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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蔡“互撩”兴奋了哪三种美国人

作者:唐小兵  来源:观察者网

  到底是川普撩妹,还是妹撩川普,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引发的关于中美关系走向的议论,虽已持续一周多,恐怕还将继续下去。

  特朗普随后在推特上和采访中接连针对中国,果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让我们回到12月2号那通坏了规矩的十来分钟越洋电话,究竟哪种说法更靠谱?

  是美国候任总统心血来潮之举,还是蓄谋已久、精心布下的局?是鲁莽的门外汉要全盘推倒、另起炉灶的信号,还是见钱眼开的商人为日后的讨价还价埋下的伏笔?是把宝错押在希拉里身上的蔡英文迫不及待地向白宫未来的主人表白澄清,还是台湾当局深耕美国的游说公司,经营数月,花十四万美元买下的一个“外交”突破?换句话说,也就是个小动作?

  这些重要的问题,大概就跟我们到底是想喊他作“川普”还是“特朗普”一样,越想越玄乎,越猜越没底。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连特朗普自己,都没想到他公开这通电话的那条推文,会引发如此大的海啸,比他搞起“推特听政”以来所发布的任何一条消息,都更让人眼镜大跌,合不拢嘴。《时代》的编辑后来就直接宣布,特朗普犯了他还没开始的总统任期的第一个大错。

  很快,候任总统就被汹涌而来的质疑搞得坐不住了。第一条推文发出后不还到一小时,他就不得不补发一条:“有意思,怎么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数以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设备,而我就不该接一通表示祝贺的电话”。

  这话的逻辑就是,一家人偷鸡摸狗你们视而不见,我吃个禁果怎么就不行?很有点阿Q那种“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的无赖嘴脸。

  再接下来发的几条推文,转问中国做这做那是否得到过美国的批准,就完全是心虚后胡搅蛮缠,滚地撒泼的架势了。

  但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特朗普这通破天荒的电话,很让一些人扬眉吐气,打了强心剂一般,欢呼修理中国的时代终于来临了。正像特朗普的竞选释放了潜藏在美国社会里的丑恶心魔,让一些种族主义分子变得明目张胆,光天化日之下蠢蠢欲动,他如今无视外交成规和默契,直挑中国的痛处,更是使得各色各样的反中人士奔走相告,纷纷窜上前台,施展拳脚。

  这些汇聚在一起的反中人士大致有三类:冷战斗士,地缘博弈棋手和“出不了柜”的种族主义者。

  正如《波士顿环球报》上一篇评论所说的,不少美国人看待中国,有着巨大的心理障碍,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根本无法平视。这个心理障碍首先来自冷战意识形态遗留下来的包袱,因此反中人士里最能鼓噪,也最有能量的,仍然是遗老遗少式的冷战斗士。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当下的美国人内心真正能接受中国政府和社会体制的正当合法性的,实在寥寥无几。被妖魔化了的“红色中国”,仍然是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基本认识。除非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一般人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都搞不清,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最近几十年里的巨大变化也是雾里看花,懵懂无知。而即使是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也少有人认真地去介绍和解释中国的复杂现状,而往往是关注中共政府的种种短板和危机,以偏概全——如果他们不是专心论证其早该崩溃的话。

  例如这次“电话门”出来了,各路记者专家及时给人们补课,说中国的“共产政府”、有的干脆说共产党,把台湾视为一个“叛离省”,并且威胁用武力来强行统一。还有的则反过来,说中国民众因为被洗脑得厉害,民族主义情绪过高,因此如果政府不强硬反台独,就会遭遇执政危机。也就是说,蒙在鼓里的民众稀里糊涂地绑架了无力的政府。

  知识渊博一些的,则会进一步解释说,台湾从1949年起就与中国分离了,在那之前台湾曾是日本人的殖民地,日本战败后被划归了中华民国。至于日本人什么时候开始殖民台湾,又是怎样获得这块殖民地的,则大多语焉不详,这显然超出了美国记者和读者的知识及记忆范围。对美国在这中间扮演的种种角色,也会从简从略,实在回避不了,就搬出一部《台湾关系法》,事情也就正当合法了。

  靠吃冷战饭反中的人,尤其喜欢把台湾当棍子使,理由是台湾搞的是“民主”,认同美国人的价值。这回川蔡一通话,不少人就站出来替台湾伸冤诉苦,说人家跟咱同心同德,亦步亦趋,好歹也是明灯一盏,怎么咱就不敢公开支持他们,反而要对一个“独裁政府”唯唯诺诺呢?特朗普此前衣冠楚楚的经济顾问摩尔,还真是赤膊上阵了:台湾信仰民主,是我们的盟友,当然要支持,中国要是不待见,去他的!

  还有人貌似很萌地质问,为什么一个“民选的总统”不能和另一个“民选的总统”通个电话?仿佛一个国家的构成和利益,用一个政治标准就可以衡量完毕,而与其历史、经济、文化无关。仿佛一个“民选的总统”,就可以挟国内民意来操弄国际关系,就该把体制不同的国家打入另册。

  这种民主大同论实际上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新式帝国主义,既不能解释现有选举形式的千差万别,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民选的普京和民选的奥巴马会如此势不两立,印度那么穷而美国那么富,实际上连为什么加拿大和美国不干脆合众成一国都说不清。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特朗普这个候任总统,对美式价值和原则这套虚的东西,是既不会操作,也根本不愿意挂在嘴边的。他那接二连三的推文,哪有半句奥巴马式的道义凛然的政治词藻?那些拿了他这通电话替“台湾民主”喊冤的人,实在有点像俗语所说的,是跑到一棵不靠谱的树下去仰头狂吠。估计特朗普听了也觉得蛮刺耳的。

  那些民主大同论者们佯装不懂的,是现代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最容易处理、最容易搁置的,往往是政治差别,真正麻烦缠人的是经济关系,是地缘角力,是军事均衡,当然也包括历史文化。

  和冷战斗士们比较起来,埋头算计地缘平衡,设计大国博弈的谋士们,则要不动声色得多。他们自诩是国际关系中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下的是摇旗呐喊的愤青式理想主义者们根本看不懂的一盘大棋。他们大谈修昔底德陷阱,大谈美国维持其军力的绝对优势,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必要性,信奉的是彻头彻尾的强权即公理。

  大国间的博弈,合纵连横的国策,实在不是什么新话题,比冷战要古老得多。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叶美苏间的冷战,乃是十九世纪英俄争夺欧亚大陆的博弈的翻版,只不过是换了对手,用了另一套语言来表述。远的不说,当年在中国旅顺开打的日俄战争中,给日本打气加油的,不正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英国?

  地缘博弈棋手不一定为反中而反中,但作为战略家,他们不会因为冷战人士的鼠目寸光而拒绝在战术上与其合作,借他们来造势。他们也会利用政治词汇来兜售他们的战略筹谋,否则会显得太赤裸裸。正如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必须要用“民主、人权”等概念来包裹,才端得上台面,说得出口。

  至于种族主义者的反中,更是不需要理由的,也就更加不分青红皂白。很多人可能忘记了,上世纪末出了个李文和案,美国政府对一位科学家大动干戈,针对的就是非我族类的华人,哪管你是来自台湾还是中国大陆。一些搞台独港独的人,处处表白自己对西式民主的认同和爱戴,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其实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眼里,哪里会给你分得那么细?

  跟谈论地缘政治的精英学者一样,种族主义者长久以来也不好意思太赤裸裸。他们也学会了把对一个族裔、一个不同国家的民众的歧视,包裹在自我优越的政治或者道德话语里。但在特朗普时代,那种原始的、不加掩饰的歧视心态,借着反政治正确的潮流而沉渣泛起,堂而皇之地涌入了美国社会的话语空间。

  这恐怕也是这次川蔡互撩事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不屑吃政治正确这碗饭的特朗普,生生地被里里外外各怀心思的人,包括他的通话对象,拿捏成了政治最正确的人,起码是在扳倒中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也许正是不忍看到自己的老板被如此捉弄,候任副总统才赶忙跑出来打圆场,说这真是茶杯里的一场风波,一场误会啊。

  误会不误会,各路反中的人士总算抱团聚了一次,狂欢了一回,下面就看特朗普能拉着这支队伍走多远了。他把这些人的胃口吊了起来,都挤在门外嚷嚷,完全不理睬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

来源时间:2016/12/13   发布时间:2016/12/12

旧文章ID:11955

对西方人来说,协商民主还是件挺难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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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梦丽,栗潇远  来源:观察者网

  面对本次选举的乱象,许多学者对西式民主制度都有所反思,但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对他们来说恐怕还是遥远的存在。本文具体比较了两种制度的诸多差异

  25年前,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落,长达近半世纪的美苏冷战落下帷幕。作为冷战的最后赢家,美国的制度自信彼时迅速膨胀。“民主和平论”“华盛顿共识”等论调盛行于世,弗朗西斯·福山更是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中直言,历史将终结于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

  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并未朝着福山预言的方向前行。2008年,金融危机始于美国并迅速席卷全球,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制度自曝其短,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加速崛起,世界权势逐渐从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美国的制度自信因深陷内外困局而遭受折损,由此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是否因内部制度缺陷而衰落的讨论。时隔多年,弗朗西斯·福山又再次抛出“美国政治制度衰败”论。

  八年之后,尚未从金融海啸中恢复的美国迎来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此次大选更为清晰地在政治层面折射出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困境与衰颓。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在民主路上的长期求索与努力日益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开始逐渐显露自身优势。

  故而,借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之机,参照国家、政党、社会三个维度,通过对美国大选中映照出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旨在阐明两国民主制度迥异的设计逻辑与发展特征,进而揭示中国民主制度的独特优势所在。

  国家层面民主制度比较

  民主形式:选举还是协商?

  在西方,英文中“民主”的概念源自希腊文“demokratia”,意为人民的政权,启蒙思想家洛克与卢梭沿袭了古希腊的民主含义,对民主的人民统治或人民主权含义进行了系统阐释。为了将民主理念转化为实践,近代西方的代议与选举制度应运而生。然而,代议与选举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逐渐褪去被启蒙思想家赋予的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把民主归结为人民的统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民主的现实含义是人民有权通过投票决定由谁来充当“统治精英”。[1]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将精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各类集团的领袖人物。[2]

  就此而言,美式选举制度实际是已经抽象掉民主本质的程序民主制,人民并未真正实现统治,仅仅拥有在不同精英团体之间做出选择的有限权利,而这种选择的有限性在本次美国大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邮件门”的持续发酵使民众认为希拉里是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卫报》记者称,他们走访美国超市、教堂和集市时,遇到的很多选民对希拉里的印象都是“不值得信任”“敛财”“不关心选民”,她被视为美国腐朽政治制度的缩影。另一方面,特朗普一些诸如“妇女是肥胖的猪、狗、笨蛋……任何令人作呕的动物”、“在美墨边境修筑长城”、“惩罚走出国门的美国大公司”、“伊斯兰国的武器比美国要好”等偏激言论被许多美国民众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美国民众却需要在这次大选中“在骗子与疯子之间做出选择”。

  无怪乎有人戏言,若希拉里与特朗普同时掉入水中,谁会得救?答案是美国。戏谑与嘲弄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民众对精英主导政治过程的不满与无力,而选民政治效能感的下降与政治冷漠的固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精英与民众的政治不平等。

  此次选举的吊诡之处还在于,作为精英一员的特朗普获胜恰恰体现了美国民众对精英统治的失望。与希拉里相比,特朗普实为精英的“异类”。特朗普自诩为“华盛顿政治圈外人”,他的政治主张甚至与本党传统立场大相径庭,导致此次大选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即共和党的主流精英拒绝支持本党的候选人。特朗普反复向选民传达的信息与其精英立场完全相反:华盛顿政客不为普通美国民众服务,只有他才能改变现状。在失望和愤怒成为选民主流情绪的背景下,特朗普的“反建制”旗号在普通民众中更有吸引力。

  从本质而言,这种精英与民众政治影响力不断走向分化的局面是由社会阶层的经济不平等导致的。[3]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金钱政治泛滥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在目前的竞选体制下,没有金钱作后盾,没有大财团的支持,普通民众很难加入精英俱乐部,在选举中成为领袖。基于巨额资金支持的政治体系无疑“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根据美国独立机构“响应政治中心”的统计,2016年美国大选(包括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一共花费超过69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花销最大的政治选举,仅总统选举的花费就超过了26亿美元。

  为这些竞选费用买单的富余阶层通过个人或组织捐赠的方式将资金投放到选举过程中,从而达到控制选举人、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金钱政治为权钱交易与隐形腐败提供沃土,加剧了民众对于选举活动的反感与不信任。

  2016年4月2日,上千美国民众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民主之春”的抗议活动,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政治中的金钱腐败,保证自由公正的选举”。对此,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接受汤姆·哈特曼采访时哀叹“美国政治是寡头政治和金钱政治”,“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

  与以金钱政治为依托的精英竞选不同,中国民主政治重要的实现途径为协商民主,其核心在于:使民主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成为社会整合的动力;使权力的运作经过一个协商共议的程序而软化;在社会自治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合作治理。

  对于社会共识之于民主的重要意义,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谈到,如果一个民主制度不能成功地创造出价值和程序上的共识,那么就意味着这种民主的衰落或失败。[4]可以看到,不同于美国的选举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从理念上更加重视实质民主,鼓励民众在过程上的参与和协商,以提升其自治能力为导向,从而就避免了民主在形式上的被利用和被操纵的可能。

  民主过程:吸引眼球的竞选闹剧还是不可分割的人民意志?

