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巴马 塔纳西斯·科茨 文 钟娜 译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2016年9月27日，美国非裔作家塔纳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对奥巴马总统进行了四次深度对谈，本文为第一次对谈的录音稿，总统高级顾问瓦莱丽·贾瑞特也在场。采访涉及奥巴马的竞选之旅、他的乐观信念的源头、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媒体作为滤镜的强大力量等问题。
　　塔纳西斯·科茨是近年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裔作家，他的《在世界与我之间》在美国拿下了诸多文学奖项。奥巴马是几十年来最具文学素养的美国总统，年轻时候还曾发表过诗歌和文学评论。去年，《纽约书评》还曾刊发了奥巴马与美国著名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长篇文学访谈。

　　科茨（以下简称“科”）：我认为你的当选不仅因为你敢于有总统梦，同时还对这个国家整体怀抱乐观希望。我认为，你很年轻，你真的直接看见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美国白人最好的一面……
　　奥巴马（以下简称“奥”）：是的。
　　科：我认为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不是这样的。我并没有真的在白人中长大，但他们抽象的存在于我生命中曾是一股邪恶的力量，而我不得不在长大后——二十多岁时——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后，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我想问问你认为你的乐观有多少来自于你的成长背景，以及你的国际化经历。
　　奥：好。我觉得这些因素都有。我想我的母亲和祖父母都深深地爱着我。我感觉得到这份爱，也将它留在心中。我在美国之外待过一段时间，这让你看到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成长背景的人们如何想尽办法彼此划分界限，试图高人一等。于是我得以将美国的种族问题看作一个更广阔的人类问题的一个案例，而不是某种独一无二的、我深陷其中的问题。对吧？但我认为，我也获益于我成长的特殊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的55年里——我在地球上度过的岁月——是一段独特的进步的旅程，它是不完整的、不彻底的，是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享受到了、而真正贫困的非裔美国人还没有感受到的旅程。但这种趋势同样让我保持乐观。
　　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我在芝加哥的管理工作有助于约束我的乐观主义，让它更接地气，而不是一纸空谈。这也是为什么对我的前一代人来说，我能够了解老一辈的愤怒、沮丧、苦涩，尊重它、理解它，哪怕我无法完全同意它。
　　科：当你一开始遇到这种事时你就是这样做的吗？
　　奥：没错。部分是因为我自发地去沉浸其中，尽管有时仍然是以智性上的体验。我还记得读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我还记得读完之后，尽管我那时还很年轻，我却对自己说，你瞧，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对吧？这就是我在费城就种族问题发表演讲（《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时想要解释的，那时赖特牧师（奥巴马所参加的芝加哥教会的牧师，其布道引起争议并导致奥巴马支持率下滑，后奥巴马在《一个更完美的联邦》中对此进行了回应）就马尔科姆·X发表了具有争议性的言论。他来自一个与我不同的年代。他有不同的经历。这种被陷害被囚禁的经历，目睹许多有才华的人被一个不公正的体系所摧毁——家人被殴打、被拘捕、被伤害，或无法实现他们的潜能——这会让人发疯。所以我觉得当我搬去芝加哥时，我不仅对此有所了解，哪怕以我相对得到庇护、比较特殊的成长环境来说，我与每一个非裔美国人的经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当你站在餐馆前时会有人把车钥匙递给你，认为你是在那儿替他们泊车的。
　　或者——我在《我父亲的梦想》里写过这一点——我在参加一场网球锦标赛时，本应当照顾所有孩子的网球教练对我说，“你不要用手去摸写了谁和谁比赛的牌子，你可能会把它搞脏。”当你是个12岁的男孩时，你抬头看着某些人，你会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或者当你走进电梯时，你知道里面某个女人住在你这一层或者你楼上，她直接走出了电梯因为她害怕和你一起乘电梯，哪怕你只是个孩子。所以，你知道的，你会对世界有足够的了解，从而明白愤怒是如何一点点累积、溢出，最后，在某些个例里，将你吞没。
　　但是我认为，那时我从相信人性之善中获得了足够的好处——有一个老师帮了我很多忙，非常照顾我，哪怕我有时并不值得他这么做。或者，你知道的，仅仅是看见马丁·路德·金，或者亚瑟·阿什（美国第一位获大满贯男单冠军的黑人网球选手）的出现。而且我成年的时候，已经有了像马尔科姆或者拳王阿里那样的力量和叛逆，也拥有了马丁·路德·金那样的道德信念。这些特质都在相互呼应。它们在对话。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可以从两方的传统中获得力量。或许有时你应当感到愤怒和叛逆，而有时你应该相信美国和美国白人。如果你乐意相信他们，而他们却将你打倒，而你甚至不知道的话，这就有问题了。但如果你过度沉溺于愤怒，看不见有人怀着真诚的友谊伸出双手，那么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囚徒。并没有别人在关押你。
　　科：没错。当然，我也意识到，拥有一位黑人总统是时代的产物、是某些事物共同运作的产物、是某种政府管理的产物——但你是否想过你必须得是一个年轻时没有经历过这种创伤的人？谁能够给予这种乐观态度？——因为不可能仅仅是：好了，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了，大街上随便哪个普通黑人就能站出来，赢得选举；这其中当然有政治天赋的问题——但我认为乐观主义同样重要。
　　奥：嗯。你瞧，我相信，第一个非裔美国总统应当是一个能像我在2004年民主党大会上那样谈及一个理想中的美国。而不是……
　　科：美国不是什么样的。美国没有完成的事。
　　奥：没错。但这一点对所有总统竞选都成立。很少有谁能靠勾勒出一个阴暗、惨淡的美国而赢得选举。
　　科：没错，我们快讲到点子上了。
　　奥：是的。没错，咱们看看我这个观点会不会在这一轮选举中得以应验吧。或许最贴切的例子是尼克松，他采取了南方策略，克服了来自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强烈反对。但作为一个笼统的观点，你很难通过告诉人们情况有多糟来竞选总统。因为在某种层面上，人们想要感受到的，是这个带领他们的人能看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因此，我内心的乐观主义——既来自于我的成长经历，或许也来自于我的性格——是否有所帮助呢？这是肯定的。但我不确定这个人一定得是我。我曾经说过，德沃尔·帕特里克（美国政治家、民权律师）本可以是2008年冲破这层障碍的人。只不过他刚刚竞选州长成功，觉得有义务完成他的任期。但他具有天赋，而我认为他的性格也会赢得当时美国民众的喜爱。或许还有一些其他人也能够赢得选举。
　　科：当你的乐观主义受到挑战时你是什么感受？那天我在和瓦莱丽讲到这一点：当时我在家看国情咨文（美国总统每年在国会大厦众议院大厅举行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报告），有个人站起来大喊：“你撒谎。”
　　奥：（笑）没错，挺难忘的。
　　科：这个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我们都知道南卡罗来纳是什么样子，他确认了我们的感受……
　　奥：没错，是挺难忘的。我记得我看着他心想：你是认真的？你在干什么？快坐下吧。
　　科：你生气吗？
　　奥：你知道，我得说，比起生气，我更多的是震惊。事情发生得太出乎意料，如此赤裸裸——这在我看来有些荒谬——我没法感到愤怒。
　　科：你不觉得受到侮辱或者……？
　　奥：好吧……你瞧，毫无疑问，在我的总统任期里，的确有些时候，我会说，“换个总统你们就不会这么做了。”而毫无疑问，出生证明这件事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美国历史上有43位总统。我不记得有谁被质问过他是在哪儿出生的。还有类似的例子。有一次我正在发表讲话。讲到一半，有人开始大叫。是一个记者——
　　科：《每日通话》的记者。我记得这件事。
　　奥：《每日通话》的。那次我好像更生气。因为乔·威尔逊这个人，你感觉得到这来自他内心一种奇怪的冲动，而《每日通话》记者的行为却像是一种预谋，并且显示出对白宫的不尊重，这一点我认为在白宫玫瑰花园演讲中是史无前例的。我在任期间的困难之一，就是弄明白究竟哪些事源自种族问题，哪些折射了一个越来越缺乏礼节的政治文化、越来越激化的政见分歧。我记得看见比尔·克林顿被指控，希拉里·克林顿被谴责导致了文斯·福斯特（希拉里挚友，白宫副法律顾问，1993年饮弹自杀）之死。如果你问他们，我敢肯定他们会说，“不，事实上，你之所以会经历这些不是因为你是黑人，而是因为你是一个民主党人。”就在比尔·克林顿上任初期，右翼媒体势力崛起，很多过去的界限和礼节就开始崩塌了。
　　其中一种思考方式就是，种族和政见的问题总是相互交织的，你很难将二者分离。不是吗？当我思考茶党运动（2009年初兴起的美国社会运动，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抗议刺激经济复苏计划）或者那些反对我提案的保守党人时，我确信这些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对联邦政府相对于州政府的职权有一个连贯、真诚的看法；他们相信管得太宽——征税、监管、再分配——的联邦政府违背了建国之父们对自由的看法——他们可以脱离种族观念持有这些信念。
