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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下的能源政策对中国有何影响?

作者:陈占明  来源:澎湃新闻

  特朗普将在20号正式上台,而他之前提到的能源政策,主要来源于去年5月底,还在竞选的时候的North Dakota讲话,基本上梳理了他自己的主要能源政策,后来我们发现他当选以后很多说法在调整。事实上,他的这些调整,自身的政策方向说明了他自己的一个意愿,这是一个大方向,后面具体的政策有一部分受制于国会和其他因素不一定实现,在说法方面会有小的调整。但总的来说,未来四年美国的大方向就是按照之前的说法演变。
  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出身,包括能源政策和所有政策,我们能看出来倾向于务实主义。在能源政策方面,他说的主要原则前提是创造就业和财富,这两点贯穿于整体的能源政策里面。另外,从一个出发点来看,民主党和共和党能源政策差别的基础体现在对气侯变化的态度上,直接演变到对后续能源政策总体的制定。虽然共和党整体对气侯变化是偏消极的,特朗普就是一个极端的代表,在公开场合认定气侯变化是一个谎言,能源政策不会围绕气侯变化做。
  特朗普的表态从个人的认识层面上不一定真实反应他对气候变化的判断,但对一个商人而言,气侯变化有很大的外部性存在,也就是说,美国做这个事情可以别人受益,他自己不做别人做会使得自己受益,因此气侯变化少做一点,可以提升美国人的福利,而气候变化看起来短期收益不那么划算,就会放在后面。
  他认为第一点,是执政前一百天退出巴黎协定的说法,确认当选以后说是否退出可以继续商量,但可以确定的就是,特朗普将不那么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工作。
  从这样一个出发点来看,整体的能源政策、能源开发的政策里面以化石能源优先发展。从他自己的一个说法来说并不是自己偏好化石能源,而是基于不让政府选择优胜者(government should not pick the winners)的原则,以往民主党对可再生能源、对清洁能源的保护太多了,从政策方面、法规方面有过多的保护,这些法规会导致事实对可再生能源的倾斜,如果真的撤出这些方针,让市场决定,我们可以看出从成本上来说化石能源比可再生能源有明显的优势。
  一个方面,他鼓励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发展,民主党执政时期,民众这边虽然也受到一部分抵制,事实上却引领了页岩革命,使得天然气生产和石油生产有很大的提升,最终当然引起了一些环保的问题,包括对水、环境的污染等等。至于特朗普对这个污染问题的态度,一方面强调我们要退出一些虚假的气侯变化的议题,就是说所谓的虚假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他强调水、环境污染治理是美国应对真实的环境问题,但是他在能源政策里强调压裂技术(fracking)是美国非常需要的,他鼓励国内使用这一技术进行能源生产。除了非常规能源资源的生产,对石油等政策也有放松,奥巴马执政后几年逐渐放宽墨西哥湾采油禁令,本身对于民主党来说就受到极端环保的批评。
  从特朗普的态度来说,他觉得这样做非常不够,所以他的意见是一个方面,极大放开海上油气的开采,在阿拉斯加的油气开采要极大放开,引起的后果是俄罗斯也会加强,美国想开采北极圈的油气资源,俄罗斯也会跟进。另一方面,对特朗普来说,美国好多届政府提出的能源独立政策,明确提出减少对OPEC和敌对势力的能源依赖,加拿大是美国能源供应的来源,有联盟关系的能源依赖也是不忌惮的,不是绝对意义的所谓独立,这样的独立对中国来说创造了一个机遇,将来美国减少对中东油气资源需求,甚至美国的压力技术继续应用推广,保证全球的能源资源过剩,事实上全球市场供给的增加对我国来说有好的方面,需求方面有一个有利的位置。
  对于清洁能源,事实上特普朗会放开,让清洁自己做,如果成本低到能和传统能源竞争,无论是核电,还是风电、太阳都能自己上。这样一个结果,全球的清洁能源发展,特别是投资、研发方面会有一个下降。这样一个结果,有人把气侯变化说成是中国的一个阴谋,以前是推到欧盟身上,但这都是从市场出发的阴谋论而已,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气侯变化事实上带来的市场机遇就是新能源技术的输出,包括设备、技术输出等等。过去,欧盟是世界上风能技术的最主要输出方,这时候大家认为,因为发展这个东西对欧盟有利,所以推到它身上。现在认为中国是新能源生产的厂商,应对气侯变化中国受益最大,把责任推到你身上,美国的新能源政策对中国是两面的,一方面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导势力加强,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有溢出效应,美国减少投资研发的话,实际上对全球技术的发展有一个消极作用。
  过去,加州对新能源鼓励有积极作用,但确定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伯克实验室是一片悲观的态度,认为他们的经费会被砍掉。他们不是说整体科研经费,最起码从支持可再生能源向支持传统能源有一个重新的调配。这也很有意思,对美国内部研究者来说,特朗普在学术科研的圈子受到支持率低一些。
  特朗普能源政策对中国会有影响,包括中国自身的能源政策、能源路径,虽然有特朗普新政外部的影响,但是中国应对自己的能源政策,或者自己制定能源政策的时候,更多地考虑内部的一些要素,比如改变能源结构、推动天然气的使用,更多地应对内部的压力,如环境污染等等。
  不论是中国自身的能源政策往清洁化,还是往其他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好,应更多地考虑国内内部的压力、内部的需求。当然美国鼓励化石能源,或者说可再生能源、气侯变化方面减少对中国的国际压力,对中国来说是外部的条件利好。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步伐做,当然这也有一些余地,中国虽然承诺了2030年之前达峰等等,但是政策余地留有很多,最起码大多数人预测2028年、2025年之前实现,之前承诺40%-45%的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都是在国内预期达到48%的条件下,我们再做出较低一点的承诺,给自己留有很大的余地。一方面减少了对外部的压力,所以我们做很多政策调整的时候能够减少压力,调整空间大一些,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有可能潜在的问题是,过去几年美国对中东这边的控制减少,由于他自身的能源独立相对加强,撤出的步伐会持续下去。但中国对于中东地区,或者马六甲能源依赖没有减少,对中东局势要付出大的代价维护。能源谈判,整体的供给提高了,在一些双边能源谈判里面,中国可以获得很好的势力。
  总体来说,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来说、能源治理来说,是放宽了外部的条件,也是机遇存在的地方。
  [本文系陈占明教授在“盘古·智见”之“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圆桌论坛上的发言。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盘古智库”(pangoalzhiku),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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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网络安全二轨对话”在京举办,进行突发事件情景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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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官方网站消息,1月12-13日,该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美网络安全二轨对话”在北京召开。
  中方代表来自中央网信办、外交部、国防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单位。美方代表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海军学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机构。
  此次会议为期一天半,双方围绕两国网络政策最新进展、网络空间中主权国家权力与责任、提升网空安全稳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网络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与合作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进一步达成理解与共识。
  此外,双方还进行了为期半天的突发事件情景推演,坦诚交流应对策略。双方希望未来在网络行为规范制定、溯源能力建设、突发事件响应、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与合作。

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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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贸易政策是转折,还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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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泓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本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宋泓关于分析特朗普执政贸易政策的下篇。该篇文章主要围绕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影响,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评价。宋泓认为,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回归国内、注重双边的贸易政策大转变,是美国贸易政策转变的一个转折点,还是昙花一现,值得观察。
  上篇,详见“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一文。

  特朗普贸易及相关政策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头羊,美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变化对自身以及全球经济、主要贸易伙伴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1)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受阻:巨型区域贸易协定以及WTO范围内的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会暂时放缓,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的领导角色会暂时出现真空。
  2)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增多,对于国内企业的投资优惠,有可能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
  3)大幅度减少税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
  4)世界的能源市场、尤其是石油市场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两方面:其一,需求方面,美国进口需求的下降,会大大减缓世界市场的需求增长;其二,供给方面,美国供应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增加了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在此供需结构下,世界石油价格将会长期低位运行。
  美国贸易及相关政策的调整对中国的直接影响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和制造中心的地位会受到巨大的挑战,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不平衡也可能减少。
  2)被迫与美国进行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尤其是投资协定的谈判。美国会以“对等性、互惠性”为借口,迫使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
  3)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的力度会加强、频度会增加。
  4)作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的进口环境会相对改善——较低的价格,较稳定的供应。简言之,中国将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关注的头号目标。来自美国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压力是中国未来几年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对中国的间接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似乎是有利方面,即: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空缺出的位置为中国提供了补进的机会,全球治理中出现了一个难得的“中国时刻”:1)奥巴马政府通过TPP排斥中国,构建亚太经贸新规则的企图破灭了;2)美国退出之后,不少TPP的成员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推进现有的RCEP进程,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甚或全球化进程出现停滞之时,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甚至还有一些TPP成员,和其他一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够补充美国的空档,发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领导者角色。
  其二,不利、至少是不确定的方面,即:美国从多边贸易体制和机制中抽身而去,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否仍然能够维持(上边的有利影响,就以传统多边体制的存在为前提)?是否标志着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甚或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呢?以美国的影响力以及巨大体量,它所作出的选择一定不会没有追随者的。这种调整会对中国以及全球贸易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如何应对这些影响和冲击呢?首先,要积极推进自身的开放进程。在关键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中,我们要进行有序的改革和开放试点,推进这些领域的发展。其次,要更加积极、坚决地推动RCEP谈判进程,如期完成谈判,尽早生效。不管这个协议带来的收益如何,早日完成和实施,就是中国领导力的最好体现,也会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巨大的红利(中国领导力和中国方案的体现)。当然,中国也要仔细观察和适应美国所推动的双边贸易化趋势,一方面,管理好与美国等主要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网络。
  对特朗普贸易及相关政策的评价
  总体上讲,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长期贸易政策的一个大转折。但是,这种转变是否代表了一个方向和趋势,抑或只是昙花一现,尚待观察。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很多政策,只具有短期、暂时的效应,似乎只是权宜之计。
  1、特朗普的贸易及相关政策基调,以就业作为目标和主线,显然,是选错了方向,甚至是误入歧途。
  在特朗普竞选以及当选总统之际,正是美国就业市场状况大大改善之际——失业率已经从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10%左右下降到了5%甚或以下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如果在此基础上,仍然要降低失业率,似乎吃力不讨好。
  与较低的失业率相伴随,美国就业市场上,也存在着劳动参与率较低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劳动人口中,很多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再寻找工作;他们也没有领取任何政府救助金,从而没有在失业统计中反映出来。这些人被排挤在美国经济之外,从而对于他们自身、他们的家庭以及社区带来伤害。
  因此,特朗普政府要做的,首先是为这些人提供帮助: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这些人全部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要对这些人提供充足的再培训机会,鼓励他们重新上岗。其次,要引导美国劳动者向着适应开放条件下美国产业和服务业要求的方向发展——高技能、熟悉计算机的、服务型的工作要求。
  2、退出WTO、TPP,重新谈判NAFTA以及建立双边协议,威胁对墨西哥和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显然,是要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转变。
  基于市场力量之上的国际合作,更多地,只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因为,在相互交换市场机会的讨价还价中,只有能够提供对等市场机会的国家才会进行互惠性的、对等市场开放,小国则被排除在外。
  更重要的是,大国之间的这种合作,也会带来相互的报复,从而使得从一个国家、产业和企业角度来看,在大国博弈下,合理的决定则会变成一种不合理的选择。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某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比如,美国大幅度提高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水平,那么,中国一定会进行报复——提高来自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这样,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也会减少,从而丧失就业机会。
  同样地,如果美国限制本国的跨国公司从事业务外包活动,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从而限制了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活动。外资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再比如,在公司所得税上,美国降低税率,也会引发其他国家这么做。法国和德国在特朗普宣布降税的决定之后,立即进行反驳就是一个信号。这样的“触底竞争”(competition for the bottom),没有赢家。
  战后,国际社会努力的结果,至少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就是建立了以规则、而不是以市场力量、更不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从而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的国际秩序。正是在这样的体系中,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国家可以对于另一个国家违反规则的行为,采取合法的、不会引发报复的贸易限制行为,比如,提高针对这个国家某些产品的关税水平,或者附加进口配额等。即便是长期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家的美国,也经常遭受其他弱小成员的起诉。
  因此,WTO以及一些区域贸易协定,比如,NAFTA及拟议中的巨型贸易协定TPP、RCEP和TTIP等,都是在创造这样一种机制,即:在规则基础上,成员国之间正常(非歧视、公平地)进行贸易活动;一旦某个成员违反规则,则其他受到损害的成员可以合法地、单方面地采取贸易反制措施进行纠正,而不会导致这个成员的报复——不论这个成员的市场影响有多大。特朗普是要走回头路吗?
  3、进一步讲,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西方新政府,以及支持英国公投、特朗普总统的欧美选民们,其表面上是在反对贸易开放,比如TPP、TTIP、甚或WTO,反对全球化,本质上,却是在抗争贸易开放和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组合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的收益分享,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内部,非常的不公平、不包容和不及时。在贸易和投资扩大的同时,很多遭受开放贸易冲击的产业、工人以及社区、甚至地区却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支持和帮助,从而使得这些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一个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却在发达国家内部造就了受到伤害、遭受不公平、被忽视的众多产业群体和地区。
  现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必须要做:
  第一,补偿和救济丧失工作机会的劳动者。
  第二,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高技能、计算机化的服务导向经济的需求。在发达国
  家中的劳动者,必须具有更高的素质,适应更高水平的要求。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国家中的工作,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高端的、高收入、高素质工作;其二,是低端的、低收入的、“非贸易”、“本地性”的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政策必须具有强有力的协调功能——将这种极端化的工作类型以及劳动者协调起来。否则,将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非常遗憾的是,在特朗普的所有政策组合中,没有社会保障政策、也没有收入调整和再分配政策!
  4、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经济和世界秩序所面临的问题,是全球化与传统的主权国家、传统的本土公司理念之间的冲突。
  全球化的存在,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有效的配置成为可能。全球化,最大程度的,或者向着最大化程度,释放市场经济的活力,为世界和全人类的发展带来巨大利益。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却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越来越矛盾。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所面临的最严峻、最现实挑战:
  1)民族国家,既要推动全球化,又要照顾自己的国民,尤其是不可流动和遭受全球化冲击的国民;
  2)本土公司,既要跨国经营,又要效忠母国;但是,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呢?这种冲突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税收领域中已经非常尖锐了。其中,在国际贸易领域中,WTO最近几年一直在推动基于附加值之上的国际贸易统计系统建设;在国际税收领域,OECD也于2013年出台了BEPS报告,并开始推进国际税收方面的合作。现在这种冲突开始在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域中凸显出来——特朗普的当选以及英国脱欧就是这种冲突的活生生体现!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竭力探索与全球化发展相适应的、基于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之上的全球治理体系;要竭力避免重新走上孤立、封闭,或者大国对立的老路上去。从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政府重新回归国内、重新推进双边贸易谈判、阻止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却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二战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盛行孤立主义,也非常重视和强力推进基于“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双边谈判和协议。难道历史要倒退吗?
  结论
  第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是延缓、甚至阻止进一步的区域化和全球化趋势,力阻美国产业和企业向海外转移,鼓励和支持美国企业和产业的国内发展。因此,它会对贸易的赤字更加敏感,甚至会陷入到重商主义者的政策漩涡之中;同样,也会更加倾向于自身利益,而不是世界领导者角色。
  第二, 美国贸易会有这样几方面的重大变化: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留住本国企业;减少石油进口;更多地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增强;缔结更多的双边协定,对于区域和多边贸易谈判的热情降低;倡导新规则制定的领导力减弱。
  第三,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冲突会增加,但也存在着通过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进行深度合作的可能性。
  第四, 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走向以双边贸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存在60多年的多边贸易体制也面临着存亡挑战。
  第五,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回归国内、注重双边的贸易政策大转变,是美国贸易政策转变的一个转折点,还是昙花一现,值得观察。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国贸。原题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和影响”。原文载于《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澎湃新闻进行重新编辑,经作者审订。)

