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NE PERLEZ, 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总统取消美国出面达成的太平洋贸易协定是一个机会，可以扩大北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深化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随着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习近平主席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出现贸易战，哪怕官员们口头上说他们做好了准备。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想要的是稳定和可预测性。
　　早期迹象表明，他们可能不会称心如意。中国担心，如果特朗普可以搁置多年来与盟友精心谈判的结果以及几十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他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那些他已经向北京阐明立场的问题，包括台湾和南海问题。
　　好像是要强化这一点似的，本周一，就在特朗普取消12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的同一天，他的发言人说，美国将阻止中国进入在南海的岛屿，一份民粹主义的中国报纸已经警告这种威胁意味着战争。
　　“这表明特朗普有可能说到做到，”北京的公共事务评论员邓聿文在接受采访时说，“而以前的总统，在竞选中说的话不用太当真。”
　　他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更加重视他发出的其他警告，特别是关于南海和台湾的警告。”
　　特朗普退出TPP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就业机会和企业。他的贸易官员认为，TPP不足以帮助美国或者遏制中国。中国没有被邀请加入这个协定。
　　但分析人士指出，TPP旨在限制中国在亚洲的巨大经济影响力，让美国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有所作为，特朗普退出TPP就会留出一个空白，习近平已经在着手填补它了。
　　就在上周，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试图担当全球领导的角色，随着美国的退出，中国想要以自由贸易倡导者和全球环境保护者的身份上位。
　　习近平把中国经济围在高墙之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这些矛盾之处从未使习近平感到困扰。
　　“对于中国争取全球领导力来说，这确实是一大胜利。”香港岭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张宝辉说：“特朗普放弃了这个证明美国的强大具有持续意义的机会。”
　　TPP之死可能促进北京推动自己的贸易协定，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
　　这个协定将把美国排除在外，旨在降低或取消中国、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之间的贸易关税。它基本上不包含TPP中对北京而言非常尴尬的内容，例如要求有独立的工会和环境保护措施，要求国有企业变得更像商业企业。
　　由于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裂痕，这项协议遭到了搁置，但泰国商务部长阿披拉迪·丹达邦(Apiradi Tantraporn)周一说，没有了TPP之后， RCEP“预计将加快谈判”。
　　但终结TPP，并非特朗普对中美贸易的最后决定。
　　他的贸易官员说，他们期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来换取中国货物进入美国时享受的方便。为此他们似乎准备冒风险打一场贸易战，针锋相对地提高关税并施加其他贸易限制。
　　特朗普的贸易官员威胁要对中国货物征收高关税，先从进口到美国受到大额补贴的产品开始，比如钢铁和铝。“我们的关税非常低，中国的关税非常高，这有点奇怪，”商务部长人选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上周在参议院确认其任命的听证会上说道。
　　上周，中国建议允许外国投资更多地进入某些领域，但是这个建议是否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施行，人们的信心并不大。美国企业表示，他们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比以前了。
　　虽然特朗普的顾问说，如果打起贸易战，中国的损失会比美国大，但中国官员上周对到访的美国商人说，北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表示已经列好了清单，只要华盛顿先出手，他们就采取清单上的惩罚性措施。
　　“他们的信号非常清楚：如果贸易战开打，中国将减少美国波音飞机和农产品的进口，”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说。“我们可以改用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这些产品。我们知道美国有20到30个拥有大型农业游说团体和波音工厂的州会向国会施加压力。”
　　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资深贸易专家也说，中国做好了准备。
　　“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如果真的想知道美中贸易关系的未来，明智的做法就是把《做生意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放到一边，专注在《孙子兵法》(Art of War)上。中国认为特朗普是纸老虎，会回避那些不可谈判的、复杂棘手的问题。中国人也知道，特朗普不会冒险打贸易战，免得商业界强烈反对。”在中国工作了19年的吉莫曼(James Zimmerman)说。他现在美国盛智律师事务所(Sheppard, Mullin, Richter& Hampton)北京办事处的管理合伙人。
　　但也有人觉得中国很焦虑，认为中国表现出来的信心只是虚张声势。新加坡巡回大使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说，中国“真的很担心打贸易战”。
　　双方都有可能受损，他说，但中国的损失会更大，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秩序不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那样面临着风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习近平会把精力放在为第二个五年任期选择常委会新成员上面，这将是一个特别紧张的政治时期，他绝对不希望出现经济上的不稳定。同样，当面对特朗普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的挑战时，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在国内的民族主义受众面前表现得强势。
　　特朗普暗示“一个中国”政策并非不可违背，这是习近平重点关注的一件事。根据该原则，美国承认北京政府而不是台湾政府。
　　设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主任韩磊(Paul Haenle)说，“在政治过渡年份，习近平绝对不能显得弱势，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关键问题。很多中国人强调，这是不可讨价还价的。”韩磊曾是小布什和奥巴马当政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中国事务主任。
　　但至少是现在，与华盛顿增加冲突可能会巩固习近平在国内的政治实力，把公众和精英阶层团结起来反对外来威胁，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研究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的教授裴敏欣说道。
　　“短期来说，这几乎肯定会提升中国政府的公共支持度，”裴博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道。“这对习近平有利，因为每当出现来自外部的压力，中国官员都倾向于团结在最高领导人的周围。”
　　对于中国在南海控制其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特朗普也发出了威胁。特朗普的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周一的评论呼应了国务卿提名人雷克斯·蒂勒森( Rex Tillerson)在参议院任命确认听证会上的说法。
　　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屿上修建了简易机场，架设了武器，虽然特朗普没有解释他要如何让中国远离那些岛屿，但他提名的官员的评论表明，美国有可能对那里进行封锁。事实上，虽然奥巴马尝试过利用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迫使中国退缩，但未能成功，但是特朗普似乎打算不靠盟友，自己上阵去面对中国。
　　这种单挑的态度引发了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专家的警惕，他们说这种封锁等于开战。而且这个想法也引起了美国盟友的忧虑。
　　澳大利亚是华盛顿在亚太地区的坚定盟友，其国防部官员表示，他们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动，而且封锁有可能不会成功，反而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朋友心怀不满，向中国靠拢。
　　随着特朗普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导致不和行为的意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很冷静，已经做好了准备。
　　“乱云飞渡仍从容，”王毅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毛泽东的一首诗中的句子。
　　没有人知道那会持续多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1/25   发布时间：2017/1/25

