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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媒刊文谈美国政府债务: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

作者:周世俭  来源: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12月11日消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债迅速增长、规模巨大,形势严峻。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发动了对阿、对伊两场战争,耗资巨大,8年间积累国债近5万亿美元,加上此前积累的5.7万亿美元国债,美国政府国债累计超过10万亿美元。奥巴马总统上台后,面临巨大的财政窟窿,大量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在第一个任期就积累了超过6万亿美元的国债,第二个任期里又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国债。到2016年9月底,美国累计国债接近20万亿美元,债务与GDP(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106%,远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这相当于美国政府头顶一个“国债堰塞湖”,一旦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巨额的财政支出,美国常年面临入不敷出的压力,只能依靠财政部大量发行国债、从外部借入大量资金和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增发货币来维持正常运营。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债务经济,国家债务规模迅速扩大、积累速度日益提高。

  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近年来美国国债增长速度之快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从1776年建国到1980年的200多年里,美国累计国债只有近1万亿美元。而1981年至2008年的28年里,累计国债就已达到约10万亿美元。从2009年到2016年底的短短8年里,美国国债将出现第二个10万亿美元,总计达到20万亿美元。这当中的近一半产生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已经深深陷入发新债还旧债、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

  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将面临促进经济发展的繁重任务。目前看,其主要措施是大力减少税收,通过大规模减税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特朗普是想走前总统里根的路。但不得不指出的是,里根上任之前只面对不到1万亿美元的国债,而特朗普要面对的是高达20万亿美元的国债。大规模减税无疑将大幅减少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并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测算,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4年里,美国国债将猛增10万亿美元,到2020年底累计国债将高达30万亿美元。这将给美国政府和经济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空前的债务危机。

  美国国债积累的巨大风险已经引起全球警惕,一度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资产之一的美国国债正在被各国中央银行以创纪录的速度出售。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今年1—9月份各国中央银行就已净卖出393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无论是出售的速度还是规模都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美国国债剧增带来的风险远不是损害债权国利益那么简单。面对巨额国债,美国政府不可能直接违约,但会采用增发货币、推动通货膨胀的方式进行技术型违约,稀释债务负担。短期看,美元汇率的涨跌似乎是正常的波动,但若放在一个时间段里观察,就会发现美国政府通过持续大量发行国债、美联储大量增发货币,已经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1971年,35美元能够兑换1盎司黄金;2016年,1300多美元才能购买1盎司黄金。美元贬值的幅度非常惊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计价,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全球90%的外汇交易和美元有关。美国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偷盗”全世界的财富,同时也造成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使世界暴露在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之中。

  应对美国国债剧增带来的风险,一方面应加快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步伐,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彻底改变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过度依赖单一主权货币的现状。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应加大藏汇于物的力度,增加石油以及铜、铝、铅、锌、镍等稀有金属的战略储备和黄金储备。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原题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

来源时间:2016/12/11   发布时间: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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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星论特朗普推特

作者:束沐  来源:中评社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胡伟星日前在北京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川蔡通话”礼节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特朗普并不了解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他也不应在当选后继续用选战中通过推特(Twitter)与民众直接沟通的方式处理外交事务。

  胡伟星同时指出,台湾当局与共和党一向渊源较深,长期以来善于与反共保守派智库经营关系,故此次通话后,不排除台当局继续谋求与美方互动层级提高,以及美方给予台湾领导人更好的过境待遇的可能性。他认为,占小便宜者最后会吃大亏,历史证明,台湾若试图利用美国争取更多利益,最终还是会受到中美联手管制。

  “川蔡通话”定性 有“阴谋论”也有“淡化论”

  如何给“川蔡10分钟通话”的严重程度定性?胡伟星分析了当下外界对此的两种观点。他表示,认为此事“很严重”的人,往往从“阴谋论”出发,如称特朗普本来就非常很反华、其班子里有大量反华分子、而且早就谋划好上台提出全盘反华的措施等等。他认为这“确实有点过分解读了”,其实还没有到这一步。

  他接着分析,觉得“不严重”的人或许认为,此事是有偶然性的,主要是台湾当局的小动作促成了通话,认为特朗普当选后每天要拨打或接听来自全球各地的十几个电话,顺便借此风光一下,事实上与蔡英文通话那天他也接听了好几位首脑的电话。“其实接电话都不是那么简单,后边都有运作的”,胡伟星指出,这种“应约通话”都是由双方幕僚安排好后,才让电话接进来的。

  “十分钟其实也讲不了太多东西,也不可能谈的深,而且肯定台湾讲得多,特朗普讲话的实质内容不会太多”,胡伟星认为,那些淡化解读此次通话意义的观点认为,由于特朗普上任后对中国政策的把握,特别是对台海问题的了解究竟有多深还是未知数,所以他不会立马改变既有政策。

  他表示,国安简报是美国总统每天早上必须要听的情报汇编,“据说他胜选后每天早上都没时间听国安简报,都让副手听,所以他不会对这个问题了解很多”,故可能是蔡英文方面一头热,讲了诸如地区安全、国际空间、自由贸易谈判等很多内容,而特朗普主要是听,不会有实质的回答。故胡伟星认为,持“不严重”论者认为不必把此事看得太重,只是台湾当局趁特朗普上台前借助自己的政治资源运作,进而抓住了机会在国际上露了一下脸。

  “推特”是选战利器 但不宜再用于大国外交

  “我认为既没有那么严重,也不需轻视”,胡伟星对中评社表示,首先,这次通话的礼节性大于实质性,他的副总统当选人也在通话后马上出来澄清,这次谈话是“一个礼节性的问候”,其次,他认为特朗普的个性比较直率,喜欢用推特(Twitter)用民众沟通,这是他战胜传统媒体的很有力武器。

  但他指出,用推特沟通虽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推特能够直接和几千万的粉丝发生联系,但由于发文字数的限制,肯定不能把复杂的问题讲清楚。“如果特朗普延续打选战的方法,用推特来跟老百姓沟通,尤其是对其他国家领导人隔空喊话,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外交的问题”,他说,没有一个最高领导人是用推特办外交的。

  “推特外交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外交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士和专业的知识才能掌握”,胡伟星指出,特朗普上台后或许还会保留他的推特,但会不会用这种方式和大国打交道,他持十分怀疑的态度。

  共和党视台为“老友” 台当局渗透美国功夫深

  胡伟星告诉中评社记者,仍然不能小觑这个事件。“特朗普团队里有非常多亲台分子,他的团队会让他和台湾之间产生很深的联系”,胡伟星分析有三个原因:第一,共和党在传统上比较亲台,从国共内战开始到冷战结束,由于坚持反共意识形态,共和党和台湾关系非常深,所以每次共和党总统上台从里根到小布什都在台湾问题上都会重提不忘“老朋友”的概念,所以特朗普上台后,台湾问题不会轻易放下

  第二,除了意识形态原因和历史传统关系以外,他指出,特朗普团队里有些人本身和台湾就有千丝万缕的商业利益联系,加之共和党本身与大财团和军工集团联系更密切,故特朗普任内对台军售可能超出奥巴马政府,“他可能会肆无忌惮的卖,数量和质量都会提高”。

  第三,台湾当局对特朗普幕僚的运作。胡伟星指出,民主党、奥巴马执政八年来两岸关系基本平稳,一是因为正值马英九主政台湾,二是通过陈水扁的教训,各方都知道台湾问题的轻重和敏感度,“所以奥巴马还算处理得不错,没有大风大浪”,但特朗普的作风完全不一样,现在媒体曝光的叶望辉(Stephen Yates)等幕僚长期在台湾走动,他们和台湾的当政者关系都很密切,也是“川蔡通话”的主要运作者。

  “这些我们叫做小动作,但恰恰是我们弱的地方”,胡伟星指出,台湾当局对美运作擅长“钻空子”,可谓无孔不入,他们对传统基金会有几十年的长期经营,长期给这些智库捐款,培养了非常好的人脉。他介绍,特朗普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也曾去过台湾,立场亲台,故他预判,台湾当局为了和特朗普通上话,找熟人运作一下并不难。

  台“小动作”后求美方更高待遇 以小搏大终吃亏

  胡伟星认为,不能轻视蔡英文明年初赴拉美访问期间过境美国的行程,“如果要过境纽约,说不定(和特朗普)来一个见面都有可能”。他注意到,现在中国对此已经在“打预防针”,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但是这次拦得住了,蔡英文以后还有好几年”,他预判,台当局今后很可能会有更多动作,要求特朗普政府提高美台交流的层次。

  他介绍,现在美台交流层次是受到限制的,第一,正部级、负责政治安全的不能访问台湾,只有副部级、财经官员和的可以访台,“以后交流层级会不会提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的待遇是否会提高。他告诉中评社记者,目前美方给予台湾领导人过境只限于西海岸、南部甚至是东海岸的个别城市。

  “如果以后特朗普想借机对北京表达不满,他可以把这个待遇提高,除了华盛顿之外,所有的城市(蔡英文)都可以去,这就挺麻烦了”,胡伟星说,若美方允许蔡英文访问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对她的言论不限制,可以让她公开讲演,甚至允许可以会见任何人,比如会见国会议员,“那么台湾的公关力度、范围以及对美国的渗透就大不一样了”,他认为,这对北京而言就构成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难题。

  近期有大陆学者指出,蔡英文的“小动作”很可能会付出“大代价”,有观点预判可能涉及台湾“邦交国”层面。对此,胡伟星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小的和大的斗,有些方面会占小便宜,但长远来看都会吃大亏,这个道理一般都不会变”,他分析,蔡英文会不断通过一些小动作而从美国那边取得小的利益,希望从美国那边拿到更高的待遇。

  胡伟星比照当年克林顿给李登辉访美签证引起中美的风波后,引发中美联手对台湾更多的管制的历史经验,他指出最后吃亏的还是台湾。“陈水扁开始也想利用小布什政府争取更大的利益,最后还是弄了一个中美联手限制”,胡伟星告诉中评社记者,小动作固然一时能得到小利益,但如果大国真的拉下脸来施压,最后还是会吃大亏的。

来源时间:2016/12/11   发布时间: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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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这个月,我在美见了近百位智库学者、官员,我想说…..

