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伟  来源：海国图智日播报

　　我的题目是世界形勢变化和中美关系，这个题目很大，其实我也没有很多时间思考，我想着如果把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形势变化扯上关系，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一下全球形势变化和中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一个就是全球化和中美关系。当前全球化進程有發生逆转的可能，反全球化运动在一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地位、态度发生了一个互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并鼓励中国也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当时中国还比较犹豫，例如要不要加入WTO就引起很多讨论。后来中国很勇敢的加入了WTO。加入了之后发现全球化也没有那么可怕，总的来说是好处大于坏处，所以中国加入了全球化的行列。我记得郑必坚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要走的道路。他把这个全球化看成是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条件，因为全球化所以中国不需要像过去大国那样走扩张的道路，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得到中国崛起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逐渐全盘拥抱了全球化。而到了现在，中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互换。中国还是继续支持全球化，而美国开始成为反全球化的领头羊，特朗普上台就是最明显的标志。这是战后美国第一个以反全球化为诉求而上台的总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总统。所以他提出的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在边境修墙，把美国的企业留在美国，不留在美国我就要增税，留在美国就给你减税，这些用美国政府的行政手段反全球化的做法都是史无前例的。刚刚宣布习近平要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是他今年外交的首秀。我想为什么习近平这个时候要跑到瑞士去？当然因为瑞士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我想中国想要奖励他一下。但是我认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达沃斯论坛是1月15-17日召开，特朗普还没有上台，去不了，特朗普团队已宣布不会参加； 奥巴马过几天就要走人了，也不会去了。所以我想习近平就是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特朗普还没有上台之前，到达沃斯去做一个重大宣示，表明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立场，这会和特朗普反全球化，走向封闭，搞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在国际话语权上占据有利地位。所以我想在新的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而不是美国，可能会发挥引领作用。
　　第二当然就是全球力量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的表现就是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克里前几天的讲话提到中国有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第一次，美国领导人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相反以前都是奥巴马坚持美国永远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永远是世界第一。克里说了一句实话，中国有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我想中美之间的这个力量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当然也会反映到中美关系当中。大家知道以前中美交往时，克林顿，小布什时期往往是美方拿出一个对华要求的清单 （laundry list），要中国做这个，做那个。现在这个局面已经改变了,中国也会向美国提出要求。我们以前讲美守苏攻，其实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往往是美攻中守，我们是被动反应的。现在应该说中美之间是互有攻守。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人想在亚太保持攻势，所以提出重返亚太，搞TPP, 而中国也还以颜色，搞亚投行，“一带一路”予以回击。最近中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前采取的一系列展示武力的动作，包括派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等，都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以前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前，我们是送外交官如前大使去美国传递信息，现在是用战舰战机来转递信号，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是中国要联美制苏，但是特朗普现在盘算的是如果联俄制华。为什么？因为特朗普的团队已经吃定了中国，而不是俄国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同样的行为，美国可以容忍俄罗斯，但是不能容忍中国。你看特朗普记者招待会，记者问到俄罗斯在美大选期间搞网络攻击，特朗普一定要把中国拉出来垫背。蒂尔森也把中国在南海填岛的行为和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相提并论。所以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就是特朗普政府期间，可能是中美关系的”defining moment，“或者说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在冷战后一直在争论到底中国是敌是友 （friend or foe）,现在可能到了要做结论的时候了。特朗普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还是要跟中国摊牌。他现在建立了这么一个几乎是清一色鹰派的国安和外交团队，包括对亚太和对华政策的团队，除了驻华大使以外。这样一个团队里面不乏要想和中国摊牌的人。被提名为国务卿的蒂尔森在听证会上称要阻止中国登上南海岛屿。我不知道他是不了解情况随便讲的还是刻意为之。如果美国真得这么做，那就等于对中国开战。所以兰普顿说中美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tipping point），其实不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而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当然特朗普要和中国摊牌，也不是他说了算，也要受到美国体制带来的各种制约。我个人的直觉是体制内的约束还是会起作用的。所以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决定一个长时期内中美关系的走向。如果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治下能够生存下来，保持基本稳定的话，那以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很可能就是一马平川了，因为以后不太会有比特朗普更鹰派更对华不友好的国安团队了。如何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度过急流险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考验。可能性还是有的，看我们如何应对。
　　第三，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主流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也正在经受冷战后最大的冲击。所谓“历史终结论”已经成为笑柄。第三次民主浪潮难以为续，整个西方政治向右转。美国这次候选人比烂的大选更是暴露出其政治制度的一些内在的弊病。战后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的各届美国政府都把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但是从用武力推行民主化的大中东战略到颜色革命，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所以美国冷战后第一次出现一个不以在世界上推行美式民主为己任，标榜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不是偶然的。特朗普很可能成为美国战后历史上意识形态色彩最弱的总统。这一点可能对中美关系有利。因为我们不用老是提防美国对我们搞和平演变。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他不太在乎中国是否变成和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他和中国打交道的最高准则就是对美国有利可图。因此人权可能不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特朗普本人还表现出愿意和强势领导人打交道的特点。他喜欢普京，如果和习大大见面，可能也会喜欢上习。所以两个人应该尽早会面，彼此用个人魅力影响对方。
　　以上三个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就为特朗普政府期间中美关系的发展定下了一个基本的格局。在全球化，自由贸易等问题的国际话语权方面，只要中国愿意，中国将有可能扮演引领者的角色，有利于塑造中国负责任全球大国的形象。与此相联系，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也会减弱。但是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两国存在摊牌的可能性，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之策。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7/1/29   发布时间：2017/1/29