  美国的总统大选,可谓是赚足了眼球。在两党候选人展开电视辩论之前,媒体就打出“世纪之辩”的旗号。然而,一场场引来全世界目光的总统辩论却令人失望。一味的互相攻讦与互泼脏水,希拉里与特朗普的“世纪之辩”被誉为“史上最粗俗、最恶毒的总统辩论”。脱离了实质与理性讨论的总统辩论更像一场缺乏内涵、只为吸睛的政治脱口秀。

  出于对收视率的追求,大众媒体在这场政治闹剧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娱乐价值”早已超过“政治价值”,政治报道与娱乐新闻之间的极限愈发模糊。在大选初选阶段,民主党与共和党党内候选人共计23名,这些候选人出身、经历和政见均有诸多不同,然而美国主流媒体进行初选报道时,却将大部分的聚焦点投放在一个人身上——娱乐明星与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其中,CNN电视台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报道特朗普。口无遮拦、语出惊人的特朗普迅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宠儿,而这也正是以抢头条为第一原则的特朗普所乐见的。

  作为大选最后的赢家,特朗普显然深谙宣传之道。“只要是宣传,就是好的宣传”。在赢得选民关注,迎合目标选民心理方面,特朗普无疑是成功的。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民众并非总能掌握事态全貌,做出理性判断。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向选民提供相对全面的信息,帮助其做出相对理性的决策,并主动疏导非理性的民族情绪与社会舆论。但在美国现有选举体制下,为了取得大选胜利,与提出替代性政策或进行理性说理相反,特朗普却大量使用煽动性、情绪化的语言宣扬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与军国主义,以迎合、甚至挑动白人蓝领阶层的不安全感和仇恨心理。政策辩论的空洞与低俗、主流媒体的集体堕落、总统候选人的非理性宣传使美国大选演变为一场糟糕的政治闹剧。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代议制决定下的选举民主制所要解决的是权力委托问题和认同问题,并不关心公共事务问题及解决方案的科学与否。不同于这种只围绕公共权力委托问题而形成的代议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首先立足点却是将国家公权力集中于全体人民,由人民来实际掌握国家权力,即人民民主。因而,中国的人民民主强调的是公共事务的处理和解决,其逻辑起点不是个体自由,而是人民共和,具体呈现出人民性整体性、一致性和凝聚性原则,注重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参与。[5]

  进而言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权力,不允许国家权力的分割,不允许权力为一部分人所专有和私有,人民意志是国家的最高意志,并据此开展广泛而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在此制度下,与美国主流媒体专注于报道党派之争、挖掘政治的娱乐价值不同,中国的媒体宣传只有聚焦于人民切身事务的解决,才能博取较高的关注度与欢迎度。

  民主效果:分裂还是共识?

  虽然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获得大选的最终胜利,但如果查看两位候选人的实际得票数,则会是另一番图景——希拉里领先特朗普200余万票。这意味着,“多数”选民要被迫接受“少数”选民投票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少数票”总统显然违背了多数选民的意志,无疑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此外,在选举人团制度下,因各州选举人票额差距较大,总统候选人会倾向于将大部分物力、人力与财力投放在大州或“摇摆州”上,而忽略了其他州的利益。就此而言,美国选举民主所带来的往往是政治生活中不平等及“多数与少数”的潜在分裂。

  而反观中国人民民主下的协商民主,其实际产生的效果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共识主义民主,不是西方简单的多元相加或妥协而得到的“求同”,也不仅是在横向上针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做出的平衡和分享,[6]而是特别注重纵向上的协商,以实现国家同社会的共治。中国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共存”意义上“和”文化的体现。

  例如,中国当前已经较为制度化的民意收集机制,其中具体包括“两会”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群众而来的各类提案、“内参”制度、中共内部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信访制度以及听证制度,[7]就十分注重国家同社会的这种纵向上的沟通和洽谈。这种纵向上的协商民主制度避免了美式选举民主的形式化,实现了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参与,同时也很好地维持了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秩序。

  政党制度:互相抵牾还是齐心戮力?

  在选举民主制度下,作为服务于选举的工具,政党从民族国家内部生发出来,美式民主逐渐形成了竞争性政党的体制。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作为竞争性政党很容易为了选票最大化而造成互相抵牾的局面,很多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正如福山所言,美国越来越成为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恶性循环的党争使得原本是为了促成权力的顺利运作的分权演变成难解的政治僵局。

  例如,2016年2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去世,他的去世留下的大法官空缺引发了民主党与共和党、总统与参议院之争。按照相关程序,美国总统有权提名大法官,但需得到国会批准。2016年3月,奥巴马宣布提名联邦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然而,因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批准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法官人选,时至今日,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位置仍旧空缺。由于剩下8名大法官在意识形态上分属不同阵营,因此,他们在对关键政治问题进行裁决时,极有可能陷入僵局,让最高法院进入“停摆”状态,从而从根本上削弱美国法律与政治体系。

  可以预见,倘若不对当前选举与政党制度加以变革,一味出于本党利益,美国两党的精英与领袖将越来越难以超脱出党派意识而体现出一种大局观与长远意识,进而加剧美国民主制度的衰败。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则显示了一种合作性政党的典范。尽管很多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这种非竞争性政党制度是非民主的代表,但如果从“争取对提名权的垄断”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同其他西方政党的生存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中共的执政逻辑并不仅仅囿于竞选期的持续竞选活动,而是在包括选举前和选举后持续的使命感的基础上,是在相当长的时段上通过政策和制度的不断改革来追求其合法性。如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所言,这种逻辑同样“有助于使一些重要的功能合法化:它们是持续不断地打击‘隐蔽’的反对者——反对现存政权的非法的反对派——的‘确认仪式’”[8]。

  另外,对于中国各政党而言,其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分歧,能够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围绕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平台进行平等交流和磋商。这一政治过程也反过来使各政党的精英能够团结一致,常常能从长远出发,并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进行政策制定和提出意见和建议。

  基层社会政策:挑动撕裂还是弥合裂痕?

  美国的基层社会政策基本是其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在基层的自然延续,美国各地方政权如县、市,均服从于选举与政党分立逻辑下地方各级议会的管理。

  可以看到,美国的整套民主体系对基层选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要求在总得票率和最终结果显著不一致的情况下,很大比例上的选民仍需高度认同选举制度与最终结果,屈从于一个并非他们首选的代表作出的决策。

  以本次美国大选为例,“多数”选民要被迫接受“少数”选民投票产生的结果。倘若原本的社会分裂程度较深,一方选民就会愈加难以接受另一方选民推选出的代表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这也是为何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全美各地均有选民不满此次投票结果,上街示威抗议特朗普当选。在一片“特朗普,不是我们要的总统”、“不要种族主义者”的反抗声中,一些城市的抗议者甚至采取纵火、砸碎玻璃、烧美国国旗等暴力方式,引发社会骚乱与动荡。事实上,此次总统大选不仅折射出美国社会原本的分裂,更是激化了这种痛苦的撕裂。

  近年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美国的东西沿岸城市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与人口,生活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化,对移民、少数族裔、宗教自由与同性婚姻的容忍度和接受度相对较高。与之相比,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白人蓝领阶层作为全球化的受损者,在美国经济不景气与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下,更为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问题。对他们而言,贸易全球化是导致制造业辉煌不再的罪魁祸首。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坚守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对失业与贫困的现状不满且愤懑,对全球化与外来移民抱有反感情绪。美国沿岸都市与传统“锈带”区的分化,导致社会群体之间难以沟通,因经济分化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差异越发显著。

  与尽力弥合社会分裂相反,在现有的选举体制下,希拉里与特朗普之争不仅使沿岸都市与传统“锈带”区、精英与草根之间的裂痕“公开化”,还严重激化了这种撕裂。忽视底层民众利益与呼声,沉醉于精英政治的迷梦,空喊政治正确口号的希拉里使草根对精英的失望情绪达到顶点。利用这种失望情绪以及底层白人的不安全感,鼓动草根民众将仇恨、沮丧与不满转嫁于移民、黑人、穆斯林与少数族裔,特朗普的言论更是激化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拉大了本就难以弥合的社会裂痕。

  与激化社会分裂相反,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在建国初期就确立了一个核心,找到了在基层社会中反映人民性的那个“一”,即中共的党组织。因此,在基层党建的前提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基层社会开始进行村居共治的实践,力图实现公共权力对社会利益和社会资源的高效且公平的调控。对于社会中可能引发分裂的性别、民族等问题,中国以法律的形式将原本就属于国家层面的问题固定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对代表中的女性比例做出的强制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自治区在行政区划上的明确规定等,从而避免了社会的分歧与割裂。

  同时,作为联系国家和社会桥梁的群团组织也在积极发挥其领域内的作用,在政党的支持下维护少年儿童、妇女、工人等社会特殊群体的切身权益,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中共新近开展群团改革使政党的社会协调工作更具时代性与科学性,对以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工会为代表的22家中央编制机构中的群众组织加以整合,群团改革使得各群众组织既能承接国家意志,又能团结和联系群众,从而促进形成社会上下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局面。

  结语

  追本溯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最初的建构逻辑是从自然生成的社会的基础上建构国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则缘起于外部现代化冲击下的国家转型任务。进一步看,构建出当今美国基本政治架构的1787年宪法是从州层面向联邦层面发展的,是由各自独立的州政府及其精英精心设计出的一套联邦国家的观念与运作方式。与之相对,中国对现代政治体制的探索是在由独立个体组成的社会尚未孕育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已经具有很强组织力量的党组织的推动下构建的,其核心是通过组织逻辑来构建制度逻辑。

  尽管中美两国制度的建构逻辑有所不同,但究其诞生背景,两国均面临着宪政与民主之间的深刻矛盾。可以看到,美国联邦宪法无论在联邦和各州、大州和小州、联邦内部的各个权力,均是采取相互妥协的办法来进行全面和统一的社会控制,美利坚合众国是民主与宪政二者之间深刻协调后的产物。

  而中国在建构自身现代政治制度时也面临着这样一对棘手的矛盾——如何在保持内在一致性、促成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同时,建构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现代国家。在这组矛盾中,前者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发展的独特逻辑,旨在提升国家能力,保持内在一体性而不至于分化解体;后者是立足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发展人民民主,实现个人和社会创造力的发展。实际上,中美两国在构建国家的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困境是基本一致的:既要通过提升国家能力来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要推动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针对该命题,中美两国分别根据各自国情与民情进行了不同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与社会基层民主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两国的政治实践都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在不同逻辑下的宝贵探索,双方理应相互借鉴与学习。而如今,在美国民主制度当前陷入困境、寻求改革之际,或许抛却固有成见与意识形态偏见、将目光转向东方才不失为其理性之选。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建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

  [2]罗伯特·达尔著,顾昕译:《民主理论的前言》,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9页。

  [3] 汪仕凯:《不平等的民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15页。

  [4]乔万尼·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5]林尚立:《论人民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8-63页。

  [6]阿伦∙利普哈特著,陈崎译:《民主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2页。

  [7]俞可平:《走向善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8页。

  [8]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华青、林恒增等译:《一致与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来源时间:2016/12/13   发布时间: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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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舰艇编队访美,中美运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进行联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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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行  来源:澎湃新闻

  据中国国防部网站12月11日报道,当地时间12月9日10时,结束对美国的友好访问后,我海军舰艇编队太湖舰、大庆舰和指挥舰盐城舰先后驶离圣迭戈港。

  报道称,访问期间,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泰森参观了盐城舰并出席了编队举行的甲板招待会,我编队指挥员黄新建一行拜会了美海军第九航母打击大队司令拜纳姆、美海军西南战区司令林赛等高级军官。

  国防部消息称,根据计划,当地时间9日12时至15时,盐城舰、大庆舰还与美国海军“邦克山”号巡洋舰在圣迭戈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演练。演练过程中,中美双方运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进行了编队通信与编队运动、编队航拍和联合搜救等内容的演练。

  此次演练是落实中美两国领导人此前会晤成果的努力之一。据新华社报道,在今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杭州举行的会晤中,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双方同意在中国海军军舰2016年内访美时举行以熟练运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为主题的联合演练和研讨活动。”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介绍,《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是一套规范操作流程,旨在为各国海军的船舶和航空器在海上意外相遇时提供操作范例和指导,以防范海上风险,降低发生海上意外事件的概率。该规则于2014年由中国海军承办的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WPNS)上获得20多个西太平洋国家代表的一致审议通过。2016年9月在第1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正式被各方接受在南海适用这一规则。

  《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是中美两军之间“两个互信机制”之一。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共识,准备在两军之间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军事互信机制。

  2014年11月,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宣布,双方国防部长已经完成关于建立两个互信机制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2015年10月27日,“海空相遇安全准则”增添了最新的关于中美空中相遇的附件。

  圣迭戈军港是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美军第三、第七舰队以本初子午线为界,分别在太平洋的东西两部分进行执勤。不过,自从2015年起,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斯科特·斯威夫特(Scott Swift)就曾提议取消二者之间的界限,加强第三舰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今年10月21日,美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来到中国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巡航,就是在第三舰队的指挥下进行的,这是美国第三舰队二战后首次直接在亚洲指挥舰只进行行动。报道分析称,该举措意在让第三舰队和常驻日本的第七舰队更好地配合,从南海和东海两个方向对中国施加压力。

  近期,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一系列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话题频频释放信号。除了打破中美建交来的政治默契,于12月2日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以外,特朗普还在近日接受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采访时宣称,美国无需受制于“一个中国”政策,再次引发争论。

  另据《参考消息》12日援引福克斯新闻台的报道称,两名五角大楼官员称,中国能携带核弹头的轰-6战略轰炸机于本月8日沿南海“九段线”进行了巡航,在这次飞行中,中国战机在多个地点起飞进行护航。此外,中国国家海洋局网站发布的消息称,12月11日,中国海警2305、2308、2302舰船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进行了巡航。

来源时间:2016/12/13   发布时间:2016/12/12

旧文章ID:11952

外交部回应特朗普言论:“一个中国”是发展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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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据外交部官方网站12月12日消息,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耿爽就中美关系的多个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问:据报道,11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不明白美为什么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除非美中就贸易等其他议题达成协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答: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我想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就无从谈起。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害。

  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他本月2日与蔡英文只是简短通电话,而且不是他主动打的。他不能接受其他国家命令其不接电话,不接电话是很不礼貌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关于特朗普当选总统与蔡英文通电话一事,我们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我愿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就无从谈起。

  问:你提到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能够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你能否进一步介绍为何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如不遵守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答:我想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如果这一政治基础和前提受到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就无从谈起。我们也多次强调,中美关系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福祉,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问:你能否具体说明美方不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后果是什么?比如特朗普坚持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继续发表类似言论?