作者:王文  来源:观察者网

  【2016年11月27日-12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调研美国,走访了美国国会、国务院、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局、商务部、财政部等核心政府部门,与十多个顶级智库相关负责人交换意见,还接触了当选总统特朗普顾问团队。12月8日晚,恰逢美国大选日过去满一个月,王文在主题为“调研华盛顿后看美国与中美经济关系”为题做了主题讲座,近百位在京学者与相关人士参加了活动。现根据录音文字整理如下。】

  感谢大家在大冷天到人大重阳来做客。今天是12月8日,一个月前的今天,我与北京10多位媒体老总与著名学者晚餐聚会,席间有人问,明天一早美国大选就会有结果了,大家认为谁会赢?结果,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认为希拉里赢。餐后,大家还在微信群中继续聊到一点,我当晚的最后一条发言:“明一早,特朗普赢!”结果大家都知道,我第二天兴奋地说,以后请叫我“王保罗”。我今年还猜对了欧洲杯葡萄牙将会胜法国、女排会夺冠等。

  当然,认为特朗普赢,并不完全靠猜。年初至今,有幸在社科院美国所、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外国际关系学院等不少机构都曾公开讲过,一直都坚持特朗普会胜,且有许多基于调研基础上的分析。今年我曾四次赴美国调研,去过8个州,接触过近百位美国学者与官员,也曾走访过特朗普竞选站等,我算是极少数大选年跑美国较多、且分析较为客观的中国学者。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过去,而是想要说,今天我的讲座可能会有不少与目前流行观点不太一致之处,也不是靠猜,而是基于调研的分析。

  (一)对特朗普,中国社会舆论转向太猛

  近期,关于特朗普为何会胜、他未来的政策走向以及中美关系的大战略趋势,我半个月前在建行的一次讲座上曾分析过,讲座公开版有兴趣大家可以搜《如何应对特朗普“黑天鹅”式的全球未来》,在这里我不再赘述。

  我主要想从11月底的调研开始讲起。12月2日晚上,我与特朗普高级顾问、多年来《中国军力报告》作者白邦瑞夫妇晚餐。晚餐前几个小时,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的记录被报道,席间,特朗普发了两条推特尤其是第二条“军售能给,电话不能接”的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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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邦瑞

  我们几位参加晚餐的学者态度很强硬,当面抗议。我反复警告:1)这是消极信号,开了很坏的头,特朗普会付出代价;2)不要把中国视为伊拉克等,而要把中国视为平等的对手,尊重中国,才能换得中国尊重。3)要让美国再伟大,必须需要中国的帮助。不要得罪中国,否则,不可能“再伟大”。白邦瑞听了之后,一阵子脸都白了。

  我觉得,12月2日是一个分水岭。此前,中国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希拉里没赢,太好了! 特朗普上台会对中国有利,因为他没有经验,会瞎折腾,会退回国内建设。此后,舆论急转弯,纷纷转称特朗普严重冲击中国,内心如临大敌!

  我的观点是,这两次舆论转向太猛了,恐怕逻辑都太简单。当选后中美关系的前景进入了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恐怕无法用“有利”或“不利”类似的简单用词来形容。更重要的是,中国也是全球大国,虽综合国力不如美国,但许多单项实力已超过美国。是否有利,恐怕不能只有特朗普一个人说了算,关键也要取决于中国。

  如果中国未来自己犯混,那么,一个阿猫阿狗上台,也能致中国于死地;反之,中国坚定信心,政策正确,上下齐心,任何对手都如浮云。我的调研证明了我的如上判断。

  这次在华盛顿调研的最大感受是,华盛顿政治生态在可预见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将处于高度情绪化的氛围中,虽然会频繁对中国产生诸多难以预料的事件或言语冲击,但也会给中国产生主动塑造美国政策的战略机遇。对于相对陌生且商业交易色彩极浓的特朗普团队而言,中国要做好“不打不相识”的心理准备。

  这种情绪化的感受不只我一个人有,也来源于与我同期受邀调研华盛顿的多位国内著名美国问题专家。我们几位密集约见了几十人次的美方调研对象,然后相互数次内部碰头与交流,在此广泛交流基础上,一些集体调研体会是有共识的。

  第一,目前华盛顿的传统政治精英多处于浓重的情绪化氛围中。多数主流智库学者、政府官员尚未从总统大选的预测错误中恢复回来,有的由于当初签名强烈反对特朗普而担心报复,有的力挺希拉里、“站错队”后失去了未来入阁机会而陷入非常沮丧的“心理疗伤期”。

  在调研过程中,这些人常常絮叨特朗普“没有政治经验”,斥之为“极端无知者”,对世界政治和美国发展将造成极其不确定性的威胁,有的更是把特朗普比喻成一场“美国灾难”,还勾勒了未来大量难以预测、令人惊悚的局面,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等。由此可见,长期居住在纽约的特朗普在2017年1月正式入住白宫后,将与华盛顿的传统政治精英们产生相当困难、胶着的调适期与磨合期。调适与磨合顺畅与否,直接决定了美国新一届政府内外政策的推出效果。

  第二,由于多数主流精英被特朗普排挤,这为过去长期被边缘化、处于政治核心之外的商业精英、思想保守甚至是极端的政治右翼产生了大量投机空间。这批人从全国各地涌向华盛顿,接触各方人士,通过舆论喊话“献宝”,犹如“牛鬼蛇神”般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中。

  在调研过程中,我接触了不少美国右翼人士。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力挺“白人美国”,在具体政策方面往往显得偏执,顾一点而失全局,没有认识到极端的政策会让美国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有的对中国推出《国家安全法》而耿耿于怀,主张取消对中国人的“十年签证”。由此看,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人会对特朗普执政初期产生重大影响,进而造成特朗普对外政策的走偏、失序与无理。12月2日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仅仅是“序曲”,在未来还会有若干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

  第三,在与特朗普多位顾问团队接触后发现,特朗普目前正处于“学习”与“适应”期。特朗普希望展现个人“非凡”的政治才干,时刻让自己变得“不可预测”而屡出奇招、险招、怪招。与此同时,由于竞选过程中反对者过多,特朗普不得不以“忠诚度”为唯一标尺选择首批内阁人员,并对部分主流精英做出妥协与示好。数周来,特朗普邀请了大量富豪“入阁”,主动赴《纽约时报》等机构座谈,都说明了目前特朗普组阁过渡期的无奈困境。

  诚如特朗普身边“红人”白邦瑞数次对我和本次赴美调研的中国学者强调,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是故意表现出来的。特朗普并不是没有经验,而是基于本人的商业交易个性,要在许多传统的政治规则、范例基础上进行试探与突破。由此可见,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政策,未来特朗普推出各类“走偏”政策是否能“纠偏”,取决于美国为此付出的多大的代价。

  2017年,做好摩擦准备,学会对美交易

  自11月8日大选日以来,美国金融界四大指数(标普、纳斯达克、纽交所与罗素)全线飙升,普遍反映了华尔街投资界日益恢复的市场信心,以及对特朗普执政的期待。纽约积极的市场反应将对冲华盛顿的政治消极氛围,对特朗普的特立独行与踌躇满志产生推动力。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长期被特朗普认为是“伟大的谈判者”和“美国再次伟大”的竞争对手,以做交易见长的特朗普势必将在2017年不断突破中国政策的底线,在试探中国反应中获取政治资本与国家利益,希望抑制中国赶超美国之势的同时,使中国成为助推“美国再次伟大”的新动能。

  我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认为,目前需要在以下具体政策中作最坏打算和对美交易的准备:

  一是台湾问题。多年来台湾方面在华盛顿的“游说”工作的成果在特朗普组阁过程中正在显现效果,大量过去“亲台”但被边缘化的政治人物开始走上前台,甚至进入新一届内阁。他们以“小动作”的方式对特朗普推销台湾,试图满足台湾方面的要求,干扰中国发展的进程。在他们看来,“台湾牌”成本低,收效快,且对中国的干扰力很强。比如,力主在未来推进对台湾的高层交往,大量对台军售,甚至主张要恢复对台邦交。为此,必须防止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切香肠”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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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特朗普政权过渡团队成员透露共和党大佬、前参议员鲍勃·多尔(左)安排了“川菜通话”

  二是朝核问题。由于目前韩国总统朴瑾惠的不妙前景,以及朝鲜方面希冀引发美国关注的挑衅欲,华盛顿诸多调研对象纷纷将“朝核问题”视为2017年将产生变局的重点事件。个别特朗普团队人士甚至主张要采取“斩首行动”,对朝鲜政权强行“动手术”,进而推进统一的半岛政权产生。温和一些的观点也是主张美国要对中国施压,推动中国对朝更加强硬。可见,朝核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对华交易的重点方向。

  三是贸易投资金融问题。虽然特朗普力主废除TPP将会有利于中国,但2017年中美贸易纠纷将极有可能陡增。各类贸易诉讼、“双反”案例发生很可能是常态。特朗普团队顾问还认为,中国对美投资加大,将对美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需要推出类似一部“排华法案”,进行对华投资审查。另外,2017年,特朗普将极有可能更换美联储主席,力推美元加息,塑造强势美元地位,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与此同时,不排除特朗普将以“汇率操纵国”为由,压迫人民币升值,改变中美经贸关系格局往对美有利方向发展。由此看,经贸与汇率问题是中美交易度最有弹性的部分。

  四是南海、钓鱼岛问题。在特朗普团队中叫嚣增加军费的声音很盛。但在特朗普可预见的“减税”前景下,要在有限财政内增加军费的唯一方式,就是提升对外军售。制造南海、中东安全局势紧张,进而变相地推动相关国家对美的军备采购力度,是下届特朗普政策军事政策的大概率事件。加之相关域内国家(如日本)的推动,可以预见,南海、钓鱼岛议题将很有可能成为热点、焦点。

  五是人权、新疆、西藏等其他问题。特朗普对宗教人士的态度偏负面,对伊斯兰教更是排斥,由此推断特朗普在未来会见“疆独”势力可能性不大。但是,据调研观察到,人权分子、“藏独”势力近期很活跃,与特朗普身边人有诸多互动,特朗普政府在未来会见达赖与中国“民运”势力的可能性极高。在特朗普看来,“会面”能获得对华交易的筹码。

  基于多方观察,“试探”与“交易”将是2017年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加之中国国内十九大召开前的特殊期,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极有可能对华不断制造麻烦,进而导致中美大量摩擦事件的发生。为此,以底线思维的方式,提升对美博弈的能力,做好各项“交易”预案,是目前中国准备2017年中美变局的关键。

  推进与特朗普政府“不打不相识”的几个建议

  从大国经验看,现有霸权国美国对崛起大国中国的打压、干扰甚至遏制,是一种历史规律。特朗普政府的出现可能有某种时代偶然性,但新一届美国政府推出大量政策,抑制“最有可能替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的中国,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为此,无论特朗普政府会有什么招数,势必都应以平常心视之,应该对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而提升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保持充分的战略自信。

  当务之急是,看透特朗普执政的“政治交易”特征,以及其急切恢复美国实力的焦虑心理,并对此做好各类博弈的战术准备,保持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的大国张力,尽快度过“不打不相识”的中美新磨合期。

  首先,排除“小动作”式的干扰,尽快安排中美两国元首的见面。“习特会”是中国掌握对美关系主动权的关键。毕竟,特朗普在其过去15本著作中曾多次表达了对中国的佩服与仰慕之情,在许多主张中显现出对中国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效仿痕迹。更重要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高度相似性,“习特会”将不只是讨论具体经济、外交与安全议题,更重要的是,对话应上升到国家发展道路、战略哲学的相互借鉴与合作,而极可能产生中美两国的“惺惺相惜”感。

  其次,大力推动中国智库走进美国,强化对美国的政治游说力度,在华盛顿、纽约等多地通过双边对话等方式,联合传统的美国政治精英,建立对美新政治精英的“统一战线”,主动塑造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中国智库可以“基础设施”(背后是“一带一路”)、“就业”(背后逻辑是中国对美贸易投资)、“再工业化”等特朗普政府极其热衷的主题为切入口,以“中美合作,实现双赢”为基本逻辑,消除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陌生感”,提升特朗普执政团队对中国发展与重要性的充分了解,尽量减少乃至杜绝对中美关系造成伤害的事件发生。

  第三,寻找特朗普政府弱肋,设立各项研究课题,深入具体地探寻对美反制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共产党智慧在中美关系中仍然适用,多年来对美的诸多成功博弈经验更是能给未来提供借鉴。唯一不同的是,面对以商业团队为班底的特朗普政府,中国未来对美博弈的精细度需要更高,不只是在全球范围上寻找安全、投资、贸易、汇率等诸多议题上反制美国的可能性与“伙伴”,更重要的是,提升“口头对口头”的外交话语能力,既要让对方感受到中国“斗而不破”的定力,也要让国内公众感受到国家崛起的底气。

  总之,通过充分调研,我切实地感受到,特朗普政府虽具有“不可预测性”,也存在诸多中美摩擦升级的风险,但也提供了通过对话、博弈、交易进而减轻中美战略分歧的契机。换句话说,新磨合期过后,中美建立更高层次合作的历史机遇反而正在到来。

来源时间:2016/12/11   发布时间:201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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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未来中美关系上,中国恐怕要系好安全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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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旭  来源:观察者网

  【大嘴巴特朗普四处招惹各国,观察者网曾报道,美国时间6日晚,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召开集会发表演说时,直指中国是史上最大的工作盗窃国(There’s never been a jobs theft like what’s happened to this country)。

  特朗普不是第一次说中国是强盗小偷国家了。在2011年的某一天,这样的事也发生过。本文作者吴旭清楚的记得那让他惊讶的一幕。作者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恐怕不像克林顿和小布什上台时那样,很快能被收服。2017年,将会是中美关系事故多发年。中国需保持清醒,系好安全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吴旭】

  11月19日,在笔者的一篇题为《特朗普逆袭,是不流血的政变与造反》的文章结尾,我做出了如下的大胆预判:

  “简而言之:特朗普极有可能成为像里根一样的伟大总统,但是对于中美关系来说,他和他的团队,很快会给中国带来一场噩梦。”

  同时,为了给当时国内的盲目乐观情绪泼一盆冷水,我有点刻薄地挖苦道,“目前国内关于美国这次大选的报道和评论中,‘代入感’太强了——一会儿是特朗普的外孙女会背唐诗,一会儿是特朗普的大女儿内外兼修。换句话说,太入戏了,而忘了手上流汤掉水的西瓜了。”

  现在读来,这句话中那“挖苦讽刺”的意味已经不那么重了,取而代之的是苦涩和沉重。

  仅仅过去两个多星期,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过去的五天时间之内,国内的舆论风向标,在特朗普旋风的扫荡下,尴尬而生硬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虽然早就预料到特朗普的团队们“很快”会给中国带来一场噩梦,但老实讲,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快到连美国最高外交官(国务卿)的提名还没有完成,特朗普就已经在方寸股掌之间,以“电话外交”和“推特喊话”的形式,把一场“政治绞杀真人秀”,从美国赛区原汁原味地搬上了世界舞台。

  关于“川蔡”那十分钟电话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各路媒体已经一窝蜂地挖出了一大堆背景资料。此处就不过多赘述了。还是说点儿大家没有说的吧。

  先讲讲我为什么认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很快会给中国带来一场噩梦”。得出这个判断,我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认知和研判。

  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与以往总统都不同

  第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特朗普本人对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带有强烈种族主义倾向的负面印象。这种负面印象,是深深刻在骨子里、流在血液中的,而且跟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关系。

  美国领导人里面,对于中国有负面印象的人,一抓一大把。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特朗普这次的手下败将希拉里,包括1993年刚刚上台时的比尔-克林顿和2001年赢得总统宝座的小布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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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克林顿与小布什共同出席活动。

  这些职业政客的对华负面认知,大多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其实暴露出来的,更多是一种貌似高尚、实则虚伪的浅薄和傲慢。

  从根底上说,这种反华反共人士,其实不可怕——用我们的话讲,是属于“可以教育改造过来的”。克林顿和小布什在刚刚上台时,都曾经基于道德义愤和战略安全考量,将中国作为排名第一的竞争敌手。

  比如,克林顿在其第一年的任期内,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直接造成双方将近一年时间的贸易战;而小布什在执政初期明言军事保卫台湾,并以高压态势围堵中国,上台三个月就直接酿成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

  但最终的结果如何?这两位基本全被中国收服了。为什么?其中关键一点,就是在得出关于中国的负面印象时,他们接触和了解的中国,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肤浅的,意识形态化的,很容易在执政过程中不自觉地被现实的中国所触动,所感染,进而或多或少被同化。