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旧文章ID:12274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目标能否实现

作者:宋泓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月21日凌晨1点,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正式宣誓就职。从参加竞选、到大选辩论,再到胜选,特朗普的言论和主张引发了美国人民、全球媒体长篇累牍的批评、谩骂,以及抗议。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特朗普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事实。即将正式就职的特朗普,他的贸易政策真的会如他此前说的那般?他的贸易政策会产生哪些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宋泓从特朗普执政后的贸易政策目标、实施的可能性、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贸易政策实施后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
  此篇重点阐述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及其贸易政策,贸易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施的可能性。在这篇文章中,宋泓研究员通过逐一分析特朗普提过的七个与贸易相关的政策,得出了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稳住、甚至阻止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将美国企业和产业留在国内,并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打开外国的出口市场,从而,为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和财富。
  下篇详见“特朗普贸易政策是转折,还是昙花一现?”一文。

  2016年11月22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过视频公开宣布其执政理念和执政百日将要采取和实施的政策。其中,“美国优先”(Put America first)成为明确的执政理念。该理念的核心是:不论是在炼钢、造车还是在治疗疾病方面,希望下一代的生产和创新发生在美国,从而为美国工人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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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汇总了特朗普竞选总统以来倾向、甚至宣布将要采取的直接以及间接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政策。
  在贸易政策方面,首先,特朗普政府将要发表一个通告,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特朗普认为,该协议对于美国来讲,将是一场(潜在的)灾难。其次,美国将和其他国家磋商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以便将工作岗位和产业重新带回美国。在能源领域中,特朗普也要废除种种限制,以创造成千上万的高水平、高增加值就业机会,等等。总之,特朗普政府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主线将是:“美国优先;就业至上;重构美国的中产阶级(rebuild our middle class),重建伟大的美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2016年11月27日,特朗普再次宣布将降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从35%降低到15%,并引发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抗议(12月1日);11月30日,公开劝阻凯利(Carrier)公司海外外包活动,通过税收优惠以及取消母公司参与政府采购合同威胁迫使该公司将外包活动留在美国。
  实际上,这些举措也是特朗普竞选纲领的核心。在竞选期间,沿着同样的逻辑,他还提出了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甚至也要重新谈判一些现有的双边协议;要清退非法入境的劳工,在美墨边境建立围墙;对中国和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下面我们分别分析表1中的七项政策。
  第一,退出TPP。
  TPP的签署和实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是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形成。TPP的标签之一,是为下一代的贸易和投资确定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仅涉及到边界之上的市场准入和各种限制,更牵扯到边境后影响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的各种规制。在TPP之下,如果各成员国内的规则环境都相同了,对于贸易和投资也都开放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区域内的货物和贸易都可以自由流动;其次,更重要的是,投资甚至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这样,各成员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会按照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跨区域、甚或全球化进行。
  那么,这样的跨区域、甚或全球化经营活动,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以TPP中优先开放的电信、金融、保险和航空快递业等为例。美国电信产业的生产和服务提供活动,可以大规模地转移到海外进行——一方面就近满足当地的需求(供应海外市场,并且如果当地的市场足够大的话),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海外供应美国市场。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以及美国电信业的开放(虽然尚未达到TPP所期望的程度),已经使得该产业的经营活动大量外包,整个产业处于逆差状态。其中的计算机服务,自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2009年以后,更是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每年都超过100亿美元。同样地,金融、保险和航空快递业中的开放和规制环境改善也会带来类似的变化。
  另外,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也会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而发生很大的改变。1999——2008年,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比例不断提高,金额也不断增加:从1999年的13%和18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7%和420亿美元。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一方面会带来更多的专利特许收益,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更放心地在海外低成本国家和地区从事研发活动,从而,导致高附加值工作岗位的流失。
  即便是通过劳工、环保规则限制了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竞争,但是,地理上的限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还是会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工资率的巨大差别。因此,同样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跨国公司一定会更多地选择成本更低、且经营环境规范、稳定的地区来进行。这样,TPP下的新规则和制度安排,不仅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会导致工作机会、尤其是高附加值、高薪的工作机会的流失。从事同样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一个研发人员的工资,在印度,只是在美国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这样的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在美国进行呢?
  其二是市场的开放。贸易开放的就业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1)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相应的进口竞争所造成的就业效应。贸易开放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会得到扩张,劣势产业会得到抑制、甚至淘汰,从而带来就业效应。但是,在发达国家中,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高端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领域中。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代替、高端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扩张的调整中,总体就业机会的减少是难免的。2)生产效率提高所造成的就业效应。贸易开放后,国际分工的扩大,专业化程度以及熟练程度的提高都会增进生产效率,从而减少就业需求。与现有的FTA安排相比,TPP所实现的市场开放更彻底、范围更加广泛:在货物领域,自由化的产品达到了99%,在服务领域,也远远超出现有FTAs以及WTO服务贸易协定的水平。
  总之,TPP形成的是未来的规则,以及未来的市场开放。退出TPP,不会对美国现有的海外市场机会造成影响,却能阻止新规则的形成和更进一步的开放,以及基于这种规则和开放之上的区域化、全球化趋势,避免美国企业和产业、尤其是服务业进一步向海外转移。但是,退出TPP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在经济方面,退出TTP标志着美国放弃了为新的贸易和投资确定国际规则的领导权。更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方面,TPP还是美国重返亚太、巩固联盟的重要抓手。退出TPP将使得群龙无首的亚太盟友们无所适从,也为潜在的竞争者提供了弥补空缺的机会。尽管特朗普信誓旦旦地要退出TPP,但是,长远来看,能坚持多久,是否会以不同形式重新回归仍值得关注。
  第二,重新谈判NAFTA及双边贸易协定。
  通过双边贸易协定,促进就业和产业留在美国,只有在这样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其一,与现有的情形相比,能够大大增加美国的出口机会,从而带动出口部门的扩张以及就业的增加。
  这里,现有的情形是指:美国通过WTO和164个成员确定最惠国关税,并获得市场准入机会;同时,通过14个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和20个国家确定特惠关税安排。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市场机会。首先,必须锁定这些机会,不能恶化;其次,要进一步开拓新的出口市场。
  就NAFTA的重新谈判而言,现有的开放水平已经很高了。以货物贸易为例,美国农产品出口值的97.5%、工业产品出口值的100%在加拿大市场都是零关税;美国农产品出口值的94.4%、工业产品出口值的99.1%在墨西哥市场上也都是零关税。这方面能够改进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了。在服务贸易以及投资领域中也类似。而在新议题以及规则方面,美国通过鼓励加拿大和墨西哥参与TPP谈判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甚至扩大了货物贸易领域中的市场机会。因此,重新谈判NAFTA,在退出TPP的条件下,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重新包装TPP的成果,放在双边协定的框架之中而已。
  在双边贸易协定方面,美国目前生效并实施的双边协议只有12个,另外有两个区域贸易协定,即: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NAFTA,以及与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签署的多米尼加-中美洲(CAFTA-DR)自贸区协议,共涉及8个国家。因此,潜在的双边谈判伙伴还很多。
  其中,除了加拿大之外,美国尚没有和中国、欧盟、日本和墨西哥签订双边协定。但是,实际上,通过NAFTA,与墨西哥相当于签订了这种协定,通过TPP谈判也相当于与日本签订了双边协定。同时,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也与欧盟进行了双边的TTIP谈判,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只有与中国尚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谈判。理论上讲,与保护水平较高、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签订高水平的贸易协定,促进美国出口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因此,中国应该是特朗普政府优先选择的双边谈判对象。但是,与中国等新兴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难度也很大。比如,这些新兴大国是否会同意和美国进行这种双边谈判,即便同意,是否能够达成特朗普满意的协定,需要花费多长时间也都无法确定。并且,是否应该、能否实现基于“对等的、互惠性的”基础之上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也有很大的疑问。
  这样,即便是采取了一些锁定现有多边以及区域贸易协定开放水平的措施,通过双边贸易协定的形式,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实现美国出口贸易的实质性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二,稳住现有的区域、甚至全球生产网络规模,阻止美国公司的进一步产业转移以及业务外包活动,不增加就业岗位的流失。如果有可能,进一步阻断某些现有的区域、甚或全球性生产网络的联系,促使部分产业和企业回流本土,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
  美国企业和产业已经充分参与到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企业就开始在美墨边境地区开展“客户加工工业”活动,并在随后几十年中,逐渐建设成NAFTA下的北美生产基地;在亚太地区,也是美国企业最早从事电子产品的分包活动。在1980年代中后期,更是在微软和英特尔公司的推动下,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温特主义”(Wintelism)革命,推动计算机产业的专业化和标准化,使得传统的垂直一体化战略过时,并带动整个世界进入到信息化时代。现在,在美国不少产业中,存在着很多只经营品牌和营销、或者研发和设计的“虚拟公司”,其他活动都分包在世界各地进行,前者如耐克公司,后者如苹果公司等。
  因此,通过双边贸易谈判,一方面,可以推进与重点国家的市场开放,另一方面,限制和约束多边基础之上的规则形成,以及区域、甚或全球生产网络以及价值链的构建。这样,即便是通过双边的谈判,尤其是与中国、墨西哥等国家的双边协议,能够直接增加的出口市场也有限。但是,却能够将这些国家的区域、甚或全球加工、组装、制造基地的角色大大弱化,从而稳住美国产业和企业的进一步区域化、全球化的步伐。
  第三,退出WTO。
  WTO所代表的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国际贸易秩序。这种秩序,一方面有利于成员之间的国际分工形成;更重要的是,最近30多年以来,也有利于区域、甚至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构建,并引发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而空心化。特朗普要退出WTO,从某种程度讲,就是为了退出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阻止美国企业和产业从事基于这种秩序之上的区域、甚或全球价值链构建活动,以留在国内。
  另外,退出WTO,还要在国外市场上面临更高的准入壁垒。比如,就货物进口关税而言,一个国家的一种商品(一个关税税则),通常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税率:一般进口关税、最惠国进口关税以及双边或者区域贸易协定下的特惠关税。其中,前者最高、特惠关税最低(大多数情况下为零),最惠国关税处于中间水平。WTO成员都享受最惠国关税。如果退出WTO,而又没有和这个国家签署双边或者区域贸易协定,就要面临一般进口关税。这样,美国的出口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就会受到消损,从而出口量下降,就业减少。特朗普的办法是通过双边贸易谈判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利用美国强大的市场影响力,迫使其他国家作出不低于WTO最惠国关税水平的承诺。实际上,和美国签署双边协定的国家,绝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都已降为零。
  但是,退出WTO,美国却会遭受巨大的代价。首先,需要和现有164个WTO成员中,没有签订双边协定的151个成员进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个工作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投入很多的人力和财力才能完成。其次,以WTO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是美国倡导和领导建立起来的。退出WTO会使得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信誉大打折扣。因此,更可行的选择是,留在WTO,但同时和重点国家(中国和墨西哥等)进行双边贸易谈判,限制基于多边规则之上的区域化和多边化的急速推进。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退出WTO的可能性较小。
  第四,对于墨西哥和中国的进口产品分别征收35%和45%的关税。
  从国内程序来看,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样做,并且,在美国没有退出WTO的条件下,中国或者墨西哥(WTO成员)可以在WTO中进行起诉,并在WTO裁决后采取反制措施。如果美国退出了WTO,那么,这些国家则可以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从而,爆发贸易战。这样,在前一种情形下,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后一种情形下,则是两败俱伤,适得其反。只有在墨西哥和中国忍气吞声,不采取报复性措施的条件下,才会带来美国贸易平衡的改善,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显然,墨西哥和中国政府不会坐以待毙。
  但是,为什么特朗普会提出这样极端的政策呢?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他对于中美以及美墨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产生这种贸易逆差的北美区域生产网络(墨西哥是制造基地)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中国是制造基地)非常不满。全面提升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进口产品的关税,就可以隔断这种生产网络的正常运转,阻止美国企业和产业的向外转移。这样,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挑起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比较小;而采取直接的双边贸易谈判以及优惠美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国内措施则效果要更好一些。
  第五,降低企业所得税比率,从目前的35%降低到15%。
  长时间以来,由于企业所得税较高,美国很多跨国公司在海外避税港注册虚拟公司进行纳税,并将大量的利润滞留在海外。比如,2015年,《财富》美国500强公司中的298家在海外滞留收益达到2.49万亿美元。其中,苹果公司滞留海外的利润就高达2149亿美元,辉瑞公司(Pfizer)1936亿美元,微软公司为1240亿美元,通用电器公司(GE)为1040亿美元。据估计,跨国公司每年利用海外税收天堂所规避的美国联邦税收高达1000亿美元。2015年,在海外有收益的298家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的公司所得税率估计为6.2%,比美国国内的税率低了28.8%,相当于少交联邦税7178亿美元。以苹果公司为例,2015年,该公司在海外留存收益2149亿美元,只按照5%的公司所得税上缴了税收。如果按照美国国内的公司所得税(35%)纳税,那么,苹果公司就逃避了653.88亿美元的联邦税收。因此,这些企业的逃税,以及高额利润的海外滞留,不仅侵蚀了美国政府的税基,而且也减少了在美国国内的投资活动,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的创造。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降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率,吸引美国企业和海外巨额利润回归国内,虽然不是一种最优的选择,但至少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单方面降低公司所得税率,会在发达国家之间引发竞争。在OECD已经出台《处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报告,并且经G20协调,全球61个国家都在采取行动的情形下,特朗普的激进降税行动无疑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
  第六,废除繁文缛节,扩大能源供应。
  过去十多年中,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引发了页岩油为代表的石油产业大变革。由于技术进步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很短的时间内,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的美国,就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2014年6月),从而大大降低了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
  2005年,美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为60.3%,2015年降低到了24.1%。短短的十年时间,进口依存度降低了36.2个百分点。其中,对OPEC成员国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下降。2015年,来自OPEC成员国的石油只占美国进口石油的30.6%(2005年时为40.7%)。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美国不仅可以减少对于OPEC成员国的石油进口依赖,也很快可以实现石油的自给。
  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产业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页岩油产业的繁荣直接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其二,石油生产的增加也大大减少了能源的进口,大大减少了美国货物贸易的逆差。过去,石油进口一直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大大减轻。比如,2008年高峰时期,美国石油贸易赤字高达3914亿美元,占了美国货物贸易赤字的47%,而到201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79亿美元和11.5%。
  因此,特朗普政府如果废除能源产业中的种种限制,促进石油和煤炭等产业的生产,那么,美国就可以实现产业以及就业的同步增长,并减少对于进口石油和能源的依赖,甚至实现贸易盈余。但是,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增长,却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影响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中的承诺实现。
  第七,通过税收优惠(甚或关税惩罚)以及政府采购等形式,留住美国企业和它们的商务活动。
  2016年11月30日特朗普在个人推特上宣布凯利公司(Carrier Corporation)不再将1000多个工作机会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转移到墨西哥。促使凯利公司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特朗普的劝说——印第安纳州给予该公司700万美元的税收优惠;其二是特朗普的威胁——威胁减少、甚至终止其母公司的联邦政府合同,同时,威胁对于将生产或者其他经营活动转移到海外的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同样的方式,特朗普试图运用到更多的公司身上,比如,打算将产业轴承生产从印第安纳转移到墨西哥的雷克塞德公司(Rexnord Corporation)等。
  从短期和单个案例来看,这样做也许能够带来一些改变,实现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的目标。但是,长期效果如何却值得怀疑。因为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区域、甚或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获取最大利润本是企业天经地义的事情。特朗普政府却要通过各种办法改变企业经营的约束条件,促使美国企业留在国内经营。这样做只具有短期效果。长期来看,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会仅仅基于某个国家的某个政府的某项不确定的政策优惠之上的。并且,正如美国著名贸易专家罗伯特·劳伦斯所评论的那样,“这样做,也开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即:标志着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在向以交易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转变”。
  以上我们分别讨论了特朗普的七大贸易政策。对这些政策,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单个地看,而应该联系起来、系统地分析。单个地看,似乎七大政策中的不少政策都很难实现政策目标,也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参见表1),但是,综合地看,这些政策却有很强的内在联系。特朗普之所以要退出WTO、退出TPP,并叫嚣着要对中国和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就是因为他反对美国企业和产业的海外转移,反对区域、全球生产网络下,美国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地位;他并不反对贸易自由化,而是反对引发美国产业转移的区域和多边的贸易自由化。自然地,他同时也要大力推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市场开放,为美国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的出口市场机会。这样,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稳住、甚至阻止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将美国企业和产业留在国内,并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打开外国的出口市场,从而,为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和财富。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特朗普上台以后,预测美国贸易政策的如下几个变化:
  1)促进出口,适当减少进口,尤其是石油的进口。这样,美国的贸易平衡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2)虽然不会针对某个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全面的、长时间的、大幅度提升关税的措施,但是,却会在某个时期、针对某个国家的某种产品采取更多的、幅度更大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甚至暂时性的关税保护。
  3)与此相伴随,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会加剧:一方面,美国会更加关注其他贸易伙伴的政策变化及其对于美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更加积极地推动自身的出口贸易以及对外投资的扩大。
  4)通过双边谈判,和主要贸易伙伴缔结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而基于政治和战略考验与一些小国缔结双边协议的意愿会大大降低。
  5)在多边、诸边领域中,大力倡导和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推动和倡导新的议题,引领全球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制定的动力有可能会减弱。
  6)进行国内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留住本国的企业和产业。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国贸。原题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和影响”。原文载于《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澎湃新闻进行重新编辑,经作者审订。)

