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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生效将致在华境外NGO缩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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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姆·汉考克  来源:FT中文网

  在华的境外慈善组织及其他非营利组织准备在周日一部新法生效之时减少活动。这部新法赋予警方管控这些组织运营的全面权力。此前有官员表示,这部新法的实施没有“宽限期”。

  该法要求各慈善组织和基金会的驻华办事处必须找到各自的业务主管单位,并定期向警方提交详细的活动计划。人们认为,该法是执政的中共试图通过对萌芽中的公民社会主张控制权来巩固自身统治的手段之一。

  中国公安部直等到上周才发布了一份合格业务主管单位名录。这意味着,在数以千计的在华境外非营利组织中,几乎没有一家能在明年1月1日的截止日期前满足该法要求的运营条件。这些非营利组织包括从绿色和平(Greenpeace)、乐施会(Oxfam)等慈善机构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等基金会在内的各类组织。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驻京大使馆对这些组织可能被控非法经营表示关切后,中国公安部的一名代表上周告诉欧洲的外交官,该法将从本周日开始全面实施。

  数家境外组织计划从下周开始减少活动。“我们已决定在2017年的头三个月里暂缓积极的活动,”一家与公民社会合作维护性工作者等边缘群体权益的美国组织的一名员工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这名员工补充道,同事们将“只做些电脑前的工作”。

  警方已告诉两家在华设有办事处的大型非营利组织,它们可以在等待登记期间继续运营,来自这类组织的一名要求不具名的高级职员表示。“如果有谁举行大型会议或活动,我会感到意外……人们只会去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安静地工作。”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6/12/30   发布时间:201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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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警察为什么比登天还难?

作者:切斯·马达尔  来源:观察者网

  【多年来,美国警察以铁腕执法、过度使用枪支暴力著称,不断引发民众抗议。本文是美国著名律师切斯·马达尔在2014年迈克尔·布朗案后,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报告,刊登于美国政论杂志National Journal上。两年多过去了,美国警察执法中动辄开枪、滥用暴力依然故我,在全世界日益臭名昭著。如何有效监督、管好警察这个特殊群体,中国坚决不能以美国所谓“法治先进”为榜样】

  如何监管具有监管社会职责的警察,是个与文明同样古老的问题,如今因为美国密苏里州的一起警察枪击案,使这个议题显得格外具有时效性。2014年,圣路易斯县弗格森镇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警官达伦·威尔逊枪杀了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然而最终大陪审团投票决定不起诉威尔逊。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一结果虽令许多人十分震惊,却也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管束警察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社会学里那句老生常谈的话,现代政府的定义是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而政府须时时防忌庸碌的平民对这种垄断权批评妄议。在全美范围内,限制警察权力主要围绕着惩罚警员的框架,但这真的是强化执法部门纪律约束、逆转过度入罪化(观察者网注:入罪化即扩大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的好办法吗?

  美国的警察枪击案

  首先从全国数据来看,201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记录了461起执法人员“正当杀人”事件——之所以称其为“正当”,一是基于FBI的推定,二是因为法院没有推翻这种说法。尽管20年来,美国杀人案案发率持续降低,但461这个数字却创下了前所未见的新高。2013年,全美共发生14196起杀人案,其中执勤警察杀人案占3%。通过分析FBI的数据库,《今日美国》发现平均每年有96起白人警察杀死黑人的案件。

  由于FBI的数据来源主要是美国各地方警局自愿呈交的报告,这份“警察杀人”数据难免有失真之处,肯定低于实际数字。美国联邦政府并未进行严谨的全国性统计,这恰恰显示其对这一问题的漠然态度。目前民间已通过众筹建立了用户可编辑的维基数据库,弥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在众多警察杀人案中,许多受害者并未携带武器,然而法院却认定警察杀人行为完全合法。这或许是最让公众感到不安的一点。

  美国最高法院和“杀人执照”

  在弗格森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才惊恐地意识到《密苏里州修订法规》第563章赋予执法人员使用致命武器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法规规定“在实施逮捕或者防止嫌疑人逃脱羁押时”,如果警员“合理地认为”逮捕对象已经犯下或准备犯重罪,如不立即实施抓捕可能对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那么警员有权使用致命武力。

  在全美范围内,这条法规并不特殊,它完全符合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哲学。授权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法律标准叫做“客观合理性”。

  这一标准来源于1985年的“田纳西州诉加纳案”。该案最初旨在限制警察使用致命武器。案情经过如下:孟菲斯市15岁黑人少年爱德华·加纳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入室偷窃一枚戒指和10美元现金后,被警察埃尔顿·赫曼枪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警员只有在“有合理根据认定嫌疑人对警员或他人产生致命或重伤威胁时”,才可以使用致命武力。该判决要求使用武力必须具备“客观合理性”。而“客观合理性”的具体界定标准,则是通过1989年“格雷厄姆诉康纳案”建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嫌犯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是否拒捕、是否尝试逃跑,是否对警员或他人的安全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些法律法规看似限制了警察使用暴力——虽然即使在1985年的案件中,赫曼警官也没有因枪杀加纳而被判有罪。

  “客观合理性”听着挺好,可是哪儿出错了呢?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很难区分“客观合理性”和警员在惊慌状态下做出的主观性瞬间判断。全美国的法院都更倾向于相信执法人员对当时所受威胁的个人判断。

  格雷厄姆案的裁决基本否决了任何人对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异议:武力使用是否得当,必须采信现场判断,这给予警员很大的自由空间,哪怕事后有科学证据显示警员判断有误,也不足以采信。比如2000年密苏里州伯克利市的警察杀人案,警官罗伯特·皮耶库托夫斯基和基思·凯日科夫斯基开枪射杀了艾尔·穆雷和罗纳德·贝思利。他们辩称受害人开车撞来,他们是在惊惧之下才开枪的,但法医调查显示开枪时,车子并没有撞向他们。然而这样的证据仍不足以使圣路易斯县大陪审团起诉涉案警察。

  负责警察失职案件的律师华尔兹·凯茨表示,法律专家们认为“[法律系统中]给予了警察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因此警员甚少遭到刑事起诉”——凯茨供职的洛杉矶警察行为独立审查办公室已于今年7月解散。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法学院院长欧文·契姆林斯基指出,最近美国最高法院针对警察杀人的判决有悖于正义,将妨碍对侵犯公民权利的警察进行问责。

  美国枪支总量在2.7到3.1亿之间,这一事实往往使警察的威胁评估显得更加可信。以俄亥俄州的一次警察枪杀案为例,警员在沃尔玛商场内射杀了一名拿玩具枪的黑人男子。在美国这样一个大规模枪击案频发的国家,人们可以在沃尔玛购买到枪支,而玩具枪看上去又足能以假乱真,所以当警察射杀当事人的现场判断在陪审团看来具有足够的合理性。这个案例体现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警察使用暴力的法哲学,即坚定站在涉案警官那边。凯茨认为,美国法律对警察有种固有的包容,“其隐含的假定是,警察没有参与犯罪活动。”

  限制警权的第一步是抛弃幻想,不要以为法律站在平民这一边,法律支持的是那些向平民开枪的警察。

  自我监督的黑色笑话

  警员使用致命武器后,通常将受到警局内部调查,判断案件是否涉及违规。但是警局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完全是两回事,比如2014年7月纽约市警察丹尼尔·潘塔莱奥锁喉勒死了涉嫌兜售走私烟的艾瑞克·加纳。关于警员使用锁喉技,法律没有规定但警局内部有禁令,违规警员可能受到某种形式的部门处分,轻则减少假期,重则被开除。不过总的来说,内部处分力度很轻。

  那么内务调查力度如何呢?在电视剧里,内务部调查人员显得刚正不阿,可在现实中,他们更倾向于保护警察少受外部处罚。曾在里士满县担任助理地方检察官的杰森·利文撒尔表示:“我十年前就不跟内务部打交道了。他们绝对、绝对不会采信关于警察滥用权力的指控。他们藏匿证人、操纵证人。要我跟他们合作,除非确保他们无法干涉案件。”现在杰森已转做民权诉讼律师,经常代理起诉警方的案子。

  目前美国各地警察部门有没有设立有效的市民监督系统呢?本文采访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能说出任何监察机构的名字。纽约市民投诉审查委员会有时会削减被投诉警察的假期,但并没有实际性威慑力。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工作人员坦白跟我讲,这些处罚说到底没什么用。纽约民事、刑事辩护律师罗恩·库毕表示“我不相信市民投诉调查委员会,也不相信内务部,或者任何内部监督机构。”公民投诉甚至很少影响到警官的职业生涯。在纽约,约市民投诉审查委员会收到的投诉甚至不会纳入涉事警官的人事档案。库毕称:“巡警慈善协会(观察者网注:由各地警察工会组成的协会)只会解释说,越有干劲的警员越可能被投诉。”

  要开除一名滥用暴力的警察通常很难,而且政治成本高昂。不同于其他公共部门的工会,巡警慈善协会并不遭民众怨恨,因此它在地方政界颇具实力。但凡有政治人物敢拿它开刀,多半会落得个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

  美国的现实是,首先很难让执法部门进行自我监督,其次自我监督本身就是个黑色笑话。

  民事诉讼

  涉及金钱损失的民事诉讼虽然不像刑事诉讼那样对证据有很高的要求,但它对警察暴力的受害者来说,也不是一条获取补偿的可行之路。因为倾向于保护执法部门的法哲学同样适用于民事诉讼。数年前,尼古拉斯·本纳兰可警官射杀了身无寸铁、正在逃跑中的贩毒嫌疑人。受害人家属因错误杀人和侵犯公民权利为由,对本纳兰可提出联邦民事诉讼,最终还是败诉了,因为陪审团选择相信警员的声明,认为他开枪是因为受到巨大威胁。

  有许多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的案件在庭外达成和解。巨额和解金并没有对警方起到震慑作用,原因很简单:警员个人或者警察局一分钱都不用出,连律师费都是警察工会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乔安娜·施瓦兹研究发现,美国政府支付了99.98%的和解金,这笔钱不从警察局的财政预算里掏,而是走市政府的预算。

  库毕认为民事赔偿作用不大,只有刑事诉讼可能起到改变警察执法行为的作用。“对没有犯罪且有意维护体制的人来说,诉讼是迫使他们回应的有效途径,不提起诉讼是对他们的不尊重。”但是他也承认,缺乏政治意志去敦促刑事司法体系约束和监管执法人员,而这个情况自他从业以来从未改善。

  别把事情搞成联邦案件

  联邦司法部很少介入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对涉案警察提出起诉。只有在州级检察机关未能定罪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才可能获得机会以不同罪名起诉警官。1993年疯狂殴打罗德尼·金的四名洛杉矶警员正是这样被判刑的。

  阿兰·维恩格拉德表示,联邦司法部和其他公诉机构一样,只愿意接手能胜诉的案子。1997年他曾负责处理过纽约警官用扫帚柄性虐待艾伯纳·路易马案的案件,他说:“当时的涉案警员使用的暴力过于极端,而且明显是故意的,但在其他案件中,但凡警员稍微收敛一点,很难在联邦案里证明民权受到了侵犯。”

  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门会处理迈克尔·布朗案吗?看起来不太可能。各位目击者证词存在矛盾,多份法医报告都符合涉案警员达伦·威尔逊关于开枪的供词,依照联邦案的标准很难证明警员有故意失职行为。奥巴马政府已经放出内部消息,司法部将不会介入该案件。

