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节大磊  来源：澎湃新闻

　　迄今为止，如果说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言行有什么规律的话，那就是没有规律，无法预测。
　　“我不会告诉对方我在做什么，我不会对他们发出警告，我不会让他们轻松地置我于一个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之中。我不希望人们知道我怎么做，或者怎么想。我喜欢变幻莫测。这让他们不知所措。”特朗普在其《再次伟大：如何修复问题美国》的书中说道。2016年4月，在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中，他再次说道，“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更加不可预测。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被预测。我们告诉别人所有的事情。我们要派遣军队，我们告诉别人。我们要派遣别的东西，我们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必须变得不可预测。从现在开始。”
　　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去年4月份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就出现了若干前后抵触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说“有些团体永远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又说“我们永远都很乐意看到昔日敌人变成朋友”；他说“美国将会再次成为一个可靠的朋友和盟国”，但是又说“我们保护的国家必须承担这些保护的费用，否则美国也许只能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他说“美国不会再［在其他地方］进行国家建设，”但是又说“我会和盟友们一起重振西方价值和制度” 。即使在强调美国外交要“不可预测”之后，他却又说要追求“有原则、有目标、有一致性”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在当选后，继续在推特（Twitter）上发表一些令人不知所以的评论，内容涉及广泛，包括中国两岸关系、美国核战略、美以关系、朝核问题等等。另外，他与蔡英文、杜特尔特、谢里夫等人的通话也激起了不小的涟漪。美国内外的观察家都无法确定：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从风格到内容都“不走寻常路”的言行，到底是因为缺乏积累和经验，还是政策改变的前奏？
　　有美国媒体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的外交比作尼克松总统时期曾经奉行的“疯子理论”(Madman theory)。也就是说，在对手和敌人面前保持一个不可预测、不够理性乃至不计后果的形象，将会更容易向对方施加压力，迫使对方让步。据说，特朗普团队中的确也有些人相信保持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在对外政策中大有裨益。
　　其实，这样的逻辑其来有自，并不新鲜。马基亚维利就在其《论李维罗马史》中就曾言，“时而装疯卖傻其实是明智之举。”不久前去世的托马斯•谢林在讨论威慑战略的时候，也说到有的时候表现得容易冲动、不太可靠、失去控制反而有助于增加威慑的可信性。
　　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总统以及基辛格为了体面地结束越战，则试图将“疯子理论”用于实践。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幕僚长霍尔德曼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前者曾经对他说，“我把它叫做‘疯子理论’。我希望北越感到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战争。我们得向他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尼克松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当他发怒的时候没人能够制止他，而他掌握着核按钮！那么两天后胡志明就会到达巴黎祈求和平了。”总之，尼克松和基辛格想要展现一个失去耐心、不计代价的非理性形象，希望借此给北越和苏联施加足够压力并在谈判桌前攫取优势，从而以更接近于美国立场的方式结束越战。
　　空口无凭，为了配合自己的“疯子”形象，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10月中下旬秘密地大规模提高了美国的全球核警戒水平，希望在使国内公众和美国盟友蒙在鼓里的情况下，苏联能够留意到美国发出的威胁。美国军方因此被要求准备一个“整体性的军事行动计划，使得苏联确信美国正在应对1969年11月1日前后的任何可能结果”。这段期间，美军在美国本土、西欧、中东、大西洋、太平洋和日本海等地采取了多项军事行动，包括10月27日18架载有核弹的B-52轰炸机在苏联领空附近逡巡良久。
　　尼克松后来在其1980年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也提到了“不可预测”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在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期间，学到了后者“战争边缘政策”的精髓，“如果对手认为你不可预测乃至轻率鲁莽，它就会对你有所忌惮，不太敢于提出过分要求。对手让步的可能性会因此增加，而不可预测的总统则略胜一筹。”
　　特朗普政府的人员组成也让人们对其借鉴尼克松的“疯子理论”有所想象。迈克•弗林的副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麦克法兰（K. T. McFarland）曾在尼克松时期的白宫国安会工作，担任基辛格的助手。国安会的战略沟通事务资深主任莫妮卡•克罗利（Monica Crowley）在大学时代就曾担任卸任后的尼克松的研究助理。另外，特朗普在选前选后也数次请益基辛格，基辛格也曾公开表示特朗普也许会在外交领域取得非凡成就。
　　但是，尼克松的“疯子理论”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尽管1969年的全球核警戒大动干戈，并且增大了美苏核战争的风险，但是苏联领导人似乎对此无动于衷。尼克松总统也就没能在上任初期以体面的方式迅速结束越战。
　　事实上，“疯子理论”的逻辑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理性——非理性”的悖论：其表面上的“非理性”和事实上的“理性”之间的相互抵触。换句话说，“疯子理论”的表面“非理性”是假装“疯狂”而已，是为了增强自己威胁的可信性，以达到一个“理性”的战略目标。“理性”的战略目标的存在就意味着表面的“非理性”必然有其限度，从而削弱“非理性”在对手眼中的可信性；然而，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战略目标，“疯子理论”也就成了毫无目的、毫无必要的无谓挑衅。
　　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实施的全球核警戒充满了理性算计：他希望美国的动作既能让苏联感受到自己已经失去耐心，但是又不至于过度挑衅，并且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惊动美国民众和盟友。如此充满矛盾的要求不仅使得美国军方在执行其命令时疑惑丛生，也让苏联轻易地看出尼克松在虚张声势。
　　相对于尼克松，特朗普的优势在于，他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形象；但是，特朗普同样明显的劣势在于，他是否真的有一个“理性”的战略目标？比如，他在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时候，只简单地宣称后者时日无多，但是不会告诉对方“在哪里以及如何”消灭他们，因为要保持“不可预测”。这不禁引人猜测：他到底是为了“不可预测”，还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借用美国媒体的话，他是不是只是“madman”，而没有“theory”？
　　一般来说，“疯子理论”似乎不是强者所为，更不应当是一个霸权国的行为方式，而是相对弱者的应对之道——因为实力不济所以假装非理性以获取一些优势。尼克松时代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都面临着内部分裂以及外部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境况，这与“疯子理论”之间的联结也许并非巧合？
　　另外，“疯子理论”以及不可预测性也有其潜在的代价——国际政治当中不确定性和误判风险的增高。特朗普在《再次伟大》一书的开头说道，在与别国打交道的时候，美国应该不惮于“翻脸走人”。但是，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毕竟不是做生意。很多时候，“翻脸走人”之后，再回到谈判桌前的时候，双方乃至多方已经付出了无法挽回的重大代价。而有些时候，根本没有机会再回到谈判桌前。