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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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会如何理解当代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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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跃然  来源:澎湃新闻

  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一刻起,许多舆论就将这一事件戏称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人们乐衷于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称《雾月十八》)中的只言片语透视美国大选,指出波拿巴复辟与特朗普上台之间的相似性。
  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分析往往流于表面。
  作为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论述之一,《雾月十八》中蕴藏的洞见是复杂而深刻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何从《雾月十八》的论述中,提炼出具有生命力的概念、视角和分析思路?这些思想资源,究竟如何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上台这一事件背后的美国政治整体走向?
  《雾月十八》写了什么?
  1848年,法国人推翻了七月王朝的专制政权,建立第二共和国,但只维持了短短三年。“雾月十八日”指的是1799年11月9日(法兰西共和国历的雾月十八日),是拿破仑发动政变的日子,法国大革命就此终结。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的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发动政变、终结第二共和国、最终走向君主专制复辟,重演法国大革命的结局。
  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起源于激进思想的1848法国革命,在短短三年之后就走到了君权复辟的结局?这是马克思写作《雾月十八》时试图回答的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答案就在各个阶级的政治互动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小规模生产者)、无产阶级、小农、流氓无产者(没有正式营生的社会边缘人)在马克思笔下一一登上政治舞台,展开复杂的交锋。
  在各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了七月王朝之后,无产阶级首先发现,如果不采取极端行动,新的共和国政权势必被资产阶级主导。无产阶级发动“六月起义”,但最终失败,从此被逐出了政治舞台。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制定过程,被资产阶级中“共和派”所控制的立宪议会牢牢掌握。
  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并获得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波拿巴的暗中帮助下,直接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通过一系列行动,以“立法议会”取代了之前的立宪议会,将政治主导权从“共和派”手中夺了过来。在夺取了政治主导权之后,秩序党却在议会内外受到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挑战。通过武力镇压、撤销普选权等一系列斗争手段,秩序党最终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能量。
  在此刻,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看起来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然而,之前一直被看做秩序党盟友的波拿巴却开始露出尖牙厉爪,一步步巩固自身权力。这样一来,作为总统的波拿巴与秩序党所控制的议会开始直接交锋。波拿巴不仅成功地将流氓无产者动员起来,还坐拥小农的支持。更不幸的是,大资产阶级也背叛了原本代表他们利益的秩序党,倒戈向波拿巴。这种形势下,秩序党议会在波拿巴的步步挑衅面前无所适从、步步退缩。最终,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1848宪法,第二共和国宣告终结。
  波拿巴的上位之路
  在这段故事中,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深思:对于各股政治力量,我们都能指出其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但波拿巴是个例外——他走上政治舞台,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而是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左右逢源,策略性地在特定时刻争取特定阶级的支持。
  为什么偏偏是没有阶级代表性、只有个人利益的波拿巴,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个问题,又可以被切分为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为什么波拿巴能当选总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厘清总统选举这一政治过程的性质,尤其是要明白: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是根本不同的。
  《雾月十八》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每位议员只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或地区、甚至仅仅代表了凑够七百五十这个数字的要求,而总统是由全体国民选出来的,总统选举是作为主权行使者的人民每四年便运用一次的王牌。国民议会和国民的关系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总统和国民的关系却是个人化的、具体的。议会中的议员们代表着国民精神的各个不同方面,但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实在化身。和议会相比,总统拥有某种近似于神权的权利;他之所以成为总统,是因为人民的恩赐。”
  议会中的议员,代表着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但总统却代表着“全体人民”来掌握国家机器。选举总统,是选出一个人作为全体国民的符号象征。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中,“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和利益”从一开始就不是其原则或目的。总统是“国家整体”的代表,因此总统候选人需要声称自己代表广泛的“人民”,而避免给选民留下“某个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印象——正因为波拿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才能承载着跨阶级的政治支持而当选总统。
  今天的总统选举,也往往体现出这种特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宣称自己代表某种普适意义上“人民”的声音,而不是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的传声筒。他们背后的选民构成,也的确十分多样。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囊括了宗教保守势力、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本。而支持希拉里的群体,涵盖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穷人、工会、职业中产阶级和一部分新兴资本。
  总统选举的这种特点,早在波拿巴时代就已经显示出来。
  但要理解波拿巴为何能成功复辟,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波拿巴为什么能成功击垮议会、彻底打碎议会的政治制衡?
  最直接的解释是,由秩序党控制的议会过于软弱,在波拿巴一步步向议会进攻的过程中一味退让。但我们需要追问:议会为何表现得如此软弱?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议会作为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内在问题。
  在议会和波拿巴对峙的时期,秩序党议员们要想捍卫自身的政治利益、扩大手中的权力,就需要保卫议会制度、与波拿巴对抗。然而秩序党背后的大资本家们,却出于对政治稳定下赚钱做生意的渴求、对强大国家机器的依赖、和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后文详述),选择了支持波拿巴。于是,议会中的秩序党人作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出现明显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代表性危机。
  在代表性危机之下,这些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就顺从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向波拿巴投降;要么就彻底地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与波拿巴斗争,这就要求秩序党人跳出“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框架,转而去寻求其他阶级作为民意基础,或者打造一种无关于阶级的民意基础。但秩序党议员们的实际做法却是,一直在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名义上的“阶级代表性”之间挣扎,在波拿巴的步步紧逼之下无所适从,最终也被其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彻底抛弃。
  今天的代议制民主,已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秩序党议会的垮台,实际上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机制的一种内在缺陷。
  在通俗理解中,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各个社会群体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些政治代表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传声筒,参与政治决策。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基于这样一种预设:政治代表在参与政治时,是依照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行事的。
  但实际上,代议制民主机制选举出的政治代表,并不是其代表的选民群体控制的木偶,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其理论上应该代表的选民群体的利益。
  理论上讲,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分化, 政客需要在个人利益与其代表的选民利益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但是在现实中,总有某些具体的议题上,政客个人利益与选民利益无法被统一,导致政客的私人立场和他理论上代表的群体立场出现直接矛盾,成为可见的代表性危机(正如秩序党和大资产阶级在是否支持波拿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那样)。
  当代表性危机出现时,政客们若想在代议制民主的游戏中不被淘汰出局(或者说,不犯下秩序党议员的错误),就必须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坐标,模糊他们原有的代表性。这种模糊化的努力,往往需要政客们停止宣称自己代表着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而通过寻找新议题、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等方式,将自身包装成某种广泛利益诉求的代表、打造某种包含多个选民群体的庞大支持基础。因为一个政客所宣称代表的选民群体越单一,其自身利益与该选民群体利益之间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觉,丧失该群体支持对政客自身政治利益的影响也越致命,秩序党就是前车之鉴 。
  代议制民主之下政治代表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不仅体现在个体政客身上,也体现在政党身上。 新近的一些政治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党不是被动代表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新的利益诉求、身份认同、群体分界。更有甚者,政党也会通过话语宣传、政策收买等手段,积极收编浮现的新社会思潮,将具备潜在革命性的新认同扼杀在萌芽中(比如美国民主党对独立劳工运动的收编)。同时,当代议会制度也给政客提供了足够空间(比如在不同选区之间、两院之间、乃至议会与行政机构之间切换)去模糊自身的代表性、创造性地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
  这样看来,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代表性”的政治。我们很难把当今某政客或政党的支持群体,归纳成某个具有清晰身份和诉求的社会群体,更无法将该政客或政党看作这一群体实际上的政治代表。政客和政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实会在特定情境下选择性地回应特定群体的诉求,但他们本身不以“特定群体的政治代表”身份参与政治决策。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原本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最终扩大或转换了自己的选民基础(比如英国工党和加拿大新民主党);以及,为什么许多国家出现了纯粹以吸引最多选民为己任的“囊括型政党”(catch-all party,既包括一些没有清晰政治立场、纯靠历史上遗留的动员结构来吸住选民的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场、但希望用自身立场广泛讨好选民的党——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
  如此解读《雾月十八》,我们可以看到:总统选举本就不以代表性为原则,而代议制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代表性政治的意涵。因此,对“某某政客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分析,可能已经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我们恐怕不能将支持特朗普的群体看作是他实际上代表的群体,特朗普也不必然会回应某个支持他的群体的利益诉求。
  如何超越选举政治
  马克思对于选举政治的态度是辩证的。
  一方面,无论是在早期著作《法哲学批判》还是晚期著作《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都肯定了选举作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对《雾月十八》的以上解读,选举制度的框架本身,很难实现政客对选民的有效代表,它提供的是一种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民主”。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去弥补选举政治的内在缺陷呢?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制度设计,使选民有渠道对他们选出来的政治代表进行更直接的问责。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模版,提出了一种他认为相对理想的民主制度。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民有权随时通过投票来解雇他们选出的政治代表,而不需要等到几年一度的选举时另选他人。
  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运动式的。在《雾月十八》中,曾经有两个阶级面临其阶级利益与代表本阶级的政客个人利益明显脱节的状况,但结果却完全不同。
  一边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性危机。起初,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立宪议会中的“共和派”,但大资本很快发现“共和派”不能有效代表本阶级的现实利益诉求(维护政治稳定),因此他们转而支持秩序党,作为更加直接的政治代表。再到后来,大资本发现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秩序党成员的个人政治利益出现分化,于是转而支持波拿巴。
  另一边,工人阶级也在遭遇代表性危机。在“六月起义”之后,工人阶级自身已经没有可能拥有独立政治代表了,只能将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治代表,但当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向秩序党妥协的时候,工人阶级只能听之任之。
  在“六月起义”的沉重打击之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能力羸弱,使得他们没有能力要求“名义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向自己负责。与之相反,大资本的政治动员能力强,因此在出现代表性危机时,能够果断更换新的政治代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动员能力不同,因此对政客施加影响和问责的能力也不同。动员能力强大的群体,有能力切实影响到政客的个人利益与政治前途、迫使任何政客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 不管这些政客名义上代表着谁。
  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事实上都不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时,特定群体要想让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中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坐等着“被代表”,而必须在选举政治之外、在社会当中,培育草根动员力量,自下而上地壮大自身的政治行动力,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写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街头”。
  这也呼应了左翼思想家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观点: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就必须既以政党的形式参与选举政治,又培育独立而活跃的草根运动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运动强大,才能尽可能保证左翼政党在夺权之后不“变质”、真正实现对左翼诉求的代表。
  神合貌离的资产阶级与国家权力
  《雾月十八》的故事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最终在“由自己的政治代表统治”和“由波拿巴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诚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更能维护个体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考量之下,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对资产阶级而言,“由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统治”,会让国家政权带有极为可见的阶级统治色彩,这种可见性,很容易为被压迫阶级所察觉,使得被压迫阶级在脑海中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统治画上等号。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任何执政失误,都将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整体的责任;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斗争,都有可能蔓延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将不得安宁:国家权力运作中生产的任何不满,都可以迅速转化成反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而波拿巴的好处在于,他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资产阶级,而且坐拥小农、流氓无产者等多个群体的支持。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向波拿巴暗中施压、迫使其回应资本的利益,但因为波拿巴政权不会被人们看作是资产阶级政权,所以波拿巴执政的问题,就不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反抗波拿巴专制的斗争,也很难演化出反抗资产阶级的诉求。这样一来,不管国家政权面对怎样的挑战、不论政权怎样更迭,资产阶级的结构性特权并不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波拿巴政权的最终垮台,也没有改变法国的阶级格局。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政治学家米利班德(Ralph Milliband)认为,资产阶级精英把国家机器攥在手里,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他的论敌Nicos Poulantzas 指出,国家机器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中的个体资本家和派系,这种独立性使得国家能够调和不同资产阶级派系的冲突、维护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但从《雾月十八》的分析来看,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安排其实是:让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维持形式上的距离,以使得国家既不会被视作个别资产阶级精英进行统治的工具,也不会被视作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言人。
  这样一来,虽然资产阶级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干预国家行为,但人们难以在意识层面将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这种迷惑性的距离,最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长期稳定。当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强调自身的个人利益、或是将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纳入其执政的民意基础时,实际上是维护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形式上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的所作所为。特朗普胜选以后,史无前例地将多位资本家和大公司领导人任命到内阁的关键职位上,被称为“史上最富内阁”。在国务卿、教育部长、劳工部长、陆军部长这种一般由职业政客担任的内阁职务上,特朗普分别任命了埃克森美孚公司CEO、温奎斯特投资集团创始人、CKE餐饮公司CEO、高频交易巨头Virtu Financial创始人。很多人指出,这种明目张胆地将资本力量引入政治舞台的做法,和特朗普竞选时摆出的民粹主义反精英姿态相比,是十足的虚伪。 但我们更要看到,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恰恰是因为特朗普的反精英姿态、因为他坐拥大量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因为他和共和党建制派的紧张关系,使得他在大量选民的心目中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他对于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攻击,一直围绕着“建制精英和资本的密切关系”这一主题,也就暗示了自己是不会陷入这种关系当中的。特朗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说服选民无视“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而认为他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是利用“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说服(“我已经足够有钱了,所以不会被任何人收买”)。正是因为特朗普在观感上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距离,才使得他能在不招致严重反弹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提供更直接、强力的渠道介入国家政治。
  执政者与资产阶级在观感上的距离越大,资产阶级事实上的政治活动空间也就越大。试想,任何一个建制出身的总统候选人,难免被人怀疑与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暗中联系(比如希拉里),一旦在内阁中任命大量资本家,很容易被广泛指责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但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坚定反资本、反精英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所以就算他事实上做出一系列亲资本举动,也有大量选民坚信他不会沦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类似,如果特朗普政权今后在执政中出现任何问题,这种迷惑性的距离,会让很多人不把这些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而看作是特朗普个人作为野心家的问题、或者是右翼民粹主义路线的问题。
  在波拿巴和特朗普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个阶级将执政者和国家机器玩弄于股掌之中,也不是国家高高在上地统治、调和各个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维持了足够的形式上的距离,实际上却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紧密、更加安全。
  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悖论
  从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出发,我们最终需要反思国家机器本身。
  波拿巴一步步完成复辟的过程,也是他作为总统所掌控的官僚国家机器一步步扩大自身权力、摆脱议会约束的过程。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指出:一个相对自主的官僚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扩大国家机器的权力,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最高利益(虽然国家机器成员内部也会出现利益分化)。
  这个相对自主的国家机器,很大一部分是运转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而在马克思看来,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很容易变成巨大的反动力量。如果不直接将国家机器本身民主化,这种反动的可能性就无法消除。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暴露了它的局限: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将议会这个理论上直接向选民负责的代议制民主机构,与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僚制国家机器区隔开来,从而不让民主的力量进入国家权力日常运行的内部。随着掌握实质性权力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理论上代表民主意志的议会如果无法有效制约国家机器,必将沦为无关紧要的“辩论俱乐部”。
  在特朗普正式就任的时刻,我们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没人知道这个疯子会做什么”的担忧蔓延开来。作为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最高掌控者,他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为所欲为”的能力。而从根本上说,这种不确定性是近数十年来美国行政权力不断加强、立法机构的制约作用不断弱化、官僚国家机器的规模和自主性不断扩大的制度后果。
  在理想的状态下,特朗普即便是作为总统,也理应没有能力去改变美国民主的权力制衡,然而事实上他却有,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日益失效、议会越来越沦为“辩论俱乐部”的基础上的。
  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波拿巴,成功击垮了代议制民主、实现君权复辟;而同样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特朗普,也不断表现出进一步绕过、甚至突破民主机制限制的迹象。
  马克思会认为,这其实暴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深刻悖论: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民主方式维持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但民主机制不可避免地留出了被压迫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的空间。通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被压迫阶级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为资产阶级制造麻烦,甚至孕育出更激进的抗争可能性。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身权力,会撤回到反民主的路线上。
  在1848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反民主路线体现为明目张胆地剥夺普选权等民主权利,以及最终支持波拿巴的君权复辟。而到了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出了更加复杂而间接的反民主策略,它不需要简单粗暴地破坏民主,而是通过代表性政治的消解、国家机器自主性的强化等方式,将民主制度虚化、掏空。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述的,从民主共和国到君权复辟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虽然调适的结果,也许超出资产阶级最初的预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雾月十八》提醒我们,这种政治调适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外,而恰恰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趋势当中。而当这种调适发生时,那些用来支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能抵御调适带来的政治后果。

  *感谢尤玲对本文的宝贵贡献

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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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来了②|他“亲俄”若是陷阱,中美俄三角会有何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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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健荣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本周末(美国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将正式就职。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关于他未来政策出现的最多一个词恐怕就是“不确定性”。自去年11月当选至今,特朗普的种种言行是否能让我们在“不确定性”中找到一些确定的东西呢?他正式入主白宫后,美国和世界,尤其是与中、俄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呢?

