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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耶伦:试图与中国脱钩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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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AN RAPPEPORT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美国财长耶伦周二表示,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将是一个错误,并呼吁深化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

发表上述评论之际,拜登政府一直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但在今年,一个飞越美国的中国监视气球被人发现,让这一努力遭到挫败。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下周前往北京,耶伦也希望尽快访华。

耶伦周二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明确表示,她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

“我认为,我们和中国都能从尽可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获益,如果我们试图与中国脱钩,那将是灾难性的,”耶伦说。

美国维持特朗普政府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而拜登政府正在制定新措施,限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方式。但耶伦表示,美国只是想“去风险”,无意对中国造成经济伤害。

“我当然不认为扼杀中国人民的经济发展符合我们的利益,”耶伦说。“中国已经成功地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赞扬的事情。”

尽管耶伦措辞温和,但她也提出了与中国相关官员会面时可能出现的担忧。

她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政府正在考虑限制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投资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她还表示,财政部正在考虑对中国实施额外制裁,以此回应新疆维吾尔人在人权上受到的侵犯。

近几个月来,美国一直在加大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减免赞比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耶伦感叹,尽管有迹象表明中国愿意合作并帮助贫穷国家避免违约,但做得还不够。她强调,最脆弱的经济体越来越需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

“这些机构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耶伦说。“它可以作为砝码制衡来自中国等其他国家的不透明、不可持续的贷款。”

在周二被问及耶伦的评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IMF或世界银行旨在促进美国利益的观点表达了反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不是‘美国世界银行’。”他说。


Alan Rappeport是时报驻华盛顿的经济政策记者。 他负责报道财政部并撰写有关税收、贸易和财政事务的文章。 他此前曾在《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工作。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3/6/15   发布时间:2023/6/14

旧文章ID:29932

特朗普想把美国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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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参议院谴责唐纳德·特朗普要对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负责的激烈发言结束时,如果米奇·麦康奈尔承诺要用尽最后一口气,确保特朗普被判弹劾罪名成立,并且永远不能再次成为总统,那会怎么样?

在色情明星“暴风”丹尼尔斯说,特朗普在梅拉尼娅生下儿子不到四个月后就与她发生了无保护措施的性关系后,如果梅拉尼娅·特朗普把特朗普的所有衣服、高尔夫球杆、MAGA帽子和发胶扔到白宫草坪上,再贴上一张纸条,“永远不要回来,你这个卑鄙的变态!”那会怎么样?

在特朗普被逮到他声称作为电视明星,他有权“抓”女人最私密的地方——或在曼哈顿一个陪审团认定特朗普对吉恩·卡罗尔做了几乎同样的事情后——如果著名福音派领袖罗伯特·杰弗里斯宣称,他将领导一场运动,确保2024年特朗普绝不会当选总统,因为特朗普德行有亏,杰弗里斯绝不会让他照看自己的两个女儿,更不用说这个国家了。如果是这样,那又会怎么样?

这样的言论和行动会让凯文·麦卡锡、他在众议院共和党核心小组中那些笨家伙,以及其他正在为特朗普辩护、反对司法部起诉的共和党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是这样,他们还会如此急切地宣称特朗普是无辜的吗?他们还会对周二在迈阿密举行的听证会感到愤怒吗?他们是否还会错误地声称是拜登总统在起诉特朗普吗——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总统没有权力起诉任何人。

我很怀疑。但我知道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反问句。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面对这些道德挑战,挑战特朗普以及他破坏我们政治制度的行为。特朗普就像一个在破败街区生意兴隆的毒贩,让每个人都迷上了他扭曲的价值观。正因如此,他正在极尽所能,从两个基本方面破坏我们国家的团结。

首先,特朗普一直试图诋毁那些表现出品格和勇气的人,给他们贴上失败者和弱者的标签。这对特朗普来说很容易,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名誉可言的人——没有任何道德感,也不忠于任何价值体系,或者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对他来说,政治是一项血腥的运动,你用诽谤、绰号和谎言来打击其他男男女女——不管他们是否属于你的政党——直到他们不能碍你的事。

特朗普很早就在约翰·麦凯恩身上运用了这一策略——一名退伍军人,一个在北越当了五年多战俘也从没有崩溃过的人,一个真正有品格的人。还记得2015年7月18日,特朗普在艾奥瓦州艾姆斯举行的家庭领导峰会上对麦凯恩做何评价吗?

当麦凯恩竞选总统时,特朗普对听众说:“我支持过他。”“他输了。他让我们失望了。但是他输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不太喜欢他了,因为我不喜欢失败者。”当观众大笑时,主持人、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插话道:“但他是战争英雄!”

然后,在越战期间为了避免被征兵而去搞了一份可疑的医疗暂缓证明的特朗普回应说:“他不是战争英雄。因为他被俘才成了战争英雄。我喜欢没有被俘虏的人。”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Twitter上转了一篇帖子,标题是“唐纳德·特朗普:约翰·麦凯恩是一个‘失败者’”。

因此,特朗普试图打破我们的制度,部份是通过重新定义领导者应有怎样的品质——至少在共和党中是这样。领导者不是利兹·切尼或米特·罗姆尼那样的人,他们愿意为了捍卫真理置自己的政治前途于不顾,为国家服务并维护宪法。不,领导者是像他这样的人,一个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要赢的人,这些代价包括国家、宪法,以及为了我们为后代和盟友树立的榜样。

当你这样定义领导力、胜利时,像麦凯恩、切尼和罗姆尼这样有品格的人就会挡你的道。你需要剥夺你周围每个人的品格,并把所有事情变成关乎确保权力和金钱。这就是为什么自2015年以来有这么多特朗普周遭的人离开时没有一个身上是干净的。同样的原因让我知道我之前问的都是反问句。

周二在迈阿密,特朗普让我们看到他试图破坏我们制度的第二种方式,他在一家古巴餐馆以联邦刑事被告的身份出现,并举行了一场政治见面会。在那里,特朗普再次试图诋毁游戏规则,这些规则限制了他以及他为权力本身而追逐权力的无限欲望。

他是怎么做到的?首先,他让周围的每个人——最终,让他所在政党的绝大多数人——停止坚持要求特朗普遵守道德规范。他的家人和党内同事在每次特朗普暴行后都习惯于逃离记者的麦克风。

但正是因为主要的政治盟友、教会领袖和亲密的家庭成员不会指责特朗普违反道德和法律——这些行为都使人无法想象他在2024年参加竞选,并使他更快地离开政治舞台——我们必须完全依靠法庭捍卫游戏规则。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会给我们的司法系统和我们的民主本身带来巨大压力,因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始终要有人去判断。当这些判断有时必须由民主党任命的法官或检察官做出时——这就是我们的制度的运作方式——这给了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一个完美的机会来谴责整个过程是“政治迫害”。

当这种行为在广泛的阵线上一遍又一遍地发生时——因为无论在哪,特朗普都不会因为红灯亮起而停下,反而不断地挑衅我们,看我们是会无视他的违法行为还是起诉他,如果起诉他就可以大喊偏见——我们最终会侵蚀两个最重要的支柱对我们民主制度的信念:相信我们的司法独立性可以确保没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并且相信我们有能力和平合法地移交权力。

想想特朗普起诉书中的一个场景,它发生在联邦大陪审团于2022年5月传唤他出示他拥有的所有机密材料之后。特朗普自己的律师M·埃文·科科伦写的笔记引用他的话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翻我的盒子,我真的不想。……如果我们根本不回应或不配合会怎样?直接告诉他们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不是更好吗?”

