东方世界的崛起的决定性阶段。这个东方世界的崛起,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第一阶段的光荣无法争议地属于日本。第二阶段的光荣属于四小龙。第三阶段,也是决定性的阶段,光荣属于中国。前面两个阶段已经大体完成。这第三个阶段则正在进行时。第四个阶段则是前三个阶段向东亚的其余部分,主要是东南亚的扩展。这个阶段才刚刚开始。这四个阶段合在一起,就是笔者关注的核心,整个东方世界的完整崛起。大约要到2050年前后,这个东方的崛起才会进入全盛的阶段。现在还是处于关键的进行时。

我现在是扛着一台巨大的望远镜在向前方遥望。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些属于东方世界的壮丽前景。现在为时还有些早,我的预言至多还只能有50%的把握。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它说出来。其实三年前的2012年,在法国卢浮宫的中欧跨文化高峰论坛上,笔者就已经斗胆地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猜想。根据这几年世事的演进和本人思考的发展。我把这个当时的猜想加一些修改补充,重新提出。为了让大家比较方便记忆,笔者把它再次命名为刘学伟猜想:

1848年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思潮之一。它有很多的迷失与教训,也留下了大量的宝贵遗产。其最大教训就是(至少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私有制不可消灭,计划经济不可取。其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已经成为欧洲主流政治派别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主义。

渊源更远的西方自由主义/西式民主运动(定义是多党普选轮替)则可能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又一个巨大的迷思(迷失)。这个思潮引导了二战以后西方的全盛。但现在似乎已经开始盛极而衰。

本书描述的东方世界的崛起,可能代表着人类发展的第三个选择。就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说的否定之否定。西方自由主义是正题。共产主义显然是反题。而中国将来要去闯出来的路,可能是一个合题。它完全可能是同样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东方自有的民本主义/选贤任能/天下一家等思想资源的融会贯通。

产生这个思考的最主要事实依据就是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并不依赖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谓疯狂的崛起和与之并行的整个西方世界的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的缓慢的但是全面的衰颓。

我所理解的东方/中国崛起的原因,本书中已经详述。而西方的开始衰颓,本书陈列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个衰颓首先是遵循一般的正态曲线规律,任何一个庞大的事物都难以逃脱发端成长极盛衰落最后消亡的轨迹。现代的西方世界是已经极盛还是其实后面还会有许多的更盛的阶段,当然还不好断言。但笔者的确倾向于认为二战结束的1945年一直到2008年,是西方世界的极盛黄金时代。西方的代表者,美国再难取回它在柏林墙倒塌后不过拥有18年的天下无敌,独孤求败的状态。而新的对手那就是中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

出现这种状态有很复杂的原因。其经济方面完全超出了本书的主题,不予讨论。在政治方面,笔者个人认为则与政治平均主义走得太过远深切相关。为此,本人还开出过另一个很可能是大而无当的药方:

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笔者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笔者认为理想自然在自己一贯主张的中道,在取得一个理想的,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至少理论上)的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终究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笔者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差距才是终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笔者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一个表达方式: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算术平均。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权,正如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财产主权。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治主权的过度不均衡,同财产主权的过度不均衡一样,也不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的均衡或不均衡。

希腊人,包括他们最杰出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被平等公民权和公民大会决事的思维定势所禁锢,直到他们的制度崩溃,都没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即为因应由于持续的经济困难,中产阶级已经占不到公民多数的新局面,改行一种民主较少的制度。)也没有想到,用一个有等级的公民权和尤其是用一个由卸任执政官和其他高官终身任职的元老院决事,希腊人的继承者,罗马共和国可以创立一个比全部希腊城邦共和国加在一起还大50倍的事业。

在罗马共和国之后,还有更加鼎盛辉煌的罗马帝国。(这里基本就没有民主的事了。)这个帝国在西方的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的一次整个文明的统一和同样绝无仅有的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

不应当忘记,在古希腊共和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到处都是过度的民主、过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经济危机。而这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东方所带来的希腊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商业的机会都跑到了离市场更近,劳动力也更便宜的东方城市。而希腊本土反而因这个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萧条。这段希腊化的历史的原因和后果,与当代的世界化真的十分地相似。而且,十分令人痛心的史实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从那政治—福利制度和经济困难搅在一起的三重危机中成功退却而最后彻底崩盘。我要问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却吗?唉,这些历史似乎都已经太过久远,当代的西方人似乎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为那些古代历史与当代现实的过分相似而深感忧虑。

或许,我说的是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主导的时代之后,人类会有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但拥有一个更加温和而协调的民主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也许,再说一次,也许,会被另一个文明所主导。

笔者的结论永远都是中庸的。比如对西式民主,本人还是认为,这一套理论,对西方世界有天然的合理性,即使是其中有许多的漏洞或破绽。我实在想象不出来,西方人怎么可能全盘放弃这一套理论。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在严肃的现实面前,对他们的民主理论做一些可能是痛苦的,但的确是必须的修正。而这个修正,绝不可能是朝着更多的民主、更直接的民主的方向,而一定是适当的退行。

但是这一套理论,对非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对那些不发达,甚至极不发达的国家的不适用性,则是本书反复陈述的重点。本书还进一步陈述,抛开政治不谈,仅仅是单纯的发展问题,甚至仅仅是起码的社会秩序问题,对许多的(极)不发达国家,都有难以解开的困局。

第一章  西方世界的总结

第一节  西方文明的特质

西方人究竟有一些什么特质,使他们与地球上其它所以地方的人都迥然不同呢?这些问题,多少年以来自己就在仔细思索。已经有了好些体会。

早在上大学的时代,三十多年以前,笔者就已经体会到,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文明特质,就已经迥异于世界其它地方的所有文明。希腊与非希腊(蛮族)的划分就已经成型。不过当时希腊人所称的蛮族倒并不包括中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中国,(就像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知道有希腊。)就是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亚历山大也没有打到中国。假设打到了,他们恐怕也没有资格把那时的华夏人称作蛮族,马其顿的重甲步兵方阵也不一定打得过当时中国秦朝的虎贲之师。

我当时已经体会到的那些独创的特质,第一个是从公元前12-8世纪的荷马时代流传下来的史诗中就可以看出来的精神特质: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相对的王权、相对的神权。神太多,权威有限。王太多,互不相服。人间英雄太强,不仅敢向王,甚至敢向神挑战,还时有成功。

西方文明的第二个由希腊人开创的特质是分立的城邦文明工商业文明。在上古时代,除了希腊罗马[①],其余的所有文明,似乎都是建立在大河平原上的(新大陆的玛雅和印加文明例外)农耕文明,到最后几乎都发展到大一统的普遍国家阶段(汤因比用语)。

西方文明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只有在古希腊和罗马,生长过虽然仅在自由民范围内的民主(希腊城邦)或共和(罗马)政治制度。而且我早已明白,没有第二个特质,就不会有第三个特质出现。

西方文明第四个由希腊人开创的特质就是理性主义。看我们今天的中学生都还要学习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三大几何难题(化圆为方、三等分任意角、倍立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阿基米德的浮体定律,已经可以想见,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在西方诞生。

我也知道,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在南欧的波河流域和北欧的莱茵河流域,再次出现过类似古希腊城邦的的独立或自治的工商业城市群体。在这些城市中,城邦范围的共和制重新诞生。就是在那个中世纪,世界的其它地方,也没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比如中国的宋朝、元朝,有很多庞大的手工业商业城市,但都完全隶属于农业帝国,从未在政治上独立,即使是自治也闻所未闻。因此也从未听闻哪怕是多少有些共和意味的政体从这样的城市中萌生。

我也知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在这个时代的欧洲城市中诞生。我也知道,西欧王权的一直软弱,使得乡村和城市的贵族们有可能向王室争权,以后的商人们又可以向贵族们争权。

在读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后,笔者当然对这些特征理解得更加地清晰与完整。而且还更明白了,其实这些特征,早在西方进入现代以前,就都已具备,它们与西方人更引人注目的现代性,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下面是本书引用亨氏最长的一段文字,详述这八大特征

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1、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2、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

3、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5、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6、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8、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15世纪,被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1492年的哥伦布航海开始,西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急剧扩张的阶段。前面五个世纪的栽培,终于到了结出硕果的时代。

几百年下来,西方的霸主或领头者,都换了好多轮。从最初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到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再到建起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再到二战后的霸主美国,西方一直在飞速地与时俱进,世界领袖的桂冠甚至挑战者的资格也始终在不同的西方国家手中流转。但是这八大特质,一直被完好地共同继承。

除了这八大特质,西方文明现在又多出了强大的现代性,强大的工商业、科技和军事力量。这些现代性如此显眼,以至于常常把上文说到的确立更早的八大特质给掩盖掉,以致一般人都关注不到。更少有人想到,其实西方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它们的西方性之上的。因此也就更少有人想明白,为什么西方的文明,包括现代性和西方性,都是那么地难于在其它文明中复制。

第二节  发达西方与成熟西式民主

有了前面的铺垫,现在要去理解为什么西方能够率先工业化和建立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就容易多了。

无需否认,在当今世人心目中,这个西方世界的确是和富裕、发达、民主、自由的概念相连接。现在我得开始把这些概念细化一些。

现代城市工业文明为欧洲人所独创,这一点毫无疑义,毫无争议。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完整与先进本人也并不质疑。本人要质疑的首先仅是这些东西的普适性。至于这个制度在西方文明内部运行也会出现的缺陷,则是第二位、本书并未深入讨论的问题。

关于西式民主制度的实施是否需要条件,一直以来有争议。本人不从理论出发,只从本书从头到尾征引的无数统计数据出发,归纳出这类制度的成功运行,依赖于好几个条件。这些条件,其实已经很多人论及,绝非本人独创。

首先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是,这套制度,在北欧那些君主立宪的国家,运行得最为成功。其次是北美、澳洲。其次是中部欧洲。再其次是南部、东部欧洲。再其次是拉丁美洲。合起来,就是欧洲、美洲和澳洲。以上地区国家都有一个共同性质,就是他们都是欧洲血统,雅利安/高加索人所创,或所主导。笔者就把它称为欧洲血统,或西方文明。不具有这个性质的西式民主国家当然也有,但的确不是主流。

下面开始从富裕程度和西式民主程度两个向度来分析发达西方文明。

发达国家就是富裕国家,人均超过两万$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门槛。人均一万$则是初步发达或称准发达的门槛。

在本书讨论的158个案例中,达到2万以上的政体共37个,雅利安人总占主导的西式民主国家占26例。西亚石油富国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曼、巴林占6例。亚洲新秀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共5例。这些政体,除了6个石油富国,都是高素质水平俱乐部成员。

4$人均以上的俱乐部一共有21个成员。16个属于欧洲黄埔嫡系。除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3个石油富豪外,只有新加坡、日本2个例外。就是把标准降到三万$,成员数增至26个。非嫡系的也只增加中国香港1个。

一个完全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垄断了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富裕与西式民主。那么为什么欧洲人、欧洲教徒,可以率先发展现代科学,现代工业文明和那充满独特的、西式现代政治制度?