  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将正式履行美国第58届45任总统之职。在许多政治家大佬眼中,特朗普是一个政坛另类,他叛经离道,不守成规、口无遮拦,信口开河,惟利是图,带有典型的商人习气,甚至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代表。
  然而,在俄罗斯政界,对特朗普则是另眼相看。特朗普的当选曾令俄罗斯上层精英感到一阵窃喜,许多官员把特朗普对俄言论视同友善,庆幸俄美关系将迎来转机,对俄美关系前景感到乐观。
  可是,俄学界头脑清醒的学者并非那么乐观,他们冷静下来,开始思考特朗普涉俄“善言”背后的动机。去年11月,笔者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俄罗斯政治学会2016年会。聆听了俄罗斯一些大牌政治学家和国际问题学者的演讲,其中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前所长谢尔盖·罗戈夫(Sergey M.Rogov)院士发表的关于美国选举及俄美关系走向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注意,值得我们去做一番分析。
  特朗普“亲俄”是表象?
  在罗戈夫看来,美国特朗普好比俄罗斯的日里诺夫斯基,其当选总统确实令人感到相当意外。但必须指出的是,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当选,充分表明了美国民粹主义思潮在抬头,反映了美国中产阶层因失落而期待改革的强烈愿望,凸显出美国社会意识中反全球化的倾向。
  有人认为,特朗普似乎在故意与奥巴马唱反调,以此否定其前任政绩,突出自己的正确。就拿其对俄态度而言,特朗普完全是与民主党背道而驰,主张与俄开展合作,而不是对俄实施制裁。在他人看来,特朗普似乎是一个“亲俄派”。显然,这只是一种表象。特朗普对俄流露的善意并非代表其对俄抱有天生好感,或者其个人对普京心存钦佩,还是刻意采取的一种竞选手段。从美国切身利益出发,特朗普对俄释放善意,其背后势必另有所图,其中可能存在“陷阱”。
  特朗普的“陷阱”
  俄罗斯学者认为,从当前国际关系格局角度看,特朗普对俄亲善的动机可能存在以下两种可能。
  1、操纵美中俄三角关系
  特朗普上台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履行其竞选中承诺的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具体地说,为了让美国在世界中获取更多利益,而不是为大家提供共同福利,美国不仅将重新审视美国现行对外政策,而且将设法改变现行国际关系中一些游戏规则,使之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维护“美国世界中心论”。
  为此,如何处理好美中俄三角关系将是其中关键,美国不会坐视中俄两个大国抱团结伴,来共同对付美国,那样的话,美国势必两面受敌,难以保持足够优势。美国会对俄采取拉拢,与俄开展局部合作,以此达到分化俄中关系作用,同时在与俄合作中设法降低其作用,让其扮演小伙伴角色。未来世界政治中,美或会将中国看成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主要对手,调动各种有助于自己的资源和力量,以更小的代价去换取更大利益,以保持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2、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威胁
  与奥巴马视俄罗斯等同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或者埃博拉病毒威胁的立场不同,特朗普曾多次声明IS是当前头号国际威胁,呼吁与俄罗斯开展合作,加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共同应对IS威胁。为此,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排除美俄之间将加强对盘踞在叙利亚的IS采取联合反恐行动可能。
  去年12月1日普京在发表的一年一度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俄美可以加强国际联合反恐合作,可见,双方之间在这方面似乎存在了一种共识。
  但是,特朗普另有其它用意,他并不愿意看到俄罗斯成为主导中东局势的主要力量,而无非是想利用俄军事力量去铲除IS武装,以消耗俄罗斯军费与财力。问题是,美俄联合反恐在解决叙利亚冲突危机同时,美国是否接受阿萨德政权继续执政?如果特朗普改变美国对阿萨德立场,势必与中东其它反阿萨德政府的国家产生矛盾,美国又将如何去协调与其中东盟国关系?
  俄美关系走向判断
  根据上述两点,我们的基本分析判断是,特朗普执政后将可能局部调整对俄立场,缓解对俄压力,并逐渐取消对俄制裁,转而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在贸易领域和地区治理方面,特朗普可能对中国进行一系列反制手段和战略施压,包括采取反倾销或者技术壁垒措施,甚至可能无视世贸原则,单方面对中国的对美出口作出各种限制,以缩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
  而相对俄美关系而言,俄罗斯可能从中获得喘息机会。俄罗斯对美始终是采取以自身利益为前提的务实外交,只要美国尊重和关切俄切身利益,在此前提下,俄罗斯是希望改善与美关系,并与美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特朗普上台对缓和目前俄美紧张关系是一个机会,俄罗斯绝对不会错过,并会采取一种相对主动姿态,这一点从俄方在不同场合的对外表态中已经显露出来。
  去年11月下旬,俄罗斯《生意人》报道说,尚在特朗普政府班子未组成之际,普京曾对外公开表示,“俄期待与特朗普政府团队进行沟通,但不清楚究竟与谁去沟通。”俄对特朗普流露出来的这种迫不及待,一方面说明,俄迫切希望缓解与西方国家关系,摆脱当前俄自身所面临的不利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说明,俄迫切希望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能够重新回流俄罗斯,为其衰弱的经济机体注入新鲜血液。
  随着特朗普政府班子组建完成,俄美双方恢复高层对话和磋商的时机可能很快会到来。从特朗普政府班子组成结构来看,其政府许多要员与俄罗斯并无以往恩怨和过节,甚至有些与俄关系相当密切。
  例如,美白宫办公厅主任人选赖因斯·普里伯斯是一个东正教徒,美国务卿人选蒂勒森是埃克森美孚原CEO,与俄能源财团关系密切……这一切都为未来俄美关系改善打下有利对话的基础。
  至于导致俄美关系陷入了冷战边缘的乌克兰危机,目前仍是美俄关系能否改善的主要障碍。特朗普对乌克兰问题至今未发表过任何言论。这似乎给俄美对话留下了很大空间。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国内的支持率已跌入谷底,似乎已经失去了连任的可能。奥巴马政府对其已失去兴趣,更不用说特朗普本人。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命运多舛的季莫申科可能归来,成为下届乌克兰总统的有力竞争者。在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眼中,季莫申科也许是一个都能被接受的人物。
  俄美关系改善对中国或有不利影响
  基于俄方学者对特朗普的分析,我们认为,在中俄美三角关系中,中俄与美之间的战略利益矛盾是结构性的,不是特朗普想拉拢俄罗斯就能达到分化中俄目的,因为俄美之间本来就缺少足够的信任,俄方学者有关特朗普“陷阱”的提醒,充分说明了俄美之间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即使俄美关系得到表面缓和,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如:东欧反导、北约东扩、叙利亚政权,俄罗斯是不会让步,改变自己立场的。但我们必须预料,特朗普上台,不排除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些不利状况。
  首先,从双边关系层面看,俄美关系改善仅仅改变和缩短了三角关系美俄之间的距离,对中俄关系紧密程度不会构成很大影响。因为中俄两国有高度政治互信,十分珍惜彼此全面战略协作关系,在捍卫两国切身共同利益及对待重大国际原则问题上,中俄两国将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立场,绝不会出现转变,对此我们应该深信不移。但在中美利益冲突中,俄方能否与中方保持紧密协作,以共同对付美国?从俄罗斯的务实外交与实践来看,中方有必要做好单方面应对美国施压的充分准备。
  其次,从地区安全层面看,如果美国试图改善与俄关系,那么北约将暂缓东扩,包括暂缓东欧反导体系的部署,否则,俄美关系依然无法得到实质性改善。但在东亚反导体系部署问题上,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尽管韩国政权出现了危机,朴槿惠总统遭到议会弹劾,但并不会让韩政府放弃部署“萨德”反导体系。并且,日本政府一再叫嚷要坚持在本土部署“萨德”,如果在台海周边地区也出现的话,势必将引发中美严重冲突,对此,中方必须做好应对最坏打算的准备,因为从特朗普对台湾地区的立场来看,其政府是否能够遵守“一中”原则让人生疑。
  第三,从全球战略层面看,一旦俄美关系缓和,双方矛盾与冲突可能减少和下降,所谓此消彼长,中美关系矛盾可能会由此上升。从特朗普各种对华言论和举动来看,因各种利益纠纷中美双方冲突将逐渐加剧,中国未来将面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更多压力,对中国地区战略目标实施构成很大阻力,甚至对中国对外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干扰,如何去协调中美双方利益和管控彼此分歧,是未来面临的考验。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俄罗斯-中亚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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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就职演讲:美国第一,美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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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朗普  来源:世界说降临翻译组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先生,卡特前总统,克林顿前总统,布什前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各位美国同胞,世界人民,感谢你们。
  各位美国公民们,我们正参与到一项伟大的全国性事业当中:重建我们的国家,重塑对全体人民的承诺。我们将一起决定未来很多年内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道路。
  我们将遭遇挑战。我们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能将这项事业完成。每过四年,我们都相聚在这里进行有序和平的权力交接。
  我们应该感谢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他们在权力交接中,慷慨地给予我以帮助。他们真的很棒。谢谢你们。
  今天的就职典礼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不只是将权力由一任总统交接到下一任总统,由一个政党交接给另一政党。
  今天我们是将权力由华盛顿交接到了人民的手中,即你们的手中。
  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
  建制派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他们的成功和胜利不属于你们。当他们在我们的首都欢呼庆祝时,这片土地上无数在挣扎奋斗的家庭却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但这些都会改变,在此地改变,在此时改变。因为你们的时刻来临了,这一刻属于你们。
  这次胜利属于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以及全国正在看这次典礼的所有美国人。这是属于你们的一天。这是你们的庆祝日。我们所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你们的国家。
  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政府由哪个党派掌控,而是让政府由人民做主。2017年1月20日,这一天将会被铭记,美国人重新成为了国家的主宰者。
  曾经被忽视的美国人不会继续被忽视。
  现在,所有人都在倾听你们。你们数以千万计地投入到这场历史运动中,这样的事情世界上从来没有过。
  这一就职典礼的核心是一种信念——我们坚信国家是为服务人民而存在的。我们国家想要为孩子们提供优良的学校学校教育,为家庭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为每个人提供好的就业岗位。
  这些是正直的人民,正直的公众发出的合理诉求。但是很多人面对的现实却与我们的期望不相符。在内城区,母亲和孩子正陷于贫困之中,生锈的工厂像墓碑一样布满我们国家的土地,教育系统充斥着黑暗的权钱交易,我们年轻又俊俏的学生们因此被剥夺了本该习得的知识。犯罪团体和毒品夺走了许多生命,阻碍了我们国家未开发潜力的释放。我们国家中的这些屠杀行为将永久结束在此地、结束在此刻。
  我们同属一个国家,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他们的梦想也是我们的梦想,他们的成就将是我们的成就。我们万众一心,同住一个家园,将会共享耀眼的成就。
  今天我所做的就职誓言是对所有美国人的效忠。几十年来,我们以美国工业的衰落为代价为别国的工业输送营养,为别国军队施以援助,但对我国军力的耗损视而不见。
  我们曾经致力于保卫其他国家的领地,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领土。
  我们曾经将成千上万亿美元转移到海外,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长年荒废。
  我们帮助其他走上了富裕之路,我们自己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却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倒闭,而我们成千上万被落在后面的工人被长久忽视。
  我们中产阶级的财富被剥削,再被分配给世界其他国家。
  但这些都是过去了,我们现在要看向未来。
  我们今天聚集于此,是为了颁布新的命令,让它在每个城市、每个国家的首都、每座权力的殿堂回响。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国家将拥有新的远景。从今天开始,只有美国第一——美国第一。
  每一个关于贸易、关于税收、关于移民、关于外交的决定,都会为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而做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界不受其他国家的破坏,他们生产了本属于我们的商品,偷走了本来要投资在我们国土上的公司,毁掉了我们的工作机会。
  只有保护,才能有真正的富强。我会拼尽每一口气,为你们奋战到底。而且我永远,永远不会让你们失望。
  美国会重新成为胜者,它的胜利将远超昔日的荣光。
  我们会拿回属于我们的工作。我们会重新守卫住国界。我们会夺回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梦想。在我们辽阔伟大的国土上,我们要建立新的道路、高速公路、桥梁、机场、隧道和铁路,人民不再依靠福利,而是回到工作岗位,依靠美国人的双手,美国人的劳动,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将遵循两条最简单的原则——买美国的商品,雇美国的工人。
  我们会同世界其他国家和睦修好。
  但是基于以下共识: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我们不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更期望它能自己发光发亮成为榜样。所有愿意效仿我们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光亮。
  我们会加固与旧盟友的关系,建立新的联盟。文明世界的国家会团结起来,以抵御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我们会把他们从地球表面全部清除。
  政治必须以完全拥护我们自己的国家为基础。通过忠诚于我们的国家,我们会实现我们彼此之间的忠诚。当你心怀爱国主义,你便不会再心存偏见。
  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的子民团结一致,那情景将是妙不可言的。我们必须坦率地表达我们的观点,真诚地就不同观点进行辩论,但同时,我们也要追求团结一致。当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时,美国会变得势不可当。
  我们不需要再心存恐惧。我们会被保护,我们会永远被保护。来自军队和执法部门这些优秀的男男女女,将会保护我们。更重要的是,上帝会保佑我们。
  最后,在美国,我们要敢想,更要敢做梦。我们必须理解,一个国家只有不断进取,才能生存下去。我们不再接纳那些只说不做、只会抱怨而从不试图做出改变的政客。
  讲空话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行动的时间。
  不要听信任何人说你不可能成功。美国人的心性、战斗力和精神可以克服任何挑战。我们不会失败。我们的国家会重新发展和繁荣起来。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个世纪,准备好了破解太空的奥秘,将世界从疾病的痛苦中解脱,驾驭未来的新能源、新产业和新技术。一种新的国家荣誉感在我们心中激荡,提升视野、缝合分裂。现在是时候让美国的“斗士们”再次记起一种古老的智慧——不管我们是黑皮肤,棕色皮肤,还是白皮肤,我们都流着爱国者的红色血液。
  我们共同享受自由的光辉,我们共同向伟大的美国国旗致敬。
  我们的孩子,不管是出生在底特律城郊,还是内布拉斯加州被风吹拂的平原上,他们仰望的都是同一片夜空,他们的内心都承载着同样的梦想,他们的生命都由同一个万能的主所赋予。
  所有的美国人,无论远近,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你们也要记住:你再也不会被忽视。
  你们的声音,你们的希望和你们的梦想,将定义美国的命运。你们的勇气、善意和爱将永远指引我们的方向。我们会让美国再次强大。我们会让美国再次富有。我们会让美国再次骄傲。我们会让美国再次安全。当然,我们将共同做到这些,谢谢你们,让美国再次强大。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利坚。谢谢!