“直接告诉他们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不是更好吗?”

更好是对谁更好?只有一个人。这就为什么我要再说一遍:特朗普让我们处于这种境地并非偶然。他实际上想打破我们的系统,因为他和像他这样的人只有在崩溃的系统中才能如鱼得水。

因此,他一直在推动我们的系统走向崩溃的临界点——在这种时刻,傻瓜才谈规则,傻瓜才谈规范,基本真理是可以改变的,品格高尚的男人和女人被排斥。

这正是准独裁者试图做的事情:用谎言淹没这个地方,让人们只相信他们,而真相只有他们所说的那样。

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时刻,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3/6/15   发布时间:2023/6/14

旧文章ID:29931

特朗普会成为在监狱里执政的美国总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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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纪思道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周二,特朗普第二次被传讯,看着他滔滔不绝的谩骂和他的狂妄自大,让我感到冲击的与其说是谎言,不如说是绝望。

“我是唯一能拯救这个国家的人,”特朗普宣称。他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邪恶、最令人发指的权力滥用”——他指的是对他的“迫害”。他谴责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精神错乱”。

然而,特朗普的谵妄似乎并没有令他自己或观众振作起来,在检方的审视之下,这个典型的骗子似乎退缩了。我很难不去想几十年来我报道过的那些努力避免入狱的领导人;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在我们眼前泄了气。现在,特朗普周围的网也在收紧。

一个荒谬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联邦监狱中的囚犯能请假去参加他自己的总统就职典礼吗?

我想知道答案,因为特朗普似乎同时朝着两个对立且不可调和的方向前进。首先,他将成为首位被判重罪的前总统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其次,他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似乎也越来越大,关于他能否当选总统,博彩市场给了他大约22%的机会。

任何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必须被推定为无罪。但一些聪明的律师认为,正如一位前联邦检察官所说,对特朗普来说,“危险是极端的。”特朗普自己的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说,“如果有一半是真的,那他就完蛋了。”

当然,特朗普或许能得到喘息。他自己的律师提供的证据可能会在审判中被宣布不被采纳,或者审判法官可能会允许辩方采取拖延战术,或者佛罗里达州陪审团中顽固的同情者会拒绝对其定罪。但特朗普最终可能会在四起独立的刑事案件中被起诉,而且有这么多案件悬而未决,他可能发现自己至少被判犯有一些重罪的几率增加了。

他会是初犯,不确定是否要坐牢。到目前为止,官员们对特朗普非常恭敬:他没有被戴上手铐,也没有拍嫌犯档案照。

尽管如此,在定罪后,这样的尊重可能会结束,况且有些犯罪情节比这轻的被告最终被判了相当长的刑期。就在本月,一名前空军军官因私藏机密文件被判处三年监禁——他已经认罪,因此可能得到宽大处理。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蕾亚莉蒂·温纳泄露了一份文件,被判处五年多监禁。

即使特朗普被定罪并入狱,也可以继续竞选公职,甚至可能担任总统职位,如果他不忙于在监狱工厂制造车牌的话。1920年,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在联邦监狱竞选总统,获得了近100万张选票。

我想可以做出一些调整,让监狱官员不用监听联邦囚犯62953-804与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之间的电话。也许首脑会晤可以在更大的牢房里举行?在监狱食堂举行国宴?

一个低级别的先例:乔尔·卡斯顿在因谋杀罪服刑期间,于2021年当选为华盛顿的顾问社区专员。但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无薪顾问职位,与总统职位略有不同。

如果特朗普既被监禁又当选总统,也许他的内阁可以援引第25修正案,宣布他无法任职。但特朗普可能会精心挑选绝不会这么做的内阁成员。或者,如果他当选,他会赦免自己吗?

选民们真的会选择一个曾经或即将被判重罪的人当总统吗?似乎很难相信,但2016年我也曾认为特朗普不会当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今年针对特朗普的法律案件越来越多,他在共和党民调中的支持率也有所上升。

部分基于联邦起诉后的最新民意调查,一个合理的猜测是,起诉可能会在共和党初选中帮助他,但在大选中会伤害他。展望未来,新闻机构绝不能像2016年那样掉以轻心,在没有对特朗普进行充分事实核查的情况下给他一个平台。我们应该支持民主,而不是为反民主的煽动者赋权。

总而言之,我认为特朗普要倒台了。但我的噩梦是,美国陷入衰退,选民把责任归咎于拜登总统,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出现一个第三方候选人,此人从拜登那里获得的选票比从特朗普那里获得的更多。或者拜登出现健康危机,而民主党的提名人是卡玛拉·哈里斯,我担心她作为总统候选人会弱很多。简而言之,特朗普当选总统似乎不太可能,但并非不可能——而且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一个在监狱里执政的现任总统?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是吗?这种不确定性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悲剧。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成为时报专栏作家。他曾因对中国及达尔富尔的报道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欢迎在Instagram、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他最新的一本书是《Tightrope: Americans Reaching for Hope》。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3/6/15   发布时间:2023/6/15

旧文章ID:29930

大学录取不再看族裔,教育就能更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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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han Ju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最近,一位华裔美国学生的大学申请经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这位第二代移民的考试成绩、体育和其他课外活动表现都非常出众,但在申请大学时,他被哈佛等六大名校给拒了。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认为,被拒主要是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错。中国网友的评论五花八门:有的指出他毕竟还是被佐治亚理工录取了,因此美国大学招生不存在歧视;更多则是对美国亚裔移民的生存状态和大学招生冷嘲热讽,称“亚裔永远实现不了美国梦”,认为目前的招生政策意味着“美国精英集团要劣币驱逐良币”,将平权法案总结为将LGBTQ和其他弱势条件的“buff叠满”。

对大多数中国网民来说,谈论这个话题可能只是“隔岸观火”;但平权法案在美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议题,本月美国最高法院有可能对其前景做出裁决,除了教育,这还将在就业、社会福利等领域进一步产生影响。也许任何人都难以预料,没有平权法案将催生一个怎样的未来。

身为一个初中生的家长,我得承认,我对这个问题实在很纠结。我希望孩子们能进入与他们的能力相符的大学,但同时我也深知,大学的意义不应该只是拼成绩绩点。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亚裔高中生的观点文章对这种心态做出了很好的概括,文章写道:“像许多亚裔美国学生一样,我认为目前的制度使我更难被精英大学录取。如果我说,招生人员可能会因为我的族裔而对我提出更高的标准,我不会为此感到困扰,那我就是在撒谎。与此同时,我确实希望跟我一届的大学同学更加多元。”这位作者认为,多元化对高等教育和社会有益,但平权法案不足以推进实现这个目标。

支持平权法案的人认为,大学在招生时将族裔作为一个考量因素有助于增加校园的多样性,可以让不同背景的学生通过互相学习和交流而受益。有一些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哈佛大学的2026届学生是迄今最为多元化的一届,有14.4%的黑人和27.6%的亚裔美国人;一批接受时报采访的学生说,这样的体验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一位有华人血统的学生说,她在上大学前并没有建立多少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但通过与同学们分享彼此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了解自己,她开始对祖先在美国修铁路、在《排华法案》期间被关押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但也有许多人对平权法案是否真正为校园带来了多元化提出了质疑。2017年时报的分析发现,在实施了数十年的平权行动之后,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在美国顶尖学院和大学的代表人数仍比35年前少。而在族裔多元化的哈佛,学生来自的经济背景并不那么多元——学生家庭家庭收入中位数将近17万美元,15%的哈佛学生来自年收入63万美元或以上的家庭,只有4.5%的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家庭。

一项法律需要公众和法院的支持才能生存,而平权法案在这两方面都面临威胁。自2014年以来,一个代表白人和亚裔学生的组织反复挑战平权法案,认为它在录取时构成了歧视;而一个越来越保守的最高法院已经表现出对平权政策是否公平、多元化是否对学术有益的质疑。2015年,首席大法官小约翰·G·罗伯茨在一场关于德克萨斯大学平权法案项目是否合宪的辩论中问道:“一个少数族裔学生给物理课带来了什么独特的视角?”

