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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中国人为奥巴马的告别感动时,美媒却是另外一种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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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入主白宫8年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还有10天就将正式卸任的日子里发表了一番一些中国人看来非常令人感动、很钦佩的“告别演说”,并被多家中国网络媒体全程直播。
  在这番演说中,奥巴马既谈了自己执政8年的功绩,比如种族矛盾的缓和、经济的发展,也谈了美国民主的伟大和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不仅在现场听他演讲的支持者掌声是一轮高过一轮,在中国的网络上一些人也热情地称赞奥巴马是个“为民做主”的好总统,更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点赞。顺便,他们还不忘贬损一下 “你国”。
  然而,在美国本土,不少媒体却不仅对奥巴马的说辞感到“无感”,甚至觉得有点无聊……
  可为啥他们表现出与中国这些网民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原因很简单:虽然奥巴马本人充满了个人魅力,他的演讲总能让吃瓜群众心潮澎湃,甚至他还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离任总统之一……然而,美国今天的现实,却着实太打奥巴马的脸了。
  比如,来自奥巴马老家的《芝加哥论坛报》就毫不留情地指出:奥巴马这8年基本上把民主党的家底全都败光了。他不仅令被广泛看好的希拉里在总统大选中惨败给了反 “建制”派的川普,更让民主党失去了美国国会的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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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美国各州的选举中,民主党也在全面溃败……
  该报还不无讽刺的地说:如果奥巴马真的给美国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那就是川普。毕竟,恰恰是奥巴马过去8年的问题重重乃至失败的政策,助攻了川普的“逆袭”。
  在经济和外交层面,奥巴马的成绩也很难看。福克斯新闻网就表示,奥巴马基本上毁掉了美国的“生产力”,更令美国在国际上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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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福克斯是亲共和党的媒体,不过他们这番说法是有依据的。比如,当奥巴马在他的告别演讲上宣称美国的就业率达到历史新低时,过去多家媒体和知名学府的研究却指出,奥巴马创造的工作岗位有不少是“临时”或“短期”的,而不是什么真正有质量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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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就业增长也大多是在医疗和食品领域。其中医疗行业的就业增长主要是源于奥巴马的“医改”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因为不少美国人负担不起,如今都要被川普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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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制造业、教育产业和建筑业等含金量较高的行业,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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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别提美国失业率统计的方法本身就很奇葩,只有当一个无业的人在积极找工作时,此人才会被计入失业率。也就是说,如果你根本就宅在家啃老,你就不会被记入奥巴马口中这个如今10年来最低的4.7%的失业率中。
  这恐怕也是川普反而能凭借“要给美国人创造就业”而赢得大选的原因吧。毕竟如果美国人真的就业前景都很好,还选他这个狂人干啥呢?
  另外,美国政论网站Towhall.com上,一位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资深媒体人就表示,虽然奥巴马带领美国走出了次贷危机,但恰恰是在奥巴马的任期内,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得不靠领取政府发放的“食物券”过日子;美国的国债翻了一倍,达到了创纪录的20万亿;而且美国18-34岁的年轻人中,与父母同住一个房屋的人数也创下来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
  另外,自认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比例,也从奥巴马上台时的63%下跌到了如今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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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交方面,奥巴马不仅没能遏制中国的崛起,甚至连俄罗斯都对付不了。中东更被他搅得一团乱,叙利亚内战打了5年,利比亚更是一片混乱。这一点上,不仅美国多家媒体都在近两年刊文逐条批判过他,甚至其他西方媒体也都认为他干得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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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奥巴马最近一次在外交政策上被“打脸”,莫过于俄罗斯和土耳其竟在美国的缺席下直接达成了叙利亚内战的停火协议……
  在社会层面,奥巴马宣称美国的种族关系更和睦了。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奥巴马发表这番演讲前短短几天,就在奥巴马的老家芝加哥,4名黑人青年刚刚在Facebook上直播了他们对一名白人青年的殴打和虐待,而他们的动机正是出于“种族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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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奥巴马口中的“美好”与现实“残酷”地强烈对撞,自然也成为了福克斯新闻网今天挖苦奥巴马“告别演讲”时的一个主要火力点。
  所以,也难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政治学者会在他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虽然奥巴马谈了很多民主、人权这这种容易给人“打鸡血”的内容,他甚至还鼓动全社会只要不满意就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虽然他的演讲很有节奏感,他的个人魅力也很强;然而只要时间一长,人们就会被“骨感的现实”所惊醒:比如不景气的经济,撕裂的社会,漏洞百出的医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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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位美国网友的话说就是:很多人是喜欢奥巴马,但他们中大多数人也认为美国前进的方向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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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美国人才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用选票拒绝了他,甚至专门选了一个几乎反对奥巴马所有政策的人和他的政党。而这,也才是为何当一些中国人在膜拜奥巴马的讲话时,更多美国人对他的说辞,却早已无感。

来源时间:2017/1/11   发布时间:20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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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将走,其言也善?奥巴马“退位”前都说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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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炘蔚,梅茜  来源:中国新闻网

  8年总统生涯结束,当地时间10日,奥巴马在美国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说。
  8年前,奥巴马接过了一个处在经济危机之中的美国;8年后,他留下了一个裂痕深刻的美国。
  10天之后,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就将上任,开启一个很可能与奥巴马截然不同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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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告别演讲现场。

  奥巴马一上台就表示,“你好,芝加哥。回家的感觉真好。”他还自嘲说,“你们可以说我是‘跛脚鸭’,因为没有人服从指令”。
  尽管整场演讲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内政上,但奥巴马仍然谈及了包括气候变化、反恐等重要的外交成就。
  奥巴马谈到了气候变化,和政府在过去8年中所采取的步骤: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增加可再生能源,签署《巴黎协定》。
  奥巴马呼吁美国不要忽视发展科学。他表示,“如果不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我们的孩子会没有时间来辩论气候变化是否存在;他们将疲于应对它带来的影响:环境灾难,经济破坏,以及气候难民潮”。
  他表示,人们可以,并且应该就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进行争论,但是,简单地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后代的背叛,也是对创新和务实精神的背叛。
  奥巴马称,“在过去8年中,没有外国恐怖组织成功地在美国本土策划和执行袭击”,但他也提到,波士顿、奥兰多等地本土恐怖主义袭击,显示了恐怖主义激进化的危险性。
  他表示,美国在海外反恐过程中,击毙了包括本·拉登在内的数万名恐怖分子,领导多国联盟与作恶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战斗,夺取被其占据的半数“土地”。奥巴马强调,“伊斯兰国”将最终被摧毁,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人不可能永远安全。他表示,美国应该保持警惕,但不应畏惧。
  与此同时,奥巴马也表示,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不仅仅需要军队。在保持对外部威胁警惕的同时,必须防止自身的价值观被削弱。他表示,这就是为什么他期望结束审讯中使用酷刑,努力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并改革监控法律,保护隐私和公民自由。
  奥巴马在演讲中称,像俄罗斯这样的竞争对手,对世界的影响力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除非美国放弃自己的立场,变成另一个“欺负较小邻国的大国”。
  奥巴马还提到了他其他的外交成就,表示如果8年前有人告诉人们,美国将与古巴开启双边关系的新篇章,在不用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就与伊朗达成了核协议,并击毙了9·11事件的主脑人物,人们可能不会相信。
  但他强调,美国做到了这些,美国人民做到了这些。因为这些努力,与他接掌白宫时相比,“美国成为了更好、更强大的地方”。
  在奥巴马近3000天的任职历程中,有一些日子相对他而言,无疑是难忘的。它们勾勒出了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得失轮廓。

  2009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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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图片来源:路透社

  在2008年的总统就职日,时年47岁的奥巴马身穿蓝黑西装,打着红色领带。他将手放在林肯用过的圣经上,面向三公里以外的林肯纪念堂,誓言将竭尽所能保护、遵守和捍卫美国宪法,向第一个解放了黑奴的美国总统致敬。
  1997年,奥巴马进入政坛。十年后,他正式宣布竞选总统。
  奥巴马获得了大量年轻人、少数族裔、底层平民以及自由派的支持,2008年11月4日,他以巨大优势战胜了共和党对手麦凯恩,成为美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他的获胜演讲题为“美国的变革”。当时美国民众确实也期待,创造历史的奥巴马能给美国带来改变。
  然而8年过去,共和党人特朗普却正是靠着“局外人”的面貌与改变现状的承诺,战胜了奥巴马的党内同僚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的任期,是否真的给美国带来了成功的变革?
  201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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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签署医改法案。图片来源:白宫

  在经历了艰苦的政治辩论,以及国会两党的反复拉扯后,2010年3月的这一天,奥巴马终于得以在白宫东厅签署医改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在签署文件时,奥巴马换了一支又一支笔,总共用了22支笔才完成。
  近一个世纪以来,历届美国总统均把推动医改列为施政目标,包括罗斯福、克林顿在内的多位总统都曾扛起过医改大旗,但都以失败告终。奥巴马称,医改法案的通过,是结束“一年辩论和百年痛苦”的胜利。
  这项医改法案旨在实现全民医保,体现社会效率和公平。推行之后,它扩大了美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使得美国超2000万尚未获保的民众拥有了医疗保险。但是另一方面,它导致美国民众的医保支出大幅上升。
  这项本该扩大社会福利的政策,从出台到实施都饱受社会争议,遇到重重阻碍。但对于奥巴马而言,这是他在内政方面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然而,随着宣称要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特朗普上台,医改法案将面临更严重的冲击。
  在奥巴马的8年任期中,美国经济出现复苏,同性婚姻实现合法。然而,奥巴马没有能够达成控枪夙愿,也未能完成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承诺,仍然留下了诸多待解的问题。
  201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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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发表演讲时数度落泪。

  奥巴马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总统任期里最糟糕的日子,是“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前往纽敦的那一天”。
  2012年12月14日,20岁的枪手亚当·兰扎闯进康涅狄格州纽敦镇的桑迪胡克小学,造成20名儿童与6名成人死亡。在袭击学校之前,他还在住所打死了自己的母亲。酿成血案之后,枪手开枪自杀身亡。
  两天后,奥巴马在那里的守夜祈祷仪式上发表了讲话,称美国在应对枪支暴力行为上“做得不够”。桑迪胡克枪击案发生之后,奥巴马承诺将采取行动阻止类似恶性枪击事件再次发生。第二年的1月16日,他签署了23条与控枪相关的行政令。
  2016年1月,他又宣布一系列行政措施以遏制枪支暴力。然而当年6月,29岁的美国公民奥马尔·马丁,持自动步枪和手枪闯进奥兰多市的夜店,导致不包括枪手在内的49人遇难,50余人受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控枪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难以解开的“死结”。如今又与种族问题、移民问题、恐怖主义危机等等挂勾,变成了美国社会不停流血的伤口。随着对控枪持保守立场的特朗普上台,美国的枪支问题将向何处去,难以预料。
  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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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会晤。

  相较备受期待的第一任期,奥巴马的第二任期过得更加艰难。参众两院由共和党把控,给他政策的推行增添了不少阻力。医改计划遭阻挠,斯诺登曝光“棱镜门”引批评,枪击案难以遏止,中东乱局持续,极端组织势力扩大……
  不过同样是在第二任期,奥巴马留下了其最重要的外交遗产之一——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2014年12月17日,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分别发表讲话,宣布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50多年来美古关系“最为重大的”的政策调整。
  2016年3月20日,奥巴马乘专机抵达哈瓦那,成为1928年以来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在任总统。他与卡斯特罗会晤后面对镜头微笑握手,称此行埋葬了“冷战最后的一个标志”。
  然而,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禁运迄今为止只是放松,并未完全解除。此外,受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特朗普对古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在关系缓和的大趋势下,何时能够实现实质性突破依然难以捉摸。
  在美古关系之外,在奥巴马任内,伊核协议最终达成,《巴黎协定》得到签署,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还启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这些“政绩”都面临不确定性。因此,奥巴马的八年任期究竟能给美国留下多少深远影响,还很难断言。
  评价 奥巴马怎么看待自己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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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年终记者会。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摄

  最大的成就: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防止(美国)经济大萧条”。
  最大的遗憾:任期内没有能够通过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
  最美好的一天:医疗改革法案通过的那一天。奥巴马称,当他和所有为医改努力奋斗的工作人员坐在杜鲁门阳台上,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法案对于那些没有医保的人的意义。
  最糟糕的一天:在导致20名学童死亡的康涅狄格州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前往纽敦的那一天。奥巴马在那里的守夜祈祷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最艰难的决定:当上总统初期,下令增派三万人部队到阿富汗。奥巴马透露,当时美国军方指挥官和白宫顾问形成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
  最糟糕的错误:对于推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之后的后续工作缺乏准备,导致利比亚成为一个“烂摊子”。但奥巴马坚持表示,在利比亚采取干预行动是正确的。

来源时间:2017/1/11   发布时间:2017/1/11

旧文章ID:12189

刚刚,奥巴马发表告别演讲,数次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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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冬思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月10日晚9点,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芝加哥向美国人民发表告别演讲。而演讲现场的门票,一开售就被热情高涨的群众一抢而空。有分析称,这是因为过去一整年美国大选的各种拙劣抹黑攻击都在不断地“刷新下限”,这反而令人们更加怀念奥巴马的岁月。
  据媒体报道,在此次演讲中,观众曾经一同高喊“再来四年!”(Four more years),而奥巴马则笑着回应:“那是不可能的。”
  奥巴马对美国民众给予他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盛赞自己的家人和工作团队。说到动情之处,奥巴马几度落泪。
  奥巴马于2009年1月20日开启自己的总统任期时,美国的经济与外交政策面临双重危机。当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在8年之后告别白宫,外交危机减退,经济恢复增长,但美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任期内,奥巴马面临着全球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枪击以及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的挑战。他推行了医疗保险改革,促使美国的经济恢复增长,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和伊朗达成核协议,推进环境立法并批准了《巴黎协定》。
  虽然,在他告别白宫时,美国社会的裂痕比他上任时更加深刻和明显。从移民问题到少数族裔权利,从枪支管制到恐怖威胁,社会争执难休,伤口难愈。但在奥巴马离开白宫办公室之际,根据美联社和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共同做的民调显示,57%美国人称,他们喜欢奥巴马。
  奥巴马与中国
  在职期间,奥巴马曾多次访华。但奥巴马和中国之间也少不了角逐和摩擦。特朗普在竞选中曾表示,上任之后立即废除过去八年里奥巴马政府实行的大量法案,因这些法案妨碍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他更是扬言要终止由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推动的TPP协定。
  TPP是什么呢?2015年10月5日,包含12个成员国、覆盖约8亿人、经济总量占全球近40%,贸易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最大的区域一体化化组织欧盟的TPP协议,在亚特兰大达成。
  这项涵盖亚太地区大部分经济体的巨型自贸协定,单单排除了中国。有分析认为,TPP是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对中国进行围堵的“经济北约”。
  奥巴马曾不止一次强调:如果美国不来制定21世纪的贸易规则,那么中国就会。所以,在第二个任期内,奥巴马一直大力推行TPP,不仅因为这是他“重返亚太”全球战略的支柱,还力争通过主导TPP谈判进程和议题,重塑国际贸易规则。
  看重TPP的不仅是美国媒体,一些国家地区也“将宝压在了TPP上”。日本首相安倍曾多次就TPP发表意见,意在促成TPP生效。一名日本九州大学学者称,TPP包含着日本的国际政治利益,对日本而言,TPP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更是日本追求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制衡中国的重要工具和载体,是日本参与制定另一套国际准则的“重头戏”。
  不过,在TPP基本协议达成之际,就有专家表示:美日要真正实现这种愿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协定达成后,还需经过正式签字和各国国内法律程序,因此不确定协定最终是否会顺利生效。果不其然,TPP还没等到发挥“功效”,特朗普就来了。
  几天之后,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就将上任,开启一个很可能与奥巴马截然不同的任期。