来源时间：2017/1/16   发布时间：201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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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富强  来源：观察者网

　　当前社会上广为流传着“中等收入陷阱”说，但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源自一国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失误，并且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需求结构转换而得以摆脱，从而不具有必然性。
　　与此不同，发达国家面临着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逐渐下降和收入水平停滞的困境，经济长期衰退不仅已经或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常态，而且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乃至一般规律，这就是“高收入陷阱”。
　　事实上，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采取积极的和非积极的保护主义政策，试图重建美国制造业进而维持美国的强大，这只不过是对突破“高收入陷阱”所做的挣扎，尽管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效果，但长期上根本无济于事。
　　究其原因，“高收入陷阱”具有很强的必然性，因为它受困于发达国家政策的两难困境。不仅美国如此，其他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保护主义，但几乎都无法扭转困局。这里就其中的逻辑机理作一解说。
　　富裕国家为何趋向经济保护主义
　　一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有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而这往往又依赖一个不断扩展的海外市场。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实。
　　当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和掠夺中所采取的手段存在不同：
　　有的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先导，如西欧各国在重商主义时期就是如此；有的则依靠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二战”后新兴市场国家大致如此；有的则依靠两种力量的相互补充，美国目前使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
　　不过，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中，经济竞争力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推展海外市场程度主要依据。进而，一国经济竞争力水平又体现为其产品或产业的竞争优势，这由参与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水平决定。
　　这样，在资本要素就有高度流动性的全球化中，经济竞争力或者竞争优势就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
　　一般地，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工资水平之间的比率越大，国际竞争力就越大。进一步地，考虑到全球化下技术流动越来越大，这导致世界各国的生产率水平出现逐渐接近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达国家的生产者试图维持其较高的工资水平或社会福利（甚至试图维持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劳动工资水平不变），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其产品或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资本或工厂就会外移。
　　此时，发达国家往往就只有依赖保护政策才可以维持稳定的工资体系，才能维持本国生产和就业岗位，从而就必然会走向保护主义。
　　发达国家的保守倾向 历史上比比皆是
　　关于发达国家的保守主义倾向，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现大量的例子，甚至可以被视为一般规律。
　　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在建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地广人稀使得美国的劳动工资比西欧要高很多，几乎是欧洲平均工资的4倍。
　　究其原因，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获得几乎免费的土地，如果没有很高的工资，人们宁愿到乡下去建立自己的农场而不是在工厂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受到保护，美国制造业根本无法与欧洲竞争。
　　为此，当时美国学派代表如凯里父子、雷蒙德、约翰.雷、埃弗雷特、汉密尔顿以及富兰克林等人都反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和高等教育中的自由贸易偏见，而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以避免本国市场受到欧洲低成本的倾销。（参见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事实上，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就提出了一系列促成工业发展和保护制度的纲领和措施，这包括保护性关税和进口禁令、补贴、主要原料的出口禁令、工业投入品的进口自由化和关税退让、发明奖励、生产标准的管制、发展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
　　汉密尔顿的政治遗产为后来的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等充分实施。相应地，从独立建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50多年期间，美国一直都在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工业品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页。）
　　不仅处于落后的美国如此，即使在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地位之后，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开始宣扬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之后，英国在实践中依然实行保护政策。
　　例如，英国议会在1701年通过的《棉布法案》及其在1721年的修正案，对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产品就征收极高的关税，甚至禁止穿着以印度纺织品（棉布）制作的服装，直到1774年穿着全棉服装才成为合法的事情。
　　而且，在斯密《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依旧实行了比绝大多数国家都高得多的关税，见下表。