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同样不赞成大学录取时考虑学生的族裔。即使是在美国的自由派堡垒加州,时报发现选民的心态也是如此——美国有九个州禁止在招生中参考族裔因素,加州就是其中之一。反对者中又以亚裔和西班牙裔选民最为突出。时报采访了一名印度裔大学生,他支持伯尼·桑德斯的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医疗保健,政治上非常左倾,但他表示,自己和朋友申请加州以外精英私立大学频繁遭拒,亚裔学生需要更高的成绩和分数才能被录取,“有很多有印度和华人血统的学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与他们的水平不相衬的学校。”

在一些人看来,平权法案都可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时报的一篇观点文章提出了一个让我感觉很新颖的角度:也许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为平权法案面临的挑战奠定了基础。《移民和国籍法》取消了对亚洲、非洲、南欧和东欧移民的限制性配额,令西裔和亚裔显著增加,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平权法案的本意是在一个主要由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家里,将白人的优势让渡出一点点来,分给曾经被压迫的黑人后代;但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移民冲击后,美国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一个多种族国家,如果仍然要保持各族裔代表性相对平衡,大量有资格上大学的亚裔就有可能被挤下车,文章作者认为:这会以“更加直接和侵入性的方式进行种族歧视”,带来“不断上升的社会和道德成本”。

说到底,当人们谈到大学录取,尤其是最顶尖、最挑剔的大学录取时,梦想的可能是一个“既要又要”的目标:既要让不同背景的年轻人获得更好的教育并反哺他们所在的社区;又要确保录取程序公平,让最优秀的学生进入最精英的大学,保持美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平权法案大概无法同时实现这些目标,但推翻它就可以了吗?戴维·布鲁克斯最近的一篇专栏提出要“打破大学录取过程”,他认为可以不再用族裔,而是基于阶层来提拔对学术充满热情、面对逆境仍然有韧性的学生,这种模型将结束对特定种族和校友子女的偏袒,同时能增加来自贫困家庭和弱势社区的申请人。这种奖掖“寒门出贵子”的思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吗?

来源时间:2023/6/15   发布时间:2023/6/15

旧文章ID:29929

“新华盛顿共识”的历史经纬与战略思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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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荣伟  来源:瞭望智库

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主旨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这次演讲以其显著的立场改变、激进的政策措施在国内外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反应。

这次演讲被宣传为“拜登政府的国际经济纲领”。沙利文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的概念,以区别于美国在过去四十多年间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因此,深入探讨此中透露出的信息就显得非常必要。

审视相关具体政策主张是否合理倒在其次,演讲背后透露出的美国战略思维转变恐怕才更加值得关注和重视。而全面把握沙利文提出“新华盛顿共识”时所处的历史经纬,将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这一共识未来的发展趋势。

崔荣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一字之差的背后

沙利文的演讲内容主要集中在四项挑战和四方面应对上。

·四项挑战是: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决定的新环境、气候危机和新能源、经济不平等对民主的破坏。

·四方面应对将表现在:第一,用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在国内打基础;第二,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国家的联系合作;第三,超越传统贸易协定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第四,以新的外交方式向新兴经济体投资。

沙利文通过批判过去四十多年间美国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提出要恢复产业政策、建立具有弹性的安全供应链、确保关键矿物供给、寻求现代贸易协定、建立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主张。他希望围绕这些主张以达成新的共识,也就是“新华盛顿共识”。

沙利文为何会提出“新华盛顿共识”呢?可以从三个时间维度来理解。

从近期看,它是中产阶级外交理念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从上台至今,无论是强调公平贸易、鼓励制造业回流,还是回归多边主义、重视联盟关系以及重塑美国的道德威望,拜登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为了重建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作为提出这一理念的核心成员,沙利文将其进一步引申为“新华盛顿共识”,其逻辑上的关联是自洽的。

如果说在中产阶级外交理念指引下,拜登政府将施政重点放在国内而有所成效的话,“新华盛顿共识”则意在从更高层面实现国内与国际两者的有效互动。因此,“新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之前强调的诸如公平贸易、重视联盟外交等做法,但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产业政策”“现代贸易协定”等说法,仅从措辞上就可以看出是对前者的一个重要升级。

从中期看,它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反驳。

20世纪70年代末美英推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在经历近十年的实践后,于1989年被归结为“华盛顿共识”。该共识随后左右了美国的内外政策,其显著特点就是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

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国内去工业化,大量实体企业纷纷外迁。国外则是利用美联储货币政策形成的美元潮汐,对众多国家实行收割。带来的后果是在冷战结束后三十多年时间里,华尔街为首的金融资本收获满满。

对此,沙利文并不认同“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这一假设。他认为,“美国的工业能力——对任何国家的持续创新能力都至关重要——受到了真正的打击”。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人数不断下降。国内经济增长成果未能得到广泛分享,经济不平等已危及美国的民主制度。

沙利文强烈质疑“华盛顿共识”及其实施后果,对美国在过去多年崇尚“挣快钱”而放弃实体经济的做法非常不满。“新华盛顿共识”希望通过恢复国内工业能力来消弭“华盛顿共识”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将美国从歧路上拉回来。

从更长的历史阶段看,它是着眼于大国竞争,推进对外政策转向而做出的初步理论铺垫。

自20世纪初在全球力推自由贸易至今,美国政府对其国内经济有两次明显的强力干预行为:第一次是二战期间,以“罗斯福新政”的形式将经济运行纳入政府议程之中,以应对市场崩溃和大萧条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第二次则是当前拜登政府以“新华盛顿共识”之名,意图重振美国经济,并以此带动对外政策变革,为大国竞争战略服务。

二战期间的那次干预很大程度上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与之相比,此次对经济干预的前瞻性强,有明确目的,是主动为之。在沙利文看来,除了重拾产业政策之外,还要通过现代贸易协定及各种经济繁荣伙伴计划等形式来实现地缘政治利益。这说明,“新华盛顿共识”不仅包含着提振国内经济的打算,其承担的使命更远远超出美国国内的界限。

2、三重战略思维的转变

沙利文在演讲中提到的诸多具体措施是否合理可行,各界对此已多有探讨,在此不作赘述。因为,不合理的政策可以随时改变,但背后透露出的战略思维转变却很难即刻调整。它是设计者综合一段较长时期内国内发展态势、发展模式优缺点、外部形势变化及如何因应等种种因素而形成的比较系统的看法,体现的是战略层面的认知,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

具体而言,沙利文演讲中流露出的战略思维转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促进国内阶层整合,以实现新的均衡。

对过去四十多年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带来的国内社会失衡,沙利文是持批判态度的。