　　话虽如此，如果你对美国历史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你就会知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牵涉到了他们各自对蓄奴、吉姆·克劳法（1876-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扶贫、获益方和未获益方的不同看法。因此我在小心避免将任何具体的抵制、轻慢或反对归结于种族问题。但我同样相信，如果有谁赞成他们的父亲受雇于联邦政府，赞成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成立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推动新政，负责解决田纳西河谷的水灾、水土流失等问题，同时负责发电、创造就业等，获得巨大成功）给部分社区发电，赞成修建跨州高速公路体系，赞成《退伍军人权利法》，赞成联邦住宅管理局补贴支持美国城市化进程，从而帮助他们积累财富、创造中产阶级；然而一旦非裔美国人或拉美裔美国人也希望利用这种机制跻身中产阶级，他们就表示强烈反对的话，那么我认为他们至少需要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和当时不一样，什么发生改变了。
　　你知道，我担任民权律师时，人们会谈论全国警局和消防局里非裔美国人占的比例很低。他们会说：“这是一个任人唯才的体制，人人都应该参加考核，这是客观的，除此之外的方式都是反歧视运动（旨在维护弱势群体权益），不公正。”我就在想，好吧，奥马利长官或者克鲁普克长官巡逻的时候，从没有人说这是任人唯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这时候突然认为警官或者消防员不能和他们所在社区熟悉亲近了。究竟什么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到，我一直努力去做的就是秉承前后一致的理念和道德观，即政府能够帮助每个人。我也努力证明在过去对大多数群体可行的东西现在仍然可行。那些反对在这些问题上投资的人很难解释究竟是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塔纳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
　　科：我很感兴趣，你说你是本·尼尔森唯一一个带去竞选的人。我可能记错了，但我记得就《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而言，他属于很难协商的那群反对派。我如果说错了你可以纠正我，但我记得2008年，你在竞选时说两党可以跨越党派共事，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可以合作。如果我们提出合理的提案，人们能够一起行动。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件事不可能这样发生的？
　　奥：头两周。米奇·麦康奈尔（参议院多数派共和党领袖）发言说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奥巴马不能连任。当时这还没有公开，但是……
　　科：当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很吃惊吗？
　　奥：不，因为那时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举动。但是，正如我讲过的，当时的经济急转直下。我预想的是我们可以在初期争取到两党合作，至少先去止血，然后再开始寻常的政治角斗。我们丢掉了成千上百的工作，到处都有人失去家，金融体系被锁死了，汽车产业正在崩溃。失业率很有可能上升到15%，一场真正的灾难近在眉睫。速度也是关键。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急救包，《复苏法案》，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刺激经济的大急救包，我们设计时也会考虑到共和党的观点。我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向各州政府拨款，确保他们不会开除教师、警察和消防员，我们给普通家庭减税，同时拨款开发清洁能源、教育、以及各类其他领域。
　　我至今还记得我和共和党决策会约定见面的那天，我上了车，车开起来，我忘记是谁了，我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约翰·博纳（前联邦众议院议长）刚才宣布他们反对《复苏法案》。他们甚至还没看到它，我还没有发表陈述，还没有跟他们对话。这是我们的第一轮协商，我会跟他们解释紧急的局势，呼吁两党合作帮助美国民众。而他们拒绝了协商。我认为，这件事让我隐约意识到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政治生态。
　　同样，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是一个白人当总统——如果希拉里是总统，乔·拜登（美国现任副总统）是总统——他们同样有可能采取同样的措施。因为当时的政治构架，泛滥的选区操纵，还有越来越分裂的媒体，他们有理由和动力拒绝合作。
　　你知道，米奇·麦康奈尔——以及约翰·博纳（在某种程度上）——的天才之处在于意识到，如果我们要滑入一场糟糕的经济萧条，而总统带着好的意图上任，民主党掌握众议院，掌握参议院——如果总统能成功地带领美国走出萧条，清理掉前任共和党总统留下的烂摊子，那么民主党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占多数席位。但如果在另一方面，共和党不合作，跨党合作失败，联邦政府难以运行，那么执政党将会付出代价，共和党就能赢回参议院或者/以及众议院。这不是一个不准确的政治估算。他们执行得很好，我们在2010年遭遇惨败。因此我在这里学到的是关于政治的教训。而不是关于种族问题的教训。
　　塔纳西斯·科茨，《在世界与我之间》
　　科：我想再深入问一点。你怎么看这个观点：问题不是在于你是黑人总统，而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民主党，尤其是地方上，各州的民主党，已经变成了和种族息息相关的问题？
　　奥：我认为，对于南方民主党的惨败，这个观点是准确的，而从1968年起，几次大选下来，你能看到90%的非裔美国人都把票投给了民主党，而南方以及许多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的白人投给共和党的越来越多，文化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这也加快了这种标签分类。当你在此之上加上政治选区操纵，加上媒体的影响，共和党会选择不合作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的选区不会有人因为他们不和民主党总统合作而惩罚他们。毫无疑问这一点是真的。
　　这一点我这次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对谈的时候可以再谈谈：我认为我汲取的更早的一个关于种族的教训是斯基普·盖茨事件（2009年，美国哈佛大学知名黑人教授亨利·盖茨返回住所被警察逮捕的争议性事件）。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我并没有将它视作很大的一件事，我也没有认为我的发言特别有争议性。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斯基普，他个子很矮，拄一根拐仗，有点瘸，接近70岁。如果他站在他家门廊，最后被铐上手铐，我的感觉是，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有点反应过度了。
　　我承认，斯基普可能会有点，粗鲁，所以我并不是怀疑——我不在场，但如果斯基普在警察上前盘问时措辞不当的话，我也不会意外。你也知道，这不是什么伟大的民权不公待遇。但是有趣的是，我自认为比较随意、比较无害的发言，你也知道，这大概不是——我记得我是这么说的：剑桥的警官处理的方式大概有点愚蠢。事实上，这句话成为新闻的部分原因是，很多非裔美国人都感觉警察对他们并不总能做到一视同仁。
　　这件事的文化反应，以及现在回过头去看白人选民对这件小事反应强烈，我的支持率急剧下滑，这对我来说很有教育意义。有些人说，奥巴马就是从这件事起开始调整他对种族问题上的态度了。这并不准确。事实是，我想要确保，在我试图到处灭火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事情来分散注意力。我的意思是，我有两场战争要解决，我们面对这一场自大萧条以来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在我看来，那时不是开闸讨论种族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这不会有任何成效。我从这件事上学到了两点。其一——这是我在头六个月里习得的诸多教训之一——人们会放大我的言辞。所以我现在重看当时认为完全无害的词语，我再也不会使用“愚蠢”这个词，因为我是总统，我的任何言行都会被放大。因此我或许会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观点，但感觉上不会像是本能的冲动。
　　科：你认为你本可以成功地传达你的观点？
　　奥：我认为我本可以更好地传达它。这是第一个教训。第二个教训是：它向我展示的正是我之前谈论的那面滤镜，能在多大程度上完全掌控叙事，除非你找到终结它的断路器。我开始指示我的工作人员：不要过度反应。因为，这一点千真万确，我的新闻办公室遇到一些我认为没什么好慌张的事情惊慌失措。我的感受是，“剑桥的警官们对我不是很满意，但这不是件天大的事，我们还有其他要忧心的事。”他们在释放那些他们陡然遭遇的新闻演播室里的播送和新闻报道。
　　这在当时意味着，就种族问题，尤其是与执法相关的种族问题，我要确保的是当我们选择准确的语言进行谈论，我们是在选择时机，以便能抓住机会传递讯息，并设法实现真正的进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要塑造一个有建设性的叙事，而不是我们随时都是在防守而已。我很喜欢思考这种时刻，以及它激发的相关问题。
　　科：是的，后果比在你家门廊被逮捕还要糟糕。
　　奥：没错。是的。但是围绕这么一件小事每个人各自的激烈言论预示了我一会儿会提到的一种反应。直至今日，无论我说多少次，“你知道吗？我们的警察工作不容易，他们中99%的人都工作出色”，都没有用，我都会收到信件：“你为什么总是拿警察开火，你恨警察吗？”（笑）我真的让我的新闻办公室整理出一个文件包，里面包括我过去发表的30份发言，用高光笔标记出来，分发到选区去——你知道，警官们的妻子总是替她们的丈夫忧心忡忡，我不想忽略她们。但这告诉我人们看到了新闻，听到了新闻。向他们过滤信息的滤镜非常强大。这是我执政早期得到的教训：滤镜非常强大。