旧文章ID：12370

作者：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1月28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签行政令，该行政令将限制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伊拉克、也门、索马里和苏丹七国难民入境，以防止从这些特朗普所称的“高危地区”输入恐怖主义。
　　此前，特朗普在竞选时就表示，将针对申请入美的难民实行“极度严苛”的安全审查政策。美媒称，这将是在现有21步难民审查政策上的加码。在上个预算年度，美国共接受了8.5万名难民，其中包括来自叙利亚的1.2万人。
　　（原题为《特朗普再签行政命令，限制七国难民入境》）

来源时间：2017/1/28   发布时间：20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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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丹  来源：新华社

　　中新社旧金山1月26日电　美国多个城市民选官员对总统特朗普25日签署两份加强边境安全的行政命令表示反对和抗议，称其违宪且危害美国法律制度，不少官员表示将继续为移民提供庇护帮助。
　　25日下午，特朗普签署了两份加强边境安全的行政命令，内容分别是在美墨边境建墙、停止向移民庇护城市提供联邦资金援助、加大边境执法部门执法力度等。
　　移民庇护城市是指那些不执行联邦移民法律的城市，包括旧金山、圣荷西、奥克兰、西雅图、纽约、芝加哥等。
　　特朗普在参选美国总统时曾誓言他将结束移民庇护城市的历史，不会再为这些城市提供联邦资金援助。
　　这些城市的市长及民选官员对特朗普的决定反响激烈，称其行为违反美国宪法，并危害美国法律制度。
　　这些官员表示，宁愿牺牲联邦援助，也将继续为本地移民提供庇护帮助。
　　在人口约83万，少数族裔人口超过51%的旧金山，华裔市长李孟贤以及数位市议员举行集会。李孟贤表示，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执行旧金山的移民政策。
　　“让每一个居民都有安全感，让他们得到应得的移民服务，包括教育和健保。”他说，“无论是什么移民身份，都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中，担心被遣返。”
　　旧金山以东的奥克兰有约40万人口，奥克兰市长利比?史哈夫说，联邦拨款惠及众多移民，绝不容许特朗普擅自削减联邦政府对该市的援助。
　　在硅谷重镇圣荷西，市长山姆?里卡尔多说，联邦拨款对维护城市与移民相关的公共安全、执法服务密切相关，削减经费势必影响执法机构的日常运作。
　　西雅图市长埃德·穆瑞将当天称为二战时期美国修建日裔集中营之后移民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抨击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将美国逼向宪法危机之地，他还表示，西雅图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法律与公正将与西雅图人民同在。
　　此外，纽约、费城、伯克利、芝加哥等城市的市长也对特朗普的该项行政命令表示了反对立场。
　　（原文标题：《美国多城市官员抵制特朗普签署移民行政命令》）

来源时间：2017/1/28   发布时间：20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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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德意  来源：环球网

　　“两岸关系在2017年不会出现更多危机。美国政府应该避免伤害两岸关系的行动，应促进两岸稳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1月2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但这份报告同时称，应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该智库亚洲问题高级顾问葛莱仪编写的这份报告写道，美国在2017年可以为推进两岸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但不应该在政策上作出剧烈改动。葛莱仪宣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由中美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构成，37年来一直为美国利益服务，不能任意舍弃。
　　葛莱仪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这加深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的不信任，特朗普随后又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并暗示台湾可以被用来当作中美贸易问题中迫使中国让步的筹码，这些举动都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
　　葛莱仪在报告中说，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故意模糊不明，让美国在外交互动、经济和人员交流，以及军事安全合作方面能够维持“美台关系”。报告称，特朗普政府应该继承往届美国政府在“美台关系”上的做法，并在内部研究分析“美台关系”中的哪些部分是可以和应该得到改善的。
　　但是报告同时说，“美台关系”的“非官方原则”不应该被破坏，美台增强关系的同时需要保持低调。报告还说，美国应鼓励北京方面恢复海峡两岸的官方交流和谈判渠道，让误解和误判的可能降到最低。