奥巴马告别演讲(摘要)

  很高兴回家,回到芝加哥!回家真好!
  正如你们所见,我现在是个“跛脚鸭”总统,因为没有人再听从我的指示,正如现场大家每个人都有个座位。
  我和米歇尔对于近几周我们收到来自各方的祝福表示十分的感动。今晚,我该向大家说句谢谢了!也许我们未曾见面,也许我们意见不合,但谢谢美国人民对我的真诚。是你们让我成为了一位美国总统,是你们让我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芝加哥,那个时候我还在探求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工作的地方就离现在这里不远,也正是在这几条街道上我意识到了信念的力量和面临磨难的尊严。在这里,我知道,只有普通人真正融入、团结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做出改变。即使在我作为总统的这八年中,我依然坚信。
  这不仅只是我的信仰,也是全体美国人的心声。美国的与众不同是我们能变得更好的能力。
  权力从一个自由选举的总统向下一任转移的过程是平稳有序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曾向特朗普承诺,我的政治团队将确保此次换届过程非常平稳,就像当初布什总统把权力交接给我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首先要保证美国政府未来有能力解决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的问题。
  在美国历史中,曾经有过几次内部团结被破坏的时候。本世纪初,就是美国社会团结遭到威胁的一个时期。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但是社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恐怖主义的威胁也更加严重。这些因素不仅仅会考验美国的安全和法弄,也对美国的民众体制产生威胁。未来,我们如何迎接这些民主挑战将关系到我们是否能正确教育下一代、继续创造就业岗位并保护美国的国土安全。
  医疗保险政策
  目前,美国未参保人数比例大幅下降,医疗保健费用增速已将降至过去50年以来最低水平。如果任何人能够提出一项医保政策,并切实证明新政策比上一届政府提出的医保改革更加有效,能够尽可能地以较低价格覆盖广大美国人民,我会公开支持这种新的医保政策。
  种族和移民问题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一些人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后种族时代。尽管这种种族融合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却不太可能真正实现。目前,种族问题仍然是一个可能造成社会分裂的重大问题。以我个人经历来看,如今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比二十、三十年前有了较大改善,这种社会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统计数字中,也可以从不同政治观念的年轻一代美国人的态度中看出来。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多工作去做。如果每个经济问题都通过勤劳的美国中产阶级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冲突来解读,那么各个种族的工人阶级将为一点点剩余的劳动果实争得头破血流,而那些富人会进一步收缩进他们自己的小圈子。如果我们仅仅因为移民后裔长得不像我们,就拒绝给这些孩子投资,那我们也是在牺牲美国人后代的希望,因为这些移民后裔未来会在美国工薪阶层占很大比例。
  少数族裔问题
  对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需要共同奋斗来解决许多美国人面临的问题,这不仅仅包括难民、移民、农村的穷人和变性人,也包括那些看上去享受各种社会优待的中年男性白人,因为这些人都面临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生重大变革的挑战。
  政治是一场观点的较量,这也是民主体制的设计理念。但是,如果每个政治团体没有一些社会共识,不愿意去了解新的信息,不愿意去承认对手方的论点合理,也不愿意通过科学论据理性思考,那么这场辩论中没有人在聆听,双方就不可能产生共识或者妥协。
  环境保护
  如果我们不采取更加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时间再讨论环境变化是否存在,而是忙于处理环境变化带来的后果,包括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停滞以及环境难民寻求避难等问题。现在,我们能够也应当讨论如何最好地解决环境变化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否认环境问题存在,这不仅仅是背叛下一代,也背叛了历史先驱们寻求创新并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神。
  恐怖袭击
  过去八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境外恐怖主义组织成功地在美国本土上计划并执行一次恐怖袭击。对于那些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反恐工作人员,担任你们的指挥官是我一辈子的荣耀。
  不论我们属于哪一个党派,我们所有人都应当致力于重建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我们的民主宪法是一项杰出的成就,也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但是这仅仅是一张纸,宪法本身不具备任何力量。宪法的力量是我们美国人民通过参与选举、做出决议赋予的。
  美国人应当成为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让参与政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如果一些人对目前美国政治的现状不满的话:如果你厌倦了与互联网上的陌生人争辩,可以考虑在现实生活中与异见人士辩论。如果你认为一些问题需要被解决,那就采取行动组织力量。如果你对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不满意,那就争取其他人的支持来自己竞选。
  致谢
  米歇尔,过去二十五年中,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担任了一个不是你争取来的职责,但是你的优雅、勇气和幽默都给这个身份烙上了你自己的印记。
  (奥巴马转向他的女儿)你们两个女孩聪明、美丽,更重要的是,你们善良而又充满热情。过去几年中,你们没有被聚光灯所累。在我的一生中,我为成为你们的父亲而自豪。
  (感谢副总统拜登)从宾州斯克兰顿到特拉华州,你是我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名的第一个人选,也是我最好的选择。拜登是一个好兄弟,就像家人一样。
  (感谢工作人员)你们改变了这个世界。今晚,我将离开这个舞台,但是我对于这个国家比我刚上任时更加乐观。
  我希望你相信,不仅仅相信我能够为美国带来改变的能力,也相信你自己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能力。

  中国企业家杂志综合凤凰财经、环球网、中国新闻网等

来源时间:2017/1/11   发布时间:20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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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说:奥巴马治下的美国八年

作者:李二  来源:世界说

  编者按:美国时间1月10日傍晚,奥巴马会在他政治生涯的起源地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讲。世界说本周将从内政、外交和告别三方面全面回顾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此为第一篇,奥巴马的八年与变动中的美国。

  整整八年前,第一个非裔美国总统、前宪法学教员巴拉克·奥巴马,就要继承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他雄心勃勃、满怀理想,带着“改变”的讯息来到华盛顿。

  但是当他八年后离开白宫时,将会发现更深更广的变化非自他起,也因此不受他掌控。在他总统生涯最后的日子里,奥巴马忙于反击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民主党议员商议如何阻止特朗普内阁解体其进步主义遗产:不管是《平价医疗法案》还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似乎奥巴马在离开白宫后仍然需要为他的事业而不懈奋斗——尽管八年间在媒体聚光灯下所有人都看得到他的衰老,但是奥巴马仍然只有55岁,比他的继任者年轻一个世代,作为政治活动家正值黄金岁月。
  种族冲突的黑洞
  热爱阅读《纽约客》的奥巴马是雅痞风范的绝佳代表。《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基辛格博士的通俗著作,面对的就是这种接受精英教育(奥巴马是《哈佛法律评论》首任非裔总编)、胸怀世界的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奥巴马是舆论界、演艺界、学界的宠儿。他每一点让阿帕拉契山脉的白人农民和蓝领不满意的东海岸精英做派,都在提示美国的文化阶级,这位总统是他们的同志,也是近一个世纪的进步-自由主义运动的成果。这种超乎政治的审美偏差对于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的偏爱和共和党选民对他的仇恨很有解释力,却也因为奥巴马的肤色而和美国的种族难题纠葛不清。
  种族问题或许是奥巴马曾经带来最大希望、却也留下最多失望的议题。无论对于黑人还是白人,奥巴马的当选一开始都代表着种族和解的希望和未来。但面对风起云涌的黑人平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以及警民关系的紧张,奥巴马政府的姿态和实际手段都有理由令各种立场的人不满。齐默曼(Zimmerman)事件和布朗(Brown)事件中,奥巴马都在第一时间发表非常动情的表达(“如果我有一个男孩……”),但是随后细致的调查却显示事情并不是简单的“白人欺凌黑人” 。这当然引起了包括共和党在内保守派的广泛不满。如果布朗是一位抢劫犯,如果社区义务警员齐默曼出于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才跟踪马丁,那么虽然两位黑人少年殒命是悲剧,但并不意味着齐默曼和威尔逊警官做错了什么。保守派认为奥巴马的表态是对“法律与秩序”的攻击,但平权运动家会同样合理地指出:奥巴马的八年没有为改变黑人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做出任何实质改变。成年黑人男性入狱率仍然高企,贫困和歧视仍然无处不在。奥巴马的当选仿佛是美国主流社会购买的一张赎罪券,用象征性的仪式赎买自己实际的罪恶。
  不管两种看法哪一种更加接近事实真相,奥巴马在种族问题上的姿态和言辞确实掩盖了其实际行动的缺失——这种缺失既是其小心谨慎的体现,也反映了其政治纲领的优先所在。奥巴马的肤色让人容易把围绕他的争议和种族问题联系起来,使种族范畴主导了公共讨论的想象和议程,让种族问题进一步曝光,矛盾加剧,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这也容易让人忽视奥巴马是相当典型的美国中左翼进步主义者,而不是专注于种族议题的平权活动家。“种族牌”或许可以让他在进步主义一统天下的知识界和大城市锦上添花、如鱼得水,但种族绝不是奥巴马念兹在兹的第一要务。
  奥巴马医保的代价
  最能体现奥巴马雄心壮志、以及执政环境超出个人能力之控制的事实,莫过于围绕《平价医疗法案》(ACA,又称奥巴马医保Obamacare)的争议和故事。在2010年民主党全面占据议会两院,奥巴马主导白宫千载难逢的条件下,参议院不顾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以一票优势通过医改法案,创立了深刻改变美国医疗体制的奥巴马医保。
  全面评述总结这一改革的功过非本文所能及。简单来说,奥医保设定了一些政策目标(扩大医保覆盖率、整合医保市场、提供激励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这些目标在美国独特的“私企福利国家”(通过税收等国家政策以雇主为渠道提供国民福利)条件下,以昂贵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奥医保尽管通过增强日常检查等手段,可以更加方便地发现早期病变,降低医疗成本。但它限制小病报销,重视大病治疗,不成比例地提高了稍健康人群的负担。为了防止重病患者不被保险商区别对待、以及健康人群退保的危险,个人强制性条款(personal mandate)又规定要么个人拥有保险,要么就要交罚款。奥医保创立的“交易市场”(Exchange)由于保险公司纷纷退出,价格快速上涨。
  若经济上的成本仍可以通过拯救人命加以权衡的话,奥巴马与民主党在强推医改过程中消耗的政治资本则永远无法弥补。即便是伊拉克战争这种如今引起大量争议的决策,小布什总统仍然寻求两党共识后才毅然下决定。奥巴马或许也意识到,无数次医改失败(最近的一次就是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1993年失败的医保提案)的历史提醒他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错过民主党控制所有联邦政府部门(除了最高法院)的历史时机,奥巴马就再也没有机会创造历史。他的预感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他成功推进医改,但是也耗尽了自己的政治资产,共和党建制派和共和党的草根基层彻底丧失与他合作的意向。这种分裂和愤怒帮助2012年共和党拿下众议院、2014年拿回参众两院,掌握了美国50个州35州的州长职位。新的共和党多数将政治角力从国会山蔓延到整个联邦政府,在新兴草根势力“茶党”的不懈活动下,还险些造成美国国债违约的重大后果。
  同性婚姻的浪潮
  如果说平价医疗法体现的是奥巴马创造潮流、驯服政治之野心和能力的顶峰,同性婚姻平权问题上,他更多只是轻轻一推。他的表态自然极大地激励了LGBTQ群体,但是最终做出定夺的是保守派与自由派力量相对平衡的最高法院。 美国人对同性婚姻的看法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急剧变化。认同并接受同性婚姻的美国人比例稳步上升,50州中的很多州早就先于最高法判决批准了同性婚姻。这是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漫长又激烈的“文化战争”中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他使得保守派认识到,一直以来他们所诉诸的“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假设可能不再成立。多数美国人不再理所当然地依附于本质上是新教规范的普遍公共规范。
  文化保守派(包括但不限于福音派基督徒)必须尝试作为争取公共支持的少数——强大的少数——来争取公共舆论与政策的支持。但奥巴马治下的社会保守主义者,更多在打防卫战。不管是同性婚姻蛋糕事件,还是奥巴马医保中避孕处方,还是围绕“计划生育”项目的争议,保守派愈来愈多诉诸宗教自由理念来捍卫他们的价值观。这使得他们具有更多“认同政治”的色彩,也加剧了当代美国观念与习俗的碎片化。奥巴马不是文化战争的发起者,他甚至也不是一些保守派眼中进步自由主义的先锋人物。他在社会文化领域招致保守派的怨恨,与其说是因为他有格外激进的社会文化立场,不如说是因为总统这个职位,以及整个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都早已经深深介入了美国的社会文化生活。
  经济衰退的飓风
  对奥巴马,乃至任何人来说,2008-2010年间席卷世界的大衰退,都更像是卡特里娜飓风一样的自然灾害。如果说救助自然灾害需要物质上的储备,奥巴马政府、美联储、财政部、还有华尔街,这次调动的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储备。本文不对大衰退作详尽分析,但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以国会(财政部)的《问题资产纾困法案》(TRAP)还有联储的量化宽松(QE)为代表的应对方案,尽管可以说避免了世界重演1930年代大萧条的全面经济崩溃,但是也造成严重经济和政治后果:一般的民众认为华尔街犯下错误的金融家非但没有入狱,反而获得全体纳税人的帮助;流动性泛滥造成全球利率低企,加速了大企业扩张与并购。更为严苛的管制法案使得美国金融业的合规部门前所未有的壮大。这一切都加剧了横扫大西洋两岸的民粹主义风潮以及对所谓中左和中右建制派精英的反叛。
  而假若经济危机是显眼的自然灾害,让美国和世界承受短暂剧烈的冲击与漫长痛苦的恢复,那么,许多不那么显眼的变化就像是地质变迁,在不知不觉中永远重塑了地貌。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导致美国制造业永久丧失大量岗位,移民和生育率的变化让非西班牙裔白人即将成为少数。奥巴马不得不承受技术变迁与文化变迁带来的政治后果,哪怕这些变化与其个人政策关系不大,也非其所能控制。
  总统行政令的魔盒
  奥巴马的愿望与权柄之间的差距还有更为戏剧性的表达。进步主义者更倾向精英主导,自上而下地理性规划,因此很难心甘情愿地面对美国碎片化的权力制衡带来的政治胶着。美国宪法和政治传统赋予了总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这一方便的工具来更加顺畅地实现自己的主张,绕过国会的扯皮与讨价还价。奥巴马广泛运用这一工具扩大了环保局的职权,使环保局对各州工业规制的权力大大扩展。他又在移民改革于国会触礁之后通过行政命令扩大了“童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DACA)。
  然而他不再拥有《平价医疗法案》时的运势与政治资本。最高法院4:4(斯卡利亚法官去世)的判决事实上搁浅了他的行政命令。随着特朗普出乎意外的胜利,奥巴马在医疗、教育、移民上勾勒出的进步主义纲领前景无比黑暗。特朗普的环保局长提名,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是俄赫拉荷马州总检察官,在接受提名时正在起诉这个他将要领导的部门滥用职权。或许最能体现进步主义者无奈的是,特朗普支持者不无讽刺地指出:所有奥巴马通过行政命令独断推进的政策,特朗普都可以仅凭行政决策一笔勾销。进步主义者已经在哀嚎“几十年的进步”会“毁于一旦”。
  此刻,我们难以揣测奥巴马明天站在告别演讲的舞台上会作何感受。他还有大把的精力和时间可供使用。他的支持率曾经陷入低谷,却在即将离职时攀上新高。他的许多遗产将会留下长久影响,还有一些将会消逝。但他会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吉米·卡特被历史留念,仍然是未定之事。

