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特德•盖伦•卡彭特  来源：中美聚焦

　　全世界分析人士担心的前景是，一旦唐纳德·特朗普就任下届美国总统，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可能加剧。特朗普给这些担忧火上浇油，他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进行这次通话的特朗普违背了30多年来严格的既定协议。自从1979年美国把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非共产党残余政权的正式名称）的外交承认转向北京共产党政权以来，美台总统之间从未有过官方接触。
　　不过，中方反应惊人地克制。北京正式提出外交抗议，但中国官员的表现似乎告诉人们，特朗普也许是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台湾问题的微妙所在。
　　对长期观察美中关系的人来说，这种表演并不陌生。抨击中国常常是美国大选中的一个主要特色，例如比尔·克林顿就痛骂“北京屠夫”，借以批评老布什总统对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及后续事件的处理。而等到克林顿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出现多少变化。
　　人们曾经的期望也是如此，虽然特朗普在大选中一直谴责北京的贸易行为和汇率操纵。与蔡英文通话略略动摇了人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假设，但只是略略而已。不管怎样，中美仍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双边贸易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关系的重要性。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160.72亿美元，从中国的进口达4832.44亿美元。况且，中国还是美国政府的第二大海外债权人，持有超过1.15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但人们不能夸大这种大规模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它能约束任何一方的草率行动。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自然都不希望与重要的经济伙伴对抗，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经济联系作为抑制因素的局限性。1914年，德国和法国都是对方的主要贸易伙伴，但这并未阻止它们走向战争，并造成远远超过任何实质性争议重要性的巨大破坏。
　　这是因为战略考量膨胀了，民族自豪感压倒了理性的经济斟酌。类似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发生，但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似乎对危险浑然不觉。譬如，与蔡英文通话后，特朗普阵营把她称为“台湾总统”，而不是官方头衔“中华民国总统”，这让事情变得更糟。中国官方对两个头衔都不喜欢，但前一个确实让他们愤怒了，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特朗普接受了台湾极端分裂势力的话语。
　　此后不久，特朗普的幕僚史蒂芬·摩尔让紧张进一步加剧。他说，要是中国官员不喜欢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对话，那就“去他们的”。
　　特朗普自己不久后也火上浇油。在接爱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他直截了当宣称美国不受曾经指导历届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他指责北京在朝鲜核问题上毫无帮助、一贯贸易行为不公、操纵人民币汇率坑美国制造商，并在南海提出过分的领土要求。特朗普称，由于这些行为，美国不应认为自己有义务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他还暗示台湾地位问题对华盛顿来说或可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筹码。
　　中国这次的反应则更加不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警告说，领土主权问题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没有中国政府会如此看待这个问题。虽然这一立场也适用于其他，包括北京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张，但它尤其针对的是台湾的地位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初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精心谋划两国和解以来，第一次有位即将上任的总统似乎想把大选中抨击中国的言论变成实际政策。看来特朗普一些鹰派顾问的态度是，美国只要表现出“足够的决心”，哪怕在台湾这种极度敏感问题上，北京也一定会退缩。按这一美好情形，经济关系还会持续，只不过将对美国更加有利。
　　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是，考虑到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别说中国卧榻旁的战略/军事利益，即使在东海和南海这样的问题上，北京也决无退缩可能，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官方和中国人民更不会这么做。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正在铤而走险，两国眼下的经济关系也许并不足以把他们从愚蠢中拯救出来。