来源时间：2017/1/28   发布时间：2017/1/28

旧文章ID：12365

作者：郭媛丹  来源：环球网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郎普星期三提名菲利普•比尔登为美国海军部长。军事专家对《环球时报》分析表示，比尔登对中国情况熟悉，也有助于双方减少误解误判，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有助于构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根据美国白宫介绍，比尔登曾在美国陆军预备役任情报官员，退役后成为是私募基金HarbourVest联合创始人，现在是美国海军学院基金会会长和海军战争学院基金会董事。他还兼任该学院网络冲突研究中心负责人。
　　白宫称比尔登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界领袖、军事情报官员和海军战争学院网络安全方面的领导人” 。
　　海军部包括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海军部长是国防部的文职领导职务，这项任命需参议院批准。在他之前，特朗普已提名另一位富商、高频交易公司创始人文森特-维奥拉为美国陆军部长。比尔登和维奥拉都没有政府工作经验。
　　此前，美国政府表示阻止中国在南海海域建造岛礁，分析认为这一立场有可能导致美中关系恶化。
　　比尔登曾在香港工作，对亚洲特别是中国事务拥有丰富经验。比尔登非常重视海军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表示，“一旦得到国会确认，我将确保我们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拥有他们保卫我们在全球利益所需要的资源，用承诺和能力来支持我们的盟友。”
　　1月27日，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海军部长主要负责领导美国海军作战部和海军陆战队，对肩负美国海军部范围内的海岸警卫队平时也有一定的指挥权。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要扩充美国海军舰队，从现在的290艘舰艇扩大至350艘。据他的助手称，此举旨在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迅速崛起的势力。
　　那么新任海军部长和美国海军舰队发展之间会产生什么联系，海军部长是否会为美国海军进一步争取到更多预算？对此，张军社表示，海军部长职权包括对海军武器装备的采购，训练，人员招募等等，这其中重点是负责武器装备发展、基地设施建造。海军部长将核准的经费向国会上报，需要经过国会审查，总统批准。“新任海军部长在未来美国海军装备，包括舰艇、飞机以及导弹的发展上，在审查预算方面将会更加严格和专业，为美军节省军费。”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情况熟悉，也有助于双方减少误解误判，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有助于构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17/1/28   发布时间：20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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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hn Fitzgerald  来源：中美印象

特朗普获选是中共领导层的好消息

　　特朗普在当选后不久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通话令北京不悦，他之后关于对中国增加关税、货币操纵和南海问题的政策推特又引起更多的担心。然而，当问及对特朗普当选的看法时，北京的领导官员常常无法掩饰自己的的欣喜之情。
　　一个富有的媒体名人靠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就赢得了选举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北京的观点——美国的衰败已不可阻挡。若果特朗普言行一致，他将放弃结盟，放弃华盛顿几十年来经营的的亚太区域安全和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这样的话，“美利坚独霸”的时代即将告终，中国将成为最大赢家。
　　至于对北京而言，只要特朗普对待外交的马虎态度能逐渐削弱规则导向的世界秩序并使美国盟友圈分崩离析，无论他是打破台湾问题的外交守则，加强贸易壁垒，斥责中国操纵货币，或是任何让北京当局举步维艰的动作，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在贸易、领土、和区域影响力等方面的争端，中国领导层对自己的最终胜利有着坚定的信心。
　　澳大利亚稍有懈怠，就有可能会在这场博弈中被出局。而不同于一些学者建议，在中美发生冲突时选择和北京同盟也并非明智之选。我们应该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时及时发声制止。
　　长久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对二战之后美国建立的规定准则、同盟阵线、和世界秩序十分不满，认为繁复的规则限制了中国的机动周转空间。他们坚称，华盛顿的法令如今不再适用于亚洲。在最近的一亚太安全政策报告中，中国领导层宣布“所有国家都有权参与讨论、制定、和遵守国际和区域规则，而非由一个国家单独支配。个别国家自己的规则不能自动成为‘国际法则’。”
　　中国也绝非受“国际法则”限制的唯一国家。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实际上都受到了区域安全统治的约束，禁止国家之间专制侵略性行为。例如日本的自主空间相较于中国就更为狭小。直到最近，日本民族主义支持者都被管控在极其严苛的战后宪法中，他们被美占领军严格监控，被迫实行自由民主的政府并正式宣布放弃发动战争的国家主权。然而，伴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壮大的姿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隐晦地表示战后的规则与约束也将无法禁锢今天的日本。在决定2016年12月访问珍珠港后，据传安倍曾向其同僚表示：“我访问珍珠港将标志着美日之间的战后时代画上句号。”因此我们不难料想，一旦中国跳出规则，其他各国也会马首是瞻紧紧跟随。
　　由于缺少实例支撑，中国对自身权益的争取方式又与日本截然不同。北京时常宣称美国的同盟阵线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开放的全球市场独为美国经济服务，人权问题是外界试图插手中国内政的阴险手段，居心拨测的美国市场操纵着国际货币波动，西方媒体的言论自由更是成为反华情绪的保护伞。事实上，这些指控都尚待考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建立了列宁式的党国体制，在全球范围内为所欲为，其核弹头导弹可指向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无人阻拦。
　　美国方面也指出，中国是美国保障下的亚太和平的主要受益者。中美关系新书《美丽国度和中央王国》的作者，美国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冷战结束后评论道：“美国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外界推动者。美国开放的经济援助、社会风气和大学教育，都是中国由一个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发展为全球经济主力的关键。”美方早期的慷慨解囊帮助建设了中国最优秀的医院和大学，结束了令人胆寒的日本侵占时期，美国外交确保了战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且其主张的开放贸易也为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石。美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承认中国现有成就并非一党贡献前，就可能已经摧毁了有美方参与奠定的中国繁荣之路。