  而特朗普却是截然不同的。

  特朗普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没停止与中国客户打交道、做生意,耳濡目染亲身经历,形成了他特有的对于中国和中国人“非常接地气”的认知,即:

  “中国人普遍奸诈狡猾,善于隐藏自己的野心和想法,其实骨子里瞧不起任何人;”“中国商人为达到赢利的目的,欺骗偷盗,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政府利用与美国不平等贸易中赚取的大量资本,扩建城市、架桥修路,在基础设施上已经将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等等。

  这些判断,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过滤,而且在过去几十年公开、半公开的讲话中,特朗普数十次毫不含糊地大嘴直言。

  比如,在2011年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时,在胡锦涛走下飞机舷梯的当口,正在接受福克斯电视网访问的特朗普口出不逊,“这是来自世界上最大骗子和小偷国家的领导人。我们不应该用红地毯迎接他,而应该把它卷起来,直接轰他回去。”

  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是访问时,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知趣地保持静默,不给奥巴马总统和中美关系添乱——唯独特朗普不改本色,继续大放厥词。只不过,当时的美国主流媒体,根本没有把他的参选和言辞当真罢了。

  如果仅止于此,也用不着大惊小怪——至少说明这个在生意场上摔打了几十年的亿万富翁,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但是,此处不能不提及的,是特朗普言语神态中暗含的那种种族主义意味。而这个,就严重到家,不能不防了。

  指责特朗普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倾向,这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在他身上都不是多么负面的词汇了——特朗普真真正正开始跳上美国的政治舞台,就是从2011年公开质疑奥巴马的出生身份开始的。

  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美国人心里都清楚:他认为奥巴马不是出生在美国的根源因素,不是基于政治分歧,而是基于潜意识里的种族主义冲动。

  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朗普旗下所属的物业集团,就因为系统性地歧视非裔美国人,设置种种障碍不出租物业给美国黑人,受到过联邦政府的重罚。

  在这次的大选选战中,特朗普在指摘墨西哥非法移民时,也不单是从经济社会议题等方面着手,而是更多地从种族的角度出发。

  在谈及防止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渗入美国的对策时,特朗普的建议也不是甄别、教化、政治制度改革等等,而是直白清晰的种族主义处理方式:限制所有穆斯林入境。

  有鉴于此,特里普在看待中国、中国政府、中国议题时的心态和政策导向,会有什么不同吗?也许有人会说,“不对吧。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而且特朗普刚刚任命了华裔赵晓兰入阁啊?”其实,这并不矛盾——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追求的,不是种族隔离,而是“白人至上”。

  台湾的这一通电话,以及赵晓兰(台湾出生,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夫人)的任命,恰恰从侧面印证了特朗普要重整乾坤,从中国手中夺回主导权,“让美国再次伟大”。

  简而言之,这种更多基于种族主义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华负面认知,将使得特朗普在相关对华政策的立场和表述中,会更加一意孤行、偏执病态、甚至非理性,最终一条道走到黑。

  特朗普身边的对华强硬派

  第二点,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冲锋陷阵,他是一个“特朗普团队”的统领者,他也是美国这场“特朗普政治思潮”中无可替代的代言人。而属于特朗普核心圈子的骨干人员,都有这么几个主要特点:强势,冷酷,死硬,口无遮拦,带有较强的白人至上主义印记;当然,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反华(反共就更不用说了)。

  从一直追随特朗普左右、不弃不离的两个左膀右臂: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奥尼(Rudy Giuliani)和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金里奇 (Newt Gingrich)(两人都曾经在不同时期竞选总统),到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总策划,现在是特朗普白宫班子总智囊和兼任幕僚长的斯蒂夫•班侬 (Steve Bannon);从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福林将军(Michael Flynn),到特朗普的主要经济事务顾问斯蒂芬•莫尔 (Stephen Moore),更不用说美国原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 (John Bolton),无一例外,这些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对华强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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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强硬方式和做派,大大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所谓强硬派。以当年小布什手下的重要阁员为例,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国务卿伍福维茨,这些都是当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干将。

  但是,必须承认,这些人虽然强硬,到底还是懂得腾挪进退、务实并且现实的战略家。

  而特朗普现在手下的这批干将则不然。他们超意识形态的冷血和带有明显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言词立场,一直是不容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及传统政治体系的。包括班侬(其领导的网站是美国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势力的大本营)、福林(在奥巴马任上因为过激言辞和粗暴领导方式被解职)、博尔顿(上任联合国大使一年即辞职,因为其任命无法获得参议院支持)等,都曾经是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对象。

  如今,一夕之间,驾乘着“大嘴特朗普”这一超常规载体以及其背后的民意错动,突然飞黄腾达,成为执掌世界上最大战争机器的操控者了。

  其他不讲,看一看特朗普外交团队的核心圈子成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次“美台电话外交”以及随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吧:

  彭斯(副总统):“老实讲,媒体的反应完全是茶杯里的风暴(小题大作)。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和一个民主选举的台湾‘总统’打一个礼节性的祝贺电话,怎么倒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

  博尔顿(国务卿候选人之一):“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幅调整一些(美台)关系了。过去几年,中国在南海领域做出了一些极具挑衅性和侵略性的声索和举措。”“北京无权决定我们可以和谁通话。如果觉得一个电话就能颠覆几十年的一些东西,这真是荒谬的想法。”(注:在今年一月份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中,博尔顿建议,“美国新当选的政府可以在国务院正式接待台湾的外交官,提升美国驻台机构为正式的外交驻在,正式邀请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允许美国高层领导人访台,直到最终恢复对台湾的外交承认”[1月17日])

  金里奇(国务卿候选人之一,特朗普的核心外交顾问):“美国国务院现在奉行的是一套奇怪逻辑:好像我们需要中国人的许可才能做某些事。这真是荒谬之极。我觉得这通电话显示了特朗普能够自己作主,如果中国想要同美国打交道,他们必须要接受美国做事的方式。他们以后再也别想恐吓我们了。”

  叶望辉(中文名)(原副总统切尼的安全事务顾问):“一通礼节性电话就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关于突破常规的指责,恰恰显示了中美关系已经变得多么地荒谬。如果象这些专家所讲的那样:仅仅对于我们盟友的一点礼节性回应和关于台湾现状的一些事实叙述,就能够威胁太平洋和平稳定的话,那我们确实需要重估我们的国防政策,从而拿出更好的办法来了。特朗普在此事上走出了好的开端;根本不需要再去听那些一直在误导我们的专家们。”

  莫尔(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顾问):“台湾是我们的盟国。我们之所以支持这个‘国家’是因为他们遵信自由。我们当然应该力挺我们的盟友,如果中国政府不喜欢,去他们妈的”(原文是“Screw them!”这是英语里的骂人话)。

  与这些针锋相对、措辞犀利的回应相比,特朗普在电话后的几个推特短讯,甚至显得克制理性,彬彬有礼了。

  在特朗普已经公布的内阁名单中,退役军方将领目前占了超常规的比重。其中,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福林的任命,最被美国自由派媒体所诟病。

  福林的大嘴风格,不输于现在的老板特朗普。他几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言论包括,“伊斯兰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藏在宗教的假象下,而根本不是宗教。”“对伊斯兰感到恐惧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关于中国在未来美国战略安全中的位置,这个号称“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誓死搏斗几十年”的三星将军,竟将中国看作是伊斯兰恐怖势力的天然联盟,共同威胁着西方世界的生死存亡(见其今年七月份出版的最新著作《战场:如何打赢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及其盟友的全球战争》)。

  刚刚获得提名为国防部长的退役四星上将马提斯将军,就更是一位铁血硬汉了。

  作为美国中部战区的司令官,马提斯主导了美国二十一世纪在中东最关键的几场恶战。他的强硬果敢的风格,以及博览群书的学识,再加上终身单身汉的身世,为他赢得了军方和媒体的广泛赞誉,同时也获得了几个名头很响的外号,“疯狗”,“武僧”,“当代巴顿”。

  在伊拉克征战时,马提斯的“三要原则”被海军陆战队广为传颂,“要礼貌,要专业,要随时准备干掉你面前的任何人。”他惩罚士兵的办法,是让他们挖个深坑;“从这里你能挖通到中国去——反正我们早晚要去那里干一场”。

  在马提斯将军看来,所有美国在中东的战争,都是为未来的大战演练。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位美国将军熟读《孙子兵法》。

  中美贸易战或不可避免

  第三点,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主要靠的是两张牌:(1)解决就业问题,(2)解决非法移民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而移民问题的源头,又是与就业、医疗保险、福利待遇、生活水平等实际因素相关的。至于说到解决制造业就业和美国贸易赤字问题,特朗普早早将靶心瞄准在中国的后背: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民币汇率和中美之间所谓的“不公平贸易”问题。

