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恩•唐南  来源：FT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结束第一个月的总统任期之际重拾喧闹的竞选风格，抨击媒体，把媒体形容为一个腐败体制的带有自身议程的组成部分，执意破坏他履行公职。
　　在经历了本届行政当局短暂历史上最动荡的一周、最后把新闻从业人员称为“美国人民的敌人”之后，美国新总统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加强了针对他所称的“假新闻”传播者的攻击。
　　“我在这里向你介绍我们在使美国再次伟大过程中的巨大进展，”他利用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总统专机作为舞台背景，对9000来名聚集在一个飞机机库的支持者表示，“我想要在没有假新闻过滤器在场的情况下对你们说话。”
　　特朗普提到，他的前任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以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他一样，也与媒体不和。他指责“不诚实”的记者团谋求破坏他通过重振经济和守卫边界给美国带来“大胆”变化的努力。
　　“他们就是不想报道真相，”他说，“他们已经成为问题的很大一部分。他们是腐败体制的一部分。”
　　“当媒体对人民说谎时，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我会尽一切可能让他们不能逍遥法外，”他表示。“他们有自己的议程，他们的议程不是你的议程。”
　　特朗普长期乐于摆出同媒体势不两立的姿态，并在他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把这一点置于核心地位。但是，从特朗普的商业交易和潜在利益冲突，到他领导的白宫的运转情况，随着媒体加强对很多事情的深入调查，这位新总统变得越来越动辄发怒，说出的话越来越难听。
　　在上周六的长篇攻击之前，美国总统在上周五晚上在Twitter上宣告：“假新闻媒体……不是我的敌人，而是美国人民的敌人！”
　　此言立即招致各方的指责，包括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的一些人士，他们称，给美国媒体贴上“敌人”的标签，相当于攻击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保证，而且通常只有威权者才会这么做。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全国广播公司(NBC)定于上周日播出的一个采访中表示，独裁者“往往是通过压制新闻自由起步的”。
　　但是，对媒体加大攻击力度也是一个迹象，显示特朗普在白宫不顺利，难以从竞选期间的浩大承诺和喧闹集会过渡到执政。
　　这种挫折在过去一周最为明显，记者获得的泄密信息迫使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退役中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因为在大选后与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的联系而辞职。这个亲信离职之际，国会内部对于特朗普团队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官员接触展开独立调查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以至于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上周五罕见地亲临国会山，向参议员们汇报该局在调查中的发现。
　　上周六，特朗普在支持者团团围拢之下显然置身于舒适区。在45分钟的演讲中，他重复了竞选承诺，包括针对把工厂迁往海外的企业征收35%的税，以及打击其他国家的汇率操纵。
　　译者/和风

来源时间：2017/2/20   发布时间：2017/2/20

旧文章ID：12565

作者：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到2月19日刚好满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特朗普发布（更新）了超过350条推特，签署了12项总统行政命令，与十几个国家领导人通话或见面。
　　作为世界最强国家的领航者，这些数字或许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新总统上任之初的忙碌。
　　但是，不同的是，这位新总统名叫特朗普，原本是一个没有从政经历的商人。所以，这一个月伴随而来的还有“禁穆令”带来的巨大争议、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通话门”、中断与澳大利亚总理的通话、导致墨西哥总统取消访美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公共事件。
　　“特朗普不适合担任总统。”这是去年时任总统奥巴马为阻止特朗普上台而发出的警告，如今似乎又在美国人心头打上了问号。
　　而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特朗普16日借助一个临时记者会的机会为自己辩护称，目前的局面都是因为奥巴马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而他正准备从下周开始“干一些大事”。
　　下周一刚好就是20日了，执政“满月”之后，特朗普口中的“大事”能否挽回自己的形象，他率领的新政府还会贡献出多少“头条”，全世界的媒体继续翘首期盼。
　　关键岗位大量空着
　　在候任期间，特朗普和他的过渡团队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寻觅合适的人选填补内阁中的每一个位置，就在特朗普就职前一天，候任副总统麦克·彭斯还说：“令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明天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前我们已经提名了整个内阁。”
　　然而时间过去一个月了，特朗普的内阁现在看起来仍然显得残缺不堪。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甚至不无调侃地评论说，“如果现在特朗普要召开内阁会议，他可能不需要一张很大的会议桌。”