        

　　澳大利亚方面可能对决心复兴民族的中国人抑或义愤难平的美国人并无过多关心。如果我们指出虚伪的美方违反了其为他国制定的国际规则，定会一呼百应，引来更多声援。尽管当今体制并不完美，澳大利亚仍需谨慎考量结束自由主义规则为先的国际秩序对本国的重大意义。
　　中国替代美国接管亚太并不会完全摒弃规则，而是发明一种新的秩序，建立在非普世价值观和非自由规则之上的秩序。不似美国，没有人会指责中国虚伪，因为中方政府无意违背其共产党国的独裁阶级体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利用地方媒体和其他渠道在澳大利亚等国宣传其价值观，违背了传统许多自由国家支持的人权和准则。
　　简而言之，中国政府推崇服从权利优先于自由，支持阶级统治优先于平等，要求个人和团体利益顺从威权政府。一些人可能会争辩这些优先权仅是纸上谈兵，但是当必须服从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时一切都会变为真切的现实。
　　哈德森学会的福特（Christopher Ford）解读了新地区秩序下延伸传播中共价值观对邻国的意义。北京当局希望以自己阶级分明、独裁威权、推崇服从的政府为雏形，重新构建地区政治秩序。在其预想的新秩序中，政治力量将“以最高首领全权统帅，等级森严，而非横向地由多方参与、竞争互动。”新秩序统治下的所有国家都必须服从于以北京为中央领导的政治格局，并且遵守北京制定的规则。这对外国商业和文化社会的影响还尚不明朗，但作为服从的标志，各地区政府必须严格审查可能惹恼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为或言论。在中国规则下，对特定国家价值的尊重和表现出对北京政权仪式化的敬畏不可分割。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扩张和大力宣扬的历史佐证已使这一新秩序的实际操作初现雏形。中国官员多次向澳大利亚商界领袖和外交人员指出，澳大利亚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无利益牵扯，不该插手南海领土争端。事实确远非如此，澳大利亚未来的国防战略和领土主权都需要捍卫现今规则为先的国际体系，依靠规则来解决区域内陆地和海洋主权的争端。
　　北京当局的海洋权益主张并非凌驾于广为人知的国际海洋公约之上，仅依据特殊的中国历史渊源来裁定其主权。如果北京真的遵守国际法，那么当局一定会在尊重司法权的前提下捍卫其南海主权，通过列举具体证据来反驳2016年7月海牙仲裁庭上菲律宾的胜利。然而，北京选择完全无视仲裁庭的司法权。其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已经违背了国际法律与条例，却不正面应对，反而反复申诉无任何国际司法机构可裁定的历史证据。
　　中国政府追溯到几世纪前的史料，只为了明确南海岛礁和海域的历史所有权，证明南海是中华民族的祖产，中国便可以强制“收回”其领土。毕竟一个国家无法侵略自己，中国高层认为将占领称为收复，他国便无法谴责中国侵占公海和他国领海。
　　澳大利亚已退役的一代联邦领导人曾坚称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永远不会动用武力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北京对特定历史阶段的选择性解读似乎也在向他们证明这一点。前总理弗雷泽（Malcolm Fraser）在其著作«危险的盟友»（2014）中毫无掩饰地提出了这一观点。然而无法解释的是，中国爱好和平从不借助武力侵略，如何能从黄河长江流域的一小块领地发展成如今幅员辽阔的世界力量？版图从中亚的沙漠横跨至喜马拉雅的山巅，北至西伯利亚。为何澳大利亚领导层倾向于支持中国的主张，或许中国古代的军事策略能为我们解释一二，例如«孙子兵法»中就提到了狡黠地欺骗敌方将领是致胜的关键。若是这种历史渊源也可作为宣布主权的证据，那任何依据岂非都能接受。澳大利亚政府若在中国南海的历史主权上让步，澳方又掌握了哪些历史证据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呢？在稳固的国际规则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也可以占领澳领土，却仍说着漂亮话，断言自己并没有“侵略”澳大利亚呢？