来源时间：2017/1/15   发布时间：2017/1/13

旧文章ID：12226

作者：郑羽  来源：中美聚焦

　　如果将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笔者认为，1982-2000年可以定位为战略调整期；2001-2016年为战略机遇期；而从2017年开始，中国外交或将进入战略艰难期。
　　与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并开始实施改革与开放政策相适应，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国际部分阐述了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实际上通过以下三个战略转变，使中国外交正式进入了一个战略调整期。这三个战略转变是，由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向世界开放的外交转变，由结盟外交向非结盟外交转变，由意识形态外交向非意识形态外交转变。在战略调整期，中国彻底改变了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包括与苏联军事对抗关系的结束，与美国的关系由联合抗苏转变成以经济和科技合作为主，与周边一系列国家关系正常化，所有这些不仅给改革中的中国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大战略的根本性转变提供了最初的外部市场和投资支持，积累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初物资基础。
　　2001年开始的中国外交的战略机遇期是由以下基本因素支撑的。首先，2001年9月爆发的“911”事件不仅改变了五个月以前中美撞机事件所造成的双边关系恶化趋势，而且由于反恐战略的现实和长期需要，以及由于持续推进北约东扩政策，支持乌克兰橙色革命，以及加紧实施东欧反导计划造成美俄关系严重恶化，小布什政府在其八年执政期间基本上执行了不断推进与扩大与中国在各领域合作的政策，特别是小布什政府采取了明显压制台独的政策。
　　其二，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支持。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0.51万亿美元，2015年为3.96万亿。2015年出口总额 22765万亿美元，较2001年增加7.6倍，进口额16820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在此期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其三，尽管2010年开始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实质上将其国际竞争主要矛头首次锁定中国，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力和构建TPP经贸网络构成了实施这一战略的最主要两翼，但需要指出，2008年以后美国经济在低迷中徘徊限制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力度。信仰全球化理念并奉行建制主义的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一方面在G20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定期与中国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后者不仅切实取得了一系列实际成果，而且有效地缓和了双边关系的紧张度。因此，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实施没能真正终止中国外交的战略机遇期。
　　但从2017年开始，中国外交或将进入战略艰难期。第一，在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力度将空前加大。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前的行为、言论和人事任命已经表明，该政府至少会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其一，破坏“一个中国”原则这一中美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各领域合作的基石，通过与台湾发展军事关系和官方往来，为中国制造安全和外交麻烦，从而在美中战略博弈中消耗中国的外交资源，分散中国的战略关注力。其二， 在美中经贸关系中给中国制造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宣布中国为外汇操纵国，从而损害美中金融合作。其三，谋求缓和美俄关系，至少是冻结美俄之间的矛盾烈度，集中国家资源牵制中国的发展。
　　第二，特朗普政权将更加倾向于以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立场对待全球反恐和反核扩散问题，并以美国本土安全为视角，较少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以节约财力。这使得美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必要性明显收窄，从而减弱了美中关系恶化时的复原弹性。
　　第三，中国以往行之有效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这一方面是由于全球性的经济不振和需求不足，更是由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效应。而这必然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竞争同时加剧，对外经济摩擦会明显增多。
　　第四，解决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的进一步推进，将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有关国家的外交冲突和利益矛盾，中国外交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势，有关国家的对华敌视政策会进一步强化。
　　最后，作为中国国家对外经济战略重要内容的“一带一路”计划，如果继续停留在目前的准备阶段，就会逐步失去对沿线国家的吸引力。如果逐步在世界各地区进入实施阶段，中国对外投资安全问题将随之进入深水区，外交协调需求和困难将明显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标题采用“或将”进入战略艰难期，是指上述诸因素继续向坏的方向发展时出现的结果。不是必将进入战略艰难期的理由是：
　　第一，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未必能启动美国经济。中国经济在全球衰退中增长率明显下降的经验表明，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包括恢复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可能是特朗普政权无法回避的选择。
　　第二，孤立主义的安全政策虽然能够确保领土安全，但却无法保证美国的全球利益。奥巴马执政晚期“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的迅速崛起，是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后出现的。对美国政府来说，在反恐反核扩散这一国际社会需要长期努力的困难任务上，采取大国合作的政策才是最明智也是最经济的选择。
　　第三，由中美间巨大的经贸数字（两国贸易总额占美国实物贸易总额的15%左右）所表现出来的两国间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将使特朗普对华制裁的经济政策成为一把双刃剑，迫使其改弦更张。
　　共和党人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以及出身商人的特朗普本人的务实精神，使下一届美国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存在着回调的可能，那时中国外交将处于一个艰难与机遇并存的时期。