　　据统计，截至2月16日，特朗普内阁中只有9人的提名获得确认，而包括商务部长、能源部长、农业部长、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内政部长、劳工部长在内的6个内阁职位则依然未获确认或者空缺。在其他6个内阁级别职位中，环境保护局局长、贸易代表也尚未确认。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直在追踪美国新政府提名确认过程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公共服务伙伴关系组织（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的数据称，政府中有大约1200个职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而该组织追踪了其中696个关键行政岗位的提名和确认情况后发现，目前还有662个职位等待提名，21个职位的提名尚待确认。也就是说，在特朗普新政府的696个关键行政岗位上，目前只确定了13个人选。
　　特朗普团队不仅远未完备，而且还麻烦不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上任不足月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在被曝出与俄罗斯的“通话门”事件后辞职，成为史上最为短命的国家安全顾问。而特朗普紧急提名接任弗林职位的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副司令、海军中将罗伯特·哈沃德（Robert Harward）则以“家庭原因”拒绝了特朗普的邀请。
　　此外，特朗普提名的劳工部长安德鲁·普兹德（Andrew Puzder）也因在参议院确认无望，悻悻退出。特朗普不得不提名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院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替补普兹德的位置。
　　而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的提名确认也颇为“惊险”。他在参议院提名时一度出现50:50的僵局，副总统麦克·彭斯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决定权帮助德沃斯侥幸过关，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凭借副总统决定权获得确认的部长。
　　特朗普把这一切都怪到了民主党人的头上，2月8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大肆抱怨自己的内阁迟迟不能组建:“我的完整的内阁仍然没有到位，这真是个耻辱！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延迟最长的一次。都是民主党从中作梗！”
　　争议巨大的政令
　　其实，特朗普自上任以来真可谓是“铆足了劲”要大干一场。就职以来，他就开始了自己雄心勃勃的执政计划。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已经签署了12个总统行政命令和一系列总统备忘录：
　　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当天就叫停奥巴马医保；1月23日，宣布退出TPP；1月25日，要求建设美国墨西哥边境墙；1月27日签署命令实施移民禁令；1月28日，签署命令禁止政府高官离职后5年内从事游说活动；1月30日签署命令，要求“每推行一项新的监管，就必须撤销两项监管”；2月3日签署命令，要求财政部长120天内提交对美国现有金融系统监管法案是否符合核心原则（core principles）的审查报告……
　　不过，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评价说，看上去特朗普好像干了许多事，但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POLITICO的评论文章指出，除了引起巨大争议的“禁穆令”之外，特朗普剩余的行政命令几乎没有采取什么真实的行动，或者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做出什么改变。
　　《纽约时报》则称，特朗普曾发誓一旦入主白宫就马上行动，实施自己的政策计划。但是他的政府尚未发布议案，撤销他在竞选中强烈抨击的医改法案，或执行他曾承诺的税收改革。
　　关于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的行政命令，看上去是特朗普在兑现其竞选期间的关键承诺之一，而《大西洋月刊》文章则称，特朗普关于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行政命令，只不过是给新任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的一道指令，到目前为止这道墙还一米都没建成，美国人至今也不知道这道“了不起的墙”将会是个什么样，什么时候开建，如何买单。
　　除此之外，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指出，实际上在美墨之间已经存在了700公里长的围墙，这一围墙是根据2006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安全围墙法案》（Secure Fence Act）而修建的，其大部分已经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完成。而不久之前路透社从国土安全部获悉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特朗普的筑墙计划花费将有可能达到惊人的216亿美元，远远超过他在竞选中宣称的120亿美元。
　　而特朗普真正采取了行动的政策——移民禁令——也遭法院杯葛，尚无结果。该禁令要求从1月27日开始的120天内暂停所有难民入境；在90天内暂停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伊拉克7国公民入境；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这个行政令在实施了不到一个星期后就迅速被法院叫停，如同从来没有过一样。
