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新春  来源：济观察报书评

　　2001年10日7日美国出兵阿富汗、2003年3月20日美军攻打伊拉克，这是21世纪初国际政治中的大事。当年，围绕战争目标、战争进程和战后重建等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曾做出过大量预测与判断。2011年12月18日，美军战斗部队全部撤出伊拉克。目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还在谈判过程中，尽管2014年底能否全部撤出仍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撤军只是时间问题。至此，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长期军事行动基本落下帷幕，可以做盖棺式的总结。当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判断和预测，不论是战略性判断还是战术性预测，绝大部分同今天的事实相去甚远，几乎是集体性走偏。
　　反思是进步的阶梯，如能通过寻找当年判断的理论、事实、逻辑疑点，勾勒出学术研究的轨迹，就能看到我们今天是否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一、判断
　　本文选择2001—2004年国内学者涉及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文章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代表学术刊物，《世界知识》代表通俗刊物。四年中，三家刊物共发表4219篇文章，其中直接、间接涉及两场战争的文章为400篇左右，这些文章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在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解释、说明、评论类的。关于预测的只言片语往往淹没在文章的海洋中，整篇文章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逻辑推理都以预测为目标的可谓凤毛麟角，甚至是绝无仅有。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大家普遍看衰美国，认为美国既不能打垮阿富汗政权，更不能收到反恐效果：“美国怎么能打赢呢?敌人在哪儿它都不知道”；美国军事打击的手段不多，且要顾及后果，以空袭结合小股特种部队人境缉凶的可能性较大；美国通过军事行动来改变阿富汗政权结构，并非易事，军事反恐不会取得多少实际效果；甚至，美国一旦将塔利班作为敌人，反而会使其浴火重生，其政权得以巩固；“我有个预感，就是再过二三十年回过头来看，也许这是美国由盛至衰的一个转折点”。只有一人认为，美国凭借如今的超强国力，又有各国合作，“极有可能取得对塔利班战争的胜利”。事实上，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势如破竹，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2002年3月布什总统宣布反恐第一阶段结束。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学术界的判断迅速逆转，怀疑美国军事能力的声音烟消云散，质疑美国能否搞定阿富汗的声音也迅速消失，转而夸大美国的军事、战略成就。比如，有学者认为：美国已确定无疑地在阿富汗立定了脚跟，轻而易举地进入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格鲁吉亚，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以来西方军队第一次驻扎中亚，最典型地说明了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是何等巨大；美国霸权性优势出现新的跃进式扩展，其欧亚地缘战略大大推进了一步，中国西部受到威胁；21世纪初，美国的实力地位似乎已经登峰造极。还有学者认为，阿富汗战争证明国际政治的性质变了、大国关系性质变了。战争中，世界主要大国、阿富汗周边国家积极配合美国，大国关系的融洽程度似乎前所未有。2003年1月，《现代国际关系》召集10位专家讨论阿富战争后的国际局势，会议主持人总结：“恐怖与反恐怖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世界主要矛盾，这已是大家的共识。”因此，国际政治的主题变了，主要矛盾变了，大国竞争、霸权与反霸权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形成一种以美国为主导、兼顾各方利益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21世纪与20世纪的一个根本区别；美国认识到，唯有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才是方向，这是美国的一次大觉醒。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以及与伊拉克周边国家产生激烈冲突，大国关系一团和气的局面不见了。面对这样的事实，学界判断再次大转折。不少人认为，国际政治的性质又变了，大国关系的性质也变了，美国反恐战争具有强烈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国际政治中心仍是单极与多极、战争与和平、霸权与反霸权的矛盾与斗争；世界更乱了，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将在很大程序上瘫痪或瓦解；大国关系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动荡，大国良性互动趋势面临逆转；西方出现“二战后最严重的分裂”，美欧渐行渐远具有长期、战略性与结构性，因为共同威胁不存在了，共同的价值观受到质疑，联盟的基础坍塌，同盟将名存实亡。
　　同战前激烈的大国博弈相反，美国攻打伊拉克异常顺利，21天推翻萨达姆政权。对此，学界预测伊拉克战争将极大地改善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得以分别钳制伊朗和叙利亚，新生的伊拉克极可能成为伊朗的强大对手；“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美国主导下的中东正迅速转变为美国霸权下的中东”；美国在中东已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伊拉克是美国插在阿拉伯世界的一根“支柱”，是美国根除中东恐怖主义的基地、整合中东的大本营；美国可以控制中东，进而实现以石油为后盾的全球霸权；大国力量对比更加向美国一边倾斜，一超正向独霸发展。
　　但是，又过了几个月，由于美国在伊拉克受挫，上述评估站不住脚了。同一批学者提出，“中东：美国霸权的陷阱”，从馅饼到陷阱只有几十天时间。学者们再一次认为美国霸权出现转折：美国实力已经达到阶段性峰值，地缘扩张冲顶回落，其国际权势和地位局部出现了严重逆转，总体来说凸显“形势性赢弱”和“结构性赢弱”；现在，两场战争的战略影响非常清楚，伊朗的两个死对头“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被消灭，伊朗明显壮大，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伊朗“独大”的局面当然也严重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如果说两场战争是美国走向衰落的转折尚有争议的话，那么美国的霸权没有得到巩固、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战略地位也没有得到改善则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早前关于两场战争的战略预测与事实相去甚远。其实，早在2004年11月美国陷入阿富汗的态势明朗后，已经有人看到中亚是一个“地缘政治黑洞”，而不是之前的亚欧心脏。
　　在战术判断上，学界一方面对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的困难估计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对战后美军驻留问题预测完全失准。