来源时间：2017/1/15   发布时间：2017/1/12

旧文章ID：12225

作者：道格·班多  来源：观察者网

　　在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干涉主义阵营中，超级鹰派都十分狂妄自大。他们不但乐于在世界各地树敌，甚至态度坚决地同时应付所有对手。因此他们不断强调世界处于危险之中，军费必须一升再升。
　　美国要对付中国、朝鲜、俄罗斯、伊朗、古巴、委内瑞拉、“伊斯兰国”、各种恐怖组织以及任何反抗美国“领导”的势力，但它只能孤独地作战，无法依赖那些不断哭闹着寻求安全保证的盟国们。通过中立的观察你会发现，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亚洲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东最有权势的国家，以及余下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亲西方的，美国要“对付”的国家不但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彼此存在矛盾，它们都称不上是美国的劲敌。然而美国鹰派却一直向民众鼓吹美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局之中，而且危难程度甚至超过了内战、冷战、一战和二战。
　　但是，如果持“永久威胁论”的鹰派游说团体真的相信这一套说辞，那只能怪他们自己了。毕竟，美国越来越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对手相待，迫使冷战时期反目成仇的中俄两国化敌为友，甚至有可能再度结盟——而这原本是不可能的。
　　在斯大林时期，中共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包括1945年接手了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接管了日占国土。虽然中苏两国间存在某种天然的紧张关系，但总体而言，毛泽东仍然接受了斯大林的领导地位。例如，斯大林决定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拯救了附庸于苏联的朝鲜政权。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仅过了4年，斯大林就逝世了。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导致中苏两国政府围绕谁继承了马列主义正统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毛泽东批评苏联接受与西方“和平共处”，苏联领导层则担心中国对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部发起鲁莽的军事行动。1961年，中共宣布苏联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叛徒”。两国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争夺影响力，形成了各自的阵营。苏联支持印度对抗中国，中国则指责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妥协，并与美国签署限制核武器的条约。
　　1966年，中国重提沙俄时期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三年后中苏边界冲突爆发。中苏于半年后停火，双方伤亡并不惨重，但直到1991年中苏两国才正式划定国界。
　　中苏紧张关系的影响还扩散到全球，两国在非洲的一些冲突中支持敌对的革命派系，在越南问题、阿富汗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尽管7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较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时代有所缓解，但共产主义阵营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统一的了。
　　中苏边界冲突显然让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需要与某个潜在敌国缓和关系，这也就为尼克松政府打开了大门。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放宽了对华贸易和旅行管制，中美关系的缓和从这时开始。同年，中美两国重启大使级对话。尼克松也利用巴基斯坦作为中美外交的中间人，巴基斯坦向美国传递了中国改善中美双边关系的意愿。
　　珍宝岛
　　1971年，尼克松彻底取消了对华旅行管制，中美开展“乒乓外交”，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的途中秘密访华，为同年10月的第二次访华以及美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及安理会席位铺平了道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他对毛泽东说：“你是一个能够发现机会，并且只争朝夕、把握机会的人。”事实上，两国领袖都是这样的人。
　　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9年才在卡特政府治下正式建交（需要华盛顿方面断绝与台北的外交关系），但是中美两国的接触和商贸往来日益增长。中美两国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军事盟友，但是美国有效地消除了潜在的安全威胁，避免中苏两国建立反美同盟。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获得了更大的筹码和灵活性，以较低的成本建立优势地位甚至获得全球主导权。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弱化，中俄关系逐渐改善，但是张力仍然存在。中国不尊重俄罗斯武器的知识产权，中亚地区的国家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是现在它们在经济上与中国联系更为密切。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因此仍然担忧中国吸收蚕食其领土。
　　但是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与中俄两个大国同时陷入冲突。为了遏制中国，奥巴马政府推行了“重返亚太”或称“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加强了与盟友的关系，强化了海外军事部署，军事调遣一再升级。美国投入的资源足以惹恼中国，但不足以使中国害怕。不管美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国都认为美国希望遏制中国。
　　对俄罗斯，美国则公然采取了敌对的政策：它无视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分裂俄罗斯的斯拉夫盟友塞尔维亚（一战时沙皇俄国曾支持塞尔维亚）；将原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甚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纳入北约，美国可能还会邀请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乌克兰是沙俄和苏联的重要组成部分）；煽动街头“颜色革命”对抗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亲俄政府；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对抗俄罗斯的叙利亚盟友；向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并向欧洲增派美军。美国也许认为这些政策和举动是必要的，但俄罗斯的爱国者们都认为这是不友善的。
　　结果就是中俄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中俄两国不是正式的军事盟友，但是它们对美国共同的厌恶和不信任感大于彼此之间的分歧。短期来看，这意味着中俄两国将合作限制美国的影响。最终，中俄战略目的可能发展为阻吓美国的敌对军事行动。总体上看，美国的影响力终将减弱。如果中俄两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联系，国际环境可能对美国大大不利，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回应选项将受到限制，如果爆发冲突，风险和代价也会上升。
　　美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也不应该无谓地到处树敌，促成它们彼此结盟。如果特朗普成功改善美俄关系，将牵制中俄两国形成统一战线对抗美国。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先例：即与至少一个美国的潜在对手大国重修旧好。美国不应该独力对抗世界。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来源时间：2017/1/13   发布时间：2017/1/12