　　所以，戈德斯通就指出，“发生工业革命并高速增长的英国，同时也正是欧洲甚至全世界税收最高，关税最高和对贸易、航运管制最为严格的国家。”（ 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事实上，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只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此时的英国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能力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也仅仅是3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就开始遭遇新兴经济体德国、美国的严重挑战，乃至又转而回到以前的保护主义政策上。
　　技术水平优势快速丧失 工资水平成为各国贸易竞争关键
　　最后，就当今世界现实看，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较强的扩散性，世界各国的劳动生产率都呈现出快速接近的趋势，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也正快速丧失。
　　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就越来越成为决定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工资水平依然比发展中国家高很多，因而除非在一些技术水平和生产力遥遥领先的特定行业（如新技术行业），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优势也逐渐丧失，乃至在自由竞争环境中开始落于竞争劣势。
　　进而，随着国际竞争优势的下降，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就不断扩大，制造业则加速外流，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整体停滞。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就越来越诉诸于市场保护政策来来维持其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确实，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主义思潮在西方迅速崛起，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往往充斥着保护主义论调。
　　譬如，2016年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而维持以市场经济第三国的相似商品价格而非中国商品的实际成本数据为依据对进口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究其原因就在于，欧盟一些企业和工会组织担心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将有更多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从而威胁欧盟企业生存、影响欧盟就业。
　　同样，美国总统奥巴马领头打造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目的就在于将中国产品排挤出占全球经济40%的市场之外。
　　问题是，即使将中国挤出了国际市场，发达国家也不能保证自己就能够占有这些市场，只不过以其他发展中国家更贵的产品来取代中国产品，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损害本国国民的福利。
　　正因如此，就TPP而言，不仅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的舆论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最大的反对声音还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美国两党准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已表示反对。
　　当选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反对TPP，在于它不仅要将中国挤出美国市场，而且要让美国自己的产品占领本国市场。
　　因此，他一方面通过关税壁垒来阻止中国产品的流入，另一方面则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政策来吸引制造业回流。
　　不过，这种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究其原因，它们的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性而非互补性。
　　相应地，保护主义将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壁垒得以不断创设，如德国舆论大幅转向反对与美国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
　　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往往难以形成统一同盟来对抗中国，相反，中国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性采取相应对策，从而必然瓦解特朗普的保护政策尤其是针对中国的经济政策。
　　此外，特朗普振兴制造业的两大措施——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之间也会存在冲突，这最终将会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这已为里根时期的相似政策得到证实。
　　富裕国家保护主义政策是否有效
　　上面的分析指出了富裕的发达国家必然会走向保护主义，问题是，这种保护政策在全球化经济中是否行得通？答案是否定的。
　　究其原因在于，在技术急速扩散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护主义政策对富人和企业主是很不利的，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策略来反对或抵消这种保护政策。
　　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在制造业受到政策保护的环境中，尽管发达国家的产品可以免受外来竞争而在国内维持生产，但是，企业主却只能获得低微的利润。
　　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普通劳动生产力并不比发展中国家高多少，因为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等具有高度流动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工人工资却数十倍于发展中国家，如瑞典人的工资几乎是印度人的50倍。
　　更不要说，如果没有外来竞争的压力，发达国家国内的劳工运动将会进一步高涨；如果资本外流受到限制，那么，发达国家国内的国内资本积累相对于劳动力也会有更快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必然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
　　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中，无论是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马克思还是巴斯夏、凯里等，都充分认识到利润率具有下降的倾向。