来源时间：2017/1/7   发布时间：20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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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巴马 塔纳西斯·科茨/文 钟娜/译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2016年9月27日，美国非裔作家塔纳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对奥巴马总统进行了四次深度对谈，本文为第一次对谈的录音稿，总统高级顾问瓦莱丽·贾瑞特也在场。采访涉及奥巴马的竞选之旅、他的乐观信念的源头、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媒体作为滤镜的强大力量等问题。
　　塔纳西斯·科茨是近年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裔作家，他的《在世界与我之间》在美国拿下了诸多文学奖项。奥巴马是几十年来最具文学素养的美国总统，年轻时候还曾发表过诗歌和文学评论。去年，《纽约书评》还曾刊发了奥巴马与美国著名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长篇文学访谈。

　　奥巴马（以下简称“奥”）：好，你打算从哪儿开始问？
　　科茨（以下简称“科”）：你知道吗，我刚才在想一件我今天听说的事，我想看你能不能核实一下，如果你可以的话，能不能再讲讲。我听说你的就职典礼当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晚会。是真的吗？
　　奥：（轻笑）没错。
　　贾瑞特：是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
　　奥：你是在问第二任期的？
　　科：是第二任期的吗？很多名人，好像有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和亚瑟小子（Usher）？
　　奥：第一任期的就职礼——你知道的，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当你初来乍到时，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时有很多州舞会，我们就以为——有人跟我们说——你应该每个都去。于是……
　　科：你试着照做了？你试着每个都去了？
　　奥：我们每一个都去了。每一个跳一场舞。
　　科：五十场舞？
　　奥：不，不，不是每个州都办舞会，我们去了10个或者20个。我们跳完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了，所有人都在玩，但等我们回到白宫的时候米歇尔的脚很痛，都肿了，我很累了，我们待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就睡觉了。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懂了。所以我们就只参加了三个舞会，回来后请了DJ，亚瑟小子和史提夫。
　　科：你们玩到几点？
　　奥：三点半？四点？
　　科：第二次的对你来说是不是更好玩？
　　奥：没错。
　　科：因为你是第一个黑人总统，但也因为“哇，这实在太……”
　　奥：嗯。我是这么看第一任期的就职礼的，它就像是你的婚礼，很快乐幸福的瞬间和场合，但你太忙了，有很多压力，要确保这个婶婶，那个叔叔，还有所有的侄儿侄女都能拿到票，最后你甚至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次时你就能好好品味了。但的确如你所说，也有一部分政治因素。因为我们经历了美国自1930年代以来最艰难的四年。能第二次赢得多数选票证明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国家很多群体，并且他们相信我们的努力。这次就职不仅仅是一个感觉不错的瞬间；它证明人们认为我们干得不错。
　　科：我认为对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我自己当然就属于这个群体——我那天和瓦莱丽说，有一个黑人总统就像一个玩笑，在每个黑人脱口秀的节目里随处可见……
　　奥：没错。我有个朋友给我看《乌龙元首》（Head of State，2003年上映美国电影，讲述非裔小议员当上美国总统的故事）——记得克里斯·洛克和伯尼·麦克（《乌龙元首》主演）吗？——那时我正在竞选总统。他说，“兄弟，你一定要去看看《乌龙元首》。”（大笑）
　　科：没错，这就像一场爆笑连连的喜剧。但我认为你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你能够看见这个目标，同时坚信：是的，这可以发生，然后让它第二次发生。我现在特指的就是种族问题……我们中有的人说：“这不可能发生。”然而看到它第一次发生、第二次发生一定能巩固很多你的信念。
　　奥：正如我刚才说的，第二次的时候，人们看见我干的事了。他们看见我取得胜利，看到我遭遇失败，看到我犯错，他们见证了我的起起落落，所以那时候他们很了解我。我不仅仅是他们投射的希望了。你知道的，在2008年的竞选里，我们总会相互提醒，人们把很多东西都寄托在我的竞选上——你知道的，他们希望我的当选能解决所有种族问题，或者能证明我们已经超越了种族问题，或者预示我们将魔法般地跨入渐进主义政治的新时代，表明我们已经战胜了过去守旧落后的政治。
　　他们同时还希望我们能克服困境，想办法走出大萧条，想清楚该怎么解决医保问题（哪怕用笨办法），想明白怎么逐步停下两场战争，如何清理行政管理，振兴诸如司法部民权部门。人们看到了这些努力，然后他们需要做决定：我们希望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吗，我们对这个人有信心吗？至少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第一次当选是一场艰难的胜仗。我看见了它，我看到了它实现的可能性，但每件事的累积是你无法复制的。第二次当选作为结果来说感觉更扎实，因为它的胜利更困难。你也知道我们没有顺风助力，我们有很多顶头的逆风。
　　科：没错，关于这一点我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我想知道你是什么看法。为什么你能够看到它的可能性？
　　奥：第一次竞选？
　　科：对。你说你看得到那个可能性。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这样看待自己——当然你也知道，很多非裔美国人无法这样看待自己——区别在哪里？
　　奥：嗯。我得说有很多原因。其一是我当选了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而伊利诺伊州在人口分布上是最能代表全美的州了。如果你去看黑人、白人、拉美裔、农村人口、城市人口、务农群体、制造业群体——如果你把全国人口横截面浓缩一下，就得到了伊利诺伊州。当我竞选参议院时，我得去伊利诺伊州的南部，它的边远地区，务农的区域——有些地方有很深的种族问题渊源，有的地方根本就没什么非裔美国人，而我看到自己具备能力和这些社区、这些人相互理解，共同对抗某些相当可怕的对手。
　　当我竞选参议员时，包括我共有7个候选人。其中一个是丹·海尼斯，他已经是州审计长了，是前参议院议长和民主党主席的儿子，来自伊利诺伊州根基深厚的爱尔兰裔家庭，获得了103张选票中的100张，还获得了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支持。但我们赢了那场竞选，我不仅仅是一个从芝加哥来的非裔美国人，而是一个有异国背景、名叫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非裔美国人，我能够与一个更广阔的选民群体沟通，也更能够吸引他们。
　　接着，别忘了，2004年民主党大会的反响确实是出乎意料，于是我有两年时间在踏访全国时看到这些反响。我为其他民主党人拉票。本·尼尔森是参议院里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之一，他来自内布拉斯加州，他只会带一个全国民主党人替他拉票，因为他就是想和其他民主党人拉开距离——而他选的那个人就是我。因此我愿意竞选、并且看到了这个可能性的一部分原因是我有两年时间在全国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并且这些群体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非裔美国人；而且他们都在很偏远的地区，或在你意想不到的地区。它们既不是大城市，也不是什么自由派的飞地。因此我所看见的告诉我，这是可能的。