　　令人奇怪的是，从2002年3月阿富汗主要战争行动结束后，学术界极少有人谈论阿富汗，似乎阿富汗问题已经解决了。2002年底阿富汗面临非常严峻的国内动荡，有学者仍然认为：“目前阿富汗已完成新旧政权的交替，迎来了由乱转治的新契机。走向稳定与发展是阿富汗的大势所趋。”在伊拉克，2003年5月1日布什宣布战争结束，大家也都比较乐观，认为美国大体实现其战略设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的估计是第一阶段可能持续3—6个月，第二个阶段可能持续两年左右；在美国对伊拉克实行占领的情况下，伊拉克局势不会失控。还有人认为，战后重建是一个各方争夺的巨大“战略利益”，欧盟及德法都要在重建时抢夺战略红利，因此，重建面临国际主导权之争、经济利益之争；从中、长期看，这是美国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的绝好机会，扶植起亲美政权后，通过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可以影响世界石油市场走向。
　　2003年8月，有人认为“伊拉克问题基本解决”，“无人怀疑美国实施其改造中东战略的严肃性和能力”；在实现其计划前，美国不会轻易撤兵。到2003年l1月，伊拉克恐怖袭击非常严重，学界仍有判断称“反美抵抗力量对美尚难构成实质性威胁”，“布什不会放弃先在伊拉克树立起‘民主样板’进而改造中东的战略”。直到2004年9月，才有学者认识到，想要将伊拉克政权打造成美国设计的“民主样板”只“不过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
　　在战后驻军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明确提出美军会全部撤出阿富汗、伊拉克，相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将借机在两国永久驻军。2012年2月，阿富汗大规模军事行动还在进行之时，有专家认为，“美军长期在中亚保留军事基地已成事实”；美军将在中亚长期驻扎下去，帮助当地的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美国的触角伸进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试图赖在中亚不走；不仅美国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存在是必然的，而且美国很可能借反恐之机，在亚太地区进行新一轮军事战略部署，配合北约东扩进程；美国即使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也极有可能找借口在阿富汗留下军事力量。2004年11月，美国已经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有学者仍然相信“即使局势稳定到可以撤军的程度，美军也决不会远离中东，而是要在阿拉伯半岛和红海地区长期安营扎寨”。
　　没有人预测到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先后有200万军人参战，6000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直接开支1．5万亿美元。两场战争几经波折，预测失误实难避免。然而，对于国际政治的性质、美国全球战略的态势、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等战略性问题出现数次误判，值得深刻反思。同时，不论是战略性预测还是战术性预测，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较为少见。即使有一些不同意见，也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没有对逻辑、理论、事实的检验、质疑，而只是抛出自己的观点。
　　二、理论
　　在关于两场战争的研究实践中，如果说可以找到清晰的理论支撑的话，几乎是清一色的现实主义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交替出现，以不变应万变解释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理论视角，看似做研究的人很多，从理论角度来看则是一个人在做研究。罗伯特·杰维斯在反思冷战结果时指出，绝大部分政治事件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理论的简洁性以牺牲事物的真实性为代价，多个理论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事物的复杂性。
　　在解释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略意图时，在预测美国占领两国的战略影响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首先，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斗争。所谓世界格局，就是世界力量对比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世界是一个以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为动力的世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依然是权力政治的本质，单极与多极竞争替代美苏竞争及两极世界与多极世界的竞争，成为这一时期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调整的主线和基本内容。其次，军事性、进攻性、霸权追逐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冷战后，美国通过“海湾战争”获得了对中东地区的大体控制，通过科索沃战争基本控制了巴尔干半岛，通过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和敲打朝鲜基本控制了东北亚地区。按照既定步骤，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下一步用力的重点。这是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美国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建立全球霸权，这是霸权国家的本性，并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具体的威胁源。第三，只要军事影响力得到扩张，美国的霸权和国际地位就能得到提升。因此，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后，学术界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得到极大巩固，没有人去关注美国需要付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也没有人关注军事占领的战略效益是什么。第四，只要是已经获得的军事影响力，一定会继续保持它。因此，不难理解，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会在伊拉克、阿富汗保留永久性军事基地。
　　依据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霸权国与反霸权国之间是零和游戏。然而，阿富汗战争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却恰恰相反，美国霸权得到提升，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军事争霸，反而“协调与合作是主要的”。对此，学术界转而应用防御性现实义理论，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并非没有前提和限度，而是基于对威胁的评估。阿富汗战争后，反恐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成为霸权国家全球战略最优先考虑的阶段性目标。