　　尚待成形的外交
　　除了内政，特朗普在外交方面的表现也让人看不懂，甚至还招惹了不少麻烦。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候任期间就对美国的外交事务发表评论，不过很少有人能讲清楚他的外交政策是什么。现在特朗普执政已满一月，人们对他的外交政策仍然感到困惑。
　　英国新闻杂志The Week称，比起白宫里的争权夺势和弗林与俄罗斯的交易，“也许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外交政策基本理念仍然是个谜。”The Week称，如果特朗普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么他的外交政策也显得非常奇怪。而美国网络新闻杂志Slate则干脆说，特朗普“根本没有外交政策”。
　　特朗普竞选以来就对俄罗斯颇有好感，并表示希望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甚至他任命的国务卿蒂勒森都被质疑与俄罗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过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涉嫌向俄罗斯大使泄露美国制裁措施而被迫辞职后，让特朗普接近俄罗斯变得异常敏感。
　　对俄罗斯友好，对盟友却不客气。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称韩国、日本必须提高美国驻军军费分摊比例，否则就撤出驻军。而对北约，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则指出北约成员国承担军费太少，就在就职典礼前几天，还表示北约的概念已经“过时”。不过，特朗普上台后，新任防长马蒂斯倒是先后访问韩国和日本，安抚盟友。2月15日，马蒂斯又前往欧洲参加北约会议，安抚北约盟友。
　　“暴脾气”的特朗普还把南半球的盟友澳大利亚给“得罪”了。1月28日，特朗普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举行电话会谈，当特恩布尔试图确认美国将兑现接收难民的承诺时，特朗普生气地说：“这是史上最差劲的协议。”随后就挂断了电话。原本预计1小时的通话只进行了25分钟，特朗普称这是当天“最糟糕的一通电话”。
　　特朗普竞选总统以来的承诺中，多项政策涉及其邻国墨西哥。1月25日，特朗普宣布将在美墨边境建墙，并要求墨西哥支付所需费用，遭到墨政府断然拒绝。特朗普第二天在推特上发出“最后通牒”后，原计划在１月底访美的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直接宣布取消了该计划。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也开始迅速改变美国在中东的政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对伊朗核协议表达不满，甚至曾经威胁撕毁伊朗核协议。2月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涉及伊朗的13个个人和12个实体进行制裁。这让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以来美伊关系复苏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在2016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决议时，特朗普就曾经通过推特批评联合国谴责以色列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议。上台之后更对以色列采取亲近立场，上任第三天就与以色列总理通电话，并承诺将会坚决支持以色列，还有意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实际上，早在竞选期间，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个没有从政经验的商人能否胜任总统就一直有颇多议论。
　　去年8月，连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忍不住发声称特朗普不适合担任总统，原因正是指的他外交经验不足，“缺乏对欧洲、亚洲和中东事务的基本认知”。奥巴马当时就丢话给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领袖：“总有一天你们该（对特朗普）说‘够了’，说‘我不支持这样的人成为美国总统’。”
　　不过，一向不肯服输的特朗普随即作出回击，反指奥巴马是个失败的领导人，与前国务卿希拉里一手缔造了美国失败的外交政策。“奥巴马可能会以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的身份卸任。他完全是一场灾难。”特朗普一点也不客气。
　　现在，已坐上总统位置的特朗普显然已经不能仅靠嘴巴回击了。而他执政刚满月的各种表现，究竟是他从商人到总统转型的不成熟期，还是确实“无法胜任”，答案只能在特朗普未来的行动中揭晓。

来源时间：2017/2/20   发布时间：2017/2/19

旧文章ID：12564

作者：陆治臻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编者按：
　　近日有报道称，去年中国对北美和欧洲的直接投资达到了历史最高点942亿美元，这是前年的两倍多。两个地区大约平分秋色：欧洲获得了460亿美元的投资，北美是480亿美元。中国在全球的投资总额去年达到2000亿美元。
　　这份由美国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中国投资者对北美的投资（480亿美元，增长189%）第一次超过欧洲（460亿美元，增长90%），对美国的投资占到对北美投资总额的94%。
　　该报告还写道：“不过前景并不确定，因为2016年还有30项交易被取消（欧洲20项，美国10项），价值达到前所未有的740亿美元。”
　　在风起云涌的巨大投资数额背后，中企海外失败投资的反思始终是国人心头诘问。
　　美国是全球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据相关研究报告，2016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较2015年增加了两倍，达到456亿美元。这也使得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达1090亿美元。