　　
训练舰郑和号抵达悉尼港

  
     2016年11月25日，中国海军训练舰郑和号停泊在了悉尼海港。据当地中文媒体报道，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顾小杰为欢迎郑和号发表了讲话：
　　“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庄严宣誓将永远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600多年前，闻名世界的中国航海家郑和曾率领中国舰队远赴重洋，为沿途各国人民带去了中国的灿烂文化和友好情谊，未占他国一寸领土。今天， 中国海军的发展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和平，绝不会成为区域霸权。郑和号带着和平的愿望而来，并将满载澳大利亚人民的深情厚谊而归。”
　　总领事的发言缺少确凿的历史依据，中国事实上曾依靠武力扩张侵占他国领土。郑和当时的航程也不完全是追求和平的商船队。撇开历史不谈，中国海军正在南海肆虐横行，置菲律宾、越南等沿岸国的主权于不顾。中国一边宣传和平意愿和历史所有权的同时，一边在南海强占岛屿并建设军事基地，装备可覆盖包括美军基地和澳洲领海在内的军事硬实力。中国的军事武装循序渐进、逐步递增，同时保持低调避免冒头猛进，正如巴贝奇（Ross Babbage）所描述的，持续低于“西方势力介入的临界点。”
　　有史以来，中国一直在战胜时蚕食邻国领土进行版图扩张，并于战败后签署短暂的和平条约。中国征服邻国时，就将其土地收入囊中，比如南方的云南和西藏。而外族侵略中国时，就将自己的领土并入中国，比如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时，就将宽广的东北三省纳入了中国版图。约在1750年，中国又强占了西方辽阔的土地，并将其命名为新疆。
　　中国当然也有武力征服。例如在1750年间的西征中，清朝皇帝下令屠杀了当地的准噶尔蒙古部族，史称准噶尔灭族。约有50万准噶尔蒙古人被杀害，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则强征为奴。由于新疆由中国接管，准噶尔部落又所剩无几，这场屠杀无人记载导致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在此三个世纪之前，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期，明朝皇帝跨过喜马拉雅山脉，大举进军东南亚地区。夺得的领土中一部分被划为云南省，另一部分则成为了现在的越南，经过越南人民艰苦的抗争才夺回了主权。郑和的旅程在历史上与这一系列十五世纪明代侵略行为不无联系。
　　郑和自己成为下南洋总兵正使的艰苦历程也与和平相去甚远。郑和出生在一个波斯后裔的穆斯林家庭，他的家族与明前朝的元蒙古统治者关系紧密。在他幼年，明军入侵云南，郑和被明军俘虏并阉割。朱棣作为明朝皇室最一员，蛰伏多年，通过军事政变从其侄子的手中夺取皇位，并处决了侄子上千名忠诚的党羽。郑和跟随朱棣，一步一步走向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巅峰。
　　郑和传奇般的航海征程并不平静。他装备精良的军队在途中多次参与武装冲突并绑架当地原住民，在外国领土上旁若无人地立起防御指挥所。郑和还在马六甲和萨姆达拉建立军事基地，以掌控马六甲海峡的海洋通道。有一次，他们甚至俘虏了斯里兰卡国王并将其带回中国。
　　在法制的国际体系中，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故事，除历史学家外，无人会有兴趣一探究竟。但是当区域秩序建立在饱存争议的国家历史故事上时，中国对历史先例的解读开始对政府最高层的决议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2003年10月24日对澳大利亚国会参众两院的公开演讲中，中国主席胡锦涛，为最近郑和号到访悉尼做了铺垫：
　　“早在15世纪的20年代，中国明朝的远洋船队就曾经到过澳大利亚的海岸，在漫长的岁月中，许多中国人飘洋过海，陆续来到澳大利亚这一片古老的南方大陆，他们把中华文化带到这里，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为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胡主席发表讲话的当时，中国大体上仍然遵纪守法。他所提及的郑和抵达澳洲海岸的传奇之旅虽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疑虑，但他的发言作为外交上仪式性的措辞也无伤大雅。但今天我们还能如此确定吗？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目前宣布的海洋主权建立在历史上其舰队曾穿越过的这片海域之上的话，那我们是否也可以将胡主席国会上的演讲理解为，有一天中国也可以宣布其对澳大利亚领土的主权？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北京开始同今天占领南海一样占领澳大利亚领海？