一方面,他主张推行“产业政策”,提升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为中产阶级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改善中产阶级的处境,缓解国内社会阶层结构严重失调的倾向。

另一方面,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沙利文实际上也没有一棍子打死。在其提出的应对战略的第四步中,他认为美国金融资本应该通过另一种方式在对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中发挥作用。

这就颇有将金融资本在美国国内的破坏性作用外引的意味。这样,在一增一引的操作过程中,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将逐步改善,最终形成一个新的均衡状态。这与传统意义上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结构中一家独大的局面是不同的。

第二,以国家安全名义扭曲对外经济政策,排挤、孤立他国。

沙利文的主张立足于促进国内整合,但落脚点却放在国家间竞争上。在伙伴关系、产业链、关键资源和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他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设想。

例如,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方面,他认为“贸易政策需要充分融入我们的国内外经济战略”,不但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其与气候联系起来”,还要将供应链安全、清洁能源转型、税收公平、反腐以及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要素注入其中。

同时,他又提出“事后打政策补丁和对再分配作模糊承诺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样一来,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将变得更加苛刻,自由贸易政策蕴含的“共赢”精神实质上已经被架空。

现实中的具体行动则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无论是“小院高墙”式的技术保护制度,还是与欧盟达成的《全球可持续钢铝协议》以及就确保关键矿物供给的协议谈判,表面上虽有冠冕堂皇的说辞,但都具备一个共同特征——排挤和孤立那些被美国认为是不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国家。

第三,在经济手段上加码,弥补以往主要依靠军事手段的缺陷,谋求更多影响地区形势发展的新方式。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抛出诸如“小院高墙”、四国芯片联盟、关键矿产供应链等规划,可谓花招迭出,沙利文在演讲中完全照搬了这一套做法。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过度依靠武力来塑造地区形势的纠偏。

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时间也是美国频频发动对外战争的三十多年。如果说初期美国还能享受到战争红利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后,持续的对外战争真正拖累了美国经济。江河日下的经济发展势头使得重振雄风以找回昔日荣耀的愿望变得热切无比。

面对在国际经济领域并不占绝对优势的事实,惟有创设新议程,将更多话题牵涉其中,才能慢慢增加手中的议价筹码。而在大国竞争中,这有助于增加美国与众多中小国家间的粘合力,削弱其对美离心的倾向。

3、不会是一路坦途

“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显然经过了长时间酝酿,在现实中很容易找到其存在的影子。

在国内层面,拜登政府自上台后采取的鼓励产业回流政策、出台芯片法案等措施可被视为佐证。在国际层面,除了初期出于反对特朗普而对其政策进行纠偏的重新重视盟友、重返国际条约外,拜登政府采取的最明显动作是2022年5月23日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

这一框架没有关税减免、市场准入等条款,主要内容是促进高标准贸易、管理数字经济、提高所谓供应链弹性和安全性以及促进高标准基础设施投资等,与“新华盛顿共识”存在高度契合。

另一个典型事例是,2023年5月7日美国抛出与沙特、阿联酋、印度三国联合修建中东铁路网络方案。根据该方案选定实施的重点区域,计划用铁路和港口将中东地区与印度相连,带有强烈的服务于大国竞争的意图。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正在以实际行动推进落实“新华盛顿共识”。

“新华盛顿共识”是一个大概念,虽然与“华盛顿共识”仅有一字之差,但内容主张却发生了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显著的立场改变和激进的政策措施决定了新共识的实施必然会产生全局性影响,波及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这也决定了其实施进程不会是一路坦途。

“新华盛顿共识”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首先,挑战体现在必须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有美国学者指出,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以各大军工企业为代表的军工复合体以及由长期鼓吹“市场万能”论的媒体营造的社会舆论氛围将成为新共识实施的主要障碍。

在演讲中,除了提出让金融资本参与对新兴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外,在如何应付军工复合体和社会媒体上,沙利文本人少有良策。

其次,沙利文只是提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安排,其政策设计鲜有精确的细节设计,外界认为不容易操作,实现目标难度大。在演讲公开后不久,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众专家学者纷纷从中美“脱钩”能否避免、美国与盟友如何共同发展、产业政策是否真能保护美国国内市场以及消费者是否真正愿意与政府合作等角度对其作出评价,总体看并不乐观。

最后,“新华盛顿共识”能否真正落实下去,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沙利文本人在美国政坛的地位。严重的党派纷争、政府难以真正下定决心推进改革、拜登政府第一任期过半而第二任期尚在未定之天等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如果任一环节出问题严重影响到沙利文本人,届时“新华盛顿共识”能否实施下去将是个未知数。

不可否认,“新华盛顿共识”是沙利文整合美国内外政策,为国家下一步如何走开出的一剂猛药。但是,阻力重重的现状加上内在的零和属性,限制了这一共识的发展前景。

一方面,这一共识难以引起美国社会的普遍共鸣。

改善中产阶级的境遇势必要触动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实现各阶层之间的新均衡不可避免要经历长期、复杂的斗争与利益交换过程。就现状而言,极化的党派纷争、撕裂的社会民意实在让人难言乐观,这就意味着“新华盛顿共识”的国内基础并不牢固。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零和博弈行为将导致国家陷入“路越走越窄”的尴尬境地。

“新华盛顿共识”抽空了对外经济合作中的“共赢”精神而代之以零和博弈观念。在国际社会希望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一共识将难以获得大多数国家的真心认同。

也许是预感到了“新华盛顿共识”实施带来的剧烈、深刻变化,有美国学者担心改革对美国的影响会令其陷入“不改革可能会死,但改革死得更快”的危险境地。

来源时间:2023/6/15   发布时间:2023/6/15

旧文章ID:29928

公开通报会:美国总统副助理坎贝尔及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谈国务卿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进行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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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2023年6月14日,美国总统副助理兼印度-太平洋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以及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通过电话会议谈国务卿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进行的访问。以下为摘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电话会议

2023年6月14日

美国总统副助理兼印度-太平洋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

在本届政府任期开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确信美国是在走向最后的衰落。

[…]

从一开始,我们的方针始终一致。我们处于同中国的竞争中,但我们不寻求冲突、对抗或新的冷战。我们要负责任地驾驭竞争。

我们通过自下而上、从中向外重建经济,增强我们的创新能力,振兴我们的工业能力,保护我们的技术,以及——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深化我们与世界各地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加强了美国优胜于中国的能力。

我们的方针有几个具体组成部分。

首先,我们认识到跨党派合作方式的重要性,并且我们努力针对这一挑战建立跨党派桥梁——许多电话、大量互动以及与跨党派合作伙伴的深入对话。

第二,我们进行了历史性的投资来支持制造业——包括相关的基础技术,从而在国内创造高薪工作,并支持更有韧性的供应链。

[…]

第三,我们以一种在短短几年前还不可想见的方式在国外加深了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

第四,我们与世界各国一起制定了21世纪的行事规则。

[…]

第五,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种具有竞争性但不转变为对抗或冲突的方针。

我们清醒地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知道几十年来影响中国或促使中国改革的努力都失败了。我们预期中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竞争的继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采取挑衅性行动——从台湾海峡到古巴——而我们将予以反制。

然而,激烈的竞争要求必须有密集的外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管理紧张关系。这是消除误解、发出信号、进行沟通并在我们的利益一致的领域和时候共同努力的唯一途径。