　　对于理论局限性，当时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了，“阿富汗战争后，用地缘政治认识和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的专家学者日渐增多，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中关于欧亚板块的论述被反复引用”。也有学者提出要超越地缘政治学，从多层次、多视角审视国际关系；应当从权力霸权、制度霸权和文化霸权三个角度考察当前的国际体系；更有人指出在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世界中，必须用双赢或共赢取代零和博弈思维。然而，这些现实主义之外的理论视角并没有应用于研究实践。对于没有办法纳人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框架的变量，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但是弃之一边。例如，当时有学者认识到，“冷战时期，主要矛盾是东西对抗、两超争霸，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到两制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上，它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其它一些矛盾。但冷战之后，两超争霸的矛盾消失，南北差距、民族矛盾、宗教极端、资源享有等诸多问题一起凸显出来，有些矛盾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建构主义理论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美国对待国际事务的观念有所调整，一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思考中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二是大国协调与合作意识加强；三是国际治理框架中治理意识的加强。”但是，这些变量没有办法在现实义理论中找到位置，因而也没有在战略预测中发挥作用。甚至同一个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虽然认识到“美国这一次是真正把恐怖主义看成了心腹之患，美国的根本威胁不再是大国竞争”，但结论却是，“美国借反恐战争行称霸之实，就是要实现美国的单极治理”，“争霸与反霸的斗争是未来大国关系的重大主题”。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思维影响之深。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应用也并非系统的、规范的，而是无意识的，或者说仅仅是现实主义思维的朴素应用。人们只是简单地运用“落后就要挨打”、“国强必霸”等观点，并不去仔细研究现实主义理论的前提、概念和逻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某一个特定角度看问题，必须有假设前提限制其他变量，因而只有在有意识地运用理论的情况下，才能知道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具体现象。现实主义理论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具有最强大的解释力。例如，当时就有学者指出，后冷战国际体系特征是权力霸权、制度霸权和文化霸权并存，但主导大国互动的主要方式是制度霸权。因此，制度主义在解释大国关系时往往更有说服力。
　　有趣的是，在镜像思维影响下，中国学者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也是受现实主义主导的。“现实主义在美国当前对华政策中是起主导作用的”；“美对外战略死守冷战思维定势，借反恐追求地缘战略优势”。恰恰相反，当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自由主义却主导着美国。“在外交事务中，大部分美国人是自由主义者，在关于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和理解的问题上，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又是乐观主义者。”
　　一位学者依靠单一理论视角解释一个复杂国际事件是可以的，因为总会有别的解释形成互补。但是，当全国的学者都从一个理论视角解释某个事件时，就成问题了。特别是，当大部分人都是在无意识地应用朴素的理论观点时，就接近于没有理论。没有理论，一切预测都会沦为随机猜测。
　　三、逻辑
　　可以想象，几乎所有判断和预测的逻辑都是辩证逻辑。辩证逻辑的三条原则(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与五个维度(内因外因、主次矛盾、一般特殊、相对绝对、局部整体)集中体现为“矛盾”的观点及分析方法。辩证逻辑的优点是简洁、实用，能够用全面、发展、联系、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其最大缺点是模糊性，因为辩证逻辑主要关注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不关注事物本身的名词性、属性，而名词性才具有确定性。在关于两场战争的逻辑推理中，简单、率性、随意应用辩证逻辑等不足充分暴露出来。
　　首先，对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缺乏标准，具有非常大的随意性。阿富汗战争前，大部分人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霸权与反霸矛盾，因此推断美国要通过反恐谋霸；反恐是真心，谋霸是真实的，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假途伐虢”，虞国、虢国都要。2001年9月25日，《现代国际关系》召集16位学者座谈，大家一致认为：美国虽然要反恐，但也要控制欧亚大陆中央地带，直指亚欧大陆的心脏，打压和遏制俄罗斯。当然，也有人认为恐怖与反恐怖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美国的根本目标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尽其最大能力进行反恐斗争，美国担心的是其他国家利用美国反恐获益。阿富汗战争后，绝大部分人认可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是也有人认为“长期的国际主要矛盾从‘一极’主宰与‘多极’化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变为与恐怖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用于判断哪一对矛盾为主要矛盾，不同观点之间只能自说自话、无法辩论交流，当然也没有实证的程序验证哪种观点更可靠。正因为如此，关于国际政治主要矛盾的认识才会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两起两落。同样，在选择何者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也有非常大的随意性。例如，有人指出，“鉴于伊内部派系林立，民族宗教矛盾极其复杂，战后伊拉克能否维持稳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若伊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长期陷于动荡和事实上的分裂之中，不仅可能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又一温床，而且也可能成为危及地区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根源。”但是，其结论是：“倒萨后，美在中东主导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再如，一位学者指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可能面临军事、政治、财政等多重困难，但是结论仍是美将进一步扩大反恐、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显然，作者认为这些困难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主要靠顿悟，不是靠方法、理论。