  (世界说降临翻译组)
  英文演讲原文:
  Chief Justice Roberts, President Carter, President Clinton, President Bush, President Obama, fellow Americans and people of the world, thank you.
  We, the citizens of America, are now joined in a great national effort to rebuild our country and restore its promise for all of our people. Together we will determine the course of America and the world for many, many years to come.
  We will face challenges. We will confront hardships. But we will get the job done. Every four years, we gather on these steps to carry out the orderly and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And we are grateful to President Obama and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for their gracious aid throughout this transition. They have been magnificent. Thank you.
  Today’s ceremony, however, has very special meaning. Because today, we are not merely transferring power from one administration to another or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But we are transferring power from Washington D.C. and giving it back to you, the people.
  For too long, a small group in our nation’s capital has reaped the rewards of government while the people have borne the cost. Washington flourished, but the people did not share in its wealth. Politicians prospered, but the jobs left. And the factories closed.
  The establishment protected itself but not the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Their victories have not been your victories. Their triumphs have not been your triumphs. And while they celebrated in our nation’s capital,  there was little to celebrate for struggling families all across our land. That all changes starting 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Because this moment is your moment. It belongs to you.
  It belongs to everyone gathered here today and everyone watching all across America. This is your day. This is your celebration. And th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your country.
  What truly matters is not which party controls our government but whether our government is controlled by the people. January 20th, 2017 will be remembered as the day the people became the rulers of this nation again.
  The forgotten men and women of our country will be forgotten no longer.
  Everyone is listening to you now. You came by the tens of millions to become part of a historic movement, the likes of which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before.
  At the center of this movement is a crucial conviction — that a nation exist to serve its citizens. Americans want great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safe neighborhoods for their families and good jobs for themselves.
  These are just and reasonable demands of righteous people and a righteous public. But for too many of our citizens, a different reality exist. Mothers and children trapped in poverty in our inner cities, rusted out factories scattered like tombstones across the landscape of our nation, an education system flushed with cash but which leaves our young and beautiful students deprived of all knowledge. And the crime, and the gangs, and the drugs that have stolen too many lives and robbed our country of so much unrealized potential. This American carnage stops right here and stops right now.
  We are one nation, and their pain is our pain. Their dreams are our dreams, and their success will be our success. We share one heart, one home and one glorious destiny.
  The oath of office I take today is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all Americans. For many decades, we’ve enriched foreign industry at the expense of American industry, subsidized the armies of other countries while allowing for the very sad depletion of our military.
  We defended other nation’s borders while refusing to defend our own.
  And spent trillions and trillions of dollars overseas while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has fallen into disrepair and decay.
  We’ve made other countries rich while the wealth,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of our country has dissipated over the horizon. One by one, the factories shuttered and left our shores with not even a thought about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 workers that were left behind.
  The wealth of our middle class has been ripped from their homes and then redistributed all across the world.
  But that is the past and now we are looking only to the future.
  We assembled here today are issuing a new decree to be heard in every city, in every foreign capital and in every hall of power. From this day forward, a new vision will govern our land. From this day forward, 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 America first.
  Every decision on trade, on taxes, on immigration, on foreign affairs will be made to benefit American workers and American families. We must protect our borders from the ravages of other countries making our products, stealing our companies and destroying our jobs.
  Protection will lead to great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I will fight for you with every breath in my body. And I will never, ever let you down.
  America will start winning again, winning like never before.
  We will bring back our jobs. We will bring back our borders. We will bring back our wealth, and we will bring back our dreams. We will build new roads and highways and bridges and airports and tunnels and railways all across our wonderful nation. We will get our people off of welfare and back to work rebuilding our country with American hands and American labor. We will follow two simple rules — 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
  We will seek friendship and goodwill with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But we do so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t is the right of all nations to put their own interests first. We do not seek to impose our way of life on anyone but rather to let it shine as an example. We will shine for everyone to follow.
  We will reinforce old alliances and form new ones. And unite the civilized world against 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 which we will eradicate completely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At the bedrock of our politics will be a total allegia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rough our loyalty to our country, we will rediscover our loyalty to each other. When you open your heart to patriotism, there is no room for prejudice.
  The Bible tells us how good and pleasant it is when God’s people live together in unity. We must speak our minds openly,  debate our disagreement honestly but always pursue solidarity. When America is united, America is totally unstoppable.
  There should be no fear. We are protected, and we will always be protected.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will be protected by the great men and women of our military and law enforcement. We will be protected by God.
  Finally, we must think big and dream even bigger. In America, we understand that a nation is only living as long as it is striving. We will no longer accept politicians who are all talk and no action, constantly complaining but never doing anything about it.
  The time for empty talk is over. Now arrives the hour of action.
  Do not allow anyone to tell you that it cannot be done. No challenge can match the heart and fight and spirit of America. We will not fail. Our country will thrive and prosper again. We stand at the birth of a new millennium, ready to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space, to free the earth from the miseries of disease and to harness the energies,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ies of tomorrow. A new national pride will stir ourselves, lift our sights and heal our divisions. It’s time to remember that old wisdom our soldiers will never forget — that whether we are black or brown or white, we all bleed the same red blood of patriots.
  We all enjoyed the same glorious freedoms, and we all salute the same great American flag.
  And whether a child is born in the urban sprawl of Detroit or the windswept plains of Nebraska, They look up at the same night sky, they build a heart with the same dreams and they are infused with the breath of life by the same Almighty Creator.
  So to all Americans in every city near and far, small and large, from mountain to mountain, from ocean to ocean, hear these words — you will never be ignored again.
  Your voice, your hopes and your dreams will define our American destiny. Together, And your courage and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rever guide us along the way. We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wealthy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proud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And yes, together, thank you.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 Thank You.