这个题目太大,本人于此时此地,的确无法尽言。只能极为概略地说几句。

西方人能率先发展现代科学,第一有利有力因素应当是从希腊时代就创立并被继承的理性主义和精确的逻辑思维能力。第二就是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因多国分立而不可能成型的思想禁锢。中世纪的天主教廷本来有这个能力(比如烧死布鲁诺),但这个能力已被宗教改革在一多半的欧洲击溃。第三就是工商业文明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对生产力、生产效率和各种创新的内在需求在激励和推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第四繁荣的城市工商业文明以行会为原型,自然而然地、循序渐进地发展出来了各种程度的共和制度。

500年的繁荣,为西方文明筑起了强盛的丰碑。它们在几乎一切方面,都领先非西方世界太多。之间鸿沟的缩小,仅仅在1970年代以后才缓缓地开始。东西方之间,那决定性的交换优势地位、天平倒向的时刻,还远远没有来临,也还没有100%的把握去断言这个时刻就一定会来临。现在有的,只是一系列的一边在衰落、一边在崛起的征兆。

还是无法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在西方文明区域以外,只有太少的国家/政体,发展到了真正的富裕。只有更少的国家/政体,成功地移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本书中笔者反复提到的自己的基本的、最大的逻辑困惑:既然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制度并无加速发展的效应,何以现在世界上那30来个发达民主国家(占全球15%的人口),可以拥有比其余所有国家(占全球85%的人口)多出九倍的人均收入?它们在当年肯定是长期地可靠地拥有比其余的世界高得多的发展速度才可能导致这样的悬殊结果。那么它们当年的速度来源于何处?为什么现在的仿效者不能重复它们当年在经济发展上的制度优势了?

这个问题笔者当然已经思索许久。本人的结论有四个:

第一:当初欧洲人拥有压倒性的科技优势,尤其在军火方面。而现在的不同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根本没有这种悬殊不同的科技水平。

第二:凭籍技术尤其是军事优势,当年的西方对整个世界有极其野蛮疯狂的掠夺。而现在的发展中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这种优势,自然也就不可能有这种掠夺。

第三:当年的欧洲人拥有的政治制度与今天是不同的。简单地说,那是一种与它们的发展阶段相适宜的发展中的受到限制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不是现在它们向世界推销的对他们自己都已经过度成熟的,对发展中国家则很可能是超前的普选民主制度。

第四个理由还是素质水平。只有东亚国家拥有媲美甚至超越欧洲国家的平均国民素质水平。这就是至少东亚国家能首先追上西方的根本武器。而这个武器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没有。

笔者的又一个结论是:光有西式民主并不能带来富裕。西式民主与富裕很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门十分不同的学问,必须也可以分别修习。但是要把这两门功课都修习成功,都需要足够的素质。

笔者的第六个相关结论是:与其说西式民主是发展成功的条件,不如说是发展成功的结果或者说成果。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西式民主等意识形态和多党普选轮替的政治制度,都是西方文明发展到顶峰后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如果没有达到西方那样的发展程度,而要去模仿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很可能就会像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难免收获南橘北枳的结果了。

同理,如果果树的根系吸收营养的能力、枝叶光合作用的能力由于整株果树的日渐衰老无法阻挡地走向衰退,那些曾经芬芳的花,曾经香甜的果,都会逐渐地失去其芬芳与香甜的。

笔者现在对西方人已经多了一点理解。他们不是没有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挣钱本领,就是科学和技术。但是只有很少的(曾经的)欠发达国家有能力把这些科学与技术成龙配套地学过去。这个发达国家群体与除东亚政体以外的欠发达国家群体的国民素质水平上存在的现实的明显差距,不是西方的过失。

不止是我,好些西方学者已经总结归纳:只要有了足够多的西方人,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自行建立起一个工业化的西式民主社会/国家。衡诸西方的殖民史,我不能说这个归纳没有根据。

但是,今天的他们,已经没有了300年前的殖民时代和150年前美国西进运动时代的锐利锋芒。假设现在再给他们一块美洲澳洲那样的白地,他们已经不可能独自再创类似的辉煌。比如说,需要的大笔资金,往哪里去借?借那么多钱,能没条件吗?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他们还可能自行生产吗?建那些高楼大厦,他们还肯自己动手吗?若是都靠放进来的移民,多了以后尾大不掉又怎么办?这个文明,真的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笔者还想提醒大家,其实西方人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他们的文明正在或将要面临的最大危机。就在一代人(30年)以后,欧洲的欧洲血统人口的数量极可能就会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中变成少数。欧洲人显然即无法阻止非欧洲血统的也非欧洲宗教信徒的人口的增加,也无法阻挡他们用一人一票投票的方式让体制和政策慢慢地偏向外来种族的利益。(总有一天会在欧洲选出一个接一个的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当总统。)他们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捆死,可能像被温水煮死的青蛙一样,自始至终都无法叫一声。说句难听的话,现在南非白人的境状,可能就是欧洲人30-50年后将遭遇的境状的预演。

笔者在这里常听见那些欧洲人说一句话,叫做:“惹不起,躲得起。”说的是,一旦街区中外来族裔太多,欧洲人就卖了房子搬走。街区的房价自然会因此而暴跌。但那自是“在所不惜”。问题是他们将来可以躲的街区/城市会越来越少,然后是可以躲的国家都会越来越少,直至无处可躲。

不过也有例外,亚洲人多的街区,房价可以被炒得比欧洲人聚聚的街区更贵。

据说在美国已经出现一种名叫西北阵线的设想。说的是,一部分美国白人设想,在非裔较少的美国西北部建立一个白人和东亚裔为主要种族的国度,认为这才是美国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不过欧洲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设想。

西方文明的第二区东欧、第三区拉丁美洲,在本书的第三章已经有足够的讨论。这里没有单独的进一步结论。但在下一节,还会与发达西方一起讨论。

第三节  西方世界总结

西方世界发展的第一个特质是他们的发展互相靠近。当然三个子世界的界限还是相当明显。不过从左下到右上的大趋势也相当明确。一波一波,大部分的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都会上去的。

看到相当大一部分拉美国家的素质水平其实与除东北亚以外的其它亚洲国家相当。他们现在的整体人均收入能达到9644$,也真是沾了西方文明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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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西方世界素质水平、人均收入和民主指数关系图

现在我们用下页的上图来看西方世界的西式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比上一张图还要明确,中轴线很窄。从左下到右上的趋势非常清晰。所以我说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都是可以预期的。

70个国家中,只有四个离线,都可解释。俄罗斯、白俄罗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歧视了。古巴和委内瑞拉都是拉美的左派国家,民主一方面是少点,一方面也是受歧视。

现在用下页下图来看发展速度。

高素质水平,富裕的发达西方发展不动实属正常。东欧国家一部分发展快,一部分发展慢,有治理和素质两方面的原因。不够富裕的拉美国家多数发展速度都还行。所以我说他们能上去。

现在可以做最后总结了:

西式民主制度要成功良好运行(《经济学人》民主指数8分以上),应当拥有的四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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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西方世界人均收入、民主指数和素质水平关系图

第一个条件是:该国最好处于西方世界区域之内。拥有那八大欧洲文明特质的全部或大部或至少一部分。

第二个条件是:它的人民,应当拥有相当高的国民素质综合水平。

第三个条件是:这个国家应当已经足够的富裕。

第四个条件是:该国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工商业和中产阶级。

相关系数=-0.625(已按人口加权)

相关系数=-0.314(不按人口加权)

这四个条件都有,西式民主,那就是水到渠成(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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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西方世界22年增长、素质水平和人均收入关系图

如果能满足第二到第四个条件,那就还有可能(东亚的3-5个政体的情形)。

如果只能满足第二个条件,那就还得努力先去达至第三、第四个条件(比如中国),然后还得看该国民众和精英的意愿。

如果只能满足第三个条件而不满足第四个条件,就是有富裕(阿拉伯石油君主国),但没有足够的工商业中产阶级,西式民主依然不可行。

第二章  非西方国家的四种发展类型

第一节  有望、接近和已然成功的28国的两种类型

一直在关注,非西方政体,有截然不同的两类达到了2$的人均收入水平。笔者把它们称作发展成功的非西方政体

同样一直在关注,非西方政体,还是有截然不同的两类,进入了1-2$的关键发展区间。我把它们称作发展接近成功的非西方政体

依然忘不了关注,(尤其因为中国正在其中。)那些人均在5000-10000之间的非西方国家。我把它们称作大有希望发展成功的非西方政体

如下表所载,这三级两类国家/政体共28个。其中已然发展成功的政体11个。5个在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即四小龙),靠的是发展工业或商业。6个在阿拉伯半岛(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巴林和沙特阿拉伯),靠的都是出口石油。同时应当注意,这11个政体中,只有4个人口超过千万。这些国家/政体,靠工商业致富的素质指数都高;西式民主指数则都在中等以上。靠出卖资源的国家素质指数中等而西式民主指数都低。

发展接近成功的国家7个。它们分别是4个盛产石油而低西民的国家(赤道几内亚、利比亚、加蓬和哈萨克斯坦);3个在努力发展工商业,并且西民指数不低(土耳其、黎巴嫩和马来西亚)。7个国家中,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哈萨克斯坦人口超过千万。

余下的10个国家,笔者称之为大有希望发展成功的国家。其中2个在东亚(中国、泰国),4个在撒南非洲(博茨瓦纳、南非、安哥拉、纳米比亚),4个在中西亚北非世界(阿塞拜疆、伊朗、阿尔及利亚、土库曼斯坦)。其中2个靠的是工商业(东亚的中国和泰国),2个大体一半靠资源、一半靠工商业(南非、博茨瓦纳),余下6个都是资源出口国,多数是出口石油天然气,也有少数是大规模出口其它矿物。这10个国家中,有6个人口超过千万。尤其中国的人口超过13亿。这些国家,有4个西式民主分在6分以上。(泰国、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其余西式民主分都很低。

其实把中国称作大有希望发展成功的国家真是委屈了它,因为它成功的希望太大,规模也太大。而把泰国称作大有希望又显得抬举。因为那里正忙着闹革命,迅速发展的希望日渐渺茫,虽然它的西式民主分数比中国高出一倍还多。

下表按素质水平排序。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八个东亚国家和西亚的土耳其是平均素质水平最高的9个国家,它们全部都是靠工商业致富。黎巴嫩也是靠商业致富,它的素质水平略差。

余下的所有国家,素质水平都在87.1以下或不明,除了南非和博茨瓦纳,它们全部都是靠出口资源致富。

这两条道路的分野极为清晰。只有南非和博茨瓦纳有些模糊。这两个国家全民的平均素质水平不高,但南非有10%的欧洲裔。这两个国家的西式民主指数在整个非洲都是最高。应当承认发展得相当成功。尤其是博茨瓦纳,那里的欧洲人很少,有此成就,实在值得敬佩。只可惜国家太小,仅203(老数据187)万人口。