来源时间:2017/1/10   发布时间:201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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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对中国崛起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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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学通  来源:世界和平论坛

  本文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1月5日在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2017上的讲座精编。本届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新浪国际联合出品。

特朗普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美国

  今天讲四个问题:
  1、为什么大家担心特朗普?
  大家都在说特朗普,当初奥巴马、小布什当选就没有这么热闹呢?一定有特殊性,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外国人都在担心特朗普执政。
  2、特朗普的战略偏好是什么?担心是担心他的政策,担心他什么政策,为什么有对他政策的担心?
  3、我们是中国人,关心美国对华政策,所以从他的偏好看他的对华政策应该是什么样。这是带有一定预测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如果是科学性的研究,应该都有预测能力。
  4、他的政策倾向性或者大家推测的倾向性会带来已有国家怎样的反应,将来会怎么调整?
  特朗普是一位“好斗”的总统
  首先介绍一下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很多,其中一个理论流派是道义现实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四类,每一类国家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比如主导国要维持世界主导地位,崛起国要争取得到世界主导地位,地区大国只是想在地区具有主导地位,中小国家是求生存。
  实力决定了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客观结果。道义现实主义在这个客观结果上研究领导人怎么实现国家利益。国家领导人是不同的,有无为型、保守型和争斗型。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对国家领袖的分类。面临同样的国家利益,他们对于怎么实现国家利益的认识不一样,这样就出现了在利益基础上、利益排序判断和策略偏好上形成一个战略偏好,就是以什么办法实现国家利益。
  以美国为例。今天讲特朗普,美国是世界主导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主导权,任何人当美国总统,这个国家利益是不发生变化的,是客观的。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说绝美国绝不接受当世界第二,特朗普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的方法有区别,但是在国家利益判断上没有区别,都是要维持美国霸主地位。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特朗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和奥巴马说的美国绝不接受当世界第二区别是什么?奥巴马显然是个保守型领导,他说美国是伟大的,我们不让它衰落就行;特朗普是争斗型的,说美国就衰落了,已经衰落了,现在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他是主动型的:让美国重新再次伟大起来。
  奥巴马没有重新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想法,虽然奥巴马当时赢得大选也是说要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和特朗普说的再次伟大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这样来看,奥巴马就是保守型的,维持目前状态别丢了第一就行了,好像现在还不错。而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认为我们已经衰落了,我们要重新努力才能改变已经衰落的地位,所以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性质非常相似。
  从这里我们看出,特朗普是一个争斗型领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有一个视频放的就是特朗普和一个人打赌,觉得赢钱没意思,说谁输就把自己剃光头。他就是一种争斗型的人。同样,在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标上,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战略偏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保守型的维持现状,一个是要改变现状,不改变现状怎么再次伟大?维持现状就能维持目前状态不再继续落实。这是不一样的。
  美国人到底担忧特朗普什么?
  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我们来看特朗普当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
  第一,这次特朗普当选之后更担心的是美国人。这个担心表现在美国媒体天天批评特朗普。在美国担心的是自由派、自由主义学者,全世界媒体记者基本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记者很少,自由主义记者最担心的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现代政治政体中,它的构成就是四个部分:一是有一个政治领导;二是下面有政府机构,贯彻这个意图;再者就是政党,政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竞争中他们的领导上来了,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带来主导这个国家;政府要贯彻意志还要维持社会稳定,需要法律和行政法规,这就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
  为什么这次大选之前美国政治学协会组织教授们集体搞一个联合声明,动员大众不要给特朗普投票?这违反了美国政治学学者清廉、清高、不介入政治的传统。政治学家认为我们是客观的,我们不介入你们的政治,我们没有政治偏见,所有分析都是根据客观原理来做出来的,因为他说我是科学的。
  现在突然改变了,他说不行,这回我们得出来动员大家不要投特朗普,我想问大家,他们居然不顾一个学者公立立场的政治正确原则要站出来反对特朗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上台会改变美国的制度。
  这个制度里最重要的就是长期以来美国形成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形成的美国政治和法律机构。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从学术角度来讲,自由主义学派或者美国很多学者都认为制度是决定性因素,认为制度最重要,制度是决定性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什么样的坏领导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他们的理论。所以你要让一个人分粥,他一定自己分得最多;但是如果有一个制度规定,你可以分,你最后一个拿,别人先挑,他就分得特别匀,所以绝对相信制度的作用。
  但为什么美国学界这次不相信制度的作用了?美国制度这么强大,就让特朗普上去折腾吧,制度可以约束他。但怎么这次就担心了呢?我从理论角度讲,这就是道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的区别。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是决定性变量,是自变量,领导是能改变制度的。领导可以改变法律,可以改变制度,可以改变机构,领导可以改变意识形态。我们国家自己也经历过极左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就是,后来进行了调整,把极左的意识形态改变了。
  所以,现在美国学界、知识界特别在媒体上反映,他们特别担心特朗普上台以后对美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他们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工具。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成为世界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型思想,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吸引全世界其他国家把你作为样本、跟着你走。这才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担心。
  担心到什么程度?据说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当大选结果出来,居然有教授在自己的课上公开哭泣。谁赢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就哭泣。有一个搞统计学的说,他教统计的,他的统计分析结果都说应该希拉里赢,他说这堂课咱们不考试了,因为事实证明我是错的。
  现在美国自由主义学派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了,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何者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为什么在中东地区都是伊斯兰教,仅仅分成什叶派和逊尼派,从咱们外行来讲,那点差别没多少,就那一点差别,打得你死我活,要以战争方式来解决。这就是意识形态。这次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分裂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冲突是非常严重的,不只是换了一个领导人或换了一个政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国内知识分子担心这么严重。
  美国的盟友们在担心什么?
  这样我们就能体会:第一,特朗普执政带来的不是一个阶级分化的问题,带来的将是美国国内政治分化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带来的冲突要远远大于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仅仅是钱,钱带来的冲突没有意识形态、观念和信仰上的矛盾大。
  人们一旦有了某种信仰就很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德国时期情报负责人说意识形态主义者做间谍最合适,因为这样的人极其坚定,被抓住以后绝对不会把组织机密泄露出去。意识形态坚定的结果是带来冲突。意识形态不一样,矛盾会有多激烈?那叫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二,一般来讲,一个国家领导人上台以后的政策取向,朋友欢迎,敌人担心。但特朗普不是,特朗普当选了,敌人和朋友都担心。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
  盟友的担心是什么呢?盟友担心特朗普不再承担国际责任。特朗普提出了美国第一,说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政策,不再承担国际责任,这样就不参加全球治理。从美国角度来讲,他们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差。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如果全球化说是美国人发动的,中国当初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是咱们说的;后来咱们从全球化得到好处了,咱们再也不说了,改成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积极推动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特朗普开始问:如果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但我们为什么推动半天却让别人成了最大受益国?这个问题就使得他有了一个理由,我们是应该参加全球治理还是不应该?现在美国人就是参与太多了全球治理,承担了太多国际责任,所以国家衰败了。
  我们国内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认识是比较混淆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全球权力再分配,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就是经济权利要重新再分配。但全球治理恰恰是反的,是指国际责任再分配,这就为什么全球治理大家不是抢着干而是推着干。
  全球治理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特朗普来讲,我觉得他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他说我要的是国际新秩序,要维护美国霸主地位一极格局或者重新强大,重新使美国获得更大国际权利。我不是要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是全球治理的事。这样它的盟友说你不再承担全球治理责任,你不再承担世界警察责任,你还保护不保护我们?
  哪有不讨厌警察的司机?但如果没警察,司机更够呛,就是车祸。特朗普说我不当世界警察,我只想要世界警察权利,罚款我继续干,但是交通规则我不再管了。这时候他的盟友就害怕了。
  不再保护,不再承担作为盟主提供安全保障责任的时候,它的盟友就恐慌了。典型例子就是安倍,都不等他上任急急忙忙地说我得见你,跟你谈一谈。安倍最担心的是他放弃美日同盟,不再给日本提供安全保障。
  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改善,欧洲传统盟友多恐惧、多害怕,害怕什么呢?他们认为跟美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现在特朗普认为俄罗斯只威胁欧洲不威胁美国。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美国就不可能像过去奥巴马那样坚决地支持欧洲国家反对俄罗斯,美国的欧洲盟友就变得非常恐慌。
  这就是一个你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退出TPP也是这样,就是经济责任。你是不是要继续建立新的贸易规范,这种贸易规范由美国承担主要责任。建立这个国际规范是美国做出大规模让步的,最典型的就是对越南做出相当大让步,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对越南单方面零关税才能让越南加入。
  领导国组织区域合作,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好听的就是提供领导,不好听的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就是你花钱修红绿灯让大家公用。为什么大国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呢?它从公共产品上获得的好处比别人还多。
  对中国来讲,中国要推动RCEP我们就要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不能让大家均摊,这是不可能的,你得多承担。你的计算是搞了以后我得的好处比别人还多,我付的成本比我获得的好处小,那你就值。
  现在特朗普说TPP不值:我们做这这么多让他们享受了美国的市场,搭便车,而他们搭了便车,美国却没得到什么。特朗普对美国国家利益判断不一样,他更强调实际物质利益,而不是说掌握了某种权力,比如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订权。他说这事我要钱不要权。
  不是说这个不是利益,而是这两个利益哪个应该放在第一位,钱第一位还是掌握制订国际规则贸易权放在第一位。这样我们就了解到了盟友对它的担心。
  特朗普要改变价值观,这让西方都接受不了
  这里有学界经常出现的另一个混淆,甚至官方文件里也经常混淆,就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国际体系是由国际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组成,如是一极格局、两极格局还是多级格局,还有国际规范和国际法律、国际规则,这样构成了国际体系。
  国际秩序是由国际规范加上主流价值观和国际制度安排建立的。价值观为什么重要呢?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你制订什么样的规范,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你就主张自由贸易;信奉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你就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制度安排也是一样的,根据价值观你决定设立什么样的国际制度,是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还是建立联合国,还是建立在这之前的维也纳体系下的国际制度。
  我想说的是,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完全是两个事,根本不存在相等于、约等于。你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的体系包括管理员,就是我们说的国际行为体;图书分类有分区,这就是国际格局;然后有借书规定、还书规定,这是国际规范。这是图书馆的体系。有没有秩序,从国际关系来讲是指有没有战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都可能有战争,也可能没战争。不存在这个国际体系就有战争、那个国际体系就没战争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同样的图书馆,都是管理员在管理,管理规则和管理图书分类一样的情况下,有的图书馆有秩序,有的图书馆没秩序。这样我们就分清了什么是国际体系,什么是国际格局,唯一的重叠就是国际规范。
  特朗普的盟友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担心国际体系改变吗?不是。主权国家不可能改变,特朗普上台,国际格局不管是两极化还是一极格局,四年之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唯一担心的是国际规范有些小的变化,但不是核心。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为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价值观的改变、规范的改变影响的是国际秩序的变化。所以他们担心的就是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了,国际秩序会发生混淆。这样才有美国媒体每天在攻击特朗普,欧洲、法国的媒体都在批评特朗普。
  西方国家冷战后建立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特朗普上来以后要把主导价值观改了,不再是自由主义价值观,这对他们是极其难以接受的。主流价值观一旦改变,国际规范就会改变,国际规范主流价值观改变以后,随着时间的变化,国际制度就可能发生改变。这两者改变,国际秩序就会发生变化,这是美国知识界精英的担心。
  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为什么会有教授哭,就像信仰一样,当你有一个特别坚定的信仰,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说你这个信仰是错的,你能接受吗?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告诉他说你信仰的神病了,你能接受得了吗?神都病了,我怎么办?我有病我还求神来治呢?对自由主义者来讲,最大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大旗是美国扛的,美国领导者公然要砍掉这个大旗,他们实在难以承受。
  第三个担心就是美国对手担心,他们担心特朗普以武力方式来解决争端。现在从理论上来讲,他是一个争斗型的总统,可能会采取激进来解决矛盾和冲突,这是为什么他的对手担心。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特朗普的当选为什么产生了全球性的恐慌,本国的恐慌,盟友恐慌,对手也恐慌。
  特朗普到底喜欢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讨论特朗普这样的政治领导人组织的领导班子偏好是什么。
  不是说外交政策由特朗普一个人来决定,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的观念,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同样的人会聚到一起,相互之间促成,相互支持对方观点,政策就这样形成了。
  我们先看他的利益偏好。他重实利,重实在的利益,不注重意识形态,他的利益是大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当特朗普发一条推特说不能再受一中原则的限制,除非中国在贸易上做出让步,很多人说特朗普哪能要钱这么公开要呢?不支持台独你要给我钱。这样要也没法给你。他能够愚蠢到这个程度吗?如果真要钱他能这样说吗?
  因为特朗普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他的逻辑就非常清楚:中美之间的竞争是结构性矛盾,是零和矛盾,中国如果不衰落或者增长速度不比美国慢,美国想重新伟大是做不到的。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差距越来越小,怎么让美国再伟大?世界银行昨天说,根据2016年的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去年超过美国了。你说美国怎么办?他这样的偏好,之所以好斗,其中有一点就是他好斗的性格决定了他的目标是很高的,他有大目标,在大目标中他又注重实力,不注重意识形态。
  《日本经济新闻》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对我做了一个采访,问特朗普当选之后中美关系什么样。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商人,所以中美关系能改善。我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商人就能改善中美关系,运动员就不能改善吗?道理在哪儿?因为运动员天天比赛,竞争,就不能改善,商人做买卖就能改善?这跟职业有关系吗?美国总统有过农场主、律师和教授,什么样的人都有,职业怎么能决定他的对华政策呢?这很奇怪。
  我自己理解,经济决定论在我们国家太盛行了,认为他一定财迷,一定认钱,我们有钱,拿钱一买就行了。中美关系内容很多,是多方面的,所以可能不同领域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是不一样的。比如特朗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会关注比较少,他是争斗型注重实力的政治人物,可能在人权政治方面关系有所改善,经济方面会更加恶化,军事方面没有重大变化。
  12月6日午餐会上,特朗普说他不会像前几任总统一样与中国争论那些愚蠢的问题。特朗普是一个注重实力、注重战略利益的领导者,他把战略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排序第一位,不会把意识形态利益放在第一位。
  有很多书都在问:美国外交政策到底是意识形态决定的还是国家利益决定的?把利益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我不同意,如果这样容易理解,那就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意识形态不会成为他对外政策的首要,这个利益他要放得靠后,不会放得靠前。
  他的战略原则是什么?他有了这样一个利益目标,会采取什么变化呢?因为他是争斗型的,他选择的就是冲突和对抗,就是采取以强压弱,以大险求大利。他不怕输。他能三次破产,说明这个人就是敢冒险的,不冒险怎么能破产呢?稳稳当当干小利没有风险的,他就是宁可破产也要挣大钱。他的性格和他喜欢的人,和他一起的大老板们,他的17个内阁成员里大老板和大公司的特别多,可能都是这样的人。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能说明他们政治目标多宏大。他们明确对外讲:副部长以上所有官员不能领工资,他们是奔钱去吗?他们是要小利吗,要的就是大利,几十亿美元就甭跟我谈,至少万亿,没有万亿跟我说什么?他是一个不怕冒大险而要求大利的,不管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是这样,你要想收益高,一定冒风险大,没有又不冒险又挣钱的,银行存款最保险了,就是利息高不了。我们看到他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性格和他的选择。他选的内阁成员被美国媒体批评,也是他们的性格取向和选择上跟特朗普是相似的。(未完待续)