  答:关于台湾问题,我们已多次阐明立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是美方作出的承诺。我们希望美方能够恪守这一承诺。而恪守这一承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若前提受到了干扰和破坏,那么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问:据报道,在特朗普同蔡英文通电话后,解放军派出一架轰炸机在南海飞行。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答:具体情况建议你向有关部门了解。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进行正常的活动,是无可厚非的。

  问:据报道,杨洁篪国务委员同特朗普过渡团队的重要人物弗林会面。他向特朗普团队传递了什么信息?

  答:近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出访拉美途经纽约期间,会见了美国候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先生等美国当选总统的顾问。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来源时间:2016/12/13   发布时间:201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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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团队再添高盛系:高盛总裁或任美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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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家明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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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总裁Gary Cohn。 东方IC 图

  据海外媒体报道,高盛总裁Gary Cohn有望成为第三名加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执政团队的“高盛系”高管。

  据悉,现年56岁的Gary Cohn是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在高盛任职25年,此前在大宗商品部门工作,此次被邀请担任美国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以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顾问。美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主要负责协调国内、国外的政策制定以及追踪总统经济政策的实施。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华尔街大多数高管原本以为无论谁胜选,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美国下届财政部长不会来自高盛。然而,特朗普却提名前高盛合伙人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

  有市场人士表示,Steven Mnuchin之所以会获得财长一职,显然得益于他今年5月曾担任特朗普的首席财务官,并为其筹到了大笔的竞选资金。Steven Mnuchin的提名意味着,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将有利于华尔街。

  如果Steven Mnuchin顺利成为财政部长,就代表着又一个“高盛帮”成员开始把持美国财政大权。高盛在美国政商界人脉广大,特别是财政部,屡屡有高盛前高管入驻财政部,包括亨利路保尔森、罗伯特鲁宾等。据悉,特朗普有大约70天的时间确定15名内阁成员以及大约1000名高层官员,这些人需要得到参议院的认可。根据美国媒体Politico预测,此届美国政府内阁的“财富”将超过350亿美元,这个数字与美国家庭年平均收入5.5万美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来源时间:2016/12/13   发布时间: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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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面对特朗普,不妨重温下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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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平  来源:观察者网

  特朗普昨天(12月11日)的讲话颇有商人风范,他公开宣称,既然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还没有解决,他没有理由遵守“一个中国”的共识。这句话说得很巧妙,可以说是用最短的文字,同时刺到了两岸的痛点。
  对大陆来说,美国总统公开否认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底线,等于公开蔑视中国的主权;对台湾来说,美国总统挑明说台湾只是一个筹码,大陆只要做出足够让利就可以丢出去,也算是撕破了台湾对美国“善意”的最后一点希望。
  当年南北朝之时,侯景为北朝所不容,投降南面的梁朝做臣子,又担心梁武帝对自己下手,就伪造了一封北朝国书送到梁朝首都,宣称要用俘虏的南朝王子换侯景这个叛徒。梁武帝信了这个使者,回复说“贞阳(贞阳侯萧渊明)旦至,侯景夕反”。侯景看到回信大怒,对部下说“我知吴儿老公薄心肠”,立刻做了谋反的决定,最后真的活捉了梁武帝萧衍。蔡英文虽然没有打到华盛顿的能力,但看到特朗普的这一番表态,前几天通电话的高兴劲儿不知道还能剩下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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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特朗普赤裸裸地展示自己的帝国主义者本色,我想起了44年前,毛泽东和另一个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坦率对谈。双方上来就表明了各自的立场,时刻不忘两国的尖锐矛盾,每句话都有“把天聊死”的潜力,但下一句依然可以交换重要信息,寻找利益共同点。在这里我摘录一部分: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
  毛: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克松:主席投我一票,是投给了两个坏人里面好一点的一个。
  毛: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那位首相(爱德华)希思也是右派。
  尼克松:戴高乐将军也是。
  毛:戴高乐是另一回事。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比较喜欢这些右派当政。
  尼克松: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那些右派能做那些左派只在嘴上说说的事情。……
  基辛格: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来建立一个双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发展的世界构架。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则谈不到这一点。
  ……
  毛:(向周核对时间)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就个人而论,我还想说——这也是对你,总理先生你说的——你们并不了解我,因此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将会发现,我从来不说我不能做到的事情。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同主席,当然还有总理,做坦率的谈话。
  毛:(指基辛格)“只争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我像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到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
  尼克松: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
  毛:我们谈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如果我们第一次没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如果第二次我们谈成了,他们怎么说呀?
  尼克松握毛的手: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我就不送你了。
  无独有偶,40多年后,当年对谈四人中唯一在世的基辛格又访问中国。他刚刚回去,特朗普就做了这样一番表态。中国该如何看待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帝国主义头子也是分派别的,站在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有的人主要特征可以归结为坏(尼克松、基辛格),有的人主要特征是蠢,至少是为了权力而装蠢(希拉里、奥朗德)。中国人民到底是欢迎坏的,还是蠢的,要看具体局势。
  比如说,当年美苏两强争霸,中国在夹缝中求发展,当然乐意和坏人打交道——坏人不喜欢你,但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交易,当然可以用战略缓和交换工业技术。现在的局面呢?没有苏联顶在前面了,蠢的基于意识形态惯性反华反俄;坏的担心中国发展冲击美国霸权,倒是可能先晾着俄国,选择先遏制中国,至少先漫天要价威慑一下再说——这就是今天的特朗普。中国没必要对他的中国和台湾政策抱有任何幻想。
  当然,我不否认特朗普可能还会和中国做交易,很大的交易,但这不等于中国应该在他身上寄予希望,因为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台湾是特朗普的军售对象,也是遏制中国的工具,他给蔡英文打电话也好,宣称否认一个中国也好,都是在检查这个工具是否顺手。只要工具还能用,就不要指望特朗普回心转意。
  归根结底,外交策略是小道,实力对抗才决定最终结果。特朗普释放善意要做生意也好,表达恶意要找麻烦也罢,都不应因此改变对美帝国主义的定性,更不应该因为美国总统变换就大幅调整国际战略。无论对方拿什么态度出来,以斗争求共存,以备战求和平都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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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6/12/12   发布时间:201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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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冲击波”将粉碎美国商业繁荣的根基

作者:  来源:《经济学人》

  减少企业税、增加基建、放松监管、把工作留在国内,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强硬姿态在短期内为他赢得了欢迎。但是他重商主义的思维会让多数人成为受害者,为了让某些公司服从于新政策采取的威逼手段更为危险,精明的企业将罔顾规则,只求投其所好。长期看来,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离不开对规则与系统的尊重,特朗普即兴又霸道的解决方式将从根本上腐蚀美国经济。

  特朗普正在改写支配总统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准则——但却不是变得更好

  距离就职尚有六周,但特朗普冲击波已经传遍了整个美国商界。首席执行官们及其公司股东被这位当选总统的承诺搞得头晕目眩——他说要大幅减少繁重的监管,要减税,还要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促进经济。蓝领工人们则志得意满,因为特朗普愿意威逼公司保住他们的饭碗。

  过去几周里,特朗普已痛斥了苹果没在美国本土生产更多iPhone部件;喋喋不休地训斥福特搬迁林肯SUV工厂的计划;在波音CEO公开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风险表示忧虑之后不久,他又炮轰了波音。最戏剧化的是,特朗普收买利诱了空调设备生产商开利(Carrier),迫使它改变计划,将800个工作岗位留在印第安纳州而不是转移到墨西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十分之六的美国人在这项交易后对特朗普的看法更正面了。这种强悍做法正受到欢迎。

  虽受人欢迎却也问题多多。特朗普对商界的策略逐渐显现,有些因素充满希望,其他的则令人深感忧虑。希望在于特朗普对公司税改革的热情、积极推动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放松监管的某些主张。而危险则源自:第一,导致他对商界采取这种态度的混乱的重商主义;第二,他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即收买或攻击某些公司。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得益于规则贯彻的可预见性。从边际角度看来,如果这个基于规则的体系被代之以即兴的解决方式,商人必须小心听命于特朗普的突发奇想,那么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损害将非常严重。

  帮助少数人,牺牲多数人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哲学的混乱之处。这位当选总统相信,如果企业将生产搬到海外更便宜的地方,美国的工人会受到损害。因此他想要对任何把生产迁到国外的公司征收35%的产品关税。如此高的关税会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会让美国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昂贵。高关税让美国公司无法利用复杂的供应链使效率最大化,从而降低了它们的竞争力,抑制了新的投资,并且最终伤及整个经济领域中工人的工资。高关税还会激起以牙还牙的对策。

  正是因为高关税的代价如此高昂,很多商界人士低估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认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不少人认为针对某些公司的措施是一种政治上精明(因而明智)的替代之举。如果特朗普只需接二连三地发推特、和开利之类的公司达成一些幕后交易,便能让美国工人确信他跟他们是一条心,那可能就无需借助关税了。于是他们认为,要从对商业友好的大机遇中获利,聪明的高管就得确保自己待在总统的 “好人名单”上。

  这看来只是一厢情愿。特朗普的重商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而且最终可能会非常狂热,如果强势美元推高美国贸易赤字的话将尤为如此。国会仅有有限的权力来限制总统征收关税。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轻率的贸易保护主义得以避免,收买和威逼个别公司的策略本身也还是一个问题。

  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利诱公司的美国政客。尽管人人皆知美国是基于规则的资本主义桥头堡,但这个国家在对商业的临时政治干预上却历史悠久。各州惯于向企业提供补贴,就像亚利桑那州给予开利的那样。从肯尼迪(在上世纪60年代公开羞辱钢铁公司)到奥巴马(在2009年救助汽车企业),所有总统都曾插手市场。

  而且相比他的前任们或是国际标准,特朗普迄今的做法并不算出格。英国首相近期向日本日产汽车公司秘密承诺,以劝说该公司即便在英国脱欧后仍留在该国。法国政府因威吓一些公司把职位留在法国国内而声名狼藉。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那些裙带社团主义最为严重的国家党同伐异的规模之大,即使特朗普大厦里的人也会为之脸红。

  谄媚帝王求恩宠

  尽管如此,特朗普的手段仍然令人担忧。现在不同于大萧条时期,当时胡佛和罗斯福号令企业依照他们所认定(经常是错的)的国家利益行动;也不像2009年,当时奥巴马保护了银行并救助了底特律。如今美国并没陷入危机,因此特朗普的干预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更糟糕的是,特朗普行事莫测的倾向且常有报复性的霸道行径,可能比大多数政客偏好的施恩更具腐蚀性。

  如果这成为特朗普任期内的基调, 精明的企业将会把向总统献媚作为头等大事,并避免可能令其不悦的行为。这种迹象已很明显——大公司的CEO正竞相加入特朗普新设的顾问委员会,而他们中很多人在竞选时都对他持批评态度。帮助特朗普集团或特朗普家族可能也不会错。说客的作用还将扩大——讽刺的是,特朗普曾允诺要在华盛顿铲除特殊利益。

  这一变化的代价最初可能不易察觉,会被经济刺激和监管改革带来的好处所掩盖。而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总统,相比那些较小国家政客过去的所作所为,特朗普将能在更长时间里无所顾忌地欺凌企业。然而损害会逐渐积累:资本错配、竞争力下降,以及对美国体制的信心削弱。受害最深的将正是那些特朗普许诺要帮助的工人。所以说,如果他真的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现在就应抛弃保护主义,避免再欺凌企业。

来源时间:2016/12/12   发布时间: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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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雄心和“经济正确”

作者:陆丁  来源:IPP评论微信公号

  特朗普逆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已经有一个月了。这位向来以“政治不正确”言行著称的富商政客,在经济政策理念上,有几分正确合理的成分呢?