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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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霖:如何对待商人总统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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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九霖  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

  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川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在中美关系上,他此前的诸多言论与做法,给中国和国际社会带来焦虑与不安,比如,他打破了自1979年以来美国总统不与台湾领导人接触的禁忌,接听了台湾领导人、民进党党魁蔡英文的电话;在被《华尔街日报》问及一中政策时,他回答:“一切都在谈判之中,包括一个中国。”。特朗普还曾说过,他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中国需要“丢掉幻想,要做好准备,争取最好,不怕最差。”还有人预测,“中美之间必有一战”。但我个人从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及其所面临环境判断,认为中美关系是可以把控的,合作大于冲突,甚至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因此,不管他看上去如何“张狂”,我们还得以合作的思维与行动来迎接这位商人总统。
  首先,特朗普是个利益至上的商人。他在解释为什么与蔡英文通话的质疑时发推文说:“美国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我却不应该接个恭贺电话?真有趣!”12月12日他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称:“我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我不知道我们为何不得不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除非我们与中国就许多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在上任之前,特朗普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之外,他几乎没有会见其他外国领导人,但却会见了孙正义、马云这些外国商人,而且,当这些商人向其承诺某种利益之后,他都表现得神气十足、踌躇满志。这都表现了十足的重利商人的特点。
  第二,特朗普是个心直口快的“大嘴巴”商人。他的偏激言论不只是针对中国,在竞选之前,他就说过美国的盟友必须交钱才能得到保护,包括日本。17日,在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他说,北约已经过时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移民问题上“犯了灾难性错误”;欧盟成了“德国的工具”;英国脱欧是件伟大的事情,其它国家将步英国后尘……对于这种“大嘴巴”,了解之后会更容易打交道。而且,他的有些言论实际上是为了博取利益而故作姿态,虚张声势,就像他的中国问题顾问白瑞邦说的那样,为了“让中国政府觉得他是不可预测的人”。
  第三,特朗普是个爱国的且重视民生的商人。他一再强调,要使美国再次伟大,要实施美国优先的原则。他接见马云后对记者说:“马云爱这个国家(美国);也爱中国”。他表示,上任后会分割他自己的商业利益,他拒绝了中东一个20亿美元的生意,在总统任期内只领取一美元的年薪。他一再强调给个人减税、创造就业机会。
  在把握了特朗普的这些商人特征后,我们就知道他会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也就能够把握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巨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中美关系已经相互交融,难分难舍。中美关系的任何波动,不只是影响中国,也会影响美国。中美之间的冲突,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大打折扣。正如白邦瑞最近讲话时提到的那样:“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而这条路通往北京,中美两国合作在未来会变得更加重要。”
  《论语·公冶长》:“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对于特朗普所说的一切,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目的是博取利益。其实,他也是一个理智的商人,据说,达赖喇嘛想见他,他拒绝了;蔡英文团队路过美国,特朗普团队本想接触但后来放弃了。他上台之后,有些做法会对中国有利,比如:他有可能放弃奥巴马时代的“亚洲再平衡”;他主动提出放弃对中国不利的TPP;他的减税计划对中国企业打开美国市场有利;他的基建计划为中国对美投资与设备出口带来机会;他的石油政策也会有利中国……同时,即使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而无端对付中国,我们是有底牌的,取消飞机和部分农产品进口订单就够他“喝一壶”;而且,美国也是有制衡机制的,美对外战争受到国会的控制,国会中共和党人居多,正是共和党时期的尼克松打开了中美合作大门。
  特朗普专注国内发展,对中国所要求的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而是实际利益,比如:汇率、贸易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中国,我们失去了5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甚至是700万个工作机会。”“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非常不平衡的,今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5050亿美元。”
  因此,中国需要做的是,第一,要用一个开放合作的心态迎接这么一个商人总统。第二,中国要创造一些机会跟美国合作,比如在能源、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第三,在不损坏我们切身利益的前提下,在贸易、汇率等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其实,有些让步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可以谈判,比如:在贸易上要解决逆差的问题,我们可以要求美国对华输出高科技产品,甚至购买他的军火和先进技术。
  (作者:世界500强企业中国航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现任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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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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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从特朗普开始,美国将真正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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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冰川思想库