在国内进行投资并在国外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之后,现在正是进行密集外交的时候。

这并不是美国治国方略的战略转变或某种新举措。我们拥有几十年的经验,在我们的利益需要之时与竞争对手进行对话乃至合作。

我们不会在寻求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或确保持久竞争优势的过程中退缩。

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已针对涉及侵犯人权、强迫劳动、武器扩散以及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体采取了行动。

我们正在继续——我们继续维护航行自由,遵循国际法的规定在该地区进行飞行、航行和作业。在未来的时期,我们将在经济、技术、安全及其他领域继续采取更多的步骤,推动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

与此同时,展开激烈竞争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对话毫不矛盾。

建立危机沟通机制以降低冲突风险符合我们的利益。世界期望我们在气候变化、卫生安全、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及其他挑战方面共同努力。我们不能让可能分裂我们的分歧阻碍我们在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的全球重点要务上向前推进。

因此,我们将寻求在坚信自己以及与其他大国进行一致的、清晰的、高级别沟通的重要性的基础上管理竞争并在我们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

布林肯国务卿的访问将推进这一方针,我们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进行一系列双向访问。

最后,我要指出,有关我们所寻求的最终状态一直有许多猜测。而这场竞争不会以一种决定性的、转变性的状态化解。

而我们所寻求的是一种积极的稳定状态,我们自身的利益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都在其中得到保护。

谢谢。

克里滕布林克助理国务卿:[…]

这将是国务卿担任现职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也将是美国国务卿自2018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还将是美国内阁成员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面对面的会谈是无可替代的,正如库尔特所说,当我们的利益需要时,美国的一贯做法是与竞争对手对话甚至协作。正如库尔特所指出,激烈的竞争需要密集的外交,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管理紧张关系。

国务卿此行建立在拜登总统与习主席在巴厘岛会晤后双方近期其他接触的基础上,两位领导人当时承诺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至少要防止误判。如你们所知,国务卿3月份在慕尼黑会见了国务委员——当时担任国务委员的王毅。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还在维也纳会见了王毅,他现在担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上个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华盛顿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会谈。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即6月18日至19日,国务卿将在北京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议。我们目前没有关于国务卿日程安排的更多详情,但我们会随时提供进一步信息。

布林肯国务卿此行有三个总体目标。

首先,他想建立开放和授权的沟通渠道——讨论重要的挑战,澄清误解,并防止误判——以便管控竞争,防止冲突。

其次,国务卿将一如既往地明确表态,为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发声。他将明确和坦率地提出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关切,他还将谈到一系列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

第三,国务卿致力于在符合我们利益的情况下探索应对跨国挑战的潜在合作——例如在气候和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等领域。我们也希望探讨如何加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

重复说一下,我们将主要侧重于在所有这三个方面进行坦率、直接和建设性的讨论。

我认为还必须指出,双方外交人员为这些会议的准备工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并为此在早些时候举行了面对面会谈。这一进程是我们外交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这些沟通将促进在未来几天进行实质性对话。无论是在这次访问中还是在此后的时间里,我们都希望这些讨论能够继续——重申一遍,这样我们就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因为这是世界对我们的期望。

欲查看原稿内容:https://www.state.gov/deputy-assistant-to-the-president-and-coordinator-for-indo-pacific-affairs-kurt-campbell-and-assistant-secretary-of-state-for-east-asian-and-pacific-affairs-daniel-j-kritenbrink-on-the-secretary/

本译文仅供参考,只有英文原稿才可以被视为权威资料来源。

Deputy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ordinator for Indo-Pacific Affairs Kurt Campbell:[…]

At the start of this administration, the PRC was convinc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in terminal decline.

[…]

From the beginning, our approach has been consistent. We are in competition with China, but we do not seek conflict, confrontation, or a new Cold War. We are for managing the competition responsibly.

We have strengthened America’s ability to outcompete China by rebuilding the economy from the bottom up and middle out, by enhancing our ability to innovate, rejuvenating our industrial capacity, protecting our technology, and – critically – by deepening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Our approach has had a number of specific components.

First, we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a bipartisan approach, and we’ve sought to build bridges across the aisle on this challenge – many calls, lots of interactions, and deep dialogue with partners across the aisle.

Second, we’ve made historic investments to bolster manufacturing – including related to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 to create good-paying jobs at home, and to support more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

Third, we’ve deepened our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broad in ways that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just a few years ago.

[…]

Fourth, we’ve aligned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set the rules of the road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And fifth, we’ve pursued an approach to the PRC that is competitive without veering into confrontation or conflict.

We’re clear-eyed about the PRC. We know efforts to shape or reform China over several decades have failed. And we expect China to be around and to be a major player on the world stage for the rest of our lifetimes.

As the competition continues, the PRC will take provocative steps – from the Taiwan Strait to Cuba – and we will push back.

But intense competition requires intense diplomacy if we’re going to manage tensions.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clear up misperceptions, to signal, to communicate, and to work together where and when our interests align.

After investing at home and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allies abroad, now is precisely the time for intense diplomacy.

This is not a strategic shift or something new to American statecraft. We have decades of experience talking to and even working with competitors when our interests call for it.

We are not going to take a step back from our interests and values or from securing an endu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just the last few months, we’ve taken actions against the PRC entities involved in human rights abuses, forced labor, nonproliferation, and supporting Russia’s war in Ukraine.

We’re continuing – we’ve continued to uphol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region by flying, sailing, and operating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nd we’ll continue to take additional steps in the period ahead in economics, technology, security, and other arenas to advance our interests and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nothing inconsistent with competing vigorously and talking with the PRC on a range of issues.

We have an interest in setting up crisis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to reduce conflict risk. The world expects us to work together on climate, health security, global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other challenges. We can’t let the disagreements that might divide us stand in the way of moving forward on the global priorities that require us all to work together.

So we will seek to manage the competition and work together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from a position of confidence in ourselves and in the importance of consistent, clear, and high-level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Secretary Blinken’s trip will advance this approach, and we expect a series of visits in both directions in the period ahead.

Let me conclude by noting that there has been – noting that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speculation on what end state that we seek. But this competition is not going to resolve in a decisive, transformative state.

What we seek instead is a positive steady state, one where our interests and those of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e protected.

Thank you.

ASSISTANT SECRETARY KRITENBRINK:

[…]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ecretary has been to the PRC in his current role. This will be the first Secretary of State visit to China since 2018 and the first U.S. Cabinet visit since 2019.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in-person meetings, and, as Kur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ep experience talking with and even working with our competitors when our interests call for it. And as Kurt noted, intense competition requires intense diplomacy if we are going to manage tensions.

The Secretary’s trip builds on other recent engagements since President Biden’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n Bali, where they committed to keep channels open to, at a minimum, prevent miscalculation. As you know, the Secretary met in Munich in March with State Counselor – well, then-State Counselor Wang Yi.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llivan also recently met with now-Director Wang Yi in Vienna. We also had Commerce Secretary Raimondo and USTR Katherine Tai’s recent meetings with the PRC Minister of Commerce Wang Wentao in Washington last month.

During this two-day visit, from June 18-19, the Secretary will have a series of meetings with senior PRC officials in Beijing. We do not at this time have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Secretary’s schedule, but we will provide updates as they become available.

Secretary Blinken has three general goals for his trip.

First, he wants to establis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at are open and empowered – to discuss important challenges, address misperceptions, and prevent miscalculation – so as to manage competition that does not veer – excuse me – into conflict.