  投资者用钱投票的金融市场已经表了态:特朗普胜选后的数周来,华尔街股市一改前几个月的颓势,一路腾升5%,创下新高,美元也走势强劲,傲视全球汇市。美林银行等众多投资机构纷纷调高经济增长预测。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1月底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估计,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财政扩张,可望将美国经济年增长率在2017年从1.9%提升到2.3%,在2018年从2.2% 加快到3.0%,并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加速。这是国际经济组织首次正面背书特朗普新政。

  对特朗普新政弥漫的乐观期望和大选结果揭晓前的阴冷舆情对比,简直如冰火两重天。当时西方主流媒体和学术精英几乎一致批判和抵制这位富商政客的治国理念。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周刊力批特朗普声称的经济政纲是“荒诞离谱(absurd)”的“杂乱无章之作(shambles)”,远不如对手克林顿的经济方案严肃可靠。投票日前夕,数百名美国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还联名发出公开信,警告公众说特朗普当选“将威胁到美国的繁荣”。

  妄言要让美国“再度强大”的特朗普,究竟是否“经济正确”,要看他的经济政纲是否合乎主流经济学的理念。正如凯恩斯所言,“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已被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所驾驭。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妄念之源,不过是若干年前的某份学术手稿。”更何况这位狂人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学位。

  特朗普经济政纲的基本特征是以减税简税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就业振兴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克林顿和特朗普在选战中势如水火,双方在主张积极扩张赤字财政上,却异曲同工:奥巴马当政期间,赤字财政已经相当庞大,把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从35%增加到70%以上。据估算,克林顿的财政方案将在未来十年内把国债比进一步推高到85%以上。而特朗普的方案则会使国债比上升到105%。在花钱上,两个候选人都主张加大公共投资,维修更新老旧的基础建设。克林顿团队保证在五年内增加2750亿美元使基础设施投资恢复到经济衰退之前的水平。特朗普的基础设施振兴计划则更为雄心勃勃,要在十年内投入一万亿美元全面更新基础设施。

  竞选双方居然有如此“共识”,并非碰巧撞车。其实,过去这几年,多位主流宏观经济学家都大力主张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重振美国经济,甚至不惜增加财政赤字和大量举债。其中鼓吹最力者正是民主党的经济专家如布莱德(Alan Blinder)、萨莫斯(Larry Summers)、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这个主张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上,即美国经济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八年前那场经济危机的阴影。

  表面上看,自从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已经持续复苏扩张到第九个年头,失业率也从衰退时的9.6%降低到目前的5%左右,接近所谓自然失业率。但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缓慢。2015年实质人均GDP比危机前的水平高出仅仅3%,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工资扣除物价后仍和四十年前差不多。复苏以来八年的年均GDP增长率只有1.8%,今年预计只能达到1.5%,远低于2000—2007年间2.65%和1981—1999年间2.26%的年均增长率。尤其是就业人数对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只有56%,比危机前降低了4个百分点,相当于闲置了一千万人原本可以创造财富的生力军。

  当经济成长低于其潜在趋势时,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是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八年前,正是因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协调政策,合力扩张,积极刺激总需求,才使世界经济避免了一场更惨重的灾难。不过这八年来,从欧元区到北美,经济增长疲弱,复苏步履蹒跚。各国央行利率一降再降,货币政策已经耗尽“弹药”,陷入了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财政大扩张遗留下的公共债务,仍待消化。

  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指出,目前发达工业国的实质经济增长仍比危机前1990—2007年的年均水平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风险重重,长期低迷的总需求已经伤害到供给侧的潜在生产力,企业削减产能,投资意愿低落,长期失业者技能生疏过时,心灰意冷不再求职。因此,她今年以来一再建议各国实施新一轮的财政扩张,投资基础设施,以增长带动结构性改革,提升生产力。

  拉加德的主张和克鲁德曼等经济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都认为在超低利率的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有更大的腾挪空间,由于赤字财政所增加的公共债务负担是有限且可承受的。只要经济增长潜力发挥了,收入普遍增加了,将来财政状况就会改善,不必为几年内债台高筑过分担忧。

  近八年多来欧美经济的缓慢复苏,催生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观念。原先主流学派认为财政货币政策只能刺激短期总需求,对长期供给和增长潜力基本是无能为力的。近期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已经开始改变这种传统定论。美国联储局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在十月间就提请人们注意,深度衰退已经损害到美国的生产潜力:由于长期经济低迷,目前的潜在产出比按照危机前增长趋势推算的产出水平整整低了7%!因此尽管目前的失业率已经接近自然失业率,仍然有必要用积极扩张的公共政策,给经济继续加温,创造更多就业,把上千万的闲置劳动力动员起来,营造更光明的成长前景,鼓舞民间企业更积极地投资和创新,提升长期生产潜力。

  其实,这种认为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能刺激短期需求也可以促进长期供给的非主流理论观点早就萌芽。在半个多世纪前,荷兰经济学家佛多恩(Johannes Verdoorn)就曾推导出经济增长前景的改善会有助于提升现阶段的投资意愿并促进生产力的因果关系。根据这个所谓佛多恩定理(Verdoorn’s Law),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刺激需求改善短期就业,也会提振投资信心,促进生产力,提升长期供给潜力。这一理念启迪了后来的学者发展出“预期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并提供了数据实证。

  这些经济学的“新”观念,虽然仍有争议,但已经问鼎主流。根据预期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和佛多恩定理,在当前经济长期低迷的形势下,加大财政扩张力度,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正是把美国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长期增长趋势所必需要做的,是让美国“再度强大”的上上之策。

  除了双倍于克林顿方案的财政扩张规模,特朗普政纲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面减税、简化税制。尤其是把企业税率从35%降低到15%,将一举摘除美国在发达工业国中企业税率最高的“帽子”,成为税率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用一次性的优惠税率(10%)鼓励美国企业将囤积海外的利润汇回国内,也有助于增拓民间投资来源,改善国际收支。大幅度削减税率和简化税制,意在提高效率,激励工作和投资。

  这个供给学派的理念曾在19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得到实践,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滞胀”困局,有效提升了生产力,开启接下来二十多年的繁荣,也造成了一大波国债的膨胀。据预计,特朗普提出的减税额规模会超过里根时期占GDP约3%的规模,将高达GDP的4%。而且,特朗普也承诺取消简化产业规制,提出当政后每设立一项新的规制必须以免除两项旧规制为交换条件;尤其是放宽对传统能源如煤炭和页岩油气开发的限制以及放弃美国在炭排放上作过的国际承诺,这些都会让他更容易重演“里根经济学”的增长绩效。

  由此可见,在赤字财政扩张、减税简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就业这几方面,特朗普的经济政纲基本上合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念,这是他最近获得经合组织正面背书和金融市场欢呼捧场的真正原因。

  但是,对于特朗普“经济正确”的背书是有保留的:最令主流经济学家担忧和不放心的是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主张采用贸易保护手段消除美国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因为净出口是一国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只要实现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顺差,就可以使美国每年的GDP增长加快一个百分点,创造更多就业。

  问题在于,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在赤字财政扩张、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形下,用贸易保护来实现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只能是舍本逐末,难以奏效。因为财政赤字攀升意味着国债增加、推高长期利率,势必吸引资本流入来填补国内资金缺口,使美元升值,从而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大贸易赤字,导致财政和贸易出现“双赤字”。美国的经常项目正是在1980年代初里根经济扩张时期出现庞大逆差,美国从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从供给侧来看,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实现贸易平衡,只会搞乱美国产业的国际供应链,提高其生产经营成本,即使没有招致贸易对手的报复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也会得不偿失,阻碍生产力的提升。只有美国国内储蓄随国民收入增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本国经济结构改善而增强,贸易再平衡才有可能。

  不过,特朗普主张重新检讨全球化经济方略,乃至重新谈判修改现有的国际经贸协定,也并非狂人妄念。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罗杰克(Dani Rodrik)指出的,主流经济学界从不否认多年来产业贸易全球化给美国社会财富分配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也不认为历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协定都对本国有百利而无一弊。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代表了部分民意对全球化的抵制和反弹,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主流经济学界对全球化的反思。

  另外,就目前来看,特朗普的政纲是以增长优先,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的。由此导致的长期环境成本增加也是让经济学界担忧的。可以预见,在他执政时期,贸易保护和环境保护两大课题,将会日渐凸现出来。作为一位注重实效的精明商人和实干家,这位新总统会继续做出“经济正确”的明智抉择吗?

  (作者陆丁系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来源时间:2016/12/12   发布时间: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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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人比例加速下降 2050年将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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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志鸿  来源:观察者网

  发达经济体几乎都面临人口问题,美国也不例外。据一份报告显示,由于美国白人生育率下降和大量移民涌入,白人人口比例将在2050年下降到50%以下,从此不再成为美国人口中的绝对多数。

  据新华社2日报道,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卡西公共政策学院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美国白人人口正在呈加速下降趋势,且老龄化问题严重,与此同时少数族裔年轻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结构的改变给美国政治格局和社会变迁带来深远影响。

  美国白人减少

  报告指出,白人1980年在美国人口中占比79.6%,到2014年下降到61.9%。其间,拉丁裔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从6.4%增至17.3%,非裔和亚裔人口也显著增加。报告预计,到2030年至2040年间,美国白人人口的绝对数量会开始下滑;到2050年之前,白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低于50%,失去多数族裔地位。

  根据这份报告,2014年,全美白人新生儿数量为215万,死亡白人总数为206万。而10年前,白人新生儿数量比当年死亡白人数量每年高出将近40万。此外,2004年时,美国白人死亡数量高于出生数量的州只有4个,而到2014年增至17个,打破美国历史纪录。报告认为,人口自然下降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今后白人人口自然下降的州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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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持美国国旗的有色人种(资料图)

  报告的两位作者——罗杰利奥·萨恩斯和肯尼·约翰逊认为,白人人口的老龄化、低生育率、以及育龄女性数量减少,是白人人口自然减少的“终极原因”。2014年,美国白人年龄中位数是43岁,比2000年大4岁。其间,65岁以上白人在白人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5%上升到18%。

  移民激增

  事实上,影响美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是大量移民的涌入,当然,这些大量涌入、快速增长的美国的移民中也包括了大量非法移民。

  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移民报告显示,仅2014年就有150万非法和合法移民入境美国,而2015年前6个月则有914000名移民入境。

  自2000年至今,美国共迎来了2000多万名移民,这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1000万)一开始是以非法移民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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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移民的最大来源地是墨西哥。墨西哥移民在移民总人口中的比例为31.3%。目前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约为1170万人,占所有移民的半数以上。如果再加上拉丁美洲其他各国移民(除墨西哥外,包括中美洲各国和南美各国),这些国家的移民占了美国移民总数的54.6%。

  排名第二的移民队伍来自东亚以及东南亚。这一地区的移民占美国移民人口的17.6%,约为欧洲和中东移民总数之和。其中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人数为400万人,位居第二。之后依次为来自印度、越南等地。

  美国移民人口调查报告数据还显示,在过去的15年中,进入美国境内的移民人数基本上是保持平稳发展趋势,每年都有超过100万移民入境。从移民人口输出国比例来看,美国移民来源原本保留的多样化特征已被打破,墨西哥裔与亚裔(华人)移民正在占据这越来越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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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结构变迁对美国影响深远。分析人士指出,白人占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口和族裔更趋多元化的年轻人口在政策优先选项方面分歧明显,是今年大选成为美国现代选举史上“最分裂”大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布的出口民调结果,今年大选,71%的投票者是白人。在白人投票者中,57%的人支持特朗普;而在非白人投票者中,74%的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英语地位

  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英语的在美国的统治地位也逐渐受到挑战。

  根据美国“研究移民中心”今年10月的调查显示,2015年,有6470万5岁以上的美国居民在家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这个比例超过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阿拉伯语、印度语和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是美国2010年至2015年在家使用人数比例增长最快的语言。

  在美国各州中,在家使用非英语比例较大的是:加利福尼亚州45%,德克萨斯州35%,新墨西哥州34%,纽约31%,新泽西州31%,内华达州30%,佛罗里达州29%,亚利桑那州27%,夏威夷州26%,伊利诺伊州23%,马萨诸塞州23%。

  在家使用非英语的人群中,许多都不是移民,有2850万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2600万人表示他们的英语说得不是非常好。

  2015年,美国人使用西班牙语的有4000万,使用中文的有330万,使用菲律宾他加禄语的有170万,使用越南语的150万,使用法语的有130万,使用阿拉伯语的有120万,使用韩语的有1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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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0年到2015年,美国西班牙语使用人数增加了310万,中文使用人数增加了525000,阿拉伯语使用人数增加了292000,印地语使用人数增加了203000,菲律宾他加禄语的使用人数增加了163000,法语-克里奥尔语使用人数增加了117000,巴基斯坦乌尔都语使用人数增加了92000。

  种族问题和经济

  但是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似乎也并没有解决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奥巴马就曾自曝任期内遭受白人歧视。

  据中国日报网9日报道,奥巴马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吐露心声,称毫无疑问他的肤色导致一些美国白人在其任期内对他持有负面看法。

  在7日播出的采访中,奥巴马说:“美国北方州的白人和南方州的白人对于我的总统生涯存在不一样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有原因的……有没有人主要担心的是我看上去像外来人,而不是其他呢?有没有人因为我的出生地问题而滋生偏见呢?这些情况肯定存在。”

  奥巴马的高级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也认同这一看法:“反对党非常‘凶猛’且由于种族问题对奥巴马不大尊重,这是不争的事实。”据他透露,至少有一名位高权重的共和党官员曾公开对奥巴马不敬,“此人对奥巴马说过,我们并不认为你应该成为总统,但是美国人民这样认为,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同你共事”。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更是针对奥巴马出生地问题屡屡发问。2012年8月他曾在推特上发言称:“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人士致电我的办公室,称奥巴马的出生证明是假的。”2014年,特朗普还鼓励黑客调查奥巴马的出生地。今年秋天,他在竞选活动中首次公开承认奥巴马出生于美国。不过他并未对此前的言论表示道歉,认为是希拉里竞选团队在2008年率先挑起了有关奥巴马出生地的争议。

  奥巴马在9月美国国会黑人同盟联欢晚会上告诉出席晚会的人们,他认为出生地问题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

  但也有观点认为,移民增加和人口结构变化将促进美国的种族融合,也有利于美国经济。

  据新华社报道,皮尤研究中心发现,族裔多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跨族婚姻盛行,逐步的模糊了族裔的界线。今天有六分之一的新婚者是跨族联姻,其中拉丁裔和亚裔的新婚者更有1/4是跨族婚姻。如何能想象就在半个世纪以前,跨族婚姻在美国近三分之一州还是非法的,跨族婚姻生下的孩子曾经被人谑称为“杂种”,而今歌星、影星、体育明星越来越多的出现混血,连总统奥巴马都是一个黑白混血。跨族婚姻已经不再是禁忌,甚至还带有某种时髦。

  纽约财政政策研究院曾发布过一份报告,指纽约州经济超过25%都是由移民支撑,华人在其中也占到一定比例,而美国本土人士,就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受益人。

来源时间:2016/12/12   发布时间: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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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美利坚分众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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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寺  来源:澎湃新闻

  《时代》杂志在本周将年度风云人物的称号授予了特朗普,但他们的标题写着“美利坚分众国总统”。

  特朗普在接受《今日秀》节目采访时气恼地表示:“你们说分众国,我没有分裂它们。可现在它是分裂的。”他后来还讲道:“我觉得分众国这种说法是讽刺挖苦,但再次声明,它现在就是分裂的。我还没当上总统,所以没做什么导致分裂的事。”

  而《纽约时报》发表查尔斯·布洛的文章称:“唐纳德,你的名字就是分裂。你和你那有毒性、不宽容的竞选团队不仅分裂了这个国家,还把它撕成了碎片。”

  在布洛看来,特朗普近期征召入阁的人是“一群秃鹫和老鹰”。另外特朗普为人诟病的是他的推文,“如果这些未经审查的140个字的帖子在世界某地引发战争,那在Twitter上发文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智了”,《金融时报》副主编鲁拉•卡拉夫这么说。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沟通专家认为,特朗普的Twitter战略或许确实是一项天才战略,而且很可能重塑政治与媒体间的关系。

  卡拉夫描述,几个月来,Twitter是有效的反叛工具,被用于绕过主流媒体。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直接接触到了那些渴望改变现状的民众,他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这种心理。虽然喜欢将事实与虚构混淆在一起,但他成功地说服选民相信他比老牌媒体更可信。

  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利用Twitter猛烈抨击了批评他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考察新政府可能提名的官员时,他利用Twitter制造悬念,让人们猜不到谁将是最终赢家。或许不太被注意到的是他会利用Twitter转移公众注意力。他上月某天对音乐剧《汉密尔顿》剧组的攻击言论成为热点新闻,掩盖了一起涉及特朗普的重大事件:他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就针对其开设的欺骗性房地产课程的诉讼达成和解。

  卡拉夫认为,有时候,在Twitter上发布受约束、考虑周到的帖子可以成为对总统有利的外交工具。例如,这样做在伊朗核问题谈判期间美伊的外交斡旋中发挥了富有想象力的作用。但是,正如任何注重声誉的管理者都会建议,领导人应该像明星一样,要么远离Twitter,要么确保自己的账户处于严格管理之下。

  然而,特朗普在争议声中愈战愈勇,他自信掌握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他曾吹嘘,一名粉丝称他为“140个字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虽然他并不多么精通技术(据说他在白天口述帖子内容,然后在夜里才打出来发表),他在Twitter上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性格和措辞的沟通渠道。Politico今年早些时候对他Twitter贴文的分析显示出,他使用“伟大”,“输家”、“赢家”、“愚蠢”等词汇的次数是其他总统候选人的两倍。

  特朗普在就职典礼后会放弃Twitter吗?可能性不大。

来源时间:2016/12/12   发布时间: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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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高调呛中保台 能摆脱过去美中合作的魔咒?