旧文章ID：12358

作者：卿滢  来源：财新网

　　当地时间1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重启了一项具有环境争议的石油管道基建项目，该项目曾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因环境污染争议被叫停。此外，特朗普还签署了另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相关部门加快对其他基础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估进程。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上述举措大幅改变了美国联邦政府在环境政策上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拆解了奥巴马在环境政策上的政治遗产。
　　特朗普此次重启的项目名为Keystone XL石油管道建设项目，另外，他还要求Dakota Access石油管道工程加快建设进度。Keystone XL项目的工程内容，是建设一条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生产的重油，运送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地区炼油厂的输油管道，管道全长约2000公里。

　　

　　2008年，加拿大的TransCanada公司向美国国务院呈交了兴建Keystone XL输油管项目许可证申请。但该项目遭到环保人士的激烈反对，2015年奥巴马正式拒绝了该项目，并认为该项目将减弱美国在控制对碳能源依赖上的全球领导能力，并且将加剧气候变化。因为该项目将输送焦油砂原油，而这正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物之一。
　　在白宫签署命令时，特朗普表示：“我非常坚定地相信，如果我们在美国修建石油管道，那么管道将在美国制造；我们制造管道，我们想要制造管道。我们将让许多工人，许多有技术的工人重新开始工作。我们将制造我们自己的管道，就像过去那样。”
　　有媒体评论分析，特朗普下令重启两项输油管道项目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让环保人士曾激烈攻击的项目重新上马，足以彰显特朗普政府的新的政策价值取向，并向自身的支持者释放鲜明信号。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Sean Spicer）表示，特朗普支持的，是这些能够产生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美国能源供应项目。他表示，特朗普对于能源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开发非常热衷，并追求符合美国人利益的自然资源使用最大化，“这对经济发展有利，对增加工作机会有利，对于美国能源产业也有利。”
　　长期以来，Keystone XL项目的支持者主张，该项目能创造工作机会，扩大能源利用率；而环保人士则认为该项目将促进非常不环保的石油开采模式；而这种模式将会产生更多温室气体。不过，此前却有研究发现，这一项目其实在提供工作机会和破坏环境两个方面的效用都很有限。
　　美国国务院预计Keystone XL 项目将会在两年内提供4.2万个工作机会，但仅仅有35%是永久工作机会。另外，美国政府的研究发现，Keystone XL项目的碳排放量比美国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还要小。奥巴马时期的政府能源部门主管David Goldwyn曾表示，从环境实际角度，Keystone从来不是显著的重要项目，仅仅是一个象征。而特朗普则认为，重启这一项目足够重要，因此必须在执政早期抓住机会，以展示自己的政策决心。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批评，奥巴马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威胁，甚至还将气候变化理论和相应的国际减排协调措施，称为是“中国制造的骗局”。
　　竞选期间，特朗普团队中的环境政策主导者是著名的“气候变化理论否认者”Myron Ebell，他曾经就如何彻底瓦解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起草了50页的规划。
　　特朗普甫一宣示就职，原本列在白宫网站“议题”栏目中的气候变化政策专页，就被新接手的特朗普团队移除了。
　　但如果特朗普要彻底解构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目前尚难论断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能够起多大作用。由于许多环境评估规划都已经由国会通过，按照美国宪制，即使是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也不能将国会通过的计划废除。
　　而特朗普在Dakota Access 项目上的命令措辞也相对模糊，仅要求相关机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加快评估和通过进程。”而特朗普用以重启Keystone XL项目的措辞则是，“邀请相关企业重新提交项目许可证申请”。
　　在美国国会方面，包括众议院议长莱恩（Paul Ryan）在内的许多共和党籍国会议员都支持了特朗普的此项决定。
　　Keystone XL项目的承建方、加拿大企业TransCanada亦表示接受特朗普的邀请，并称目前正在重新准备申请书。美国石油协会主席Jack Gerard也表示，他为新政府的新政策方向，终于承认了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感到高兴。
　　在《华盛顿邮报》和ABC电视台于2015年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中，55%的被调查者希望下一任总统支持Keystone XL项目，34%的调查者希望下一任总统反对。支持者的理由，主要是希望这一项目能够创造大量工作机会。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1月24日也与美国主要的汽车企业高管会面。在奥巴马任内，这些汽车企业曾抱怨称奥巴马政府设立的汽车排放标准太过严格。特朗普表示，他将对此做出改变，但尚未提供相关细节。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将迅速行动，废除此前的严格汽车排放标准。