Second, as he always does, the Secretary will stand up and speak out for U.S. values and interests. He will raise clearly and candidly our concerns on a range of issues, and he will also discuss a host of reg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 matters.

Third, the Secretary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potential cooperation on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when it is in our interest – in areas such as climate and global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We also hope to discuss ways to increase exchanges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s.

Our primary focus, again, is to have candid, direct, and constructive discussions on all three of these fronts.

I think it’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diplomats on both sides have invested many hours preparing for these meetings, separately and in early rounds of face-to-face talks. That process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our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and we hope that these communications will facilitate substantive dialogue in the days ahead. Both on this trip and in the days that follow, we expect those discussions to continue – again, so that we can manage responsibl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because that’s what the world expects of us

Read the full text here: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special-briefing-on-the-secretarys-upcoming-travel-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nd-the-united-kingdom/

来源时间:2023/6/15   发布时间:202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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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群:美中关系需要和平使者而非战争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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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朱志群|译:黄金顺

2023-06-13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作者简介】朱志群,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

民调机构盖洛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降至15%,创下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新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双方的高层接触基本上被搁置,而“战争言论”在华盛顿已变得司空见惯。

2022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峇厘岛进行了相对友好的会晤,两国民众对此寄予厚望,希望在最高领导人的指导下,两国外交政策团队能够落实共识,稳步改善双边关系。事实上,两国原计划在今年初展开内阁级别的访问。

今年2月发生的所谓“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却暴露了两国关系的脆弱性。中国对气球偏离航线,误入美国领空表示遗憾。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按计划访问中国。此后,两国再无高层互访。

一种不可避免的感觉

华盛顿的主流观点是,北京在维护自身利益和破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方面变得咄咄逼人,而北京的主流观点是,华盛顿决心阻止中国崛起,且无视中国的合法利益。如今双方都有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显然,对两国来说,国内问题是首要关切。美中关系没有得到双方足够的重视。

在美国,拜登的主要关注点是竞选连任。他面临着一场艰难的选战,要说服那些担心他年龄和健康状况的美国选民,他是再领导美国四年的最佳候选人。

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捍卫当前国际体系,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仍然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这迫使美国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并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日益衰落的实力。美国和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强硬派和好战分子所主导。将军们一直忙于预测与中国的战争何时爆发,其中一人就声称,最早可能是在2025年。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在正式把中国列为头号威胁之前,却没有就美中关系进行公开辩论或讨论。

在中国,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政府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202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认习近平第三次连任最高领导人之后,未来几年不会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中国政府的关注点已经转向后冠病时代的经济复苏。其他挑战,如人口下降和老龄化,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包括每年数百万失业大学毕业生在内的高失业率,都将成为大陆政府政治议程上的重点。

陷入安全困境

也许北京已经放弃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中国对接待来访的美国官员兴趣缺缺。相反,它欢迎德国和法国等美国盟友的领导人到访北京,试图在美国与盟友之间制造裂痕,阻止华盛顿组建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自前驻美大使秦刚于2022年12月升任中国外交部长以来,中国驻美国大使一职一直空缺(编按: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已于5月23日履新)。

美中两国陷入了典型的安全困境,将对方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一个大国越是试图加强其安全,另一方就越感到不安全,继而加强自己的安全,导致恶性循环,使它们更接近直接冲突的边缘。

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吗?实现中国梦后,中国将会做些什么?在我们处理棘手的美中关系时,这些都是须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崛起将有意或无意地挑战美国对世界的霸权统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从来没有,也不会接受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秩序。华盛顿继续争取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支持,以遏制中国,尽管它否认这一点。

与全球权力转移相关的内在冲突,使管理美中关系变得极其困难,除非华盛顿大方地将其全球领导权让给中国,或者中国心甘情愿地充当次要角色,放弃其“核心利益”。双方都是骄傲且强大的国家。谁也压制不了谁。从现实角度看,这两个大国以及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合作。

对台湾海峡的影响

台湾海峡的局势非常严峻。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变得更加坚定,并积极武装台湾,以阻止中国大陆的攻击。华盛顿不断升级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其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已受到质疑。一些人认为,美国正在诱使中国大陆就台湾问题与之开战。

对华盛顿来说,对中国大陆打台湾牌是最方便,但也是最危险的选项。保卫台湾似乎是正确的做法,特别是如果你把两岸问题视为“民主与专制”的竞争。然而,由于台湾是中国大陆核心利益的核心,武装台湾不太可能威慑北京。相反,这将坚定北京的决心,为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决做更好的准备。

尽管中国大陆宣称要与台湾和平统一,但对于美国或台湾的挑衅行为,它的回应已变得更加强硬。中国大陆的军事演习越来越像是入侵或封锁演练,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随着中国大陆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权逐渐消失,台湾人对回归中国大陆的兴趣越来越低,因为岛上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台湾人身份认同。

美国对中国大陆行动背后的政治和战略意图的评估是悲观的。美国官员认为,习近平已决定,把统一台湾当作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他们认为他准备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他已下令中国军方在2027年前做好准备。

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印度等中国周边国家也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它们不确定日益强大的中国,未来将如何处理争端。

重建信任是可能的

美中两国都要保障自己的根本利益。例如,美国应严格遵守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并为可能实现的两岸和平统一敞开大门。另一方面,中国应以行动表明,它将继续改善国内的人权和政治自由,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

双方还可以从争议较小的问题开始重建信任,如立即恢复被特朗普政府暂停的中国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并大幅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以应对后冠病时代日益增长的旅行需求。目前两国之间的直航少之又少,机票价格高得离谱,阻碍了人员往来。

华盛顿和北京都弥漫着悲观和好战的情绪,这为各种鹰派、反对者、民族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互相叫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将双边关系推向深渊。

美中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将战争从双方的政策菜单中删除。促进和平与合作的理性力量,必须成为推动这一重要关系向前发展的主流思想。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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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驻美大使馆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谢锋大使在美中贸委会欢迎活
动上的主旨演讲


尊敬的艾伦会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感谢美中贸委会为我举办欢迎活动,很高兴同各位新老朋友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贸委会50岁生日。

美中贸委会成立于中美建交之前,是两国经贸合作的先行者,是中美关系的促进者,是互利共赢的贡献者和受益者。50年来,委员会为促进交流合作发声,为推动贸易投资尽力,参与并见证了中美贸易额从1288万美元增长到近7600亿美元、双向投资从几乎为零攀升至逾2400亿美元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会忘记,大家在中国人民遭遇重大灾难时伸出的温暖援手,不会忘记在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之际,大家展现的远见、勇气和坚守。我要向委员会及其成员企业和在座各位朋友表示敬意和感谢!