作者:卞中佩  来源:报道者

  台北时间2016年12月2日晚上11点,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破自台美断交后的外交惯例,致电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10分钟的通话,引发全球的关注。除了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的外交精英建制体系不以为然,自由派更直接批评特朗普将触怒中国,台湾则欢欣鼓舞,颇有一吐1979年断交后近40年怨气之感。12月11日,特朗普接受福斯电视台(Fox News Sunday)专访时,继续加码表示「为何美国一定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再度成为焦点。

  事实上,特朗普的行为并非特例。从里根到奥巴马总共5任美国总统,其中3任在新任时就打台湾牌或挑战中国,因此可看成是中美战略合作的大原则下,美国拿出来进行战略谈判的筹码及处理内部矛盾时的工具;而中国的反应基本上都是以外交辞令严正回应,然后采取种种正式及非正式的外交手段因应。

  也就是说,选后特朗普针对美中台关系的种种动作,对台湾而言,如果想要摆脱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的结局,关键在于中美间的东亚战略是否质变。

  1971年基辛格密访中国,并安排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此后,对美国来说,一直由两大战略思维贯穿中美关系:一是联中抗俄,另一则是藉由贸易改变中国。后者继承美国开国以来的外交汉弥尔顿主义传统,透过贸易,美国有信心让双方不但经济互补受惠,更可藉由沟通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这一点在中国1978年迈入改革开放及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更为巩固及确认。

  中美两大国间,台湾问题始终是争议的核心。随着中美政治经济交往持续深入,美国的中国政策,已从原本的政治精英战略争执,扩大为攸关各行各业利益的复杂局势。简言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否质变,不能只看特朗普及其国家安全幕僚的态度及动作,还必须考量官僚系统与社会部门之间的对抗及共识形成的过程。

  里根的《八一七公报》

  1979年,民主党总统卡特与中国建交,并与中华民国断交。虽然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但当时正值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时大打台湾牌,甚至表示当选会立即与中国断交并恢复与台湾建交。不过里根在当选就任后不到2年,便在1982年8月签署限制军售台湾的《八一七公报》。

  里根政府对台湾态度的急转直下,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个是政治精英亲台派、亲中派的斗争,第二是波兰团结工联的工潮亟需中国牵制苏联。

  里根上任之后,决策高层几乎都是铁杆亲台派,包括白宫幕僚长贝克(James Baker)、副幕僚长迪弗(Michael Deaver)、内阁及国安会议成员米斯(Edwin Meese)、国家安全顾问艾伦(Richard Allen),都是里根长期的政治盟友及决策小圈子。里根一上任,立即计划要按照《台湾关系法》,出售先进FX战机给台湾。而外交高层团队中,仅有国务卿海格(Alexander Haig)强力认为要与中国继续发展关系。

  从各方回忆录、历史文件及研究来看,海格当时主要以两点说服里根:一方面是强调苏联才是美国的根本威胁;另一方面则警告里根,1949年美国曾因为中国大陆政权易手,爆发「谁失去中国」的政治斗争,如果里根不在台湾议题向中国妥协,将会重演「失去中国」的指责,不可能连任。

  而当时的内外形势,的确让里根没有选择。除了艾伦因受贿被逼辞职,亲台决策圈失去大将,波兰的工潮让美国需要中国的表态,避免苏联介入镇压,整个里根外交幕僚及官僚系统都因为亲台团队及亲中派在中美台关系上截然不同的路线,爆发严重的内斗。虽然里根因此接受海格辞职,但仍接受海格的观点,不仅在1982年初决定终止FX战机出售计划,以升级F-5战机取代,并且签署了以海格拟的备忘录为底稿的《八一七公报》,并以口头对台湾提出「六项保证」,作为对于台湾及亲台派的交代。

  所以,1980年代的美国对中政策,仍延续着1970年代政治精英的战略布局思维,外界的介入空间不大。台湾当时除了掌握亲台官员的支持,另外掌握的就是军火工业,例如最重要的游说伙伴是生产FX战机的诺斯洛普公司(Northrop),但是军工业利益仍对抗不了高层精英的整体国家利益思维。

  里根政府以「六项保证」不放弃台湾,但也透过《八一七公报》加强对中关系,政策就此确定,而且随着美中彼此交往的深入,更反过头来证明加强关系政策的正确性。

  例如中美领导的数次互访,里根政府官员的确因为前后任总理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政治经济改革态度,强化了加强关系以改变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信心;而中国也因为美中贸易关系增强,与美国政界有更深的关系。例如,当时中国以出口纺织品至美国为主要换取美元手段,受到美国纺织业抵制,中国便以减少美国农产品进口为要胁,并与农业州堪萨斯州参议员杜尔(Robert Dole。没错,就是收台湾政府14万美金游说费用,与特朗普搭上线的那位杜尔)合作,最后击败美国纺织业的游说。

  克林顿从监督中国人权到弃守的过程

  共和党在里根任满两届总统后,由副总统老布什出马竞选并成功获胜。老布什在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任内,处理中国入联合国案,并在1974年担任美国驻大陆联络处主任,有深厚的中国关系。

  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老布什虽然也宣布对中国制裁,但不仅力度不强,更否决美国国会通过的损及中国利益的法案(该法案提出在中国最惠国待遇上加上附加条件)。1992年,克林顿出马挑战老布什,除了猛攻经济内政议题,主要诉求聚焦于以人权高标准检视中国的贸易及对台军售。

  克林顿在当选后,的确也风风火火表示将针对攸关中国商品进口美国的中国最惠国待遇严格审视。他一改老布什时期政府与人权团体对立的局面,立即与人权团体紧密合作,甚至建立助理国务卿与人权团体两周一次的会面机制,加上一直以来国会对最惠国待遇进行有条件限制的支持,惩制中国的主张,当时看来绝无有任何改变可能,但克林顿总统却在1994年宣布将人权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克林顿之所以决定脱钩,主要是受到大型企业影响所致,因为企业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最重要市场。

  其实1990年代,美中贸易规模还非常小,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实际利益仍不大。比方说到了1995年,美国出口到台湾的总值为190亿美金,而出口到中国不过120亿美金左右;但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中国就是个蓄势待发、值得抢先布局的巨大市场。

  1990年代初期,波音、克莱斯勒、福特、AT&T等几个大型企业成立美中贸易商业联盟(the Business Coalition for U.S.-China Trade)。由于这些企业同时也是美国几个历史悠久的大型企业政策规划组织的成员,包括商业圆桌组织(the Business Roundtable)、全国制造业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及美国商会(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美中贸易商业联盟便以无预算上限的力道,利用许多现有商会的资源,游说及施压行政部门及立法部门。

  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有强大的信心,主要来自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确立继续经济改革的目标;再加上国家主席江泽民及副总理朱镕基在政治改革上,与被陆续罢黜的总理胡耀邦、赵紫阳不同,经济改革的态度始终保持开放。

  1993年中国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再度面临左派质疑通膨是改革之祸时,朱镕基与世界银行合作布局6个月,同年6月于大连召开「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再度确立通膨是改革不够深入的结论,并在会后立即提出著名的中央十六条措施,给予国际金融机构专家及外资极大的信心。

  此外,基辛格等美国退休外交官员成立的商业顾问公司,不断安排美国企业高层与中国领导见面。美国企业判断,中国因为继续开放,将带来庞大市场、廉价劳动力及国企私有化后的资源,这些都是攸关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关键。

  美国大型企业及商会在面对国会的共和党、民主党及克林顿政府,态度极其强势。例如1994年,访中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与美国商会在北京的会议中,AT&T中国总裁沃里克(William Warwick)强力要求美国政府无条件展延中国最惠国待遇,他并当面指责克里斯多夫:「要么选择在中国市场占一席之地,要么就别期待在世界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最后,1994年克林顿政府宣布,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并支持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于是中国大批农民工成为跨国企业的廉价劳动力,而中国国企私有化及各个领域的市场化,也如美国企业预期,带来庞大的利益,推动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

  到了1997年,为了修补总统李登辉访美、1996年飞弹危机的美中关系,以及中俄发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克林顿宣布美中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可看出经济战略利益走到此,也需要理想主义包装。从1990年代南韩、台湾的民主化实例,美国再度认可透过经贸合作及政治交流能促使中国民主化的思维;克林顿公开指出,强调美国和中国的务实交往,将可促成中国大陆更为开放自由,若孤立中国,则将升高中国的敌意,促使中国采取对抗美国利益的策略。

  2000年,克林顿签署了国会通过的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法案。此后中国出口到美国之商品,不用再每年检讨,都可以适用最惠国待遇。

  小布什、奥巴马与特朗普

  然而,到了共和党小布什总统上台初期,也开始否定民主党柯林顿政府最后确立的美中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competitor)。但这个定位没多久后,就因为911事件导致小布什政府把战略目标转向中东,反而与北京发展出更密切的关系。

  所以,美国的对中政策从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战略布局,到1990年代战略及经济布局,一直到小布什时期战略及经济合作,中间虽有变数,却始终因为经贸利益及突发性战略事件,在联中抗俄及期待贸易改变中国的架构下,一步步深化。

  「川蔡电」及特朗普指出「美国不一定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只是延续美国总统上任前常见的拉高对中谈判筹码,台湾的确不用太期待什么有利的结果;但若从整个东亚局势观之,确能嗅出过去支撑中美关系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

  当然,特朗普本身就与过去几任总统截然不同,他连不少美国宪法及民主传统都弃之如敝屐,在对外关系上当然更不会拿民主价值传播的理想,作为势力扩张或彼此互为虚实表里的说词。特朗普只会更接近杰克逊总统,抛弃过去对中国展现的民主传教士装饰,以功利为内力、铁血为招式;这也造成在特朗普的战略价值天平中,台湾的自由民主经验,很难会是特朗普判断弃保的决策标准。

  最关键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深深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制度。由于这个自192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是由美国作为爆发起点,全球都开始怀疑美国从1980年来强力推动的全球化、去管制、小政府等新自由主义议程;尤其又看到中国藉由大规模的救市刺激方案进一步成长,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中国不仅开始提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中国政府也对西方价值有对抗的底气,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展现出建立自己发展议程的雄心;美国一直期待的中国内部政治改革派,在镇压下几乎已经没有发言权利及能力。简单说,台、韩民主化公式在中国已难以出现。

  面对新局势,美国也早提出新战略因应——奥巴马上任不久即提出亚太再平衡、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及TPP等,就是针对中国的战略转移策略。

  美国自由派对于特朗普的言行会触怒中国的说法,的确有党同伐异、逢川必反的情绪反应。因为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就是打算确认美中进入战略摩擦及经济竞合阶段,特朗普竞选期间批评奥巴马的外交过于软弱及当选后的种种动作,如果不是过去新官上任先烧中国叁把火的惯例,就是进一步强化奥巴马的对中围堵政策,中国的冷处理也符合过去的经验。自由派过于夸张的反应,其实也展现了美国的政治环境要擘划战略转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国家及社会部门盘整

  事实上,美中关系经历将近40年的深化,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要处理的层面已经涉及方方面面。政治精英擘划战略转移,除了牵涉政党、智库等精英政治部门之外,更必须有能量获得社会部门,尤其是大型企业组织的共识,而特朗普这次透过民粹主义上台,让局势更为复杂。

  首先,特朗普操作并使之胜选的民粹主义,绝非只是底层民众的不满而已。除了跨阶级的白人种族优越感确实受侵犯,最重要的是部分资产阶级也同时受到全球化的威胁。

  最明显的就是全国制造业协会中的本土产业。在2006年,全国制造业协会就已经因为是否要支持美国国会的中国货币操纵法案而分裂。本土产业不断强调,中国低估货币使得美国制造业无法竞争,造成美国大批制造业工人失业,最后由于全国制造业协会中受益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大型跨国企业否决,而使得支持案无法通过,但本土产业及中小企业对全球化的不满,一直在累积、酝酿。