　　当然，后来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利润率下降并不是一个必然规律，相反，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长期保持了稳定，甚至还常常呈现上升势头。
　　如何理解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反？其实，古典经济学有关利润率下降的论断基本都是基于一国封闭经济而言的，而在开放经济中，对外贸易、资本输出等都会提高利润率。
　　尤其是，资本的本性就在于追逐更高利润，因而只要一有机会，资本就会努力寻找新的投资点和利润源。
　　例如，穆勒就曾指出，“一国如果长期以来生产规模一直很大，一直有巨额纯收入供人们借以进行储蓄，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有能力年年大大增加资本（但不象美国那样拥有大量未耕种的肥沃土地），那么该国的特征之一便是，利润率实际上总是接近于最低点，因而该国总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边缘。”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9页。）
　　因此，在国内利润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情势下，逐利的资本就必然会在全球流动，流向那些资本短缺而利润更高的地区。这意味着，在开放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就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资本输出。
　　这样，现代发达国家就会遇到一个两难困境。
　　一方面，在自由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中，日益激烈的外来竞争将会抑制本国工资水平的上升，至少工资水平长期无法提高，甚至还会出现实质性下降。
　　显然，这种情形必然会引发广大工薪阶层的不满和抱怨，与发展中国家不断上升的收入相对照更加会强化这种不满情绪，从而会出现不断升级的社会抗议和街头运动。
　　另一方面，在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国内高昂的生产成本必然严重削弱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利润率的下降也会刺激资本外流。
　　显然，这种情形必然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制造业的萎缩还会进一步影响就业人数，最终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
　　进而，从社会阶层来看：为稻粱计较的社会大众和工薪阶层往往更关注日常生活，更关注当下的生活水准；相反，为长远谋划的政府官僚和企业家则更关注经济发展，更关注提高竞争力的全球布局。
　　因此，在民主时代，政府在选择和推行经济政策时也就会面临这种短期和长期的抉择困境：
　　一方面，基于选票的近视考虑，在野政党往往会发表种种保守主义的锁国政策宣誓，那些争取连任的政府也不得不努力迁就声势浩大的民粹声音。
　　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在野政党也不得不接受大公司、大商人通过各种隐秘途径所施加的影响，现任政府更是不愿意公开实行会受到大公司反对和抵制的的封闭政策。根本上，这种困境无法彻底摆脱，至多取得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暂时平衡。
　　美国陷入高收入陷阱 特朗普能否突破?
　　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就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高收入陷阱”：一个社会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国际竞争力就会逐渐下降，从而导致高收入水平难以为继。
　　具体表现为：国内投资低迷、制造业不断萎缩、产业空心化严重、失业率不断攀高、收入不增反降、社会两极分化、创新能力下降、产业升级不畅、出口能力下降，外贸赤字剧增、政府债务膨胀、经济停滞不前。（何自力：“发达经济体或将掉入‘高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8日。）
　　从现实情形看，欧美和日本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高收入陷阱”。
　　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就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就美国工人的小时工资而言，从1973年到2006年的年增长率为0.4%；就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而言，从1983年到1989年的年增长率是0.2%，从1992年到2000年的年增长率是0.1%，从2002年到2007年则根本没有任何增长。（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却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大量利润，这些收益往往为少数大资本家和企业高管所瓜分，这使得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断拉大，进而滋生出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同样，这种情形也出现在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这可以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所爆发出的反经济一体化的民粹主义运动中窥见一斑。
　　H-O-S定理已经表明，生产要素的价格具有均等化的倾向。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工资差距也将会不断缩小。
　　试想：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付出同样甚至更高的努力，并以相近的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同样乃至更大的财富，为何就应一直拿比发达国家工人低得多的工资，享有低得多的福利生活呢？
　　但是，目前发达国家或地区（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人们往往将过去所享有的富足和富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而无法正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的工资和生活水平。
　　相反，一些激进人士还由此滋生出日益强烈的不平衡情绪，甚至转化为反中国、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运动。
　　但是，这些行动只会破坏国际社会的分工合作，却无法阻止本国或本地区制造业的外移和经济衰落。
　　就美国的特朗普主义政策而言，贸易保护政策并不能阻止资本和制造业外流，除非资本所得到的减税足够强，以致资本在本国可以获得与海外相近的利润率，而这又必然以压低劳动工资为代价。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策将会进一步拉大美国国内收入差距，进而产生更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观之，无论特朗普如何推行他的保护主义政策，都无法改变美国不断乃至加速衰落的命运。