9.3  非西方文明中成功与接近成功发展的政体概况

国名

类型

地域

人均收入$

素质水平

增长率

西民指数

人口万人

新加坡

自力更生

东亚

51 162

107.1

9.59

5.88

707

中国

自力更生

东亚

6 076

105.8

19.83

3.00

134 411

香港

自力更生

东亚

36 667

105.7

3.72

6.42

518

韩国

自力更生

东亚

23 113

104.6

7.66

8.13

4 978

台湾

自力更生

东亚

20 328

104.6

5.00

7.57

544

日本

自力更生

东亚

46 736

104.2

2.18

8.08

12 782

马来西亚

自力更生

东亚

10 304

91.7

11.50

6.41

2 886

泰国

自力更生

东亚

5 678

89.9

10.91

6.55

6 951

土耳其

自力更生

中西亚北非

10 609

89.4

11.24

5.76

7 364

阿联酋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64 840

87.1

13.19

2.60

789

巴林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23 477

85.9

11.15

2.53

126

科威特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45 824

85.6

16.69

3.78

282

伊朗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7 211

85.6

12.57

1.98

7 314

利比亚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12 778

85.0

6.29

5.15

626

哈萨克斯坦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11 773

85.0

26.12

2.95

1 655

阿塞拜疆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7 450

84.9

28.23

3.15

917

黎巴嫩

自力更生

中西亚北非

10 311

84.6

9.35

5.05

426

阿曼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24 765

84.5

13.71

3.26

285

阿尔及利亚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5 694

84.2

13.16

3.83

3 598

卡塔尔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99 731

80.1

25.56

3.18

187

土库曼斯坦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5 999

80.0

23.57

1.72

510

沙特阿拉伯

资源出口

中西亚北非

25 085

79.6

11.84

1.71

2 808

博茨瓦纳

自力+资源

撒南非

9 398

 

12.09

7.85

203

南非

自力+资源

撒南非

7 507

 

11.88

7.79

5 059

安哥拉

资源出口

撒南非

5 873

 

27.17

3.35

1 961

纳米比亚

资源出口

撒南非

5 705

 

12.15

6.24

232

赤道几内亚

资源出口

撒南非

14 500

 

31.77

1.83

72

加蓬

资源出口

撒南非

11 929

 

12.90

3.56

154

自力更生型

 

 

10 183

104.01

17.13

3.89

171 568

资源出口型

 

 

13 455

82.68

15.95

2.72

21 517

自力+资源

 

 

7 580

 

11.89

7.79

5 262

东亚

 

 

10 164

104.72

17.41

3.80

163 778

中西亚北非

 

 

13 251

85.63

13.75

3.51

26 888

撒南非

 

 

7 239

 

16.00

6.47

7 681

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在欧洲血统以外的地方,任何工业文明,甚或任何起码富裕以上的国家,都那么的稀少?为什么离了欧洲血统,离开出卖资源,再离开东北亚的高素质水平圈,就没有任何国家成功致富(人均收入2$以上)?

西式民主制度,离开了欧洲血统,离开了欧、美、澳西方文化圈加东北亚的高素质水平圈,也是无一真正成功(民主指数8分以上)。这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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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非西方世界发展良好以上 22国素质、收入和增长

     我不否认,南非和博茨瓦纳可能将会例外。不过南非的西式民主政体和工业经济都为欧裔所创。结果例外好像就剩博茨瓦纳一家。它恐怕也是因为靠近南非而且资源丰富才得以致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南非的成功,博茨瓦纳恐怕并不能单独发展成功。


为什么仅有3例经济政治两方面都复制西方成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什么只论经济也仅再增加中国香港、新加坡两例发展到真正富裕?而且这五个例子在其经济高速发展期,无一例外均是威权政体。(日本战后的发展已经是它的第二个高速发展期。第一个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那时当然是威权政体。战后也是准威权政体。)几个西亚石油富国,靠资源而暴富,岂可普世?

为什么欧洲人的地盘以外,只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沙特四个后发经济成功(人均超过2$)政体的人口超过千万。其余的石油富豪和东亚的中国香港并新加坡5+2=7都只是人口不超过数百万的城邦政体。

一言以蔽之,除了西方文明区与东北亚文明区,迄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工业化或称现代化,这不可能是偶然,其必然性在哪里?

非西方文明区的东北亚+ 6个政体的绝无仅有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或至少极高的长期发展速度,如果不用它们甚至高于欧洲人的素质水平来解释,您还能找到其它的解释吗?

制度?它们的制度并不相同呀?要相同,那就是在经济飞跃发展阶段,都是威权政体。但其它大洲的威权政体也所在多是。如果没有石油,那些威权政体无一发展成功,甚至有希望发展成功(人均5000$以上)的都没有。

现在人均再少的国家如果还没有大量的资源,也未必就完全没有机会发展。我的看法是,如果他们的人民有素质潜力,现在的落后又有原因(比如搞过全盘公有制,比如方经内战),那他们还是有相当机会发展起来的。(比如越南、老挝、柬埔寨,他们的人均仅1 000-1 500$之间,但素质指数在89-94之间 。)

图10.13按素质等级,明显地分两等。东北亚6个政体第一等,马来西亚、泰国一等半。但东亚人都是靠劳动致富。

中西亚北非国家第二等。14个国家,只有2个靠劳动致富。其余12个都是靠出口石油。

从收入看,分两等。人均2万以上的,有东亚五国和阿拉伯半岛6国。撒南非洲6个国家因素质水平不明,此处省略讨论。

然后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民素质最高,收入最低,但发展速度最快。其余也还有好些国家发展不慢。

不过你也可以看到,西式民主指数与国家的富裕程度,发展的速度(气泡直径表达),都没有明确相关性,这还是一个满天星图。现在看图10.4。上部10+2个国家,是靠劳动致富。除了中国,西式民主都在中等以上。下面一半的国家都是靠资源致富。西式民主都少。中国跟他们混在一起,很不好看。就是说,西式民主指数和发展的类型可是很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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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非西方文明区发展良好以上28国人均收入、西民指数和增长

现在笔者已经了然于胸,西方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实在都只是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在前节所述的八大文明特征的背景中和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运用简单的事实逻辑,笔者大体认定:西式民主政治,工业化经济,适合于西方文明。在非西方文明区域,经济现代化和制度西方化,几乎同样程度地,十分不易成功。

补充一句,不是说这种移植、复制铁定不能成功,而是说会格外的困难。这个困难不仅针对政治,同样针对经济。

例外仅仅发生在东北亚。那里有日本+四小龙共5例靠发展工商业人均超过2$。而移植西式民主成功的仅有的3例也都在东北亚。并且这5例中,有两个是人口仅数百万的城邦,有两例是人口23005000万的中等规模国家/政体,仅有一例人口过亿。

这当然绝非偶然。那么东北亚与西方的共同之处在哪里呢?要说那八个渊源,东方可是一个也没有。日本或者有一处像西欧,就是不久以前,还处于四分五裂的希腊式时代。(这也是汤因比的用语,大一统的普遍国家则被他称作中国式。

笔者找到的另一个极少有人论述过的,东亚与西欧共有,而其它地方都不拥有的特征就是:东北亚的人民很可能具有足可媲美欧洲人的极高的平均综合素质水平

 前面已经说过,非西方文明的国家总共有90国。但仅有上表所列28国人均收入超过5000$,而且其中16国是靠出口资源。靠发展工商业致富或接近致富的国家拢共只有12个。其中8个在东亚,2个在西亚,2个在南非。

第二节  发展有困难和有大困难的两类共62个国家

现在我们来讨论,除了前面说到的通过发展工商业或出卖资源而达致真富裕或准富裕或大有希望准富裕的两个类型三个等级28个国家,非西方文明里,还有两种不是那么靓丽的发展类型。

接下去,人均收入1 000-5 000$之间的国家,还有多达32个。笔者都认真地搜寻了一番,其中似乎只有伊拉克、尼日利亚(笔者为此深感庆幸,因为这个国家人口多达1.65亿。)和安哥拉等少数国家还富蕴资源,有潜力发展成资源出口国。其中太多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就只能依靠有限的人力资源发展实业,勉力追求小康的前景。我把这些国家的境遇,概括为非西方文明国家的不是那么光辉亮丽的第三个类型。

那些人均至今不足1 000$的最不发达的国家还有30个之多,其中23个在撒南非洲,2个在东亚(柬埔寨、缅甸),2个在南亚(孟加拉国、尼泊尔),2个在穆斯林世界(阿富汗、塔吉克斯坦),1个在拉美(海地)。这些国家的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当然也是最低的。它们的发展前景显然最为暗淡。笔者称它们为第四类型。

9.4  非西方文明中第三类型和第四类型的概况

国名

人均收入$

素质水平

增长率

西式民主指数

人口数(万人)

第三类型

1 924

82.5

5.65

6.07

255 109

第四类型

613

 

3.34

4.22

76 231

东亚

2 920

88.2

9.46

5.23

53 354

中西亚北非

2 585

81.6

4.03

3.54

27 138

南亚

1 410

82.2

4.70

6.96

162 085

撒南非

936

 

4.33

3.88

76 402

从上表的头两行中可以看到,第三类型各方面的情形都要比第四类型好很多。

从上表的后面三行中,可以看到,哪怕在非西方世界、在更低和最低的发展水平中,不同文明的差异依然明显地存在。

请注意中西亚北非和南亚这两行,有反常出现。南亚的素质水平和西式民主分数都高于中西亚北非,但是他们的收入明显更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宽大为怀,不怪南亚的西式民主太多,而怪南亚的资源太少吧。

最后概括一下,在南方世界:撒南非洲42个国家,靠资源和工商业接近致富或大有希望致富的仅有6个国家。南亚6个国家,无一哪怕是大有希望致富。中西亚北非国家,除了土耳其和黎巴嫩,还有12个国家靠石油、天然气致富。上天待它们真可算不薄。但这个世界还有13个国家没有大量资源,也没有成功工业化,十分难以致富。

东南亚的国家,印支三国和缅甸的经济发展显然还有较大潜力。越南和老挝的政治发展前景不明朗。印尼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则可能是例外地好。希望今后也能一帆风顺,不要搞成印度式的次级民主。该国在近年没有出现他信式的人物是它的幸运。苏加诺和苏哈托式的魅力人物希望不再出现。因为这种人物一出现,就很可能像他信那样搞民粹。

第三节  非西方世界的总结

 现在把前述四类国家,东方世界和南方世界拼在一起。你当然会看到,东方世界有多么的委屈。

与上一章用三个图来总结西方文明相对应,我们用同样的三个图来总结非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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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非西方文明区的素质水平、人均收入和民主指数关系图

把图10.6与图10.1相较,这两个图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的气泡连绵一片,而这里则截然分成两堆。最清晰的就是东北亚文明的素质其实与非西方文明世界其它所有的地区都不一样,它们的素质水平,与欧洲国家一样,甚至还要高。那它们能够在发展上直追西方的水平的理由,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中国要快速发展直到追回它应有的地位的理由不是同样至为明显吗?东南亚的其它国家,虽然比不上东北亚,但比其它所有非西方文明区域,其素质上的优势也是明摆的。所以我断言,他们能够在东北亚的提携下,取得比其它非西方文明都更好的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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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非西方文明区的人均收入、西民指数和22年增长率关系图


中西亚北非世界的特征是族群综合素质中等,但富裕程度则大不同。上天真是厚待了它们,让那么多的国家屁股下面就坐着如山的财富,不过它们也有远忧,就是石油开采完后,再吃什么?除了土耳其,它们好像都不乐意发展实体经济呀?