  发挥更多作用的是司法部下属的公民权利部门,它可以根据侵犯公民权利的“迹象和行径”对警察严重失职行为进行彻底干涉,无须等待案件发生后才展开追责。例如,司法部刚对阿尔布开克市警察局进行了重大整肃,包括改革警员培训课程、重订规章制度、纠正警员爱开枪的习惯(在过去四年内,该市警察枪击37人,其中23人死亡)。通过种较为成熟的做法,联邦政府对西雅图、新奥尔良、波多黎各、洛杉矶和底特律等地方警局加以监督。2012年,联邦政府甚至几乎全面接管奥克兰市警察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形式的联邦干涉均不涉及对个体警员的民事或刑事处罚。

  执法人员被判有罪已属于极个别情况,而且处罚力度都非常轻。2009年元旦,旧金山湾区捷运警察约翰内斯·梅塞尔枪杀了22岁非裔青年奥斯卡·格兰特,被判“过失杀人”入狱2年,实际只服刑11个月。还有芝加哥警探乔恩·伯奇,他虐待过的嫌犯超100人(其中大多数为黑人),却因许多罪行已过了追诉期,只被监禁了4年半。伯奇甚至还可以从警局领到5.4万美元的退休金。

  在美国,只有警察才能享受这种北欧式的宽容,普通人犯罪面临的重刑令人发指。玛丽莎·亚历山大朝具有暴力倾向的前夫开枪预警,她很可能面临60年的牢狱之灾;另外还有3000多个美国人,没有暴力犯罪却被判无期徒刑且不准假释。

  视频证据

  有观察者认为,随着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警察滥用暴力的情况或许会逐渐好转。有越来越多的视频记录了警察失职行为,它们刺激民怨推动改革,有时可能导致警察受处分或被起诉。比如2014年纽约警官大卫·阿法纳德和泰拉尼·伊萨克被录下用枪托殴打青少年嫌疑犯,南卡罗莱纳州骑警肖恩·格鲁伯特向取驾照的驾驶员开枪,这一幕也被记录下来。杰森·利文撒尔告诉我说,他认为那个勒死艾瑞克·加纳的警官可能会被判刑,因为现场拍摄的手机视频实在太残暴了。如果警察部门能少花些钱在武器装备上,多花些钱购买移动摄像设备,再加上合理的部门规章制度,警察责任制将更好地落到实处。

  但很多时候这些视频毫无帮助,只能向我们展示警察向嫌疑人开枪的自由度有多么大。以圣路易斯县的卡杰米·鲍威尔枪杀案为例,就在迈克尔·布朗案发10天后,患有精神病的鲍威尔手持刀具被警察击毙,事件经过被手机记录下来。再比如,前文提到的沃尔玛枪击案也有商场监控录像作为视频记录。又例如在2012年7月,密歇根州萨吉诺市的6名警员朝一名精神失常的流浪汉弥尔顿·霍尔开了46枪,使其身中11弹死亡,其原委是霍尔被扑来的警犬惊吓后掏出了一把小刀。尽管这个视频在上个月的美洲人权委员会听证会上播放时引起了媒体关注,但它无法战胜法律中对警察主观感受的固有偏袒。在上述案件中,州检察机关根本没有尝试提起刑事诉讼;司法部虽宣布介入调查沃尔玛枪击案,但拒绝对另外两起案件涉案警员提起诉讼。

  (作者注:在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国际论坛上提起警察枪击案,是引起舆论关注的好方法,但绝不可奢望这些机构对美国法院有任何实际影响力。)

  总之,无论公诉律师多么能言善辩,无论授权调查多么彻底,没有任何法庭奇迹能杜绝警察爱开枪的习惯,没有任何诉讼途径能对警察起到有效监管。

  高瞻远瞩

  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戒备最森严的警察国家,警察枪击案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要扭转过度入罪化倾向,必须把眼界放高一些,全方位考虑问题而不是想着起诉个人警员。

  弗格森等地爆发了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警方对非暴力示威者予以军事化响应,其暴力程度不仅让自由派心寒,连许多保守派人士都大为吃惊。根据联邦1033项目,美国陆军向警方提供了包括反地雷伏击车和坦克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终止该项目并不困难,然而警察部门却不愿意交还这些新“玩具”。一项终止军方向警方提供军备的法案在国会遭到了自由派和非裔的反对。枪支管制支持者持续公开大力游说,要求对警方也实施军备控制,因为全副武装的警察如果不守纪律,更容易引发公民恐慌,导致私人武装库增多。

  早在弗格森枪杀案之前,警察滥用权力就已逐渐腐蚀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相比警察军事化这种媒体头条,执法人员对轻微违法行为不依不挠,反复骚扰公民才是更有害的。弗格森市政府不把公民当自由人看待,只把他们当成可以极力压榨的奶牛。公民们——尤其是黑人公民——时常因为一些琐事收到传讯和罚款。根据圣路易斯县倡导团体“城市保护者”发布的一份轰动性报告,法院贡献给市政府的收入超过总收入20%,成功问鼎该市第二创收大户。其2013年开具的罚单数目平摊下来,相当于每家每户收到3张,缴纳312美元。

  毫不意外地,弗格森市某社区论坛上公众呼声最高的要求是,停止“对穷人过度管制、把贫穷算作犯罪”,要求免除欠缴的罚单,新的罚款标准与收入水平挂钩,法院罚款不得超过市政府收入的10%等等。(在弗格森市暴乱之后,迫于压力,圣路易斯市于上个月废除了22万张交通违章逮捕令)。如果人民认为执法部门关心收入胜过关心公共安全,感觉自己生活在武装占领区,那么执法部门的公信力自然大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中,警察开枪可能会更不受控制。

  2014年11月17日,为防止大陪审团对迈克尔·布朗案的起诉决定引发公众事件,密苏里州州长杰伊·尼克松宣布全州进入警备状态,这一举措很可能助长警察滥用暴力的风气。全世界都见证了该州警察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而这些暴力行为的合法性尚有待商榷。

  纽约市约翰·杰学院犯罪防御和控制中心主任大卫·M·肯尼迪研发的问题解决途径是一种新的警务模式,将执法部门和社会工作的重心放在已知的暴力帮派人员上,尽量少干扰社区其他成员。这一解决方案已在波士顿和辛辛那提取得明显的成效:不再有警察随便破门而入,或是针对非裔和拉丁裔青少年的随机拦截盘查。肯尼迪在回忆录《不要开枪》中写到,这样的社区警务模式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能切实降低杀人案——包括警察杀人案——的案发率,至少能带来社会安定。

  警察部门的去军事化、工薪阶级的去入罪化、新的警务模式,这些都是弗格森市以及成千上万个美国城市应当推行的变革。虽然这些大规模变革都不明确涉及种族,但会明显减少执法人员对不同种族差别对待的现象,甚至比花钱培训警员种族敏感性更为有效。

  上述这些大规模改革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政治解决方案,需要长期投入、跨种族联盟以及政党合作。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美国社会生活需要管理的方面越来越多,例如移民(曾属于行政法管辖范围)、学校校规和其他日常生活领域,在过去完全不涉及刑法,如今都须接受美国警方监督。随着警方和检方的权力越来越大,监督执法部门势在必行。同时,我们不断看到未携带武器的平民(大部分是非裔或拉丁裔)被警察枪杀的新闻,这些事件敦促着执法部门推进更大规模、更大胆的改革,这也是控制警方权力的唯一途径。

  【青年观察者胡怡莹译自美国《国家》(National Journal)杂志,观察者网杨晗轶校对】

来源时间:2016/12/30   发布时间:20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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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峰专访陈霞芬:美国国家气象局解雇我,只是为了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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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峰  来源:观察者网

  新年临近,严冬依旧。

  然而,一股暖流却在全美华人社区中涌动。连日来,美国华人的众多微信群相继发起“为陈霞芬送去圣诞礼物”大联动,将数千名素不相识的华人凝聚在一起:力挺陈霞芬,打赢官司,讨回公职,讨回华人的尊严!从12月2日到24日,已募集捐款超过7万美元。

  这个特别的圣诞节,让陈霞芬感动不已。这不仅仅是让陈霞芬收获信心和勇气的节日,更是在凝聚全美华人的心,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持她打赢官司、为争取公平正义坚强前行。

  此前,笔者曾在观察者网撰文,详细介绍了陈霞芬事件。上周,陈霞芬接受笔者独家专访,她激动地表示,“非常感激华人朋友们的支持、捐助,我现在觉得更有勇气打赢这场官司,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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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霞芬

  笔者:这两年通过对您的报道和有关文章,很多人已经了解涉及您的案情,第一场官司应该是赢了回来,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您的指控,人们很关心您现在的近况如何?

  陈霞芬:我现在正和新的律师团队一起,做打第二场官司的准备。

  上一场官司在开庭前一周,司法部因没有所谓的“间谍罪”的证据,撤销了对我的指控,但他们并没有撤销巨额的诉讼费。那时,我所在的单位停发了我的工资,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我四处借款,欠债20万美元打的这场官司。

  本以为撤诉后能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没想到一年之后,2016年3月10日,美国国家气象局解雇了我。他们其实就是想挽回脸面。

  他们从2012年就开始对我秘密调查,2014年10月带走我,让我无辜蒙冤。他们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浪费大量公共资源,非但对我、对公众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夺走了我从事近8年的工作,毁掉了我的全部。如果这次我就退缩,我的合法权益要不回来,很可能还会有其他华人今后一样像我这样受害。所以,我决定再起诉,打第二场官司,讨回公职,讨回公道。

  笔者:第二场官司具体是告谁?有什么诉讼请求?

  陈霞芬:美国的司法程序很复杂,涉及到联邦雇员的官司有特别的程序,都要通过一个保护联邦雇员的独立准司法机构,叫“考绩制度保护委员会”(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简称MSPB)来进行起诉。这第二场官司,就是要通过这个MSPB起诉美国商业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简称DOC)。商业部就是我原来所供职的美国国家气象局的上级政府部门。

  具体有三项诉讼请求:第一,起诉商业部完全错误地解雇联邦雇员,要求对受害人恢复联邦雇员的公职;第二,起诉商业部由于种族和原国籍因素所造成的非法歧视,要求他们承认违法;第三,违反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对受害人实施非法报复,要求对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我在2016年3月被解雇后,经过半年时间大量的法律文书准备,两个月前的10月份,已向MSPB递交了起诉申请。

  笔者:现在您在做哪些准备?会有什么困难?

  陈霞芬:我每天都要和律师一起做大量的法律文书,通过证人质证等一系列严格繁琐的法律程序、周期也很长。

  每天,我都要面对案头上堆积如山的卷宗,经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不但对体力是很大的考验,这种痛苦更是精神上的。因为每次在看这些文书材料、找证人的时候,都要重新回到过去那个状态,反反复复地回忆,身心很受折磨。此外也有经济上的困境,第一场官司的欠款到现在刚还了一半,第二场官司的诉讼费还没着落,要到处募集。这是我目前要面对的很多挑战。

  笔者:现在很多华人都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您这个案情,他们是什么反应?

  陈霞芬:从我被撤诉之后,越来越多的华人联系我,安慰和资助我。我也发现,有的朋友好像也从我这个案子上汲取了“教训”,他们说今后可别让孩子进美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当科学家、专家,得冒这么大风险。

  我觉得很痛心,为什么我们华人和华人的下一代要受到这样大的限制!我们华人来到美国都有自己的梦想,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追求公平幸福的生活。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肤色和族群,但我们不能改变自己来到这里的初衷。无论怎样,也要坚持下去讨回公平、讨回尊严。只有努力争取和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才能让我们华人和华人的孩子们能不受限制地去做政府雇员、做科学家,受到真正的公平对待!

  2016年9月,我在美国首届华人大会上讲了自己的故事,很多参会华人们很愤慨,他们说,这是一个孱弱的个体被强大的公权碾压,甚至成为国家对抗的牺牲品;如果忍气吞声纵容这种强大公权的错误行为,很有可能下一个陈霞芬就是你!