旧文章ID：12222

作者：萨缪尔·莱恩斯  来源：观察者网

　　步入2017年，美国经济仍面临多方压力。此前对包括房价在内的各项增长预期均未能如愿实现，更有许多经济隐患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逐渐成为现实，然而大选之后的税收改革和财政预算案又使得各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大幅回升。从目前来看，无论美国经济在2017年能否取得瞩目成就，这一年的市场环境注定充满悬念。
　　此前预测美国房价在2017年将持续上涨，但目前态势却一路走低，这一反差很大程度上源于大选之后随按揭抵押贷款利率不断攀升的存款利率。美国房价自上世纪大萧条跌倒谷底后依靠低利率逐渐“回血”。如果现有利率保持不变或者上浮，那么高房价和高按揭贷款利率（大选后新房按揭贷款利率上涨超10%）势必削弱民众购买力，但也可能起到抑制房价上涨的作用。无论如何，房地产都不可能如预期那样成为2017年的主要经济增长点。
　　影响美国经济的诸多因素中最难以预测的、而却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元是否能够保持坚挺。大量资产价格以美元结算，美元左右着全球经济的命脉。坚挺的美元能够通过低交易量限制全球经济增长，在增加美国进口的同时降低出口，增加贸易逆差。而疲软的美元则将推高商品价格并促进美国出口。
　　目前美元的走向还是个未知数。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差异导致美元将继续保持坚挺。但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显示，美元已呈虚高之势。该指数利用一个国家与所选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来真实地反映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数据，人民币汇率被高估20%，而美元汇率被高估17%。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强势支持，人民币汇率下跌空间较美元更甚，而这与甚嚣尘上的中国货币操纵论是不相符的。中国人民银行的介入是为了防止人民币贬值过快，而非意在使中国获得竞争优势。
　　各个影响因素在新的一年内将如何左右美国经济仍不可预测。人民币汇率是否会回落到正常水平？美元是否会持续走高？日元会否保持坚挺亦或是再次疲软？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今年美国经济的表现意义重大。
　　自大选以来，美国经济亮点频现，使得人们对2017年和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大幅提升。然而目前仍没有符合市场预期的增长迹象。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第四季度，从大选前开始，美国经济频遭打击。然而大选之后，公众对经济的信心又有所恢复。减税和财政支出的时机无疑是这些良好预期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不过与政治相似，一些小失望也是难免的。
　　薪酬堪称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和通胀预期等指标在2017年美国经济舞台上表现如何的变数之一，既能提供助力，也可能拖后腿。但目前从整体上看，薪酬增长过缓，不足以带动经济增长。但若针对某一就业群体，却似乎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在当下的美国，薪酬增长情况因就业群体不同而略有差异。长期稳定雇员和青壮年劳工的薪酬在2016年下半年实现了显著增长。根据美联储驻亚特兰大分支机构的数据，长期稳定雇员的薪酬增长率已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保持在4%左右。但同时，全社会薪酬的整体增长情况却并不乐观。
　　这一现象非常值得警惕。考虑到兼职岗位在美国就业市场上日益普遍，薪酬增长差距应该给美国经济敲响警钟。如果长期稳定雇员和青壮年劳工的薪酬持续增长，可能拉高整体数据，加剧通货膨胀，提高增长预期，从而形成多年未见的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
　　劳工群体是否将回流就业市场？如果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人口占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观察者网注）不高，2017年的就业岗位增长就很难达到预期。就业增长（employment gains）很大程度上由回流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人数决定。虽然最近劳动参与率略有上升，但与其说是在步入稳定上升通道，似乎更像是就业市场正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形成一个新的平衡。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低劳动参与率的新平衡呢？婴儿潮一代正步入退休年龄，较低的劳动参与率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上文提到的各行业间分散不均的薪酬增长状况。如果雇主要在为数不多的应聘者中选出一人，薪酬自然不会很低，反之应聘者众多必然会压低薪酬。同样，市场参与率的爬升也必然会限制薪酬增长，尽管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全社会就业岗位增速放缓，伴随着全社会薪酬增速放缓，但是长期稳定雇员的薪酬增长率将继续在整体疲软态势中保持坚挺。
　　从各个方面来看，美国经济在2017年很难取得很高的增长，这一年也不可能成为高度加速之年（the year of great acceleration）。财政政策的颁布时机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那些颇具野心的预期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抛开增长目标不谈，2017年的美国经济将充满变数！
　　（青年观察者Max Hu译自1月7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来源时间：2017/1/13   发布时间：2017/1/12