南亚国家可没有这样的好运。它们没有油,人民素质中下,就只能自己慢慢努力了。

     现在来看民主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请再返回看看图10.2,民主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你会看到,这两个图的样式截然不同。那里的拟合区域细细窄窄,从左下到右上的发展趋势明显。这里则是一个90%的满天星图。左上角和右下角通常总是有的空地非常之小。已经说过,撒南非洲国家的人口素质数据不可靠,所以这个图上很抱歉就没有撒南非洲国家了。


日本加东亚四小龙以其民主和富裕占据了右上方。西亚的低民主的石油富国占据了右下方。高民主而贫穷的印度占据左上的高地。南非和博茨瓦纳占据中等富裕(对撒南非洲而言,已是了不起了。)和高民主的位置。

剩下的国家,剩下的地盘,真是随机分布。民主、富裕和素质三者之间,都看不出明确的相关性。当然东亚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平均起来,还是要好一些。南亚国家和撒南非洲的国家平均起来,还是要差一些。

没有一个左下到右上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我无法看好中间那一大团混杂起来的各种国家的西式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前景的主要依据。

在这个图里,东亚政体分成四块,除了右上的3+2个政体,在政经两个方向或至少经济方向明显超常外,其余国家,还是在政经两个方向都尚未突出重围。上边那几个似想走日本韩国的路,但他们的素质可是差不少。下方的前公产国家,似想在中国的率领下,向新加坡、香港的方向冲击。

再细说一点。根据图10.2,在西方文明区域,经济发展与西式民主发展有极好的相关性。经济总会逐步发展,西式民主也就会逐步提高。根据图10.8,在非西方文明中,则没有这种对应关系。在太大的一片区域中,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带来民主水平的相应提高。民主水平的提高,也没有经济发展与它相呼应。这就是满天星的意思,没有相关性,或相关性太弱。阿拉伯富国走的路且不说,中国加新加坡似乎就铁心准备走一条一党制的新路。中国如此之大,如果它的路走通了,会有什么影响,到时再说。

相关系数的差别也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图10.2的相关系数是0.7090.749。这里是0.0920.077。前者是相关性相当地高。这里是相关性非常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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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非西方文明区的22年增长、民主指数和人口数关系图

看左图,我们再一次看见,中国和越南的超速崛起有多么的稀罕和震撼。须知中国可是有13.5亿的人口,(越南也有近亿。)中国的GDP屈指可数的几年之内就会超过美国呀!

22年的时间,绝大多数国家的增长都超不过10倍,超过的只有5个国家。就是超过7.5倍的,也只有11个国家。其中半数国家是靠大量出口资源获得的超速发展。靠实业的只有东亚四个国家和黎巴嫩。

本图的纵轴是民主指数,应当承认这里有一个轻度负相关。但如果按人口加权,考虑到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分量和所处的位置,这个负相关系数自然显著加大。

三张图结合起来,固有的高素质和起点的低收入,已经排除了错误的治理,三条加在一起,就是中国和越南现在超速发展的奥妙所在。也是将来朝鲜定有超速腾飞的一天的依据所在。(它还有个西德一样的韩国在等着接收呢。)也是蒙古应当还能继续大幅增长的希望所在。

当然说来还是难堪,这个超速崛起的一个前提是以前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低起点。另一个前提是改正错误。不过直到今天,那个错误造成的损失,真的还没有完全补回呢。

那些没有资源也欠缺素质的国家,它们将来的发展显然会更加的艰难。或者退而求其次,它们应当把小康作为目标吧。。

关于西式民主在非西方世界的前程,本人的预估也要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在那些国民综合素质足够,有能力发展现代工商业的国家,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榜样,在完成工业化以后,有可能实施类似西方的政治制度。只可惜这样的候选国,限于客观的国民素质,实在不多。它们也会同时收获这种制度的优点和缺点。

第二部分,在另一些以中国、新加坡、越南为代表的国民综合素质足够,有能力发展现代工商业的国家,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积淀,很有可能或有机会发展出另一种明显不同于西方的,同样建立在工商业/中产阶级社会之上的现代政治制度。新加坡已经完全富裕,但它只是一个城邦。最重要的实践在中国,但在那里这个演化过程还在进行中。

第三部分,以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朗为代表的素质中等偏上,经济上也已经(或接近)初步发达(人均1$)的非西方国家,也可能闯出一条东西结合的,但比中国的路向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政治之路。它们的制度,会是西式民主在东方的变体。

第四部分,以印度为代表,已经是高西民,但低发展,是我说的次级西民的典型。它们的低发展状态能不能补起来,最后成为一个比较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初步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这个事情还要观察。笔者的直觉是,主要不是碍于西式民主,而是碍于其拥有的国民综合素质,这个过程很难顺利,全面赶超中国的可能性那是微乎其微。

第五部分,以印尼为代表的很少数的一些非西方也非高素质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前面三个部分谈到的发展现代工商业然后现代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甚至还有人口庞大、多部族、开化历史不长、特定的宗教等不利因素,)但是它(们)能维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的相对顺利发展。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前景,本人持审慎态度,担心一些不利基因在有机会时会暴露出来。因为碍于发展程度,那里的人民和精英非常可能是不够成熟稳健并灵活机动的。

第六部分,以阿拉伯半岛产油君主国为典型。那里的富裕由国家掌控,没有强大的工商业中产阶级,完全不可能出现西式民主。其它一些矿产油藏相对丰富,人口不是太多的国家,可能达到中等富裕,但理由同前,这些国家依然很难出现成功的西式民主。

 第七部分,还有太多的第三世界/南方世界国家,没有大量矿藏、人口数量太大、没有足够多的外来高素质族群的支持、本国人民/精英缺乏足够素质,在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两个方面不是说没有机会前进,而是说会走得更为艰难。

适合于这些国家的政体形式似乎还有待创立。笔者的直觉是,它们不应当是西方式的,对国民素质要求太高的多党普选制度,也很难成功仿效中国式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制度。无论怎么说,那些国家中的很大一部分,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能有效地维持经济和政治起码秩序的制度,然后再去探讨怎样让这些制度更有效率和更有合法性等等。

还有一个第八部分,就是如同东南亚和南非那样的有两个族群的社会。如何处理好那能够主导市场的更先进的但人口占少数的族群与更落后的但人口占多数的族群之间的利益共享分享关系(机制),是它们成功的关键。这里似乎很适合开发出一种以对经济上占优势的少数族群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优待以交换(赎买)他们在经济上多做贡献的族群加权共和制度。但这种制度要成型,则必须绕过一人一票,人人/族族平等的魔咒才行。知道这个建议很难行,但就等着看那样的国家在落后的多数的把持下退行吧。要知道,如果搞得不好,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也是可以重新发展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

最终结论  国民综合素质水平≈国民财富总定律

笔者在这里发表一个受到林恩/万哈林理论启示而发挥出来的一个包含七款内容的国民综合素质水平≈国民财富发展水平总定律,作为本书的终极结论。

      一:每个民族国家(nation/文明(civilisation)都拥有自己特有的变动很慢的平均国民综合素质水平。

      二:该民族国家(nation/文明(civilisation)可以/应当达到的发展高度,由该民族国家/文明拥有的国民综合素质水平来决定。

      三:若现实高度比起理论高度有重大欠缺,那就是有不正常的(通常是政治)因素干扰了正常的发展进程。

      四:一旦这个(些)不正常的干扰因素被移除,该(批)民族国家就会以一种补偿性的超常的追赶速度去力图尽快恢复它(们)所应当(或曾经)拥有的发展高度。

      五:追赶速度超常的程度,大体与发展水平欠缺的程度成正比。欠缺程度越大,追赶速度的超常程度就会越高。(类同于热力学传导定律:热力传导速度取决于相接触的两物体间的温差。温差越大,则传导越快。)

      六:当这个欠缺程度明显缩小以后,追赶速度的超常程度就会递减。当追赶接近完成,超常就会消失。(温差越小,传导越慢。温差消失,传导也消失。)

      七:若现实高度明显高于理论高度,那就是有某种奇遇,最常见的是一个小国家发现了大油藏。或者拥有其它横财(天降之财):避税天堂、旅游小岛。

这里再发挥一点:不同的时代,同样的文明,同样的素质水平,当然可能/可以达到的高度不同。比如雅典和罗马,肯定都拥有它们那个时代在地中海沿岸的各种族、各文明中最高的素质水平,自然也是最高的发展成就。而在东亚,则华夏国一直拥有最高的素质水平和最高的成就。只有1894-2009年这一段,这个东亚最高的桂冠,也许得暂时让与或与日本分享。

东北亚的中、日、韩三族,一直拥有绝不亚于欧洲人的素质水平,数百年的落后,不好解释。但至少它们追上来了。它们正在用急起直追,以及可能的后来居上来证实,来诠释自己不亚于欧洲人的素质水平。

那个国际共运,只发生在东欧和东亚这个地球上最高素质水平圈内,也是它们为人类探出一条走不通的路做出的牺牲。一旦它们为人类探明这条路走不通,重回市场经济的正道,其天分底蕴立即全力发挥,几十年内,这些民族/国家就能重新赢回自己本应拥有的世界一流的地位。

那些素质水平略欠,又没有大量资源的国家,建议实事求是,各自摸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退而求其次的发展道路。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至少要去力争小康吧。

最后,建议有奇遇的小国家,好自为之,善用天降横财,未雨绸缪,想好资源用尽之后,如何能够继续保有富足生活的办法。

夸大一点说,除了上句所说的有奇遇的小国外,几乎可以认定,每一个民族/国家/文明,都有它祖先留下的宿命。人世间的一切烦嚣,一切纷扰(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国际共运这种规模级别的脱轨),都磨不灭这种宿命。仔细想想看,那些似乎秉有天命的国家,比如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俄国、中国等等,为什么总是打不垮,为什么失败之后总是能够复兴,为什么总是能在它们需要的时候找到力挽狂澜之人?比如戴高乐、普京、邓小平。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致相信,冥冥之中,真的自有天意呀!