  事实也的确如此,十多年前美国发生过“李文和案”,在我之后又有郗小星教授受到同样的遭遇。有调查统计,司法部起诉的经济间谍案,每年的增长速度在30%以上,其中一半与中国有关,华裔背景正是这些案件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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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郗小星、陈霞芬就华裔被误控为中国间谍出席国会新闻发布会

  笔者:这两年多时间,您认为这个案件对于美国华人社会有怎样的影响?

  陈霞芬:这个案子发生之后,立刻受到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百人会等很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的高度重视,他们积极联络各方面人士关注、声援。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先后召开过两次新闻发布会;42个国会议员联署致信,要求司法部彻底调查华裔屡次蒙冤的事件;国会议员赵美心还就此在国会山质询联邦司法部长林奇。此外,《纽约时报》、CBS“60分钟”等主流媒体也发表报道和评论。

  这些活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舆论。我很高兴地看到,2016年4月,美国司法部出台了新的规定,赋予首都华盛顿的高层检察官有更大的监控权限。这就是说,今后的类似案件要在司法部的首席国家检察官或其他高层官员监管下立案调查。6月份,司法部宣布要培训2.3万名执法人员和5800名律师,让他们认识和解决“隐形偏见”问题。

  司法部门正在做一些改革,对这类案件更加谨慎,我们坚持不懈地维权抗争是有成效的。

  如果这次追讨公职的第二场官司赢了,就是一个好的先例,按照英美法系“判例法”遵循先例的原则,就会直接影响以后类似的案件,减少像我这样的遭遇。所以,从决定打第二场官司开始,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侵害,而是关系到整个美国华人生存发展的未来。

  笔者:这次全美发起的“为陈霞芬送去圣诞礼物”大联动,让您得到哪些感悟?

  陈霞芬:回想这两年多,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度过了三个不同寻常的圣诞节。

  2014年的圣诞节,之前我有一个月没出门,不愿见任何人。圣诞节那天半夜时候,我和先生出门透气,感觉以前最喜欢的圣诞彩灯变得好昏暗,漆黑的天空就像一个沉沉的大锅压在我头上,让我透不过气,我忍不住哭了。那时候我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看圣诞彩灯了。

  2015年的圣诞节,由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荣誉主席薛海培先生牵头建立了“陈霞芬华人声援群”,邀请了许多华人社团领导者参加,发起为我送圣诞礼物的捐助活动。加州湾区APAPA、UBC等一些社团积极响应,邀请我到旧金山做公益宣讲;“硅谷清华校友联谊群”第一次通过微信群发起募捐,阿丹闵是这个500人联谊群的群主,专门帮我第一次做“微信讲座”,有百名校友捐助了1.7万美元。朋友们的帮助让我感到越来越有勇气。

  今年的圣诞节,薛海培先生再次通过“陈霞芬华人声援群”发起大联动。很多朋友在微信群里接龙捐助,有的发给我微信祝福,有的为我寄来贺卡,还有的邀请我到他们家过节。这都是对我精神上的莫大鼓舞,让我感到,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们和我一起并肩作战。

  这些华人朋友中,既有不求回报的华人社团领导者,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他们真的就像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很高兴的是,能看到大家在这个华人大家庭里团结起来,不单单是为了我,更是为了每一个美国公民和我们的下一代,将来都能在一个正义公平、没有歧视的国土上幸福地生活,一起为我们共同的公平权利去奋斗!

  后记

  现在,“为陈霞芬送去圣诞礼物”全美华人大联动还在进行中。在这个无声的战壕里,参与人数达到数千人。2015年,整个全年仅募款10万美元;而这次仅仅20多天,就募款超过7万美元。从募集的人数、速度、参与面上与2015年相比,都有了强劲增长。

  这是了不起的成功,更预示一个强烈的信号——华人们正义的觉醒和强大的使命感,共同去完成与每一个华人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重大目标。如果说2015年的捐助是出于本能的同情和善心,而2016年的捐助更是为了每一个华人共同的使命担当——坚持下去,打赢这场很有历史意义的官司,捍卫华人的尊严,捍卫社会的公义。

  “帮助陈霞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这个口号已深入人心。现在,陈霞芬案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这是在国家激烈竞争下关系整个华人生存发展的重大公共历史事件。

  历史无情地选择了陈霞芬,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被迫先行一步,一路走来愈发坚强,直面迎战,不惜任何代价。这时的她,已经不是一个案件的原告,而是一个注定将成为美国法治历史事件的勇士、一个为华人族裔树立公义的领路人,引领着越来越多有良知和正义的人们勇敢站在她的身边。这个队伍在不断壮大有力,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必将留芳青史。

  正如薛海培先生所说,这次大联动有三层重要意义:一是为陈霞芬送去温暖、助她度过难关,支持陈霞芬打赢官司;二是带动华人参与到争取民权和维权的公共事务中,得到历练和成熟;三是希望通过许多像“为陈霞芬送去圣诞礼物”的互助大联动,进一步凝聚华人,孕育和塑造出一个团结互爱、赢得更多尊重的美国华人大家庭(Community)。

  在她感念华人朋友们鼎力支持的时候,整个华人社会还应该由衷地感谢她,因她的勇气和担当,让大家凝聚在一起;因她的坚定和顽强,唤起了华人团结的历史使命。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是一次公民教育的启蒙、维权意识的觉醒;这个过程也是宝贵的,是一次募捐文化的洗礼、华人整体形象的重塑。

来源时间:2016/12/30   发布时间:2016/12/29

旧文章ID:12138

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对华强硬言论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观察者网

  特朗普当选以来,最让我感到吃惊的事情是他决定向中国“开火”。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台湾只字未提,最近却突然开始攻击美国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一个中国”原则是当今世界稳定的基石。中国官方将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称为“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另一方面,中国官媒评价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像一个无知的小孩”。

  中国同意归还从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附近捞起的无人潜航器。此前,特朗普声称该装置是被中国偷走的,中国则指责特朗普在有意扩大事态。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情况,中国政府绝不会如此轻易放过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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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5日,美国无人水下潜航器在南中国海被中国船只捕获

  美国选民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似乎已经亲手打开了通往新冷战的大门,不过这一次美国手上的牌已经没有美苏冷战时那么好了。美国之所以能赢得上一次冷战,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将中国拉出了苏联的阵营。1972年,尼克松领导的美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关系缓和,这推动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同时也削弱了莫斯科在全球的号召力,而特朗普当下却打算反用该策略。

  特朗普对中国言辞激烈,对普京却和风细雨。俄罗斯为欧洲的非自由民主政体煽风点火,也帮助了特朗普击败对手希拉里。特朗普与俄罗斯进行交易会有何战略收获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他对中国的挑衅对美国来说则注定是一场毫无收益的赌博。

  要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需要有尼克松般的灵活。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一点都不像尼克松。尽管尼克松滥用职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掌握着地缘政治的精髓,在全球事务的棋局中游刃有余。特朗普则是一位70岁高龄的政治新秀,对弥补本就不足的知识毫无兴趣。他拒绝听取为总统提供的每日情况简报,原因竟是感觉无聊。

  除此之外,特朗普没有一位像基辛格那样的顾问。基辛格曾亲自参与“一个中国”政策的制定,而特朗普现在却试图推翻这一政策。从特朗普对白宫高级官员的任命中不难看出他“反华亲俄”的倾向。

  美军退役中将麦克·福林将担任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认为中国与“伊斯兰国”以及其他伊斯兰恐怖组织联系密切,并且意图攻击美国。这一无稽说法简直令人震惊。福林在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前认为俄罗斯也是反美轴心成员之一,但为了追随特朗普,福林已经放弃了对俄罗斯的鹰派立场。

  与福林恰好相反,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是俄罗斯的老朋友,他曾于2013年获得普京颁发的俄罗斯友谊勋章。下个月蒂勒森在其国务卿提名确认国会听证会上“过堂”时,人们就会了解到蒂勒森对俄罗斯有多么友善。包括美国头号对俄鹰派约翰·麦凯恩在内,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打算以对他出任国务卿的支持作为筹码,向他求证俄罗斯是否曾干预美国大选。此前,特朗普曾怒斥该言论。果真如此的话,蒂勒森的职场前景或将堪忧。不过更有可能发生的是,蒂勒森将找到一种方式,既能在对俄鹰派人士面前蒙混过关,也不与特朗普的立场相左。

  那么特朗普押注的这场中国赌局结果又会怎样呢?他最初的挑衅言行引起了疑惑,特朗普以台湾作为筹码使中国和世界各国都感到震惊。当前中国的回应较为谨慎,将其解释为幼稚的错误,这给特朗普留下了改正此前言论的空间。此后事态也许会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希望能因阻挡制造业外流并促使其回流美国而名垂青史,而迫使中国让步(正如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采取的自我限制出口措施那样)是其中的关键。

  为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正以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威胁中国,以作为交换条件。如果他坚持这么做,无疑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我相信他还是会这么做的。当前美国的投资者正越来越抱怨在华业务利润太低而且知识产权遭到窃取,而中国将进一步挤压他们的空间来作为对特朗普挑衅言行的回应。美国商界过去一直不同意华盛顿“敲打中国”,但此次却将有很多人不遗余力地支持特朗普。

  一旦出现争端,两国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将上升。中国会以一些手段来测试特朗普上任初期的决心,甚至会想出一些比捕获潜航器更让美国感到棘手方法。2001年小布什政府时期,中国曾让一架美军侦察机迫降在海南陵水机场。两国陷入僵持,但随后美国军人获得释放,几个月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此事很快就被淡忘。

  其实,与福林的观点恰好相反,中国是美国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天然盟友。面对日益强大自信的中国,不管是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还是东海问题上,美中发生冲突的影响范围都会比2001年严重得多。中国的军事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就在上周,在南海新造的岛屿上,中国部署了最新的导弹发射装置。

  如果美中关系发生危机,我们能否信任特朗普出于本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普京是否会阻止守成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之间发生冲突,进而成为调停者?眼下我们还无法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只知道特朗普最信任的顾问已将中国视为眼中钉。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12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来源时间:2016/12/30   发布时间:2016/12/28

旧文章ID:12137

亚太的事,美国真管得了吗?