来源时间：2017/1/15   发布时间：2017/1/15

旧文章ID：12241

作者：葛红亮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当地时间1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卸任演说。还有短短数日，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就正式届满。这八年来，奥巴马政府对外交往最大的变化，无疑集中在亚太地区，而这变化的一个聚焦点便是东南亚。
　　东南亚是一个与奥巴马有着特殊情缘的地区，也是其任期内落实与推进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着力点。
　　与其前任相比，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东南亚经营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它的涉及层面广且深。就效果来看，这些变化不仅对美国——东盟国家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还深刻作用于地区局势的发展。
　　奥巴马在主政之初推出的“重返”东南亚策略，是美国和东盟国家双向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东盟部分国家有意美国加强在地区的存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特别是第二任期，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奉行“善意忽视”策略，但借“反恐”事务专注于安全事务。结果，美国国务卿多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
　　美国在地区存在感的下降，与中国、日本等国家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增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东南亚部分国家心生担忧。因而，“把美国叫回来”一再成为东盟部分国家领导人，在与美对话时常常发出的声音。
　　另一方面，美国有意于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这与地区均势的“天枰”向美国倾斜密切相关。在双向互动下，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在经历多年“漠视”后，转向积极、全面参与及深度介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2009年7月大声宣布“我们回来了”，正式推出“重返”东南亚政策。
　　“重返”后，美国在地区的态度是异常积极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这八年来美国国务卿不但没有缺席过，而且还在东盟主导下的多边框架中积极参与与深度布局。这自然与小布什政府时期大为不同。因此可以说，奥巴马过去八年的东南亚政策，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美国的多边主义思维。
　　不仅如此，与小布什专注安全事务不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东南亚的手段是均衡的、多样的。从一开始，“巧实力”似乎就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交往的核心指导思维。因而，这一时期，美国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与价值观等手段，全面扩大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东盟峰会机制的建立与美国驻东盟使团的设立，代表着奥巴马时期美国在政治层面对东南亚交往的最大变化；而经济层面，接手和全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构成了奥巴马政府东南亚政策的关键内容。
　　当然，美国在“亲上前线”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东南亚盟友与友好国家发挥有利于美国及其地区战略的作用，而这也是“巧实力”与地区“再平衡”战略落实的重要手段。
　　美国响应东盟部分国家“重返”东南亚，显然并非为了东南亚国家，其在目标上纯粹为了维护与巩固地区战略主导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一方面需要从自身的角度，实现美国在地区软硬势力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为“遏制”中国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增强。
　　因而，这与东盟国家有意美国在地区存在的初衷，也并不完全一致。在2010年前后，美国设立东盟使团与美国——东盟峰会初创，使美国与东盟获得了一段“蜜月”期。然而，对东盟国家而言，美国在地区存在的意义，是平衡中国等国家在地区日渐扩大的影响力，并非希望美国在地区形成“一家独大”。
　　因此，一旦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威胁到东盟在地区多边框架中的主导地位，或形成对东盟的“绑架”，一旦中美大国博弈的烈度，使东盟国家在安全上感受到威胁，美国在地区的存在就远离了东盟国家的初衷。
　　因而，在人权、干涉内政等偶发因素作用下，东盟部分成员国与美国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不睦。这种不睦在深层次上促使东盟的大国外交再度出现回调，而实现地区事务中大国的均衡与维持自身的“驾驶员”角色，则构成了东盟大国外交的重要准则。
　　尽管如此，奥巴马这八年在东南亚的成绩依旧是满满的，实现了绝大多数的预期目标。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与东盟双边对话机制的建立，及美国在地区影响力的均衡发展。
　　当然，负面效应也是有的，例如人权方面的歧见及在地区触发中美角逐烈度的加强。这让东盟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大国外交，也使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周边环境。如今，奥巴马已然说了“再见”，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可能会对东南亚政策有所调整，但却难以轻言“漠视”。
　　作者：葛红亮，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任职于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东盟学院