来源时间：2017/1/25   发布时间：20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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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戈扬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咄咄逼人的演讲震惊全世界。我们应该如何解读特朗普这篇向全世界宣战的“檄文”？美国是否就此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和平、繁荣的全球化时代是否就此结束？中国会成为特朗普在全球针锋相对的第一个敌人吗？人民币汇率将何去何从？特朗普时代，中国经济将存在哪些风险和机遇？
　　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在上海金融论坛期间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魏尚进。魏尚进此前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皆有很深的洞察与思考。
　　特朗普咄咄逼人背后的真实目的？
　　FT中文网：如何理解特朗普充满攻击性的的言论？如何看待他这种美国至上，不惜与全世界为敌的做法？
　　魏尚进：宣布参选以来，特朗普的言论就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当然，不排除他真的是决定与全世界为敌，决意要让美国成为这个时代唯一的受益者。
　　但另一方面，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他的言论和行为。特朗普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不是一个职业政客，他很引以为傲自己是一位谈判和做交易的高手。那么在商战中，真正的谈判高手最擅长的就是心理战，抓住对手的弱点，不断地攻击，等到对手心理防线崩溃，那么这一战就不战自胜。那么我想，不排除特朗普就是在打心理战，他不断地发出让人恐怖的言论，咄咄逼人的气势让人相信自己真的会做出如此下策，让人相信他真是一个疯子，等到所有人都相信他会干傻事的时候，就会给他让步和妥协，那么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这是特朗普的上上策。
　　FT中文网：万一特朗普真是一意孤行，宁可不利己也要损人呢？比如他真的把中国列为他在全球第一个要对付的国家，那么他会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办？
　　魏尚进：现在关于类似的猜测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只有真正出台之后才能算数。但是有一些准备我们还是可以做的。那么就是了解清楚，特朗普有可能会出什么招。
　　他能够在短期内使用的招数，必须是在美国的制度安排下是总统直接就可以签署生效，不需要通过国会批准的。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的权力也是受到严格监督的。如果是不经国会，总统就可以批准的话，那么这个政策执行的速度就非常快。
　　按照美国的制度安排，有两件事情特朗普可以马上做。第一件事就是在下一次财政部向国会递交报告的时候，指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指定某某国家为汇率操纵国是在总统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1986年美国国会就直接授权总统可以这样做了。至于应不应该做、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有没有好处，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就是探讨有没有权力这样做。
　　第二件事特朗普可以立刻做的就是针对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美国的法律授权总统可以向贸易伙伴国加征一定的关税。
　　中国应该如何与特朗普打交道？
　　FT中文网：针对特朗普可能采取的这两个政策，会对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魏尚进：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要把中美关系放到全球范围内来看。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不分彼此、全球产业链整合非常紧密、跨国分工高度发达的有机体。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向美国出口100块钱的物品，大概有40元钱的价值左右是全球其他国家的产业链增加值，这其中包括美国企业、日本企业和欧洲企业等等的增加值。这就是说，虽然是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账记在了中国身上，但实际上是中国带动了别的国家向美国间接出口，也带动了美国本土企业的生产，而美国往往是产业链附加值最高的部分，中国的产业链附加值反而更低。如果特朗普贸然对中国开启贸易战，那么除了伤及中国企业外，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等国的企业也会被误伤，而且产业链附加值越高的受伤程度越高。
　　其次，特朗普对中国开征45%的关税，更直接是伤害到了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利益。过去十几年，随着中国大量价廉物美商品出口到美国，其实是提升了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虽然他们的名义收入涨幅缓慢。如果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品增税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是变向提高了美国国内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受影响最大还是底层收入阶层，包括很多投票给特朗普的蓝领阶层。