作者:亨特·马斯顿  来源:观察者网

  亚洲在21世纪地缘战略上具有非凡意义。正因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才会于2011年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声称:“美国是个太平洋国家,我们不会离开这里。”但如今美国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海军也无力阻吓中国在南海、东海的崛起。美国未能向其亚洲伙伴和对手展示自身具备作为亚洲常驻力量的决心和资源。

  由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缩小,特朗普的亚洲政策顾问彼得·纳瓦罗和亚历山大·格雷近日提议在该区域增强军事存在。然而,单单“以实力促和平”,忽略经济接触——后者正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战略作用——极有可能适得其反。美国的军事化行动不但无益于地区安全,反而会彻底暴露美国防务和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对华遏制战略,加深中国政府的戒心。尼古拉斯·波罗茨和我曾于今年10月在《纽约时报》发文“华盛顿应在太平洋停止军事化进程”,因为这样做只会挑起中国的攻击性,加速美国撤离太平洋的脚步,甚至引发大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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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把太平洋军事化,无助于地区安全局势

  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投资亚洲盟友,一方面巩固美国在地区内的经济与军事纽带,试图以此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亚太“再平衡”。而今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具有极大影响力,美国对全球领导地位的兴趣却在下降,亚洲的实力均势正在发生变化。令人忧虑的是,特朗普及其幕僚十分强调美国军事实力,可能埋下超级大国冲突的隐患。

  美国领导人不应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而须保持坚毅、平和的心态,意识到美国核心利益不会受损。事实上,我们所见证的,恐怕是历史恢复原状的过程——中国在周边地区享有对“朝贡国”的主导权。在欧洲帝国主义于17、18世纪,美国于19、20世纪到达亚洲之前,中国原本就是该地区的常驻性超级大国。

  许多美国人可能对此略有印象:西奥多·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期间(1901-09),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巨幅扩张。随着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其后,麦金莱政府又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菲律宾和关岛两块殖民地。

  其实早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政治家就已提出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贸易方面。纽约州议员威廉·西沃德(后来担任林肯的国务卿)在1852年表示,亚洲很快会成为世界大事的“重要舞台”。1856年他又声称:“我们已是一个太平洋国家。”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混乱的政局导致美国介入二战,直接派遣部队抗击日本,最终凭借两颗原子弹把日本拉回了谈判桌。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安全保障者的角色,以维持亚洲地区的繁荣稳定。然而,全球实力平衡的局面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军事方面,美国在韩国、日本和关岛部署数万军力,并将在菲律宾新建军事基地,构建从南太平洋直抵东北亚的同盟体系。

  如今,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半,截至2020年其军事支出将与美国基本持平。在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对盟国的屡次质疑以及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论调,使人不禁怀疑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盟友的承诺还会维持多久。美国总出口有六成销往亚洲,其中农产品出口比例高达72%。但若没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桥梁,美国对亚洲的经济影响理将显著下降。

  显然,美国在亚洲具有相当大的软实力。多项民意调查显示,长期以来,亚洲一向欢迎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及美式文化。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亚洲国家仍然支持美国把战略重心放在亚洲。

  然而,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前者力压欧盟和美国,成为了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中国能对周边国家立场产生重大影响,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拉近了和中国的关系,随即便在投资协议中尝到了甜头。

  由于在国际金融机构无法获得更大的领导权,中国发起了大规模贸易倡议,试图重构区域经济秩序以适应其大国地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足以取代由美国主导的贸易协定。

  此外,中国还将不断试探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实力和安全承诺。如今看来,中国已逐渐掌握周边地区的主导权,其最终目的是将美军赶出第一、第二岛链——正如美国在19世纪奉行的门罗主义一样。

  乍看之下,美国作为太平洋地区常驻大国的地位不会因此产生动摇,但许多因素表明,美国绝不应认为掌握地区主导权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崛起之迅猛,令美国政策制定者咋舌,战略思想家甚至无法根据现状快速做出反应(南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奥巴马曾声称:“美国将在21世纪对亚太地区倾注全力。”如果美国政府各部门无法制定全方位政策应对亚洲地区的挑战,奥巴马的宣言恐怕是一纸空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不应仅仅包含向西太平洋增派舰队,更应包括参与建设地区贸易秩序以及积极维护美国与核心盟友的关系。

  (青年观察者茅慧隽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来源时间:2016/12/30   发布时间:2016/12/28

旧文章ID:12136

面对特朗普冲击波,中国和世界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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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心伯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2016,世事巨变。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这两只“黑天鹅”不仅让世人跌破眼镜,更给西方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走向投下不确定的阴影。而在迷乱的时局中,中国保持了定力和方向,在G20、APEC等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力。12月29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变化与分化: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6》,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从中选取部分文章以飨读者,对本年度重大国际事件与国际形势发展做多角度的透视,深度分析事件背后国际关系旧秩序与国际格局新常态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以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特朗普获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我们姑且称之为“特朗普冲击波”,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一冲击,将是美国和世界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关注的问题。

  创纪录的选举

  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似乎已是美国政治中的家常便饭,然而,大选常常有,今年不寻常,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确乎在许多方面创下了纪录:

  ——民主、共和两党的正式候选人,一个是女性,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历。

  ——这是一次两位主要候选人都不受欢迎的选举,从而创下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记录。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中的言辞不仅挑战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正确,更冲撞美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大选阶段出现如此惊世骇俗的候选人,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上似乎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他最后竟然胜选。

  ——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从通过网络骇客窃取不利于希拉里的材料并交给维基解密公布,到攻击美国的大选投票系统)的担心空前强烈。而以往只有美国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哪里轮得到美国担心自家的选举被别国干预?

  ——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焦虑。在国内,对特朗普当选的担心导致一些共和党精英或公开发表声明反对他,或明确表示要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这构成了美国政治极化大背景下的一道奇观;在国外,对特朗普当选后美国要拥抱“美国优先”政策的担心使得一些盟国坐立不安。

  ——选前的预测,从主流媒体的民调到专家学者的分析甚至到政府部门的判断,几乎都认为希拉里胜券在握,然而选举结果却令很多人跌破眼镜。

  ——选后,美国多地爆发游行示威,抗议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往随着选举的结束,竞选所造成的对抗和撕裂逐渐消退,然而此次却大不一样,对抗和撕裂有可能加剧,选战带来的创伤甚至将会伴随着整个特朗普执政时期。

  总统选举的背后

  往深处看,2016年选举暴露出美国面临的多重危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公众对体制的不满和失望、政治生态的退化、民粹主义的抬头以及严重的制度危机。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来自传统制造业的中下层白人是主力。他们曾经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但全球化的发展和美国经济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合理,使得这群人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在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他们的失望转化为愤怒,而特朗普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因而他们成为特朗普最热情的支持者。

  美国长期面临多重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积重难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体制的运作失灵,这种失灵突出表现为党派斗争和政治极化的加剧、利益集团操控公共政策、政治体制运作效率低下等。这一被福山形容为“美国政治衰败”的趋势近年来似乎有增无减,削弱了公众和精英对美国制度的信心。作为“外来户”的特朗普打出反建制的旗号,誓言克服现有体制的弊端,从而赢得那些希望看到真正的变革的选民的支持。

  2016年的选举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态的严重退化。两党制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使得第三党派难以真正立足,从而阻止了更优秀的候选人问鼎总统宝座。金钱与选举的紧密结合扭曲了民主政治的过程,挑战了选举政治的初衷。特朗普在竞选中的粗鄙言行更显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堕落,向整个社会传播了负能量。

  民粹主义在这场选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美国长期以来向世界展示的是多元、包容、开放的形象,然而特朗普的当选给这一形象投下了阴影,令人关切美国的种族关系是否更加紧张,移民政策是否会大幅收紧,社会政策是否更加保守,经济政策是否更加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美国人素以自己的民主制度为荣。然而,考察一个制度是否运作良好,要看其制度设计是否合理,政治过程是否公正,政治生态是否健康,选拔机制是否选贤与能,治理结果是否公正有效等。根据以上诸要素判断,美国的政治制度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其后果不仅表现为劣币驱逐良币,更表现为治理能力的下降。

  特朗普变局

  从个人理念、行事风格和政策走向看,特朗普执政后将给美国内外政策带来重要变化。

  特朗普的个人理念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他是“美国优先”的坚定主张者。与二战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的世界领导欲不强,他反对美国过多参与世界事务、在海外背上太多包袱,认为美国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正道。其次,他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福祉,对全球化持负面态度,不满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的竞争与挑战。再次,他的国际观是以传统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缺乏全球意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由此可见,特朗普在理念上与冷战结束以来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位美国总统大相径庭,不免让世人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产生陌生感。

  特朗普行事风格的特点包括:喜欢做交易,善于讨价还价;利益至上,务实,意识形态色彩不强;不按常理出牌;崇拜强者。可以肯定的是,今后各国领导人将时常被特朗普的出格言行所困扰,而媒体则乐此不疲,大做文章。

  在内政方面,特朗普将利用共和党控制国会的优势在以下方面作出调整:大幅收紧移民政策,修改奥巴马医改法案,推进减税措施,重振制造业,阻止美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迁至国外,诱导在国外设厂的美国公司回流,放松金融监管,给传统能源松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军费开支,等等。凡此种种,意味着特朗普执政后在内政上将有一番大破大立,但如果政策调整力度过大、步子太快,将不可避免引起民主党和其他利益受损群体的强烈反弹,从而加剧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外交上,预期特朗普将会有如下的政策举措。

  其一,进行适度战略收缩。特朗普具有孤立主义色彩,但是鉴于美国所拥有的重大海外利益,他不可能真正推行孤立主义,很可能奉行有选择的参与和干预战略,主要着眼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东亚的传统利益,同时也会要求盟国更多承担安全责任。在多极化背景下,特朗普不试图巩固美国的单极地位,不积极扩张在欧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有可能与其他大国如中国、俄罗斯达成某种地缘政治妥协。

  其二,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问题上踩刹车、甚至开倒车。特朗普将搁置奥巴马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他甚至有可能像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那样退出《巴黎协定》。此外,对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和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机制,特朗普兴趣索然。

  其三,改善美俄关系。鉴于其战略收缩的基本理念,特朗普对通过北约扩张进一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兴趣不大,因此将由欧洲伙伴负责处理乌克兰问题,美国参与但不主导,减少直至全面取消对俄制裁,以换取俄在其他方面的合作。特朗普提名有“亲俄”背景的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显示其谋求改善美俄关系的强烈意愿。

  其四,亚太政策淡化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痕迹。特朗普会继续重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但谋取利益的手段会有变化。经济上对多边安排的兴趣下降,而更多依靠双边安排。战略上既不像奥巴马政府那样积极谋求制衡中国,也不会大力推进与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合作,而是要求日本、韩国更多负起自身的安全责任。朝核问题将取代南海问题,成为其首要的亚太安全关注。

  其五,追求实际利益的对华政策。特朗普对华关系的优先考虑是经贸利益。鉴于特朗普重视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以为美国蓝领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会更加看重传统贸易,会更多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美经贸摩擦会加剧。同时,特朗普也会欢迎中国扩大对美投资,因为这有助于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并增加就业,有利于改善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

  特朗普提名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布兰斯塔德担任驻华大使,表明他希望利用后者在对华交往上的资源和经验来推进美国对华经济外交。另一方面,特朗普会淡化对华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会与中国在西太平洋强力开展地缘政治竞争,但会警惕中国军事力量发展。此外,鉴于共和党一贯的亲台倾向,美国和台湾地区关系的发展值得关注。

  事实上,特朗普当选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担忧,至于他上任后会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上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标题为《美国:特朗普冲击波》,选自《变化与分化: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6》)