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

　　这样看来，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已经关系到全澳洲人。胡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过六百多年来中国政府持续主动地与澳洲接触，并在澳洲名为“澳大利亚”前还曾拥有过这片土地的命名权，都与北京支撑其南海历史主权和军事扩张的论据如出一辙。在两种情况中，历史渊源都强调了政府海洋远征舰队在他国之前在某一海域航行，与当地居民建立了联系，命名了他们的岛屿，并且在今后几个世纪维持了联系，直到欧洲殖民力量掌控了中国。在历史证据高于广泛接受地国际法的前提下，如果无法证明胡主席的历史论据不实，澳大利亚的领土主权便岌岌可危了。
　　胡主席提出的明朝海洋远征队成功抵达澳大利亚海岸并无史料记载，而是由一代代中国民间史学家口耳相传。这些传说甚至在中国之外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十年前，英国人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名为«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他在书中声称郑和发现了美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周围地区。在2006年澳大利亚有线电视纪录片«四海»中，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韦德（Geoff Wade）对孟席斯草率的论点做出了有力的反驳。中国民间所称的郑和发现澳大利亚同样也缺少理论支持。然而，胡锦涛的言论既没有被国会质疑更没有被否认，反而被记录在案。
　　胡主席的话也促使澳大利亚人开始重新考量北京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给出的历史证据。中国政府远征队和商船确实曾游弋于许多海域和海峡，但是他们的周围也有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舰队的陪伴，比如一些东南亚和南亚政体，甚至是来自遥远波斯的船只。郑和的航行路线与一批更早的伊斯兰航海家和商人的旅程路线重叠，如果历史是唯一的考量标准的话，那么中国对南海独有的主权也站不住脚。
　　这些历史细节在中国遵守国际法则时作用微乎其微。但在只考量历史关联的新世界秩序下，证据充足的历史课题探究在领土争端面前变得至关重要。然而，在共产党执政背景下，中国历史学家不允许挑战历史问题上的官方说法，且外国学者的质疑也都被否认和压制了。比如2004年，发现中国侵略新疆并屠杀准噶尔部族的16名国际学者就在访问中国发表学说前被拒签。自此，他们出版的书籍也在中国成为禁书。
　　当然，现在挑战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舰队发现澳洲大陆的历史言论还为时不晚。政府应该及时行动起来，澳大利亚在联邦国会的政治代表必须确保胡主席在国会的演讲得到正式的更正和否认。
　　另一种方案是，为保证习近平主席定于今年的澳大利亚国事访问能友好愉快地进行，在最近的亚太政策报告中傲慢地忽视了国际秩序之后，北京可以重申其对国际法的尊重。北京和堪培拉当局应该携手肯定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的关键作用。

　　翻译：李思卿
　　点击原文链接http://insidestory.org.au/handing-the-initiative-to-china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旧文章ID：12363

