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辰芳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月9日晚上通电话，引起全球广泛注意和讨论。川普在电话中表示愿意履行“一中”政策，被一些人认为是向北京低头，不过专家普遍认为无论如何，川普终于将美中关系稳住，而川普重申美国长久以来的遵行的“一中”政策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不应被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
　　在与世界上近20个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之后，川普在星期四晚间与习近平通话，白宫的声明说，“川普总统同意，在习近平的要求下，履行(honor)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双方代表也将开始接触，讨论并谈判与彼此相互利益攸关的议题。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都在报道中称这是川普对北京低头，也是习近平的胜利，报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前中国的美国商会会长齐默曼(Mark Zimmerman)的说法时，都以“纸老虎”来形容川普从其原先质疑一中政策的强硬立场退缩，并认为这将使今后华盛顿与北京交手更加困难，不过报道也说，川普在台湾议题上的反转，避免了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冲突，缓解双方可能因此而紧张的关系。
　　对于该如何解读这通迟来的电话，它的意涵与影响为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通电话的实现是经过美中两国官员一段时间以来的密集讨论才发生，因为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以及他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有关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之后，北京非常关切川普政府是否延续一中政策，如今川普决定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访前是适合与习近平通话的时机，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美中关系稳定下来，除此之外无法做过多的解读。
　　包道格说：“是的，这是一个具有稳定作用的发展，因此它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不过我不会赋予它过多的意涵，除非能看到更多的诠释。举例而言，川普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说，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的，或许他现在认为他已经给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中国也应该帮他，包括就业、投资与贸易、从美国进口更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有更多这方面的元素明朗化才能加以解读。”
　　包道格同意这是川普对北京的让步，因为他已经从原先对一中政策的立场退缩，不过这个退缩让美中关系稳定下来，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稳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对台湾也会有负面影响。
　　包道格说：“对台湾而言，它让局势恢复稳定，因为如果美中之间关于一中政策的争议更加严重，那对台湾没有好处，它会使台海两岸原本在马英九之后已经倒退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因此这通电话如果不是对台湾没有影响，就是甚至台湾还得到了一些好处。”
　　尽管包道格认为，在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的不确定因素排除后，台海两岸关系也能得到稳定，回复到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前的状态，但北京对蔡英文的压力不会减轻，因为他们要蔡英文承认两岸同属一中、接受“九二共识”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对于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被一些舆论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传统基金会的沃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不以为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在中国议题上的确一开始就处理的不好，不应该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质疑美国长久以来因符合美国利益而採行的一中政策，现在他愿意重申这个政策、遵守美中两国最基本的政治基础，这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不能因此而说是习近平的胜利。
　　洛曼说：“川普在中国议题上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但是他打了这通电话，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他支持一中政策并从美国的立场来重申它，这是一件好事，但并不代表习近平赢了什么，因为我们遵守一中政策并不是因为中国要我们这么做，也不是因为这是给中国的恩惠，我们遵守一中政策是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川普打电话重申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我不认为这是习近平的胜利，这么说真是无稽之谈，坦白来说。”
　　另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在回覆美国之音的电邮采访中说，“川普明智地选择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仅仅是恢复了原先的“现状”(status quo),并不代表双方将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分歧，至于是否有必要在一开始就质疑美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将如何评估这次双方的交手(exchange)，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台裔人士对川普与习近平通话感到失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说，台美人理解川普改变一中政策的立场可能是为了缓解台海紧张与美中僵局的措施之一，但他们对川普政府“执意采取如此过时且伤害台湾-美国长久以来坚定盟友的一中政策，感到十分遗憾与失望。”