　　凤凰国际智库“先行军”专栏长期关注并跟踪“中国走出去”步伐，美国本次《先行军》推出《先行军@美国》系列，第一期将起底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中“看门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并探析其是否在有意刁难中国，扮演中企赴美投资“拦路虎”角色。

　　自2010年以来，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FDI）迎来井喷式增长。据《金融时报》报道，2016年，中国在美投资额创下了456 亿美元的纪录。2016 年年度兼并购交易量为2015年的三倍。
　　回顾近年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收购过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因成为很多中国企业走向美国的“拦路虎”而备受媒体关注——很多雄心勃勃的兼并购计划因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而被迫流产。
　　更重要的是，中国投资者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规定以及其体制背后的政治博弈知之甚少，以至于在制定投资战略时未考虑或者低估美国国家安全因素在评估外国投资中的分量。这也导致很多中国企业在兼并购前期投入大量资源后被国会和政府以“国家安全”因素否决。
　　这看似虚无缥缈的“国家安全”考量让很多中国投资者摸不着头脑。多数评论员或媒体倾向于将其归结于美国限制中国资本进入的一个托辞。不可否认，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国的国会议员及政府工作人员对中国的负面印象的确会在对中国企业的安全审查中产生一定影响。但是通过研究美国在关于外国资本对其国家安全影响的观念变化，可以看出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建立有其一以贯之的逻辑，并且随着投资活动日益复杂化而逐渐发展、完善的体系。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到“投资美国”的行列中，全面了解美国的国家安全观以及法律、政治制度、游说公关、媒体关系等就显得尤为重要。熟知美国国家安全观有助于中国投资者甄别可能触及到美国“敏感神经”的领域，从而在投资这些领域之前事先做好承担更高风险的准备。灵活处理和利用多种媒体与政府关系渠道有助于中国公司在美国树立良好形象，以缓解美国政客对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担忧。
　　CFIUS 成长史：从“没有牙齿”到“全副武装”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体系的发展与外国投资活动的日益复杂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相对于其它外国货币贬值。这使得外国在美投资成本降低，从而导致外国资本加速流入美国。当外国资本在美国日益活跃，加强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和国家安全的考量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974 年，美国国会通过《外国投资研究法》，要求财政部和商务部对外国投资进行全面审核。1975 年福特总统建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从机构设置上强化了美国安全审查制度。在建立之初，外国投资委员会缺乏规范和禁止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隐患的外国投资。正因为如此，这一机构在当时被形容成“华盛顿众多模糊且没有牙齿的跨部门机构之一”。
　　80 年代，外国资本在美国的日益增长以及投资形式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尤其是日本在美国的大范围兼并购，促使美国开始强化其国家安全审查制度。1988年通过的《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赋予总统否决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兼并购提案的权利，但在总统做出最后决定之前，需经过外国投资委员会确认这些提案是否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或是现行法律中缺乏针对相关问题的条款。可以说，这一法案给予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审查中“看门人”的重要地位。
　　“9·11”事件以后，美国对于国家安全更加重视。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当时的国家安全审查体制仍旧需要加强。2007 年，国会通过了两部法案对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改革和强化职能。《国家安全外国投资改革和加强透明度法案》允许外国投资委员会视情况可延长审查时间，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重启对之前交易的审查。对于审查涉嫌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政府的兼并购案需在总统批准后方可结案。《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的通过正式确立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美国监管体系中的法定地位，标志着外国投资委员会复杂主要审查、总统对争议案件最终决策、国会对审查过程进行监督的完整国家安全审查体系的建立。