　　其次，过度强调全面、辩证的研究视角，缺乏对细节、具体路径的实证研究，结论是想像出来的。在两场战争前后，学术界有两个推论。一是美国占领阿富汗、伊拉克就能控制中亚、中东的石油：美继续在中亚驻军，着眼于中亚、里海的石油，在中亚能源开发争夺战中占主导地位；美国能控制阿富汗，就控制了中亚油气输出的管道，也就控制了中亚丰富的油气资源；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控制了伊拉克油田，控制海湾，就可以控制日本、西欧等大国的血脉，就可能控制世界经济；一旦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美国石油公司就可以长驱直人伊拉克市场，获取重要财源，重整世界石油市场。二是美国占领阿富汗、伊拉克就能建立起亲美政权：“若美‘倒萨’成功，并建立了亲美‘民主政权’，新生的伊拉克就很可能成为‘阿拉伯超级大国’，必将引起中东地区的‘重大地缘变动”’，“一个亲美的伊拉克将大大加强以色列的有利地位，改善以安全环境”；总体来看，民主改造伊拉克的方案有比较现实的一面。这两个推论都没有能够经受住现实检验，美国在阿、伊既没建立起亲美政权，也没控制住石油。这两个论断缺乏具体、清晰的逻辑推理过程，只是从观点到观点、概念到概念，结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想当然的逻辑：只要美军占领阿富汗、伊拉克，就等于美国控制了两个国家，然后就可以建立亲美政权，就可以随意支配这两个国家的石油和外交，至于军事占领后通过什么手段控制整个国家，通过什么手段建立亲美政权，美国这样做的成本、代价和可能性有多高，都没有受到关注。缺乏对细节的论证，预测就是一种哲学思维，而非实证。
　　第三，名词性、概念性缺失，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使研究过程、结论都具有模糊性。阿富汗战争后，学术界认为，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处于历史上罕见的“单极时间”，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国际力量能够挑战美国的地位。2002年7月2日《现代国际关系》举办的“时代特征问题”研讨会认为，当前世界处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其他国家没有意愿平衡美国。专家们使用“唯一超级大国”、“单极世界”、“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500年来首屈一指的地位”、“霸权体系”、“超级权力”、“单一霸权”这样的概念来描述美国的实力，认为这种格局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不会出现大国制衡。但是，没有人给出定义：什么是单极霸权，一个国家达到怎样的国际地位可以称之为单极霸权。然而，两个月之后，在伊拉克战争上主要大国联合制衡美国，无人制衡美国的结论显然不成立。那么，是不是两个月之中美国已经从“单极霸权”位置下来了呢?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问题出在对单极霸权的界定上，美国实力地位并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师米尔斯海默的定义，目前世界上没有全球性霸权，只有一个地区性霸权，那就是美国在美洲的霸权，美国在那里是唯一的大国，没有邻国对其构成任何军事威胁。再如，有一篇文章的结论是“美国完全控制中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给出“完全控制中东”的概念，也没有定义什么叫“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的结论因为太模糊，不可以证伪，因而也没多大意义。
　　第四，每一个问题都是从全面的视角、矛盾的两面来分析，结论往往骑墙。作者分析事件的走势时，往往是谈正反两方面因素，并且大部分时候没有明确指出哪一方面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读者去仔细品味才能发现。如，在谈美国的改造中东计划时，作者主要谈这个计划的可行性，然后指出美国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可能面临困难；再如，“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强势与弱势”一文，指出美国出兵伊拉克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这两篇文章的结论都是：美国要搞定伊拉克有困难。这就等于没有结论，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困难。
　　缺乏对概念的有效界定、缺乏对细节的深入追踪，导致结论要么是想像的而非实证的，要么因太模糊而不能证伪。更可怕的是，过去30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西方成批引进的，都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造成了理论与逻辑思维的脱节，形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非驴非马形态。
　　四、方法
　　在本文选取的所有文章中，只有一篇采用博弈论方法，其余都是历史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是一种优秀的方法，“历史是一个有用的数据库，在那里能找到失落的钥匙”。但是过度依赖甚至粗暴地使用历史分析，往往是给预设结论寻找历史根据，而不是沿着历史轨迹寻求发展变化态势。
　　历史分析方法依据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的历史性，认识现状和预测未来。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同，历史分析方法认为每个事件都具有独特性，必须对其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影响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弄清其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历史分析方法的优点是更接近现实、更全面，关注每个领域的因素，具体分析每个问题，适合解释复杂因果关系，其缺点是没有清晰的因果逻辑关系，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历史分析方法要求对历史背景、原因、条件、内容、影响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分析，以便最大程度上接近客观现实。例如，对一件事情的历史背景分析就应当从国内、国际视角，分别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背景。政治又可以包括政府、政策、政党、外交、阶级、民族、军事等等。可见，历史分析方法关注具体、关注细节。相比之下，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西方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则重视理论、重视简洁。西方学者认为，“对于科学方法，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基本的特征是一样的，即收集材料、形成假设、验证假设、得出结果。任何一个分析报告都由三部分组成：假设、事实和判断(Assumption，factsandjudgment)，三者不可分割。