这个宿命还可以解释得比较复杂。比如,有头等强国的宿命,有二等强国的宿命。这个东西真的还不是太难判断。就看它能固守拥有的幅员、人口、现在的经济规模、曾经的政治成就、主体民族的素质、还有周边的大致环境就可以了。在当代,比如美国、中国(、俄国),就有那个成就一流强国的资质底蕴。而西欧各大国就只能是二流强国,除非它们能真的结为一体。如果不认命,二流强国的底子,想用挣命的方式去图谋一流强国的地位,那结局太难好。比如拿破仑的法国,希特勒的德国,东条英机的日本、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到头来,还不是都得打回原形。这个原形,就是宿命。是不是人力有时尽,天命终难违?你看那些人类历史上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伟大人物,不是也无法为他的民族逆天改命吗?但是像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各自辉煌了数百年的光阴,留下了无数的遗产。它们是够本了,这跟那些挣命挣出来的短命帝国可是大不一样。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国宿命,好像还没有完结,好像还可以再写新篇。

当然我还是有一个终极之谜并没有解开,那就是:那些不同的祖先,为什么有不同的禀赋,能为他们的后代子孙,留下不同的宿命?或者说,为什么有些民族,有大国运,强国命,有些民族则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把它命名为第二个学伟问题。我的这本书,可没有能充分地解释这个问题。不过下面这个比喻,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所暗示。

这里有一个有点复杂,但想必相当贴切的比喻,来描述上款宿命论。我也把这个比喻起一个名字,叫做身高的宿命

      一些家族由于种种难以细考的历史原因,平均身高较高,另一些则较矮。比如某族人平均身高1.8米,某族人平均身高1.6米。身高1.8米的家族,平均体重180斤,如果某人只有150斤,那他就是在生病。身高1.6米的家族平均体重120斤,如果某人体重150斤,那他想必是吃了激素。身高1.8米的家族,长到180斤,那是理所当然。身高1.6米的家族,长到120斤,那也是命该如此。

      如果来了一场流行疾病,或者饥荒亦然,大家都体重骤减。比如180斤的减到120斤,120斤的减到80斤。当疾病或饥荒过去以后,大家的体重都会恢复。1.6米的人会恢复到正常的120斤。1.8米的人也会恢复到180斤。各有定数,无法逾越。

      至于为什么不同的家族会有不同的平均身高,这个问题考察起来的确相当麻烦。比如热带地方人的生长比较快速,因此成熟期会早一些,相应的身高就会矮一些。寒冷地方则相反。比如比较富裕的家族因为营养条件较好,人也会长得比较丰满。比如一些喜欢运动的家族,因为运动而身板较为结实。…… 这些优势或劣势,会逐代积累,逐代相传,然后慢慢成为难以改变的定势,成为该家族身高的宿命

      这个宿命可以有例外。比如高个子家族也可能生出矮个的人,反之亦然。但这并不会改变这个家族平均身高的宿命。这个宿命也可以演变,但却不可能很快。比如矮个家族从热带迁往寒带居住,比如他们从贫穷的国度迁往富裕国度发展,他们的平均身高肯定会增加,但却是缓慢而逐渐的。

再说清楚一点,东欧和东亚前公产国家现在出现的恢复性疯狂增长,就相当于身高1.8米的人在病后的体重恢复,那自然速度会快,终点会高。那是回归宿命。而南方民族要获得高的发展成就,那就是要改变宿命。自然难度要高许多,过程要慢许多

现在我可以有相当充足证据地来回答本书前言一开头就提出来的那个学伟问题了:在非西方世界中,只有东北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拥有足可媲美西方人的高国民综合素质;他们也因此而有资格拥有足可媲美西方的发展水平。

我还有那首诗呢。

云端华夏


古来华夏即天仙,误坠尘寰若许年。

所幸凡缘今已满,奋身重跃碧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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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实希腊之前,还有过腓尼基城市文明,和罗马同时也有迦太基城市文明。因规模太小,忽略不计。

来源时间:2017/2/21   发布时间:2017/2/21

旧文章ID:12576

美学者:重新定位中美利益共同点

作者:罗伯特•A•曼宁  来源:环球时报

  即便特朗普没有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一些有关于中美关系的反思依然可能会在美国出现。从尼克松到奥巴马,作为引导美国政策的两党共识基础的核心假设已逐渐销蚀。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观念和原则来引导中美关系重启。
  从一开始,中美间就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但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两国间的竞争已经大于合作。
  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寻求讨价还价的砝码。他曾经聚焦于汇率问题,但这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平等待遇”。
  中美经济关系应该尊重的一个简单、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互惠。在贸易领域,双方都通过WTO来仲裁贸易争端。美国担心中国企业享受补贴以及其他优势。奥巴马曾针对中国提起16起反倾销诉讼。
  在美国,中美关系最大的支持者是美国企业界。强化中美经济关系最重要的工具将是双边投资协定。它将创造互惠的投资入口,并扩大贸易领域。美国和中国有关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将近2年时间,但美国认为,中国的“负面清单”依然很长。
  例如,如果手中持有大量现金的中国公司想要进入美国市场(其中一些已经开始寻求收购美国科技公司),中国就应消除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限制。双边投资协定将会加深中美经济关系,并有助于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之上扩大贸易。
  至于在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和战略方面,指导原则应该是:相互脆弱性。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有诸多共识,愈演愈烈的朝核的问题需要双方增进合作。作为两个核大国,中美因为相互摧毁的可能性而变得脆弱。此外,两国的数字经济和军事科技进步也愈发依赖于太空合作。中美正在努力降低风险,建立安全协调机制,提前告知对方以避免空中和海上意外冲突。
  展望未来,两国需要构建战略稳定的框架,并就全球共同利益以及核、太空、网络和导弹防御达成新的谅解。这不会一蹴而就,但一个有着更加透明、更加清晰规则的稳定框架是必要的。
  中美在反恐、反毒品和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的利益已经出现了重叠,两国可以不断扩大业已存在的合作关系。
  在两国关系架构方面,美国国内的中国通存在广泛的共识,即战略与经济对话需要进行重新审视。它已经成为美国政府众多部门冗长、官僚化的清单。期待两国领导人通过举行双边会晤决定三、四件大事,以推动两国关系朝更为合作的方向发展,并寻找更好管控分歧的办法。
  归根结底,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军事强国、核大国,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中国必须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并寻找彼此之间的利益平衡。世界秩序有赖于此。

  (作者罗伯特•A•曼宁是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由王晓雄翻译)

来源时间:2017/2/21   发布时间:2017/2/21

旧文章ID:12575

朝鲜核武器威胁是如何步步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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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CK GLADSTONE, ROGENE JACQUETTE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朝鲜本月测试了一枚导弹,导弹坠入大海,未造成任何破坏,这不仅仅是朝鲜33岁的领导人金正恩震动美国新总统的一次尝试。武器专家观察到一个新东西:固体燃料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的导弹更容易隐藏,发射起来也更迅速。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值得注意的进展:武器库规模、核弹的能量、导弹技术,以及躲避监测的能力。
  武器库规模虽然不大,但被认为正在增长
  对朝鲜核武器储备的知识基于估计。专家称,朝鲜有不到10个核武器。朝鲜位于宁边的核武器基地的卫星图像、加上朝鲜官方宣传提供的照片,以及最近的核试验表明,朝鲜有能力迅速扩大其核武库。据估计,朝鲜现有的钚和高浓缩铀足够制造20至25个核武器。
  爆炸力:10年内从1千吨当量增加到10千吨当量
  朝鲜2006年10月测试的第一个核装置的爆炸力小于1千吨当量,即小于1千吨TNT的爆炸力。朝鲜在2008年进行第二次测试时,该核装置的能量比第一次高了两倍多。
  朝鲜在2016年1月声称,其第四次核试验是一次氢弹爆炸,但外部的监视器对此表示怀疑。地震仪读数表明,这次试验的爆炸力为4至6千吨当量。
  但据韩国国防部的数据,朝鲜在2016年9月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从地震仪读数来看,达到了约10千吨当量的能量。
  技术:到2026年,导弹可以抵达美国大陆
  1999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J·特尼特(George J. Tenet)表示,他对朝鲜项目的担忧怎么描述都不为过,还警告,最远可以飞行1243英里(约合2001公里)的大浦洞1型(Taepodong-1)导弹能将炸弹载荷送抵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自那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尽管受到外交和国际上的制裁,这个国家为成为核武强国而进行的投资取得了成功。2016年,金正恩多次试射导弹,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一些导弹或许是从移动发射平台和潜水艇上发射,更容易隐蔽。位于原子弹诞生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荣誉退休主任西格夫里·S·赫克(Siegfried S. Hecker)表示,朝鲜的这些导弹未来可以搭载核弹头。
  他和其他分析人士曾表示,他们推断朝鲜已经设计和展示了能搭载于短程乃至中程导弹的核弹头。赫克博士在2016年9月写道,“平壤很有可能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里研发出向美国大陆发射带核弹头导弹的能力。”
  隐蔽能力:更小、机动性更强的武器
  2012年4月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之后,金正恩曾表示,他“首要、次要和第三重要”的优先事项是加强军事力量,还宣称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将“不再由帝国主义所垄断”。三年不到,时任美军驻韩指挥官的柯蒂斯·M·斯卡帕罗蒂上将(Curtis M. Scaparrotti)便表示,他认为朝鲜已经制造出小到可以搭载于导弹顶端的核武器。
  2015年5月,金正恩表示,朝鲜有能力将核武器微型化。分析人士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但2016年3月,有照片拍到金正恩正在欣赏官方媒体所谓自治弹头的武器。2016年8月,朝鲜试射了一枚潜射弹道导弹,显示出它悄悄打击敌人的能力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分析人士还表示,本月试射的这枚导弹进一步证明了朝鲜致力于发展出能更快部署的更为危险的系统。“朝鲜真是偏执狂,”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詹姆斯·马丁核不扩散研究中心(Middlebury Institute’s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乔舒亚·波拉克(Joshua Pollack)说。“对于如何先发制人地使用这些武器,他们越来越不加掩饰。”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2/21   发布时间:2017/2/20