  提及这一点,就不能不驳斥一下目前国内流行的一种论调,即:特朗普所承诺的将中国定义为货币操纵国,并向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等,只不过是大选时为了吸引选民眼球的“选举语言”罢了,不用当真的。原因是,于情于理,贸易战的做法都说不过去——比如,中国的人民币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升值;比如,贸易是两国间互利互惠的行为,制裁中国产品也会殃及美国消费者,引发贸易战,最终两败俱伤,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理性务实”的美国领导人在权衡了利弊之后,都会放弃这种鱼死网破、大打出手的下下策的。

  可问题是:如果是选“理性务实”的领导人的话,特朗普根本上不了台!他恰恰是靠着激活、鼓动、宣泄那些被“美国梦”和全球化大潮所抛弃和遗忘的美国蓝领工人的集体郁闷才登上大位的。

  一直以来,特朗普的立场导向和政策应对,几乎都是情绪化所主导的。所以,在特朗普的任期内将中国宣布为货币操纵国,并向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以想见,如此的大动作,肯定会引发中国政府的报复措施,从而开启贸易战的闸门——而这,我想恰恰是特朗普所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贸易战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迫于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压力,还是因为双方政府制裁措施的双重夹击,外包输出的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将无法承担相应的经济成本(惩罚性关税)和政治成本(美国民意指摘),而不得不整体撤回美国。

  所以短期内,中美贸易战在增加美国老百姓消费成本的同时,也会客观上促成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回归。

  佐证这一政策走向的最好例证,就是即将被提名的美国商业贸易代表人选:迪米克(Dan DiMicco)。迪米克的名字,即便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也都并不怎么知名。他一直是特朗普大选的忠实支持者和主要贸易事务顾问。

  从1982年开始,迪米克在美国最大的钢铁制造企业努科尔公司任经理,二十年后成为这家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在与世界上其他钢铁公司竞争中,特别是在与中国进口钢材的贸易诉讼中,迪米克为自己赢得了保护美国钢铁制造业的大名。

  在自己的博客上,迪米克是这样回应那些关于“制裁会引发中美贸易战”的警告的,“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在打一场不公平的贸易战吗,而且我们一直在输!特朗普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会停止这场由中国强加在我们身上二十多年的重商主义贸易战。他会以强硬的立场来应战,因为中国历来欺软怕硬;对于中国来说,停止这种贸易欺骗的行为,也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

  很多国内的分析人士,到现在还没有正确估量出,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和最成功的“商人总统”,其必然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和价值观。

  简而言之:特朗普有着所有成功商业巨头所必备的精明,敏锐和果敢。也许在政治折冲方面,他还欠缺老练;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军事力量的主宰,这一所谓的“缺点”,却成为他横冲直撞、把原有政治秩序和国际潜规则推倒重来的筹码和力量源泉。

  美台之间十分钟的电话外交,只不过是他“小试牛刀”的预热罢了。对他来说,刚刚把美国上百年来形成的两党体制和政治规矩都冲撞得七零八落,与之相比,突破“37年中美之间的台海默契”,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特朗普,就是个政治素人和野蛮人,其统领一切的核心原则是:“美国利益第一”——管你什么地区安全,管你什么全球变暖,管你什么盟国敌手,只要与美国利益不符(这里指特朗普及其团队所认定的美国利益),都可以推倒重来。

  于是乎,才有了让北约盟友和日韩盟国负担更多保护费的提议,才有了全面退出美国主导、意图孤立中国的TPP,才有了解放美国煤炭和石油业、同时减削联邦政府对于新能源的扶持;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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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两本畅销书书皮:《特朗普:讨价还价的艺术》《瘸腿的美国: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

  与很多专家分析的正好相反,特朗普不仅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反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者:只不过,这里的国际主义,是一个商人眼里的国际主义,是一个以美国利益为唯一绝对衡量标准的国际主义,是一个咄咄逼人、唯我独尊、谁也别想赚美国便宜的国际主义。

  除了成功地经营以其名字为品牌的国际商业集团,特朗普还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其中,出版于1987年的《特朗普:讨价还价的艺术》,连续排名全国畅销书第一位,占据榜单长达一年之久。

  另一本,出版于2015年特朗普宣布参选之后,书名是《瘸腿的美国: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是对他未来执政思路的多角度倾诉。

  从1980年开始,每个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都是中美关系的“事故多发期”。认真读过这两本书之后,我只有一个想法,“各位,请系紧安全带。”

  (下一篇预告:为什么我预测特朗普会在任期之内被弹劾)

来源时间:2016/12/11   发布时间:2016/12/10

旧文章ID:11942

纽约时报:特朗普组建“军政府”

作者:王骁 编译  来源:观察者网

  特朗普的核心执政团队中已经有了3名前美军高级将领的参与,这使特朗普团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将星闪耀”的内阁之一。对此,《纽约时报》于9日发表题为《特朗普的军政府》一文抨击特朗普这种内阁配置的方案。其中,文章指出,如果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这样子配置执政团队的话,美国早就开始抨击了。

  当地时间7日,据可靠信息表示,特朗普计划提名美军前南方司令部司令约翰·凯利(John Kelly)出任新一任国土安全部长。至此,特朗普的核心团队中已经有三名前美军高级将领出任要职。他们分别是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福林中将,出任国防部长的马蒂斯上将和出任国土安全部长的凯利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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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新闻截图(图片:候任国家安全顾问福林)

  以下为观察者网全文翻译:

  一个新总统,利用假新闻和操纵媒体的手段,在将军们的簇拥下登上权力宝座: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国防部长,国土事务部长,还有可能将要被提名为外交部长和情报总监都是军人。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那么美国,作为全球民主的发动机,将会提出警告。美国经常要求其他国家的军人保持低调,远离政权。美国支持的是文官政府,而军人的工作则应该是提供军事建议,而不是制定政策或者参与管理。

  而现在这些原则在国内却没有被贯彻。在选举期间特朗普就因为获得军人的支持而受到批评,在当选后他更是将军人集中在了他的周围。

  军人参与内阁所导致的问题关键并不是总统能否获得良好的军事建议。因为根据1986年通过的《国防部重构法(Goldwater–Nichols Act)》规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才是总统的首席军事建议人员。当然,总统有时也会在白宫战情室或五角大楼听取高级军官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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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国防部长马蒂斯

  尽管美国人尊重军事将领,但是这并不代表要违背文官政府的原则。的确,将军性格各异,彼得雷乌斯足智多谋,马蒂斯大胆勇猛,福林沉着而凯利冷静。

  根本原则可以追溯到我们共和国的成立时期:政府应该是由文官控制,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建国之父们担心军方权力过大将会中伤年轻的民主政治。

  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我并不是说我们有面临军事政变的风险。在未来的四年内,我们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很可能在这些前军队将领的领导下,进行一场军事化的“天鹅绒革命”。

  军人们对于世界局势有着和文官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的心态受到他们职业经验的指导,这种情况被称为“专业偏激”,他们习惯从职业经历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局势的结构、层次、战略和行为。总而言之,他们会过度看重军事力量在政策中的作用。

  军人倾向于着眼当下。有不同就有问题,有问题就用行动来解决,眼前问题眼前处理,处理掉就没问题了。总的来说,军事威慑和对抗是他们所习惯的处事方式。

  文官中包含分析师,战略家和外交官。这些人都更加倾向于对国家战略全局进行考虑。他们懂得如何采用外交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保护国家利益。他们更注重大战略,外交艺术。他们可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

  不管是军人还是文官,他们的技能对于国家都很重要。而总统的任务就是协调两者,保持平衡。但是,通过军人来制定所有政策将危及美国国策所需的技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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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国土安全部长凯利

  更根本的是,我们年迈的民主体制面临诸多问题。在过去70年中,军方已经成为美国与世界接触的主要机构,特别是自9·11以来,在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大旗下,我们入侵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特别行动作战部队现已被部署到80多个国家,反恐装备配置全国,同时我们的军方还在国外进行着网络战。

  鱼入大海,我们的军事化是潜移默化的。由前高级将领掌握外交和国安政策看起来那么理所当然。但不得不说,在过去的15年中,我们两个最大的决策失误,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由文官政府做出的决定。但是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提名的三位高级将领(马蒂斯,福林和凯利)和这两次重大失败都有脱不开的关系。如果彼得雷乌斯被提名为国务卿,那么就会是第四位涉及到反恐战争的将军进入核心执政团队。

  由文官组成的内阁来辅佐总统是十分重要的。总统和所有的美国外交机关都需要平衡。总统将要面临的危机不是军事角度可以处理的,而且多数的外交解决方案根本不需要动用军事力量。

  让将军执掌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机关将会引领一场政府机关军事化的潮流,并巩固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应该避免的“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总结就是,如果总统周围的人都是锤子,他们会把所有问题都当成钉子。

来源时间:2016/12/11   发布时间:2016/12/11

旧文章ID:11941

继续误判“特朗普革命”将是巨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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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扬  来源:观察者网