很高兴时隔13年第三次来美国工作。与前两次相比,时移世易,令人感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是止跌企稳、找到正确相处之道,还是螺旋下滑、陷入冲突对抗的深渊,我们再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我知道大家很关心中国的发展。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为动荡不定的世界带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亟需的确定性。

中国大政方针公开透明,路径清晰明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全国两会绘制了“施工图”,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领导集体坚强有力,人民紧密团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中国将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没有侵略争霸的基因,没有主宰世界的野心,也没有挑战或取代别国的意图。

中国经济复苏强劲有力,发展前景可期。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4.8%。“五一”黄金周中国超2.7亿人次出游,接近八成美国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5.2%,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1/3。中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超过2.4亿,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500万,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日益明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高素质人力资源、可预期营商环境不可替代。麦肯锡高管判断“下一个增长点还是中国”,空客宣布在天津建设第二条生产线,特斯拉在上海新建储能超级工厂,他们用行动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

中国对外开放坚定不移,机遇前所未有。中国集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资流入国、世界制造业中心于一身,是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主要出口市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关上大门。相反,中方将加大力度开放现代服务业领域,持续扩大市场准入;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企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力度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国14亿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未来15年中等收入群体超过8亿,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为世界各国带来空前机遇。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用不可替代。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按下了“加速键”,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方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等五国。在中国推动下,沙特和伊朗和解复交,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圆满成功,来自亚非欧澳拉美的多国政要纷至沓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广受欢迎,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各位朋友,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我们刚刚庆祝了基辛格博士百岁寿辰。世纪老人谆谆告诚,人类命运取决于中美能否和平共处。中美半个多世纪交往的历史证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而且会让全世界遭殃。履职两周来我马不停蹄,广泛接触美各界人士,听到最多的担忧是中美陷入冲突对抗,最大的愿望是中美关系止跌企稳。世界要好起来,中美关系就不能再坏下去。中方一如既往重视中美关系,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争取中美关系早日回归正轨。

为此,我们需要把握正确方向。习近平主席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条原则,指明了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的治本之道。相互尊重是前提,和平共处是底线,合作共赢是目标。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心声,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美方应该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和发展权利,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不冲突、不对抗、不打新冷战。

为此,我们需要推进对话合作。中美曾建立起10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陷入停滞。2年前美国朋友曾提醒我,不要再用对话这个词,因为它在美国几成禁忌,我感到不可思议也难以理解。中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过去2年多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6次会晤、通话。仅为筹备巴厘岛会晤,中方就与美方同事进行了8轮、超过24小时磋商。会晤后不到1个月,中方又邀请康达助卿、罗森伯格高级主任在河北廊坊深入沟通10个小时,重点是落实中美元首会晤共识,启动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商讨今年高层交往的路线图。双方都认为会谈是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我们还一起品尝了当地美味驴肉火烧。后来飞艇事件、蔡英文窜美干扰了合作议程,再次打断了对话进程,中方深感失望。

美方近期表示希加强两国高层接触、重回巴厘岛会晤共识和议程,希找到缓和紧张局势、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办法。中方对此予以重视,作出了积极回应。王毅主任同沙利文助理、秦刚国务委员与伯恩斯大使、王文涛部长与雷蒙多部长分别举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会晤、会见。我来之前伯恩斯大使为我送行,他发推特说过去一年多我们见了23次,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中国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对话合作要相互尊重、结果导向。一边把对方放在制裁名单里,一边要求对话合作,这是不可接受的。为了对话而对话,谈归谈,做归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适得其反。高层交往尤其要做好全过程管理,对话前营造良好氛围,对话中积累正面成果,对话后扎实推进落实。

为此,我们需要拆除危险燃爆点。当务之急是切实管控好台湾问题这个最大风险点。没有人比中方更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更不愿意看到台海生战生乱,搞兵棋推演的不是中方,改变现状的也不是中方,制造危机的更不是中方。台湾当局“倚美谋独”和美一些人鼓噪“以台制华”才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现在最根本的是不折不扣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最重要的是用行动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最紧迫的是言行一致反对“台独”冒险挑衅。

各位朋友,

我抵美后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美国网友在推特上踊跃留言跟帖,有人说,支持美中关系的人还在,但都躲起来了,需要大使一个个把他们找出来。我确实感到不少美国朋友对促进中美合作有压力、有顾虑,担心被批评“政治不正确”。我想说的是:

第一,维护中美关系稳定与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并行不悖。50多年前,两国领导人坚持求同存异,找到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结束长达22年的敌对隔绝,推动实现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今天,中美关系的晴雨冷暖,一头连着两国17亿人民福祉,一头连着世界的未来。防止中美冲突对抗、争取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就是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对世界和平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商务部图书馆门口有一行铭文“与所有人一起促进和平与商业”。美曾大力推动全球化、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要求其他国家打开大门、融入全球经济,为什么现在自己要走回头路、关门设限?

最近美方表示不寻求同中国“脱钩”,但又提出“去风险”。中国老百姓感觉两者没啥区别,是换汤不换药。什么是风险?风险在哪里?怎么去风险?他们担心这是以“去风险”之名行“脱钩”之实。如果用“去风险”为“脱钩”打掩护,就会给两国关系埋下更多钉子。每个国家都重视国家安全,但不能泛化,更不能当成推行保护主义、遏制打压对手的借口。如果把国家安全当作锤子,那看什么都像钉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一国的产业链稳定不能建立在全球产业链不稳定之上。美将130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各类管制和制裁清单,加征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措施纷纷出台,贸易战还没完,又打产业战、科技战,真的能让美国更安全吗?真的符合美国利益吗?

第二,促进经贸合作与促进共同发展相辅相成。中美产业深度融合,双方互利合作帮助美国家庭降低了生活成本,美国企业获取了丰厚利润。美中贸委会发布的《2023美国对华出口报告》显示,美对华出口为美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是肯德基第一大市场,雅诗兰黛第二大市场,星巴克在中国运营超过6200家门店。近五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率达9.1%。美超过7万家美企在华投资兴业,近90%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美国商会表示,中国市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直言,为抑制中国半导体制造业发展而实施的出口管制,将对美科技业造成巨大损失。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说,中国仍是通用主要市场,期待继续与中国伙伴开发清洁能源汽车。

第三,中美关系好坏与企业投资兴业息息相关。大环境好,大家才能安心发财;中美关系恶化,工商界首当其冲。我们都是利益攸关方,不能作壁上观,应该尽心、出力、发声,维护共同利益,维护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原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希望大家秉持理性务实态度,坚定对华交流合作,明确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推动解决增加中美航班班次、调整赴华旅行建议、便利签证等具体问题,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积极因素,造福两国人民。

各位朋友,

不管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我都很乐意同工商界的朋友们交流互动,结识了不少老朋友、好朋友。作为中国驻美大使,我愿进一步和大家加强交流、深化友谊。我愿作大家诉求的倾听者,及时转达、推动解决;愿作交流合作的促进者,争取把中美合作的“蛋糕”做得更大更甜;愿作中美关系的维护者,努力排除干扰和冲击中美关系的消极因素。我很希望与你们多见面、多交流,多多益善。问题是我现在常常被双边关系中的难题拴住,感觉一天24小时工作都不够用。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障碍尽快消除、麻烦逐步减少、中美关系止跌企稳,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同大家聚焦合作,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3/6/13   发布时间:20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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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一项关于中国公众全球印象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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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作者Jack Mageau。当下,中国公众如何看世界?他们对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中加关系,以及与其他大国与国际机构的外交关系持何种看法,又如何认识中国的全球角色?中国公众采取了哪些行动顺应全球化潮流?他们对未来大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有何预期?本站特编译Jack Mageau于2023年5月25日发表于本站英文版「分析」栏目的文章以供读者参阅。点击此处可查看报告英文全文。

【作者简介】Jack Mageau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助理。他在牛津大学获得现代中国研究的哲学硕士学位,并在此期间专注于中美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

对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来说,中国越来越像一个“黑箱”——也就是说,外界越来越难以获取中国公众观点和外交决策相关的信息。