来源时间：2017/1/15   发布时间：2017/1/13

旧文章ID：12237

作者：张敬伟  来源：中国网

　　奥巴马在第二故乡芝加哥的演讲，感染了所有美国人。只有当某人离去时，才会感受到他的好，才会有不舍。这是人类的普适情感-对奥巴马而言，这位黑人总统的执政成绩虽然未达8 年前的预期，但也可圈可点。不过，这也无须美国人提醒，奥巴马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已经把自己的政绩说得很多很透了。这正是美国人共同的性格特点，不吝啬表现自己，也不吝于表扬别人。但是奥巴马不同，他对自己的过去，向美国人做了完全彻底的渲染，但是对于特朗普–他的继任者，却没有表扬，只有忧虑。

　　虽然，他在演讲中冗长地表示——“奥巴马在演讲中表示：“美国的与众不同是我们能变得更好的能力，我将确保权力的和平过渡。权力从一个自由选举的总统向下一任转移的过程是平稳有序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曾向特朗普承诺，我的政治团队将确保此次换届过程非常平稳，就像当初布什总统把权力交接给我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首先要保证美国政府未来有能力解决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的问题。”
　　但是，他隐晦地强调：“每向前两步，通常我们感觉需要往后退一步。”他表示，“这也让我了解到当普通人参与进来的时候，改变才会发生。”显然，这是针对特朗普–虽然为奥巴马撰写演讲词的基南称，这并非一场“反特朗普”演讲，而是奥巴马表达对美国的愿景。但还有媒体认为，奥巴马会借今次演说，挽救他岌岌可危的政治遗产，包括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
　　奥巴马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任内坚持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主持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被特朗普无情地抛弃。如果这两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尚可抛弃的话，奥巴马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内政实绩——全民平价医保，也被特朗普彻底颠覆。据报道，美国参议院于当地时间12日凌晨就废止“奥巴马医保法案”采取首个明确步骤，投票指示多个关键委员会起草法案，废除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法案，目前参议院以51比48的票数表决通过，决议案目前已经送交至众议院，众议院预料将于本周进行表决。
　　奥巴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产，一个好人的背影就在美国人惋惜的叹息声中离去了。虽然奥巴马之前酸特朗普——如果他在参加竞选，特朗普没戏；而且在奥巴马演讲时芝加哥市民也欢呼“再来4年”，奥巴马无奈回应“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残酷现实，奥巴马必须走了，特朗普真的来了，美国人焦虑了。
　　焦虑又何用？这是美国人票决的结果。特朗普时代已经粗暴地干涉了奥巴马视为常识的美国价值观，而且好人奥巴马也开始了不那么常识的反击。他指示美国情报机构对俄罗斯利用网络攻击干涉美国大选进行调查，并且让特朗普改变立场承认俄罗斯侵入了美国民主党电脑系统。更要者，奥巴马在驱逐俄罗斯35名外交官的同时，也让特朗普陷入到难以预料的丑闻漩涡中。有美国媒体爆料，普京和俄罗斯情报机构掌握了特朗普不堪的个人丑闻，事件有些蹊跷，但奥巴马的反击达到了预期效果。这个时候 ，谁还会相信奥巴马是一位好欺负的好人？其实奥巴马是一个不好惹的有心计的政客。
　　奥巴马走了也好，特朗普来了也罢，美国人都是看客。政治离他们很远，甚至他们的民主选票也无法决定美国政治，因为美国实行的是间接民主。但是美国人确实很焦虑，因为他们的国家处在十字路口。奥巴马虽然粗暴地强调让美国“再伟大”，甚至有违常识地要求跨国企业必须在美国投资设厂，但敏感的美国人发现了和以往的不一样。骄傲的资本没有了投资的自由，政治恶斗的导火索已经点燃，而且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马上就会有一堵令他们堵心的“长城”，特朗普的故事究竟如何演绎，美国人没有谱，世界也无法预知这位商人总统能将美国人领向何方。
　　美国精英开始反对特朗普，尤其是好莱坞的资深美女“梅姨”开始向特朗普开火。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共和党开始附和特朗普，被特朗普威胁的跨国车企开始屈从于特朗普的威胁，连告别白宫的奥巴马都开始自嘲自己是“跛脚总统”。特朗普时代就以这样的方式拉开了美国新政治剧的帷幕——遥想八年以前，华尔街金融危机让美国和全球陷入困顿之中，但是黑人总统奥巴马却让美国和世界充满希望。
　　现在呢？特朗普时代的开场既诡异又让人惊忧。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这艘大船的船长不靠谱，美国失去了方向，世界也感到迷茫。

来源时间：2017/1/15   发布时间：2017/1/13

旧文章ID：12236

作者：王文  来源：人民日报