  “特蔡电话”事件之后,中国舆论界的反应,暴露出对于特朗普胜选这一黑天鹅事件事先没有准备,对于特朗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这一事件的全部意义,没有充分理解。
  中国政府通过王毅外长的表态做了一个临时处理,称“这只是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将美国与台湾切割开,二是对事件进行淡化处理。
  从这个处理方式上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方面对于美国的过渡期和未来的新政府,暂时也抱着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基本态度。
  王毅外长说,“我认为,也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石,我们不希望这一政治基础受到任何干扰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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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外交姿态这没有问题,而且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也只能如此。
  但如果内部也真的这样理解,将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基于这一政治基础的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当成一个基本判断,认定无论谁上台中美关系几十年来形成的基本格局都不会有大的改变,认定特朗普上台之后终究还要回到中美关系的既定轨道上来,则非常危险。
  实际上,一天之后,特朗普的后续推特,就已经让王外长的表态失效过半,因为新的言论和台湾没关系了,新的言论就是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前奏。
  “特朗普革命”的实质
  基辛格说,“当下世界各国都在日以继夜研究特朗普”。的确,特朗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政治性格如何?政治智慧如何?政治能力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各国政府都希望尽早得出结论,以应对他即将开始的总统任期。
  其实应该看到,特朗普并不只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个新兴社会运动的领袖,他的竞选和当选,都是美国这场社会运动的外在表现,通过深入解读这场运动的内涵,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运动、这场运动的胜利代表了什么等内在问题,远比那些不着四六的性格分析,更有价值。
  首先,从特朗普的竞选和胜选,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这场运动超出了美国两党政治的传统框架。特朗普自始至终也未得到共和党的充分背书,他的竞选之路也没有被完全纳入传统的两党竞争轨道,因此“特朗普运动”可以视为是对于美国主流政治模式的一次颠覆。
  这场运动因为特朗普鲜明的反“政治正确”立场而赢得了民意基础,特朗普言论非常出格、极端并超越“政治正确”规范,反而争取到更高的支持率,因此“特朗普运动”也可以视为是对于美国主流政治路线的一次颠覆。
  这场运动遭到包括了美国政界、学界、媒体界、文化界各路精英人士的协力打压,但最后的计票结果让大多数精英跌破眼镜,建制派第一次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因此“特朗普运动”也可以视为是对于美国主流政治结构的一次颠覆。
  这三点解读并不新鲜,大多数人都看到了,但为什么还会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还会认为万变不离其宗,还会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大的格局、大的框架不会发生多少改变呢?到底是什么让人们如此不敏感,如此想当然的呢?
  要知道,所谓美国的主流政治模式,即一种在政治精英的操纵之下、以两大党候选人竞争性选举为表面形式、两大党精英集团轮流执政为实质内容的、半内部的政治游戏,至迟从二战后美国逐步实现完全普选就连续运行到现在,而这一次却遭到了颠覆,即将改变!
  所谓美国的主流政治路线,即一种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的、在大到维持全球秩序、小到美国社会控制的各个领域内无所不包且长盛不衰的“政治正确”规则,至迟从二战中《大西洋宪章》开始就逐步建立并完善,这一次也遭到了颠覆,即将改变!
  所谓美国的主流政治结构,即一种围绕着美国主流政治路线和主流政治模式而逐渐形成的、集合了从政治经济到学术文化各个领域精英的、位于美国社会金字塔顶层的一个无形建制,至迟从二战前美国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开始就长久稳固到现在,这一次也遭到了颠覆,即将改变!
  因此,特朗普革命甚至不仅仅是要终结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甚至还要终结美国自二战至今的理想主义路线,或称基于理想主义的全球化。
  因为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其实只是美国更长时间的理想主义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后者才是美国的一个根本。
  所谓“美国世纪”正是在二战中建立起来的,面对当时遭到战争极大毁灭和破坏的世界,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关于美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世界观:美国的繁荣成就了美国的世界霸权,美国的世界霸权服务于美国的繁荣。
  从此以后,美国为了清除对它的繁荣和繁荣事业的威胁,开始实行一种理想主义路线:充满自信并自认为善良,试图以自认为是正义而且明智的做法来领导世界、服务世界。
  归根结底,特朗普革命所针对的其实就是这条理想主义路线。因为在一个仍然以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为主流的世界里,任何理想主义路线都将伴随破产的危险。
  美国在其理想主义道路上所取得每一项成就——协助了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维系了“泛美利坚和平”、推动了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塑造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导了冷战后的全球化、建立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无不代价巨大,而且还衍生出预料之外的结果。
  特朗普凭着他商人的精明,算出了美国理想主义全球化的资产负债表,得出了这条路线已经破产、无力为继的悲观结论。
  他现在就是要把美国从这条不归路上拉回来,他要进行一场“理想主义全球化革命的反革命”,这就是特朗普革命的实质。
  中国是“特朗普革命”的头号目标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很长时间都是“反霸”路线,反帝反修,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后,路线大转变,开始“与国际接轨”,逐步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成为了全球化的一部分。
  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在美国理想主义全球化的“后半场”进场的,几乎与“新自由主义革命”的进程同步,对于美国的认识,自然会受到“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强烈影响。
  这也就导致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很多人会误认为美国就是这个样子,其主流的政治一直就是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并由此得出推论: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稳固的,无论谁上台,终究改变不了美国一如既往的主流政治模式、政治路线和政治结构,所以也不会严重偏离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轨道。
  “特蔡电话”事件之后,国内的主流评论基本上就是这个调子。例如某著名报纸的社评非常肯定地说:特朗普不想针对国际关系大动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在“重建美国”上。
  媒体随便说说无妨,如果中国政府内部也当真如此认为,就是一个严重误区,就是没有理解“特朗普革命”到底针对的是什么。
  如前所述,特朗普认定美国二战以来的理想主义全球化已不可持续,总“资产负债表”已经资不抵债。
  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他的所谓“重建美国”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际关系,回过身去埋头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和基础设施重建,恰恰相反,他实际上是要重新打破既定国际关系,把美国透支自己服务全球的理想主义全球化,转变为牺牲他国服务美国的利己主义全球化。
  所以,根本不存在国际关系vs“重建美国”这个二分法,更谈不上什么新的孤立主义。现实明摆着:美国早已经债台高筑,特朗普又要大幅度减税,“重建美国”所需的天文数字的钱从哪里来?除了让全世界倒过来补贴美国,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这种做法美国以前不是没做过,日本和法德,包括第三世界,都曾经被美国当作肥羊割过肉。但是当今世界,这些曾经的肥羊都没有多少肉可以割了,只剩下中国这一只最大的肥羊了。
  在特朗普这个心中只有美国的资产负债表、眼里只有一只只外国肥羊的“商人政治家”眼里,问题简单而且明确:是谁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是谁把美国拖入了实际的贸易战?是谁抵消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最重要的,是谁在“搭便车”中获利最大?除了中国,还有别人吗?
  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发起一场与中国的对抗几乎是必然的。
  但要注意,这不会是过去那种新自由主义式的、以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光说不练的对抗,特朗普对这种愚蠢的嘴炮游戏没有兴趣,他就是要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宰割中国这只最大的肥羊,要直接见钱见利!
  非如此,“重建美国”就是空话,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空话,他的所有许诺也都是空话。
  所以,那些他不会在国际关系上大动干戈、不会改变中美关系基本格局的判断,完全是个天真的幻想。恰恰相反,他就是要通过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上大动干戈,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特朗普虽然不会再热衷于意识形态软战,但他却不会不利用美国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优势。他会算到,建立一个打击中国的“统一战线”成本很低,资源现成,例如台湾,例如日本和韩国,两三通电话、四五个推特,半个反华包围圈就形成了。
  中国的当前对策
  面对这个新的形势,中国需要做到知彼知己,丢掉幻想,准备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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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从现在开始,中国要把近40年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的既有世界观抛弃掉,那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A”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即将登场的是一个大大不同于“美国A”的“美国B”。
  要认识到,后者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美国B”才是更真实的美国,就像特朗普这个人一样——自私、自大、粗俗、蛮横、疯狂追逐权力和金钱、为此不惜牺牲任何他人。
  第二、从现在开始,中国也要准备把近40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搭便车”便宜做法放弃掉。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不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支持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从中大获其利。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美国这个火车司机现在要跳车了,因为它认为自己被满车厢的无票乘客绑架了。
  对于中国来说,要么自己去当火车司机,要么下车自己去开另外一辆车。
  第三、从现在开始,要充分研究美国准备拿中国开刀的所有可能手段,因为特朗普肯定已经有了这份中国版“巴巴罗萨计划”,上周末的那通电话,就是这份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假装它不存在是不行的,若不尽快破译,将陷入战略被动。
  要认识到,“美国B”还是美国,还是那个坐拥全球最强大武器库和最强大国家机器的世界第一强国,但同时“美国B”又不再是美国,因为它将撕掉面具,不再假装善良、假装主持正义,甚至干脆不再讲任何道理。
  第四、从现在开始,要尽快制定针对“美国B”的一个反守为攻的战略计划,所谓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计划,特朗普所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动作都会让中国不知所措,就像这次电话事件和后续推文一样,一个零成本的操作,就拨动了中国最粗的那条红线。
  长此以往,中国将疲于奔命,因为特朗普已经拉开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中国根本无法预测此人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而如果中国有了一个“充分利用特朗普政府的incompetent, 将中美博弈推向新阶段”之类的大战略计划,那么,特朗普的所有愚蠢和无能都会变成可以被我利用的机会,整个对抗形势将完全不一样。
  总之,上个周末,特朗普已经提前打出了历史转弯的信号弹,中国必须马上警醒,应对大变局的到来。继续误判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革命”或反革命,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特朗普来了,还是作好最坏打算吧!说话间,特朗普顾问访台,大嘴又发一弹!(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扬)