旧文章ID:12574

纪思道:我们该如何摆脱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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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纪思道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特朗普刚当了一个月的总统,就有太多人在琢磨:我们如何才能结束这一切?
  来自公共政策民意调查公司(Public Policy Polling)的一项民调显示,赞成弹劾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人比例与反对这样做的美国人比例相当,均为46%。博彩网站立博(Ladbrokes)就特朗普将因遭到弹劾而在任期结束前辞职或离职开出的赔率基本上为1比1。
  另一个网站天空博彩(Sky Bet)正把特朗普是否将在7月前离职作为投注标的。
  来自文献网站Nexis的数据显示,新闻媒体上周共提及“水门事件”1000余次;一些保守派人士甚至还敦促特朗普辞职,或警告称他会被赶下台。报道过水门事件的CBS新闻(CBS News)前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说,特朗普的俄罗斯丑闻目前尚未发酵到水门事件的程度,但这件事至少会闹得同样大。
  局面也许会稳定下来。但关于特朗普,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他的政府运转不灵,还有受到大力否认的指控:特朗普的团队或曾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合作,通过作弊赢得大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外界普遍担心特朗普既不适合当总统,又不稳定到了危险的程度。一名亲美的外国领导人不久前打电话给我时,略去寒暄之辞,开口便是:“你们的国家到底出了[脏字]什么毛病?”
  那么就让我们研究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出路?
  特朗普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不可小觑的支持,因此障碍是巨大的。但罢黜总统有一个最简洁也最快速的办法,牵涉第二十五修正案第四款,迄今为止从未被启用过。它规定,内阁可以通过简单多数投票剥夺总统的权力,并将权力立即移交给副总统。问题是被罢黜的总统可以表示反对,这样一来国会必须以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罢黜案,否则总统将继续留在任上。
  启用第二十五修正案的办法可以在总统“没有能力”履行职责的情况下使用。我问过哈佛大学(Harvard)宪法教授劳伦斯·H·特赖布(Laurence H. Tribe),这是否不光意味着生理上的力不从心,还意味着精神状态的不稳定。又或者是与俄罗斯秘密勾结通过作弊赢得大选的污点?
  特赖布说他认为第四款可以被用于这种情况。
  “如果出现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形,也就是彭斯(Pence)以及特朗普的诡异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鼓足勇气,想要按照该条文规定的程序去做正确的事,我们肯定可以看到大多数公众,其中包括特朗普的一大批支持者,即便不是坚决要求采取这一举措,也会表示支持,”特赖布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特朗普及其律师无法让联邦法院介入。”
  更为众所周知的办法是弹劾。但目前来看难以想象众议院的大多数成员会投票赞成弹劾,更别说三分之二的参议院成员会投票通过弹劾案从而让特朗普被解职了。此外,参议院的弹劾聆讯过程可能拖延数月,在让美国处于瘫痪状态的同时,让特朗普得以留在白宫,并把手指放在核按钮上。
  我的看法是,除非局面变得更糟糕,否则解除总统的职务可能只是自由派的幻想。进步派人士曾经以为特朗普决不会获得提名或赢得大选。专家们曾经以为《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的录音带以及数不胜数的危机会让他的白宫梦化为泡影,但他挺了过来。因此在他已经成为总统之际,尚不清楚共和党有什么理由抛弃他。
  一些人认为,2018年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说将是一场极大的灾难,会导致每个人都会准备搞掉他。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参议院,民主党2018年的前景殊为不妙:共和党届时将只需捍卫8个参议院席位,而民主党实际上要捍卫25个席位。
  因此,民主党虽然咬牙切齿,但是否迫使特朗普出局这一决定将由共和党来做。除非他们觉得特朗普正在毁掉他们的党以及这个国家,否则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能让共和党——也许是和内阁一道,也许是撇开内阁——采取行动的唯一动力,与共和党在1974年坚持要求尼克松辞职的动力相同,”弗吉尼亚大学的拉里·萨巴托(Larry Sabato)告诉我。“这一动力就是生存。”
  特朗普的确有一个软肋,和尼克松的软肋颇为类似。想当初,共和党国会议员之所以乐于把尼克松赶下台,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极为青睐副总统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就如同现如今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喜欢麦克·彭斯(Mike Pence)一样。
  如果要我赌一把,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四年里是甩不掉特朗普的。但正如萨巴托所言:“关于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入主白宫之初的情况,有太多事令人惊讶。现在为什么就不会再有惊人的事情发生呢?”
  此外,一位总统刚上任一个月,我们就已经在讨论是否可以提早结束其任期,这说明了什么?
  翻译: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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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2/21   发布时间:2017/2/21

旧文章ID:12573

吕晓波:特朗普为何向媒体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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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晓波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近来语出惊人,先是在上任后首次举行的单人记者会上直接怒怼媒体,把美国主流媒体从纸媒到电视都点名骂了一遍,后来又发推特,说媒体是“美国人民公敌”。这是他从去年竞选以来敌视并批评媒体的巅峰,可以说是对媒体的全面宣战。
  特朗普对媒体的敌意和批评由来已久,他发动对媒体的“战争”尽管不是完全不可预料的,但他对媒体这个民主的支柱的敌视程度仍然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包括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在上周四(2月16日)的单人记者会上,福克斯新闻台是特朗普唯独没有批评的主要媒体,他甚至还特地赞扬了福克斯早间新闻。然而,他把媒体当成人民公敌的话,把福克斯新闻台的一些资深主持人也激怒了:先是晚间新闻主播史密斯在记者会后不客气地批评特朗普是发疯了,称这样敌视媒体前所未有;然后是周日早上重要的政论访谈节目主持人华莱士在采访白宫幕僚长普利博斯的节目中,驳斥对方说:“你们(白宫)没资格对我们(媒体)指手画脚!(You don’t get to tell us what to do! )”他指出:奥巴马也不喜欢FOX, 但奥巴马并没像特朗普一样,特朗普“越界了”(crossed the line)。周末的慕尼黑欧洲安全会议上,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罕见地不点名批评特朗普攻击媒体的做法,说美国民主制度日益被不分事实和谎言的现象所威胁。同一天,他在另一个采访中表示, 民主制度离不开自由的新闻媒体,“独裁者都是从(攻击媒体)开始的”。这位共和党大佬、广受公众尊重的前军人,显然是要率领共和党内的温和建制派反击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目标混乱的激进“战争”。
  为什么特朗普会敌视媒体?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士为他辩护的一个说法是,美国总统跟媒体相处不好、甚至敌视媒体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早年杰佛逊、林肯都对媒体提出过严厉批评,奥巴马也曾经对媒体有诸多不满。但问题是,作为一个上任才几周的新总统,特朗普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态度,已经远远超出一个行政首脑对媒体某些报道和分析不满的正常范围。分析起来,特朗普发动这场对媒体的“战争”有下列原因:
  一、不断竞选。竞选连任是民主政治中的常态。但是刚当选就考虑连任并开始为连任铺路,这在美国政治中也属于少见的。尽管已经就任整一个月,特朗普做事处处显示他仍然处在竞选状态,没有从竞选转入治理和执政。对一切批评都说成是媒体的假新闻。人们不应该忘记特朗普在竞选的一年多时间里跟媒体的关系。按以往大选惯例,选民常常会按照自己的倾向选择媒体来收集候选人和选举信息。但本届有些不同,几乎绝大部分纸媒、很多电视媒体不支持特朗普,尽管他是靠娱乐媒体出名的,特朗普从大选一开始就对主流媒体抱有怀疑和敌意,认为它们过于偏向自己的对手。历史上美国总统大选中,媒体发社评站队挺某个候选人很常见,而且不同的媒体会选择不同的候选人,一边倒的现象极为罕见。但本届大选中,美国几百家大小媒体出现了几乎一边倒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支持希拉里的媒体有500家,反对特朗普的有30家,支持特朗普的有27家。有几家倾向保守的老字号地方纸媒甚至打破多年传统,改为不支持特朗普或支持希拉里。对于此,特朗普不会不知道,显然也没有忘记。他在当选后曾有过跟媒体和解的举动,甚至亲自到《纽约时报》办公室,与记者、编辑见面。但特朗普后来的作为表明,他不是一个不计前嫌的政治家,从他在选择官员任命提名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对过往的“帐”念念不忘。竞选已过,大选有果,按理说他作为胜者应该大度,团结一切社会力量,调动一切正能量,把国家治理好,但特朗普则在就任一个月内不断提起他赢得选举人票的事(尽管因此被尴尬地指出错误),仍然在支持者集会上允许“把希拉里关进监牢”这样的标语出现在自己身后。他对媒体全面宣战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要巩固自己的铁杆票仓,为连任打基础。
  二、主流媒体面临信任危机。近年来,美国政治精英面临着信任危机,这也波及到对大众传媒的信任危机。自由的言论和媒体是民主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不可缺少的。选民们对政治的了解离不开媒体。但是新闻媒体在此次大选中一方面传播了新闻,一方面自己也成了新闻焦点,原因与特朗普对待媒体的批评和监督不满有关。其实,媒体不过是在履行自己在历届大选中对候选人调查、监督和批评的责任。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认为媒体对自己不公平,充满了太多的负面新闻。对于媒体,美国公众本来就选择性。电视媒体除了福克斯以外基本都被认为是倾向自由派的,连立场中立的CNN也被保守派指责为偏向自由派。保守派人士对于大部分电视媒体都不信任。纸媒同样是被认为有左右倾向。这次大选更加深了右翼共和党选民本来就对主流媒体的成见。对于那些被主流媒体视为重大的新闻,如特朗普的报税单、基金会的一些违规做法、以及涉及特朗普的一些极为不利的信息,往往会被很多保守选民认为是媒体偏见甚至不实。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本届大选这样,媒体的报道被多次指责是假新闻。主流媒体对大选的民调结果和预测出现重大失误,部分原因与选民对媒体不信任、不说实话有关,也为未来主流媒体所面临的不信任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
  此外,进入白宫一个月以来,特朗普白宫团队内部混乱不堪,他的“抽干华府这个沼泽”的处子秀混乱亮相,内部信息外泄。媒体几乎不断有内幕爆料,负面新闻连连,批评声不断。这也让特朗普极为恼怒。他一边下令严查内部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则炮轰媒体,竟在首次单人记者会上说出“泄露是真的,新闻是假的”这种逻辑不通的话。特朗普这么做,也是因为想把矛头转向媒体,这里既有他内心中对媒体的不满,也有反击媒体可以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媒体身上的策略。
  三、新媒体、自媒体的出现。特朗普从竞选一开始就抓住了新媒体、特别是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极为聪明,他深知当美国很多民众不信任传统媒体时他们会转向更简单快捷的社交媒体。民众对传统主流媒体的不信任,也因为有了其它信息和新闻来源更加严重。信息技术和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各国政治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网络媒体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渠道和意见平台。在这次大选中不少不利于希拉里的信息甚至假新闻都是先从Breitbart News这样的网络媒体散发开的。另外维基泄密这样的平台也为别有用心的外国黑客提供了爆料民主党内部邮件的地方。此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交媒体的崛起。社交媒体由于其无控制、人人可以使用的特性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搜集信息和发表意见的平台。各国民粹主义的崛起跟社交平台的发展不无关系。
  特朗普上任前有些人预测他将停止使用推特,或者将推特交给团队管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停止自己发推特,他发推特的频率并不比在竞选期间低。有了推特这样的发布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渠道,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似乎并不在乎与主流媒体决裂。
  四、铁杆支持者。特朗普之所以敢于向媒体全面宣战,跟他拥有大量支持者有关。他知道,这些人不管他怎么做,都会支持他,哪怕只在短期内。从对特朗普推特和在记者会上怒喷媒体的反应来看,显然他的支持者仍然不少。在对待媒体上,特朗普支持者、特别是右派共和党人对媒体一直心怀不满,认为媒体都是自由派控制,充满了偏见,显然,特朗普对媒体的强硬态度在他的坚定支持者中不仅没有减分,反而是得到赞赏。福克斯新闻主播史密斯和华莱士在特朗普向媒体全面宣战后严厉批评特朗普,虽然得到同行的尊重和不少人的赞扬,但他们也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的特朗普粉丝怒批,纷纷要求把他们赶出右派视为最后一块阵地的福克斯电视台。可以预料,特朗普短期内不会对媒体有任何改变。
  五、个性和性格。每次美国大选,候选人们总要被媒体甚至心理专家评价一下有没有当总统的temperament(脾气,性格)。竞选中,特朗普的性格和个性也一直是被人们注意的。但他上任以后这个问题多次被重新提起。从开始竞选到现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媒体和公众观察到特朗普做事的风格和性格:例如,他好面子。啥事都好说,千万别让特朗普下不来台。他要面子,喜欢场面。他不服输,绝不认错,自恋,自尊心极强,绝不在怼中低头。作为商人,他喜欢用打牌赌博办法来谈判。牌局中一个手法是double down, 危急时加注以期对方被吓怂。他在上任后发推,说他会下令调查“大规模选举作弊”问题,竞选获胜后重提起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显然是觉得赢得不够体面。被广泛批评之后不得不继续嘴硬,先撑着,以后查出查不出再说。他早已用过这招,一直说奥巴马不是美国出生的,不依不饶。最后证据确凿下不得不松口,但还是不明确认错,把事情怪在别人身上。
  很多人担心特朗普没有纪律性,做事冲动欠思考。他喜欢看电视,发推特,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他对世界的观察以及信息的获取和反应就是通过这两个媒体进行的。甚至有记者注意到一个规律,特朗普很多推特是在看电视后立马发出的。上任之前人们不在意,当了总统就不一样了。他曾发推说,芝加哥新年伊始就凶杀案连连,“血流成河”(carnage)。他用了几个数据,接着说了个重大政策可能:派联邦军警进驻芝加哥。有人指出他是在刚刚看了福克斯新闻上的《奥莱利因素》这个真人秀关于芝加哥治安的报道后发的。连数据都一摸一样。
  民主体制下媒体是专门挑刺的,批评监督政府是天职。然而对于一个性格上争强好胜、十分自恋的人来说,白宫和五大道上的公司总部没什么区别,任何批评包括涉及他的诙谐喜剧都只能是恶意的,不能接受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他的心理和精神状况。上周就有几十位心理专家投书《纽约时报》,对特朗普的精神心理健康深表担忧。
  * * * * * *
  新闻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之一。美国建国之父托马斯·杰佛逊曾经说过:“如果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报纸和有报纸而没有政府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可以预料,一向有敢言和批评政府传统的美国媒体不会轻易拱手让出这快阵地,美国公众也不会答应。特朗普在这场与媒体的战争中,除了不到选民1/3的铁杆支持者外,他面临的是四面楚歌,到处树敌。最关键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媒体上,会严重影响白宫其他更重要的政策的制定和推动。难怪连像麦凯恩这样的共和党政客都被激怒,并参与了对特朗普的批评。特朗普未来在国会里、在舆论中将会面临更多的批评。他虽然不会轻易认输,甚至可能会变本加厉,继续与主流媒体为敌,但最后受到伤害的,只能是他的执政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吕晓波现在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政治学教授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吕晓波教授是美国华人中最有声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曾经担任国际著名智库——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亚裔。他还是美国百人会会员、美国外交事务协会会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责任编辑:魏城 weicheng_ft@yahoo.co.uk)