作者：吴心伯  来源：上观新闻

　　摘要
　　从我们当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更多是机遇。在西方对全球化的兴趣和信心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要顺势而为，做下一程的领跑者。
　　【编者按】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吸引了全球目光。他以充满哲理的中国智慧，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进程指引方向。全球化将向何处去？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教授看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会放慢，但不会完全逆转。当前，中国正处在参与全球化的转折点。以下是他在“复旦人文智慧课堂”年度论坛上的演讲。
　　进入21世纪以来，迄今为止有3个年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给美国的安全战略和国际安全形势带来了重大影响。二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也加速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对比变化。三是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两桩“黑天鹅事件”，不仅让世人跌破眼镜，更给西方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走向投下了不确定的阴影，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走到了转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梳理一下2016年国际形势变化中真正值得关注的方面，把握这些变化所传递的信息，有助于思考它们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拼经济，下一个五年国际政治的优先事项】
　　那么，2016年国际形势变化中，有哪些“点”值得我们关注呢？
　　首先是特朗普当选标志着美国的内向化趋势加强。
　　特朗普是“美国优先”的坚定主张者。与二战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的世界领导欲不强，他反对美国过多参与世界事务、在海外背上太多包袱，认为美国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正道。特朗普还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福祉，对全球化持负面态度，不满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的竞争与挑战，具有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如果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国际观，我们就会发现，那是以传统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缺乏全球意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而从经济角度来看，特朗普是传统生产力的代表，而非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房地产商，他重视的是传统的支柱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钢铁、石油等，他在竞选过程中几乎没有谈到过将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特朗普在理念上与冷战结束以来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位美国总统大相径庭，不免让世人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产生强烈的陌生感。
　　其次是英国脱欧使欧盟遭到弱化。
　　欧盟的发展一直是以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强大的欧洲为目标的。2004年欧盟将10个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是欧盟发展的顶峰。然而，盛极而衰。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欧盟又遭遇欧债危机的冲击，希腊退欧的可能性使欧盟的完整性首次面临挑战。虽然经过努力，希腊得以继续留在欧盟，但英国脱欧却给欧盟带来了远比希腊退欧更加严重的打击——它不仅使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柱，更使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既然英国都可以离开欧盟，别的国家为何不能？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五年以后，欧盟和欧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第三是全球化步伐放慢。
　　在经历了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速显著下降。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国际贸易增速已从1990—2008年间的年均7%下降到2009—2015年间的年均3%，预计2016年世界贸易的增速仅为1.7%。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仍比危机前的峰值低10%。与此同时，西方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在发生重要变化。美国一向是全球化的积极推手，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政策重心从全球层面转向地区层面，致力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特朗普执政后的政策重心将是双边和单边层面，连区域合作都兴味索然，与此同时，他还会积极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阻止美国生产基地外迁，并诱使跨国公司设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回迁。此外，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内部反全球化思潮高涨，全球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氛围日趋消极。全球化步伐放缓已是事实。
　　第四是西方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使美欧的力量受到削弱，但西方主导世界事务的意愿并未下降。奥巴马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欧洲也带头对利比亚发起军事打击。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特朗普是一个“内向型”的总统，他感兴趣的是重建一个伟大的美国，而非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欧洲民粹主义情绪高涨，核心诉求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国际事务而言，欧洲现在是自顾不暇，美国是意兴阑珊。
　　第五是国际政治中经济因素更加突出。
　　近年来，尽管乌克兰危机和东亚的海上争端使地缘政治因素上升，但这些地缘政治竞争的背后是力量对比变化，而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是由经济实力变化所致。现在各大国领导人最关心的还是经济问题。西方面临的是能否在经过危机冲击后使经济增长提速的问题（如特朗普誓言要将美国年均2%的增速提高到3.5%以上），中国面临的是能否在结构调整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俄罗斯面临的是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稳住经济的问题。拼经济，是下一个五年国际政治的优先事项。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这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和嘉宾国领导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步入会场。  新华社
　　上述这些事实和表现说明了什么？我的第一个判断就是，西方正在经历双重调整。
　　2008—2009年的美欧金融和经济危机后，西方感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对此作出调整，如提升二十国集团为讨论世界经济的主要平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代表权等。这一调整关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的问题。
　　现在西方在进行另一种调整，就是在社会分化、政治动荡、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作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调整。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政治和社会稳定、制度运作良好而傲视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社会矛盾上升、制度失灵的挑战，不得不尝试作出重大调整，这些调整涉及到利益的分配和制度的改革，诚非易事。能否闯过这一关，关乎西方的未来。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会放慢，但不会完全逆转。事实上，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使得全球化进入了动力机制转换的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是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的必然规律，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发市场成为可能，推动全球化的是企业而非政府。现在出现的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做法是一些西方政府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所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产生和推动全球化的内在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政府的行为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放慢全球化的步伐，但不能完全扭转全球化的大趋势。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技术的发展（如机器人、人工智能、3D打印）会带来生产、销售与消费的何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全球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随着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在转换，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
　　第三，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必然需要，但长期以来全球治理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是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平台。但是西方的主导能力在下降。例如，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从1992年的68%降至2015年的47%。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推动全球化，他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二十国集团作用的提升就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体现。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85%，包括了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这意味着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全球治理的主导在弱化，全球治理的话语和议程将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诉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结构上都在提出不同于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的新思路。中国成功举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达成了一系列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成果，不仅对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也是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基于上述三个判断，我得出的第四个判断就是，国际政治经济互动态势发生变化。冷战结束后，西方先是以经济手段推进政治目标。美国通过经济全球化推进其政治和战略影响力，谋求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欧盟通过东扩来接管苏联的势力范围，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是2008年以后，美欧因危机而在经济上遭遇困难，国内反全球化情绪抬头，新兴经济体力量和影响力上升，在此情况下，西方正在利用其对国际机制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来推进其经济目标，也会越来越多地通过政治手段调节经济关系。今后一段时期，围绕经济问题的互动将是大国关系的核心要素，以政促经将成为国际博弈的重要方式。
