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EITH BRAD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上海——他曾作为最高贸易官员对日本汽车和钢铁进入美国加以限制。他曾中断过与中国的谈判，而该谈判本将达成一项促进两国间投资的协议。他曾试图通过特殊税收减免，让美国出口商获得优势。
　　在涉及到困扰工薪阶级美国人和制造商的问题时，候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一贯的做法是指责美国的贸易伙伴，对那些在他看来是大范围滥用自由贸易规则的行为，他主张给予其强有力的报复。
　　这种处世态度，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时形成的，在后来作为美国钢铁行业主要贸易律师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现在，他看来已经准备好要把精力集中到对付中国上来。
　　“这看来很明显，美国的制造业危机同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有关，”2010年，莱特希泽在一个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多年来，莱特希泽一贯的观点是，为保护国内的就业机会，外国一直对其出口商给予补贴，并同时在暗中系统地阻止进口。他的对策是找寻一系列贸易措施，限制美国的进口，即使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只是勉强许可那样做，况且这种做法有可能得不到许可。
　　他说，“为了解决像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赤字这样大的问题，美国官员必须有所准备，至少要考虑在世界贸易组织做出非常声势浩大的表示。”
　　提名莱特希泽为贸易代表，以及这一选择突显的紧张贸易关系，让中国处于一种艰难的境地。包括莱特希泽在内，特朗普选择的与贸易有关的一票提名人都与以传统金属制造为主的旧经济产业有密切关系，而中国恰好在这些产业面临最大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如何关闭工厂和让工人下岗的最棘手选择。限制这些工业向美国的出口将使中国的选择更加困难。
　　特朗普的商业部长人选是亿万富翁投资家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他的财富有一大部分是从钢铁和汽车零件产业赚来的，中国的这两个行业十分庞大，同时也在大幅增加这类产品的出口。新白宫的贸易和工业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一位全球化的猛烈批评者，他声称，美国人在沃尔玛购买进口商品，是在帮助中国为制造针对美国的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埋单。
　　这个时机对中国来说不怎么好。
　　尽管有大量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中国的经济仍在放缓。大多数行业的大型制造商都在努力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迫使他们以极低、甚至亏损的价格向海外销售商品，只要能保住他们的运营成本。莱特希泽多年来一直主张，美国应该不让用政府补贴制造出来的商品入境，或不让以低于全部成本的价格销售的商品入境。
　　曾担任过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的魏建国说，“特朗普任命他，这让我担心美国将对贸易和投资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出口对中国很重要。长期以来，中国每进口1美元的东西，就向美国出售价值4美元的东西。这种差异给中国带来的巨额双边贸易顺差约占中国整个经济的3％，创造了数千万个就业机会。
　　在过去几年中，这个贸易顺差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一直在迅速增长。许多中国出口商已停止进口零部件，改为从越来越有能力的当地供应商得到一系列产品，从高品质钢材到高级计算机芯片，不一而足。跨国公司已将整个供应链转移到中国，并将技术转让给中国来运行这些供应链。
　　对于这个问题给美国工人和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许多民主党人和经济学家也越来越不满。奥巴马政府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长长的一大串针对中国的贸易案件，虽然这些案件所涉及的政策面较为狭窄，所涉及的商品类别也很有限。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准备更多的案子，政府本周四提交的最新贸易案针对的是中国对铝生产商的补贴。