来源时间:2017/1/10   发布时间:2017/1/10

旧文章ID:12199

阎学通:特朗普上台,美国和盟友担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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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梦溪  来源:中评社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5日出席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分析了特朗普上台,对美国、美国的盟友和世界带来的影响。他表示,特朗普执政冲击了美国的价值观,带来的将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分化和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也让现在的国际秩序受到威胁。
  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联合主办,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协办。
  关于特朗普,美国人担心什么?
  阎学通认为,现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学派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是经济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担心特朗普,原因是他们担心特朗普上台会改变美国的制度。这个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长期形成的美国政治和法律机构。
  “所以现在美国学界、知识界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工具,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掌握世界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型思想,也不能吸引全世界其它国家的跟随”,阎学通说。
  阎学通强调,特朗普执政带来将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分化和意识形态对立,而不是阶级分化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带来的冲突要远远大于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所关联的钱带来的冲突,没有意识形态、观念和信仰上的矛盾大”。
  美国的盟友们担心什么?
  特朗普即将上台,美国的朋友和敌人都表示担心,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典型例子就是日本首相安倍,在特朗普上任前与他主动沟通。安倍最担心的是特朗普放弃美日同盟,不再给日本提供安全保障。
  阎学通指出,美国盟友担心的内容,第一就是怕美国不再承担国际责任。特朗普提出了“美国第一”,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政策,不再承担国际责任,这样就不参加全球治理,不再承担“世界警察”的责任。特朗普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判断,更强调实际物质利益,而并非权力或者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订权。
  第二,盟友担心特朗普带来的美国价值观的改变,让国际秩序混乱。特朗普上台后,现在的国际格局,不管是两极化还是一极格局,四年之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特朗普可能会引起的主流价值观的改变,除了让现在的国际规范受到影响外,还会让世界主流价值观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终会引起国际秩序的改变。

来源时间:2017/1/8   发布时间: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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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美国在台湾问题的底线是不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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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正阳  来源:中评社

  1月7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原院长倪世雄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上发表了题为《世界格局变化下和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的演讲。倪世雄在演讲中表示,我们要从整个世界格局的高度来看待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特朗普个人是无法改变世界格局的。特朗普时代中美在双边关系上冲突会大于合作,但在全球及世界问题上则是合作大于冲突。虽然当前特朗普团队都非常同情台湾方面,但他们也有底线,那就是不和中国打仗。而中国也要在中美关系上守住自己的核心利益。
  倪世雄认为,我们应当来从超越中美关系的角度,从世界格局的高度来考虑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特朗普无法改变世界格局,中美关系还要顺应世界大趋势的发展,但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之间的矛盾摩擦可能会更多一些。从历任美国总统来看,大多会在选举阶段及上任初期对华态度强硬,之后就会趋于和缓。80年代的里根总统在选举期间曾声称要恢复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但他上台之后并没有这样做,甚至在1982与中国签署了《八一七公报》,大大缓和了中美关系。1984年3月里根总统在成功访华,访华之旅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
  他说,中美关系有十年一变的现象,每一个相对和缓的十年就是起伏跌宕的十年。新世纪之后十年间的中美关系较为平稳,201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就较为跌宕起伏。目前仍处于跌宕起伏的周期中。
  倪世雄表示,近年来中国迅速崛起,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对于中国迅速崛起感到不安与焦虑,认为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挑战,甚至会取代自己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不会欢迎中国的亚投行、“一代一路”等战略的原因,与此同时中国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不欢迎,认为这就是围堵中国的手段。
  倪世雄指出,在当前世界局势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在加强,但冲突也在加剧。中美在全球及地区问题上合作大于冲突,但在中美双边关系上则更多的是冲突大于合作。恐怕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就会是这样一种状态。当前特朗普团队中的成员大多比较同情台湾方面,但其实他们也有一定理性。在与有关人士交谈得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就是不和中国打仗。虽然美国在亚太再平衡的底线是军事上遏制中国,但美国在外交、经济、文化上并不想遏制,甚至很多方面需要和中国合作。
  倪世雄强调,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有可能在强硬派的主导下变得很紧张,使中美关系再度面临危险临界点。而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底线就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就是保障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

来源时间:2017/1/8   发布时间:2017/1/8

旧文章ID:12179

社评:中国应有效应对特朗普以退为进战略

作者:胡志勇  来源:中评社

  特朗普即将上任,美国全球战略将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调整。特朗普可能采取最直接的战略对中国崛起实施“遏制”和打压。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中国崛起将不得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挑战。
  在政治领域,特朗普将不会尊重美国创建的秩序与规则。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特朗普可能采取强制性地塑造和实现“再平衡”。尤其是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将积极宣扬反全球化、反精英阶层、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将增添全球政治新秩序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可能不再提“亚洲再平衡”,但不会动摇美国在亚洲战略的根基。而且,特朗普版的“亚洲再平衡”随着其上台有可能超过奥巴马政府的力度,美国在亚洲的表现有可能变得更为强势,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变得更为强硬;特朗普将通过加大军事方面的投入以重塑美国的军事力量与领导地位。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提出要退出WTO、TPP等全球或者区域协定,以促使美国在全球重新确立新的体系,培育美国新的竞争优势,助推美国在未来更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将会不择手段地为美国带来经济增长与发展优势,强化美国在现有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领导权,继续确保美国在全球经贸领域的主导地位。
  特朗普“以退为进”的战略以及其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立场,为美国经济前景和中、美双边贸易带来了不确定性。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不得不因特朗普上台而变得愈加艰难。
  我们预测,特朗普上台后将更加主动地改变世界格局,推行“以退为进”的战略,促使美国全球治理具有道义及合法性的支撑,促进美国积极、主动地主导全球事务,加强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强化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因此,特朗普所言的“战略收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退缩。
  再过数日,特朗普将正式上台执政。特朗普执政后,会保留多少在竞选时的承诺,在美国政治体制的约束下,又有多少承诺能被兑现。对此,中国应理性、客观评估特朗普及其对外政策,静观其变,谨慎应对。
  首先,中国特别要关注特朗普上任后的对华政策,在台湾和南海等涉及中国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积极应对特朗普。
  其次,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必须警惕美国利用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进一步稳固美韩同盟关系,中国应警惕美日伙伴关系的升级。
  第三、中国应主动、积极地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对华全面接触战略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双边贸易与汇率问题将可能成为特朗普上任后特别关注的问题,中国应积极利用特朗普欲振兴美国国内经济为契机,积极将中国新一轮发展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伟大”对接,积极通过对话密切双方全方位的合作,有效应对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战争,中国应负责任地积极协调全球经济稳定与地区经贸政策。
  第四、积极应对亚太地区安全挑战。
  特朗普上台后,笔者预测今后美国在中国南海地区军事存在将呈现常态化趋势,以增加对华谈判的筹码。而且,特朗普将更加偏好硬实力,在亚洲部署大量美国军事力量,实施更加积极的干预主义政策。“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特朗普任内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将在表面上和数量上会实施“战略收缩”,将导致亚太地区权力格局发生变动,中国不得不面临新的挑战,稍有不慎,亚太地区可能变成中国新一轮发展安全挑战与麻烦之源。
  可以预见的是,面对全球局势的巨大变化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在对外事务上,将更务实、更强势、更强硬,更具“不可预测”性。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亚太再平衡”战略、区域安全问题、台湾问题、朝鲜核危机、网络安全问题等,将可能成为特朗普对华政策要处理的重要内容。
  中、美两国应基于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中国要积极适应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特朗普不会全盘推翻或完全摒弃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做法,而会加以“部分吸收”。针对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的新变化与新议题,中、美两国应积极实现良性互动,建立一种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真诚的谅解与互信可以有效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存”,有效形成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从而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同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美两国应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中国应在安全、经济、科技、文化等诸领域积极强化对美合作,通过对话、博弈、合作,有效化解和减少特朗普上台对中国形成的负面影响,减轻中美战略分歧,尽快走出“磨合期”,保持和推动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良性深入发展。

来源时间:2017/1/8   发布时间: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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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日本精英如何看待南海问题系系列访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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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力  来源:作者赐稿

  伊藤刚教授与天儿慧教授属于两代人。笔者接触过许多日本学者,也思考过日本文化特性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个人体会是,如果说天儿慧那一代日本学者存有一种“为中日友好而工作”的使命感,伊藤刚这一代学者则更多地考虑日本的利益,认为日本应该以此为基础处理对外关系。他们对外国的评论,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都比较直接。伊藤刚教授经常访问中国,对中国的批评不少,但在日本并不属于最激烈批评中国的学者。他的观点,对于我们了解日本专家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当有助益。或许与在美国留学的经历有关,伊藤刚教授在访谈中针对敏感问题直陈己见。这种风格在日本教授中并不常见。一种典型的说法是:言语暧昧是日本人的特点,连许多日本人都承认这一点。但作为访谈人,笔者无疑乐见这种风格的回答。学术访谈,如果带有强烈的外交发言风格,或者罔顾左右而言他,在获得真实信息上将大打折扣。
  中国学者大多不会赞成他的许多观点。而且,笔者的观察体会是:中日学者之间的“冷感”有增加的趋势。这意味着中日关系不论是政治上,还是民意上,都将经历一段困难时期。对日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也在下降,两国间贸易量依然很大,但发展势头已经趋缓。中国游客去日本的数量在快速增加,日本来华旅游人数却增长不大。日本对南海的介入将会增加,两国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定时候又会成为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与民众进一步了解日本知名专家的看法,具有相当的必要性。长远来看,中日两国还是会走向友好合作,中国需要对此有所准备。

——薛力,2017年1月7日。


伊藤刚教授南海问题访谈录音整理

  (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
  受访者:伊藤刚, 明治大学政治系教授、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
  访谈人:薛力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
  时间:2015年7月23日
  地点:明治大学
  录音整理:王  洋·
  审    校:薛  力