来源时间:2016/12/30   发布时间:2016/12/30

旧文章ID:12135

基辛格要帮助特朗普打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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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12月30日报道 外媒称,德国《图片报》12月26日援引“西欧情报机关”基于“特朗普团队信息”所做的分析报告称,美国前国务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亨利·基辛格正为美国当选总统制订计划以实现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
  据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12月28日报道,该报指出,这位93岁的外交家认为,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修复对俄关系是正确之举。作为经验丰富的谈判高手,且与俄总统普京本人熟识,基辛格将成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最佳调停人。
  《图片报》透露,基辛格将制定调解乌克兰危机的计划。根据该计划,俄罗斯应保证乌东部的安全,西方则应非正式承认莫斯科对克里米亚的权利,使这个问题不再成为俄美关系中的障碍。
  此外,根据该报的说法,基辛格实际上建议重返两极世界格局,把在前苏联共和国的势力范围“让给”俄罗斯。这意味着,美国将承认波兰和伊朗、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空间为俄罗斯势力范围。俄美力量平衡将有助于巩固全球稳定,包括在核问题上。
  莫斯科大学教授、政治学博士、俄罗斯安全会议下属学术委员会成员安德烈·马诺伊洛认为,不排除上述猜测都是正确的。
  他指出,基辛格决心重出江湖,证明其宝刀未老。毕竟当政坛成为年轻人的天下,而自己只被看作永远逝去时代的遗老时,这种感觉是令人沮丧的。对特朗普来说,基辛格是经历过冷战时期的前朝重臣,但又不会令他产生疏离感。论资历,如今把持国会和其他一系列位置的特朗普的对手们可以当基辛格的孙辈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基辛格-特朗普的组合不仅对只能在不熟悉的险恶政坛摸索前进的特朗普本人而言,对不放心特朗普的共和党来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基辛格能否制定和落实《图片报》提到的计划,还有很大疑问。
  这位专家表示,承认俄势力范围的说法并不代表什么,是典型的“试探气球”,以测试俄领导人是否存在隐秘的地区和全球野心。美国是唯一在世界各地(包括前苏联地区)都有利益的国家,特朗普将保障并捍卫这些利益。美国在俄专属势力范围的外交政策将更加巧妙、协调和有分寸则是另一回事。这将为其带来重大红利。
  马诺伊洛预测,特朗普将收敛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仅仅因为他把俄美关系看成商业项目,而任何商业项目都应赚取利润,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加剧只会给美国造成损失。因此对特朗普来说,制裁是需要设法尽快摆脱的坏事,无论有没有基辛格都一样。但对克里米亚的制裁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取消。
  在他看来,美国新政府还会采取诸多迎合俄罗斯的举措:解除制裁、改善乌克兰局势、停止反俄言论。由于两国关系缓和,2017年的一个主要成果很可能是,俄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结成统一战线。这是莫斯科早就坚持的主张。届时,这将成为一个突破。
  分析家斯坦尼斯拉夫·贝绍克提醒道,拜基辛格所赐,美国当年得以利用中苏矛盾。他是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首先是对美国“开放”的设计师。严格地说,正是从这次“开放”开始,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成为它现在的样子。美国前国务卿当时的活动显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但重要的是,可以也必须从其活动中吸取教训。
  他指出,美国精英明白,中国可能奉行越来越独立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因而必须对其加以“制衡”。做到这一点可以有几种方法,其中之一便是与俄罗斯靠拢。基辛格如今实际上建议采取与上世纪70年代相反的做法。当时,美国通过接近中国削弱苏联,今天则是要通过接近俄罗斯打压中国。
  贝绍克强调,基辛格是“务实政策”、“力量平衡”等传统立场的拥护者。他关注美国影响力的消长,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从未被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思想所吸引,因而是幸福的。他从政治现实出发,放眼的全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德国等大国。诸如乌克兰或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不在他的世界地图中。这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些国家的存在,而是他了解,这些国家是俄罗斯保障本国安全的重要屏障,对美国则毫无价值。
  因此,为了得到更多,即借助俄罗斯削弱中国,完全可以承认俄在前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美国非但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还能减少维系这些国家中大量亲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开销,并使俄罗斯变得更好说话。好处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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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6/12/30   发布时间:2016/12/30

旧文章ID:12134

邵常淳:沟通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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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常淳  来源:作者赐稿

      中美自1979年1月1日建交至今已经38年。中美友好这38年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中国,更改变了世界。中美友好是中国经济得以腾飞、东亚和平与繁荣得以持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9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应该因为奥巴马不同的种族背景和与亚洲的特殊关系揭开新的一页。然而,事与愿违,中美关系在过去8年里一直在走下坡路。尽管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以来反复倡导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他与奥巴马也先后在2013、2014、2015和2016多次会面并长谈,中美双方也在气候和伊朗问题上达成了许多重要的、甚至前所未有的共识,但双边关系并没有得到长足的改善。
  造成中美关系不能改善的原因很多,但中方在管理和维护双边关系时表现出的先入为主、浮躁和浅薄是造成这一关系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处理好中美关系,中韩关系恶化,中日关系恶化,中菲关系恶化,台海问题恶化。在我看来,只要中美能在根本问题上有足够沟通,形成共识或求同存异,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如果中美沟通有误,不能求大同存小异,搞不好关系,以上提到的任何一对关系都可能成为中美发生正面冲突的原因。
  中美不能刻意回避老根丶底座上的矛盾,忽略主要矛盾而去处理末梢丶枝叶的问题只能导致中国在周边和国际问题上白花钱、乱花钱,无限度地增加中国的外交成本。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意识形态不同和对改革国际秩序的看法不同,不知道是中国有关部门对这两个根本问题不在意还是不知道如何阐述之间的不同并寻求理解,导致中美之间彼此成见很深、偏见很大,没有任何信任。误解与战略信任的缺失导致美国政府总想亮肌肉,捣乱一下。与此同时,中国自己感觉已能吃饱肚子了,有点力气了,不行就比试比试!其实,美国并不是真的要与中国发生冲突,而是故意把中国的这种不服气宣染成威胁,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对立,导致中国到处灭火丶撒钱。
  不知道是外交部门掉以轻心,还是另一些机构为了部门的特殊利益不但不愿和美国沟通,反而利用媒体和其他渠道煽动不良情绪,造成中国的"凯子外交"越做越大,外交成本也搞的水涨船高。
  与美国沟通并非是件难事,至少美国比俄罗斯好沟通,也比欧盟少一些臭架子和优越感。从历史上说,美国没有侵占过中国一寸土地,是从20世纪初就提出和坚持国际社会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唯一的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是盟友,无数美国飞行员在对日作战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进入21世纪,尽管中美意识形态的不同似乎更加深化,但是华盛顿与北京并无核心矛盾,并不像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存在生死存亡的矛盾跟,两国的经贸关系盘根错节,在一系列国际问题和全球挑战方面均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与看法,没有理由不能搞好关系。换句话说,我们都能和历史上占领我们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丶又要我们那多援助的俄罗斯处理好关系,为什么不能和一个相对开放丶民主的美国政府处理好关系呢?
  我认为加强中美沟可能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课。首先,中国官方应积极、大胆、开放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不厌其烦的解释为什么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有些制度和意识形态在目前是不能放弃的,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革的具体措施。其次,中国需要派出一大批务实的专家与美国的民间智库和官方机构展开深入的交流,并请美国专家和官员到中国长期观察甚至参与工作。第三,中国政府必须积极调动和支持民间机构的积极性,让它们更多地参与和参加中美交流。中国自身的透明、公开和开放自然会增进美国对中国底线的认知和核心利益的理解。
  如果中国参与中美关系管理和决策的人员一个个闭紧嘴巴丶甚至言不对题,故弄玄虚,那只能让美方感觉非常缺乏诚意。遥想当年邓小平访美,见到美国好的地方就交口称赞,谈到中国要坚持的就毫不客气,并明确告诉卡特总统中国要出兵教训越南,这样的外交才是大外交,才是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也要知道我想要什么的外交。
  我认为,我们负责管理和维护中美关系的外交人员需要提高自己处理国际事务的水准,需要更宽泛的国际视野及更深厚的国际政治知识的积累,应该有最基本的使命感与爱国心,国内相关部门应和外交部要保持彻底沟通,在国家利益的战略层面完全保持一致,要明白外交部是国务院第一部,不能什么都不服气丶自己各自为政。中央高层应强化对外交战略的督导,强化外交的一致性,中美关系就一定会在沟通中见成效,中国的外交成本也一定会降低!
  几代中美领导人在过去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以他们的高瞻远瞩、政治敏锐和外交技巧为双边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维护中美友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的中美关系可能因为特朗普即将出任美国总统而变得更加不稳定,中国也会因为即将召开的19大而出现对美必须强硬的呼声,在这样的情况下,为维护和改善中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去加强与美国的沟通是当务之急。(作者为欧洲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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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6/12/30   发布时间:2016/12/30

旧文章ID:12133

薛力:日本精英如何看待南海问题系列访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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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力  来源:作者投稿

  在安倍的主导下,日本与中国全面对抗的趋势已经确定,在东亚热点问题(如在朝核问题、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议题上将轮番表现。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与了解远胜于中国对日本,这是戴季陶、蒋百里等在上世纪初的判断。现在依然成立。因此,这里刊发一篇日本权威中国问题专家的访谈,虽然是20152月所做的访谈,但受访者的观点并未过时。对于中国受众或有用处。注意:访谈的前半部分为南海问题,后半部分则是中日关系,这是本访谈的特殊之处。

  天儿慧教授访谈录音整理

  (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

  受访者:天儿慧, 早稻田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教授

  访谈人:薛力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

  翻译:黄斌博士,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

  时间:2015228

  地点:东京市早稻田大学附近咖啡屋

  录音整理:王洋

  1.从第三者的角度看,您觉得目前的南海争端中,东盟五国与中国中谁的立场更为合理?为什么?

  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与其说谁的立场更为合理,不如说谁更有优势。比如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强势,而东盟国家则属于被动的一方,受到中国的压制。

  薛:我在美国访问做访谈的时候,有的学者提到,中国在欺负东盟国家,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差不多有类似的印象。中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而南中国海问题主要是领土、领海、岛屿问题。在此之前,中国的立场虽然非常明确,但是未曾如此强烈地表达过自己的主张,比较顾及东南亚国家的利益。但最近给人一种印象,感觉中国在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东南亚国家。比较具有象征性的事件就是,中国在与菲律宾就黄岩岛进行交涉时,要求在黄岩岛上建设飞机场,这当然是符合中国立场的,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开始建设机场,但已经开始做技术建设,给人一种中国很强势地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菲律宾的印象。至于说哪个国家的立场更为合理,这和钓鱼岛问题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理,中国在跟越南就南海主权问题展开交涉时也是一样的。事实上,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并不存在"主权"这一概念。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必要判断哪个国家的立场更为合理。

  2.南海争端涉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五国六方"。印尼虽然对九段线内的岛礁没有提出权利主张,但它主张的专属经济区(EEZ)有部分进入了 九段线,而且与越南、马来西亚的EEZ重叠,因此,也可以说南海争端实际上涉及" 六国七方"。总体上,东盟五国的立场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来解决,要求获得相应的EEZ, 中国则认为除了上述两者外,还要加上历史权利。您对中国立场的看法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文献是否明确主张南海诸岛是中国的领土,以及中国是否公布了所有相关文件。事实上,在过去没有主权观念的情况下,有明确领土主张的记载是不可能存在的。关于海域的划分,从过去来讲,普通的渔民没有海洋边界的概念,他们的想法是有自己的捕鱼区,而捕鱼区和民族国家的疆域有所不同。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是如此,越南、菲律宾的渔民认为这是他们的传统捕鱼区,而中国渔民也有类似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捕鱼区)与主权问题是不完全一致的。

  薛:那您对九段线合法性问题有何看法?

  我认为九段线是中国统治者,而非普通百姓决定的一个国界线。中国统治者通过自己的调查,然后就自认为国界线本该如此,但外国未必承认这样的国界线,至于其他国家承不承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欧洲国家国界线划定来看,国界线不是本国自己认可,或者其他国家认可就可以划定的,而是通过国家间的谈判不断调整自己的领土主张,通过这样的过程最后确定了国界线。就南中国海问题而言,如果各国是通过谈判来确定边界线,这是可以的。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谈判在进行,九段线是中国单方面提出来的主张。此外,我想再补充一个观点:领海这一概念是近代以后才确定下来的,现在我们需要克服、超越这一概念。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我并不认为中国在以前就确认了明确的边界线。过去明朝在沿海有海防线,海防线距离近海大概两百里,即一百多公里,包括从福州作为起点一百多公里,但这是防线,并不是领海界限,在近代之前中国没有明确的主权观念。总结而言,"追溯历史,这是我们的领土",这样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此外,我还有一个疑问:九段线是在什么时候,由谁提出来的?