然而,中国公众观点对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试图解读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愈发自信的立场以及近期在持续支持俄罗斯的同时对乌克兰的示好。尽管中国政府秉承威权体制和不透明的外交政策流程,但我们依旧能看到中国共产党(CCP)在外交政策决策中所表现出的对公众情绪的敏感性。因此,中国国内舆论趋势及其转变可能对中国外交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当前对中国公众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全球角色和其与世界大国的外交关系的相关文献资料极为有限,并缺乏量化研究支持。(有关中国公众观点量化研究的更多内容,详见本站「海外学术文章介绍」第一期“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美中关系:从特朗普到拜登”和第二期“中国民众对欧美看法的差异和不对称”)

为填补这一知识罅隙,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CIUA)于2023年开展了中国公众全球印象报告(CCGPS 2023)。该报告于2023年第一季度与中国大陆的一家私人调查公司合作,在中国大陆的城市和乡村地区以线上和电话的形式展开全国调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共获得2,009份有效回答。其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和居住地类型等方面的参与者分布与2020年中国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大致相符。因此,该调查报告在人口统计学上为外界了解中国公众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及该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提供了有效且直观的信息。

中国公众全球印象报告(2023)调查了中国公众对中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印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关系的看法。调查涵盖了五个方面:(1)中国公众全球印象概述;(2)中国的全球角色;(3)外国旅游、学习、工作和移民偏好;(4)加拿大-中国关系;(5)中国公众关于全球司法的信息来源和了解程度。

该报告对美国和全球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和重要利益相关者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试图评估中国公众对世界大国的态度及何种因素塑造了这一态度。报告展现出公众在看待不同问题时观点的细微差别,令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公众舆论的复杂性。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报告向美国及其盟友揭示了当前美中关系中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中国公众对美国实力的看法、对俄罗斯的态度以及中国公众如何看待经济与技术脱钩。

第一部分全球印象概述

  • 中国公民普遍认为美国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地位显著超过其他国家。俄罗斯和欧盟紧随其后,分别位列第二名与第三名。相比之下,在大国中,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被视为影响力最小的国家。
  • 俄罗斯被认为是对中国未来而言最值得信任和最重要的国家。美国和日本被评为最不可信任的国家。调查对象认为,在司法问题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最不重要。
  • 调查对象认为,美国和日本是未来十年最可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中国与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等美国盟友国家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俄罗斯被认为是未来最不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国家。
第二部分中国的全球角色

  • 调查对象表示,他们相信中国应在国际交往的各个领域担当起“积极的全球角色”;年轻一代的中国公众指出他们更愿意支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在全球领导中最受欢迎的领域是和平与安全,以及技术与创新,较不受欢迎的领域则包括全球金融标准和全球环境治理。
  • 尽管中国公众在中国扩大与西方司法领域的联系方面态度冷淡,但他们并不支持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与西方盟友国家进行“脱钩”。
  • 不考虑年龄与收入因素,调查对象表现出与俄罗斯持续扩大经济联系的强烈共识。
第三部分:旅游、学习、工作和移民偏好

  • 调查对象表示,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他们仍强烈希望在个人层面与西方国家进行直接交流。
  • 调查对象将俄罗斯视作理想的旅游、工作和移民目的地。
  • 在留学目的地的选择方面,美国是最受欢迎的国家,英国紧随其后。
第四部分加拿大中国关系

  • 尽管当前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关系紧张,但中国公众仍支持扩大与加拿大的联系。调查对象表示强烈支持在全球和区域间开展和平安全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
  • 调查对象认为两个重要因素正在影响加拿大-中国关系,即中国增长的实力和加拿大与美国的紧密联系。文化和价值观差异以及加拿大国内外政策则被认为在两国关系中发挥较小作用。
第五部分:全球司法的信息来源和了解程度

  • 调查对象称,他们对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了解较多,对加拿大、英国和欧盟了解较少。
  • 中国公众更多通过社交媒体和交谈来获得全球司法信息,而非国家媒体(如电视、广播和报纸)。
  • 调查对象自我评估的对某一司法权的较高的了解程度,与他们对该司法权的信任程度是否偏高或偏低之间存在一定关联。
  • 不考虑收入和年龄因素,调查对象指出中国公众强烈相信政府行动能够反映民意。

社评:且看美国搞的这出戏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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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由《华尔街日报》捏造出的中国要花几十亿美元在古巴建“电子监听设施”的谣言还在美国发酵,这果然印证了很多人包括我们之前的推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被传即将访华与此事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美国有人想把布林肯可能的访华计划再次搅黄,这种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但白宫方面后来的表现与其说是辟谣,不如说是辟谣式放风,既想把自己从不实谣言中择出来,同时又不忘在里面加点料,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让人觉得也不简单。

如果没有2月份美国上下对“气球事件”的那一轮炒作,现在的这一出说不定还会多一丁点新意。一直都是美方在自导自演,这次编剧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刺激性元素,但就整个剧本而言仍是老套而蹩脚的,台上的演员越是装得一本正经,越是显得滑稽可笑。每一个细节都让人觉得出戏。

这次的谣言本身因为过于荒谬,都不需要用专业的知识分析,正常人一听就觉得不可能。给中国人的感受主要是两个:一是美国人真是戏精,“美会演”;二是你就演吧,你演你的我做我的,连看你一眼的兴趣都快没了。一些美国官员最希望看到中国在慌乱中自证清白,但人永远证明不了自己没干过的事。我们不入戏,就不会被他们带节奏,他们别有用心的表演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国际献丑。

说实话,对被美方当成重点目标观众的中国人来说,保持这样的通透和疏离感是必要的。美媒传布林肯将于6月18日访华,但中方始终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美方不确定性的一种预判和预防。可以说,这次美国又在特殊时刻爆出涉华谣言,“不出我们所料”。美国很善于玩这个游戏,一方面说要改善关系,一方面又添加紧张的素材。这两年,但凡有可能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事,就没有顺顺利利的,总是在美国那里遭遇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磕磕绊绊,围绕布林肯访华在美国出现的风波,不过是最新的例证。

这样的事情多了,也让我们明白了,它们不是中美关系的偶然插曲,或者说意外,而是美方一些政治力量有组织的精准打击和伏击。当中国人对美国的政治诚信有了更充分全面的认知和心理准备后,对它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或惺惺作态就都有了更强的免疫力和抗干扰力,让我们更彻底地丢掉对美幻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

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美方开始抱怨中国对它冷淡,这反过来恰恰说明我们做对了,需要把这种对美心态和状态继续保持下去,直到美国人拿出足够的诚意出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美国一些极端政客,这是中国人近年来在与美国打交道过程中得到的经验总结,也是一种清醒和理性。

虽然美国的戏一出接着一出,但其实轮番上台的还是那几张老面孔。比如这次又是参议员卢比奥跳得最高,美国国会里的这几个人已是“逢中必反”“逢中必作”。而白宫作为主角之一,则展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白宫完全有想利用或操弄这件事的动机,在布林肯访华之前制造一个议题,保证不致失控的前提下对华先声夺人,这是美方的惯常手段。

且看接下来这几天,华盛顿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我们不妨以不变应万变。美方既然反复强调要与中国加强高级别沟通,布林肯会否访华一事就是检验美方诚意和政治驾驭力的试金石,不光中国人看着,全世界也都盯着美国人搞的这出戏会如何收场。

来源时间:2023/6/11   发布时间:202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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