　　第三，美国本土企业也会受牵连。以美国引以为傲的汽车行业来说，汽车行业是美国制造业的形象，即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底特律都要破产了，奥巴马还是从联邦政府申请到经费来为汽车行业输血。过去为美国汽车工业提供零部件最多的分别是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的厂商，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的零部件厂商成为美国汽车工业的最大海外供应商。也就是说，如果要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税，等于是间接提高了美国的企业税，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成本，这样会大大降低美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当然，美国的政客一般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为了竞选成功，他们是一套说辞，竞选成功之后，就是另一番说辞。对于这样中国、美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三输的局面，特朗普入主椭圆办公室之后必须要想清楚。
　　FT中文网：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应对之道吗？
　　魏尚进：我们当然是希望特朗普不要撕破脸，但是如果万一他真的想不通，那中国也必须要有相应的应对之道，我有三点建议：
　　首先是中国去WTO告美国。美国指控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说的是人民币的价格比人为压低，但事实上，今天的市场对人民币的汇率反应是高估的，人民币实际价格应该比现在还低一点。这一点特朗普再指控中国压低人民币价格就不成立了，所以我们会打赢这场官司。但是WTO的规则是18个月之后才会有最终裁决。这18个月对于中国来说，对市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第二是中国也可以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这就是典型的两败俱伤。
　　第三是充分利用舆论来影响特朗普决策。特朗普不是喜欢在Twitter上指点江山吗？那么中国每个月都可以在Twitter上公布从美国进口的数字。本来中国就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金额非常大，这个情况并没有广泛的报道，大多数美国人也不知道中国从美国进口了哪些东西，所以要让更多人知道中美之间实际的贸易情况。
　　FT中文网：从你的建议来看，中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我们的应对也不是非常有力呀？
　　魏尚进：原则上来说，美国能做的事情，中国也可以做。但是这涉及到一个总量的问题，毕竟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总量还是会比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总量要大，那么从这个角度说，两败俱伤的话，中国的伤要大一些。
　　但另一方面，从两国的政治制度来说，美国政府承受压力的能力就比中国要差，一旦来自商业和企业的抱怨增加，美国政府可能会先扛不住。企业家是贸易战的受害者，那么两国的企业家都会去各自的政府诉苦，他们的声音大小直接决定了解决问题的速度。
　　还是那句话，特朗普是一个商人。而且他的内阁也是商人组成的“史上最富的美国内阁”，这些人是能够影响特朗普决策的人。
　　特朗普上台，华尔街或成最大赢家？
　　FT中文网：就是这个“史上最富的美国内阁”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尤其是数位来自高盛集团的高管进入特朗普的内阁，你怎么看所谓的“高盛帮”？他们会对特朗普未来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有哪些影响？
　　魏尚进：这并不是华盛顿和华尔街第一次握手合作。高盛在美国的政坛有长期的影响力，包括克林顿时期的财长鲁宾、小布什时期的财长保尔森都是高盛系。当然，游走政商圈，和很多政府都有良好关系，是华尔街的大投行历来都很重视的。不能小看，也不能过分夸张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
　　特朗普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一个企业家都要聪明，比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懂商业，所以可能高盛在特朗普看来就是一个管理国家的工具。
　　特朗普版“四万亿”基础设施建设
　　FT中文网：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出身，特朗普对基础设施情有独钟，他的施政纲领里很重要的篇幅都在讲这个，你怎么看特朗普版“四万亿”基础设施建设？它将如何刺激美国的经济？
　　魏尚进：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确是一个弱项。数据统计，美国过去20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没有增加过。而且如果把基础设施当做公共品来看的，提升了基础设施的质量，对于企业降低成本的确是有帮助的。
　　那么他想不想做和能不能做是两个问题。减税也是特朗普重要的施政纲领，这和共和党长期秉承的原则是一拍即合，所以减税能够实施的概率非常高。基础设施略有不同，因为奥巴马政府也推动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开展，但是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不同意，最终未能实施。所以特朗普想要推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不确定性。