　　声明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利不应被妥协；台湾民主自决权利不应被当作谈判筹码；将台湾用于任何与中国协议的交换条件完全背离美国立国精神；在维持东亚和平稳定上台湾是美国重要伙伴，“维持且承认台湾的实质独立绝对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之一。”
　　声明呼吁美国“继续走向台美关系正常化”，重新评估与规划对台政策，不要沉湎于过时的冷战遗绪与政策中。

来源时间：2017/2/11   发布时间：201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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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林智  来源：外交观察网

摘要：从一开始就走在偏激、仇恨和报复之路上的“伊斯兰国”，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以美妙的憧憬为开端、为其参加者带来了短暂幸福感但终究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虚假“爱情故事”。
　　时至今日，绝大部分人(不管来自哪里，具有怎样的文化背景，或对“伊斯兰国”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抱有何种立场)想必都会认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曾在中东核心地区不可一世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正在快速走向衰亡。在伊拉克，面对伊拉克军队的持续进攻，“伊斯兰国”丢失最后的主要城市摩苏尔只是时间问题；在叙利亚，由于俄军的强力火力支援，叙政府军的军事行动顺利推进，在2016年年底完全拿下了北部重镇阿勒颇，“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可以视为低配版的“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则损兵折将(包括几个著名“网红”在内的重要头目相继被“斩首”)、连续失地，其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已处于包围之中，颇有危如累卵之势。虽然“伊斯兰国”在相当不利的形势下仍能组织起一些取得成效的反扑，如从叙政府军手中重新夺回中部古城巴尔米拉，但这些反扑攻势归根结底只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其每况愈下的战局。在相对远离中东中心地带的利比亚，政府军也于去年12月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北部港口城市苏尔特，使其丧失全部固定控制区。概而言之，作为政权形式而存在的“伊斯兰国”已经不可能逃脱灭亡的命运，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当然会一直持续下去，但“伊斯兰国”显然已经快从主要“玩家”的阵营中出局了。
　　就现在看来，“伊斯兰国”的军事实力和组织能力并不像早先一些分析人士(很多还来自西方智库)描述的那么强大，在没有较强外部势力介入的情况下，其战场表现相对于多年镇暴、精疲力竭的叙利亚政府军和腐败丛生、士气低落的伊拉克军队似乎可圈可点；但在美、俄等世界强国军事介入后——相较于美国军事行动所带有的“面子工程”色彩，俄军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支持显然更为卖力，但两大国谁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功劳更大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伊斯兰国的战场优势即开始迅速丧失，最终落到了今天积重难返的田地，在这一点上，“伊斯兰国”并没有比萨达姆、卡扎菲、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表现出更强的反抗能力。
　　所以，真正应该引起人们思考的，不是“伊斯兰国”的战术、军事能力和政权组织特点，而是这样一个极端、暴力、鱼龙混杂且没有任何先进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伪装成国家形态的武装集团(西方语境常称之为“伪国家”，“ pseudo – state”)，为什么能让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西方发达国家的大批穆斯林青年(当然也包括一些持有极端立场的非穆斯林人士)趋之若鹜，“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概言之，“伊斯兰国”所具有的三个性质可以作为这个问题比较好的解答:第一是“反抗性”，“伊斯兰国”的上层人物和宣传机器一直不遗余力地把“伊斯兰国”宣扬为“正义的反抗者”，它既反抗巴沙尔·阿萨德这样的伊斯兰世界独裁者，反抗什叶派“异端”对逊尼派教众的排斥，也反抗非伊斯兰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压迫，而在美欧等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石的西方国家，穆斯林青年往往难以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常因被视为“他者”而感到愤懑不平，“伊斯兰国”宣扬的“反抗精神”正回应了他们发自心底的抗争诉求；第二是“流行性”，与其前辈“基地”组织一样，“伊斯兰国”的宣传者擅长利用 facebook、 youtube等新兴社交媒体，他们既熟悉年轻人的喜好和交流方式，也深谙新媒体传播学原理，像展示割喉、斩首、集体处决等反人类行径，虽让人们对其残酷的作风咋舌，但也起到了抓人眼球的突出媒体宣传效果，同时，青年又是一个容易互相影响、躁动跟风的群体，这在一定时期内就形成了参加“伊斯兰国”是一种时尚行为的舆论环境，在“不明真相”情况下加入“伊斯兰国”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第三是“宏大性”，在某些方面，“伊斯兰国”的思想体系显然比基地组织更加保守——如“基地”组织尚且呼吁伊斯兰世界不同教派的团结，而“伊斯兰国”则具有更强烈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色彩，对什叶派采取敌视态度，但其在宏大叙事的构建上却是相当成功的，巴格达迪从一开始就宣称并不满足立国于中东，