　　近30年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将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粗暴嫁接，同时放弃了历史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的优点，将二者的缺点集于一体，形成了非中非西的研究方法。在实证主义方法中，核心步骤是对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在历史分析方法中，核心步骤是对历史的全景式复原。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放弃了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抛弃了对历史的全景式复原，而是借用现实主义理论的简洁性，只抓住一两个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然后得到线性结论。在分析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略图谋时，有学者进行了这样的推理：“根据美国在朝战和越战中的一贯作法以及美国目前对阿军事行动的某些作法，美国对中亚显然有长期地缘战略考虑。打垮塔利班后，美国有可能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亲西方的政权”；“1990年，在全世界的支持下，美国在击退伊拉克的同时，顺理成章地建立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众所周知，在与俄国人长达40余年的冷战中，这正是美国梦寐以求的目标。当前的这场战争与l0年前的那场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推理看起来都是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历史轨迹来预测未来趋势，实际上作者没有详尽分析朝战、越战、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历史背景、过程，而是仅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惯用逻辑分析了这些事件中权力政治的影响，然后就得出了结论。例如，还有一位学者这样推理，“当我们完整地审视了美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后，就能够得出结论：美国在其面临的每一次重大危机事件后，都使得美国的扩张反弹更进一步，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有在力量扩张方面衰退和收缩的国家。冷战后，美国通过打海湾战争控制中东；通过科索沃战争控制东部欧洲；通过打阿富汗战争控制中亚。”显然，这里的“完整地审视了美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指出的是其霸权扩张轨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发展轨迹。
　　此外，中国学者特别喜欢应用比较一历史分析方法，对不相连贯的时间段、不同国家的类似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然后得出当前事件的结论。比较一历史分析方法在案例选择上必须严格操作，否则就会发现历史事件之间无法进行有效比较。因为，比较一历史分析大体上有两个路径：一是求同法，采用多变量的方式寻找多个案例背景的共同原因；二是求异法，唯一不同的变量造成了不同的结果。不管求同还是求异，都要求对复杂变量进行排除，然后才能得到相同或相异的变量。但是，中国学者在案例选取上随意性大，既不求同也不求异，而是进行简单类比。因此，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比较一历史分析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方面，19世纪到20世纪初，阿富汗发生三次抗英战争，当时英帝国如日中天，被打败了；还有苏联入侵阿富汗，当时苏联也是超级大国，但也被阿富汗打败。阿富汗正准备第三次打赢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战争，让美国陷入阿富汗泥潭中。另一方面，冷战后，美国通过海湾战争控制中东；通过科索沃战争控制东部欧洲；通过阿富汗战争控制中部亚洲；通过将来可能进行的台海战争控制东亚。每打一次战争，美国的联盟就扩大一次，美国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就增强一次。海湾战争是西方联盟加部分阿拉伯国家；科索沃战争是北约全体加整个欧洲；阿富汗战争时，美国几乎动员了全世界。历史分析方法要求全面而精细地重现历史事件的背景、发展轨迹，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异同，从差异中寻找变化，从发展轨迹中展望趋势。但是，绝大部分文章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是把历史事件信手拿来、简单类比。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势如破竹时，对比的案例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当美国陷入泥潭时，选择的案例则是越南战争。
　　精细的历史分析往往能得到可信的结论，这也是该分析方法历久弥新的根本。例如，一位学者通过分析阿富汗独立外交传统，指出未来阿富汗不可能一边倒向美国，“即使美国在未来阿富汗有较大影响(但能否保持其军事基地还是一个未知数)，后者的外交政策估计仍会受到其中立传统的约束，因而中阿的友好关系是可以预期的”。但是，简单粗暴的历史分析方法只能收到图解预设结论的效果。正如西方谚语所讲，瞎子拄灯柱，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寻求支撑。
　　五、学风
　　学风是个大问题，这里只涉及研究的专业性和客观性。理论、逻辑和方法都是研究问题的工具和路径，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对问题本身的专业知识，对工具的研究不能取代对问题的研究，否则就是舍本逐末。正是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在国别研究领域，中国缺乏真正的专家。
　　国别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也是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需要真正的专家而非“大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恰恰缺少专家。在两场战争前后，在期刊上、媒体上露面的作者群大体上是同一批面孔。不论是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美国外交还是时代特征、国际形势走向，台面上的人都似曾相识。这批人可以称之为“大家”、战略家，他们掌握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现代战争是全面战争，涉及美国、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是准确把握变量的基础和关键。然而，在关于两场战争的研究中，几乎看不到专业研究，而到处都是战略研究，都是从大战略、大棋局高度看问题。没有扎实的国别、领域研究，战略研究就是空中楼阁。仔细分析前述400多篇文章可以看到，两场战争期间居然没有涌现出阿富汗问题专家、伊拉克问题专家、巴基斯坦问题专家。中国的国别问题专家本来就少之又少，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又难以立足主流，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越没有地位、研究的人越少。相反，“大家”、战略家们却如鱼得水，话语权越来越大，涉及的面越来越宽。因为缺乏真正的专家，所以关于阿富汗、伊拉克形势的分析都是一些常识性知识，缺乏深入的第一手材料。战略家们往往转述美国观点，“美国领导人的许多言论表明，他们对在阿富汗作战的实际困难、对美国可用的军事能力的局限性、对军事打击所涉及的外交麻烦和地缘政治陷阱、对战后安排的复杂性和可能代价，都有比较清醒的估计。”即使是偶然有国别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也难入“大家”、战略家的法眼。专业知识缺乏、国别研究与战略研究脱节，战略预测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专家需要中国传统学风中“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但在信息时代、家国天下新月异的背景下，很难求得这样的人才，目前的科研体制也不鼓励这样的人才。