来源时间:2017/2/21   发布时间:20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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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任命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为国家安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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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当•萨姆森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图右)周一任命H•R•麦克马斯特中将(Lt General H.R. McMaster,图左)为国家安全顾问。上周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卸任这一职务。
  特朗普向聚集在佛罗里达州的媒体宣布了该决定,称麦克马斯特中将“极具才华并拥有丰富经验”。
  麦克马斯特中将是一名陆军职业军官。
  译者/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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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hington (CNN)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chosen a decorated and outspoken Army lieutenant general to be his next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 announced his selection of Lt. Gen. H.R. McMaster for the job Monday, after retired Lt. Gen. Michael Flynn was forced to resign only weeks into the job.
  "He is a man of tremendous talent and tremendous experience," Trump said of McMaster while announcing the appointment Monday in Palm Beach, Florida.
  A graduate of the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McMaster commanded troops during the first Gulf War, receiving the Silver Star for his role commanding a tank during the Battle of 73 Easting, one of the biggest tank battles since World War II.
  McMaster is also known for his intellectual pursuits, receiving a PhD in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In 1997 he also wrote a book taking the military to task for aspects of its public posture during the Vietnam War.
  "I’d just like to say what a privilege it is to be able to continue serving our nation," McMaster said while appearing alongside Trump. "I’m grateful to you for that opportunity. And I look forward to joi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and doing everything I can to advance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rump was also flanked by the acting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retired Lt. Gen. Keith Kellogg. Kellogg, a decorated Vietnam veteran and campaign adviser to Trump, will return to his duties as chief of sta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cMaster,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director of the Army’s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Center, is the first active-duty military officer to take the post since Gen. Colin Powell served in the role during the final years of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s an active-duty service member, McMaster would likely have had difficulty turning down a job the commander in chief had asked him to fill.
  His book, "Dereliction of Duty," examined the military’s failure to communicate to US policymakers that America’s Vietnam War strategy was not working.
  Retired Col. Cedric Leighton called the book "one of the great works to come out of military thinker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He talked about, in essence, the military’s responsibility to talk to civilian leaders, to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 need in the White House," Rep. Adam Kinzinger, an Illinois Republican and veteran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told CNN’s Jim Sciutto. "I think it’s a great pick."
  McMaster redeployed to Iraq following the 2003 invasion, receiving praise for his command of US troops during efforts to secure Tal Afar from insurgents.
  He was ke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s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under Gen. David Petraeus, serving as his special assistant while Petraeus commanded US troops in Iraq from 2007 to 2008. Some of the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he pioneered formed the backbone of the 2007 "surge" of additional American forces for the Iraq war effort, stabilizing the country and tamping down increasing violence.
  He also deployed to Afghanistan in 2010 and oversaw military planning and anti-corruption efforts.
  McMaster was named to Time Magazine’s list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2014.
  "McMaster might be the 21st century Army’s pre-eminent warrior-thinker," Ret. Lt. Gen. David Barno wrote of McMaster in an accompanying profile.
  He went on to call him "the rarest of soldiers — one who repeatedly bucked the system and survived to join its senior ranks."
  "I watched senior Army generals argue over ways to end his career," Barno added. "But he dodged those bullets."
  RELATED: Harward says no to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role
  While praised publicly by many of his military colleagues, McMaster has a reputation for speaking his mind within military ranks, causing some to wonder if that’s why he wasn’t promoted more rapidly.
  Some believe his advancement was met with some resistance in part because of his willingness to write publicly about military strategy and having such a high public profile while serving, something not necessarily encouraged within the ranks.
  But Sen. John McCain, the Republican chairman of th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and sometimes-Trump critic, offered a quick endorsement of his selection, calling him "an outstanding choic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I have had the honor of knowing him for many years, and he is a man of genuine intellect, character and ability. He knows how to succeed," McCain said in a statement, adding, "I give President Trump great credit for this decision."
  Leighton told CNN: "I do wonder if the President thought that this was somebody who could shake things up, but shake things up in a way where the institutions would survive so they would become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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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2/21   发布时间:20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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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会栽在宪法修正案上吗?

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  来源:FT中文网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第25修正案”,会有很多关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新闻。针对美国开国元勋们制定的宪法出台的这条迄今仍鲜为人知的修正案,是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的美国共和党高层热议的一个话题。也许,这条行文繁琐的修正案提供了一条罢免总统的路径。在华盛顿的政治建制派内部,围绕特朗普严重超现实的总统职务的议论就带着这样的超现实本质。
  首先,这条50年前通过的、旨在解决宪法原文中模糊之处的修正案,在以弹劾方式撤换总统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该修正案明确写道:“凡当副总统和行政各部长官的多数或国会以法律设立的其他机构成员的多数,向参议院临时议长和众议院议长提交书面声明,声称总统不能够履行总统职务的权力和责任时,副总统应立即作为代理总统承担总统职务的权力和责任。”
  简言之,即副总统和内阁可以对被认为不适合履职的现任总统发动政变。该修正案的本意是为了应对总统无法履职的情况,比如说因健康原因。但其措辞看起来足够开放,以至于可对无法履职的情形作出宽泛解释。总之,这正是特朗普所在共和党的成员在慕尼黑酒馆里所谈论的。
  这里还有一个玄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道安全网。被解除职务的总统可以向国会申诉。要维持罢免决定,副总统和内阁必须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这是一个相当高的门槛,高到近期内似乎没有人甘冒此风险。在慕尼黑会议上自觉发表忠诚演讲的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也没有表露出“袖里藏刀”的迹象。
  但是,如果说在特朗普上任仅几周就将其罢免的想法令人兴奋的话,慕尼黑出现与第25修正案相关的诸多讨论的简单事实,反映出特朗普本党内部关于其是否适合履职的不断加剧的担忧。除了“替代事实”、公然说谎、日益歇斯底里地抨击媒体以及人们担忧其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俄罗斯政权之间有联系以外,还有大量关于特朗普混乱、异乎寻常的工作习惯的故事。
  椭圆形办公室里开会时电视开得很大声而且总统经常分心,特朗普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一般只能持续几分钟,简报文件被限制到只罗列出几处要点(最好有图解)。
  据称,特朗普还与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及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他们各自部门的一些任命问题上发生了直接冲突。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师、极端民族主义者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被指建立了一个由忠诚者组成的替代网络,破坏内阁做出的决策。
  因此,有关内阁政变的想法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在慕尼黑与我交谈过的人士中,没人给出任何肯定预测。但也没多少人会肯定地表示特朗普能做满四年任期。
  作者电子邮箱地址:philip.stephens@ft.com
  译者/隆祥