　　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不断地细化和发展，其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却延续了概括和模糊化的表述。《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作为对《1950 年国防安全法》的最新修正，将“国家安全”宽泛地定义为“与国土安全相关的问题”，主要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两方面。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主要涉及通信、能源、金融服务、水资源、交通等领域。此外，美国对于外国政府在参与收购公司中的影响也极为敏感。
　　“45天”流程里发生了什么？——揭秘CFIUS“潜规则”
　　随着外部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和外国资本在美国投资多样化的加深，美国国会议员们希望不断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也持续地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对外国资本进入美国进行更加高效、专业和全面的评估。过去41年，外国投资委员会逐渐从“没有牙齿”的跨部门调查机构逐渐转变为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外国投资委员会由美国财政部牵头，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以及国防部皆十分积极地参与到该委员会的工作中。此外，外国投资委员会中还囊括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职能部门。
　　交易相关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自愿向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启动国家安全审查程序。有趣的是，虽然说《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中规定。相关方是自愿向委员会提交申请，但是遵循这一程序已经是外国公司进入美国之前必经的一条“潜规则”。因为如果交易相关方不遵循这一规定，其在美国已完成的收购将可能面临无限期的分割，总统也有权采取其它适宜的措施。2012年，三一集团就因事先未向CFIUS 主动提交审查而被奥巴马强行叫停其对位于俄勒冈州的四个风力发电厂的收购，因为该发电厂靠近美国海军一处训练场的禁飞区。对CFIUS 自愿申请原则的不了解使得三一集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也未能顺利完成收购目标。
　　在提交审查申请之后，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会将完整的申请交由所有委员会成员审阅。在经过长达30 天的初审期中，委员会成员们需要找出并评估交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所带来的隐患。委员会要以绝对多数的投票结果通过对交易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某项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隐患，则会进行为期45天的国家安全调查，重点关注收购公司是否受外国政府影响或控制以及该交易是否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这两方面。
　　如果委员会无法对某一兼并购交易做出最终决定或认为该交易需要总统的介入，则会以向总统提交报告的形式让总统作出最后决定。（参见图：外国投资委员会决策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易相关方正式提交审查申请之前，可主动与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非正式接洽。通过非正式沟通，交易相关方可以和审查官员交流兼并购交易中可能涉及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交易相关方能对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政治风险有一定预判，从而在交易受阻之前未雨绸缪。
　　赴美投资，美国真的在有意刁难中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美收购都被“国家安全”这一理由拒之门外。国家安全审查的不透明，以及很多看似与国家安全无关的兼并购案被禁止使得很多人认为“国家安全”只是美国阻止中国在美投资的一个托词。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却过于片面和感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对于“国家安全”定义有意地模糊化和概括化使得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审查中具有很大的裁量权。这导致了在审查过程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013年双汇对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收购就曾遭到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严格审查。虽然经过长达71 天的调查之后顺利放行，但是猪肉生产和制造商之间的交易受到如此严厉的调查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此外，外国投资委员会调查过程的不透明也对外国投资者造成了很多困扰。
　　由于中美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中国投资者在美投资遇到更深层次的壁垒来源于美国政客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在2013年的报告《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外部环境研究》就表明，媒体通过影响政策制定的信息来源、公众舆论以及利益集团活动能力等决定涉外经济政策的走向。尤其是很多国会议员缺乏国际经验，有的甚至从未出过国门，使得他们对于中国认识比较片面。所以，国会很多时候倾向于向外国投资委员会施加压力，敦促其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安全审查。