　　如果特朗普要在这个方向更进一步的话，莱特希泽可以带来他在采取这类行动方面的丰富经验。
　　在里根政府任职时，莱特希泽是美国的副贸易代表，负责汽车和钢铁等传统经济产业的产业政策。那以后，莱特希泽主要代表美国钢铁业起诉反补贴和反倾销贸易案件。
　　“在有关贸易政策或税收政策上，他是我曾与之共事的人中最好的谈判者，”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的办公室主任蒂莫西·雷根(Timothy Regan)说，雷根现在是康宁(Corning)全球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
　　在20世纪80年代，莱特希泽成功领导的行动迫使日本接受了对美国出口汽车和钢铁的限制。这两个都是大胆的举动，尤其是考虑到里根总统有过大力支持自由贸易的时候。但是十年后，当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除少数几个成员国外，其他成员国都同意放弃了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出口限制。
　　在汽车行业采取这种行动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中国目前向美国出口了数量巨大的汽车零部件。在奥巴马总统领导下，在汽车贸易问题上的贸易紧张关系已经上升，奥巴马政府赢得了两个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件。这些案件迫使中国放弃了对美国汽车征收某些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并取消了一些涉及面相当狭窄的补贴。
　　“他在与日本进行的贸易谈判中直截了当，”前商务部官员何伟文说，何伟文现在是北京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高级研究员，“所以，也许唐纳德·特朗普想让他对中国做类似的事情。”
　　税收与贸易的交叉是莱特希泽的专长，他是里根政府为出口商降低公司所得税方案的设计者。那之前，他曾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税收政策。
　　在里根政府时期，他曾挑战国际贸易规则许可的边界。他的计划能让许多美国出口商减少税额，方式是创建海外公司，管理他们在海外的销售。但欧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质疑后，世界贸易组织最终让这种努力失败。
　　现在，共和党人似乎在采取同样的策略——尽管更具野心。他们在探索如何提高针对进口商的企业税，利用这种额外税收减少其他企业的税收。
　　作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将面临重大的打击。但这项计划也会影响美国的零售商、电子产品企业，以及其他依赖海外供应的跨国公司。
　　共和党人面临的一大障碍是，世界贸易组织是否会宣布征收这样的税收是设置贸易壁垒的行为。通过征收一种全国性的营业税，中国和欧洲实际上对进口进行了限制，这一措施得到了世贸组织的批准。在中国，这项税收比例高达17%。
　　然而，众议院共和党人对施加任何新的全国性税收都存有疑虑，作为替代，他们想改变现存的企业税制度。世贸组织的规则不鼓励以限制进口的方式改变企业所得税，尽管他们不一定禁止这么做。
　　只是，世贸组织的评审过程十分漫长。所以莱特希泽和国会完全可以继续这项税收计划，减轻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同时给中国和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的损害。
　　世贸组织的反应——即便它裁决这项计划无效——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这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多半会授权北京对美国规模小得多的对华出口业务进行贸易限制。
　　这一前景不太会让莱特希泽感到害怕，他在2010年的证词中就表明了这一点。
　　“世贸组织的约定不是宗教义务，”莱特希泽说，就算违反它，“世贸组织的警察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
　　Ailin T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1/16   发布时间：2017/1/16