旧文章ID：12221

作者：寿慧生  来源：FT中文网

　　【编者按】FT中文网2016年12月29日发表了寿慧生的《给中国的忠告：重视特朗普的个性特点》一文。本文是该文的续篇，探讨特朗普个性特点的另一面与中国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走向，近期引起了广泛关注。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笔者近来接触过的几乎所有专家、学者、外交官员，都在急迫地劝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寻找任何可能的渠道和关系来接近特朗普，改变他对中国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以此来改善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
　　这背后的逻辑听起来非常自然：既然特朗普是一个不靠谱、行事不可预测之人，无视制度约束，那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用非制度的方式和他进行个人层面的沟通，取得他的好感，从而改变他的决策。
　　但这是很多人在错误判断美国大选结果后的又一次巨大误判。这个误判将让中国陷入特朗普的圈套，被他牵着鼻子走。
　　第一个遵从这个逻辑行事的国际领导人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选后第一时间拜见特朗普。然而，有多少人相信这次会面会真正改变特朗普上台后的对日政策？12月1日，基辛格以93岁高龄不远万里来北京为特朗普游说。12月2日，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当天正是基辛格会见习近平的时候。12月5日，前美国副总统戈尔通过特朗普的女儿得以和他共进晚餐，劝说特朗普接受全球变暖的理念。据说两人相谈甚欢。但两天后，特朗普就宣布任命一位以不注意全球变暖著称的反环保主义检察官来主持美国环保署。
　　姑且不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舆论是否能接受这种近乎羞辱的做法。问题在于，这种做法不仅无效，甚至有害。
　　首先，假如特朗普真的像大部分人所认为的，多变而不可预测，,甚至近乎疯狂，不可以常理度之，那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难题：讨好一个疯狂无理性的人并无用处——即使今天能讨他欢心，谁来保证他第二天不会翻脸？这样的事情在特朗普身上并非特例，而是他的常规剧目。
　　其次，特朗普表面上可能疯狂，但如一位美国外交官私下所言，他的疯狂是“狐狸的疯狂”，用“非理性”来判断他会造成巨大代价。事实上，据说特朗普曾批评奥巴马的个性缺陷在于行为太过理性，太容易被预测，而他自己的长处则在于无法被别人预料，这是他做交易的秘诀。无论这个传闻是否属实，对特朗普过往的言行做一个梳理会让我们清楚看到，他的行事风格一以贯之——作为一个媒体世界的产物，他习惯使用夸张的语言和行为博得注意，他乐于玩弄对手，用羞辱、恫吓、虚假言论等让对手难堪退让，用这种近乎无赖的方式在生意场获得成功。
　　在思想层面上，他的世界观深深根植于他在“冷战”时代形成的思维定势，沉浸于对美国伟大荣耀的缅怀中，同时对“日本经济威胁”的不安始终挥之不去。尽管他对普京和俄罗斯的善意言论和他对交易的强烈重视，让人觉得他缺少意识形态成见，但如同其他大部分“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一样，“冷战”思维是他这代人无法逃避的潜意识。而特朗普长期以来的极端言论（例如很多人对他的法西斯倾向的担忧），以及他近来的人事任命释放出来的信号，足以让人担忧，他正在将世界推回到那个时代。正因如此，我在另文中曾警告，不可低估他的潜在的价值观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和他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的决心。
　　如果这个判断正确，我们可以肯定，把赌注压在用私交来改变特朗普的想法和行为，会让中国政府不断陷入前述几位外交家遭受过的尴尬。但中国因此而面临的风险会远远不止面子上的损失，因为这涉及到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相信领导人的个人承诺可以信赖，是对国际关系的严重无知和不尊重。国家领导人通过私人关系来营造更好的外交氛围来改善国家关系和政策，是一种自然和必要的行为。但是，如果让这种方式主导甚至取代制度性的外交谈判和协商，这种做法是在遵循一种与现代国际关系行为准则截然相反的逻辑，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巨大风险当中。