  许多人看到这个题目,第一反应会认为我故作惊人之语,但这确是我的想法。
  美国时间2017年1月20日,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正式卸任,同时,作为美国第45任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正式上任。
  美国将步入衰落期
  现在谈论美国的衰落,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美国在经济、军事、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软实力等诸方面,仍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匹敌的。
  连刚卸任的奥巴马此前都自豪地宣称,美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强大。特朗普打出的竞选旗号正是“让美国再伟大(强大)”,怎么可能在他手上开始衰落?
  这里需要解释衰落的含义,衰落指的是一种趋势而非现实,长期而言,没有一种霸权是永久不败的,凯恩斯曾说,长期我们都会死去,这话也适合帝国霸权。
  英国曾想打造“日不落帝国”,但最后还是拱手将霸权宝座让给美国。某种意义上,英美霸权是一体,因为它们是一种文明的连续,从这个角度说,英国的霸权还在延续。但从国家而言,英国是确确实实衰落了。
  当然这样来说,似乎意义也不大,有人会讲,若干亿年后,地球还会毁灭呢。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公开宣誓就职美国总统
  我说的趋势有一个特定的参照系,即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后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奥巴马的八年,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和危机搏斗。
  在危机发生初期,世界对美国一片唱衰,很多人认为美国从此将走下坡路,有人甚至预言美国不久将从帝国霸权上跌落,但美国终于渡过了这场危机,经济重又迈入繁荣。
  相反,原先被认为将分享美国霸权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除了印度外,反而一个个陷入了麻烦。这就是奥巴马为什么能够自豪地宣称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强大的原因。
  特朗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接过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权杖的,而且从他的霸气出场来看,他比奥巴马的权力更大。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下,似乎可以有理由预期,在特朗普的四年乃至八年,美国会比目前更繁荣,帝国会更强大。
  然而,正是在这种似乎不可一世中,埋下了衰落的种子。若干年后,当学者们探讨美国霸权衰落的原因时,会将矛头对准特朗普的。
  ▲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侯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就职典礼
  从历史来看,帝国霸权衰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即领导或者执政团队自恃强大的傲慢和自负。
  傲慢与自负将败坏美国
  傲慢会使执政者看不到危险,或者即使看到危险,但自恃凭借强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困难,或者压服对手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如果不服,则大棒伺候。
  假如只有执政者个人傲慢和自负,身边的有识之士或许还会提醒他;而如果执政团队的多数都有如此心态,则就很危险了。因为他们只信“力”而非“义”。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从目前的言行和主张来看,正给世人如此印象。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强硬言论,如废除TPP、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在美墨边境筑墙阻扰非法移民,就让世人瞠目结舌。
  当选总统后,不但继续对中国等发难,如挑战美国两党几十年形成的、也是美中两国发展关系的基石的“一中政策”,还威胁美国和外国的企业,压迫它们在美投资设厂。
  如果只是特朗普一个人说说,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还有约束,不一定能形成美国的政策。然而,让世人忧虑的是,特朗普随后选择的执政团队,尤其是他的国安和经济团队,几乎是清一色的强硬派。
  美国新政府的国防部长、国务卿、中情局长、贸易代表、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近一阶段纷纷敲打中国。如其国务卿在国会听政会上发出的不准让中国接近自己控制的岛礁的言论,无不给人一种自负自大的感觉。
  这样一个执政团队,再加上特朗普的智囊和国会中的强硬派,将会使美国民主体制中的制约力大大减少,从而导致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难以听进不同意见,出错的概率很大,削弱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制造更多的对手或潜在对手。这就是傲慢和自负的代价。
  ▲2016年12月2日,美国侯任总统特朗普提名退休将军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
  傲慢与自负将美国带往何处?
  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的强硬表态及其政策,从经济层面说,是要让美国流失到海外的工作机会回到美国。
  且不论这是否能够达到效果,像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拉詹就认为,美国人的工作是被高科技抢走的,而不是中国。鉴于制造业占美国GDP的分量一直稳定在20%左右,即使短期内能够使美国制造业重振,可地缘危机也会随之出现。
  假如美中爆发贸易战,以美中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对美国也是一大伤害。
  更为严重的是,贸易战的背后是冷战格局的重现。
  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的鹰派言论,除了表现为一种美国式的傲慢和自负外,最重要的是会将世界拖入冷战局面。
  但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在今日重启冷战,是否能够达到上次冷战的效果,最终像埋葬苏联那样打跨中国,却是个未知数。因为两次冷战的时代背景不同。
  上次冷战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决战,所以美国动员了整个西方世界及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才取得了冷战的最后胜利。这里的关键还在于苏联的应对失误。
  可是这次如果美国和中国等打冷战,由于中国并未威胁整个西方的利益,相反,中国和西方国家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加之特朗普对欧洲说三道四引起欧洲反感,估计美国除了能够动员日本以及少数国家追随自己外,只得赤膊上阵。
  故美国即使最后能够打败中国,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造成元气大伤。
  ▲彼得·纳瓦罗,特朗普政府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是对华“鹰派中的鹰派”
  纵观历史上帝国的衰败,领土扩张和军事开支过大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若发动和中国(或许还有俄国)的冷战,庞大的军事支出对美国势必是一笔沉重负担。
  美国在二战后充当世界警察的职能,维护了世界和平,但也导致美国的军费支出很大,所以特朗普才向盟友威胁要他们承担海外驻军费用。
  假如美中出现冷战,军备竞赛加剧,美国无疑要在军事上投入更多资源才能保证对中国的绝对优势,维持全球霸主地位。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远超当年苏联,长期来说,军备竞赛对美国也是个沉重负担。如果美国同时对中俄发动冷战,就更不用说了。一旦因冷战而爆发热战,比如美中在南海、台湾和钓鱼岛发生战争,势必消耗美国更多的国力。
  上述情况从目前来看,可能性很大,当美国的财力和国内政治无法支撑其在世界所有地区支配安全秩序的无止境的扩张,美国霸权就会衰落。
  此外,美国国内的分裂和美氏价值观的丢失导致美国软实力的消失,也将是美国霸权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国内的分裂和对立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两党候选人的互相攻击及其支持者的极化达到近年总统选举的一个高点。
  美国价值去哪儿了?
  特朗普以反全球化、自由化的面貌出现,得到了白人中下阶层和部分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表明美式价值观出现了很大危机。
  中产阶级对全球化的失望和反抗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全球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美国作为全球化的吹鼓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特朗普就是他们的代表,其言行和政策将进一步制造美国的分裂,削弱美国价值观的影响。
  美国的帝国霸权依赖于三股力量,即超强的军事、美元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地位以及以美式价值观为代表的民主。
  当特朗普宣称要在美墨边境修筑长城,废除TTP并得到民众的支持时,他不但是将非法的移民挡在了美国边境之外,也是将塑造美国国家形象的自由、开放、包容、种族平等的精神挡在了美国国门之外。
  美国此外内卷性的国家。客观地说,自“9·11”后,美国的民主输出受到世界范围内非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抵制,如果美国在祭出经济和军事手段的同时,在国内也大搞排外的民粹一套,那么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软实力的吸引力无疑会跟着下降。
  而从未来看,美国这种内部的对立和价值观的丢失并未随着总统大选的结束而结束,反而有可能在错误政策下被进一步激化。
  当美国的价值观不再吸引人时,也就意味着美国霸权的衰落。
  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美国霸权的衰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不要指望会出现一夜之间的突然性下跌。
  事实上,在世界诸大国中,美国至今仍然是纠错能力最强的国家。但同历史上的帝国霸权都是在它们如日中天的时候走下坡一样,美国也很难逃脱这一规律。
  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首美国霸权的衰落,会发现,它正是从特朗普开始的。
  (邓聿文: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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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1/20   发布时间:20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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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芯片引发中美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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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易丝•卢卡斯  来源:FT中文网

  小小芯片很少承载如此沉重的负荷。中国半导体行业在艰难起步后,如今发现自己成为了中美彼此冲突的政治目标的焦点。
  芯片是中国产业计划的关键支柱,受到1500亿美元的巨额政府补贴。这反映出国家对依赖海外市场的担忧——进口半导体的支出超过了石油进口的支出——也体现了另一层担忧,用一位银行家的话来说,“一旦美国关掉开关”,中国可能陷入黑暗之中。
  华盛顿也有自己的担忧:中国这些补贴将会扭曲市场,冲击美国国内产业,危及美国在相关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以及威胁国家安全。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本月早些时候在写给总统的信中表示:“随着中国半导体产业政策逐渐落实,将对半导体创新和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真实的威胁。”
  贝恩咨询公司(Bain & Co)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消费的半导体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占到全球出货总量的近三分之一,但中国半导体产值仅占全球的6%-7%。许多进口芯片被装配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以及其他设备,随后出口至海外,但国内芯片商生产的半导体数量与中国公众消费的半导体数量之间仍存在巨大缺口。
  早先缩减这种缺口的努力失败了:“广泛撒网”方式导致了半导体行业碎片化,厂商缺乏规模。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估算,中国曾经在同一时期在逾15个省份投资了130家半导体工厂。
  但伯恩斯坦(Bernstein)的半导体行业分析师Mark Li表示,他们已经汲取了教训。他指的是在香港和纽约两地上市的中芯国际(SMIC)。他说,最初中芯国际希望和一流制造商做得一样好,大举投资购置高端设备,结果出现亏损。
  “他们调整了战略,开始做一名跟随者,落后台湾的台积电(TSMC)一两步,稍微减少了投资并削减了研发支出。”台积电是晶圆代工行业的领军者。
  高德纳(Gartner)的数据显示,按收入计算,中芯国际在2015年是全球第五大半导体制造商,主要生产用于通讯设备和消费产品的晶圆。该公司约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
  这对中芯国际很有利。其股价在过去12个月里的累计涨幅高达27%,远胜于基准的恒生指数。在彭博(Bloomberg)追踪的28个研究该股票的分析师里,没有一人建议卖出,同时有22人给出了“买入”评级。
  Mark Li表示:“通常来说,规模会带来更高的利润率,但中芯国际不是这样。这是它引人注目的原因。”他估计中芯国际今年收入将会增长30%,而台湾排名第二的联华电子(UMC)预计只会增长2%-3%。
  但就全国来说,中芯国际只是中国的冠军企业之一。更具雄心的是紫光集团(Tsinghua Unigroup),后者在去年7月将其存储芯片业务与政府运营的武汉新芯(XMC)合并。
  紫光寻求收购海外公司来弥补另一个差距——缺乏前沿技术——包括以大约2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的美光(Micron),但该交易基本上已被美国监管机构阻挠。
  中方其他收购努力遭受了类似的命运。在去年2月,飞兆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拒绝了来自中国政府支持企业26亿美元的收购报价,原因是担心该交易被美国当局阻挠。
  分析师表示,无法收购技术是中国成为世界芯片大国的最大障碍之一。伯恩斯坦的Mark Li表示:“从美国购买技术将越来越困难。”他指出,收购德国爱思强(Aixtron)受阻表明,即便在欧洲交易也难以完成。“但我认为中国将会继续尝试收购。”
  高德纳分析师Roger Sheng表示:“如果没有(通过收购和合资)获得技术或者取得技术许可,中国本土公司仍会缺乏生产高性能处理器和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闪存芯片的能力。”
  贝恩亚洲技术业务主管凯文•米汗(Kevin Meehan)补充称:“他们可能在整体生产能力方面取得进步,但他们没有获得前沿加工技术的清晰途径。”
  美国不仅仅在阻扰收购,本月美国官员对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所作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去年11月,美国商务部部长佩妮•普里茨克(Penny Pritzker)抨击了中国拟投资1500亿美元、到2025年让集成电路自给率达到70%的计划。
  尽管制定了大胆的目标,但北京方面没有明确说明打算如何实现目标或者如何支出这些资金。但跨国芯片制造商已经看到了形势变化,开始在中国设立制造工厂并展开合作。
  上述提交奥巴马的报告的作者们表示,收购将帮助推进中国的目标。尽管他们也指出,1500亿美元的支出低于美国半导体公司在过去5年年均230亿美元的并购支出。他们还注意到了两个更深层的战略:“补贴和零和战术”。
  关于零和战术列举了三种情况,包括“迫使或鼓励”国内买家只向本土供应商采购、“强迫”以技术转让换取市场准入以及窃取知识产权。
  分析师还指出了另一个已在全球产生影响的风险:定价。正如一位分析师坦言的那样,“中国擅长打入商业”,他们在太阳能面板领域就是这样。“他们也擅长收缩利润池”,这里指的是因此导致的供应过剩和价格暴跌。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去年12月的言论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当时他提出了对中国商品征收最高45%进口关税的可能性,目的是为美国制造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此类关税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公司,而且还有高通(Qualcomm)、英特尔(Intel)和三星(Samsung)等通过合资或合营方式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
  一些分析师指出,这种合作,加上实实在在的供应商生态系统,意味着中国距离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半导体行业的目标更进了一步。
  米汗表示:“他们已经在个人电脑和高铁领域实现了目标,但在半导体领域还没有实现目标。他们当然比过去更接近目标,但他们还会面临障碍。”
  译者/邹策

来源时间:2017/1/19   发布时间:2017/1/19

旧文章ID:12283

美国优先,还是美国独行?