旧文章ID：12257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听说了吗？特朗普在推特上又怼人了!”“哎？这次谁又躺枪啦？”

　　其实，特朗普怼了谁不一定引起关注，又双叒叕怼了、频繁的怼，才是真正的新闻…

　　据统计，自去年11月8日美国大选以来，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被特朗普怼过的人和事总量为

　　34!

　　什么？不是很多？那你觉得世界还有哪位政治人物这么能怼？!

　　现在，让我们看看特朗普两个多月来都怼了哪些人

　　奥巴马，民主党，都是棒槌

　　作为一名共和党人，特朗普攻击名单上的首要目标当然是竞争对手们!

　　嘲笑重新计票是绿党候选人吉尔·斯坦筹款的伎俩

　　说希拉里竞选失败是因为她在错误的州拉票

　　正在执政的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人更是明晃晃的“靶子”——奥巴马医改政策从一开始就是谎言;舒默明知奥巴马医改政策有多烂，还努力推动这一政策;不应释放关塔那摩监狱囚犯……

　　据好事者统计，大选获胜以后，特朗普怼过的民主党人还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现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连美国国会都没有躲过特朗普的推特“扫射”!

　　当然，上面这些都是值得去怼的人，而对美国波音、通用等公司，怼都不用去怼，直接通过推特下达“指示”就好。

来源时间：2017/1/16   发布时间：2017/1/16

旧文章ID：12255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15日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说：“北约有问题，它过时了，因为它最初是在许多年前设计的。”他还抨击欧盟成了“德国的工具”，同时欢呼英国脱欧，预言会有更多国家效仿英国脱欧。
　　特朗普的“批欧言论”激起轩然大波。德国之声认为特朗普在“狂扇德国的耳光”，德国总理、法国外长等纷纷做出回应，呼吁欧洲团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特朗普上台后真的同时削弱北约和改善美俄关系，应是顺应现实之举，因为北约的确过时了，但这意味着美国的整体欧洲政策变了，欧洲的战略格局很可能会跟着深刻变化。迄今为止，欧洲大体上维持了冷战胜利后北约对俄“乘胜追击”的态势，特朗普似乎准备宽恕莫斯科，拆散欧盟，把北约从安全工具变成美国的“敛财办公室”。
　　很多人过去相信，美国的体制能够约束住特朗普，但看来他要执意在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上展现自己的个性。他说不定真会给这个世纪留下“特朗普烙印”。
　　特朗普对欧洲的兴趣和倚重都远低于他的历届前任，他有抓住俄罗斯和英国，同时轻视欧洲大陆国家作用的倾向。一旦他真有那样的政策表现，欧洲大陆就将面临新的纵横捭阖。
　　“美国利益优先”在特朗普这里被赋予了立竿见影的标准，他对经营一个常年的体系，对维系均势这样的地缘政治游戏，似乎都没有耐心。他就是看谁对美国更“有用”，谁能给美国带来直接好处，他可能对美国当不当世界“领导者”真的不在意，他最看重美国能从世界上捞取哪些在他总统任期内就能兑现的好处，这的确是非常大的思维转变。
　　世界秩序的主要“领导者”有“撂挑子”的迹象，而且要顺势给自己抢出最大好处，世界的动荡想必比出一场地区战争，爆发一个危机，都将剧烈得多。对于中国来说，挑战大概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向一个中国原则动手，我们还将面临世界秩序动摇产生的冲击。一个中国是世界现有秩序的一部分，特朗普看来不光是与一个中国过不去，他更想看到“全面的变化”。
　　乱世之中，加强自己的力量最为重要。特朗普表现出超出美国实力支持的战略傲慢，他似乎有这样的信心：无论他向谁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因此说不定他会选中谁逞一逞强，给自己的执政立威。中国与美发生一次有较高烈度对立的可能性很大，中国必须抓紧时间强化应对特朗普政府尖锐挑衅的准备，“打赢”那场对立将为中美今后的正常相处提供基础。
　　乱世之中，多交朋友同样很重要。需要认真审视我们同各个国家的关系，重新评估过去一些矛盾的不可调和程度。我们或许需要有能力做出改善一些重要关系的大手笔，给中国与美博弈积累新的砝码。
　　总之，如果特朗普做出战略性质的断然挑战，中国也需从战略上转变思路，确保能够调动自己的各种潜能，拥有充足的力量和弹性。我们不能守在传统战略思维中，试图“以不变应万变”，而应争取做到让自己的战略魄力不输给任何一方。
　　特朗普一旦改弦更张，国际政治中已为各方熟悉并适应的逻辑将面临改写，尽管第一波受冲击以及压力最大的国家里未必就包括中国。当然了，情况不一定就有这么大的摆幅。但是做好最坏准备，只会让中国拥有更多主动性。以往每次乱世中国都是随波逐流的，这一次，我们应当为重铸世界的行为准则给出中国人的塑造力。