　　尽管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世界经济已经对此有反应，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已经在反弹，部分是与美国有可能要实施大规模基建有关系。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我们一直在推行去产能，美国的基础设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去库存、去产能。
　　耶伦是否还会继续留任美联储？
　　FT中文网：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他就数次表达过对美联储及其主席耶伦的不满，那么在特朗普执政的时期，华府与美联储的关系会如何？美联储会进入加息通道吗？耶伦会被换下吗？
　　魏尚进：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数次批评美联储以及它的货币政策，尤其是不断催促美联储加息。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货币经济学并不是非常了解。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表明，货币政策的摇摆、利息率一高一低对于整个经济周期的影响非常大。
　　历史经验来看，一般还没有上台的领导人都会鼓吹加息，而一旦坐上宝座，那么为了刺激经济、就业，当然不希望利息太高。另外，美国恰好是处于加息周期，经济复苏还可以，通胀率也在抬头，所以接下来美联储加息是顺势而为，并非因为特朗普的督促。
　　那么对耶伦的态度，也验证了我之前提到的，特朗普是先大棒、再胡萝卜的策略。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宣称上台之后就要换美联储主席，等他真正当选之后，口气又缓和下来了。耶伦将在2018年2月任期届满，我想特朗普在这个时候换一个和自己想法一致的美联储主席比较合适。
　　“人无贬基”要让市场说话
　　FT中文网：大家更关心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如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尤其是在2016年底人民币几乎“破七”，而1月份似乎情况有好转了一些。你怎么看新成语“人无贬基”？
　　魏尚进：人民币目前汇率情况稳定，可能与市场上对于特朗普上任之前的前景不确定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完全由市场决定，更多还是取决于中国决策层的态度，不论是启用外汇储备出手护盘，还是出台政策收紧个人用汇政策，这些政策信号都会对市场有干扰。
　　虽然目前人民币汇率看似企稳，但这并不意味这汇率市场就进入了一个稳定、健康的阶段。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的汇率市场是一个不健康的市场，是一个政治化色彩浓郁的市场。政府在其中扮演了过重的角色。
　　人民币汇率其实是一个相对价格机制，取决于两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等诸多因素，所以两个变量都在变化，很难讲汇率到什么阶段就会企稳。比如，如果特朗普上台之后，短时间就把美国经济搞得很有起色，那么美元自然要升值，跟人民币没有关系；相反，如果特朗普把美国经济搞得乌烟瘴气，那么美元自然要下来，人民币汇率自然要上升。
　　另外，为什么要树立一个不能突破的价格呢？“破七”了又会怎么样？人民币对美元过去长期保持在10以上，也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受到哪些影响了呀。那么“保七”又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实质上的贡献吗？
　　FT中文网：你的建议是什么？人民币汇率下一步应该怎么改革？
　　魏尚进：我的建议是中国外汇政策应该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开放自由的汇率价格市场，同时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谨慎的资本账户管制。
　　汇率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突破心理价位，要让人民币去政治化。这样首先解放的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否则整天被所谓的名义价格绑架，就是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心理价位不能突破，患跌又患涨。
　　然后是放开价格。汇率就是货币的价格，虽然这个价格很重要，但是它还是一个价格，有涨有跌是市场行为。过去30年改革开放，哪一项价格改革又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呢。我们有足够多的成功经验证明，价格让市场决定比让政府或者某些机构来决定，要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的经营和居民的生活都更有好处。
　　第二是，除了价格放开之外，还需要做一系列的政策配套。比如，谨慎的资本账户管制可以有效控制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导致汇率发生非市场原因的波动，避免重大风险；比如，提升国内企业对海外投资的风险把控等等工作都要配套进行。
　　价格的供给侧改革与适当的资本账户管理是可以同时进行，不会相互矛盾的。
　　FT中文网：你觉得人民币汇率供给侧改革之后，市场如果出现突然的大幅波动危害到经济怎么办？
　　魏尚进：如果由于基本面造成的名义人民币汇率暂时被高估的话。那么汇率价格放开之后，肯定会造成下跌。如果下跌过头的话，市场马上就会认识到，相对于基本面跌过头了，价格自然会涨回来，所以经过了短期下跌之后，市场稳定了。
　　这样虽然经历了短期的波动，但是带来的是长期的健康、良性的汇率市场，还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发展。当然，退一万步说，如果一旦出现大涨或大跌，我们还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这是非常充足的弹药。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关键时刻出手维护稳定，而不像现在这样，每天都要出手护盘。