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  来源:FT中文网

  “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我们有责任追逐这些利益。”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在1848年大英帝国鼎盛时期描绘英国外交政策时如是说。“英国是一个强大昌盛的国家,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
  说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从这位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身上受到启发就未免太扯了。帕默斯顿的风格明显不适合社交媒体时代,但那些绞尽脑汁想从特朗普发表的大量“推文”中判断其世界观的人士,不会看不到两人身上都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忘掉历史上的种种纠葛、联盟和敌对关系吧——本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将制定自己的规则。“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看上去颇有“美国独行”(America Alone)的意味。
  至少这就是他的计划。美国设计了当前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但特朗普打算制定自己的规则。他一上来便要抛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还有,无需再怀念那套旧的地缘政治秩序——所有关乎共同价值观和民主的东西。这位当选总统会很乐意站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一边,与即将离任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及共和党外交政策建制派对着干。
  特朗普还利用自己的Twitter帐号,通过挑战涉及到台湾问题的“一个中国”政策,质疑美国40年来与中国的接触方式。别指望特朗普的政策会保持连贯性。前一刻,他还保证美国将从中东暴虐混乱的局势中抽身;后一秒,他又说要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他之前曾表示这样的政策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些期待特朗普带来宏伟计划的人士将感到失望。相比战略思考,特朗普更喜欢做交易。他那“让美国再度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政纲只是直觉、偏见和冲动组成的大杂烩。其中混合了经济民族主义、对“全球主义”的憎恶、对外来移民的敌视、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过度关注,以及对大国关系抱持的可以做交易的、零和的观点。此外还有他对北约(Nato)毫不掩饰的蔑视,以及在为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方面的含糊其辞。
  尽管如此,拒绝让美国在国际上承担领导角色与恢复美国权力和声望(或许可以称之为“好战的孤立主义”)之间的矛盾,恰恰抓住了美国人民的想法。伊拉克、阿富汗两场不必要战争的后遗症让民众不再支持海外冒险主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6月的民调显示,近六成美国人希望美国“处理好自己内部的问题,让其他国家尽它们所能去处理它们自己的问题”。但同一民调也表明,多数美国人仍希望美国保持其全球主导地位。
  孤立主义者的自得
  美国的盟友们发自内心感到恐惧的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将为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画上句号。除了高举贸易保护主义旗帜,他还承诺拒绝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他可能绕过欧洲各国领导人与普京敲定某个协议,还可能推翻国际社会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他在美墨边境修建阻挡墨西哥移民的隔离墙及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提议已令欧洲人震惊,但他们担心的战略性问题是孤立主义者的傲慢,即放弃美国在支撑着西方的国际体系中所承担的角色。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是上世纪30年代那段历史:在欧洲坠入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深渊之际,只顾自己的美国选择了袖手旁观。
  当然,盟友们已开始尝试适应美国新政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是首位与特朗普会晤的外国领导人。安倍欢迎特朗普对北京方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也担心美方对日本的安全承诺遭到弱化。特里萨•梅(Theresa May)领导下、处于退欧阵痛中的英国政府,仍然比往常更紧张地想要牢牢抓住“英美特殊关系”这类东西。此类关系根本无法代替战后安排中的系统性、制度性合作。没有美国的领导,“西方”这一概念将失去其应有之义。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前顾问、目前为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一名主管的马修•伯罗斯(Mathew Burrows)言简意赅地指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不再划算。相反,特朗普认为,美国自立的程度足以让其抛弃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秩序,即便其他国家会因失去美国的领导而受损。”
  伯罗斯指出,美国的盟友们早已断定特朗普既不可预测,也不可靠。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决心,不大可能因他那些挑衅性的“推文”而弱化。普京无疑认为,与没有经验的特朗普打交道,他肯定会占上风。
  “我们得看看他的话有多少会被付诸实践,”一位资深欧洲外交官谈及特朗普的种种言辞时表示,“但十分清楚的是,特朗普正在终结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另一位欧洲资深政策制定人士评论称:“我们都将与新一届政府达成双边协议,但假装大西洋两岸之间意见一致是愚蠢的。”特朗普对多边主义不屑一顾。但在欧洲,多边主义是一种信仰。
  钟摆理论
  眼下,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如今极少有这样的人)大概会指出,自美国国父们那个时代起,美国在全球的兴趣便时高时低。钟摆回荡在孤立主义与例外主义之间,从单边主义到多边接触。特朗普希望欧洲解决自身的种种问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其告别演说中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当时,这位美国首任总统指出,欧洲“经常发生的争执”与我们“毫不相干”。
  25年后,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放弃了孤立主义,宣布这个成立不久的共和国对整个西半球拥有宗主权。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开启了美国自己的帝国征途。二战结束后,华盛顿方面吸取了1930年代的教训,设计了美国主导的新全球秩序。
  从更近时期来看,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一上任便拒绝京都气候变化协议,退出美俄1971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发生后,他抛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转而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方面将世界划分为“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如果其他国家想加入这一“意愿联盟”,那没问题,但美国不会受北约等多边组织的约束。小布什在其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夕所作国情咨文中以类似帕默斯顿的口吻宣布:“这个国家的方略不依靠其他人的决定。”
  结果表明,美国的单极时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中东推动民主化事业的新保守主义梦想败给了伊拉克血腥混乱的局势和美国国内对生命和财富巨大牺牲的不满。小布什第二任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修复美国与盟友之间被他在第一任期破坏的关系。北约军队受邀进驻阿富汗,而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德国和法国获得谅解。
  根据乐观主义的叙事,小布什所学到的道理,特朗普将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全球权力平衡已经向日渐崛起且更为强硬的中国和好斗的俄罗斯倾斜。一些地缘政治现实是这位美国新总统无法否认的。
  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从其国际承诺和同盟关系中抽离出来是不可能的,虽然这种想法对一名交易高手颇具诱惑力。经济相互依存的状况无法单凭主观愿望来摆脱,军事力量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正如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中发现的。收缩也不是取代接触的可行之路。在世界任何地方,美国都有需要促进和保护的国家利益——无论是经济、商业利益,还是地缘政治和军事利益。
  奥巴马的对策是走中间道路,将现实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重塑美国作为具有号召力的大国的角色。有时,中间道路有效,例如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达成。在为拒绝介入叙利亚内战辩护时,奥巴马对《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表示:“我们在胸怀慈悲的同时需要保持头脑清醒……有时我们最多能做的是将一些可怕的事情曝光在聚光灯下。”批评者指责奥巴马让可取的谨慎不知不觉变成了软弱的不作为。
  不论怎样,钟摆理论的支持者有其道理。这样的发展是可以想象的:特朗普上任伊始便大搞单边主义,随着时间推移才发现自己受制于大国竞争的现实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局面。
  特朗普很快将发现:打击“伊斯兰国”(ISIS)需要其他国家的协助,而且若倒退回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时代,美国企业也将是最大的输家。同样可能出现的一幕是,特朗普与普京惺惺相惜的日子不会长过小布什、奥巴马在试图重置美俄关系时作出的类似尝试。
  盟友不可替代
  然而,一种错误的观点是认为往日可以重来——认为经过孤立主义造成的几多动荡、危险的岁月后,美国治下的和平还可以恢复“如初”。世界已经改变。美国权力遭遇挑战,而挑战不仅仅来自中国。美国国内政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曾经代表美国权力的扩张:福特(Ford)、IMB等美国企业获得了新市场。
  如今,这一体系常被视为美国就业的敌人。大国间的竞争日益尖锐。美国在追求本国利益过程中发明的全球化,如今却让中国及其他地缘政治挑战者从中获益。
  本周五特朗普将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按大多数计算方法,美国的军事实力未来几十年都将无可匹敌。但主导地位并不等同于霸权。特朗普将会发现,他的大部分目标仅靠美国单枪匹马根本无法实现。交易不能取代盟友,在Twitter上发表愤怒推文不能重振美国的权力和声望。帕默斯顿说得对,在地缘政治层面,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但即便在鼎盛之时,大英帝国在追逐利益时也需要朋友。
  从目前的迹象看,以特朗普的思想观念和性情,他不会看到这些羁绊。短期风险显而易见,包括因为误判而与中国在西太平洋发生正面对抗、与俄罗斯达成一项“协议”从而鼓励普京在东欧的复仇主义,或者与伊朗爆发冲突。从长远看,威胁在于,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治下的和平”——使世界在过去70年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可能逐步瓦解,倒退回大国冲突的“霍布斯世界”(Hobbesian world)。
  译者/隆祥

来源时间:2017/1/19   发布时间:20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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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就南海问题沟通:上半年完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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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在1月1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透露,中菲双方就南海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与不断加强的中菲友好关系相比,南海问题只是很小一部分,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
  17日至18日,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访问菲律宾,同菲律宾副外长马纳罗共同主持了第20次中菲外交磋商。
  据外交部网站19日消息,刘振民17日在马尼拉拜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杜特尔特表示,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全面发展,他对此感到满意。杜特尔特将于今年5月赴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待同习近平主席再次会晤。刘振民表示,中方愿与菲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各领域合作早见成效,造福两国人民。
  华春莹在记者会上透露,双方在磋商中确实就南海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与不断加强的中菲友好关系相比,南海问题只是很小一部分,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在有关问题最终解决前,双方应妥善管控分歧,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双方同意继续致力于同其他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于今年年中前完成‘准则’框架草案,争取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准则’。此外,双方还同意建立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及促进海上合作和海上安全等进行商讨。”华春莹说。
  她同时表示,中方愿与菲方继续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密切高层交往,重启有关合作机制,深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让更多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推动中菲关系迈上新台阶。另外,今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中方将大力支持菲方履行主席国职责,希望在纪念东盟成立50周年之际,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来源时间:2017/1/19   发布时间:20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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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美国总统离任时都在想什么?

作者:王楠  来源:澎湃新闻

  马克斯·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曾写道,“在事实上,人类的一切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永远都带有悲剧的成分。具体来说,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说来不错,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在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希拉里与特朗普的角逐可谓波澜起伏,似乎无法拒绝“无闹剧不政治”的描述,而如今,奥巴马已离任在即。如果说执政演说由于顾虑较多而有所保留,那么告别演说就不必如此了,因而可以一吐为快。
  罗纳德·里根
  关于离去的感受,是“如此甜蜜而又令人伤感”,甜蜜的地方是回到加利福尼亚,在牧场上漫步,享受自由的时光;伤感,则是离别,离开这美丽的地方。回顾任职的8年时光,他是自豪的——“一旦你开始采取某项行动,那么就难以预料将何时结束。我们只是要改变一个国家,却改变了整个世界。”他说到,“朋友们,我们成功了。我们不仅追回了失去的时光,而且改变了世界。我们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坚固——并且将她转交给优秀者手中。”
  吉米·卡特
  作为100多年里第一位来自南方的总统,卡特没能成功地解决国内外面临的种种问题,不得不在“换马”高呼声中离任,但他的告别演说中却没有拘泥于现在,而是放眼未来,不是纠缠于任内的琐碎问题,而是提出了各界政府都将面临的重大问题——核武器、自然资源和人权,并真诚表达了对新一任总统的支持。这篇告别演说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真诚感人的演说”。
  他警示,在充满社会、政治及经济压力与重负的时期,可能感受到某种诱惑,放弃先辈们在艰难岁月里创立并已得到检验的那些古老而备受尊重的原则和义务,必须永远不屈服于这种诱惑。“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语出《独立宣言》)。
  杰尔拉德·福特
  曾自称是“未经选举的总统、一个意外的总统”,福特1973年因阿格纽辞职接任副总统,次年因尼克松辞职而接任总统,不过,任期不足3年就不得不告别白宫。在最后的离职演说中,他表达到了对自己的看法与对国家未来的忠告,“我服从命运的安排,珍惜同胞们给予我的机会,先后担任过众议员、参议院议长、副总统和总统。在此期间,我懂得了立国先辈们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来达到相互制约与平衡的道理,我高度赞赏这一治国方略。我完全知道,制衡往往会造成困难和拖延,尽管如此,这样做就是把最高权力置于上帝手中,使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多数人、任何党派都无法获得这种权力。宪法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你们要捍卫它、珍爱它;你们要保持国会的荣誉和秩序;唯有如此,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里查德·尼克松
  1974年8月5日,他被迫交出证明自己有罪(阻挠水门事件调查)的录音带,3天后,尼克松发表告别演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任期未满而辞职的总统。他不提自己的任何过错,只承认用人不当,但也不无遗憾地说到,“最后几天,我在国会里显然已不再拥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基础,来证明继续这种努力是正确的……现在,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相信宪法的目标已经达到,执政过程也就没有必要延续下去了。”
  当首次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时,他曾许下神圣的诺言,“将我的职位、我的精力以及我的全部智慧奉献给世界的和平事业”。终于在最后,他回顾执政期间的政绩、尤其是外交成就,和平与安全成为他就任时的“唯一目标”和辞职后的“唯一遗产”。演说中,他说到,“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今日的世界不仅对美国人民,而且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更为安全了,我们的孩子拥有比以往更好的机会生活在和平之中,而不是死于战争。”
  约翰·肯尼迪
  美国历史上第4个遇刺身亡的总统肯尼迪,留下了一篇未来得及发表的遗作(原预备在达拉斯举行的公民委员会年会发表讲话),其中透露出他面临严峻的冷战局势而深切体会到了国家实力的重要性。“使欧洲远离这个半球的不是门罗主义,而是不列颠舰队的实力和茫茫大西洋的阻隔。”故而也不得不提及他在最后一段的呼吁:
  “我们必须无愧于我们的权力和责任,我们必须明智地、有节制地使用我们的实力,我们必须在这个年代,甚至永远,实现世人的古老的和平梦想,善意待人。这必须永远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正义的目标必须永远是我们的实力基础。因为正如古人所云,‘除非上帝要保护这城市,不然守城者即使醒着也无能为力’。”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为美国效忠了半个世纪”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执政8年政绩平平,但其告别演说却十分著名,尽显其一吐为快。他提出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美国的地位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在物质、财富和军事力量上的进步,而同样也是基于我们凭借这些力量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作出贡献的方式。”演说的第4节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告诫,即必须杜绝军事部门与工业部门联合起来,防止他们影响国家的发展进程。
  比尔·克林顿
  这位在卸任时仍旧保持高达65%的民众支持率的总统,对自己的8年政绩曾自豪地宣称:“通过共同努力,美国干得不错。”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曾提出对新总统的三点忠告:在财政方面,必须保持负责任的记录,继续遵循他所采取的路线,明智地作出选择;在国际事务上,必须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勇敢而坚定地在全球担当起领导自由和平力量的责任;在国内方面,应该克服分歧,公平待人,把各民族融合起来,编制一幅完整的美国织锦,建立前辈们梦寐以求的更加完善的联邦。在表达对下一任总统乔治·W·布什表达祝福的同时,也提出自己在离任之时比上任之日更加充满理想和希望,更加坚信美国的好日子还在后面。“我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但是我希望,我为美国人民效劳的日子不会结束。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再也不会担任一个能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更高的职务,签订一项能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所能签署的更为神圣的契约了。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头衔,能比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更为自豪。”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总统一届届,评价各不相同,而任期总归有限,其千秋功过自待后人评说。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韦伯说到,最主要的是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对于“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把手放到历史舵轮的握柄上”这个问题,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性质是绝对重要的:热情、责任感、判断力。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以里根离职演说中的片段,结束本篇——“我喜欢在黎明时分伫立着眺望窗外的景色。从这里眺望过去,是华盛顿纪念碑,然后是林荫大道,杰斐逊纪念堂。在晴朗的早晨,越过杰斐逊纪念堂,你能够看到一条河流——波托马克河和弗吉尼亚海滨。人们传说,这就是当年林肯在注视从布尔伦河战场上腾起的烟雾时所见到的景色。我见到的景色更为平淡:河岸上的草地,早晨上班途中的车辆和行人以及河面上偶尔飘过的一叶帆船。”
  参考资料:
  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美国历届总统执政与告别演说”

来源时间:2017/1/19   发布时间:20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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