  1、从第三者的角度看,您觉得目前的南海争端中,东盟五国与中国,谁的立场更为合理?为什么?
  第一个问题,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主张的九段线有点奇怪(awkward),它是人为(artificial)画出来的。问题是,中国凭什么划定了九段线?在二战结束之前除泰国之外的东盟国家都被欧洲或日本殖民,但他们在二战之后取得了独立。这种情况就像,有一块很大的土地,而人们一般认为这大块领土属于某个大国,但后来这块上的土地上的人民取得了独立,这时就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一大块领土应该如何恰当地划分给每一个国家?国际规则本身是互惠的,而且一国的法律权利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把这个逻辑应用到南海问题上,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性原因是非常没有解释力的。如果按照历史因素的逻辑,意大利可以声称它拥有整个欧洲大陆,因为它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整个欧洲大陆。同样,按照历史因素的逻辑,一个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应该是最强大的国家,但这显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今天我们按权力大小而非历史长短来评价一个国家。因此,对我而言,中国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是说不通的,九段线也是人为划定的。
  至于说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和中国的主张哪一个更合理,我认为应该遵循从主权国家权利平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等现代国际法原则。
  薛:你是否和台湾学者讨论过南海问题,他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我认为台湾学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在领土主张,尤其是对太平岛的领土主张,而非九段线上。此外,台湾虽然声称对这些领土拥有主权,但并没有具体的实际行动。实际上台湾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屈指可数。
  2、南海争端涉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五国六方”。印尼虽然对九段线内的岛礁没有提出权利主张,但它主张的专属经济区(EEZ)有部分进入了九段线,而且与越南、马来西亚的EEZ重叠,因此,也可以说南海争端实际上涉及“ 六国七方”。总体上,东盟五国的立场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来解决,要求获得相应的EEZ, 中国则认为除了上述两者外,还要加上历史权利。您对中国立场的看法是?
  关于历史性权利,坦率地说,似乎也可以应用于钓鱼岛。根据中国的逻辑,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居住很多年后,就对这个地方拥有最大的权力。这旨在防止后来者(avoid new comers)进入某个新领土。(哈哈)。根据这种逻辑,一个国家应该拥有可信的文件,表明自己这么做的合法性。一个国家拥有多少这样的证据,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比如,一个国家独立后,完全拥有自己的领土,这些领土也可以基于历史性权利。这是我的观点。 让我再说得远一些,如果我是朝鲜的统治者,我会说,美国拥有核武器,我们国家也希望拥有核武器。可是,一旦我们尝试拥有核武器,所有的国家都谴责我们,这体现国际关系中完全不平等的一面。根据民主与权利平等理念,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但现实则并非如此,这可能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关。NPT(《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国际关系中不平等条约的典型例子。这个条约签署后,不稳定依然存在,但情况有了好转。可是,一旦北朝鲜与叙利亚拥有了核武器,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以何种方式使用,这是难以接受的。这个例子说明,为了稳定有时候需要牺牲正义。
  回到南海问题,我认为各方之间进行讨论与交流时必要的,虽然未必能马上产生效果。中国把南海问题往前推两千甚至三千年,这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越南也许会因此发展核武器,这对于南海局势的稳定并没有好处,也不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我的观点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倾听(南海沿岸)每个国家的意见,而不能只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3、关于南海争端的解决,东盟五国主张多边谈判,而中国主张双边谈判解决。您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是,所有国家都在谴责中国的政策,说中国坚持一对一谈判的立场,以便让自己居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中国的南海问题立场已经坚持了三十年,但是,只要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化,在外交上就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薛:您对于双轨思路怎么看?觉得有什么新意么?
  我的看法是,有一些变化,但不大, 主要是更加强调了所有权,而较少强调责任(more voices on the ownership, less voices on the responsibility)。南海问题不完全是公共产品问题。如果百分之百是公共产品,从经济角度看,沿岸国家都要为此支付成本,而收益却不明显。这就很难有国家愿意做。目前来看,南海问题显然不是百分百的公共产品。(伊藤教授似乎不太熟悉双轨思路,将之理解为“好处”与“责任”的“双轨”,因此有了这段回答。我因此有了后面的进一步追问)
  薛:你觉得中国的南海政策有什么变化么?变得更友好了,还是更有进攻性了?或者,某些方面变得更有进攻性,某些方面变得更为友好?
  我的观点是,只要看一眼日本的电视,就会看到中国在南海建岛。但不仅是中国这么做,其他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来证明自己对岛屿的所有权。也许你会提到冲之鸟岛。日本认为是岛,而中国认为是岩石。但不管怎么说,没有(其他)国家对归属提出异议。 [1]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突然开始在南海建岛, 使得其他国家非常愤怒。所以我的观点是,只要(中国)没有与其他声索国达成协议,(中国的)的声明意义不大(as long as there is no agreement with other countries,the declamation will probably has no reaction)。当其他国家都在声称他们对岛屿的所有权(arguing for ownership),声称这些岛屿是他们的领土时,中国突然来了,并开始建岛。中国的能力远比其他国家强,越南等国没有办法做同样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4、东盟五国要求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DOC)》变为具有约束力、可操作的《南海行为准则》(COC),东盟五国——尤其是菲律宾与越南——对此比较积极。中国不主张尽快推进行为准则的制定,认为那是最终目标,目前条件不成熟。中国主张把重点放在落实2011年7月通过的《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guidelines)上,如成立海洋科研和环保、航行安全与搜救、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专门技术委员会,使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您的看法是?
  COC非常重要,但它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经常得到修正。我认为中国政府表现得非常聪明(wise)、适当(proper)。他们试图制造这样的印象:中国是努力与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的友好国家。他们采取“进两步退一步,进三步退两步”的迂回战术,但总体而言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因为目前中国实际控制的区域已经逐渐扩大。因此,我认为COC的确很重要,但是它必须经常修正。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但与之抗衡的东盟国家都是小国,这个大国向它周边的小国提供了一些好处,然后问他们说“我现在打算这样做,你们觉得如何?”(we are going to do that for now, are you ok?)。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中国正在变得强大,周边的小国因此感到非常恐惧。
  薛:您在南海问题上持什么观点?
  对于日本来说,航行自由是我们关注的主要议题。
  薛:那您如何看待南海的军事行动?
  日本加入了美澳在南海进行的联合军演。自然地,南海的军事演习并非简单的训练,其政治意味非常浓重。就联合演习的质量而言,美日澳三方在南海所进行军事演习与中美在加利福尼亚所进行的演习是完全不同的,中美进行的军事演习主要针对自然灾害、交通事故(traffic accident in maritime era), 而美日澳三方所进行的军事演习针对的是中国的扩张。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将中国潜艇封锁在一定海域内,确保中国潜艇不能抵达南海。中日互信是非常困难的,这种互不信任是造成中日之间各种问题的根源,包括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等。我们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是为了向中国传达这样的信息:一旦中国做有损我们利益的事情,我们将立即反击(if you do anything bad against us, we will actually beat back)。如果我是日本政府官员,我会说联合军演只是为了维持南海稳定,同时这也是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府早已规划好的,而美国也声称联合军演是为了维护航海自由,当然这些说法都是名义上的,真正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日本来说,航海自由是我们真正关注的问题。从中东过来的日本油轮需要从南海通过,这关乎到日本的能源安全。20%-30% [2] 的日本油轮从中东出发抵达日本,而大型油轮只能经由南海抵达日本海港,这就意味着20%-30%,甚至更高比例的日本油轮必须经由南海才能抵达日本。从这个角度讲,航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除了油轮的通行之外,美国的海洋利益也是日本政府的重要关注点之一。美国的传统是它总会支持一场争端中的某一方,如果美国在南海争端中支持特定国家,根据集体自卫的原则,日本政府必须追随美国进行军事行动。事实上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进行激烈地辩论,讨论日本自卫队是否应该投入军事行动。没人知道答案。只要奥巴马依然担任总统,这样的情况也许不会发生,但如果出现了像乔治·布什那样的总统,日本自卫队会陷入艰难的处境:根据宪法第九条,日本自卫队的职责是维护和平,但根据集体自卫权,日本自卫队有所作为(must go somewhere)
  薛:您如何看待集体自卫权?
  我认为集体自卫权是任何军事同盟里都必须具备的(basically the thing anybody has to have in any military ally)在目前的美日同盟中,美国能够保护日本的领土安全,但日本无法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因为这违背了日本宪法第九条。现在我们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因为美国的实力在逐渐下降,而美日多年以来拥有非常好的同盟关系,日本多年来享受着美国的保护。如果考虑军事实力的话,日本的军事实力实际是很强大的(But as long as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is concerned, Japanese military is actually in good shape)我们在寻找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机会。这就像有一对好友,其中一个人年长,另一人年幼,逐渐地年幼的一方长大成人,变得更强壮了,而年长的一方逐渐老去,不再像当年那么有力,这时候年幼的一方有义务保护年长的一方,美日的情况就是如此。我认为任何军事同盟都必须有集体自卫权,问题在于日宪法第九条,如果你阅读这一条款,你就会发现我们非常艰难,在这一条款的限制下根本无法行使集体自卫权, 我们完全地放弃了与他国交战的权利。如果你有机会去听一听日本议会辩论,你会发现所有支持集体自卫权的人都认为集体自卫权是一个政策问题,并非宪法问题。(that is the issue of policy rather than the issue of constitution)按照法律程序,首先应该修宪,然后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如果安倍此次不能通过新安保法(目前来看已经要通过了),此后不会再有首相能够使其通过。
  5、如何看待九段线的合法性问题。国内研究者对九段线的性质有三种看法:海上边界线、历史水域线、岛屿归属线。海上边界线主要是军方背景学者的主张。历史水域是另外一批学者的主张,他们大多出身史学背景,台湾方面一度也持这一立场,但由于难以说清历史水域的具体依据与内涵而没有发展成为主流观点,台湾方面也放弃了这一立场。个人觉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是岛屿归属线。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中华民国政府那里继承了九段线,如果退让,如何向国内解释?您的建议是?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你所说,九段线可能是 海上边界线、历史水域线或者岛屿归属线。在正式研究南海问题前,实话而言,我认为九段线属于一种海上边界线。至于历史水域线的话,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通常,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只要中国想要获得这些小的岩石(small rocks)。但现在,中国不仅想获得这些小的岩石,也试图获得一些更大的岛屿,可能的话希望能够在岛屿上建设机场。总之,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呈逐渐扩张之势。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口、经济都在全方面扩张,中国扩张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必须予以强调的主题,就像80年代日本的扩张一样,当时日本买下了美国的许多土地、名贵画作,现在的中国就像80年代的日本一样,让人倍感压力。再回到九段线的问题上,一开始我认为它是海上边界线,但我现在认为它是岛屿归属线。九段线变得非常复杂,当我问我的中国朋友如何定义九段线定义时,说实话我从未得到过很好的回答。我第一次听到九段线是在美国读博期间,我当时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它非常奇怪(awkward).
  6、南海油气开采:东盟五国年产量5000万吨油当量,超过大庆的4000万吨年产量。这些产量中有一部分来自九段线以内。而中国油气开采限于海南岛附近与珠江口,在南沙没有开采任何油气田。中国这么做估计是出于两种考虑:基于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克制自己没有进行开采;中国的深海油气开采技术不足。现在,中国有了981钻井平台与201深水铺管船,深海油气开采的核心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下一步不开采南沙海域的油气将难以向国内民众交代,您的观点是?
  所有正在崛起的国家都关注能源问题。中国实际上需要很多石油,而最近越南、印尼、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也试图开发南海的天然气资源。从地理距离上来说,我认为东盟国家开发南海资源听起来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对于中国的能源需求,南海当然很重要,但仅仅依靠南海显然是不够的。
  7、在南海问题上台湾海峡两岸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台湾主张的是其对太平岛的领土主权。我个人希望台湾放弃对太平岛的领土主张,当然太平岛也不能划归中国,而是将其置于某种国际机制的管控之下,这是二十一世纪解决领土争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案。我个人希望台湾不要和大陆合作,当然这也是不确定的。
  8、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与作用是?
  航行自由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概念。美国主要依靠航母来执行军事行动,当然中国现在也有航母,但主要还是依靠潜艇,中国的潜艇已经进入南海。表面上,航海自由是美国的重要议程,但美国真正的意图是限制中国潜艇在南海的行动。在海平面之上,航海自由意味着美国军舰的航行权,在海平面之下,航行自由意味着潜艇的自由通行。美国不仅控制了海平面,也控制着海底(sea bed)。我认为美国的真实意图是控制海洋,当然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
  9、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区域外大国在南海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诚实地说,日本是站在美国一方的。追随政策可以说是日本的传统战略,在20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曾依靠英国来获得安全。
  印度被视为日本在下一阶段可能会结交的朋友。原因在于印度迅速发展的经济,日本取得的任何经济成就都无法用来进行军事扩张,但印度不一样,它可以提高军事开支来制衡中国,这是传统均势理论告诉我们的。印度有可能成为日本的盟友,但印度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它可能会左右摇摆,就像一位拥有众多追求者的漂亮女士,她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印度不只想和日本建立关系,也想与美国等其他国家保持合作。此外,印度的立场还和澳大利亚很相似,他们一方面想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想在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总之,日本期待印度能够成为自己的盟友一同抗衡中国,但我们也知道事情很可能不会就这样发展。
  薛:但是印度并不想听命于任何国家,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
  这就是安倍试图和离日本非常远的国家搞好关系的原因,首先是东盟国家,这还不太远,然后是南盟国家,这就太远了。我认为与其费尽力气和远国交朋友,不如多把精力放在近邻身上,不管他们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必须关注他们。
  薛:中国国内有很多人认为安倍试图遏制(contain)中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还是说日本只是试图制衡(balance)中国,或者只是为了自身安全?
  我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中并不包含遏制(containment)这一概念。
  薛:如何理解日本的积极和平主义(positive pacifism)?
  积极和平主义意味着和平并不是免费的,维持和平是需要代价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搭美国的便车,现在我们必须为维持国际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薛: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日本会像今天的德国那样成为区域性的领导者,比如在南非?
  并不一定要成为地区性的领导者,日本只是想提供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我们必须回顾这样一个事实:70年前日本与美国为敌并试图建立地区性霸权,但失败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事实。在二战以前,美国的胜利是日本的研究重点,但当时的日本并不应该效仿美国式的扩张,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自己曾去过新加坡、越南等地,当我站在这些地方时,我在想我们曾来过如此遥远的地方,而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侵略。日本政府不仅对这些被侵略的国家说谎,也对本国国民说谎,使日本国民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如果说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学习的话,那么最好从自己国家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周边国家一直在批评日本,说日本在逐渐改变政策,重回二战,通常我并不回应这些批评,但如果要回应的话,我想说:想想二战历史吧,那时日本军方压制日本民意,一意孤行地发动战争,将日本普通民众置于非常悲惨的境地。那时军方的口号是“总有一天我们能胜利,我们能够战胜美国,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忍受一切困难“,这是非常糟糕的政治口号。即使在今天,太平洋战争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之久,日本政府从未就太平洋战争的真相(what is the Pacific war )发表过任何正式说明。当时的日本国民处境十分艰难,但仍然在为日本的胜利付出(they are working for the victory of Japanese),最后却一无所获(but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总之,我认为日本自卫队是为了日本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了日本国民而存在的,这才是重点。
  薛:如果日本未来不会再成为一个强国(great power),那是否会像德国一样成为一个和平缔造者?
  日本面临两个选项,一是低调做人(behave like low key person),不派遣任何人去世界上的热点地区,继续搭便车;另一种选择是为自己的安全买单,派遣日本自卫队或者其他日本政府公务人员去世界上的热点地区。哪一个选项更有利于日本的安全?长期以来日本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护,但我认为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并非万无一失,美国所提供的保护也存在很多问题,越战就说明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是:美国霸权、中国霸权,甚至日本霸权,你更喜欢哪一个?日本在美国霸权下享受着种种便利,如果霸权发生转移,日本是否能够承受?如果日本取得这种霸权,世界将变成什么样?中国作为我们的亚洲邻国肯定不乐于见此发生。那如果中国取得霸权呢?我认为情况会是类似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相信,日本都会遵循传统的结盟政策。如果中国真的变得十分强大,能够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相媲美,日本的态度将会逐渐改变。
  几年前日本一家著名的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家庭在新年夜讨论是否要去中国寻找工作,因为在日本难以找到工作。近年来这样的小说真的出现在日本的报刊上。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研究中国问题,但现在我学习中文、研究中国问题已经多年。
  如今的日本社会难以扩张(no way to expand actually),安倍的确试图提振日本经济,但我们不可能有中国那样的经济增速,也不可能重返上世纪60年代那样的辉煌,此外日本人口也在减少。日本所期待的只是每天有两艘油轮顺利进港,除此以外别无所求(We are excepting 2 large oil tankers everyday, but actually nothing more)。 但中国不一样,它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人口也是我们的十倍有余,因此我们非常理解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此外,如果中国的军事能力也这样扩张下去,以前些年的速度再扩张十到十五年,日本将无法与之竞争。
  薛:日本想实现正常国家化,而战争责任(war responsibility)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重要阻碍,如果日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其他国家都会同意日本实现正常化,那么日本将如何跨越这一阻碍?
  在一个传统社会的大家庭中,父亲努力地保护他的家庭成员,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家庭的顶梁柱逐渐老去,这时候每一个家庭成员就必须考虑该如何自我保护。在过去的70年中,日本一直处在美国的庇护之下,但现在美国的保护不再那么可靠了,同时日本身边新崛起了一个强国——中国,它的体量是那么大,这时日本就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安全问题。正常国家的核心是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做出国际贡献,这实际上使日本自卫队承担了更多风险。十年之前,即使是自卫队成员,对于正常国家的讨论也是非常犹豫的,直到小泽一郎出来,人们才开始思考日本应该为国际和平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小泽主张日本自卫队更多地参与联合国的行动( his idea is trying to get self-defense forces into the chart of the UN, and the chart of the UN also provide us more responsibility of security, and more risky for Japanese)当然一切都建立在美日联盟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和美国合作,日本正在尝试为我们的老朋友做点什么。
  薛:如果美日同盟终结,您认为中日是否有可能结盟?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日本或许必须在安全和尊严中选择一个(Japan is able to value the idea of pride or security)。日本想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当然,如果美国不能保证日本的安全,我们将没有同美国保持同盟关系的动机。如果中国真的变得很强大,它要么保护我们,要么攻击我们,你说哪一个更好?我不知道。
  10、美国、东盟、中国未来在南海问题上下一步如何应对?
  现在的情况是,东盟国家与美国越走越近,中国因此倍感压力。同时,一些一贯反对美国的国家也和中国加强了联系,美国同样感到不安。任何强国,如果它想要保持对世界的领导,它必须适当地听取其他国家的想法,就像当今的美国十分强大,但它也不能一意孤行。我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坚持九段线,它会逐渐失去国际支持(My sense is that as long as china clams the nine 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robably china is losing it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即使中国变得十分强大,它也必须顾及其他国家的想法。
  薛:你认为中国应该放弃九段线吗?
  并不是说放弃,放弃意味着不再主张对岛屿的所有权,那么这些岛屿就会归其他国家所有,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如果日本放弃钓鱼岛,那钓鱼岛就将归中国所有。钓鱼岛还只是一个小岛,南海问题则更加复杂。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是航行自由,希望中国保证日本油轮能够安全地通过南海.韩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与日本相似。如果美国想要的不只是航行自由,明确地支持某个东盟国家,日本很有可能会被卷入这一纷争中,我并不希望事情这样发展。