　　【以前是被别人“化”，现在是去“化”别人】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都是通过不断抓住机遇来实现的。面对每一次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我们都需要仔细思考它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如何利用新的机遇。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并没有终结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而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重要机遇，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我们就能在崛起征程中跃上新的台阶。
　　首先，中国要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正是因为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才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创造经济奇迹。当前，中国正处在参与全球化的转折点。过去，中国参与全球化主要是把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制造业基地引进来，是被别人“化”，现在是带着资本、技术和产能走出去，是去“化”别人。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特别是2015年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标志着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弄潮儿。从我们当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更多是机遇。在西方对全球化的兴趣和信心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要顺势而为，做下一程的领跑者。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这一历史机遇，相信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其次，中国要积极引领全球治理进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发生重要变化，从国际机制的参与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转变为制定者，从公共物品的使用者转变为提供者。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行为者。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积极从理念、方向和议程上塑造全球治理进程。要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重要抓手，打造全球治理的新平台。要推动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不断提升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权和份额。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和贡献的增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不断提高。
　　从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的发展正从力量的增长阶段逐渐过渡到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阶段。历史上，诸多崛起的大国都是通过武力争霸来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获得与其力量相称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可能诉诸武力争霸的方式，而只能采取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的方式。当前我们面临的历史机遇是，西方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往后退，世界对中国有更大的期待，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乘势而上，在理念、制度和资源上积极做出贡献，展现我们推动、引领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先有作为，再有地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够不断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推进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第三，在经济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要素的时代，我们要加强经济力量的战略运用，提升战略运筹的经济取向。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要根据中国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环境，积极推进“陆洋两翼”发展战略。
　　“陆”就是亚欧大陆，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亚欧大陆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加强与欧洲的经济和政治联系。面对英国的“出走”和美国的疏远，欧洲今后有可能更加重视对华关系，寻求在双边经贸关系和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洋”就是太平洋，要通过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其他双边（如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小多边（如中日韩自贸区）安排，加强同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联系，特别是与美国、日本的经济联系。与美国、日本这两大发达经济体的互动，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特朗普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消极态度，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来推进亚太地区的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中国如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引领作用，我们收获的成效将不仅是经济上的，也会是政治上的。
　　如果“陆洋两翼”发展战略能够成功推进，就会使亚欧大陆和太平洋成为支撑中国发展的宽广而坚实的平台，成为中国大国地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依托。
　　【不确定性增加使中国面临更多挑战】
　　机遇与挑战总是相伴而生的。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使中国面临更多的外部压力和挑战。
　　从经济上说，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会使中国陷入更多的贸易摩擦和纠纷，也会给中国的对外投资制造各种障碍。特朗普执政后，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和力度都会加大，强势美元会增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加快资本外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举措会影响美国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基地，甚至导致一些美国在华生产基地回迁。
　　随着国际竞争更加聚焦经济，中国必须加快改革和调整的步伐。特朗普执政后采取的经济政策如削减企业税、扶持制造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旨在刺激经济增长。虽然他的政策调整能够走多远、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尚未可知，但肯定会在投资、市场等方面对我构成更大的竞争，如果特朗普声称的将美国经济增长率提升到3.5%以上的目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将会拉大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差距。虽然我们的发展不是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来确保良好的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其中，尤其是日本的走向值得严重关注。安倍为了实现修宪目标，将会继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强化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姿态，而特朗普政府也有可能鼓励日本强硬对华，中日关系改善的前景渺茫，两国在东海发生摩擦甚至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虽然南海的局势在趋向缓和，但美国不会停止介入南海问题，中美在南海的博弈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共和党传统的亲台倾向和特朗普大选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令我们警惕，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各种举动也在挑战两岸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今后几年台海局势的紧张会是大概率事件。
　　随着西方特别是美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的下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在上升。然而，当西方越来越拥抱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守主义政策时，中国能充当经济全球化的旗手吗？在特朗普选择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或不履行美国的相关承诺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还要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在各国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有效促进多边协调，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不论是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需要看，还是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义务看，中国都需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并在此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同时内部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和新的舆论环境也使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凝聚共识殊为不易，因此在一个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思想者小传】
　　作者本人提供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担任中国、美国、英国多家学术刊物编委，曾任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美国和平研究所杰宁斯·兰朵夫高级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副主席（2012—2013）、主席（2013—2014），现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理事，三边委员会会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委员会委员。出版专著《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等，在国内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另在国内外媒体发表国际时事评论文章百余篇。

来源时间：2017/1/27   发布时间：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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