　　科：你曾经有过怀疑吗？
　　奥：有过。
　　科：你有过怀疑？
　　奥：你瞧，我觉得瓦莱丽记得我们坐在我家厨房餐桌边——我的一群朋友，一些政治顾问，还有米歇尔——我认为我们的基本估计是，或许我们有20%、25%的可能性赢。
　　科：赢得总统选举？
　　奥：是的。因为我的确认为，在布什总统留下这么多问题之后，谁能赢得民主党提名谁就能赢得总统选举。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我能否获得党内提名，尤其是面对希拉里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而我的观点是，这虽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我从未怀疑我不能得到白人的支持。
　　科：你从未怀疑过？
　　奥：是的。并且我认为除了我竞选参议员的胜利之外，如果你还想挖得更深一点，那么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混血孩子——我有一个非裔父亲和白人母亲，她和来自堪萨斯的父母非常亲近，因此我心里不会像——好比说米歇尔那样，认为歧视是存在的，认为白人不会公正对待我，或不会给我机会，或者不会根据我的能力来评价我的观点。这其中有一点家庭因素。
　　从小我接触过至少一小部分白人，这些和我很亲近的人爱我胜过一切。因此哪怕长大成人后，哪怕我已经40岁、45岁、50岁了，那种记忆让我在走进一个房间，面对一群白人农民、工会成员、中年人时，我不会边走进去一边想：老天，我必须向他们证明我是正常人。我走进去，我会想：瞧，这群人和我的祖父母很像。我看到我的外婆用来做果冻的模具，他们在壁炉台里也有很多一样的小玩意儿。于是我或许通过假设我们之间没问题，而让他们放松了警惕。
　　要说有什么担忧，我的担忧是当上总统，我真的很年轻。我是说，当我回头看我在2008年竞选总统时的照片时，我看起来就像个孩子。因此我参选时的不安更多来自于我才在参议院干了两年，三四年前我还是一个州议会议员，而我现在就在竞选这片土地上的最高职位了。
　　科：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停留一会儿。你知道的，为了准备这篇稿子我读了很多你过去的写作。在读《我父亲的梦想》时我注意到一件事情；这本书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了，这一次很不同。
　　奥：你是说第二次读时？
　　科：没错，八年后重读。而且还……
　　奥：看到这期间发生的事情。