  [1] 应该说,对于冲之鸟礁的归属中国也没有异议。中国观点是:这是突出水面的两块礁石(高潮水位时仅有两块礁石分别露出水面10厘米与16厘米)。按照这个标准,有5-6块礁石高潮时露出水面的黄岩岛无疑更是岛屿,可以主张专属经济区乃至大陆架。——薛力说明。
  [2] 中东提供了日本的大部分油气,20-30%的比例可能被低估了。另外,有必要注意到两点:海洋是开放的,大型油轮并非只有南海一条通道,超过30万吨的油轮并不走马六甲海峡——南海航线,而是走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菲律宾以东海域航线;据测算,现有油价下用大型油轮从中东运到日本的运费大约为10美分/桶,可见运费在成品油构成中的比重已经很有限。
  ——薛力,2016年12月25日

来源时间:2017/1/7   发布时间:20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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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杰荣:改革开放初期中外法律交流亲历记

作者:孔杰荣  来源:FT中文网

  1979-1981年是中国法治的历史性时刻,当时正值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一步步创建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法律制度。若要全面记录这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势必需要一部鸿篇巨著。在此,我愿意提供一个简短的回忆录,就我自己有幸参与这个令人兴奋的历史时刻的切实经历,与大家分享。
  一、交流的开端:“破冰”之旅
  我一直在积极寻求参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契机。孔子曰,“三十而立”,三十岁的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年轻的法学教授,决定投入中国法的研究。1960年8月15日上午9点钟整,我第一次开始学习中文。没多久我便有了住在中国,从而更快地学好中文的打算。但当时中美两国政府对两国人民的互访添设了重重障碍,更不用说准许我住到中国学习中文。不过,我仍然提笔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希望他们可以破例邀请我到北京。但不出所料,我的多番尝试都没有成功。直到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在北京展开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后,我到中国学习的计划才出现转机。“破冰之旅”三个月后,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我和我夫人、中国艺术学者柯珠恩(Joan Lebold Cohen),以及几名美国专家,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行最大的亮点是我与周恩来总理的交流,晚餐时我与总理相邻而坐,足足进行了四个小时的对话。遗憾的是,除了一个上午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法律事务部的三名成员讨论外贸合同纠纷外,此行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了解当时中国的法律。由于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对于一个外国人竟然会想要研究中国的法律制度,周恩来总理(可以理解地)似乎感到有点困惑,他还暗示我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当时中国的法律制度要更丰富!当然,我第一次访问时没有遇到任何律师或法律教授,因为法律职业群体自15年前的“反右派”运动后就停止运作,还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使得法学教育陷入停顿,甚至于司法部也遭到撤销!
  在20世纪70年代,我又多次访问中国。1977-1978年间,我担任刚接任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议员的顾问,我们与邓小平总理进行了一段长达90分钟的谈话,令人难忘,当时邓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逐渐恢复其权力。然而,这些访问相对短暂、零星,并且可以理解的,交流的重点并不在于讨论当时还十分贫乏的中国法律发展,而着重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障碍。
  不久后中国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达到高潮。我当时正访问香港,我还记得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共产党决定重新建立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取代“阶级斗争”的政策,对此我十分兴奋。接着,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突然间,我接到很多邀约。在1979年冬春之际,我到中国进行短期访问,此时中国政府机构改弦易辙,对外表达出亟欲与西方法律专家和法学院合作的意愿。中国财政部、外交部、北京市和中国贸促会都邀请我到北京讲课、商谈交流项目。当时我已在哈佛法学院教书15年,而幸运的是,我已提前做好了利用一学期的学术休假,到香港居住半年的计划。这使我可以接受中国的这些访问邀约。这样的与中国充分交流的机会,我一等便是二十年,但我仍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藉此难得的机会,我不仅开始了解中国逐步颁布立法,以及恢复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的计划,我还被邀请一同协助这一极具意义的过程。例如,由于财政部当时面临巨大的政府压力,必须尽快创造一个税收制度,使急切的外国投资者有法可依,中国国家税务局便同意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国际税务项目合作,在大连举办一个为期四周的夏季培训,共召集了125名中国税务官员和老师们参加。而这个项目安排非常紧凑,每周上课6天,每天8小时,目的在于及早协助中国拟定当时不可或缺的法律。
  同样地,中国贸促会被指派必须尽快协助立法者出台中国第一部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贸促会便请我在北京组织为期一周的讲座,由美国国际律师介绍外国公司希望中国创建的各种投资政策和措施,这个项目也有大批中国经济事务官员和学者参与。如同我们的税务培训项目,这样的交流很快体现在了中国的相关立法中,促成了第一批中外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1979年7月1日,中国颁布了七项法律,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间隔多年后首度出台的一批法律,其中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此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7月1日恰巧是我的生日,我对此感到十分开心!可惜,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封面报道错误地宣称我是中国新的投资法的起草者。记者并不了解我只是安排关于合资企业国际经验的培训,竟误以为我起草了整部国家法律!
  这些令人兴奋的活动使我对中国法的研究兴趣倍增!但由于不能住在中国,我必须经常从香港往返内地,而这些来来去去的旅程也颇为不便。这对我的学习、教学和友谊也都平添了阻碍,让我感到相当沮丧。我想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愿望,在当时仍难以实现。所有渴望与我合作的中国政府机构只愿意承诺短期、零星的合作。当我探询是否可以进行更多合作的可能性时,他们变得非常谨慎。当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刚开始,没有人知道这政策可以持续多久。1979年之前,中国政府政策像钟摆一样左右摆动。中央政府官员受过去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没有一位愿意冒险邀请一位外国法学教授来华居住,特别是来自世界领先的资产阶级国家。
  幸运的是,我在哈佛的中文教师很同情我的经历,表示愿意帮助我,并向我介绍了一位朋友名叫肖秧,肖秧是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的负责人,当时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刚刚由北京市政府经济委员会成立,作为与外国公司做生意的机构。肖秧是四川人,非常聪明和友善,曾在东德莱比锡学习工程。他不畏创新,渴望成为新一代中国经济的改革者之一。他意识到法律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对经常进行外国商务谈判的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和其他部门官员进行专业培训。于是,我们很快达成了“双赢”的合作协议,我得以藉此机会到中国长期居住。
  二、官方层面的法律交流:官员培训
  我同意从哈佛大学休假一年,为了能整年在北京为30名北京政府官员提供每周9小时的课程,介绍国际商法和争端解决。我培训的官员年龄大多在25至50岁之间,也都已经开始处理对外的商业合同,包括销售、采购、技术授权、合资企业,外国全资子公司和其他类型的交易。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中国官员只能从工作中抽空来上课,也很少有人会说英文,所以我必须使用中文教学。这对我和他们来说是双重的挑战。虽然我当时担任著名的国际律所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Coudert Brothers)的顾问,但我和我在高特两名非常能干的同事——倪有文(Owen Nee)和欧伦斯(Stephen Orlins)——从来没有用中文教过法律课程的经验。此外,当时中国的系列法规才刚开始陆续颁布,要把我们熟悉的英文法律词汇翻译成对应的中文并不容易,我们当时不得不绞尽脑汁、别出心裁。直到中国的相关法规出台后,我们才终于能够确定一套标准的中文法律术语。
  当然,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在1949年内战战败逃往台湾之前,在大陆已经发展出一套完善的中英商法词汇,但并非所有的用语都被保存了下来。新的法律制度在1950年代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加之在1979年之前,中国跟非共产国家进行的商业交易非常有限。例如,中国之前使用的“契约”一词,在1949年后就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合同”。此外,我们也不能期待中国国内的译者可以提供多少协助。当然,当时也有一些中国法学教授,尤其是在1949年前受过教育(多半在国外留学)的资深教授,是非常博学的双语专家。在1979年,中国才刚刚开始恢复正式的法律教育,虽然我们可以培训官员,但政府还不允许我们和法学教授接触。如果当时我们可以请这些法律学者帮忙的话,他们应该会很乐意协助。所以,我们不得不请一位翻译帮忙,虽然他是不错的翻译,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律训练,也不具备英文法律术语的知识。在我们的讲座中,他坐在我们身边,与作为我们“学生”的其他政府官员一起学习,只能偶尔协助我们澄清难以表达的复杂法律概念。
  在此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些协助。北京大学出版社针对我的建议和北京市的要求,迅速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合同和相关主题的英文书。这本书是一些美国商学院使用的教科书,我认为很适合用来为零基础学生解释法律。另外,我们也用一些实务上使用的中文合同作为补充教材,在课堂中逐条讨论其中的条款。
  我和同事倪有文、欧伦斯许久后才知道,我们教学的笔记其实已经跨出了市政府分配给我们的位于北京玻璃厂的临时教室,有的甚至在其他高级经济官员间流传,这些官员后来告诉我,他们经常研究这些笔记,以便更深入了解商业法律。由于我们1979至1980年的培训相当成功,后来北京市要求我们再花一年时间培训第二批官员。为了完成第二批培训,我只好设法说服哈佛大学法学院延长我的学术休假,让我可以在中国再待一年。
  当时,因为中国经济官员突然必须与希望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及外国政府打交道,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法律求学若渴。我还清楚记得,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上海工厂与一位活泼幽默的员工交谈,他想去哈佛大学读书,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有抱负想学法律。他说:“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法律和合同部门工作,现在我们每天必须与世界汽车工业的巨头谈判,尤其是大众汽车公司。但是,对于在法律和合同部门的我们而言只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对于法律或合同一点也不懂!”
  当然,许多聪明和急切的中国官员学习法律的方式,正是投入实际的商业谈判,边干边学。我也曾有这样的体验,除了教学之外,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参与打算投资中国的外国公司和各行业的中国国有企业之间的谈判。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和我之间的合作有助于这个过程。一方面,我和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两名同事对北京官员的教学并不收费,所需费用也由我们自己负担。另一方面,作为回报,北京市政府安排我们在北京饭店长期居住,为我们提供三个两室套房,由我们自己支付费用。在那段时间,北京最困难的职务之一就是北京饭店的总经理,因为在当时的外国游客和他们的中国东道主眼中,北京饭店是北京当时最好的饭店,每个外国代表团都想住在那里。此外,1979年的北京缺乏现代办公楼,因此大批在华设立代表处的外国公司都想利用北京饭店设点开拓商务,甚至有一些联合国官员和外国使节官员都希望住在那里。因此,北京饭店的房间奇货可居。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分配给我们三个套房,让我们可以置身于城市日益活跃的国际生活中心。我和我的夫人住一个套房,欧伦斯和他的新婚妻子住另一个套房,第三个套房就作为我们办公室之用,偶尔倪有文律师从香港过来时也住这边。我们的生活开销则由我们代理的外国客户负担,不管是生活或工作,都是十分舒适。
  三、实践层面的法律交流:商业谈判
  1979至1981年期间,我参与谈判时完全不见任何中国律师的身影。而当时,中国也依然没有律师执业许可制度,因为1957-58年间“反右派”斗争而被取消的律师制度尚未正式恢复。即使在1982年1月1日,中国律师制度重建后,又过了许多年,中国的律师才开始经常性地参加到商业谈判中。在此之前,刚刚成立的中国国有企业只能指定一些没有正式地接受过法律教育的员工担任法律顾问,尽可能应付商业谈判要求,就好像我在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的“学生”一样。
  这种缺乏正式律师代表的现象,有时也令中国的谈判者感到尴尬。得知他们的困境后,我先提出,我愿意放弃代表外国公司,成为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的律师。但是,在犹豫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朋友肖秧说他不能接受我的建议。上级也没有授权他接受其他逐渐熟悉北京的外国律师的服务。毕竟,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太新了,很多工作太敏感,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合作经验,让彼此可以建立起牢固的信任 。
  而中方没有律师代表,其实增加了我工作上的困难。我必须向中方解释他们自己慢慢成形的立法环境中出台的相关法律规定、外国和国际法律和惯例等,以及如何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关议题对各方的法律影响是什么、还有各种选择方案的利弊。一方面,我是客观公平的律师,代表渴望赢取中国信任与合作的外国公司;另一方面,我是美国研究中国法的教授,希望帮助当时的中国建立令人满意的法律制度。对此艰巨任务我感到身负重任,压力倍增。此外,我也亲自检查法律术语的翻译质量,并经常补充翻译者的翻译,甚至有时候自己接手这个工作。
  中国谈判者学习非常迅速。他们仔细研究了我方为谈判准备的中文和英文合同草案,并逐渐开始从各种外国草案合同中拼凑出他们自己的中文和英文谈判版本,这些版本的条件比先前外国公司的版本对他们更加有利。不久,负责批准谈判人员谈定合同条件的中国官员(包括中央和地方),开始向中国公司提供各种合同示范文本,以便中国公司主动开启各种交易类型的谈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的模板很快出现,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指示和建议,以便中国谈判人员了解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因应外国方面更改合同条件的要求。例如,在中国法律规定所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应明定争端解决的仲裁应在中国进行之前,中方一度要求谈判人员尽可能拒绝外方所提出的争端应在中国以外仲裁的要求,却不能让这个议题妨碍合同的签订。
  我记得早年此类谈判的一些特点是,双方在谈判桌上都萦绕着一种可以理解的不安全感。于中方而言,与西方公司建立合资投资项目是崭新的经验,他们担心遗漏或犯错,甚至担心会被经验丰富的外国公司欺骗,毕竟双方也才刚接触不久。这种担忧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先生于1979年4月与我见面时,便表达的非常清楚。我询问他关于中国闭门起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他说:“你们外国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们在世界各地合资经营已经有好多年经验。相较之下,我们中国人在这样的事情上根本没有经验。”
  事实上,谈判中我们也很焦虑,因为中国持续发展的法律和经济制度当时仍是“半成品”,且透明度很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试图与北京的第一家现代化饭店谈判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由于这是北京市政府最近组织的一家公司,我的客户需要了解其未来中国合作伙伴的财务和治理状况。然而,当我要求中方提供资产负债表及其公司章程时,我被告知这些是“国家秘密”,不能向外人披露。后来,我向对方表示,希望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这项政策,因为没有外国人会盲目地投资一家不透明的公司,如果这种情况继续的话,我也必须回到哈佛法学院教书,因为在“秘密”中不可能有很多商业合作。幸运的是,极端保密的政策随后很快开始改变,虽然在少数情况下,中方仍然拒绝提供他们声称支持他们谈判立场的“内部”规定。
  可以预见到,我们的讨论偶尔也出现因法律语言翻译困难产生的误解。例如,在我们早期的饭店合同谈判中,我提出我的美国客户必须要求其董事会“批准”我们正在谈判的文件。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表现出些许民族主义式的不悦,他说,只有中国投资主管机关才能“批准”合同,外国方不能“批准”合同,只能“同意”或“不同意”合同的条款。
  几个月后,一个海上石油项目的谈判,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我的美国客户想要与中方设立一个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由于我有其他会议,不得不在谈判开始后隔天才抵达。当我抵达后,却被告知谈判一开始就很僵,但没有人能解释原因。第二天谈判继续时,我很快就发现,僵局的原因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为我的客户想要建立的不是合资经营企业,而是一个合作经营企业,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交易,当时并没有法律加以规范。出现这样的混淆是因为这两个结构不同的合同的中文名称非常相近(“合资经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整个第一天的谈判就因为双方的误解而白白浪费了!
  另外有一些误解不是源于语言,而是由于缺乏指导各方的详细规则。当时不仅没有关于合作经营企业的法律,而且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很简短。该法只说明了基本原则,明显是要让之后颁布的行政实施条例为其添加具体意义。然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一直要到1983年9月才出台,足足花了四年多时间。《实施条例》提供了很多必要的指导,减少了争议产生的可能性,并促使外国投资者参与许多过去不愿意进行的交易,使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成为中西合作初期的首选投资选择。
  四、学术层面的法律交流:翻译出版与引荐留学
  虽然教学和谈判已经让我非常忙碌,但我也花时间尝试做其他工作。最为突出的是与中国外语出版社的合作,他们出版了一系列我和几位律师同事一起翻译中国新立法的丛书,这些原本只有中文版本的新立法很少为外界所了解。我们一同努力的第一个成果——三卷《中国对外经济法规汇编》的第一卷——在1982年出版。不久后,我们翻译了刚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随后陆续出版。这些工作,最后证明是一项有益的公共服务,也大大扩展了我的当代中国法律词汇。
  我还偶尔给北京的一些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讲课,也曾前往上海和天津给这些主要城市负责外国直接投资的大批地方官员上课。只要有机会,我尽可能接触认识法学教授,他们当时逐渐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我还曾遇到了几位相对资深的前律师,他们正在等待政府重新建立已停摆二十年律师执业制度。1979年11月13日,我去访问刚开始试运营的“北京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因为当地暖气还未开放,在那间酷寒的办公室里,我经历过了最冷的一天。当时跟我一样住在北京饭店的一位德国商人,因为与他的中国女朋友发生关系而被警察拘留。有人找我帮忙,希望可以让他尽快被释放,我得知“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有位法律专家熟悉刑事司法,与公安局有良好的关系。这位知识渊博的律师并不排斥这样的案件,由于他的帮助,这名德国商人获得释放 。
  同时,我也投注了一些精力去选择第一批到哈佛法学院留学的中国学生。财政部是第一个表示感兴趣的中国政府机构。1978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志城先生(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积极地响应了哈佛的国际税法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 Tax Program),这个项目每年都会向世界领先国家的财政部门提出邀请,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派人到剑桥参与进阶的税务培训。国际税法研究项目向中国发出邀请以来,总算在第25年首度收到中国的回应!我们回信说,从1979年1月初开始,我将在香港待一个学期。国家税务总局于是邀请我前往北京讨论合作的可能性。我开门见山地问刘志城局长,税务总局僱用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说英语。他告诉我,税务总局在全国范围有大约20万人,但没有一个人说英语。然后,我们同意,除了前面我提到的在大连展开、为新立法奠基的大型夏季培训之外,税务总局应该挑选一些年轻官员接受英语的密集训练,以便他们成为哈佛税法研究项目的合适候选人,以及未来的国际税务专家。这个计划迅速开展,不久后,一些官员前往哈佛受训。
  其他中国部门很快就表示也希望把年轻的法律官员送到哈佛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求我面试两名候选人,争取一个哈佛法学硕士的名额。其中一名是最完美的候选人,因为他的英语能力出色,相当聪明和活泼, 学术成绩也十分优秀,并且对于他想要研究的内容——国际公法——和研究动机也都说明的非常清楚。另一名候选人却毫不起眼,我猜想或许他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的侄子吧!最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个候选人周晓林,后来他果然表现出色,还成为了著名的国际商务律师。
  不久后,雄心勃勃的外交部后与我联系,询问关于选派人员攻读哈佛三年法律博士(J.D.)学位的可能性,目的在于为外交部培训出一位美国法律专家。外交部还希望我不仅接受其推荐的一位优秀的英语口译员赵佳(音译),还要求我为她筹募在美国完成学位的法律教育资金。这些要求在今天的人看来也许非常匪夷所思,但在1979年,中国财政可支用的外汇极少。所幸的是,我说服了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一位睿智的资深合伙人Alexis Coudert,同时也是一家促进波兰和美国法律交流基金会的受托人,他给了基金会章程条款极为宽松的解释,以便拨款支持这名优秀的口译员到哈佛念书!
  也许,在这个令人振奋的时期,我最鲜明的记忆就属目睹电视转播的“四人帮”审判。当这个被高度报道的审判于1980年11月展开时,我希望它可以促进大众对法律的了解。《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刚刚在1980年1月1日生效,尽管审判引发强烈骚动,但我认为电视转播应该还是可以向民众展示中国如何适用新法律。不幸的是,主要被告,毛主席的遗孀江青,在听完首席法官解释辩护律师可以如何协助她之后,立刻拒绝了律师辩护。她愤怒地坚持为自己辩护,从此公众的注意力就从法律程序转移到戏剧化的政治上了。
  更富有教育性的反而是让我感到很惊讶的一部中国电影,几个月后在电视上放映,片名叫做《法庭内外》。它讲述了上诉法院的一位女法官审理一个重要官员的儿子的故事。外部压力要求她必须推翻原审有罪判决,但她勇敢地坚持司法独立原则,抵抗政府权力的干预。我很惊讶地看到,在崭新的法律改革时代才刚起步之时,就有流行电影凸显这一重要原则。它增强了我对中国法治未来的期望。
  1981年8月,我和妻子——她利用在中国的时间进行讲座和出版,积极促进中西艺术家的交流——回到美国。当时,我们感到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代史的新一章,并渴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拜访中国。
  (注: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亚美法研究所所长,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纽约大学法学院博士陈玉洁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7/1/7   发布时间: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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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国左派右派都说对方“反智”?