　　2016年底的华盛顿，早晨气温很低。白宫附近的宪法大道上，一对中年夫妻盖着报纸，露天睡在地铁通风口上方。不远处，刚开业不久的特朗普国际酒店内饰奢华，外墙星条旗飘扬;另一边的新闻博物馆外，工人正在数十个橱窗内更换着当天报纸的头版封面，对外宣扬这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在朝霞的映衬下，这个超级大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十分刺目。这不是个别现象。在美国每个城市的地铁口、商场门口或人流密集的街道上都能看到类似场景：一个或多个四肢健全的中青年流浪者沮丧地蜷坐着，面前的牌子上写着诸如“我很饿，请给我一美元”的字句，仿佛在向人诉说他们“美国梦”的破灭。
　　显而易见，美国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平等已经动摇了“美国梦”的实现基础。从个人角度看，“美国梦”的内涵是个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从社会角度看，“美国梦”的基础是机会平等与社会流动性较高，人人皆有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然而，近几十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不平等既包括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包括社会不平等特别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目前，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超过75%，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仅为1%;非洲裔美国人拥有的财富仅为白人的1/12，拉美裔为1/11。如今的美国社会，阶级固化日益严重，社会流动性持续下降，普通人越来越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加剧了不平等局面。过去30多年来，美国经济在其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中完成了结构转型。金融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核心部门，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华尔街精英集中;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吸收就业的能力随之大幅减弱。这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恶化，支撑美国中产阶级的稳定工作机会大量减少。于是，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人口严重萎缩。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40年来首次跌破人口总数的50%。美国社会结构正在从橄榄型转向金字塔型。
　　实际上，不平等一直系统性地存在于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又反过来加剧经济不平等，并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不平等。
　　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梦”的重要支柱。如今，这一制度正在被变本加厉的权力游戏和愈演愈烈的党派争斗所腐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驴象之争”甚至可以迫使美国政府“关门”。2016年的美国大选，人们寄希望于“政治素人”特朗普能改变美国的不平等状况。但令人失望的是，他组建的内阁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的亿万富翁内阁”。很难相信这样的内阁能够扭转美国的不平等局面。不平等还导致底层民众的政治疏离感进一步增强。在形式上，美国选举是一人一票，但实际上政治话语权掌握在大金主手中。一方面，普通民众普遍感到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美国政府已经无法确保他们实现“美国梦”所倚重的高社会流动性;另一方面，他们实现阶层流动的上升通道被统治精英所控制，缺乏自我实现的机会。这正在撕裂美国社会，直接导致2009年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令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人丧失了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的动力。尤其是对于底层非洲裔和拉美裔族群而言，贫困不再是短暂现象，他们根本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人们曾一度认为，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只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然而，现在看来，寡头政治下的社会不平等、阶层流动性下降等是比经济危机影响更加深远的社会危机，它们在内部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在外部消耗国家软实力。严重的不平等腐蚀“美国梦”的基石，美式民主脱下了华丽的外衣，日益显露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真实面目。(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来源时间：2017/1/15   发布时间：2017/1/15