来源时间:2016/12/11   发布时间: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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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华盛顿学者眼中的中美制度

作者:宋鲁郑  来源:观察者网

  在华盛顿期间,有机会和多位学者就中美制度、此次大选面对面地交流看法。虽然都是个人看法,但都颇有启发。

  第一个拜会的学者是西方非常著名的汉学家李成先生。他是全球第一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发展。其新书《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副标题是:集体领导的再评价)刚刚出版,我们便从这里谈起。

  他认为西方一些学者和媒体对中国并不了解,而且有不少偏见,对六中全会的评价也比较偏颇,比如只看到“核心”的提法却忽视对集体领导的强调。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日益制度化,非常有韧性。他认为中国政治模式是可持续的,未来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开放度和包容性。

  李成先生对十八大后走上历史舞台的习近平四年来的表现非常赞赏,甚至认为他“拯救”了共产党,重新建立了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和信心。对于敏感的人事问题,他认为党内民主和制度化的方向不会改变。

  在谈到西方的民主制度时,我们共同的看法是西方政治道德感欠缺、过于强调契约。道德和习俗是写在人的心里的,而契约和法律则是写在纸上的。以中国为例,孝做为一种价值观根深蒂固,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但人人皆会认同发自内心的服从。另一方面法律对各种犯罪行为有着强大的惩罚机制,但违法之人比例在各国都不低。所以仅仅按契约来运作的国家,难说稳定,治理成本也会很高。虽然美国有着长久的民主传统,也有着相对完善的选举机制,但仍然无法避免特朗普的脱颖而出。李成先生认为,这次大选确实暴露了美国制度的许多漏洞。

  我们也都认为一个社会肯定存在多种价值理念,而且每种价值理念之间会有冲突,比如自由和安全之间就存在张力。因此一方面避免某种理念的绝对化,另一方面则需要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西方现在的问题是把自己的理念绝对化,推到置高无上的地步,这种极易导致问题。目前出现的各种政治正确就是如此。而一向有中庸传统的中国则可以探索出一条更平衡的体制。

  李成先生认为西方确实面临种族结构变化和中产阶级缩小的挑战。当然这两者都是动态的,现在下结论还过早。

  中美关系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和我不同的是,他认为中美可以实现双赢,比如在经济领域。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因为误会、误解。我承认这只是一个因素,比如美国用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来看待中国的崛起。这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的传统,并不适合中国。不过考虑到中美有上百个不同层阶的交流渠道和平台,误会应该已经减到最小。我还是感觉利益冲突是最根本的,比如谁是第一大经济体,谁是世界货币,谁的制度更好,谁拥有制订规则的权力。

  关于这次大选,李成先生有一个很新颖的看法:特朗普的崛起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几十年来强势的民权运动的反弹,但这或许是逆流,而非代表美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

  第二位学者也是华裔: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曾任世界银行咨询顾问的尹伊文女士。

  她认为美国利用负债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重大缺陷,因为人们的很多消费是非理性的,只顾眼前享乐,不顾未来利益,而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商还千方百计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更是让人们非理性地去买很多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这样的消费拉动会把大量资源配置给对未来发展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而对未来发展有利的东西,譬如医疗教育等等,却不能在这种市场消费拉动的模式中得到足够的资源。这种模式不能实现对未来发展有利的资源配置。

  我们共同的兴趣是西方的民主。她的一个观点非常令人共鸣: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一方面赋予民众权利,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要求相对应的责任,出现了不负责任的滥行权利现象。

  她举例说:一个人想开车,就需要考驾照,必须承担起社会安全的责任。在社会上,进入很多行业、从事很多事业都是有门槛和条件的,以达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但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国家领导人选举,却只有权利没有责任,这实在不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

  很多人参与选举的时候,对候选人和选举内容缺乏了解,一无所知也可以去投票。所以才会出现英国退欧、2005年法国公投否决里斯本条约的事情来。许多选民并不了解欧盟,也不了解里斯本条约的内容,仅仅是因为对现政府不满就投票反对。或者仅仅是出于自身短期眼前的利益而否决。

  另外,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也会利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权利”来误导大众,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如此误导的结果。

  但是要想给选民设置责任门槛,从操作层面来看是相当困难的。我个人认为,只要是票选制度,这就是一个结构性、内生性无法解决的问题。

  尹博士在美国生活多年,自然注意到在民主体制下无法选出最优人才的弊端。她从社会学的统计角度分析道:在任何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智商都是接近中位数的。所以用这种选票产生领导人的方式,其优点是不会让智商很低劣的人当选,但缺点则是很可能也无法选出最优的人来,因此产生了民主制的“趋中化的自弱机制”。

  她提出“优主主义”的新概念,以解决趋中化的问题,实现趋优、趋强的选择。优主主义是要做趋优的选择,以形成优者主政的优主集团。这需要遵循五大原则:一是优主集团的大门要敞开;二是要设立公平的择优门槛,比如中国的高考、公务员考试;三是进入这个集团后,要有保持能力和道德优秀的机制,避免优秀人才的退化;四是要有机制既防止个人独裁,又能使得最优秀的人才上位;五是优贤人才要有和民众沟通的良好渠道,以了解民意。

  其实今天中共的尝试就颇有这个效果。像长期的培养、历练,有任期制和年龄限制。所以我才一再撰文认为中国今天的制度优势已经超过西方,这是东西方此消彼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中国演变到今天的政治体制不会出现特朗普,也不会出现一意孤行的小布什,也不会像卡梅伦一样为了解决党内问题而拿国家命运去赌博,也不会如默克尔一样非常冲动地接受一百万难民。无论是小布什、卡梅伦还是默克尔,他们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做出如此重大、影响国家命运的错误决策呢?

  第三位美国学者不希望公开其身份,我就简要总结一下观点:中国的制度有其优势,比如党内的效率高,精英选拔强调能力和经验,不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中美两种制度可以并存。特朗普的崛起已经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巨大伤害,他的当选,更是将这种伤害从道德、理念的层面演变成实质的伤害。

  就中美关系,他认为目前有三种观点:中美是价值观之争、中美是利益之争、中美存在误会。每一种因素都会作用,但很难讲哪一个是最根本的。

  比如亚投行,美国学界和政界认为是美国的决策失误,是奥巴马被误导,但却极易造成双方的误会,尤其是民众之间的。

  我们还提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一事。美方到现在还认为是误炸,也向中国道歉和赔偿了,认为此事已经了解。但中国许多人不相信先进至此的美国在参与一场战争时会犯如此低下的错误:竟然凭借一份旧地图来制订作战计划。我特别提出,就是法国出版的20世纪历史也不相信美国的说法,认为真相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法国的立场令其很是惊讶。

  在华盛顿还遇到一位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在制度上双方没有共同语言,但经济上还是很有的谈。

  我告诉他中国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政治不出问题,经济总会有办法。中国之所以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民众和国家都注重储蓄,这和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时从上到下都赤字累累不同。这主要是文化的区别。二是国有企业的债主是国家,这种关系类似于家庭中的关系,债主绝不会逼债。三是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各大银行争相抛售,引发羊群效应。但在中国的银行都是国有,国家行政命令就可以决定它们的行动,至少绝不会发生西方这种“踩踏”现象。其实真要有危机,就是非国有企业也得服从国家需要。中国政治有这种能力。

  几天的访问下来,还有一个感觉,中美关系之间的波动还和美国研究中国的力度不够有关。我参加了许多场研讨会,也查过各大机构的研讨会主题,发现有关选后美俄关系的话题就有两场,而且规模都相当大,参与的人也相当有层次,但却没有一场是涉及中美关系的。虽然从整个西方来讲,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已经是首屈一指,但却远远落后于对俄罗斯的研究。

  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俄罗斯长期都是世界大国,冷战时还成为两个世界大国之一。现在虽然衰落了,但这个传统优势毕竟一直在。而中国自近代以来就积弱积贫,真正成为令全球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军事世界级大国不过十年的时间,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时间过于短暂。

  正如最后一位美国学者所笑谈的:再过二十年,研究中美关系就会成为绝对主流。

来源时间:2016/12/10   发布时间:201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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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特家班②丨美国准商务部长的中国生意:贸易战争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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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雍乐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11月11日,美国大选结束后第三天,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旋即开始为其内阁招兵买马,纽约第五大道上金碧辉煌的特朗普大楼成为了新一届美国政府的筹备基地。一个月来,随着特朗普内阁重要人选的陆续揭晓,一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支“特家班”是由怎样的一群人组成?新一届政府会把美国的内政外交带向何方?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推出系列报道,聚焦特朗普内阁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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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6日,美国华盛顿,被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视觉中国 图