来源时间：2017/1/16   发布时间：2017/1/16

旧文章ID：12254

作者：刘远举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美贸易关系未来的走向一直备受关注，正因如此，马云与普朗特的会谈倍受关注。会后，在纽约川普大厦接受媒体访问时，马云表示，“我们具体讨论了如何支持100万美国中小企业，尤其是美国中西部的中小企业，将美国农产品以及美国服务等通过我们的平台销往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方，我们在亚洲、东南亚的市场份额很大。美国中西部有很多优质农产品，包括李子、酒及水果等”、“同时我们也认为，中美关系应该加强，应该更加友好”。 特朗普也对这次会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马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了“尤其是在美国中西部”，为什么要如此强调？
　　美国中西部五大湖地区，从19世纪后半叶起，便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汽车城底特律和钢都匹兹堡都享誉全球。随着时代变迁、技术的进步，机器取代了人，再加上全球一体化的兴起，资本流向了工资低、工人素质高、社会稳定、基础设施发达的中国，岗位也随之流失。这些地区也顾名思义的被称之为“铁锈带”，让人联想到锈迹斑斑的工厂与颓废的失业工人。这些失业的人，是全球化的受损者，工作岗位的丢失和多年不涨的工资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焦虑甚至愤怒。
　　普朗特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群体的不满，他在竞选中反复表示，要把非法移民遣返回去，让他们不再和美国人争抢工作；还在竞选时称中国窃取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宣称要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打一场贸易战，要对中国商品征收45%关税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使美国长期逆差的状况得到扭转，借此提高本国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些宣称赢得了中西部选民的心，这些美国人成为特朗普上台的基础。
　　从现在的情况看，特朗普的表态，很可能不仅仅是竞选阶段的夸大其词，毕竟他要完成对选民的承诺。与近年共和党自由贸易的立场相比，特朗普的观点更加保守。他任命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贸易代表莱特海策等都对中美贸易持强硬态度。这些人有可能彻底改变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关系，牵连到一系列的商品、行业、公司与工人的境遇。
　　就目前中美的贸易情况来看，中国可以反制的手段的确不多，也不强。毕竟美国的进口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经济的4%，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占美国经济的0.7%。奥巴马曾对中国进口的轮胎征收高达35%的关税，这就促使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鸡肉和汽车也征收高关税。但在中国针对美国产白羽肉鸡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措施之后，因为中国的进口量本来就不大，加上美国迅速的开辟了诸如巴西等市场，中国的反制措施作用有限。
　　当下有着“中美国”的说法，中国和美国，一直以经济利益弥合意识形态差异。特朗普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关系的新问题：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纽带不但要求数量，同时也有着结构性的要求。所以，如何化解中西部选民的焦虑、愤怒，增加这些地区的就业，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目标。
　　除了着眼中西部，达成这个目标的另一个途径，则是此次会谈的另一个关键词：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一直是就业的主力军。以中国的情况为例，中小企业是中国数量最大、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创新、增加税收、吸纳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企业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了70%以上的发明专利，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
　　至于美国，人们往往联想到高科技、跨国公司，的确如此，世界企业500强、世界企业1000强，美国占据了最多数席位。但实际上，同中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中小企业占了美国企业总数的98%以上。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的中小企业数目超过2300万家，创造的产值占GDP总数的50%。2015年12月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少于50名员工的小企业与有50-499名员工的中型企业一共创造了16万个岗位，远远超过拥有超过500名员工的大企业创造的9.7万个岗位。
　　所以，马云提出的着眼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中小企业带来机会，增加就业，可能正是特朗普需要的。虽然，这不是以贸易战来达成的，实际上，正如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贸易战不可能达成目标，反而会损害美国经济。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消费升级，马云所提出的建议，也正是中国国内消费市场所需。中产阶级的兴起，对食品品质的更高要求，都使得马云的建议不仅仅是满足特朗普的政治需要，也满足中国人的消费需求。
　　有趣的是，对于改变一部分美国人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看法，阿里的平台是高效的。这源于电子商务的特征：压缩渠道层级。
　　一个人如果在大企业中上班，即使企业有来自中国的订单，个体的感知是不高的。美国农业大多是公司+农户的方式，公司的销售对象，对普通农民来说，感知也是有限的。而如果美国的农民能够直接在阿里的平台上销售自己的农产品，这种感知也是直接而明显的。哪怕通过平台，销售对象是亚洲的其他国家，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平台带来的中国感知也是强烈的。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同样1万美元的销售额，阿里的电子商务平台带来的对中国的好感会更大。所以，阿里的电子商务平台，可以压缩渠道的层级，让普通美国人更直接的感受到与中国的紧密联系。
　　当然，马云的这个想法，并不仅仅因为特朗普，阿里早就有吸引美国生产者的打算。阿里在纽交所上市当天，敲钟人中就有一名来自美国的普通农民，他种植的樱桃顺利地通过阿里巴巴平台出现在了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上。而早在2015年6月，马云就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封名为“中国将成为美国中小企业的下一个希望”的公开信。
　　中国和美国需要推动中小企业的全球化，帮助全球中小企业在全球做生意，这是两大经济体的责任,也是每个企业家的荣耀和责任”。某种意义上说，让全球化的利益更加扁平化，惠及更多人，是全球化下一阶段必须面对的经济转变与政治任务。
　　不过，阿里巴巴是否真的能为美国带来百万岗位？这一点尚待时间考验。但其实只要达成的交易，消除抱怨，影响到美国民意即可。目前看来，特朗普无论言行还是政策，都有很大不确定性，而美国中小企业的产品与服务，是否能打开亚洲市场，最终还得看其竞争力，以及未来中美两国贸易政策走向，电子商务平台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不管如何，新的一幕开始了，时间会给出最终的答案。