来源时间:2017/2/21   发布时间:20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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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特朗普能够撑多久?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如果有些事无法永远继续的话,它就会停止。问题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能够撑多久。对接下来的四年作猜测没什么意义。就以特朗普上任的头四周为基础做乘法,再问问美国体系还能承压多久吧。
  在上任头一个月,特朗普对情报部门和媒体宣战。司法部门似乎是他列出的下一个敌人。在特朗普领导的华盛顿,没有中间地带。要么是反对他的力量把他赶下台,要么是他摧毁这个体系。我打赌是第一种,但我不会用性命做赌注。
  不要对特朗普的内阁放心。其中很多人经验丰富。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和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都是专业人士。我们可能会质疑他们的优先任务,但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他们对现实的把控。
  甚至连备受争议的特朗普顾问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和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都可能看上去不错——如果他们是为别的某位总统工作的话。特朗普可以用美国最勤恳的公务员填充他的政府,但这不会改变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还是得执行这位将世界划分为朋友和敌人——没有中间地带——的总统的命令。
  前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罗伯特•哈沃德(Robert Harward)拒绝了担任特朗普国家安全顾问的邀请,这是一个预兆。通常情况下,具备哈沃德这种背景的人会欣然接受这一高职。但哈沃德却不能接受这种未来。
  如果接受,那将意味着侍奉一位自以为比他的将军们更懂战争,比他的间谍们更懂情报,比他的外交官们更懂世界的总统。特朗普唯一认同的人是那些认同他的人。特朗普目前已经任命的人将花多长时间得出这一结论仍是一个未知数。尽职与蒙受羞辱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
  美国情报机构似乎已越过这一界限。不少于9个情报来源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泄露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与俄罗斯大使的电话通话细节。其中一些显然是对弗林轻视情报间谍人员的报复,在他担任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局长时,间谍人员曾造出“弗林事实”(Flynn facts)一词。但其中一些是因为对这位对美国国家安全毫不在乎的总统感到严重恐慌。
  特朗普将中情局(CIA)比作纳粹德国,并指责中情局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工作。相比之下,他却对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称赞有加,科米在最后一刻的干预,曾帮助美国总统大选朝着有利于特朗普的方向发展。
  这其中的信息很清楚:你或是选择像科米一样,或是选择被视为敌人。很难想象会有许多公务员将科米视为榜样。其中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领着相对微薄的工资,服务他们的国家。而特朗普不是他们的国家。
  然后是“说谎的媒体”——特朗普的极右翼支持者用纳粹时代诋毁用语“Lügenpresse”(译注:意为说谎的媒体)来指称媒体。上周四,特朗普打着新闻发布会的幌子,让媒体遭受了80分钟的“狂轰滥炸”,他指责媒体不诚实,散布“非常虚假的新闻”并且密谋破坏他的执政。
  合乎他本人逻辑的下一步,是指责媒体叛国。特朗普曾发布一条Twitter帖子,称媒体是“美国人民的敌人”,后来他删除了这条帖子(后来特朗普把这条帖子修改后又重新发出,但仍然保留了称媒体是“美国人民的敌人”的内容——编者注)。这事不会善了。对于华盛顿的许多记者而言,匿名的死亡威胁已经是家常便饭。我担心,或早或晚,这最终将导致暴力。司法机构的境况也是如此。本月早些时候叫停特朗普“穆斯林禁令”的法官们也收到了死亡威胁。
  这一切的终点在哪里?过分乐观的人坚持怀抱特朗普将修正路线的希望。如果事态照这种乐观的情形发展,特朗普将清除白宫中挑起争端的人士,比如他的亲密顾问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并且用经验丰富的人士代替他们。
  这样的清洗在某些时刻是可能的。甚至还很有可能。少有顾问能够近距离接触一个煽动家的狂热并且长期幸免于难。除非特朗普找人替换自己,否则这种围攻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也不能指望性格转变。特朗普可能会花95%的时间听取专家的建议,花5%的时间反对这些建议。这5%依然将推动议程。但特朗普不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人物。他越是被围攻,越是会出手反击。现在特朗普誓言对泄露事件进行调查,并且暗示将清除不忠诚的官员。
  很难预测,要解决特朗普和所谓的国家深层势力之间的斗争需要多长时间。也很难说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能够在围攻之下坚持多长时间。我的观点是,将过去的4周乘以3,或者6,或者9。中间地带将会消失。在某个时刻上,这将归结于选择特朗普还是选择美国宪法。
  本文作者邮箱edward.luce@ft.com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2/21   发布时间:2017/2/21

旧文章ID:12569

如果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作者:环境网站“中外对话”  来源:FT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各方对美国是否会继续与其他国际伙伴展开气候变化合作表示出了深切的担忧。在这一重要时刻,我们采访了来自中国、美国和印度的多位专家,就美国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甚或全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各国将如何应对气候挑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邹骥,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
  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这对巴黎协定的落实肯定不是件好事,但绝大部分缔约方依然会继续落实自己承诺的NDC目标。从主权独立、现实国家利益、科学发展理念、经贸和技术的可行性看,大多数缔约方在提出NDC目标时都是经过权衡思量的。那种把低碳转型视为纯负担的观念已经过时。世界和各国经济的低碳转型,已经不仅仅是保护气候的事情,也是通过改变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创新为全球提供复苏新动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这对面临新一轮工业化、城镇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这实质上是增长方式创新的问题,是重新配置要素资源。从发展现状看,为实现低碳转型服务的技术、企业和产业已经在蓬勃发展,从可再生能源到节能建筑和低碳交通和未来智能化的工业与消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低碳趋势正在形成和加强。谁不顺应这个潮流,就会失去未来的市场和竞争力,失去未来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因此,低碳转型的全球趋势不可逆转。
  芭芭拉·费楠茉,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亚洲总监和陈晗,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国际气候分析师
  世界主要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将坚持遵守《巴黎气候协定》的责任义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与此同时,欧盟能源负责人也强调,欧盟已经做好了领导这场气候战役的准备,不会受到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任何影响。欧盟各国目前正在起草各自的国家应对方案,以便更好地履行《巴黎气候协定》对欧盟国家的义务要求。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目前的情况是,各国都将继续加大力度应对气候挑战,因为这关乎他们本国的国家利益。按照中国最新推出的2020气候路线图,中国有望超额完成其在《巴黎气候协定》中的承诺。2016年,中国将煤炭产量削减了9.4%,取消、暂缓了数十个燃煤电厂的建设,而同期太阳能光伏产能增量则为3450万千瓦。
  印度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也从2010年的寥寥1万千瓦增至2016年底的1000万千瓦。根据印度中央电力局发布的一项计划草案,到2027年,印度的潜在可再生能源总量将增加到2.75亿千瓦,非化石燃料占比将达到57%,远远超过印度在《巴黎气候协定》中的承诺。
  还有不少国家也在积极探索进一步加大气候行动力度的新途径。因为他们清楚,无论美国做出怎样的举动,尽早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相比于化石燃料,清洁能源才是更好的长期投资选择。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反对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且他们也认为特朗普不应当放松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监管措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不符合美国利益。但不管美国怎么做,我们都应当为那些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和政府鼓掌,并积极鼓励他们继续前行。
  阿鲁纳布什·高希,全球领先气候智库能源、环境与水资源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巴黎气候协定》是否已经走向绝境?这项协议的核心前提就是所有国家,无论贫富,都要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一旦美国退出了该协议,那么这个核心前提也就被彻底颠覆了。我认为这会带来三个后果,但绝非毫无希望。
  首先,中国、印度和欧盟将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继续坚持原有的责任路线,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削减其他领域污染排放。
  这些国家不会大幅调整他们的目标,即便调整也不会在2018年全球减排进程初步盘点之后立刻做出变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件事来的太突然,上述国家无法对本国民众交代为什么要忽然加大环保力度。
  其次,其他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兑现环保承诺的难度会极大增加。目前这些国家的气候行动已经极大依赖国际气候资金援助力度的加大,而利用国际公共资金来撬动国内私有部门的投资无疑难度更大。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的不确定性会持续存在,对投资者信心造成进一步打击。
  最后,关于《巴黎气候协定》其它一些方面的协商将面临不确定。没有了美国的压力,中国可能会在透明度条款方面有所保留,而最不发达国家则将竭力反对弱化《巴黎气候协定》。但对于协议落实情况的关注度会进一步减弱。
  那么就没有希望了吗?并非如此。目前清洁能源的价格一直在不断下降(尽管降速已经有所放缓),而绿色债券二级市场将进一步深化(虽然并未达到太大规模)。如果中国和欧盟联手征收碳税或者将双方的碳排放市场联动起来,那么就有可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外衍生出一个国际碳价。
  理查德·克莱因,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若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那么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必然也就难以得到遏制。要想完成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或者1.5摄氏度的目标,就需要其他国家做出更大的努力。但是在2023年第一次正式的全球减排大盘点之前,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努力,这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我倒是希望各国能够在第二轮国家自主贡献预案(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中调整自己的承诺目标,到那时他们已经可以参照美国(比如在国家政府层面)的减排进展情况,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也已出炉。
  如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UNFCCC)进程遭遇撤资,将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帮扶资金,同时也可能降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行动力。
  今年,美国提供的资金占秘书处核心预算的21%;如果这部分资金被砍,不知道未来秘书处将会采取何种方式来继续履行其不断扩大的责任义务。
  安德鲁·莱特,世界资源研究所杰出资深研究员
  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不应该在气候问题上成为一个孤立主义者,原因如下:
  外交孤立
  《巴黎气候协定》不仅改变了全球外交格局,同时也将气候变化上升到了与国际贸易和国土安全同等重要的层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样的国际气候合作组织将会给美国的外交带来严重影响,而特朗普政府以后也很难再就其关注的重要议题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此外,如果其他国家政府想要与美国政府进行合作,恐怕也会引发这些国家民众的广泛担忧。
  经济孤立
  中国将在2020年之前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累计投资3600亿美元(约合2万亿元人民币)。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表示,中国将在一系列相关事宜上填补美国留下的资金空缺,其他国家恐怕也会仿效这一做法。到2030年,全球清洁能源市场总价值将达到6万亿美元(约合41万亿元人民币)。如果美国降低自己的减排目标,那么它恐怕也会就此失去在清洁能源市场中的竞争力。
  战略孤立
  不与其他国家合作降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政治不稳定,还会使美国陷入战略孤立。否认气候变化的意识形态会给美国军方带来困难,使其很难与那些认同气候变化会给国际安全带来威胁的军事团体展开合作。
  齐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奥巴马政府在签署《巴黎气候协定》时就料到国会不会批准这个文件,这样一来,《巴黎气候协定》基本上也就不可能成为美国国内的正式法律。制订美国气候行动计划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美国履行气候承诺,而《清洁电力计划》则是它的核心部分。
  目前的美国总统和环境保护署署长都对气候变化说持否定态度,因而可以想见,受前任政府高度重视的这两项计划未来会有怎样的结局。不过,各州和地方层面的气候保护行动应该还会继续下去。
  若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全球气候变化行动恐将受到威胁。如果其他国家,特别是伞型集团成员国也仿效这一做法,那么《巴黎气候协定》恐怕也要就此终结了。
  幸运的是,美国的决策并不会对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产生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气候行动符合中国国内的环保方针,还因为中国如今正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尤其如此。
  事实上,地球已经等不及了。不论特朗普做出何种决定,国际社会现在都应该重新确立一个气候治理新秩序,以应对特朗普时代及之后的局面。
  翻译:Estelle
  中外对话(www.chinadialogue.net)是一个致力于环境问题的中英双语网站,总部位于伦敦,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来源时间:2017/2/21   发布时间:20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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