　　科：没错。我在其中发现的一件事是：你的外公看到一个黑人喜欢他的女儿，并且接受了。
　　奥：是的，我跟你说，我也一直为之感到惊讶。正如我之前说的，我父亲并不是什么哈里·贝拉方特（美国黑人歌手）。他是正宗的非洲人。他是个正宗的黑人。尼罗河沿岸的那种。（笑）所以，没错，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外公外婆。我并不是说他们对此很高兴。我也不是说在那家伙（指他父亲）走之后，他们没有对视着说，“什么鬼？”但是无论他们有什么不满，他们从未向我表达过，从未在他们与我的互动中流露出这种情绪。
　　当然，正如我在书中写到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在夏威夷这个比较特殊的环境里，它让一切更为轻松。我不知道如果他们当时生活在芝加哥的话会不会这么容易，夏威夷的种族界线比美国大陆的要模糊得多。但我的确认为，归根结底，我确信人终归是人，这个国家非常特殊的种族主义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在黑人和白人之间造成了许多重大差异，但人们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这单纯地来源于我的内心。我这么想是一种生物上的必要，不是吗？因此我的政治观点也会反映这一点。
　　不过，最后关于这一点要说的是，我当选总统，既因为我相信自己能在2008年获胜，也因为我很幸运，或许还有一点点天真。2008年时我从未遭遇过福克斯新闻、拉什·林堡（美国右翼电台主持人、政治评论员），整个保守媒体生态系统的诋毁，因此我在参议院的头两年，我的选票都是70%。因为人们基本上没有透过滤镜来看我。我在市政厅开会，和他们直接对话，他们遇见过我，或者我会在大学或者海外战争退伍军人礼堂里讲话。他们没觉得我试图夺走他们的东西给黑人，包庇罪犯，没有将我视作非裔美国政客以及自由派政客的典型。在2008年竞选的尾声，你开始看到这样的棱镜渐渐形成，尤其当沙拉·佩林成为候选人。几乎我一当选，它很明显就开足火力了。它影响了一大部分白人选民对我的看法。
　　我坚信，这一点说明的是，种族间的怀疑，它在政治中的呈现方式，部分来自于人们日常的交往，来自于我们去不同的社区、学校、教堂，拥有不同的跨越几世代的记忆。其中有一部分建立在一个持续的基础之上；它每时每刻都在诞生。而我认为我初上任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很大一部分选民、尤其是白人选民，在什么程度上将只能看到这一种分隔的现实。
　　你知道吗，比尔·克林顿给我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和他担任州长并竞选总统时的一个助手一同回到阿肯色州，这位助手后来竞选国会议员，那时快要从国会退休了。他是最后一批来自南方保守州的民主党人中的一个。他们四处走走，这位前国会议员对比尔说，“你知道吗，我不认为你今天还能赢得阿肯色州。”比尔说，“为什么？”助手说，“你知道吗，我们过去竞选时，你和我会开车到这些小镇和社区，你会和这些小镇报社的出版人和编辑见面，你会和他们聊天。他们对这些时事相当了解，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怪癖和盲点。你作为一个民主党人讲讲民权、投资社区的必要性，他们能够理解。但现在这些报纸都没了，如果你随便走进一家酒吧，随便一家理发店，唯一播放的只有福克斯新闻。”这改变了整整一代选民，利用了他们最深层的焦虑……
　　科：我只是提一个相反的论点，我在想有人或许会说——对这些选民，当你无权无势的时候他们更喜欢你。换句话说，当你真的变成黑人总统了，那就成了现实。而这就触发了他们的恐惧……
　　奥：嗯，嗯。我认为……（沉默许久）
　　科：就好比，他们需要福克斯新闻了。
　　奥：嗯，但我会这么反驳：你所指的相信福克斯新闻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我。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说对很多选民来说，关于人口的变化和种族多元化的上升趋势的担忧、怀疑以及恐惧并不存在。它们是存在的。我要说的是这些情绪在受到他们每天所见所闻的影响。他们更容易受到操纵影响，他们可以朝更好的方向变化，也可以朝更坏的方向变。如果他们每天看到的、认为的事实是这个黑人总统试图伤害你、夺走你的东西、庇护“他的自己人”，那么他们就会是一种反应；如果他们听到的是这个总统试图帮助你，但这很困难，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还必须做出这样那样的决策，那么他们的反应又会不同。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关于“奥巴马医改”的辩论，它被定型为“他试图从你这里抢走东西然后免费分发”——这个免费的东西可以是医保也可以是免费的手机，免费的奶酪，或者别的什么——这种说法成了主导观点，哪怕其中有的群体最能从这个项目中获益。一部分原因和故事有关，他们正在接收的叙事。人们没有能力进行事实核查，你知道的，他们没法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尤其是面对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项目。
　　科：你觉得在现在这样的具有多种渠道接收信息的时代，这种问题还是存在吗？
　　奥：没错。你知道的，在某些方面，这些信息渠道更便于捏造完全偏离事实的故事。看看现在这场选举，看看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他没有任何事实基础。但正因为网站、博客、在线内容的繁殖，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滴水不漏的世界，人们无法从现有的猜测中走出来。我认为这是个更大的问题，但并不是一个更糟糕的问题。我猜想关键在于：是否有这样一群人，哪怕他们自己也拒不承认，他们会仅仅因为我是非裔美国人就不给我投票？肯定有。我在竞选参议院的时候遇到过，我如果想叫一辆出租车也会遇到。我是否认为绝大多数美国白人是这样的？当然不。我认为我的当选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我是否认为，那些原本并不害怕或担心非裔美国人当权的好人会因为他们见到、听到、读到的脱离事实、证据、现实的东西影响，而变得担心、怀疑、害怕了呢？我认为这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来源时间：2017/1/7   发布时间：2017/1/7

旧文章ID：12182

作者：忻怿  来源：澎湃新闻

　　稍微熟悉中美关系的读者都知道，在1980年代中美关系迎来所谓“蜜月”，中美战略关系之密切，尤其以两国防务及安全合作为主轴。客观上看，中美防务关系开启于中美关系解冻的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所构想的中美防务合作亦初步实践于这一阶段，相关内容构成中美关系史中的隐秘内容。