　　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干扰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政治正确问题，只不过有的国家更严重些罢了。在中国学术界，看坏美国是正确的。把美国的威胁估计得严重一些、长远一些，在政治上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政治避险的捷径。过去几十年的学术历程大体表明，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威胁的估计往往偏于严重。中国外交史专家章百家指出，从我国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外来威胁估计过高。同样，唱衰美国也永远是政治正确的。有一位学者指出，很难否认有一种倾向，就是判断美国地位下降，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可以论证多极化；而说美国地位没有下降甚或上升，会产生“感情、立场有问题”、“跟多极化唱反调”之嫌。
　　预测国际事件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特拉克(PhilipTetlock)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做过一个实验，分别访谈189位苏联、南非、中东领域的专业人士，包括教授、情报分析员、记者、政策分析员和研究生，让他们对未来一到五年的事情做出预测。五年后发现，预测结果令人失望，预测准确率略高于概率。人类永远不可能找到完全科学、准确的预测结论，但是可以努力向科学靠近一点点。人类社会科学数千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专业知识、专业方法。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仍然重视出思想、出观点、出点子，靠的是诸葛亮、笔杆子。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要专业化、科学化，必须依靠理论、方法，必须积累大量的案列研究，必须研究具体、实在的问题。十年前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写文章的多，做研究的少；写“大”题目的多，研究“小”问题的少。今天看来，形势没有好转，似乎还有恶化趋势。但愿十年后若有人回顾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要再得出相似结论。

来源时间：2017/2/13   发布时间：201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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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曦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从去年至今，“民族—民粹主义”的狂潮正席卷西方世界，一夜之间，仿佛亘古不易的“政治正确”信条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在普通民众与知识阶层之间真真切切地撕裂了。相形之下，在政治哲学中被称为施密特主义的“以敌友划分界定政治本质，置民族—国家利益于国际法之上”的政治话语似乎正以一种压倒性优势主导着当下西方的政治现实。特朗普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禁穆令”，他标榜的贸易保护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与去年6月英国脱欧，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惨败遥相呼应；而在今年接踵而至的欧洲各国大选前，法国国民阵线(FN)、德国选择党(AfD)等极右翼政党的浩大声势，似乎都预示着西方世界将有一场大变局。
　　近日纽约新学院哲学系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曦，对美国学界最著名的左翼学者之一西蒙·克里奇利 (Simon Critchley，1960 — ）教授就特朗普现象展开专访。面对中国学生的提问，克里奇利对特朗普上台前后诸如思想与情绪、真相与谎言、被代表与边缘化等一系列今日“美式民主”的典型症候做了精彩点评，揭示了施密特意义上的“赤裸政治”如何在当下的美式民主中粉墨登场，政治在心知肚明的谎言套谎言的体制下，经由媒体、景观、作秀运作，依靠经济利益得以保全。今天，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抬头已成为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国际政治或将滑落至一种返祖性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特殊时刻，克里奇利提醒，西方左翼需要汲取教训，面对民粹主义的威胁，人们必须思考一种“有动机的政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他指出一种有效的政治必须懂得如何让体制性的、政策性的、结构性的元素，能够契合特定地域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气质、秉性，如此政治伦理主体方能培育出来，公民才能向参与公共政治事务、投身公共善的方向发展。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1960 — ）现任纽约新学院哲学系教授，约翰·乔纳斯荣誉教授，欧洲哲学论坛执行委员会创始委员、常任委员，曾任英国现象学学会主席，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研究员。个人学术专著二十本有余，部分著作已译成多种语言。此外，他还是《卫报》的撰稿人，《纽约时报》大众哲学专栏《石头》的编辑，该专栏已经吸引了数百万的读者。

　　王曦：近年来您的《无信仰者的信仰》和《无尽的要求》等探讨政治哲学的著作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巨大，您对美学和政治伦理学交叉领域的探讨更是在西方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引发了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等左翼学者的广泛理论对话与争锋。您曾在著作中谈及施密特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杂纠葛，谈及当下政治与美学、伦理学的错综关系。还想请教您如何看待当下欧洲传统政治势力与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的争夺与博弈？特朗普所预示的是否是一种新现象？