作者:朱冰聪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大选,有选票的吵吵闹闹,没选票的看热闹。坐标深蓝的纽约州纽约市,往年我几乎听不到来自红色阵营的声音。大学四年,同龄人里仅有一个美国女生私下和我说过她支持共和党。她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巴纳德女子学院(Barnard College)。哪怕是在自由派盘踞的哥大,这儿都算最激进的阵地,因此她一直处于“深柜”状态。现在想来她是明智的——11月8日晚特朗普当选之后,在哥大学生的一片错愕声中,是巴纳德的学生率先发起请愿,要求周三停课一天,让大家“平复情绪”。
  有意思的是,今年的大选,我的华人朋友里出现了些许支持共和党的声音——与其说是支持共和党,不如说是支持特朗普。原因至少有三。一来民主党常年不把华人选票放在心上,觉得华人投票热情不高,要投就必投亲近少数族裔的民主党。2014年加州民主党推动的一项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更是提出限制亚裔在加州公立大学入学比例,如同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华人移民群体里扔了一颗炸弹。二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承诺让大批非法移民入籍,而合法华人移民大多兢兢业业半辈子,从留学、拿绿卡再到入籍,或是掏出半生积蓄投资移民,难免感到不公,何况非法移民里的鱼龙混杂也使华人为人身安全担心。三来“梁彼得案”之后,华人更加认为民主党偏心其它少数族裔(非裔、拉美裔)甚于亚裔。综上所述,一些美国华人团结起来支持特朗普,向民主党证明华人选票并非他们的囊中之物。当然,有些华人的确是欣赏特朗普的威权形象和啥都敢说的直率作风,这里先按下不表。
  除了这些少数的特朗普支持者以外,微信朋友圈里的情绪和脸书上的美国同学群体是同步的:大选之前,他们普遍相信希拉里会获胜,但担心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崛起已经让美国走向分裂;大选之后,更是哀鸿遍野——这个排外、歧视少数族裔、不尊重女性的大嘴巴真当上总统了,那我们国际学生怎么办?我们亚裔怎么办?我们女生怎么办……
  更有意思的是,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两个阵营,都喜欢用一个词形容对方:反智(anti-intellectual)。支持民主党的朋友,将特朗普的胜选与历史上的纳粹登台相比较,因为那也是一个“反智反精英”的年代,其后果众所周知。而支持共和党的朋友认为民主党的“政治正确”向来是打着种族平等的旗号来反智,以逃避真正解决种族之间的冲突,如今特朗普当选,也许能带来新的转机。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在美国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派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派的语汇里,分别是什么内涵?
  什么是“反智”?
  如同很多人文学科里的概念一样,“反智”一词是很难定义的。既然大家都说对方“反智”而不承认自己“反智”,说明“智”肯定是个好东西,而“反智”就是你扣在对方脑袋上的那顶帽子——你觉得对方的问题在哪里,就把“反智”描绘成什么样,“反智”的内涵也变得模棱两可。
  通常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是:反智主义是对智力和知识追求的敌意,是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反智主义通常的表现,就是嘲笑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学科,将它们贬斥为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
  不仅在西方,这个定义对中国读者也不陌生。“文革”时期的一部宣传电影《决裂》里,葛优他爸葛存壮饰演的教授一本正经地向农村招来的大学生们讲解“马尾巴的功能”。这时候一个农民来请教授为牛治病,却被轰走了。在这个特殊时代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对于“马尾巴的功能”锱铢必较,是教育脱离实际的黑色典型。影片由此号召人们掀起“教育革命”,甚至以手上的老茧决定上大学的资格。这是一场中国式“反智主义”的胜利。幸而随着“文革”的结束,这场胜利暂告一段落,如今的中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大学生普遍受到尊重,“知识越多越反动”也成为历史,被“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共识取而代之。
  而在美国,“反智主义”就更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词在上世纪60年代走红,得归功于当时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他在书中追溯了“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宗教起源,让这个词进入了学界的视野。
  按照他的说法,最早在美洲大陆上定居的清教徒其实是很重视教育的。哈佛、耶鲁等高等学府,都是清教徒创立的。尽管“萨勒姆的女巫”这种荒唐的迷信事件在新英格兰也偶有发生,但教育和理性始终是时代潮流。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的发生,越来越多的福音派牧师开始效仿中世纪的圣徒,鼓吹宗教热情的重要性,声称“不买一本书才是通往永生之路”。甚至哈佛、耶鲁也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能培养出学生的虔诚之情,而是让学生在人文知识上花了太多功夫。
  左派眼里的右派“反智主义”
  这种将“反智主义”归咎于宗教热情的看法,基本被美国今天的主流左派媒体继承了下来。说来可能难以置信,今天的美国仍有大量保守人士宁信宗教、不信科学,在美国中部的“偏远地区”尤甚。一件反复被左派拿来嘲笑的事是,印第安纳、俄亥俄、亚利桑那等中部的几个州,至今允许公立学校讲课时不讲进化论,以上帝创世之说取而代之。
  保守派出于宗教信仰不能容忍堕胎,也导致了许多被左派诟病为“反智”的言论。2015年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被拍下暗访视频,疑似卷入胎儿器官买卖风波,共和党人趁机大肆攻击支持堕胎选择权的左派阵营。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惠普CEO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流出的视频:“你们看啊,一个发育完整的胎儿躺在桌子上,心脏在跳,小腿在动,而旁边有人在说‘要趁它活着的时候取出它的脑子’。”事实上,暗访视频里根本没有这么个场景,但这番罔顾事实的言论为她赢得了不少教徒的支持。
  另一桩让左派匪夷所思的所谓“反智”之举,就是右派打死不承认全球变暖。虽然全球的科学家都站出来为气候变化背书,连美国军方都承认气候变化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共和党人还是死不松口。2014年的一则报道说,当时美国278名共和党议员中只有8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当然,剩下的270人有多少是出于真心,有多少是偏于保守派选民的压力,就不得而知了。
  说起美国的保守派,枪支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保守派为了保住手里的那杆枪、捍卫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撒撒小谎的事也是常有的,也常被左派拿去做“反智主义”文章。例如2015年底,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的枪击案余温未消,国会投票是否要禁止禁飞名单上的人买枪,共和党人就极力反对。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还举了个例子,说美国备受尊崇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也误上过恐怖分子名单,要是限制所有上了禁飞名单的人都不能买枪,是不是苛刻了些?事实上,美国运输安全局(TSA)早就澄清过,肯尼迪从没被当成过恐怖分子。但这个坊间传言已经一传十十传百,又被爱枪的右派人士无限渲染,以此展示国家机器的可怕。于是对枪的热爱超过了理智的右派们,也就“反智”地以道听途说作为持枪自由的依据。
  右派眼里的左派“反智主义”
  美国近几年有个挺出名的神学家叫拜伦·威廉姆斯(Byron Williams),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任由【美国的】政治正确这么发展下去,我们就会陷入一潭反智主义的泥沼。”这句话大致概括了右派眼里左派的“反智”罪名:即一味强调政治正确,不敢说任何可能冒犯少数族裔、LGBT群体和其它少数群体的话,以至闭目塞听、装聋作哑的程度。尤其是近年来,本该是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美国大学校园,因为近年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敏感警告”(trigger warnings)等运动的兴起,政治正确逐渐上升到了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位置。凡是可能引起一部分学生不安的言论,即使是学术讨论,都要三思而后行,甚至予以禁止,称其为“反智”也不为过。
  2015年,耶鲁大学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万圣节前,耶鲁的“跨文化事务委员会”特地发邮件提醒所有同学,万圣节的打扮一定要注重其他同学的感受,不要穿模仿穆斯林的服装,不要穿模仿印第安人的服装,不能开其它宗教和种族的玩笑……对此,耶鲁一所学院的院长Erika Christakis有所异议,给她的学生们也发了一封邮件,劝说大家不要过分敏感,即使自己被冒犯到了,也不该对冒犯者群起而攻之,应该站出来理性地说出你为何感觉被冒犯,因为“自由言论和容忍攻击的能力是自由社会的标志”。这位院长的邮件在网上流传甚广,我也反复读过,感觉她措辞谨小慎微、有理有据,没啥毛病可挑。可这封邮件却在耶鲁学生中激起了大规模抗议。当时网上热传一个视频,是一个耶鲁的女学生大声斥责院长,情态几乎有中国“文革”遗风。仅仅一个月后,院长迫于压力辞职。
  除此之外,在右派眼里,美国各大学的校园里都遍布着左派“玻璃心”的身影:几年前,罗杰斯大学想邀请前国务卿莱斯来演讲,因为学生抗议莱斯容许中情局虐囚,不得不作罢。当时连奥巴马都觉得过分:“虽然我也不同意莱斯和上届政府的诸多做法,但一个大学或一个国家,因此就在一位前国务卿面前闭目塞听,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还有密苏里大学,因为学校的黑人群体在白人为主的校园里感到“不安全”,几次偶发事件引起了大规模学生运动,以黑人为主的橄榄球队绝食抗议,逼迫校长签署他们定的“条约”,要求校长保证学校黑人教授比例,还逼校长承认自己有“白人特权”。最后这起风波也以校长辞职告终。
  远的不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理智的思考也常常让位于左派汹涌澎湃的政治热情。特朗普当选的第二天,学校举行“大选结果讨论会”,欢迎全校同学参加。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理性的讨论,甚至应该邀请在哥大占极少数的共和党派同学来阐述一下他们的看法。但我显然是太傻太天真了——整个“讨论会”俨然一派追悼会的气场,主持会议的教授默认大家都为希拉里的败选痛心疾首,鼓励同学们“互相安慰、共渡难关”,就好像美国那些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的选民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根本不值得讨论似的。事实上,现在看来正是左派这种自我陶醉的傲慢态度,使右派保守人士对所谓“自由派精英”越来越反感,报复性地投向了特朗普这个半吊子共和党人的怀抱。
  左右阵营对“反智主义”有如此不同的定义,而且近年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或可归结于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发展。遥想几十年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报纸、杂志、广播频道。这些媒体为达到最大的发行量,也宁肯发表折衷的观点,不愿开罪任何一方。传统的媒体道德,也敦促媒体人为不同观点的人群发声。到了Facebook一代,精密的计算机算法,能算出你打开网页的一刹那最想看到什么,把与你浏览过的文章相似的内容源源不断送到你眼前。左派与右派两个阵营,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自己都是“智”,看对方都是“反智”。今年大选导致美国前所未有地分裂,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民间的“反智主义”
  具体到美国民间,“反智主义”的内涵也不仅限于党派或是意识形态之争。很多华人家长到了美国的直观感受就是:自己的孩子论成绩是顶呱呱的三好学生,但仅仅因为体育不好,或是对流行文化打不起趋炎附势的兴致,就受到同学排挤,被称为“书呆子”(nerd),像《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一样,成为被同龄人嘲笑的对象。
  的确,对体育的热情远远超过学术,是一个挺有美国特色的“反智主义”现象。看看身边,每年都有大量身怀体育特长、即使SAT分数不高也被学校录取的“特招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还专门出钱帮他们请辅导员补课。这是因为,一所大学若在橄榄球联赛的成绩榜上名落孙山,是件顶顶没面子的事情(功夫不负有心人,向来一败涂地的哥大橄榄球队,今年终于在返校日比赛上取得了12年来第一次胜利)。
  从数据上来看,2014年的调查显示,从2004到2011年,在美国所有四年制公立大学中,学术开支基本持平或者减少,花在运动赛事上的开支则增加了24.8%。2015年,美国大学橄榄球联赛打破了收视率纪录,甚至比当红美剧《行尸走肉》的收视率还要高。
  也许有人要说了,重视运动怎么啦?牛津、剑桥的赛艇比赛,不是也年年闹个大新闻吗?但毕竟人家那是世界知名学府的顶尖学子,并无不务正业之嫌。而与此同时,美国学校重点关照的运动员学生,其学术能力却让人担忧。同一份调查显示,有些人的阅读能力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饶是如此,学校仍对他们优渥相待,只因他们可以“为校争光”。甚至如前文所述,密苏里大学的校长惹不起学校的橄榄球队,以至于引咎辞职。在美国的普罗大众看来,体育上的成就比学术上的成就更加喜闻乐见,这方面的“反智主义”也就见怪不怪了。
  作为政治策略的“反智主义”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反智主义者”都是“不智”——也许人家只是“大智若愚”呢?这不是开玩笑,美国历史上的诸多政治家为了塑造一种亲民的形象,明明是精英出身,却不惜把自己往草根形象里捯饬,颇有点地主的儿子冒充贫下中农的意味。这在左右两个阵营中都屡见不鲜。
  美国精英第一次吃到“反智主义”的苦头,可以说是在1828年那场总统大选之时。当时平民出身的安德鲁·杰克逊,对决美国时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后者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之子,是典型的“新英格兰贵族”,十几岁时就担任美国出使俄国使团的翻译,哈佛大学文学专业毕业,做过律师、外交官、参议员。而杰克逊则是苦出身,13岁就做军队的信差,后来成为将领,以征战印第安人扬名。亚当斯遇到杰克逊,就像秀才遇到兵,亚当斯指责杰克逊粗俗无礼,杰克逊称亚当斯为腐败的贵族。因为杰克逊鼓吹任职机会平等,美国西部的农民和南方的庄园主都成为杰克逊的拥趸,相信他能打破银行的垄断、又不会触及奴隶制度。最终杰克逊胜出,亚当斯连任失败。
  时至今日,还有人将特朗普与杰克逊相比较。尽管富二代特朗普和杰克逊在身份上有天壤之别,但他们都是一副反精英的姿态,让选民感觉这是一个“能和我一起喝上一杯的总统候选人”,由此获得选民的青睐。
  也许是受了老前辈杰克逊的熏陶,美国近代以来多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总统,也爱通过“装傻”达到亲民的目的。1964年,当时还在帮助另一位共和党人竞选的里根发表了知名的“抉择的时刻”演说,将自己摆在一个底层美国人的位置,鼓动民众摒弃那些“远在国会山上的精英小集团”。近半个世纪以后,小布什总统也在耶鲁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自比为差生,说:“在座各位拿C的学生别泄气,你们有朝一日也能坐上我这个位子。”
  当然,这一套“反智”的政治策略,不光共和党学会了,民主党也有人使得得心应手。比尔·克林顿虽然也是耶鲁法学院毕业,但动不动就把他的阿肯萨斯州小镇出身挂在嘴边。那个小镇虽然穷,名字倒挺吉利,叫“霍普”(Hope),谐音“希望”。克林顿当时就拍了个竞选视频,叫做“来自霍普(希望)的人”,忆苦思甜,令人动容。
  1992年克林顿当选,我的一位哥大教授次年受邀参加他在白宫的第一场圣诞晚宴。一般来说,这种晚宴要放上与总统家世有关的纪念品。我教授一走进白宫东翼,就看到一座姜饼屋,象征着克林顿小时候在霍普镇住的破房子。有趣的是,大屋子旁边还有一个姜饼做的小“茅房”——原来当时克林顿家穷得连厕所都没有,寒冬腊月也得披上大衣、出门去用临时厕所。姜饼屋惹来宾客们一阵哄笑,而克林顿成功用阿肯萨斯穷小子的形象洗刷了不受美国人待见的高材生身份。
  同样出身民主党的奥巴马,在这方面就略输一筹:他的口才固然使他成为最亲民的总统之一,何况他还有少数族裔这张护身符,但哥大本科毕业、哈佛法学院毕业、并在芝加哥法学院任教12年的经历,还是让他被竞争对手诟病为高高在上的精英。2012年连任选举时,共和党的米特·罗姆尼就嘲笑他“连柠檬水摊子都没摆过”。
  希拉里·克林顿这次的败选,也常被拿来与她丈夫当年的成功作比较。同是耶鲁法学院毕业,她的职业政客形象使底层人民觉得她高不可攀,缺少“和我喝一杯”式的魅力。当然,如果真把这种魅力作为决定是否投票的标准,那美国某些选民的“反智”程度,的确是可见一斑了。
  (注: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读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7/1/7   发布时间: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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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强行路过美国,然鹅对方并不想理她