　　美国弱化“中国威胁”，承认中国的“非侵略性”
　　尼克松—基辛格团队掌权以来，回归现实主义外交，承认国力限度与国际政治多元化等是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主旨。其中，对华、对苏的“双和”战略是其基石。同期，中国方面也修正“两个拳头打人”的激进外交。就此，自70年代初美中关系解冻，美中关系和解与初步发展衍生出亚洲冷战转型的新叙事。
　　尼克松及基辛格奉行尊重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战略，力图将美国从自由理想主义的冷战十字军迷途中扳回来，清楚认知全球权力态势变化及美国力量与义务的边界。尼克松决心实现美苏缓和，同时谋求与中国接触，降低美中对抗的刚性及烈度，帮助其摆脱战略困境。
　　但尼克松秉政伊始依旧保持着浓烈的防华遏华思维，对华“革命型反美国家”的认知心理也并未从美国对华认知中轻易消除。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军方强硬派的对华疑惧有增未减，其强烈冷战思维影响了尼克松的对华认知，这在其上任伊始就对华反导的“哨兵” 反弹道导弹系统及核打击预案的修订中得以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实际部署方面增强了对华作战准备，但尼克松政府明显弱化了约翰逊时期就“中国威胁”的放大性宣传。相比于民主党政府严厉保守的对华敌视态度，尼克松在遏华措施的外宣方面温和许多，这显示出其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1969年初美国对华认知依旧较为保守，而年内迅速激化的中苏矛盾大大提速了美国对华接触与积极认知的历史进程。当年中苏接连爆发的边境冲突引起了美方重视。铁列克提事件后，美国判定中苏关系难以扭转，尤其担心莫斯科对华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苏联策划在中国核反击能力壮大前解除其核武装，乃至改变中国政权的图谋令美国高层深感震惧。
　　就此，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决定借力打力。他认为，美国此时“不应显得与苏联一起合谋应对中国，而应尊重并接触中国”，应坚持对华政策中的缓和接触设想。通过研判1969年到1970年中国政情发展与对外政策调整，白宫进一步确认“北京是防守方和易受攻击者”，历史性地承认中国的“非侵略性”，认定“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事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
　　尽管保守性浓厚的对华军事防遏继续留存于尼克松政府对华防务政策的基本框架内，但在美中关系解冻的前期酝酿中，对华军力尚弱、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转轨及“非侵略性”国家形象的认知，成为对华政策调整的思维前提与现实基础。就此，加速推进美中关系解冻成为华盛顿的共识。而在解冻初期，以民用科技及经贸交流为载体的美国对华技术输出以及双边就某些防务议题的磋商，成为美中核心政治议题难以推进情况下推动双边关系演进的独特触媒。
　　西方国家的战略：“联华制苏”与“技术扶华”
　　美国在推行对苏对华“双和”战略时，事实上偏向中国，美方以解冻一般经贸关系为着手点，谨慎推进美中正常化接触。而在民用经贸科技交流基础上出现的某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对华技术转让，成为美中防务关系中的特殊内容。
　　至1971年年中，基辛格制定出对华经贸政策的分阶段目标，即要不断提升美中贸易层次，最终目标要使美中经贸水平超越对苏东国家的经贸往来规格。不过，一些具备军事价值的民用装备暂时禁止售华，如制造高精密无缝钢管的机床、螺旋桨推进器、自动化农用机械、燃气轮机、雷达及侦测照相设备等。基辛格同意并认为，美中接触明朗之前，应暂时平衡美苏与美中经贸关系，不能破坏美苏缓和。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强调，中国是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实体，“强大并不断发展的中国不对美国造成威胁”。就此，他表示愿意开展两国经贸交往。中方予以正面回应，决心开启双边经贸科技交流，强调相关合作将通过日后的互驻机构深化落实。尽管中方就此议题并没有美方所预想的那样热切，但美方注意到中国驻外机构在扩大收集中外科技经贸合作及西方科技等讯息，保持着灵活。美方清楚，中方此种态度源于其就中美关系更具原则性、宏观性政治问题的把握与坚持。而对于西方技术如若表现得过于渴望也会损害中国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原则。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并未完全转轨，中国对于西方先进技术渴求还并不强烈。
　　为助推尼克松访华后形成的良好氛围，1972年3月底，美国国安会进一步制定了提升对华技术输出与经贸交往的新政。借双边经贸技术交流局面的打开，中国对美国民用飞机及航空、通讯器材等表现出浓厚兴趣。中国表示希望购入波音707型客机并与休斯航空航天公司及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展合作，以升级中国卫星地面通讯系统。中方还与洛克希德公司展开采购民用航空器材的谈判。
　　1973年2月，美国决定授权波音公司为对华出口的美国客机再额外配售8套惯性导航系统。其虽为民用技术但具备潜在军用价值，售华先进民用导航系统是新中国历史上美国先进装备输华之肇始。
　　虽然构建美苏缓和是尼克松对外战略的绝对要务，但这与在战术上提升中国常规军力、战略上作出扶华姿态并不矛盾，反而能够促进苏联配合缓和。就此，美方加速落实上海联合公报的诸项内容，对华输出技术装备构成了美国对华防务政策的重要内容，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借西欧盟国之手帮扶提升中国包括军事科技在内的技术水平。
　　基辛格早在1971年下半年便开始考虑允许西欧制定对华出口敏感装备技术清单，先期展开对华先进民用技术，甚至军用技术装备的输出。借盟国之手对华输出高新技术乃至军用装备这一随后持续近20年的对华防务政策的突出特点在此时初现端倪。至1973年7月，英国政府声明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斯贝”MK202 型军用发动机。总体上，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技术输出虽以民用技术为主，但有的也具备军用价值；西欧对华技术输出也同期开启，且步伐与力度更大，堪称西方集团就“联华制苏”与“技术扶华”的战略分工。
　　交流情报，共同应对地区危机
　　与技术输华一道，情报合作成为美方润滑美中关系的重要手段。1971年的基辛格访华开启了美中两国就苏联军事威胁进行某种形式的情报交流。两次访华中，基辛格均向中方通报了中苏边境的苏军兵力部署情况。1972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访华时表示，美方准备在不寻求中方回馈的情况下，单方面向华提供自身条件所能支持的苏联等国对华军事威胁的相关情报。就此，中美互设联络处之前，纽约渠道与巴黎渠道成为中美进行沟通的制度性平台。无疑，苏联威胁持续助推着包括防务关系在内的美中关系，成为两国核心分歧尚存情况下双边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中美战略互信有待加强、情报交流帷幕拉开之时，1971年11月末突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也成为增强两国互信、深化防务关系的催化剂。南亚危机、中东战争、安哥拉内战等地区重大事件一度对70年代的美中关系产生较大推动作用，对巴基斯坦、埃及等友好第三国的共同军援构成美中防务领域初步协作的重要内容。
　　两国就南亚危机密切交换意见。双方就控扼印度战争行为、交换印苏情报及援助巴基斯坦等取得重要共识。1971年11月23日，黄华向基辛格表示，中方将采取包括军援在内的各种措施支持巴基斯坦，会在印军东线附近战略佯动，施以压力。黄华还向美方了解印苏两军情报。基辛格表示，“美方会在任何时间提供中方所需的印苏情报”，“如果中方认为印军是严重威胁而需采取军事行动，美方将阻止他国干涉并及时通告相关讯息”。12月10日，印军空袭西巴基斯坦已四天。黄华表明，“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中国将向西巴派遣军队，同时集结强大力量威慑印度，阻遏印军战争扩大化的图谋”。美方表示赞赏，同期以护侨名义派遣航母战斗群前往孟加拉湾震慑印度。中美两国的有效威慑使印方未敢派遣地面部队进攻西巴基斯坦。南亚危机促成的中美合作还延续到战后，美国此后多次请求中方对巴基斯坦施以军援。中方表示将向巴军提供歼6型歼击机及轻型主战坦克，希望美国也对斯里兰卡加大援助，构筑对印反包围圈。
　　自此，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发展使基辛格确认两国正在发展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是两国回归现实主义对外政策的结果，是基辛格所认为的美中“心照不宣同盟”的雏形。
　　除巴基斯坦，中美对埃及等友好第三国的共同军援也是同期美中防务关系中的亮点。美方比较重视作为世界第二大苏式武器生产国的中国，向苏式军备体系国家提供苏式装备所产生的独特战略影响。1974年1月，基辛格向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提出，希望中方满足埃及领导人萨达特的请求，向埃出口歼7型战机并援建制造厂以弥补其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严重损失，中方表示同意。美中对于埃及的扶持有力保证了萨达特民族主义反苏政策的落实，两国在防务领域的战略配合达到新高度。
　　尼克松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抵牾
　　技术输华、情报交流及应对地区危机等助推下的美中防务关系促使基辛格产生了美中“特殊关系”与“心照不宣同盟”的战略认知。然而正是白宫就美中防务关系发展态势的过度乐观与战略误判，以及两国就一系列防务议题所引爆的矛盾，直接导致美中防务关系乃至双边政治关系在尼克松执政末期暂时遇困。
　　首先，核裁军及军事热线议题。对华对苏“双和”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将中国“制度化”至维持权力均势及地区稳定的国际秩序架构内。在高频度的访华行程中，基辛格多次建议美中苏应签署相互通报紧急情的协议，筹建美中高层军事联系热线，邀请中方参与国际核裁军进程。但周恩来明确表示中方不会被其“束缚”，拒绝建立联系热线。
　　其次，美军亚太军力部署议题。随着美中防务磋商的拉开，中方对美国亚太军事存在表示不满，希望其撤军。但基辛格表示，除了驻台及南越的美国武装力量将逐步撤出，驻日韩美军不会撤退。尼克松则向中方暗示美日同盟其实可帮助中国遏制日本崛起。中方也趋向现实，对美国亚太军事存在不得已而默认接受。
　　再次，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议题。尽管中方已经就美中深层次军事交往表现出某种游离和谨慎态度，但在较为乐观的发展对华防务关系的战略期许下，基辛格于1973年11月访华时，提出构建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与美中军事合作建议。这成为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华防务政策中“联华”思想的高峰，但也直接引起了美中防务及双边关系的震荡。
　　基辛格面见毛泽东时隐晦地表示愿意提升中国军队应对苏联入侵的战略战役反击能力，毛泽东则表示苏联可能会掐灭中国核武，随后话题移到他处，基辛格认为他已经就此项美中军事合作议题向毛泽东“挂了号”。因此基辛格在随后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表明，虽然美中都不愿公开建立正式军事同盟，但是在技术层面低调提升中国军力是美方所乐见的。他直言不讳，“美方准备了一些技术性文件，在于如何改进中方的弱势地位，如何提升面对苏军进攻时中方的预警反应时间和生存能力。如果总理感兴趣，美方愿意在小范围内密谈”。推动美中建立针对苏联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威胁的卫星预警系统，以及暗示在中国境内构建此系统是基辛格极力说服周恩来进行详细会谈的关键议题。但周恩来表示这是极其复杂的战略问题，必须请示毛泽东，而直到基辛格离京，中方都并未作出任何回应。
　　面对美方上述建议，毛泽东十分敏感，他认为周在中美会谈中“说了错话”，周主管下的对美外交也受到批判。毛泽东认为，对美国的军事帮助，中方“基本上一切不要”。无疑，毛泽东就中美防务关系之深化持否定态度，并为中美防务乃至双边关系的接近程度与亲密层级设了限、定了调。随着1974年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美政策一时呈现“左”转态势。美中关系一时间逡巡不前，一度活跃的美中防务关系也受到冲击，并一直延续到福特政府时期。直到美苏和缓态势终结、卡特主义出台，特别是邓小平秉政与中国国家发展道路及政治生活主题完全转轨，美中防务关系才再次复振，并于80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