　　虽然中国在美投资遇到制度层面的不透明和观念上的偏见，但是仅因此就认为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阻碍中国资本进入美国也是不客观的。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经过了40 多年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近10 年来才逐渐变得活跃。所以美国在中国在美国投资显著增加之前就已经建立有章可循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尽管在国家安全审查的实际操作中，官员和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偏见的确会影响审查结果，但我们很难量化这些偏见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实践。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其实也不难理解美国对于国家安全考量的重视。随着非传统安全环境的恶化，国家安全对于中国和美国的重要性超过了经济利益。由于中国企业在美兼并购的主要目标大多是获取技术和品牌，加之参与投资的企业对美国相关法律和政治生态不熟悉，很多投资提案的确存在安全隐患。比如华为、联想等在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过程中，很容易就碰到“关键技术”的红线。此外，因为很多美国企业都握有与公共部门签订的合同，是政府乃至军方的原材料或服务供应商。如果中国企业对这些公司进行收购，则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严厉的国家安全审查。例如万向集团在2012年并购电池生产商A123 时，就因其持有美国军方的电池供应合同受到了国家安全调查，在剥离军方资产后才获准通过。
　　中国企业的政府或军方背景也是其在美国兼并购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很多有能力赴美兼并购的企业都为国有企业，或者其资金来源大多是国有银行。鉴于中美不同的政治生态，美国会因此判断这些企业受外国政府控制，而这些企业通过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收购可能使美国未来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
　　美国对于纯盈利性的外国投资还是持开放和欢迎态度的。这一点，我们从中国在美国飞速增长的年投资额就能够得到印证。根据研究中国对外投资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数据，中国在美国投资在2010 年迅速地从6.97 亿增加到46 亿。2013 年的年度投资额较之前一年翻了一倍，达到143 亿美元。今年更是创造了456 亿美元的新高，年度投资额是去年的三倍。不断增长的中国投资说明今天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活动总体来说是顺利的。实际上，大多数项目没有要求进行安全审查，要求审批的也几乎都得到了公平的听证。
　　踏过“血路”的中企教训：学会发声、避成“法盲”
　　应该看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开放的投资环境、成熟的商业制度、严格的法律体系、巨大的市场潜力等仍旧使得它成为中国投资者的一个理想目标。在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进美国的时候，将中国在美国遇到的投资壁垒简单地归结于美国有意刁难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阴谋论”无益于解决中国企业在美遇到的问题。找出中国企业在美发展自身的不足并从失败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才能使中国企业更加顺畅地在美国开展投资活动。
　　首先，中国企业应该更好地处理与美国媒体关系，以美国人易于接受的话语体系发声，从而缓解美国政客对中国企业的偏见和负面印象。中国企业在美国运作的时候不免受到传统观念中“酒香不怕巷子深”、“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影响，将关注点过多地放在兼并购的本身而疏于处理媒体和政府关系。然而中国企业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民众和政客对与中国企业的消极看法，还需要积极地通过媒体、智库等渠道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和舆论环境。
　　其次，美国政治中多利益集团博弈的特点给予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强大的影响力。在投资的过程中雇佣有经验的游说公司或政府公关公司几乎是中国企业想在美成功兼并购必交的“买路钱”。中国企业由于没有充分利用美国游说体系，使得在与同类美国竞争者中处于不利地位。2005 年中海油在收购优尼科的并购案中，在华盛顿遭遇猛烈地政治阻击的原因之一就是其竞争对手雪佛龙利用其政治资源和与国会良好的关系对民众和政客进行了有效的公关工作，从而导致中海油在并购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中海油吸取之前的教训之后，在2013 年收购尼克森石油公司的过程中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游说美国和加拿大相关部门，并通过非正式渠道与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沟通。最终中海油如愿完成对尼克森石油的并购。