　　应对特朗普，关键要认识到一点：他是个典型政客，有足够的街头小聪明（street smart），善于借助媒体左右舆论，为维护自己的权势和利益甘愿放弃原则（比较一下他竞选时对打击华盛顿腐败问题的承诺和他如今对自己的财产和裙带关系的处理方式）。他对美国国家利益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肤浅而偏颇，被基辛格称为缺乏世界观。他热衷于用展现肌肉来代替威望，相信这是美国获得世界领袖地位的关键。他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市场产业链和在此背景下形成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理解肤浅，几乎没有多少认识，不惜用自毁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来煽动他所依赖的民粹主义。对于中美之间在经贸关系以外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巨大合作空间，他的认识更是空白。这些都和美国长久以来的价值观和外交原则，以及美国未来的发展需求相左。我们目前无法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的这些认识会反映到他的政策上，以及美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会容忍他的行为。
　　但对中国来说，特朗普不足为惧。逐利者，饵诱之。既然他目前所有关心的问题的核心是在贸易上讨利，今天的中国就有足够的资本与之讨价还价。更关键之处在于，中美经贸关系已经高度相互依赖，任何交易都很难说清楚谁输谁赢。贸易战中吃亏的不会仅仅是中国一方。何况，随着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和海外投资规模的急速扩大以及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在下降，而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则在上升。这是一个利好中国的大前提，是中国把握底线、制定对策的根据。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需要做的是让自己的态度和政策更清晰具体，压缩特朗普漫天要价的空间。
　　特朗普摒弃制度和规则，试图将国际社会推回到旧日江湖时代，借以乱中取胜，肯定会在接下来这几年让中国领导人（也包括整个世界）不得安宁。因此一定程度的摩擦和损失不可避免。但考虑到美国自身对他的约束和中美实力关系的转变，中国不必高估特朗普破坏中美经贸关系的能力。中国应对的关键是要保持定力，泰然处之。特朗普风暴激起的沙土，中国没有必要追着狂跑。既然无法躲避，就要锻炼内功，像磐石如如不动，切不可变成落叶，为他的表演助兴。否则，受不了他的刺激，就会着了他的道。中国需要明白，政客的街头小聪明需要治国者的大智慧来对付。
　　对中国来说，未来真正的挑战并非特朗普。他带来的这些麻烦也未必完全是灾难。中国在未来最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对付特朗普和美国，而是如何与整个世界打交道。这就要求我们从从全球史的层面来看问题，而不仅仅是关注在战术的浅表层次上。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进步成果，是不再依赖帝王们的个人意志和喜好来处理国际关系，而是通过制度，让政府的言语和行为尽可能保持一致，让国家间关系变得容易预测。战后的制度建设为国际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人类从未享有过的空间和机遇。如今特朗普借美国社会的动荡而得以入主白宫，试图以政客的权术，为实现美国的眼前利益而颠覆这些制度。
　　从更宽泛的角度看，特朗普并非特例。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些根本性原则面临挑战，法治和个人专断、民主和民粹、国际秩序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像特朗普这样的很多政客会发现这种新的环境正合自己心意。这些人有能力把这个世界变乱，但无助于把世界变好。中国的领导人需要做如下判断：在这个大变动中，中国该扮演怎样一个角色？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被诟病之处，也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的问题，其实和特朗普的特点类似：决策透明度低；政策缺乏重点；政策变化大，难以预测。既然中国正需要在这些方面改变自己，为什么又要在这些方面迁就特朗普的随性，帮着他毁掉国际社会几十年来经营的成果？对中国而言，在这些方面改进的挑战，可能要远远高于应付特朗普的挑战。但如果中国真能度过此关，向世界展示自己有决心和能力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供给者，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量上的巨无霸，那么，特朗普在接下来这几年对世界秩序的破坏行为，将是他送给中国的一个最好礼物。
　　（注：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7/1/13   发布时间：2017/1/13

旧文章ID：1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