　　而是要建立一个地跨亚欧的“大哈里发帝国”,这一目标的潜台词实际上就是伊斯兰世界的联合，以及伊斯兰世界对非伊斯兰世界所制定世界秩序的全面反抗(通过其定义的“进攻性圣战”来实现)，这种宏大的叙事手法为其参与者描绘出遥远而美好的图景，让他们相信自已是处于一项伟大事业的过程之中，从而获得更强烈的战斗热情，同时也变得更加狂热。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众多穆斯林青年对“伊斯兰国”表现出的兴趣和向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对现有社会体系的深刻不满，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生活在这些国家的穆斯林青年普遍感到迷茫、愤怒，他们想拥抱西方的先进文化，但又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所困；他们想回归伊斯兰式的生活，又发现自己对伊斯兰文化的真正传统知之甚少。持久的挫败感和疏离感让他们既看不到个人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对作为一个集合体的穆斯林群体的发展道路感到悲观。愤怒和仇恨总要找到发泄的渠道，就像青春期的年轻人总需要爱情，爱情不只带来欢愉，也会带来苦涩和失落。对于充满愤怒、迷茫的伊斯兰世界年轻人，“伊斯兰国”的出现正好起到了如爱情一般的致幻作用。这些生活并不如意的年轻人以为加入了“伊斯兰国”就是投入解放伊斯兰世界的“圣战”，找回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人生价值，最终成为英雄般的殉教者，在天堂中获得永远的幸福。然而，一切构筑在虚像之上的壮美图景终究都会化为泡影，一个建立在落后意识形态之上却想从根本上颠覆国际体系的组织最终自然也只有失败一途，“伊斯兰国”为这些年轻人带来的不是胜利、荣耀和尊严，而是只有死亡。
　　有名言曰:“爱情是一场游戏，开始容易，结束很难。”( Love is a game, Easy to start,Hard to finish.)一场虚幻的爱情总会醒来，但要抹平一切痕迹却不容易。同样，“伊斯兰国”的灭亡固然不可逆转，但其影响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无踪。一方面，战场失利、丧失大片控制地区的“伊斯兰国”正从“伪国家”向传统恐怖组织回归，组织成员通过发动更多的血腥恐怖袭击来“刷存在”，其行凶的地点遍布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土耳其、埃及乃至法、德等欧洲国家，既是报复，也是向世人宣示该组织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使实体被削弱或消灭，“伊斯兰国”的“思想残留”仍能够持续发酵，通过互联网和新兴社交媒体等平台，其宣扬的极端主义思想仍在影响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青年，这些青年不会再前往中东参加“伊斯兰国”，甚至不会和任何极端组织进行实质性的联系，但他们却可能毫无怜悯和犹豫地实施“独狼”式恐怖袭击，他们原先的朋友和邻居，可能就是每一场新恐袭的牺牲者。可以说，只要伊斯兰世界不能从总体上的愤怒状态中解脱，“伊斯兰国”的“幽灵”，就将长期在全球各国徘徊，没有哪个主要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从本质上说，伊斯兰文明圈的普遍愤怒源自于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间的“不调适性”，一方面随着现代化风潮对各种传统文化的消解和吞噬，穆斯林社会不得不承受来自外部世界越来越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于国际体系中又在遭受不断被边缘化的命运，特别是进入后冷战时期，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在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大背景下，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摩擦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到来虽然扩大了不同国家和文化间的交流，但也增加了新的矛盾和冲突点，伊斯兰世界的“异质”色彩和“他者”身份在全球化时代反而显得更加突出。当前伊斯兰世界出现的极端化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浪潮，实际是这种“不调适性”不断深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其他变革道路被堵死的情况下，一些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只有诉诸于暴力、流血和排他性的手段才能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内外部危机，把这一路线发展到极致的，就是“伊斯兰国”。然而，事实证明，“伊斯兰国”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让穆斯林从“卡菲勒”(不信教者)的“压迫”下获得解放，反而进一步污名化了伊斯兰文明的内涵，增加了外界对穆斯林群体的不安和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恶化了全球穆斯林的生存状态(近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特朗普试图推行的“限穆令”)。在实现伊斯兰世界“解放”这一目标上，纳赛尔没有成功，萨达姆和卡扎菲没有成功，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卜没有成功，本·拉登和扎瓦赫里没有成功，巴格达迪则更不可能成功。谬误的思想不可能催生正确的路线,从一开始就走在偏激、仇恨和报复之路上的“伊斯兰国”，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以美妙的憧憬为开端、为其参加者带来了短暂幸福感但终究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虚假“爱情故事”。

来源时间：2017/2/9   发布时间：20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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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弗里·萨克斯  来源：观察者网

　　对于深信美国理应独霸世界的美国人来说，今天的中国使他们猛然醒悟到大事不妙。唐纳德·特朗普似乎把自己算作了新保守主义者，中国恰好是他们对最忌惮的东西。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为对付其主要竞争对手，实施了一套“大战略”：一旦某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就会想方设法削弱对方，用实力迫使其臣服。如今特朗普种种谋篇布局，都是在根据这套传统照章行事。一段时期以来，可以说美国的大战略获得了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奏效的。