  薛:九段线是1947年由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正式发布的,他们根据近代海洋法观念来制定边界线,应该是受杜鲁门宣布《大陆架公告》的影响,美国宣布大陆架以上的海洋资源为美国所有,在这之后各国纷纷效仿,这是国民政府提出九段线的国际背景,此外还有二战结束这个背景。补充一点,当时公布的是十一段线,1950年代中国去掉了北部湾的两段。

  3.南海油气开采:东盟五国年产量5000万吨油当量,超过大庆的4000万吨年产量。这些产量中有一部分来自九段线以内。而中国油气开采限于海南岛附近与珠江口,在南沙没有开采任何油气田。中国这么做估计是出于两种考虑:基于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克制自己没有进行开采;中国的深海油气开采技术不足。现在,中国有了981钻井平台与201深水铺管船,深海油气开采的核心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下一步不开采南沙海域的油气将难以向国内民众交代,您的观点是?

  我认为最好还是共同开发。关于技术问题,主要是中国和越南的共同开发,越南在技术问题相对落后,中国应该考虑越南的利益,如此美国或日本就不会有任何怨言。如果美国和日本认识到越南同意共同开发这一现实,就不会再说各种抱怨的话了。

  4. 东海油气共同开发

  薛:那关于东海的共同开发您怎么看?2008年中日双方有一个协议,但并未签字,也没有停止实施。您认为东海,包括春晓油气田,下一步应当怎么走?

  从我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共同开发是被中方单方打破的。当时围绕石油利益,中国的一部分利益集团单独提出自己的主张,打断了双方共同开发的合作。在2010年渔船撞船事件发生的时候,日本已经做好准备与中国谈判签订协议,中国外交部也做了相应的准备,撞船事件发生后,围绕协议展开的交涉和谈判都终止了。特别是中国的保钓联盟,他们在撞船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在他们的网站主页上明确提出,共同开发是卖国行为,把这个主张做了很多宣传,双方的谈判因此被打断了。时任民主党首相菅直人和他的外相都明确表示希望中国回到谈判桌上,但是当时中方没有回答。现在围绕中国的石油权益,他的利益集团代表周永康已经下台,中国的国内形势有所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如果能实现首脑会谈,如果日方在会谈上提出共同开放,中方可能会有所回应。

  薛:您觉得周永康反对共同开发吗?

  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就推测而言是这么认为的,周永康坚决反对。

  5.在南海问题上台湾海峡两岸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但实际上可能性不大。最大的理由是,台湾很多人芥蒂与大陆的合作会导致被吞并,这是他们很担心的一件事情。

  6.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与作用是?

  美国在具体行动上未必会提供明显的支持,因为行动是要承担费用的,但是如果中国积极地在南海展开行动,南海沿岸国家会对此进行抗议。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对其他国家进行支持。另外,如果中国认为南海是自己的领土,进而对其他国家在南海地区的行动进行干预的话,这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美国会提出明确的抗议。

  7.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区域外大国在南海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本帮助东盟国家是为了在东海问题上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我认为东南亚各国与东海问题关系不大,日本主要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这对日本的立场有很大的帮助。从我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支持日本,而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东南亚,这种交易是不存在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能够向周边国家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安倍政权对于这一点非常介意。

  薛:为什么认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不会在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进行交易?如果日本和东南亚真的互相支持,这对中国的威胁是非常现实的。而且日本实际上也在支援东南亚国家,向他们提供潜艇和巡逻舰,在中国看来这就是互相支持。

  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和东南亚国家的力量差距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国家认为)需要对中国进行牵制。

  8.美国、东盟、中国未来在南海问题上下一步如何应对?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定行动规范。从客观角度来看,中国显然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在此情况下,规范强国的行为,能够让其他国家安心。强国和弱国都受到国际规范的限制,规范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如果强国为所欲为,规范只是名存实亡。制定行为规范对中国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确是一种制约,但从长远来看能够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天儿慧教授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问题,是最了解中国关系与中日关系的日本学者之一,致力于促进中日的互相了解,他的机构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机构,有许多中国学生与访问学者,经常召开与中日关系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因此,笔者利用这个机会请他谈一下对中日关系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这对于处于"经温政凉"状态下的中日两国学者与受众,或有参考价值。

  1.你曾经在自己的专著中提到,中日之间的误解是中日关系最大的问题,那你觉得最需要纠正的是哪些误解?

  我认为中国对日本存在误解,而日本对中国也存在误解。从日本的角度来讲,对中国的误解主要是认为中国对日本采取了一种非常傲慢的态度,日本社会只看到了中国傲慢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为中国国内的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可救药了。

  而中国对日本最大的误解在于,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已经不行了,这种看法在中国十分普遍。但实际上即使日本经济发展停滞,但社会生活并没有停滞,日本社会已经非常充实。因为日本的经济走向衰落就不把日本当回事,这是中国对日本最大的误解。

  另外一个误解是历史认识方面的。日本方面的确存在一部分否认过去战争行为的人,但大部分人承认过去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战后也对中国反复进行道歉,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始终基于此来重建双边关系。在中国方面,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只看到了日本少部分人的观点,并将此视为整体现象。

  薛:但是现在中日交流频繁,中国政府不可能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情况,因此,这到底是误解,还是有意误导的结果?

  历史问题是政治问题,我同意这一观点。

  2.关于钓鱼岛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两国都在利用钓鱼岛问题,中国需要钓鱼岛问题来增加军费、将日本树立为敌人以稳固国内统治,日本则需要钓鱼岛问题来增加军费、强化美日同盟、凝聚国内民意。你的看法是?

  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我认为不会走到战争这一步。为什么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从历史来看,战争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偶发的、意料之外的。但从理性角度来看,中日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

  3.你认为中日关系恶化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克服?

  中日关系始终存在着各种问题,双方都就如何解决、缩小这些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从钓鱼岛问题发生以来,这种努力不再发生作用。双方就主权、领土展开正面交涉、发生冲突。而双方之所以因为钓鱼岛发生冲突,是实力对比变化导致的。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主张共同主权论,但当我提出共同主权论时一位外交官认为我的主张过于温和,因为只要日本让一步,中国就会要求进三步,因此不能对中国做出更多让步。这是不信任感的一种体现。

  4.你认为中国和日本各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中国最大的优点是它的胸怀比较大,能够接受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中国现在未必充分发挥了这一优点。中国有句名言是"存小异求大同",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胸怀。

  关于钓鱼岛问题,周恩来曾经提出"存小异求大同",过去中国将钓鱼岛视为"小异",现在却变成了"大异",中国抛弃了一直以来拥有的广大胸怀。当然可能是由于中国国内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些外交问题。但中国应该继承胸怀宽广这一优点,树立作为大国的风格。这非常困难,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能够制定系统、规则、机制、秩序,并将其付诸行动,这是日本社会最大的优点。比如说环境保护法,中国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很难实施,但日本制定的环境保护法不仅顺利实施,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5.你认为中国和日本各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中国最大的缺点在于言行不一,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日本最大的缺点在于缺乏长远的眼光。

  6.你希望一百年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如何?

  我认为,在目前一党统治之下,中日关系有很大局限性。但如果中国能够维持一种比较宽松的秩序,中日关系还是很有未来的。比如今天的研讨会,大家非常坦率地进行了交流,这对中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历史的真实问题,坦率地发表内心的真实想法会受到政治的干扰,因此很难讨论到事情的核心部分。如果这张现状不能得到改变,中日之间坦率的交流会受到局限。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局面会逐渐改变。

  薛:但目前,政治人物参拜问题不能解决,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不肯让步,在此情况下中日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

  刚才的观点是对中日关系长远未来的判断。从短期来看双方要妥协是非常困难的。现在要做到两点,第一是事实上地搁置争议,即使口头上并未有此约定;第二是尽量减少双方的不信任情绪,增加双方合作的空间。领土问题、参拜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的智慧和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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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6/12/30   发布时间:2016/12/29

旧文章ID:12131

给中国的忠告:重视特朗普的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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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寿慧生  来源:FT中文网

  在12月初,我与同事在美国华盛顿拜会了若干智库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就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及全球外交局势进行交流。几乎所有美国专家表达的共同感受是困惑不安,对未来局势走向的高度不确定感。好几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说,中美关系正在驶入一片“未知的水域”(uncharted waters),深浅莫测。

  一定程度上,这种感觉可以理解。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情况的复杂变化,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直接导致美国外交决策的变化,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全球范围而言,美国的变化在几乎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但我感觉,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此,而是与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和行事风格有关。而这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和我们这些访问者一样,大部分美国专家都对特朗普的上台表示惊愕,同样对他在选后短短一个多月就掀起各种舆论风波(第一个高潮自然是与蔡英文通话以及随后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质疑)感到困惑,因为从不曾有总统当选人在这个时间段能掀起这么多的是非,尚未正式上台前就已经引发一系列外交危机。尽管过去一年多的选举大戏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但特朗普制造政治悬念和风暴的能力的确不可低估。

  特朗普的这些个人特点对于中美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个交谈过的专家都恳切地告诫我们,特朗普是有史以来最为性格独特的美国领导人,他从不以礼貌著称,而是以粗鲁闻名。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不超过五分钟,他通常只会记住最后和他说过话的人和此人的观点。他喜欢以貌取人,从不深究事情的本质。他从不读书,他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媒体和电视。他性情暴躁,以脸皮薄著称,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却极喜欢被人恭维,而且睚眦必报。结论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家务必要重视特朗普的个性,不要激怒他,而是要尽力寻找渠道和合适的代理人来与他进行个人层面的沟通,获得他的好感。

  这些友善的告诫自然让人感动。但也令人沮丧。

  不确定性是外交冲突的原始动力。从古以来,人类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领袖个人的偏好和性格特征,从而为外交决策带来巨大的随意性。这种对权力运用的随意性又被国际关系本身的无政府状态所强化——超越国家主体的公共权威(也就是世界政府)的缺失使得国家间的互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制约机制,猜忌、背信、先发制人成为国家关系层面的道德准则。如先哲们所言,外交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冷静计算,同时也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舞台,是人类个性的展现和激情的表达。外交决策受制于人类个性的影响是导致人类社会长久以来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进入到现代社会,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各类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例如联合国安理会,WTO等),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签署国际条约可以有效地将政治人物的行为和国家决策纳入到理性规范当中,也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所称的“自捆手脚”(tie your own hands)的做法。这种趋势在战后进一步得到强化,使得国际关系——至少在西半球——被纳入到一个国际机制的密集网络(a dense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国家间冲突,让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时代。

  与此同时,对应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制度是来自国家内部对政治领袖的制约机制。尽管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当中都有可能产生制约领袖的机制,使得国际关系不再完全受制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喜好和性格特点,民主可能是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将领导人纳入到制度框架内行使职权,使得公共决策超越具体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才有“民主国家间不发生战争”的论断。即使在非民主国家,统治者也倾向于采用政党、议会、选举等各种民主手段来维护政权,其原因也在于避免不确定性带来的冲突。与此前人类社会长久面临的情况相比,国际机制与民主制度这内外两种机制的结合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而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最关键的领导力量。

  如今,美国的新选总统似乎正在挑战这些机制。

  这位新当选的领袖拒绝每天听取情报部门的简报,认为这些东西太过琐碎无聊,他的才智不需要依赖这些东西。据称他在接听台湾领导人的电话前两天才被通知,而他在做出决定之前不屑于咨询相关部门的意见。他用推特直接取代传统新闻发布渠道,常常在后半夜发布惊人言论和重大决策,在推特上花费大量时间与冒犯他——或者只是友善地取笑他的副手彭斯——的娱乐节目和媒体打口水仗。在我们与国务院亚洲事务的官员交流中,我们发现这些官员对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杨洁篪在纽约会见特朗普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福林,竟然一无所知。

  不仅仅是传统官僚机制被弃之一边。如一位美国专家所说,这位新领导人的特点是对任何既有的外交政策和原则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然后再问一个“为什么不可以?”(Why Not?)。就电话风波来讲,特朗普用安全冲突作为要挟来获得经济利益,令冲突进一步升级,而不是利用经济利益来缓和安全冲突,这种做法对于任何理性的外交家来讲都难以置信。

  无论特朗普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行为显示,他对制约美国外交决策的既有的价值观、制度、规则、潜规则都持有相当的不信任甚至敌意,并刻意用另类的方式予以攻击,在很大原因上是因为这个策略帮助他在竞选中创立自己政治标签,他希望继续以此来扩大他的政治资本。

  人们当然有理由相信,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他个人的理性计算,会让他在选后有所收敛,融入到他在竞选中不遗余力攻击的体制中去。但是又如我们访谈的另一位专家指出,特朗普的学习曲线是平的,他竞选之初和结束时的言论如出一辙——他从竞选中未学到过任何新东西!如何指望一个年过七十,被称为患有极度自恋症的人,能在短短几个月或者几年有所实质性变化?