　　克里奇利：这是一个很复杂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让我们从我的家乡英国脱欧往后看，公投是一个重要时刻，被精英们边缘化的最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表达一种诉求，或者说抗议，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十分强大，却同时又模糊不清的民族情绪。不仅是美国这次的竞选，今年二月份德国的竞选，五月份法国的总统选举，不得不面对的是相同的局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欧洲的自由主义政治似乎已走到了解体的临界点。当然这一直都是俄罗斯想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北约同盟正在日益土崩瓦解。现在的政治更像在看戏，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惊心动魄的大戏。想来这丝毫不让人奇怪，特朗普的首席战略专家和媒体顾问史蒂芬·班农，之前是个不错的好莱坞导演，他将莎士比亚的一部政治戏剧《泰斯特·安特洛尼克斯》拍成了电影，这应该是莎士比亚最早的一部戏剧，关于一场玩弄权谋的残忍的政治屠杀。班农还参与了11年另一部改编自莎翁戏剧《科里奥兰纳斯》的同名电影拍摄，这部电影大致反映了共和国与军事独裁的权力博弈。政治正被那些有着戏剧背景的幕僚们美学化，这种美学化以一种让人们持续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运作，他们不停地变换着政治景观，让这场大戏能够持续上演。特朗普很精明地看清了这点，因而能够让戏演得引人入胜。目前发生的像一场电视真人秀，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了戏剧特征。
　　特朗普毫无疑问是一位施密特式的人物，推行着施密特意义上的“赤裸政治”，我想强调的是在眼下的时间点上，我们看到的是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塌陷。我们将一位成功的商人推上了台。在施密特的定义中，统治是对孰为敌人、孰为朋友做出决断，特朗普眼下的所有决断，他在全世界“寻找敌人”的举措，都聚焦在我们能做一笔好生意还是坏生意。特朗普这两天颁布的移民法令，宣布开始“修墙”的政治秀，和他竞选以来调用的“反华”修辞，背后运作的是同一套敌友逻辑。中国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在他的演说辞令中被转化为将美国各个方面打得一败涂地的政治强敌形象。商人的清算和精明手腕，使他擅长用媒体宣传调动起人们的各种情绪，在这里我指的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恐慌，对被外国移民，或中国人抢走工作的恐慌。这即是在施密特的意义上借助臆想的外部威胁以确保帝国秩序的活动。这种借助关于外部敌人的景观生产机制，推行政治决断的手腕在历史上并不陌生，只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位电视真人秀选手的倾情演出。
　　特朗普现象还将如下的施密特政治教义赤裸裸地演绎出来：我们知道政客都是骗子，他们同样知道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他们同样知道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撒谎。这的确是施密特意义上的“赤裸政治”，一种当代的特殊类型。政治在心知肚明的谎言套谎言的体制下，经由媒体、景观、作秀运作，依靠经济利益得以保全。你只要看一下特朗普上台以来金融市场和股市运作得出奇好的现实，就大概能理解特朗普意义上的“赤裸政治”是如何了。我们经过了奥巴马的8年，在政治准则、理念和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规则下运行的8年，但现在一切都不再如此，经济利益至上的“赤裸政治”压倒一切，而资本主义的秩序却依然借这个充斥着我们心照不宣的谎言的体系得以保全，但究竟何去何从我们只能等着继续看戏。
　　王曦：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经济运作良好，政府就能够被保全？但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语境下，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扰乱难道不意味着政治德性的沦丧和政治的堕落吗？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何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准则，难道不都会很快无底线地沦丧下去？同时，如果民族国家利益压倒性地高过国际公义，这是否意味着长久以来为达成多边合作关系和全球合意结构付出的许多政治努力可能都将付诸东流？
　　克里奇利：这的确意味着政治德性的严重堕落。西方世界的人们依旧生活在这样一种疯狂的幻觉中，好像体制会永存。对这一点我的态度很悲观，依然没有能改变现状的集体意志。施密特主义的流行，意味着现在的政客和民众都懂得政治或多或少需要谎言维系，民主、权力、尊严甚至自由等无比珍贵的字眼，都被扭曲、降格成了确保国家体制的自我维系而不得不说的低贱谎言。民众认为在特朗普公然摒弃左翼自由派熟稔的政治规则和辞令背后，他们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他是个逐利的商人。现在我们有了个商人式的美国总统，一切问题都成了交易问题。特朗普正在发起的是一种交易政治，现在美国正试图做的是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达成新协议，并强硬地将之落实，因此我们可能破除所有这些现有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下的贸易关系。不妨做个回顾，现在人们将里根与撒切尔的上台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出现，那种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市场的理念，以及全球化了的市场；与市场全球化同时的是中国的崛起。接着我们这儿出了奥巴马，他力图采取贸易自由主义机制，控制全球主义效应。而今所有这些都被拒绝了。以往我们的观念是，会有一些国际协议，这些协议意味着跨国的全球的合意结构，每一方都来签署这些关于环保或各种其他事务的国际协议，国际磋商聚焦的仅仅是我们能否令中国或者美国签署这些协议。但是现在，它们都被拒绝了，人们想要个商人做领袖，他“寻找敌人”，仅仅关心能不能做一笔好生意，即便那意味着相当艰难的谈判。
　　王曦： 所以特朗普强硬的交易政治，意味着全球政治经贸关系将很可能从多边主义的斡旋与合作滑向一国对一国的力量对比？您觉得特朗普这种本国利益至上的民粹主义姿态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造成何种挑战？会给国际政治生态带来何种影响？
　　克里奇利：没错。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曾一度被奉为世界效仿的典范，但现在显然成了一种讽刺，除非你想往你的国家输入像我们这里一样的不确定性及混乱无序。对我来说特朗普现象提出的问题是：特朗普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获胜？他的演讲方式为什么会鼓动人心？他究竟鼓动起了什么？我想先抛出的判断是：在当下国际政治滑向一种返祖性的民族主义话语之时，西方左翼需要汲取的教训是政治不仅依赖对民粹主义威胁的深刻洞悉。面对民粹主义我们思考的应该是，一种“有动机的政治”如何被构建起来。
　　先从众所周知的“铁锈工业带”的白人将特朗普推上了台讲起，但不仅仅是这些人，他的演讲在很多人那里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在他路人皆知的谎言和让人不齿的行径背后，人们却认为有一种隐藏的真理，一种第一次替他们发声的真理。在特朗普选举获胜后，他的第一条推特写的是“这是一场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胜利”。特朗普现象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新的选民结构和能够发动起他们的政治名义，那些没能从全球化中获得任何好处的人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大企业的收购和私有化，使原有的工业在制造业产品外包的全球市场倾轧下消解，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大量蓝领的失业，所以“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就成了对中国等国家不满情绪的表达形式之一。我的想法是，过去四十年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发生的事情是政治被商业接管，自由主义右翼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筹划着怎么运用市场的权力，市场成为影响人们方方面面生活的杠杆性因素。这个观念的盛行在当今的美国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市场面前政治的力量十分微弱，真相在这次选举中毕露无疑。