　　然而近年来，这套战略却遭遇了失败。在面对中国时，如果美国还试图故技重施，必将一败涂地，世界也将承受灾难性后果。美国追求超然地位的大战略，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当时英国是美国的盟友。当英国首相丘吉尔恳求美国从希特勒的魔爪下拯救欧洲“旧世界”时，罗斯福爽快地答应了，但他却毫无拯救大英帝国（或法兰西帝国）的打算。为打败希特勒，美国用放贷的方式向英国提供资金与武器，却在战时以及战后对其加急催逼，确保其在金融上依赖美国。众所周知，制定战后全球金融规则的是美国而不是英国，它正是靠这样巩固了自己世界最大债权国的地位，在与诸多债务国（英国、法国以及二战战败国）的往来中牢牢占据上风。
　　与罗斯福在一起，丘吉尔的心情是复杂的
　　二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百废待兴，无力应对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因而逐渐从海外撤回国内。此时，美国正摩拳擦掌与新的竞争对手苏联一较高下。从冷战开始的那天起，美国就在经济与科技领域远远领先于苏联，但苏联的体制使其随时可以把国家大部分资源倾注到军事工业混合体当中，因此它能在军事上与美国分庭抗礼。两国随即展开军备竞赛，差点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把全世界拖去陪葬。
　　在冷战过程中，美国与苏联都曾错失终止军备竞赛的机会，在双方好战分子的挑唆下，两国差点把全世界变成焦土。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和平倡议，并推动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结，可谓终结冷战的最佳契机。然而此举导致美国右翼分子强烈不满。有人认为这正是肯尼迪遇刺的真正原因，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
　　最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军备竞赛给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苏联人民理应过上更高水平的生活。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声称，正是因为里根总统在80年代前期致力于建设新的军事实力，戈尔巴乔夫才被迫接受了苏联军备竞赛必败的现实。不论历史上真实原因是否如此，戈尔巴乔夫决定解除武装，对国内不满情绪未加以镇压，最终导致苏联于1991年底走向解体。
　　新保守主义者从冷战中汲取的历史经验是：既然拥有了举世无双的实力，只要美国认为自身利益可能受到威胁，随时能够把自身意志凌驾于他国之上。由此，美国的大战略开启了两条分支：第一，推动北约向俄罗斯边界东扩，先把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纳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接下来就是吸纳接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第二，推翻或试图推翻中东地区（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威及美国利益的国家政府。
　　然而事与愿违，这两条策略都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2008年前后，北约试图拉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举动最终在格鲁吉亚引发了战争，并导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自1990年以来，美国为推动中东政权更迭而发起的战争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不但没有建立亲善稳固的政权，反而激发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和恐怖主义。
　　俄罗斯打碎了某些格鲁吉亚人的“幻想”
　　上世纪70年代有一段时期，日本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如临大敌。二战后，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复苏，60年代其晶体管电子技术高度发达，到了70年代许多企业与经济学家都预测，未来世界的经济命脉将掌握在日本企业和资本手中。我还记得80年代早期，有些学者看到日本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高储蓄，便天真地推测这些趋势将持续下去，美国将在长期竞争中输给日本。
　　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把日本列为了制衡目标。一开始是指控日本进行不公平交易、操控汇率、政府对企业不正当资助等等——这些指控显然是美国添油加醋，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接着，美国开始实施新的贸易壁垒，强迫日本同意“自愿”限制出口，以此压制日本对美出口贸易。1985年，美国坚持迫使日本大幅度调整（增加）日元汇率，以削弱日本的竞争力。日元汇率翻番，从1985年的1美元比260日元变至1990年的1美元比130日元，结果就是日本被美国活生生挤出了世界市场。到90年代，日本出口增长停滞，进入长达20年的停滞期。1990年之后，我曾在各种场合询问过多名日本高级官员，为何日本不让日元贬值以重新刺激增长。他们给我的答案里，我认为最可信的是：美国不允许日本这样做。
　　接下来轮到了中国。美国至上主义者对中国胆敢挑战“美国世纪”感到抓狂。《时代周刊》的著名编辑亨利·鲁斯曾于1941年提出“美国世纪”这一概念，事实证明这个精明的说法对许多美国人深具吸引力。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很好地运用了自身实力和财富，创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开放的贸易关系，创立了国际援助与和平队等志愿服务组织，为对抗艾滋病贡献了资金力量等等。
　　然而如今“美国世纪”尚未满百年，中国便已似乎开始威胁美国的首要地位。中国虽然缺席了20世纪数十年的全球竞争，但这个后起之秀的崛起势头着实让美国至上主义者寝食难安。举个例子，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总量的2.3%，远远落后于美国的21.9%；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为美国的2.4%。37年之后的今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测，中国经济产出在全球占比18.3%，超过了美国的15.4%；中国的人均产出现在也已升至美国人均水平的39%。