  事实上,查看一下特朗普在年初竞选时的外交观点,会发现他最近的言行举动和人事任命与他当初表达的外交理念和世界观——例如对自由贸易的反感,对中国的不满,对俄罗斯的好感,对美国盟友的利益纠葛,对伊斯兰教的敌意——高度吻合。

  中国人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习惯于将特朗普视为一个言语不靠谱但行动务实的商人政治家,却低估了他的潜在的价值观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低估了他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的决心,以及他用非常规的民粹手段抵御来自共和党建制派阵营挑战的能力。何况,濒临破产的共和党无意间大获全胜,同时赢得两院多数,在很大程度上拜特朗普所赐,所以势必会珍惜这个机会,与特朗普达成妥协,各取所需,绝不肯制约特朗普的出格举动,造成两败俱伤。

  外交变成领袖自我表达的舞台,所有程序、规则、官僚体制都被推在一边,让个人特点取代政治制度,个人喜好代替政策导向和战略规划——美国民主从未被置于如此危险境地。而这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不可低估。近来有些中国媒体幻想美国的外交收缩和政治内斗会让中国渔翁得利,获得战略和外交机会,恐怕是最大的失策。特朗普的冒险好斗个性与共和党右翼的尚武好斗传统的结合,将会给中国在战略和军事领域带来巨大风险,同时“美国优先”原则将在经济上让中国失去长久以来最为重要、将来也依然是最为重要的市场。

  中国究竟会如何应对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尚待时间考验。电话风波之后中国官方和媒体对特朗普的不同反应,显示出中国方面的不确定性。尽管中国政府极力保持克制和冷静,中国舆论却似乎正在跟着特朗普入戏,敌对情绪已经酝酿开来,剑拔弩张的态势开始浮现。

  在未来若干年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摩擦中,中国是否能够以处之泰然的态度来应对特朗普神经质的外交挑衅?对很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民众来说,不还以颜色就意味着示弱。但是不要忘了,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而承受特朗普压力的,也不仅仅是中国。此刻除了俄罗斯和以色列,恐怕没有几个大国领导人能坦然面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和压力。而中国在他的价值观中,从目前的判断来看,仍然被视为对手(尽管是危险的对手),而非死敌。

  如果这个判断准确,我们可以因此说,特朗普用交易代替外交的行事风格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中美关系还未折返到“冷战”时期,因此大可不必用“冷战”思维和手段,用过激行为来回应对方的过激行为,用口水战和拳头取代外交沟通协商,被他牵着鼻子走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去。我们必须明白,如果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作为治国原则对世界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应该是提醒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当务之急应该是目光向内,深化改革,把此轮全球范围内的民粹危机视为一次内在调整的机遇,夯实制度规范,提高民生质量,实现社会平等公正,减少增长创新的内在阻力和不确定性,为迎接未来的世界经济波动做好准备。

  同时也应该时刻注意,特朗普的每一个举动背后都可能有更大的意图需要考虑,不是所有这些意图都要置中国于死地。无论如何,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的着重点意在重振美国,贸易是他的对华政策的核心和终极目标,而台湾问题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筹码(尽管他的团队中的成员另有所图)。如此而言,正是那些可以协商的背后意图,也许给中美关系留下足够回旋的空间。这或许是特朗普神经质的外交表演背后的真正动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对中国而言,何尝不也是一个机遇,借以解决自身在贸易不平衡中遇到的诸多问题?

  (注: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6/12/29   发布时间:2016/12/29

旧文章ID:12130

朱锋:西方这座自由主义灯塔在黯淡?

作者:王昉  来源:FT中文网

  2016年,国际政治舞台充满戏剧性,在民粹风潮的裹挟下,强人政治回归,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全球化进程面对严峻挑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在接受FT中文网专访时指出,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未像今天这样摇摆过。他认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周期,特征是再全球化、再国家化,和再意识形态化。面对这样一个喧嚣而陌生的外部环境,中国要把握机遇,但更要保持战略定力,以内为主。以下是我们的访谈实录:

  FT中文网:2016年国际社会发生了很多黑天鹅事件,其中对中国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或许是特朗普的当选。他当选后的一系列举动,包括和蔡英文直接通话、质疑“一个中国”原则、重用军人,以及他要显著扩张美国海军,都显得咄咄逼人,都好像在针对中国。您认为美中关系近期是否面临严峻考验?

  朱锋:事实上我不是很同意这种看法,就是特朗普上台后和蔡英文通电话、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在中国议题上说了一些狠话,美中关系就会迅速发生逆转。特朗普除了嘴大、愿意成为话题中心之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而且他在美国电视上做了很长时间的真人秀,他唯恐媒体不把他放在关注的焦点。我更多地把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发难,看作是他在制造中国议题。他目前还是一个候任总统,对“一个中国”的挑战,还有要和中国打贸易战,是否会变成真正的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我们还需要观察。短期来看,中美彼此都在一个调试期。中国也不会对他嘴上的这些言论做出极端反应。如果说特朗普廉价的几句话就把中国弄得顿足捶胸,那太便宜特朗普了。

  FT中文网: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是否打了北京个措手不及?

  朱锋:我们的确没有想到特朗普会拿台湾问题来开刀。但其实也很简单,美国共和党右翼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有所谓的同情,有亲近感。别忘了特朗普一心要把美国前总统里根作为榜样。里根当选总统后,曾扬言要邀请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一步可能迈得更狠。只不过当时中美关系地位的不均衡更加明显,所以里根的做法没有引起更多的国内的反击和国际社会的重视。35年过去了,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你接个电话我们都要跟你急。我的看法是,首先,特朗普还没有上台;第二,让共和党右翼亲台情绪发泄一下,天塌不下来;第三,相比较82年里根那种表态,特朗普还算含蓄的。我坚信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哪个普,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去轻易改变和颠覆“一个中国”政策,因为这对美国没有实质性的战略意义。

  FT中文网:中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保持淡定?

  朱锋:对中国来说,保持淡定不容易。中国一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最核心最敏感的话题,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不惜拿“一中”政策开刀,那真的会让中美关系地动山摇。特朗普的举动其实已经在美国政界、美国智库圈、美国媒体引起诸多批评。即使中国不那么发狠,美国人也很清楚“一中”政策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但是,特朗普政府又的确将是中国人很陌生的一个美国政府。怎么办?别轻易下结论,首先去了解观察,客观判断你的新对手。

  FT中文网:如果说特朗普目前的举动还不一定变成政策的话,那么他就任之后,我们应该重点观察些什么?

  朱锋:我觉得特朗普的中国政策肯定会有重大调整,而他现在的很多喊话,可能是在为这种调整热身。我个人认为,他可能会在三个点上施力。第一,中美经贸关系将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力点,因为他所代表的这一波美国精英的思想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遭受了不平等的利益分配,红利更多地被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抢去了,所以他会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发难。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这几年,美国的政界、商界、财界对中国国内体制,包括经济体制所出现的变化,其实已经积累了长期的怨言和不满。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倒退,中国的NGO法限制了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中国的国企在市场中享有特权。前一段时间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跟这些不满高度相关。所以,特朗普很清楚,他在经贸、金融和市场上对中国采取新的紧逼政策,在美国国内会赢得一片叫好。第三点,美国虽然让韩国和日本承担更多军事费用,但并不代表美国会削弱和同盟的关系,而是它要在一个新的基础、新的规则上强化与盟国的合作。所以“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词虽然不会再出现,但是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保持高度关注和深度介入的战略不会改变。而且特朗普的团队现在军人林立。军人林立并不意味着一定好战,因为美国高级军官的素质和知识水准都很高,但军人做事一定很执着,而且一定会有很强的延续性。所以,特朗普将继续保持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和美国所谓安全主导的角色,虽然他的做法和风格会跟奥巴马时代有很大不同。

  FT中文网:您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朱锋:奥巴马时代更多是文官当政,文官们会担心这儿担心那儿,军人可能比较直来直去。另外,遇到难以妥协的时候,文官可能会说,一个议题难以妥协,我就换另外一个议题去找妥协,而军人可能会说,找不到妥协我就跟你进一步升级压力,然后使得对峙上升。今天的亚太地区出现了很多的热点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台海问题,东海问题,还有西太平洋问题。西太平洋正变得越来越拥挤,中美两国的军舰、飞机如在海空意外相遇,如何避免事故性的碰撞?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引发直接的中美冲突。在这种背景下,管控摩擦,避免事故性的碰撞或误判,就变得更加重要。我的看法是,可能我们会很快怀念奥巴马政府,虽然他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他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比较柔和的。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在局部问题的操作上更加持续,并且风格更加硬朗的新总统。

  FT中文网:2016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遭受了一些挫折,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做出了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判决。您曾说过南海问题不是一个军事斗争问题,更多地是一个宣传战、外交战、心理战。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是不是要打一套新战术?

  朱锋: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会采取一个反应式的做法。美国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包括造岛行动以及岛礁的功能化、设施化非常不满,但它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只能看一步走一步,比如看岛礁有多大、部署武器有多强,然后采取行动。第二,美国虽然强调所谓的航行自由,但把军舰整天开到中国岛礁附近来转悠,一方面会加剧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率,另一方面它也知道,抵近侦查和抵近航行会使得中国实质上放弃在南海的维权吗?根本不可能。双方在南海的竞争将是长期性的,已经非常显著地体现出了战略博弈的特点,而不是简单的主权争议。我们需要为这种战略竞争做好长期的准备,不是简单的军事准备,而是看你的主张能多大程度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在多大的范围内可以得到世界的公认,多大程度上可以团结和说服我们的东盟邻国。

  FT中文网:在法律层面上,输了今年的这次仲裁之后,中国该做些什么呢?

  朱锋: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接受我们输了,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参与,不承认,也不执行。当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我们的立场也有自己的法律依据。

  FT中文网:会不会有更好一些的做法?

  朱锋:更好一些的做法,我想是这样的,如果以后谁在南海问题上再诉诸于国家间的司法程序,那中国一定要奉陪到底。我们可以通过官司打死他们。中国现在也有主张,也有依据,也有物质力量。但是这是后话。现在来看,这次仲裁确实存在着一系列深层的缺陷,中国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我们问心无愧。但问题是,任何国家的海洋主权一定要符合国际法。中国的南海主张有两个依据,一个是历史依据,另一个是国际法的基本规则。我们不希望任何其他国家在看待中国南海主张时,只及其中一点,而不把两个点都放进去。越是中美要在南海长期角力,中国的南海权益主张越要更好地寻找到法律依据。

  FT中文网:在赢得邻国支持和理解方面,中国能做一些什么?您曾撰文讨论中国外交当中的王者心态。怎么能让我们的邻国欢迎我们作为一个王者归来?