旧文章ID：12234

作者：龙永图  来源：环球时报

　　最近，关于虚拟经济是否搞乱了实体经济产生了一些争议。我认为，中国制造业通过互联网+，以及其他金融手段的支持来进一步发展，是大势所趋，不能讲把它搞乱了。制造业不能完全封闭地自我发展，主要是看，如何使制造业能有序地在新技术的支撑下，在新商业模式和新商业形态下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所以，搞乱不搞乱本身在于制造业是否有定力，也在于搞实体经济的人能否有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来帮助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我始终坚持一条，制造业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的根，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根，中国经济走不远。因此，搞虚拟经济的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来推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奥巴马几年前提出重整美国制造业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要使美国经济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上。曹德旺先生最近表示，美国的人力成本虽然高，但在其他方面的成本很低，这些年来发展新能源使美国能源价格大幅度下降。而且作为一个老牌制造业大国，美国的配套能力、物流水平、先进科技都很好，所以，我觉得美国发展制造业很有希望。2007年、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把全球搞乱了。现在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制造业回归。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重建制造业是非常好的事。
　　纵观国际局势，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上台。在全球政治经济风云空前变化的复杂年代，的确给全球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以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虽然会有一些困难和波折，但总的来讲，会继续平稳健康的发展。
　　有些人认为，目前中美经贸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形势是严峻的。但是，凡是参与过过去20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人都会感觉到，目前的形势无论怎么严峻，与当年的严峻程度无法比拟。举个例子，1998年中美两国就中国的银行业开放进行了谈判，当时中国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总资产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个花旗银行，但经过艰苦的谈判，中方咬紧牙关顶住了压力，美方也给予了理解、释放了善意。最终，中美就银行业的开放达成了协议，如果说在当年中美两国经贸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两国通过理解和沟通还可以达成协议，那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中美之间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任何国与国之间的经贸谈判和经贸关系，最坏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相互交织已如此之深，一年5600亿美元的贸易额，存量达1600亿美元的投资，一旦中美经贸关系遭受破坏，对双方的伤害都是沉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尽最大努力来避免这种结果的产生，因为最终伤害的是人民——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我想特别强调，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双方都会遭受伤害，但中国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我们承受伤害和修复伤害的能力会远远超过美国。
　　中美关系在新一届政府中也可能出现一些令人惊喜的亮点，比如中美能不能在包括亚投行在内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找合作机会？能不能在美国重整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进程中寻找合作机会？实际上一批中国优秀企业家已经在美国进行非常庞大的制造业工程。这是中美建立更加紧密互动关系非常重要的环节。中美在这方面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正如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定性。(本文作者为国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 ，本文根据龙永图在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的“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上的演讲及采访整理)

来源时间：2017/1/15   发布时间：201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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