　　许多美国至上主义者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声称中国经济是个巨大的泡沫，很快就会像当年的苏联一样破灭。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苏联经济基本上是和美国主导的贸易系统脱节的，因此最后无法赶上世界经济的步伐。而中国则不一样，自1980年以来，它通过消化吸收全球技术、融入全球经济，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另外，中国也已成为高度创新的经济大国。
　　美国至上主义者认为，决不能坐视中国赶超美国，必须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甚至破坏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础——“一个中国”原则。他们希望如此一来，中国就会经济收缩，重蹈英帝国、苏联和日本的覆辙。有种传播甚广的说法是，特朗普希望与普京联手，正是图谋削弱中国。
　　我认为这种对华思路受到了巨大误导，极其危险。它错误地假设了全球经济是成王败寇的战场，而中美必有一战。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过，世界各国可以通过贸易与科技进步达成互利共赢。另外，将中国逼入困境的做法既不明智，也不可行。
　　特朗普把美国工人大量失业的困境怪罪到中国对美出口之上，却不明白也不承认中美贸易给美国带来的种种好处，比如美国外贸出口公司享受的高利润和高工资，以及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的低成本。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帮助美国工人，他应该增加富人的税负、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不是向中国挑起贸易战争。
　　更何况，美国任何削弱中国的企图都必将遭遇失败。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放弃全球帝国时，英国正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而且其人口只相当美国的三分之一；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给日本施压时，后者的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更别提日本的军事安全还得仰赖美国。
　　而现今中国的经济规模远超当时的英国、日本，人口数四倍于美国，还是美国的债权国，而非债务国。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贸易、投资、外交关系，而且由于美国的穷兵黩武，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非但不会减弱，反而有望进一步巩固。另外必须铭记的是，自秦灭六国以来，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骄人历史已达2250年，比美国的225年长10倍。
　　除了夸大其词甚至凭空捏造汇率操纵国、不公正交易等罪名构陷中国，最近又有美国人给中国扣上了“列强”的帽子，指责中国奉行扩张主义。然而在这方面，美国哪有资格批评中国？美国在全球70多个国家建有军事基地，而中国仅在吉布提有个小型军事基地；美国的军事支出远超中国两倍；过去几十年，美国接连不断地参与海外战争，发起政权更迭行动，而中国极少卷入海外冲突，就算有，持续时间也很短暂。总之，中国绝非一个奉行扩张主义、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反倒是美国一直在试图建立天下无敌的全球霸权。
　　不过，美国虽无法控制中国，却也没有必要惧怕。的确，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这种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但按人均经济指标来看美国人远远比中国人富裕，这种情况很可能持续整个21世纪。另外，中国的增长速度已显著减缓——这并非因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而是因为它开始走向成熟。增长率放缓正是中国“追赶先进国家”取得成功的标志。在此之外，中国社会正在快速老龄化，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中位年龄将超过50岁。这样一个成熟的、老龄化的、增长放缓的经济体，其人均财富水平又远不及美国，根本谈不上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什么巨大威胁。
　　相反，如果特朗普试图挑衅中国，将其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或贸易战争，结果会是美国遭遇惨败，同时对世界安全造成威胁。美国的福祉取决于政府能否做出成熟的判断，与中国这一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进行合作，共同承担增进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任。通过联合国，中美完全能够——也应该——彼此合作、与各国合作，预防和制止地区性战争，消除恐怖主义，攻克全球变暖和新疾病等人类共同的难题。


　　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本文原发于《波士顿环球报》，青年观察者孙予聪译，观察者网杨晗轶校对）

来源时间：2017/2/8   发布时间：20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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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一帆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甫一上任，其极力推行的“限穆令”在全美、乃至全球便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讨论，该禁令能让美国更安全吗？
　　澎湃防务今起推出“畅议厅”栏目，邀约国内外严肃学者和专家就重大国际安全和防务议题展开同题讨论，“言不必多，独到则鸣；声不在高，成理则灵”。
　　“畅议厅”第一期以广受关注的特朗普“限穆令”为开篇，邀请美国、中东、欧洲及反恐问题专家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就此问题亮明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美国媒体2月初的报道，美国国内民众对“限穆令”持支持态度的比例高达47%。

　　反方 刘中民：“限穆令”将激化对美国的敌意