来源时间：2017/1/24   发布时间：2017/1/24

旧文章ID：12347

作者：黄育川  来源：FT中文网

　　在保护主义情绪越来越浓厚的美国，新一届政府将本国巨额贸易逆差和就业岗位流失归咎于中国。相比之下，欧洲多数政策制定者主张用一种更为谨慎的立场来平息民粹主义情绪。
　　美国以及欧盟（在较小程度上）都存在对华贸易逆差，为此类担忧提供了一定的可信性，但其中的逻辑破绽百出。除了与中国都有双边贸易逆差之外，美欧之间存在许多差异——欧盟目前有巨大的总体贸易顺差，而美国长期以来的总体贸易逆差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不安全感，中国很容易就成为了这种情绪针对的目标。欧盟的情况也更加复杂，有些成员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但有些国家（如德国）对中国却存在巨额顺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盟境内的反华情绪较为分散。
　　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与中国的顺差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另外有些人宣称，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其带来了不公平优势，这也并非事实。

　　这种混淆源自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中国进口主要由亚洲其他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然后组装并输往西方——的曲解。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证明了要为涉及零部件贸易的最终产品的价值确定原产国是多么困难。如图1所示，加入WTO后，随着中国开始从亚洲其他合作伙伴进口部件、组装并出口至美国和欧盟，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才出现激增。中国组装活动带来的出口顺差紧接着大部分被用于进口大宗商品以支撑基础设施投资。总之，中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贸易顺差，且其中多半被与其他国家的逆差抵消。
　　要弄清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从总体贸易和双边贸易两个视角看待贸易平衡。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变得巨大，直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放缓（见图2）。但中国的贸易顺差直至2005年前后才开始变得很大。既然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在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之前就存在很久了，怎么还能让中国对此负责呢？
　　至于欧盟，得益于各成员国实行的财政和汇率政策，历史上欧盟的总体贸易大致处于平衡状态。欧盟在最近几年才出现较大的顺差，并且其规模已能够与中国相比。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其庞大财政赤字及家庭入不敷出的消费习惯的结果。此外，因为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其币值长期被高估，因此无法调整以帮助减少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巨额总体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哪些国家成为对应双边贸易顺差的来源是偶然的。
　　美国对东亚历来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上世纪90年代，这些逆差主要集中在较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韩国和台湾。过去几十年来，来自东亚的制成品进口一直占美国总制成品进口的45%左右。但自中国入世之后，中国作为地区组装链条上最后一站在亚洲对美出口中所占份额逐渐扩大。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所占份额不到10%，但自2001年以来，这一比例已升至60%左右。因此，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联系起来颇具误导性。美国贸易逆差其实是对更广泛的东亚的逆差。对欧盟来说也是这个道理。
　　道理虽然如此，西方的保护主义情绪却很可能将持续高涨，因为人们认为制造业就业岗位已经流失到了中国。但西方就业岗位减少实际上也不是中国造成的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由于服务业的兴起和技术进步，欧洲和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比例总体处于下滑态势。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如果不是中国，也还有别的国家，如墨西哥、越南和东欧国家——使较高收入经济体就业岗位减少成为必然。试图利用贸易壁垒阻止这一进程最终将适得其反，代价将体现在所有国家出现增长放缓、福祉减少。
　　此外，近年来，就业减少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与普遍感受相反，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自2010年以来实际上一直在增加。但在中国，由于工资10多年来一直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制造业劳动力数量持续下滑。
　　但西方中产阶层工资增长停滞已经引发了再也无法被轻易抚平的挫败感。民主政治体制面临压力，必须在不放弃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的前提下，寻找办法解决民粹主义的担忧。中国等国在此过程中需要扮演的角色是，对本国结构性调整给西方造成的外部影响要多加体察。
　　黄育川(Yukon Huang)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中国业务局局长
　　译者/隆祥

来源时间：2017/1/24   发布时间：2017/1/24

旧文章ID：12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