　　此外，中国企业还应该熟悉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审查制度，并依据其要求合理地确定收购目标、制定收购计划、预判收购风险。中国企业在美国收购时应避免陷入盲目求大求新的误区，希望通过收购著名的大公司来提升其影响力。虽然收购美国“驰名商标”可能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和品牌知名度，但是这些公司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技术，对其进行收购也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和国家安全上的考量。当中国企业缺乏对美国媒体和政府公关制度把控能力的时候，这种“爆炸性消息”容易被竞争对手或对中国怀有偏见的政客所利用，反而对中国企业的兼并购起到负面作用。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了解美国法律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前提下制定切实可行的收购战略有助于提升在美收购的成功率，避免收购资源的过度浪费。
　　从国家层面来说，促进中国和美国的战略互信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能便利中国企业未来在美投资。中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是保障贸易和投资顺畅的基石。而正在进行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有助于弥合“双向”投资壁垒，即两国互为对方企业设置的投资障碍。
　　最后，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不确定性也是困扰很多中国投资者的一个问题。要分析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该理解贸易和投资是相互独立却又互动频繁的一组概念。特朗普推行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但这不意味着他会反对中国在美的投资，因为中国资本的进入有助于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经验也能帮助特朗普实现竞选时作出的重建美国的允诺。中国资本的进入从客观上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也迎合了特朗普“复兴美国”的政治主张。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推高美国的物价水平，进而增加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生产和运营成本。对于一些处于制造业的中国企业来说，在美国投资建厂，从国内获得价格低廉的原材料，进而规避产品进入美国产生的高昂关税的离岸外包模式可能更加困难。这些因素可能使得某些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热情有所减弱。此外，鉴于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中普遍的保守主义和反华主张，美国对于中国资本进入的安全审查有可能继续加强。由于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未发布任何与中国相关的行政命令，所以我们在他对中国事务态度上的判断依然有限。但相信不久之后，特朗普的中国政策会逐渐变得清晰。

来源时间：2017/2/20   发布时间：2017/2/14

旧文章ID：12561

作者：梁福龙  来源：观察者网

　　在习近平与特朗普的第二次通话后，中美之间的高层沟通立刻多了起来。当地时间2月17日，在德国波恩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的中国外长王毅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同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及财政部部长肖捷等人分别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通了电话。《环球时报》在18日发表社评称，中美两国的“大警报”解除，开始讨价还价。而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19日则以“中美开始就关心议题沟通意见”为题报道上述两次中美高层沟通。
　　特朗普上任后，中美高层首次见面
　　王毅与蒂勒森在波恩的会面是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官员最高级别的双边会见，也是蒂勒森首次代表美国出席外交活动。双方重申中美合作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性，并针对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17日发布的消息，王毅对蒂勒森表示，中国国家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同特朗普进行的通话十分重要。
　　王毅说，美方明确表示继续坚持“一中”政策，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中美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应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这一重要共识维护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给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
　　他也重申，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方愿与美方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沿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确保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中国外交部网站引述蒂勒森的话表示，定义美中关系的只能是友好。美方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不仅对两国关系非常重要，也对地区稳定发展有利。美方期待与中方开展高层交往，增进相互理解，维持、完善和加强各领域对话合作机制，在经济、金融、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文告称，双方还就朝鲜半岛核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但没有提供细节。