  特朗普经济政策顾问纳瓦洛(Peter Navarro)早在2012年就製作纪录片《死在中国手上》(Death by China),至全美宣传美国制造业工作都被中国抢夺,还与美国工会合作举办放映会。换句话说,美国对于全球化不满的右翼民族主义动员,不只涵盖工会及基层民众,而是包括知识份子及资产阶级的跨阶级长期过程。

  第二,在企业组织的部分,特朗普在选前曾点名攻击商业圆桌组织及美国商会,选后两大商会虽然立即发表声明支持特朗普,但仍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对于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美国与中国贸易出现紧张局势,需要进口廉价商品的零售业和中国为重要出口市场的农业,将会是反特朗普主力。而最具有自由派精神的新兴网际网路产业,仍视中国为潜在市场。

  特朗普提出的基础建设投资及扩军,则能吸引建筑业、军工业的支持,但由于许多重要的建筑业和军工业企业同时也是全国制造业协会的会员,全国制造业协会的态度会影响这两个产业的行动能量,偏偏全国制造业协会的态度至今仍模稜两可。在中国已经渐渐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下,全国制造业协会的确有比2006年更可能做出偏向本土产业利益的决策,但也可能因为需要中国的市场,而更倒向支持开放市场。

  也就是说,特朗普当选后打破过去民主党、共和党各自的政治同盟,让美国目前处于丛林法则为准的政治盘整期,这也是当代民粹主义的难题。

  当代表民粹的强人打败建制体系之后,各方靠的是实力、关系与资源来填补治理机器的真空。不论是传统民主党、共和党的建制精英,还是新上台的特朗普,目前的种种言行,尤其是针对中国外交动作,主要还是针对内部矛盾所展现的姿态,尤其是争取产业支持的结果。各个产业的态度,将会因为牵涉选民的工作前景而攸关选票,加上它们的游说力量,直接影响各州国会议员及官僚系统,从而影响政策。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挑选大批金融高层、CEO进入内阁。

  特朗普当前高调展现呛中态度的国安外交团队,再怎么亲台也亲不过里根时期;而特朗普本人的功利主义,更与里根的虔诚反共新保守主义信徒,相距何止万里。最明显的就是特朗普接受福斯电视台专访时所说,「我不知道美国为何要被一中政策绑住,除非我们与中国达成协议。」

  就算特朗普像里根一样有心,特朗普如果没有一套能摆平各方利益、并能付诸执行的全新战略,以美国政治及产业复杂的利益交缠,任何一个需要中国支持的重大地缘战略事件,都很容易使特朗普的对中政策重蹈过去几任总统的覆辙。

  但当然,如果在目前中国也不认为中美关系该侷限于过去的战略架构下,特朗普能用类似于日本首相安倍的手法,在日本各大产业也与中国有各种绵密利益下,以钓鱼台让也想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国回应,使得国家再度能因为中日危机裹胁、摆平国内纷杂的利益,确定新的中日对抗战略议程。

  美中之间战略真正的翻转,得酝酿出韩战爆发、尼克松访中、911事件这样级数的事件;如果等不到中国出手,台湾的确有可能会是特朗普的钓鱼台。

来源时间:2016/12/11   发布时间: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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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壮志未酬奥巴马

作者:资中筠  来源:思想潮

  编者按:如何看待奥巴马这8年的成败,是耐人寻味的课题。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先生说,他的各种主张至少大方向是对的。但不论其理论如何,其政策眼前客观上主要还是惠及底层,而使相当多的中产阶层感到被忽视,甚至被抛弃。在美国的特定情况下,还有向少数族裔倾斜而不顾白人的问题。这应该是症结所在。

  资中筠先生说,“尽管研究美国是我本业,但是隔着太平洋观火,自己感到很难看清,说什么都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不过别人家事,还可以姑‘妄议’之”。

  本文分两部分首发于《经济观察报》,发布时略有删节,此处摘编自作者个人微信公号“Zi-Zhongyun”发布的全文,转载仅供读者诸君参阅。

 

  奥巴马于2008年就任,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美国内部正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外部,除了传统的一般地缘政治问题外,主要是从9.11以来,因小布什政府应对不当,特别是攻打伊拉克,打开中东潘多拉盒子,让美国骑虎难下。还有相当长期以来日益加深的贫富悬殊和老的种族问题加新的移民问题,这些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他接手了这一个摊子。

  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任黑人总统,那些弱势群体又对他抱有特殊的期待。他与布什父子、克林顿夫妇不同,完全起于平民,没有任何权势背景,竞选经费也主要靠“众筹”,而较少大资产的捐助。应该说是反映比较真实的民意的。

  当时美国人心思变,奥巴马以“变革”(change)的口号赢得人心。但是他这个总统似乎做得特别辛苦,尽管得到了连任两届,所有的主张都举步维艰。现在他的任期结束了,而且是交到了一个政见处处与他相对立的人手中。最讽刺的是,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黑人当选总统,举世瞩目,普遍认为是美国反种族歧视一大成绩,有里程碑意义。而他的继任,却是肆无忌惮地宣扬种族歧视,而且以此竞选而当选。

  如何看待奥巴马这8年的成败,是耐人寻味的课题。尽管研究美国是我本业,但是隔着太平洋观火,自己感到很难看清,说什么都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不过别人家事,还可以姑“妄议”之。

  首先需要从他上台伊始说起。为此翻检了一下电脑文件夹,忽然发现一篇英文稿,是我2009年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题为:“对奥巴马治下的美国的几点想法”。讲过后就束之高阁,没有想过要正式发表,自己已经忘了,如今重读似乎还算切题,先译出如下,作为本文的上篇。

  

  奥巴马是顺着“变革”的大潮上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政治钟摆的常规,据我观察,二战后美国大约每隔十年左右,钟摆来回摆一次,一方面反映民意,一方面也是政策向一个方向走到一定程度后需要调整。现在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于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及其带来的后果,所以是该向另一方向摆动的时候了,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个方向称作“左”。除此之外,还赶上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人心思变是很自然的。

  那么这一变革能走多远?毫无疑问,奥巴马在政治哲学上与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是迥然不同的。在国内,他更关注弱势群体、强调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等;对外,绝不是“单边主义”。(事实上,小布什后期迫于形势,也在悄悄淡化他的单边主义)。奥巴马总的政治倾向,包括他的医改方案自然会与某些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相冲突。加之,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肯定会遇到大公司的抗拒。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主张的变革能推行多远?

  作为旁观者,隔太平洋遥望,我感到他处境比较困难:为了企盼变革而选他的人可能会失望,认为他不够强硬,与既得利益妥协太多;特别是,正因为他是黑人,他要强调代表全民,反倒不可能太强调维护黑人权益,也可能会令黑人不满。来自右边的反对派当然会责备他过于左倾,已经在给他扣“社会主义”的帽子,以便吓退美国民众。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右派指责奥巴马为“社会主义”,而中国左派,包括一些主流媒体也把奥巴马某些救市的措施称作“国有化”,从而说明美国也承认社会主义优于“新自由主义”,从而说明“华盛顿共识”败于“北京共识”(何谓“北京共识”,本人始终没闹清楚)。这种说法的逻辑是:政府干预=国有化=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就证明中国的体制优于美国。于是,奥巴马的“变革”成为了中国某些反对市场经济的人主张倒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借口。结果美国右派与中国反改革的左派殊途同归了。多有趣!

  当然这是天大的误会。事实上现在已经不存在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粹“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的经济。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大幅度改革,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所有政府适当干预的改革都是为了促进更加公平的竞争,从而建立更加健康的市场经济,同时推动社会保障,以缩小贫富差距。这种改革的本意恰好是改善和加强资本主义制度以抗拒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奥巴马现在主张的变革就是继承这一传统,属于同一方向。

  有些论者喜欢把奥巴马与小罗斯福相比较。不是绝对没有可比处,但是奥巴马的不利条件要多得多。首先,美国公众的心态不同。小罗斯福上台时承“进步主义”运动的余泽,凯恩斯主义刚刚兴起,被接受为治疗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的一剂良药;美国的有组织的工人还是一支推动改革的力量而不像今天已成为保守的力量;美国人民当时社会保障很少,还没有尝到福利政策的甜头,所以小罗斯福提出“无匮乏之虞”的口号受到万众欢呼,有限的福利措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加之当时的危机使公众一片惊慌,心甘情愿地多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政府以便拯救局势。这些都是小罗斯福的有利条件(至于“新政”的成败一直有争议,此处不论)。而这些条件奥巴马都没有。即便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也没有那样完全一致的共识;而他的对手却强大得多;当前金融危机尽管严重,也还没有到引起恐慌的地步;美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现在不是“匮乏之虞”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善的问题,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诉求,眼光要挑剔得多。换句话说,奥巴马的服务对象比小罗斯福的对象要难伺候。再者,他接手的财政是高额赤字加高额债务,操作的余地有限。

  再看国际领域,二战以后,历届美国总统都强调“美国领导世界”,这点,奥巴马不可能例外。所谓“领导”,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对很多美国以外的人来说,一般解释为“霸权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多年前,我曾经发明过“良性领导”与“恶性领导”之别。“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描述一个客观事实: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比其他国家都强大,处于发展前沿,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事务,乃至全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可称“引导世界新潮流”。如果一个“领导”国家,或超级大国,以它的先进科技、巨大的财富和优越的综合国力对世界向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以某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在成功解决政治、社会问题以及人际关系方面展示其制度的先进,做出榜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良性领导”。例如美国对反法西斯战争、创建联合国、战后援助许多国家的重建,等等,更不用说,二十世纪大多数科技创新都在美国产生,这些都可算“良性领导”。

  我认为美国最严重的“恶性领导”在于军备竞赛领域,以及战后发动的某些不必要、无正当理由的战争,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其中之一。冷战结束后,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美国不少人谈论“和平红利”,当时美国有机会把它的资源从军火库转向在国内提高人民福利,在国外促进建设性的国际合作,造福其他国家。不幸的是,另一种称作“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占了上风。这一思潮的倡导者宣称,现在对美国说来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永久保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允许任何力量挑战这一地位–不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根据这一执政理念造成的一连串后果,你们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要看奥巴马总统准备在这种“领导”方面做出什么改变?即便他想要改,能做到多少,还有待观察。有一点,他关于清洁能源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举世瞩目,如果当前的政府真的能把它的人力物力用于这一新的大战略,它就能创建一种新经济,领导美国走出金融泡沫,实现在新的水平上的繁荣。美国凭借它的技术准备、综合实力以及善于将科技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优越机制,应该有机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从而再次在国际上起到“良性领导”作用。当然国内外都还会有许多利益冲突,但是总的方向是造福人类的。问题在于他能做到多少?

  最后,必须谈到中美关系。我不必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的互相依赖日益加深的事实。大致说来,我认为在这方面与历届美国政府不会有太多变化,两国利益的汇合与冲突仍旧。洪博培大使说中美关系是超越党派政治的,我很赞赏这句话。

  举一个我亲历的例子:1972年紧接着尼克松总统历史性的访问之后,两个非常重要的代表团——参众两院的党团领袖——来华访问。参议院是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众议院是博格斯和福特。这一举动就是为了显示,不论两党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是得到两党共同支持的。我有幸全程陪同这两个团的访华之行。原则上,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超越党派的,但是事实上中国问题常常是美国国内党派斗争的受害者,特别是在竞选的年代,双方都争相表示对中国“强硬”。过去主要是台湾问题,现在由于两岸关系缓和,这个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淡化,而经济问题突出。

  一个负面的现象是保护主义在美国有上升趋势,而且是有选择性的,中国首当其冲。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公开说:我就是提倡保护主义,但是在奥巴马政府中似乎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迹象。其一般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当前的经济困难,而特殊原因还与他的权力基础有关。当前美国决定提高中国轮胎的关税就是一个例子。谁都看得出来,这一决定主要是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而不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奥巴马急需某一利益集团支持他的医改方案,所以作此决定。从长远来看,显然这对中美双方都不利。保护主义违反美国对自由贸易的基本信仰,同时也是逆全球化的潮流而行。这一举措既短视,又表现了美国的不自信。过去,美国改良派的政府曾经致力于减少保护主义的进口关税以推动国内贸易的自由竞争,以便遏制垄断经济控制市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威尔逊政府就曾通过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法案。结果是美国产业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广大美国人民得利于降低成本和物价。随后,胡佛政府又提高了关税以保护某些美国产业,结果加剧了经济萧条,使美国和全世界都受害。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了解这一教训。当前的保护主义倾向如果得不到遏制就会触发贸易报复的恶性循环,不仅涉及中美两国,而且会牵涉到许多国家,其后果绝对是负面的。这也属于我所谓的美国的“恶性领导”。不过我相信,并且愿意希望世界各国有关领导有足够的明智,努力避免出现这样的情景。

  说了这么多,我意识到现在对未来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欢迎批评。

  有人问对美国软实力如何看,回答如下:

  我认为美国的软实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作为民主国家的榜样;2)对全世界人才的吸引力(自从上世纪80年代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出版后,“美国衰落论”就是热门话题,我当时提出的观点:在人才自由流动的今天,只要全世界优秀人才的首选流动方向是美国,美国就不会衰落);3)培植创造力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同时提供从实验室到大规模生产的最短途径;4)自我纠错机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言论和出版自由基础上的强有力的公众监督和批判。

  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所有上述美国软实力的因素都会受到,或已经受到腐蚀。

  今天,华尔街的贪婪形象和无原则的两党斗争可能取代了民主榜样;对国际规则和民主制度的双重或多重标准,包括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虐囚事件,使美国对人权的倡导显得伪善;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往往把市场利润的考虑置于真相和正义之上,从而削弱监督的力量。总之,我所理解的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无声的影响。至于说硬实力,美国在全世界还是遥遥领先。但是如果它不适当地挥舞它的硬实力,就可能妨害它的软实力。

  也许美国需要再一次类似百年前“进步主义运动”那样的改革。但是美国是否还具备那样的强有力的驱动力,我不知道。

  以上是在奥巴马上台之初的看法。由于是国际场合,有些部分主要是对美国人说的。如有朋友所说,我用中文写作时批评中国,用英文时批评美国。对奥巴马面临的问题不敢自诩为先见之明,今天至少还有印证的价值。下一篇再谈8年后的回顾。