来源时间：2017/1/7   发布时间：20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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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攀，郑启航  来源：新华社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月3日宣布提名里根政府时期贸易官员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一职，至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团队已初步成形。
　　贸易是特朗普竞选的核心主题，他曾承诺上任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对进行不公平贸易的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特朗普会否兑现这些竞选承诺、其贸易决策机制是否有效都备受关注。
　　重塑贸易政策架构？
　　在提名美国贸易代表人选之前，过去几周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已宣布设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和国际谈判特别代表的新职位，并透露将给予商务部更大贸易政策制定权。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正对美国过去50多年的贸易政策架构进行大幅改革。
　　根据美国政府部门的传统分工，上世纪60年代起设立的美国贸易代表负责制定和协调所有政府部门的总体贸易政策。但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日前发表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制定权似乎正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转向其精选的少数“亲信”，主要是商务部长提名人选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提名人选彼得·纳瓦罗。
　　特朗普的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上周表示，美国贸易代表仍将是美国对外贸易协定的主要谈判代表，但罗斯、纳瓦罗与特朗普新任的国际谈判特别代表贾森·格林布拉特也会参与到相关贸易决策中。
　　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员菲尔·莱维认为，从特朗普目前宣布的政策架构来看，美国贸易代表的政策影响力将排在罗斯与纳瓦罗之后，未来美国贸易代表要赢得海外贸易伙伴的尊重和信任将变得非常困难。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特朗普让商务部领导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与以往惯例有着极大不同，将会遭到美国国会的反对。因此，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制定和落实的效率、白宫与国会的关系、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都将面临新的考验。
　　退出TPP？
　　去年11月，特朗普曾宣布入主白宫后的“百日新政”计划，其中包括上任第一天将签署退出TPP的意向声明。特朗普在竞选中也曾多次抨击TPP将“摧毁”美国制造业，承诺当选后不再签署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而是注重一对一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特朗普上任后真的会放弃TPP吗？美国贸易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不大会在今年就TPP采取任何立法行动，但可能会在2018年后重新审视TPP对美国经济和战略的影响，不排除就某些条款重新谈判后给TPP“改名”、转而接受TPP的可能性。
　　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说，短期来看特朗普很难软化退出TPP的政策立场，但在未来某个时候特朗普很可能会对TPP进行“重新包装”，“取一个不同的名字”，告诉支持者他“抛弃了TPP”但达成了一个对美国更好的贸易协定。
　　赫夫鲍尔表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些重量级议员并未放弃批准TPP的努力，美国商界大体上也支持TPP。
　　重谈北美自贸协定？
　　美国媒体预计，特朗普上任后很快会启动重谈北美自贸协定，墨西哥与加拿大也已表示愿意就升级北美自贸协定展开讨论。
　　美国商务部长提名人选罗斯曾批评北美自贸协定给予墨西哥过多税收竞争优势，使得许多美国企业将工厂搬迁到墨西哥生产，然后再将组装后的产品运回美国销售。事实上，北美自贸区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比较成熟的产业供应链，重新商谈北美自贸协定可能会改变原有的供应链网络而增加企业经营成本。
　　美国国会议员对于重谈北美自贸协定也存在分歧。积极支持重新谈判的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表示，他会建议特朗普政府就原产地规则、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环境和劳工保护标准等议题重新进行谈判。共和党众议员戴夫·赖克特则持谨慎态度，他警告退出北美自贸协定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失。
　　对贸易伙伴和企业征税？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通过行政命令或者作为税改计划的一部分，以“边境税收调整”的名义对进口产品征收高达10％的关税，以促进美国贸易平衡。
　　另外，随着纳瓦罗、莱特希泽等强硬派官员加入特朗普贸易政策团队，外界预期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更加积极地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包括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保障措施等，美国与其他国家可能会爆发更多贸易摩擦。
　　不过，特朗普执政团队在贸易政策上并非“铁板一块”。候任副总统彭斯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特朗普提名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财政部长人选史蒂文·努钦也都支持共和党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立场，反对将缩小贸易逆差作为美国的贸易政策目标和征收惩罚性关税。这预示着特朗普要落实竞选中那些极端的征税承诺也会遭遇内部阻力。