来源时间：2017/1/16   发布时间：2017/1/16

旧文章ID：12248

作者：梁亚滨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先生日前在法国新闻网刊文，认为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内阁团队在筹备其对华政策时，除了要警惕大家已经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外，还“必须担心‘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对手主动示弱而不是示强。”文中，他还质疑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暗示美国新政府应该让中国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以避免美国由于承担太多责任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全球化的成本谁来承担？
　　首先，随着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加深，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剧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秩序的稳定确实需要一个领导者。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生产与消费将世界连为一体，相互依赖逐渐成为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充满了殖民、掠夺与杀戮，但也带来市场的开放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使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同时，全球化使技术扩散成为现实，并呈现加速度趋势。这一切都极大提高了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速度，成为人类进入并享受现代社会的关键因素。
　　但全球化的一个弊端是并非所有国家或民族受益或一直受益。因此，逻辑上有益于人类整体进步的路径并非是唯一的必选项，同样存在着理性失败或倒退的可能。金德尔伯格在其著名的《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一书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或者说不能指望各国自觉、自愿地提供确保经济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这种成本。那些关心“公共利益”并愿意承担“公共成本”的国家，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政治体系中的领导者。
　　公共成本的概念在实践与学术中逐渐发展为公共产品，包括开放自由的贸易体系、稳定高效的金融市场、海洋自由航行、制止地区冲突与战争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陷入经济危机而衰退，并导致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和世界大战，其主要原因在于虽然美国在实力上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但却不愿意接替英国承担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进一步加深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势态。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也由传统的排他性零和关系转变为利他性非零和关系。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幸免。同时，地区冲突所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武器扩散、海盗、非法入境、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想等问题也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世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强烈。
　　谁会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其次，美国未能承担起世界领导者的责任。尽管金德尔伯格被誉为“霸权稳定论”的开创者，但他本人并不愿意用“霸权”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随心所欲地去干任何事情”。相反，他更愿意用“领导者”，即“基于道义的熏陶和所处的地位而不得不为之”。
　　毋庸置疑，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并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发挥了世界领导者的作用。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援助项目的实施和国际组织的建立，对于战后恢复世界经济、稳定世界秩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国际制度、机制和国际法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逐渐规范和塑造各民族国家交往之间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也削弱了安全困境，并且提供了文明且和平的争端解决机制。
　　但是，作为世界领导者，一个国家既要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并主宰国家之间关系的必要规则，并且有足够的意愿和正确的手段这样做。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却越来越凸显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既没有合法的开战正义（Jus Ad Bellum）——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也没有战时正义（Just In Bello）——出现虐囚事件等，更没有实现战后正义（Just Post Bellum）带来一个稳定民主的伊拉克，反而在中东地区催生出一个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目前全球面临的诸多严重挑战，比如叙利亚难民、国际恐怖主义、朝核危机等，都与美国错误的政策实施息息相关。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以及配套的TPP，都致力于打造一个将中国孤立而分裂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问题的解决者，而是问题本身。而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则更加凸显出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的倾向，给世界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约瑟夫·奈教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不应该是担心中国“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更应该是担心美国是否还有意愿和正确的手段这样做。
　　约瑟夫·奈担心的不该是中国
　　再次，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平心而论，中国的实力距离美国还有很大差距，甚至比历史上的德国与英国之间差距还要大。但是，作为人类世界负责任的平等一员，中国依然愿意为世界和平与秩序稳定做出贡献，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公共产品。
　　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也是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最大责任的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更加珍爱和平，也更愿意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最大、最重要的作用。
　　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与联合国在各个层面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支持也不断增强。与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的美国相比，中国不但按时足额缴纳会费，而且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会费缴纳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作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
　　同时，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本身就是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本质上是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繁荣和发展路径，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政府更是倡议各国实现更加协调的国际经济政策，共同努力“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些都是中国给世界所提供的公共产品。
　　对此，奈教授也承认：“中国的所作所为并非以推翻现有自由世界秩序为目的，而是为了强化其自身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倡议构建“命运共同体”，但如果美国新政府决意选择另外一条路径，中国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构建新的全球秩序并充当其中的“领导者”。换句话说，约瑟夫·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有可能的，但唯一能够导致这结果的变量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所以，就目前来看，中国既没有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能力，也没有意愿。2015年9月，习主席访美时指出，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至于世界因美国实力相对衰落而导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问题，美国另一位政治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先生其实已经在《霸权之后》一书中给出了答案：维持现有体系的关键在于创建一个无论是盟国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能够参与合作的机制。但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中国有意愿继续参与国际合作，美国是否有意愿呢？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1/16   发布时间：201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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