  

  受命于危难之际

  奥巴马上任于美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时。他的就职演说用相当大的篇幅历数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呼吁美国人打起精神,恢复信心,发扬美国的光荣传统、重温核心价值观,克服分歧,团结起来,重振家业。当然,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总免不了说一些鼓气的漂亮话,但是奥巴马的演说中这部分篇幅特别大,辞藻特别华丽、调子特别高,几乎像是出征前的战斗动员,甚至引用了乔治·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最危难时刻的一句话:“让后世知道……在一个只有希望和美德才能成活的严冬……此城此国曾惊起迎战共同的危险。”这正说明他对美国处境内外交困、形势的严峻,特别是民气涣散,信心低落,是充分意识到的。另一方面,他也背负着选民渴求变革的期望。再加上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裔总统的角色,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这个特点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使其目标过于宏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竞选到就职演说,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施政目标,涉及经济、教育、科技、医疗等各个方面,除了应对当前危机的临时措施外,总的方向是扩大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使经济增长能惠及更多群众,缩小贫富差距,还有环保和新能源。其中最重要的,打上奥巴马标记的是医保改革。对外,则提出加强国际合作,也就是一反小布什的“单边主义”,重视与盟国的关系,不再单枪匹马作战。同时继续帮助穷国,尽国际主义义务。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专门为文表示拥护,称之为“新新政”,也说明从某种意义上,它确实是继承了进步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的传统。在美国各种有争议问题上,他可以定位为民主党偏左的自由派。

  未竟之业

  在一位美国总统卸任之际对他的政绩做出评价,为时太早。特别是当前的美国空前分裂。询诸美国人,人言言殊。据一项调查:不同团体对奥巴马的评价分野很鲜明:有关民权、环保、主张自由选择等组织对他评价很高,有的民权组织给他打满分,甚至有人认为奥巴马可以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而保守派及其组织对他评价很低,有的极端保守组织给他打零分。

  奥巴马自己及其拥护者肯定的政绩,大体有以下几点:

  1)扭转危机,经济开始复苏、增加就业,把失业率自2009年的两位数字降至2016年初5%以下。新增千万以上就业岗位。

  2)联邦财政赤字大幅缩减,2015年赤字比2009年减少70%。主要是由于就业人数增加,新增税源,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政府支出的年升率只有3.3%,达到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的新低。为95%的纳税人减税,只有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的人增税。

  3)大幅度提升能耗效率标准,减少石油进口,达到汽油的出口大于进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在国际上促成治理温室效应的《巴黎协定》。

  4)通过《平价医疗法》,扩大医保覆盖率,受惠者达2千万人。

  5)教育改革,其主要效果之一是减少了大学生还贷压力。

  6)结束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在国外的战斗人员降到12年来最低。击毙塔利班。达成与伊朗的核协议(阻止了伊朗发展核武器),打开与古巴关系。

  看起来成绩斐然。但是从反对者方面来说,以上每一条都可质疑。首先,数字虽然来自权威机构,其中也包括像福布斯那种保守派杂志,但是多数都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有夸大成绩之嫌。关于失业率的计算法就有问题,有许多人根本无望就业,不在登记之列,还有半就业的也计算在内,等等。更主要的是与实际应该受益者的切身感觉不相符。关于经济复苏,反对者认为太缓慢,甚至认为美国仍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或认是市场自然的规律,不能算作政府政绩。对于花大笔钱拯救通用汽车公司之举争议最大。财政方面,赤字固然减少,但是国债大大增加,等于把危机推到后代。(按:关于负债增加这一点,拥护者很少触及,或辩解微弱,看来是一大后患)。

  在总的执政理念上,反对者对奥巴马政府最大的批评,还是政府干预过度。尽管奥巴马一再表明他是资本主义拥护者,在即将下台前发表的总结性长文中还说:“资本主义一直是世界繁荣迄今最大的推动力和机遇所在”,其拥护者也特别强调就业的增加都是在私营部门,政府实际上是在裁员、减少开支。但是反对者还是认为他的政策就是“政府接管”,不断给他扣“社会主义”的帽子。争议最尖锐的还是他的医改方案。

  关于医改

  奥巴马念兹在兹的是医疗改革,他考虑此事非自竞选总统始,改革方案酝酿已久。他上任伊始急不能待地推出的第一项重大法案就是医改法。这是最复杂、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谁都抱怨美国医疗制度不合理,但是一提到改革,每一种人都有理由对某一变动不满意。克林顿总统也曾提出过一个改革方案,而且内举不避亲,任命希拉里主持此事。那时还是财政赤字减少,经济最繁荣的时候,结果以失败告终。

  许多观察者都不理解奥巴马为什么急急忙忙提出这件事,认为不策略。一般说来应该先易后难,先做成几件比较容易通过的事,有了“政绩”,建立了威望,在国会多争取一些支持,然后再提出,不是更好?何况又在经济危机中,提出一项需要政府花钱(至少开始短期内需要)的事,阻力更大。医保问题有那么紧迫吗?这些难道奥巴马没有考虑过?他本人没有解答过这一疑问。可以解释的是:首先美国医保制度的弊病众所周知,在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中,美国医保的覆盖面是最小的。固然60年代约翰逊政府通过了“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法案,大大改善老人和穷人的医疗条件,但是比之其他发达国家,仍然是水平较低的,甚至不如中国的台湾地区——台湾基本上已经做到全民医保。奥巴马自己有从事社区工作的经历,对这点感触很深,改革这一不合理的制度,成为他一种心结。这个理由是可以理解的。

  回顾20世纪初,美国在生产力方面已经超过英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美国一向以社会更平等,民主制度优于欧洲自诩,但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访问一次欧洲,美国的劳工状况受到欧洲人的批评,他发现在“人道主义的行进队伍中美国竟落在排尾”,深感羞愧,为此下决心冲破层层阻力,推动一系列改善劳工生活生产条件、维护劳工权力的改革。现在奥巴马对医改有急迫感,应该也是相同的心情。另外,当时国会两院是民主党占多数,他可能认为这是推动国会通过的有利条件,未始不失为一种策略考虑。在他大力推动下,确实于2010年国会改选之前通过了《平价医疗法》,(直译当作《保护病人及付得起的医疗法》),或者干脆就叫做《奥巴马医保》。

  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反对意见之强烈。关于医改的争论旷日持久,耗费了他第一任的大量精力和政治资本。据知情者称,由于在国会遇到共和党议员一致的强力反对,成为一桩党派斗争之事,实质内容无人认真考虑,奥巴马本人也不关心其细节,交给议长佩洛西去处理,目标就是好歹必须通过。结果在各种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讨价还价之下,法案一再修改、妥协,变成一个大杂烩,文本有上千页,极为繁琐,而且有些条款自相矛盾,无法执行。拥护者与反对者没有人从头读完过。最后等于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凭“党性”通过,而共和党则无一人投赞成票。这本身就不能算成功。

  2010年议会部分改选,民主党失去众议院的多数。2012年大选,奥巴马虽然获得连任,到2014年议会改选,民主党两院都失去了多数。所以方案虽然通过,激烈的争议始终不断。付诸实施,就涉及预算拨款,阻力更大,举步维艰。刚一开始实施,就应技术准备不足,发生互联网失效,落下笑柄。全部成效尚未显现出来,奥巴马就要下台了。

  支持者把这一法案说得美妙无比:使没有保险的人数下降到人口的10%,惠及千万人以上(人数计算从1200万到1800万不等),从长远看,可为美国人节省数十亿医疗费用。使原来到2016年就面临枯竭的(老年人)医保信托基金延长到2030年。大幅减缓医保成本增加的幅度,为老年公民节约几十亿的处方药费;要求保险公司至少花掉80%的投保收入,等等。

  果真如此,应该为民主党赢得选票,然而情况相反。如果2012年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的话,6年之后如何呢?似乎对此法不满之声从未停息。这份法案既然没有几个美国人真能卒读,笔者作为旁观的外人,绝对不会不自量力,也没有耐心来研究这一方案对美国各种人的得失利弊。本文只能就见所闻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

  首先,这是一个意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彻底改革的方案。新任总统如初生之犊,野心勃勃,想要经自己之手,不但圆了自己的梦,也是几代民主党人的梦。自称是“大手笔(a big deal)”。既要大幅度扩大医保覆盖面,使穷人都看得起病,又要裁减政府财政负担的高昂医疗费用。立意高远,实行起来道阻且长。

  备受争议的规定之一是强迫每个人都要参保,否者就要罚款。这首先就违背了自愿的原则。诚然,原来看不起病的人上千万人忽然都去就医了,而医疗资源的供应并未及时增加,致使保险费用陡增,都转嫁到原来投保人的身上,所以自法案实施以来,按规定首付的参保费不断上涨。对于一般量入为出的工薪阶层来说,切身感受是这项负担大大增加。在没有这个法之前,选择还多一些,而现在要在被罚款与交巨额保费之间选择。换言之,那些被强迫参保的人等于替受《医疗照顾法》保护的老人和新增的近2千万原来看不起病的人付保险费。如果自己不生病,就更吃亏了。所以有些年轻人宁愿罚款也不交保。该法的名称是“付得起的医疗”,而相当多的人首先面临的是“付不起”的参保费。

  医保方案后面还附有一份更加激进的教育改革方案——“教育和解法”,包括一项增加上千亿学生贷款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大学生还贷的沉重负担减轻了,却转嫁到了政府身上,也就是纳税人的身上。共和党议员攻击这两个法案为“政府接管,裁减就业的法案”,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里的问题还是涉及中产阶层。事实上,欧洲福利国家的弊病也有这个问题。高额累进税对于那些教育程度最高、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中产阶层最不公平。《奥巴马医保》刚好使美国中间阶层增加负担,其中也包括中小企业,因为他们必须为员工投保的费用增加了——尽管据说这都是暂时的。对于本来就付得起高额保费的富人,增减都无所谓。即便如奥巴马自己所说,总体的设计是最终大家都受益,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可以说,如果大多数选民确实都从这一医改中明显得到好处的话,6年后的总统大选可能是另一个结果。应该承认,这次选举固然有希拉里本人的因素,也未始不是对奥巴马政府某种失望的表现。

  环保与能源

  奥巴马另一施政重点是提倡环保,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减少大气温室效应。

  环境保护在美国实际上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中已经提上日程,那时还没有污染问题,而主要是湿地、森林保护,反对风景区无节制的商业开发。到60年代群众运动高涨时,治理污染、可持续发展开始成为一切改良派的主张,但是不断受到资本利益的阻挠。逐渐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对垒的一个题目。奥巴马的政治理念显然是与进步主义一脉相承的,环保是他一贯的主张,在他上台之前就发表过许多讲话,为节能减排大声疾呼。提出让美国变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为新能源的出口国,为制止气候变暖做出贡献,从而在美国本土增加“绿色就业岗位”。在任参议员期间曾投票支持若干有关节约能耗以及促进可再生与清洁能源生产的提案。上台伊始就与拜登一同提出一项宏伟的发展新能源的规划。

  推动环保、清洁能源当然是既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人类的好事。而且美国以其实力理应在这方面其带头作用。不过与医疗改革一样,宏伟计划是一回事,落实起来又是一回事。在任期前两年,与推动医改法一样,趁着民主党在议会占多数,2009年6月就通过了 《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由能源部长朱棣文宣布,声称这一法案不但能减少污染,还能为千家万户节约开支,增加就业岗位,为美国经济繁荣奠定强有力的基础。并明确提出,21世纪的竞争是能耗效率的竞争,而美国应该起带头作用。这又是一项包罗万象的长期的计划,连节能建筑的标准、节能灯的生产和推广等等,都包括在内,提出了一连串计划数字。

  政府方面宣布已经取得的成绩有:完成对烟草的管制、汽车、空调等能耗的效率有显著提高,往常逐年增加的能耗已转为开始下降,而且清洁能源的比例逐步上升。进口石油大幅减少。这些成绩是实在的。不过反对者认为,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新的开采页岩油的粉碎技术的发明,与奥巴马的政绩无关。

  能源计划的大部分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方见成效,例如大幅减少碳排放的达标期限是2025年,还要经过四届总统。这也是美国本国政治分歧、阻力还很大的问题,这些都有赖于其继任是否坚持同一方向的努力。奥巴马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一位他的选民,106岁的非洲裔老太太,说他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儿女们如果活到她的年纪,会看到美国有怎样的变化,说明我们促成了哪些进步。也就是说,奥巴马充分意识到他所致力于的“变革”要很久以后才能见到成效。

  在国际上推动实现了关于减少温室效应的《巴黎气候协定》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成就。气候问题更是长期计划,在美国本身就阻力很大,落实前途难以乐观。

  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尴尬

  在国际方面,奥巴马是在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际,人心厌战而当选的。他的承诺是结束两场战争,撤出伊拉克,大幅度减少在阿富汗的驻军。他的任务有点类似尼克松停止越战,收缩战线,不再包打天下。他在就职演说中也强调,要多用外交手段而少依靠军事力量解决国际争端;说美国的安全在于事业的正义性,美国的力量在于以榜样服人,要表现克制和谦虚。而且表示“向任何愿意放开他们握紧的拳头的人伸出手去”。

  不但美国人厌战,连欧洲人也希望美国扭转小布什的一意孤行的黩武政策,所以奥巴马刚一上台,什么都还没有做,就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不是凭已有的成就,而是凭期待,事先授奖,这是有悖常情的,也受到许多非议。这只能说明至少有一部分欧洲人多么希望美国新总统实现他的和平诺言。奥巴马本人可能也感到意外,并且知道对他获奖的争议。他发表的获奖辞十分冗长,却了无新意。