  朱锋:首先,我们的南海战略在相当程度上要走出主权争议这样一个简单化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南海争议永远就是寸土不让,我们的外交战略就会被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所绑架。任何谈判的本质是有取有予,不能只是take, 而不give。我们需要客观地认识领土权益在未来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中,究竟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能被一些机械的宣传话语所绑架。

  FT中文网:可是现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不仅仅是在中国,在英国美国这样老牌的自由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一旦煽动起来很难冷却。

  朱锋:所以我们需要相向而行,不能说你们在那里顿足捶胸,然后让中国人完全冷静理性。但是呢,回过头来讲,中国和东盟确实需要等到双方民族主义情绪都有所冷却之后,才能更客观审视彼此的利益和角色。

  FT中文网:2016年,我们在世界范围里看到了一个反全球化的趋势。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吗?

  朱锋:冷战结束25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摇摆过。我的基本判断是,后冷战时代结束了,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周期。这个周期可能会有以下三个趋势:第一是“再全球化”。我不相信任何国家会真正的反全球化,因为人类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共同体意识的提升,已经高度凝成一个整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反全球化,但是可以“再全球化”。我们都知道欧洲和美国民粹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对移民,因为移民和难民稀释了原来以白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带来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不满。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所以“再全球化”可能意味着新的规则的出现。第二个趋势是“再国家化”(re-nationlisation)。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最近撰文称,特朗普想做一个新的strongman,一个威权人士。普京就是一个strongman,可能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我们知道,跟全球化平行的是区域化,全球化区域化的核心就是要降低主权国家的角色,部分主权要让渡给区域组织或者全球组织,但现在很多国家都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招。当国内各种阶层的不满声音越来越多时,国家需要展现更强的能力,来保障利益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合理分配。第三个趋势,就是“再意识形态化”。过去25年自由主义在西方赢得巨大的道德高地,而且在全球都成为深入人心的普世价值。如果西方自己成为民粹主义的倡导者,不仅会使得西方这个自由主义的灯塔黯淡下来,也会使得世界各国开始认真思考,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FT中文网: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外部环境,给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施展更大作用的机会。中国如何能做到既承担更大角色,又保留足够的战略审慎?

  朱锋:我觉得中国确实处在一个难得的机遇期。我们的影响力,可以去引导世界的“中国因素”都在扩大。但我们首先要客观认识自己。我们还处在一个将强未强、崛起过程中的爬坡期。只要中国比其他国家在经济、金融、社会发展上,这口气更长,表现更出色,就足以有力量去影响世界。过去400年世界政治中,一个大国变强的时候,恰恰是它风险最大的时候。你弱的时候,韬光养晦谨小慎微,而当你开始强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横着走,你觉得未来在向你招手。所以,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抵制诱惑,继续以内为主,保持以国内开放改革为主线的历史进程。

来源时间:2016/12/29   发布时间:201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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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者:特朗普获胜的州民主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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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喆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雷诺尔兹(Andrew Reynolds)发表其最新研究成果称,依据其建立的模型与评分标准,“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已经不能被划归为‘完全民主体制’(full democracy)。”他还称,但凡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赢得胜利的州,其民主程度就低。

  实际上,雷诺尔兹多年来的政治学研究并非是美国本身,而是所谓的“转型期国家”,从他此前所著的论文如《新民主政体中的政党和负责任的政府》(Parties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 in New Democracies)及《选举管理对新兴民主政权合法性的影响》(The Impact of Election Administration on the Legitimacy of Emerging Democracies)等可以看出,雷诺尔兹的研究对象一直是阿富汗、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南非、苏丹、叙利亚和津巴布韦等国。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握有14张选举人票的北卡罗来纳,始终是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摇摆州,2008年奥巴马赢得了北卡州选举从而入主白宫,2016年,特朗普同样也是因为在北卡州的出色表现一举击碎希拉里的总统梦(在大选前,希拉里在北卡州的民调领先)。

  而北卡州州长的选举更是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反复胶着,12月5日最新的州长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罗伊·库珀(Roy Cooper)以49.02%的得票率,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现任州长帕特·迈克科罗瑞(Pat McCrory,48.80%)。库珀成为自1850年以来,这个美国南方州中,首位在州长选举中战胜现任州长的在野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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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2016年北卡州州长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罗伊·库珀。

  然而,就在库珀赢得北卡州长大选之际,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紧急立法,剥夺大量州长的职权。

  雷诺尔兹指出,由于北卡州选区划分偏向于共和党,共和党在选举总票数获得极小优势(tiny advantage),就能在州议会得到绝大多数席位。这种机制令其想到了他多年来的研究对象埃及、津巴布韦等国,他谴责北卡州共和党人的行径是在“输不起后的卑劣表演”,“当一个政党因失去最高行政长官职位后,使用立法优势剥夺(行政长官)应有的行政权力,这种行为直接伤害了美国民主三权分立的准则。”雷诺尔兹在给北卡州州府所在地罗利市的报纸《新闻与观察家报》(News & Observer)上撰文写道。在他看来,如今的北卡州并不比其研究的那些所谓的“威权国家”好多少。

  雷诺尔兹提到的政体民主标准,是由丹麦奥胡斯大学约根·埃尔克里特与哈佛大学皮帕·诺里斯两人创制的“民主诚信计划”(Electoral Integrity Project),简言之,这是一种可以量化的选举测量标准,其中包括选民是否获得充足信息以及选区分配是否合理等问题。在0到100的评级标准中,100表示最高完整性的选举过程,0则代表最不完整性的选举标准。

  雷诺尔兹称,北卡州的得分是58分,仅略高于印尼(57分),甚至低于卢旺达(64分)和格鲁吉亚(59分)。

  “如果北卡罗来纳州算作一个独立国家,那么其民主程度将会表述为具有严重民主缺陷、部分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说它仅仅是比大多数失败的民主国家好一些。”

  根据美国联邦及各州法律,作为一州最高行政长官的州长具有划分选区的裁量权,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党当政,它可以尽力压缩民主党选区,扩充共和党选区。这就造成了雷诺尔兹所说的北卡州选民登记与区域划分上的问题,因为2013年以来的北卡州州长是共和党人。但实际上,库珀在2017年1月执掌北卡州之后,同样也能够重新划分选区,使得原本应该按照人口与地区合理划分的各选区再次洗牌。(详见北卡州选举委员会绘制的2016年版选区图http://www.ncga.state.nc.us/representation/WhoRepresents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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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卡州选区划分被认为是全世界里最糟糕的,因为它极力压缩民主党占优势的选区。

  雷诺尔兹说,北卡州的选区划分在“民主诚信计划”中仅得7分,是全世界里最低的。

  而这位政治学学者认为,北卡州还不算美国50个州中表现最差的,另有11个州比之北卡州得分还要低,分别是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乔治亚州、罗德岛州、宾夕法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俄克拉何马州、田纳西州、威斯康星州和亚利桑那州。这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凡是能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州,他们的民主体制得分就相对较低。

  研究美国政治体制的学者,给美国整体的民主体制打分为62分,这一评分也同样低过卢旺达。美国媒体说,这很难让普通美国人接受。有一点无法确定,这些学者自身的政治倾向是什么,但他们给出的结论确实偏向民主党,“民主党控制的州通常比共和党控制的州,在选举各阶段都做得好一些。”他们举例称,爱荷华州委派一个泛党派的独立委员会进行选区划分;科罗拉多州、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均允许邮寄投票;佛蒙特州得分领先全美国,而缅因州甚至保障了重罪犯的投票权(全美只有两个州允许这样做)。

来源时间:2016/12/29   发布时间:201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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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考年终策划(三): 2017,台海军密

作者:张麟,薛力  来源:凤凰大参考No.245

  近日,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召集国防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各领域知名学者齐聚,就美国东亚政策、俄韩朝日对美政策调整、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进行专题讨论。

  会后,该研究所为凤凰大参考独家总结撰文“特朗普上台与东亚格局调整”。以下为具体总结的下半部分:解决台海问题的路径调整。

  意识到“以经促政”不能阻止台独脚步,2017年解决台湾问题必然选择新的方式。

  台湾问题:两岸经济合作黄金时期已过

  在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之中,台湾问题显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紧张源之一。1949年以来的两岸关系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视角看,大陆无论是用自由主义逻辑下的“以经促政”路径,还是建构主义逻辑下的“一中”政治认同建构方略,均不能阻止台湾日益走向台独。

  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要从现实主义的路径出发,根本要靠经济、军事为基础的国际实力。

  应该意识到,两岸经济合作的黄金时期已过去,民进党上台后,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明显倒退,大量制度化合作机制停止,台湾经贸格局正在转向“重国际,轻两岸;重美日,轻大陆;重南轻西”,蔡英文政府的经贸政策正转变为消极保守的新南向政策,以达到摆脱过度依赖大陆的目的。这值得大陆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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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台军方表态,辽宁舰绕行台湾进入南海。

  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和对外政策是一体的,其基本战略是以美日为中心,利用美日和大陆之间的对抗关系谋求台湾的国际空间,独立、自主地与大陆打交道。台湾当局在“亲美联日”方针的指导下,积极谋求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中美博弈中的热点、避免被边缘化,保持美台关系的稳定、机制化;在台日关系中则希望建立官方交流的制度性保障,修复历史关系,对日经济上让步以建立一个“台日命运共同体”。

  台湾拓展国际空间方面,蔡英文较多继承了马英九的做法:重实质关系、打经贸牌,采取慢慢渗透、鼓动民意的措施争取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台湾参与国际活动要先取得主权国家——中国政府的同意或默认;中国大陆有必要限定台湾只能用民间身份参与、淡化台湾特殊意识,同时避免引起台湾岛内民粹主义的反应。大陆这么做的一大目的是使其回到政治谈判的统一进程上来。

  南海问题:抓好当前时间窗口

  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对抗仍然可控,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将会有一个明显的战略间隙期,但此后美国将奉行比较强硬的南海政策,中美军事互动将更为直接、突出,美国海军在南海对中国军队的挑衅强度和频度会有所增加,并依靠“FONOP”(航行自由行动)保持在南海的常态化军事存在,进行军事演习等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压。中国政府应该以“对等反应”原则为指导,稳步增强在南海周边的军事力量,主要通过岛礁建设、南海空域管制、海上救援等军民兼顾的功能性活动改变中美在南海的力量对比,获得在中美大博弈中的有利“筹码”和物质基础。

  显然,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将坚持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其对华战略仍需要时间观察,但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对峙将长期化,常态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应该适当克制,保持中美在南海现状;缓和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矛盾,尽量以政治谈判化解僵局;同时遵守即将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带头为地区国家做出表率;在操作层面上,中方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反制手段以应对美方的挑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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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前,中国外长王毅对媒体表示,访问一定会取得成功。

  南海争端在东盟推进政治、安全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一块磨刀石的角色,中国在南海争端中面临着三重博弈:中美之间,中国与东盟声索国之间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以981事件为标志,中美成为南海博弈的主角,东盟及声索国有转向幕后或配合美国的倾向。但2016年南海形势剧烈变化,对中国来说,下半年可谓“峰回路转”。

  总体看,东盟声索国对华友好、磋商解决南海争端成为主流意见,这种态势可能持续几年。这是中国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的一个时间窗口,中国应调整南海应对思路,发挥南海最大沿岸国的份量与作用,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点,设计出能为各个声索国接受的争端解决方案。如果错过这个时间窗口,南海问题将可能重新进入前几年的状态。

  为了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进程,各方应该多头并进。在功能合作领域,建立联合休渔区、划定海洋公园、谋划多边海上运输安全保障机制等都应列入考虑。不同国家控制的岛礁之间,有条件的可以探讨进行旅游合作。管理冲突方面,一个可喜的消息是:各方已经同意在2017年7月前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落实。更为重要的是永久性解决南海争端,为此,建立南海争端解决的永久机制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北极理事会模式值得参考。

来源时间:2016/12/29   发布时间:201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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