作者:  来源:凤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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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1/7   发布时间: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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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旭:捆住特朗普的“四条绳索”

作者:戴旭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在以“黑天鹅”般的身影笃定入主白宫后,又以一个莽汉的形象不停挑动世界的神经。美国总统的职位赋予他一定的任性权限,但形格势禁,世界和美国内部诸多必然性的束缚,并没给他留下太多特立独行的空间。
  一是特朗普出自美国共和党,不可能从根本上违背共和党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更不可能不顾世界大势一意孤行。被中国人称为“右派”的共和党对华强硬,但也有非常务实的一面,尼克松和小布什都是例证,他们上台后不久就在对华关系上大幅度缓和,前者是对付苏联战略扩张的共同需要,后者则是为了共同反恐。特朗普眼下已表现出“对华强硬”的一面,但很快他就将看清世界大势,更将看清一个真实的中国。
  二是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必须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美国是唯一全球大国,获得对全球战略资源的支配权是其必然选择。从共和党的里根总统肢解苏联和东欧阵营,到民主党的奥巴马在中东、中亚和东亚制造“颜色革命”,都是在推行美国的全球战略,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服务。特朗普胜选后宣布将废除奥巴马苦心经营的TPP,但对其大力推进的以围堵中国为目标的战略东移却不置一词;特朗普和普京“秀亲密”,在国防构想中不再将俄罗斯作为首要威胁,但这并不是他真的亲俄,而是对奥巴马三线作战困境的一个策略调整。正如俄新社发文指出的那样:无论特朗普如何向俄示好,都不能证明美国会放弃自己谋取全球霸权的侵略政策,它不过是将主攻方向从俄罗斯转向中国而已。这真是俄罗斯有识之士的至理之言。
  对以伊朗为核心的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等三大战略力量进行分割包围和各个击破,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和关键。从1991年老布什发起海湾战争,到奥巴马打击叙利亚、制造乌克兰危机、推行“亚太再平衡”,可以清楚看到美国不分党派地持续在中亚、中东、远东三条战线上全面推进。美国对上述三大力量都已完成C形包围,区别仅仅在于在不同时间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和战术。美国的“国师”们一直强调离间中俄,而特朗普眼下准备做的不过就是这些,并没太多新意。
  三是作为财团支持的特朗普总统,不可避免的要照顾那些财团的利益。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组织结构上看就像一个大公司,全体美国人则是股东,美国政府就是这个公司的管理层。美国总统选举相当于股份公司选总经理,控制董事会的大股东们是美国的各类财团。随着美国国体的确立,大财团对总统选举的决定性影响越来越明显,区别仅仅在于不同党派的后面跟着的财团类别不一样而已。而不同财团的支持,总是会在其总统代理人的国内外政策上明显体现出来,比如军工和石油集团支持下的小布什,上来后就在中东开战等等。
  今天,全世界都在议论特朗普内阁里有大批董事长,其实,在特朗普身后还有更多的董事长们。特朗普政府首先必须为他们服务,他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要么只是副产品,要么也只是一句口号。
  四是作为“美国大公司总经理”的特朗普,还必须按照全体“股东”的意见并在“监事会”的规制下行使权力。而正是在最重要的“股东”层面,特朗普没有赢得一致支持。因此,“攘外必先安内”非常适合在争议声中当选的特朗普。美国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对奥巴马和希拉里们的不满,迫切希望重振美国经济,商人特朗普就是被这种需求选择的。这种民意决定了特朗普不敢、也无力对中俄进行军事冒险,一时半会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开战,但却很可能会立即展开对全世界的经济攻势,包括对中国的贸易战。但如果贸易战让美国也惨遭重创的话,届时特朗普又会立即摆出另外一套说辞。总之,他不敢得罪美国民众。
  因此,总统职位不仅不会让任性的特朗普走得更远,恰恰相反,沉重的“职责铠甲”会让他无法轻松。特朗普身上的上述四条绳索,或许都具有一定的弹性,但更多的则是它们作为笼子的硬性。对特朗普而言,“美国总统”就像配有镣铐的道具,他也只能和之前的四十多位前任一样,带着镣铐跳舞。或许特朗普也很清楚,一旦正式进入白宫,他再这样信口开河,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轻松了。(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7/1/7   发布时间:20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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