  一开始就亮明他有一个身份是美国的三军总司令,知道不少人对他得和平奖有保留。他滔滔不绝讲了许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哲学和历史的空话,列举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反复申明美国热爱和平但是战争手段不可避免,在向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致敬后,提出例如希特勒的军队就不能用非暴力运动制止……等等。关于实质性的问题,他提出了坚持反对核扩散和争取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无核世界”的目标,上个世纪苏联提出过,美国领导人却是第一次提出这个目标。总之从这篇充满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一方面”,“另一方面”翻来覆去的长篇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得和平奖也感到尴尬,而且无法承诺美国停止对外用兵。

  撤出伊拉克

  他向着和平方向做到的事有:结束伊拉克战争,减少阿富汗驻军,击毙塔利班,大幅减少美国海外的战斗部队,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还有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成为80年来第一个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这些成绩应该可圈可点。

  平心而论,伊拉克战争是奥巴马始终一贯反对的。有的政客在不同位子上发表的政见往往多变,相对而言,奥巴马比较前后一贯,这点从他作为参议员的投票记录可以为证。他先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后选入联邦参议员。他对内政外交各种议题投票的倾向性很鲜明,至少说明他不是机会主义,这点与希拉里不一样。

  如今,不论朝野,很少美国人再为小布什打伊拉克战争辩护。人们是健忘的。当初正在9.11震荡波之中,公众情绪与现在很不一样,尽管有反战游行,实际上多数公众的心态还是拥护的。希拉里就承认她作为参议员曾经支持过有关决议,后来后悔。即使证明伊拉克并没有核武器之后,小布什政府的口号改为“改变政权”,也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中东大民主区的战略,在国内还是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大约从虐囚恶行曝光之后,加以美国日益陷入困境,进得去,出不来,使美国舆情开始转向。

  而奥巴马是少数政治人物中一开始就鲜明地反对的。2002年他还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在一次反战集会上讲话记录在案:提出“与其打伊拉克,我们还不如……完善本土安全计划,……来完成我们与本拉登和基地的斗争。”这个主张正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9.11以后美国应对恐怖主义,应该作为国家安全问题来对待,而不是作为一场国际战争。这正是后来很多小布什批判者的观点。

  等他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时,伊拉克战争已经名义上“结束”,虐俘丑闻也已传开。他的投票记录显示他力主规定美国撤出伊拉克的日期,连续对为伊拉克战争拨款的法案投反对票,因为该法案没有规定撤兵的日期;反对增加关塔那摩基地监狱的拨款,反对给涉及刑讯逼供的CIA官员以豁免权;主张给被冠以“敌方战斗人员”的俘虏以人身保护权。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的法案常常是他反对的,他还是坚持己见。他在就职演中提出要“负责任地把伊拉克交给它自己的人民”,这点他做到了,2011年底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另一个他提出的任务:结束与基地的战争,也以塔利班被击毙而实现。但是他主张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终其两任都没有做到。

  战线缩短了吗?

  中东乱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固然不完全是美国政策导致的,无论如何,奥巴马政府应对这个局面看不出前后一贯的战略思想。对待叙利亚的犹疑不决更显得进退失据。美国在外的战斗部队是减少了,但是却更分散了,撤出了伊拉克,却卷入了更多国家。

  为打击ISIS,他批准了第一批特种部队长驻叙利亚,在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利比亚、索马利、也门、巴基斯坦、乌干达、喀麦隆等国都有空袭军事行动。此外,还向中东欧输送武器装备以对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如果把无人飞机的空袭、对他国军队提供经常性的情报和侦查援助都计算内,可以说,美国直接或间接有军事行动的国家至少有8个。这还不把派特种部队包括在内。据说奥巴马偏好派特种部队,在他治下,特种部队人数增加了25%,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他批评伊拉克战争使美国负担了沉重的军费,但是他的政府用于与战争有关的费用达8600亿,超过小布什政府的8110亿美元。(根据国防部的《绿皮书》)这个数字不包括国防部本身的军费。由于较多使用特种部队和无人战斗机,美军在外伤亡人数的确比小布什政府时期减少许多,但是“误杀”无辜的概率也相当高。

  以上还未把他的“战略再平衡”项下派往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计算在内。总之,在奥巴马当政期间,美国战线并未收缩,反而更加扩张。实际军费不减反增。

  在经济领域,他提出了“环太平洋伙伴(TPP)”计划,作为打上他的印记的创意,据说将促进贸易,增加投资和就业,对与会国劳动者和企业都有利,更重要是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显示美国的领导。但是美国国内对此就有分歧,连希拉里都有异议,特朗普已经声称要予以否决。

  本文无意面面俱到地评论奥巴马执政的各个方面,只就其大者发一些到目前为止的一孔之见。上一篇笔者所预料的,奥巴马可能遇到的不利条件不但不幸而言中,而且远远超过。奥巴马的雄心壮志未实现的多于已实现的。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其带有长远意义,实施起来也比较复杂,不是立竿见影,所以不大容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很难说哪些是他不能左右的客观因素,哪些是他本人的缺陷。

  他上任所遇到的是一个党派严重分裂的政治环境。共和党议员下决心与他作对,所有他的主张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反对,似乎是为反对而反对。在民主党占多数的两年中,共和党运用冗长讲话阻挠的策略(filibuster)达50次之多。待共和党占据议会多数时,更加每个议案都受阻。于是奥巴马在许多事上用行政命令,强行执行。而行政命令最容易被继任否决,人去政息。

  就个人人品而言,奥巴马比后继两位竞选人都少一些“小辫子”。他的经历几乎可以作为励志的典型。在私德方面,比华盛顿特区很多政客都干净。除了他自己向记者坦言的,学生时代曾接触过大麻和可卡因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劣迹。在当前美国这种竞选厮杀中,能经得起这样祖宗三代“人肉搜索”,还没有丑闻缠身,或至少疑点斑斑,也不容易。最后政敌只能在他是否出生在美国上做文章。可惜,执政的成败往往不与政治家的人品成正比。他为自己的理念奋斗了八年,从结果来看,不能说一点没有成绩,与他的初衷和许诺,却相距甚远。

  特别是在美国特色的两党斗争中,他的政绩并没有为民主党加分。他从一开始就呼吁团结,消除党争,但是八年后,这种分裂不但没有弥合,反而变本加厉,而且不但是在政界,全民都严重分裂。在种族问题上,他的当选本来是美国社会进步、消除种族偏见的象征,而在他卸任时,种族关系反而更加紧张,居然让一个肆无忌惮公开宣扬种族歧视的人得势。奥巴马个人对此应负多少责任,难以评估,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这届政府的成功。

  本来,钟摆来回摆动,选民过几年就想换换胃口,这是美国政治常态,不足为奇。政党更迭,大政方针一般还有连续性。这次的特殊处在于换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钟摆会向另一极端摆到什么程度,连续性是否会让位于颠覆性?奥巴马为希拉里竞选站台时说如果选了特朗普,“我们过去八年所有的进步将会飞出窗外”。而他在《经济学人》周刊上发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又一再强调,美国总统的职务是“接力赛”,意思说,很多任务是需要后继者长期继续努力实现。那么现在他的各项未竟之业有多少会被“接力”完成,还是会“飞出窗外”——前功尽弃?只能拭目以待。

  奥巴马壮志未酬,事与愿违,批评者认为相当多的成分与他本人的缺点有关:作为行政长官,他缺乏的是执行能力。面对一个敌意的反对党束手无策,一味回避,没有表现政治领袖的胸怀,努力进行沟通、说服。也不善于吸收对方有益的建议……,贬义而言,是“急于求成”,“志大才疏。”

  我个人认为大时代的背景很重要。任何一个美国领导人,以及世界各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大变革时代。2009年,笔者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跨过新门槛》,已经对这个问题有所论述,并认为美国需要再来一次像20世纪初那样的进步运动,进行深刻的、全面改革。

  简而言之,当前世界大变革,一是全球化,一是新的高科技促成的数字经济,包括互联网,等等。这个变革不亚于十五世纪的航海大发现和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在这种变局下,利益格局也会发生大变动。必然有一部分人会被淘汰,或地位下降,或失去原有的生计。这是老生常谈不必赘言。当初工业化造成的贫富悬殊,经过各种社会改良,形成了福利国家,建立了协调劳资关系的机制,照顾弱势群体,并出现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如今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化的冲击下,财富更加迅速集中,危及中产阶级,原来的机制至少部分失效。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社会精英和政治家都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研究和提出各种对策。笔者所著《资本主义的演变》一书中探讨的最近几十年在欧美兴起的“新公益”,也是一种解答。

  奥巴马在总统任内对“新公益”已经有所支持。从奥巴马的各种讲话,特别是最后在《经济学人》周刊发表的长文来看,他对这个问题是有深刻了解的,有一定的眼光和前瞻性。他的各种主张至少大方向是对的。但不论其理论如何,其政策眼前客观上主要还是惠及底层,而使相当多的中产阶层感到被忽视,甚至被抛弃。在美国的特定情况下,还有向少数族裔倾斜而不顾白人的问题。这应该是症结所在。这不是美国一国的问题,更不完全取决于一位总统,只是美国的地位特殊,其成败影响就更大。

来源时间:2016/12/11   发布时间: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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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美国政府债务问题:若不采取措施,将影响美元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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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琪,付随鑫  来源:人民日报

  美国国债是由财政部代表联邦政府发行的公债,可分为公众持有和政府持有两大类。公众持有者包括外国政府和投资者、美联储、共同基金、州与地方政府、银行、保险公司和个人等,政府持有者包括230多个联邦政府机构。2016年9月美国2016财年结束之际,美国国债高达19.5万亿美元,是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06%、财政收入的6倍,相当于平均每个美国人欠下了6万美元债务。预计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债将突破20万亿美元大关。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已经积重难返。高额债务凸显美国制度缺陷,不仅制约着美国经济增长,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美国国债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当前的新特点

  历史上,美国国债的涨落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大萧条时期(1776年—1933年)。建国之初,刚结束独立战争的美国国库空虚、债务累累,财务状况濒临崩溃。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成功实行一系列财政政策,很快降低了债务水平,重建了美国在国内外的信用,为美国经济起飞奠定了重要基础。直到大萧条时期,美国国债都处于较低水平,很多时候仅占GDP的10%左右。

  第二阶段是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上台前(1933年—1980年)。罗斯福新政使美国国债水平提升到当时GDP的40%,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美国国债激增到GDP的近120%,这一比例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战后美国国债规模一路下降,到1980年只占GDP的32.5%。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债水平总体上远高于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里根执政起持续至今(1981年至今)。里根政府大量举债,到1985年美国的外债总额超过了内债,美国也从净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长达70年作为净债权国的历史。里根政府以后,美国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国债增量甚至超过6万亿美元。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美国债券发行量占到世界债券总量的32%。

  目前的美国国债有三个新特点。第一,此轮美国国债规模的增长已持续30多年时间,至今未见减缓。相比之下,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的国债增长只持续10年左右,且主要发生在战争等特殊时期。第二,此轮增长的起点比以往高得多,从一开始国债规模就达到GDP的30%多。第三,近30多年间,除了克林顿政府后期,美国政府常年保持巨额财政赤字,导致国债积累速度明显高于以往。从美国建国到1980年,其国债总量只有近1万亿美元,但到1995年就达到5万亿美元,2008年达到10万亿美元,2016年很可能突破20万亿美元。

  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的原因

  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积重难返,究其原因,除了战争支出和经济危机两大传统因素,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缺陷。

  两大传统原因:战争支出和经济危机。美国国债水平的历史曲线有几个明显的峰值,分别出现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一战、大萧条、二战、里根当政(冷战高峰时期)、“反恐战争”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可见,美国国债激增大都是由战争支出和经济危机引起的。

  新的刺激因素:社会项目支出膨胀。罗斯福新政后,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社会项目支出持续膨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47年的10%扩大到现在的2/3,每年高达2.7万亿美元。现在,美国社会项目支出仍在继续增长,成为国债激增的新的刺激因素。

  治理制度缺陷:花钱买政绩。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治理大体采用凯恩斯主义,在经济衰退年份增加财政赤字应对衰退,在经济繁荣年份增加财政盈余防范过热。但即使在经济繁荣年份,政客们为了政绩往往也倾向于一边减税一边多花钱。共和党表面上反对财政赤字和债务,但那主要发生在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而在里根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债务都达到了空前规模。而且,美国两党政治争斗愈演愈烈,动辄就拿债务上限问题威胁对手,更是增加了国债市场的不确定性。这暴露了美国政党制度在经济治理方面的内在缺陷。

  国际国内负面影响严重

  近30多年来,美国财政支出急剧增长,不得不借新还旧、寅吃卯粮,美国已逐步形成债务依赖型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府实行赤字财政、国民超前消费、对外贸易赤字不断积累。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已经引起许多美国人的担忧,然而民众又普遍反对增税。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和避免债务危机,美国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但是,在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情况下,国会中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常常为如何削减政府开支而争执不下,削减政府开支的道路困难重重。

  巨额国债给美国各方面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一,限制美国政府的施政能力。由于债务增长,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应对经济问题的能力相应降低。第二,债务积累导致了高额利息。最近几年,美国的债务利息一直维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而且还在增长,预计到2023年将超过国防支出。债务利息已成为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第三,债务吸收了一部分原本可以用于投资的私人储蓄,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潜力。第四,巨额债务还会损害美国政府和美元的信用,加大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降低投资者的信心,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美国巨额国债不仅给美国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也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定的因素之一。如果美国国债规模继续不加约束地大幅度扩大,而美国又不能为缓解债务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就会引起国际社会对美元信用的担忧。从理论上讲,美元信用下降不仅会降低美元国际地位,还可能引起美国国债持有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导致美元快速大幅度贬值,甚至引发美元危机。在目前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依然是美元独大的局面下,美元危机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和股市震荡,危及世界金融安全。此外,由于美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储备货币,美元贬值会造成国际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全球性通货膨胀(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性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世界经济动荡甚至陷入衰退。

  上述情况表明,美国债务依赖型经济体制已经举步维艰,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亦存在诸多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题为《借新还旧 寅吃卯粮 妨碍美国经济增长 威胁世界经济安全》)

来源时间:2016/12/11   发布时间: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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