来源时间：2017/1/5   发布时间：2017/1/4

旧文章ID：12175

作者：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1月3日是美国第115届国会召开的第一天，着手推翻奥巴马的一系列政策毫无疑问本应是共和党掌控的新一届国会任务清单里的重头戏。然而，就在新国会召开的前夜众议院共和党人却进行了一次闭门的秘密投票，在国会掀起了不小的风波。而特朗普通过推特对本党议员的迅速压制，也显示出特朗普与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之间关系的某些特征。
　　新国会首日局面混乱
　　3日，共和党议员以119票对74票赞同将国会道德办公室置于众议院道德委员会领导之下。这一变更原计划在当天作为有关国会众议院规则系列的一部分正式得到众议院的批准。
　　2006年，美国国会爆出腐败大案，众多国会议员涉及其中，其中当时的众议员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汤姆·迪莱也因此事锒铛入狱。美国国会于2008年设立了独立的国会道德办公室对议员的操守行为进行监督。然而自从这个办公室创立以来，民主共和两党许多议员就对它心怀不满，认为这个办公室权限过大，而且还可以被出于党派性的目的所利用。
　　共和党早就打算限制或者废除这个令他们如坐针毡的道德办公室，2011年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前民主党议员梅尔·瓦特（Mel Watt）曾经提出一项修正案削减这个道德办公室40%的预算。他曾经因为在一个关键的金融改革前进行募款活动而不幸成为被这个办公室调查的议员之一。
　　如今共和党在国会占尽优势，共和党似乎看到了机会。不过事情显然并不像这些共和党预想的那样顺利，他们低估了这一举动的政治风险。这一举动几乎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和声讨。除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共和党方面，包括众议员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多数党领袖麦卡锡也纷纷表示反对这一变化。
　　不过，对这一计划的成败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来自于特朗普的表态，特朗普在3日早上连发两条推文对共和党的这一行动进行了抨击。
　　“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他们真的必须把弱化独立的道德操守监察机构作为首要任务吗？尽管它也许不公正，”特朗普在第一条推文中说，不久他又发出第二条推文：“把注意力放在税改、医疗保健一其他更重要的事上！”特朗普还在这条推文后面加上了“#DTS”的标签，意思是“排干沼泽”，这是他在竞选后期的重要口号之一。
　　在特朗普推文发出的数小时之后，国会在新会期开始的第一天便撤回了限制国会道德办公室的计划，整个计划在不到24小时内迅速破产。
　　特朗普未来或经常公开批评共和党
　　《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转变。这一天，共和党领袖本希望展示逆转奥巴马政府多项政策的实力。
　　不过，虽然部分共和党人的这个图谋在遭到两党高层以及特朗普的强烈反对在之后迅速破产，但是考虑到国会在特朗普百日新政中将要发挥的重要作用，未来特朗普将如何与国会进行博弈仍值得观察。
　　特朗普发出推特后数小时，共和党人就迅速放弃了限制国会道德办公室的图谋，这显示出特朗普对国会的巨大影响力。《华盛顿邮报》称，这一意味深长的事件显示，特朗普已将政权的剑柄指向国会山，他能让议员们畏惧，产生想要的结果。
　　美国网络新闻杂志Slate周二报道认为，众议院共和党限制国会道德办公室的努力遭遇反弹情绪可能影响到了特朗普的推特。从这件事中既可以看到公众压力的力量，也可以看出众议院共和党的方法和优先选项，以及特朗普与两者的关系。
　　Slate评论称，有必要认真对待特朗普的此次反应，这或许反映出特朗普将他的机会主义行事风格延伸到了国会。“如果能够加强自己的个人地位，他会将自己假定的盟友扔下车。”
　　不过，这一事件也暴露出特朗普与共和党之间的分歧。《纽约时报》4日称，共和党承诺过，若控制国会和白宫将结束华盛顿的政治僵局。现在看来不仅共和党内部存在分歧，反建制派的候任总统特朗普今后恐怕还会时常公开批评自己的党派。
　　POLITICO网站3日称，特朗普在国会道德办公室问题上的态度让他的共和党同僚们开始琢磨，接下来四年是否都会受制于特朗普的此类指令。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表示，“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关系将是复杂和不合常规的，他们之间的紧张将超出预料。”

来源时间：2017/1/5   发布时间：2017/1/5

旧文章ID：12172

作者：薛力  来源：《世界知识》2017年第1期

　　以“不确定性”著称的唐纳德·特朗普先生，2017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后，将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东南亚政策？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关注东南亚问题者念兹在兹的大问题。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他将转向孤立主义，以便落实“美国优先”的竞选诺言，从而给中国腾出“东南亚空间”；一种认为，他的扩军主张，将强化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从而加大中美战略博弈紧张度；还有一种观点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认为他声称要退出TPP，这将打击为加入TPP而付出了不少代价的越南等东盟成员国；而他对穆斯林的态度，将影响美国与文莱、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成员国的关系。两因素共同作用，将使得东盟在安全上不再那么依赖美国，从而成为中美冲突的缓冲带。
　　与国内事务相比，美国的行政系统在外交政策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总统及其安全与外交团队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者。这个团队与总统经过6〜12个月的磨合后将展示美国外交政策的大体轮廓。因此，分析这些人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大致了解特朗普上台后的外交政策。
　　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与研究，大致可以得到若干初步判断。特朗普本人的主要特点是：极其自信但缺乏行政经验，重商业逻辑但追求利益时不按牌理出牌，不喜欢现在的体制内精英但缺乏自己的班底，WASP（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至上但不清楚这种主张落实的限度。这些因素决定了他在外交政策上将主要依赖于外交与安全团队。从目前看，他选择的外交与安全团队人员主要是年纪较大的白人，富商与军人是两大板块。这些人的主要特点是：冷战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已经定型，他们偏好用对抗性的方式处理问题，但深知威慑比战争更为有效、成本更低、更容易实施，因此虽然敢于采取威慑手段，但不会对大国轻启战端，而会在对抗的过程中为妥协谋求最大的利益回报，商业利益优先于价值观利益。
　　特朗普在竞选中喊出了许多口号，其中减税、重振制造业、扩充海陆空军、把军舰从276艘增加到350艘等尤为引人注目，但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他希望的是通过“强筋壮骨”让美国重新伟大，而不是通过大肆对外扩张来实现这个目标。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他将不得不优先考虑国内开支，而在对外事务上，更多地借助盟国与伙伴国的力量。这将在客观上造成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收缩，至少是整体干预力度的下降。这也适用于东亚地区，哪怕东亚是美国全球安全关注的重点区域，中美战略博弈的整体态势也不会改变。具体表现为：奥巴马时期“从堪察加半岛到达尔文港”的针对中俄的“C形制衡”(C shape balancing)将变为主要针对中国的“点状制衡”(fortress balancing)，而且将对这些制衡点进行分级。缓和美俄关系就是这种调整的一大环节。而朝核问题将位列他实施“点状制衡”的第一等级，这是他构建美日韩亚洲版小北约的需要，也是他的个人偏好。台湾问题也可能列入第一等级，主要原因则是蔡英文坚定的“台独”追求导致的台海紧张局势，大陆的国家能力与防止“台独”的决心也远非1996年可比。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第一支柱，对于制衡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中日矛盾特别是钓鱼岛争端在台海冲突的情况下可能成为第一等级，否则将列入第二等级。南海问题因为两种因素而很可能被列入第二等级：重要性与紧迫性不如朝核问题与台湾问题；因为杜特尔特调整对美政策而让美国在东南亚制衡中国时失去主要抓手，区域内也尚不存在合适的“替代者”。
　　由于中美在东亚战略博弈的态势不变，而且力量对比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日本都强烈反对美国退出TPP，特朗普为了维持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与影响力，并让东亚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将不得不加大军售力度，并在TPP问题上有所让步（很可能在增加对美国有利的条款后接纳TPP），也会在外交团队的建议下，避免无谓地刺激全球穆斯林。
　　总之，与其说东南亚是中美博弈的缓冲区，不如说是双方争取的对象。未来几年，中国争取的力度将大于美国，以便集中力量处理东面的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东南亚国家也有改善与中国安全关系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东盟政策，既不会是“放任不管”，也不会是“全力争取”，而应该是“美国不会离开，但东南亚国家要为购买安全支付更高的价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1/4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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