　　此前，中美两国元首是在2月10日，即特朗普就职三个星期后才正式通电话。在电话中，特朗普一改此前的态度，表示美国坚持奉行“一中”政策，得到习近平的赞赏。
　　新加坡《联合早报》18日引述外界分析认为，“习特通话”为中美外长接触扫除了障碍。中国此前对于王毅是否出席在波恩举行的G20外长会议一直守口如瓶，直到本周二才确定，相信与“习特通话”开创的条件有关。
　　国际舆论也认为，蒂勒森在特朗普转态表示奉行“一中”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王毅也在波恩强调国际社会应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再次呼吁欧盟尽早履行承诺，终止对华进行反倾销“替代国”做法。
　　美财长与中国政府财经团队通话
　　另据新华社报道，2月17日晚，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Steven Mnuchin）通话，双方就中美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北京时间18日消息，美国政府发布新闻稿称，财政部长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及财政部部长肖捷等人分别通了电话。
　　新闻稿称，努钦在电话中强调，他期待着在自己任内发展强劲的美中关系，其并强调了未来实现更均衡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努钦表示，他将致力于与中国领导层在双边及多边场合就经济、金融、贸易与投资以及非法金融等一系列问题上密切合作。
　　2月13日，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前高盛银行家努钦为美国财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其宣誓仪式。现年53岁的努钦曾在高盛集团工作17年。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他担任特朗普竞选委员会的财务主任，帮助特朗普竞选筹款。
　　为“习特会”铺路？
　　王毅和蒂勒森的会晤是中美高层精心安排的结果。双方只是重申了“习特通话”所强调的立场和共识，尤其是一中原则。但是，双方更是表达了强化高层交往与对话的意愿。
　　舆论普遍认为，王毅和蒂勒森的会晤可能会推动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首次直接会谈。“习特会”最有可能在德国汉堡G20峰会（7月7日至8日）间隙实现。但是，中美能否在德国G20场合实现元首会晤，从目前来看还是未知数。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王毅原本不打算参加这场波恩G20外长会议，改变态度的原因是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线，并表明遵循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
　　报道指出，由于蒂勒森也出席这次外长会议，北京与华盛顿协调王毅与蒂勒森举行双边会谈。会谈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为习近平与特朗普举行首次直接会谈铺路。
　　按照白宫和新华社公布的“习特通话”内容来看，中美元首均表达早日实现会晤的意愿。不过，白宫声明强调，两位领导人都发出邀请对方到访，彼此都期待继续举行对话，并取得丰硕成果。而中方声明只凸显两位领导人期待早日会晤，并未强调“互访”。
　　台湾“中时电子报”19日分析称，外传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习特会”将在7月德国G20峰会登场，一般预料经贸金融议题将是双方交手重点。为营造双方会前友好气氛，美国新任财长努钦日前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等财经高层通话，表达愿意建立发展强劲的美中关系。
　　法新社17日回顾称，特朗普在总统大选期间曾指责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做法和操作本国货币。他扬言一旦入主白宫将采取报复性措施，包括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论坛上含蓄地批评了美国新总统的保护注意倾向。
　　“中时电子报”分析称，相比先前特朗普强力抨击中国，指责中国偷走美国工作机会、是汇率操纵国等不友善说法，农历年后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却有明显转变。日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德国波恩会面，为特朗普上任后中美最高层级的官员会面。
　　外界认为，近期美方释出友善言论，可能是为了7月将在德国登场的“习特会”做铺垫。然而，当前中美在贸易纠纷、区域经济、货币政策、产业投资等领域都有摩擦，预料“习特会”上双方势必得就这些议题交锋。
　　值得注意的是，与努钦通话的中国官员，都是主掌中国财经金融政策的关键人物，例如汪洋分管工商外贸，周小川是金融与货币政策，刘鹤为宏观经济，肖捷则是财税政策。一旦“习特会”登场，这些官员都将是美方在谈判桌上面对的硬角色。
　　另一方面，尽管美方释出友善空气，但中方面临特朗普上台后的新局势仍不敢掉以轻心。中国商务部近日即示警，今年来中国遭遇多起贸易摩擦事件，目前中国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8日也在一场论坛上发表对特朗普执政及当前国际形势的观点。他强调，特朗普行政团队并不完全代表美国和美国政府，“但也不能对中美关系抱有过多期待，对特朗普的冒险行动要有心理准备。”
　　观察者网综合外交部网站、参考消息、联合早报、中时电子报报道

来源时间：2017/2/20   发布时间：20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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