　　你想想看，在特朗普好像要获胜的时候，人们最主要的反应是“这会对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很显然，市场决定了政治！里根的美国时代和撒切尔的英国时代以来，一直试图削减政府对人们生活影响，这导致工作岗位基本上由市场支配。但很显然，市场支配一切既意味着关税和贸易都不受限，也同时意味着无法确保本国人的工作岗位；因为市场跑到哪，工作岗位就在哪，而提供较多岗位的制造业显然青睐成本更低廉的非西方国家。概言之，商业支配政府的现实，使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受损。而特朗普的悖论在于，美国的政府早已无可作为，除非贯彻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策略，但这在美国又不现实。因而对很多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是个很神奇的模式，在确保市场运作的情况下，政府依然能够对市场施加足够多的影响。
　　王曦：所以您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以加强政府操纵的方式实现与全球化市场的博弈？
　　克里奇利：这对美国来说已经太晚了，现在他们能做的只有被称作“资本回撤”的举措。也即将那些被分配到世界各地的资本再度收拢回来，投资在本国的基础设施、工厂企业、产品制造业上，他们预测十年或二十年后重新夺回那些“被抢走”的工作机会。这是很多人想要的，但实际上如我们所说的，人们习惯了汽车、洗衣机、各种家居用品低廉的价格，如果要改变很难。所以我想强调的是，特朗普更多调动的，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情绪”，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选民群体，并尝试发明一套能表述他们诉求的政治话语。这些群体长久以来感到被两样东西欺骗了：一是全球化的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近二十年乃至四十年内的发展，很多人感到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另一个是国家自身塑造的形象，或是说国家许诺要代表的群体。那些最普通的工人阶级的白人感到这个国家不再是他们的，文化象征语言中充斥着少数族裔、多样性等的话语，但他们没看到关于他们的任何表述，他们在问： 我是谁？我的感受如何？我应该怎么办？这种被彻底忽视的感受，让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只剩下握紧“让美国再度强大”的爱国主义标语，期盼着美国变成一个能够让他们说话算数的地方。所以真正调动起这些选民群体的是这种民族情感，人们一方面感到全球化和技术精英主义让他们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现有的文化表征中，他们感到一种彻底的疏离、孤立、遗忘，这让他们投票给特朗普。
　　王曦：被称作新千年一代的年轻投票者们在这场选举中很支持桑德斯，您怎么看他提出的新型民主社会主义方案。从您提到的能激发政治情绪、鼓动人心来看，希拉里显然不具竞争力，但您觉得如果竞选是在桑德斯和特朗普间情况会有不同吗？
　　克里奇利：这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将特朗普和桑德斯对举很能说明当今政治的问题。桑德斯十分明智地在民主社会主义地名目下讲述了一套批判全球化的话语，他关于贸易、经济的观点和特朗普很近似，都是一种国家保护主义。但他能够吸引年轻投票者们，他们形成了与特朗普“中下层中老年白人男性”的选民队伍对举的一拨新型选民构成。如果说特朗普调动了一套右翼民粹主义话语，桑德斯调动的则是一套左翼民粹主义的话语。我并不想评论哪一方吸引力更强，我想说的是政治必须有深入人心的一度。尽管政治关乎律法、论辩、立场、言说等事项，但这些事项带给人们何种感受，如何言说才能让人们信服，才能激发起人们的行动实际上相当重要。希拉里显然不懂得政治如何才能具备深入人心的维度，桑德斯和特朗普却深谙此道。
　　王曦：这样说来，特朗普的“让美国再度强大”、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奥巴马的“美国梦”倒是有极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制造了一套有说服力的，能表达新群体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这还让我想起了您书中对“政治虚构”的界定。有些评论者认为希拉里不具备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如果她当选，所有的东西都会一成不变，但眼下人们想要变化，所以希拉里给不出吸引人的“政治虚构”。
　　克里奇利：的确如此。这是特朗普现象指向的眼下政治的另一组悖论。人们想要变化，但他们却处在一套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防止生变的政治体制中，在这一系列规章程序下，即便有变化，也只能十分缓慢地发生。特朗普抓住了人们想要求变的心理，奥巴马也是，他提供了一套关于变化和信仰的美好政治虚构，也即是万众一心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如我在《无信仰者的信仰》中写的那样，政治通过虚构运作，尽管我们倾向于把这些虚构视作不同的东西，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现在我们有关于普世话语的政治虚构，有左翼的政治虚构，有右翼的政治虚构，有民族主义的政治虚构，有身份认同的政治虚构，我们要清醒认识的是，政治关涉在权力的角逐中最好地调动这些虚构。
　　王曦：这似乎直接照应了您之前抛出的论断“面对民粹主义的抬头趋势我们思考的应该是，一种‘有动机的政治’如何被构建起来。”您在书中曾评价西方左翼政治“无动机性”的致命弱点，指出如果精英们一再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意志凌驾在大众之上，从不思考何种政治谋划才能鼓动人心，他们必然从一次体面的挫败走向另一次体面的挫败。您认为政治如何调动人们的情绪反应才是恰当的？
　　克里奇利：是这样。我在书中想强调的是在当下国际政治滑向一种返祖性的民族主义话语之时，西方左翼需要汲取的教训是政治不仅依赖对民粹主义威胁的深刻洞悉，面对民粹主义我们思考的应该是，一种“有动机的政治”如何被构建起来。对我来说，政治的关键是如何鼓动起主体与他人协同行动，因而在政治中，理性永远是必要不充分条件，这也是宗教直觉、虚构、伦理必然牵涉其中的原因。我们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政治虚构，不是我们怎么抉择，而是一国的民众容易被哪种虚构鼓动。国际法和政治准则是必须的，是善的，好的，但如果不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社会实践，只能带来抽象化的不可欲的政治。一种有效的政治必须懂得如何让体制性的、政策性的、结构性的元素，能够契合特定地域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气质、秉性，如此政治伦理主体方能培育出来，公民才能向参与公共政治事务、投身公共善的方向发展。

来源时间：2017/2/12   发布时间：201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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