　　特朗普的“限穆令”除短期内对于防范部分极端分子入境美国能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外，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首先，“限穆令”将激化美国国内外穆斯林（约200余万——编者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同时也会加剧族群矛盾，并可能促使部分激进分子发动暴力袭击，威胁美国本土安全。在国外，“限穆令”也会严重刺激伊斯兰世界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情感，无异于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进行反美、反西方的社会动员送上一份“大礼”。
　　奥巴马为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上台伊始就强调重建美国与穆斯林群体的关系，在国内支持穆斯林社区的发展，在巴以问题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其低调务实的反恐政策也符合美国利益。但特朗普的政策很可能使奥巴马过去的努力付之一炬。
　　其次，即使“限穆令”能把部分极端分子拒于国门之外，也无法保障美国遍布全球的海外利益的安全。美国作为全球性存在的霸权国家，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有大量机构和人员，这些安全都无法靠“限穆令”得到保障，相反都会成为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报复美国的目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正方 张家栋：特朗普着眼于美国长期的生存问题
　　特朗普限制七国公民入境的举措，体现了他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念。
　　从小的方面来看，他关注的是反恐安全，即如何防止恐怖分子进入美国。因此，他想限制来自战乱国家的公民入境。
　　从大的方面来看，他关注的是美国长期的生存问题，要回答的是“美国未来是谁的”这一问题。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迫使传统白人面临能否在未来继续掌握美国政治权力的危机。上世纪60年代，白种人占美国人口比约85%。而根据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这一数据已降至80%以下。这一关切从特朗普到目前为止的内阁成员构成上也不难看出来，因为核心人物都是欧洲裔、白人、男性，保守主义特征十分明显。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不是从主权国家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他关注的是文化、族群和种族等比较传统的政治概念。无论他是对还是错的，但从目前来看，他都有点像堂吉诃德，与非常多的、不具体的敌人在不懈战斗。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反方 郑春荣：“限穆令”禁不了网络渗透
　　“限穆令”看似能够立竿见影，但事实上，只会使美国更不安全。
　　首先，即使特朗普的禁令能阻止一些恐怖分子混迹难民之中进入美国，但是恐怖分子实施恐怖行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欧洲的经验来看，恐怖分子擅长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对美国本土的年轻人进行极端思想的灌输。在欧洲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有一些就是由受极端思想蛊惑、欧洲本土的狂热分子发起的。
　　其次，特朗普的“限穆令”只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宗教与种族冲突，使本已因大选而撕裂的美国社会面临更多的动荡，这反而会给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可趁之机。
　　最后，反恐是一项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美国“孤立主义”式的做法只会削弱国际反恐阵线，破坏反恐联盟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这是“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所乐见的。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所长）

　　反方 刁大明：国家安全取决于政府“善治”
　　美国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国内民众对“限穆令”的支持与反对比例是53%对47%，可谓势均力敌。这反映出的问题是，美国政治的“极化”并未在大选结束后得到弥合，而且社会还在进一步撕裂。特朗普的上台本身就是“撕裂”的产物，其“限穆令”既是为兑现竞选承诺而做，也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支持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所秉持的安全理念。
　　从“限穆令”这么激进的措施来看，特朗普在政策出台之前未进行专门的政策评估，也未与行政执行机构，如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移民局，进行有效沟通。从逻辑上讲，“限穆令”也无助于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安全问题。
　　首先，从美国已经发生的暴恐事件来看，除“9·11事件”（主要袭击者来自沙特，并非“限穆令”涉及的七国）之外，美国社会近年来发生的暴恐事件，并无持合法签证者或入境难民参与，两者之间并无关联。这说明美国既有的入境审核措施是有效的，“限穆令”药不对症。
　　其次，追溯美国近年来的“独狼式”恐怖袭击，可以看到尽管有移民或移民后代参与，但事件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并非“限穆令”所能解决。近年来，美国经济指标虽有好转，但大量人群处于低水平就业状态，现状与他们的“美国梦”相去甚远。再加上社会枪支泛滥、网络极端思想的影响，才会出现“独狼式”的袭击事件。
　　因此，可以说美国社会当前主要的安全问题源于社会经济问题，而非移民现象，以“限穆令”寻求国家安全只是本末倒置，损及美国立国精神与国际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2/8   发布时间：20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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