  在美国亿万富豪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纽约办公室一张沙发的墙上,挂着中国当代艺术家刘勃麟的作品《三女神》:北京一座工地上竖着一块中国海陆空三军女兵护旗队正步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图片。罗斯说,这幅画总启发他对中国的思考,让他联想到中国这个经济体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存在着阶段性的问题。

  罗斯是在去中国出差时爱上中国当代艺术的。他在2014年接受“高档生活”网站(Haute Living)采访时说,中国艺术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流行文化的融合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和妻子收集了超过200件中国与越南的艺术品。

  11月30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团队正式宣布,有意提名现年79岁的罗斯担任美国商务部长。此前,特朗普在竞选中曾多次表示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声称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惩罚迁往海外的美国企业。

  而可能成为美国商务部长的罗斯在中国投资近20年,开设为美国品牌生产的工厂。他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也长期受到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他在11月接受雅虎财经采访时说,贸易战争不会发生,但准备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罗斯此前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会如何影响他的政策立场,可能与他的具体经历有关。”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宋国友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如果他过去在中国的经历比较正面,他可能会更希望构建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但如果他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就可能希望改变。”

  曾助特朗普度过破产危机

  1937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威尔伯·罗斯出生在新泽西州郊区一个富裕的家庭。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他原本想成为一名小说家,但最后还是转向了华尔街,此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在罗斯柴尔德公司担任了24年的执行总经理后,他在2000年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WL Ross & Co.(2006年被景顺集团Invesco收购后成为景顺罗斯公司)。

  罗斯在罗斯柴尔德公司时就与特朗普结缘。1990年,特朗普位于美国大西洋城的泰姬陵赌场濒临破产,作为罗斯柴尔德公司破产重组业务的首席顾问,罗斯作为赌场酒店债券持有人的代表与特朗普进行了漫长的谈判。

  正是在谈判中,罗斯对特朗普产生了敬意。他在《纽约邮报》2016年11月的采访中回忆说,他注意到特朗普有一种“明星的力量”,备受民众喜爱。当时特朗普出席了每一场与债券持有人的会议,每次都准备得非常充分。

  最终,罗斯帮助特朗普与债主达成协议,要求特朗普变卖了部分资产、收紧预算,同时降低了他的负债,使他的房地产帝国避免了完全崩溃。

  美国公共电视台11月30日报道,罗斯在这次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担任他在贸易政策上的顾问,并在他的筹款委员会担任理事。

  此前,罗斯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合作。他曾是特朗普支持者、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私有化顾问,又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俄罗斯投资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在宣布拟提名罗斯为商务部长的声明中,特朗普团队表示,罗斯善于让失败的企业重获盈利,并在通讯、纺织、钢铁、煤炭等行业获得成功,是一名“世界级的谈判专家,可以信赖他在全球经济中成为美国利益的有力辩护者。”

  宋国友对澎湃新闻表示,美国各部部长能在政府中发挥多大作用,不仅取决于他们本身的职务,也取决于他们与总统的关系,总统更有可能听取与自己关系好的官员的意见。而罗斯与特朗普的关系不错,因此应该能发挥较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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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20日,特朗普会见威尔伯·罗斯。 东方IC 图

  在中国设厂投资近20年

  多年来罗斯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国的财经新闻报道中。

  从新华社关于罗斯的报道中可以发现,他在中国不同领域至少投资了18家企业。

  罗斯1997年就在广东有了工厂。2005年,罗斯担任董事长的美国国际纺织集团(ITG)联手香港永新集团,在浙江省嘉兴投资建立康龙纺织有限公司。据其该公司网站信息,它“专业从事牛仔布的生产与研发”,合作伙伴包括著名美国服装品牌Gap、匡威、Levis等。

  2008年9月,景顺罗斯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能集团全资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在北京联合成立了华能景顺罗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涉足对中国电力和能源相关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和咨询业务。罗斯本人担任公司董事之一。

  在该公司当时发布的声明中,罗斯表示,这一合作象征着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金融和思想上的相互联系。

  景顺罗斯公司与中国方面的共同投资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纽约邮报》今年11月引述2名消息人士称,2010年景顺罗斯曾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处募集了约5亿美元与其共同投资。

  澎湃新闻调查发现,罗斯确实与中投公司多次共同投资同一家企业。据中国《经济参考报》2010年1月报道,一个名叫“威尔伯·罗斯基金”的机构与中投公司、中国人寿、惠理基金和东亚银行共同投资了隶属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的新能源企业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此外,路透社于2011年8月报道称,景顺罗斯与中投公司、First Reserve等全球投资机构共同向美国的钻石航运公司(Diamond S Shipping)投资约10亿美元,助其扩大规模应对石油需求上升。

  截至发稿前,景顺罗斯没有回复澎湃新闻关于相关投资的采访要求。

  而在《纽约邮报》今年11月的报道中,罗斯拒绝回应关于其与中投公司的关系。但他表示,如果他的投资被特朗普认为会造成利益冲突,就将撤回投资。他还表示将放弃自己在景顺罗斯的管理层职位,并把自己在该公司的利益放入保密信托之中。

  在2015年接受《福布斯》专访时,罗斯表示,中国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正努力完成由出口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他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崩溃。他预测称,中国的消费类股票、汽车零部件、医疗健康和生物医药,以及太阳能领域都存在投资的机会。

  对华贸易政策仍不明朗

  罗斯与中国的接触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钢铁、航运等行业都有投资,他的利益也在有些领域与中国企业发生了冲突。

  2002年,在美国钢铁业举步维艰之时,罗斯收购了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企业LTV钢铁。《纽约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称,罗斯的投资团队询问当时小布什政府的商务部长埃文斯,美国是否会在钢铁业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埃文斯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就在罗斯收购LTV钢铁后不到一个月,小布什政府宣布将10余种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8%到30%。

  罗斯随后又接连收购了美国的威尔顿钢铁、阿克梅钢铁、伯利恒钢铁和乔治城钢铁,建立了国际钢铁集团(ISG)。2005年,当罗斯卖出国际钢铁集团时,获得了原有投资12.5倍的利润。

  当时罗斯对行业杂志《美国金属市场》表示,小布什政府对进口钢铁实行的关税可能保住了10万个美国的工作岗位。

  《纽约邮报》11月的报道称,如今罗斯仍持有安赛乐米塔尔钢铁公司的股份,但在过去5年中,该公司股价下跌了超过一半,罗斯认为这要归咎于中国企业,表示应该以提高关税为手段“应对来自中国的倾销”。

  罗斯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也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报道称,积极投资航运业的罗斯抱怨中国“压低航运价格来促进出口”。他控股的全球最大中型液化石油船公司导航控股(Navigator)自2012年起股价持续下跌,而彭博社数据称,中国公司在2013年控制了全球20%的货运船只,且船只在建量达到全球的40%。

  目前,罗斯会在对华贸易上采取怎样的行动还不明确。罗斯在今年8月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说:“我是喜欢贸易的。”他表示,特朗普在面对大众发表演讲时必须使用一些“简单而大胆的词汇”,但实际上特朗普不是反对国际贸易,而是反对“不公平的贸易协议”。

  但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赫夫保尔(Gary Hufbauer)在《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预测称,罗斯可能会发起更多针对中国的申诉,也有可能增加对倾销的罚款。“罗斯可能比特朗普更保护主义。”他说。

  根据雅虎财经引述罗斯的话称,特朗普在竞选时说“对进口产品征收45%”更多的是一种谈判手段,而不意味着真实的政策。罗斯提出了缩小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两种方法:一是让中国从美国进口更多能源等物资,而不是从其他国家进口;二是让中国多从美国进口棉花等原材料,然后再通过“中国制造”出口海外。

  “特朗普上任后会采取什么政策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宋国友对澎湃新闻表示,“可以确定的是,他会比前任更重视经贸问题,在立场上会更强硬。但不能确定的是他会有多强硬、主要关注的领域会是什么,中美是否会有经贸合作的空间来扭转他的强硬立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来源时间:2016/12/10   发布时间: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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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财税政策①美国人难道不就他这样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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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勇  来源:澎湃新闻

  看似特立独行的特朗普(即唐纳德·川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那些貌似“离经叛道”的财经政策主张的落实因此多了一分可能。当然,他的那些“大手笔”设想最后能否落实,还有待议会的通过。共和党控制下的议会是这些“大手笔”得到支持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特朗普的主张会得到共和党的全力支持吗?更进一步地说,特朗普会不会像有些总统那样,当选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主张?特朗普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吗?国人对特朗普的认识应该说还是很不充分的。通过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过滤之后,更多人看到的是当时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眼中的特朗普。

  早在1991年,在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氛围中,特朗普著作《做生意的艺术》中文版就面世。这是一本翻译成中文只有11万多字的小册子。译者张晓言和温琪在序言中说:“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人。他那种以小吃大的强悍作风,很像当年策马横枪、披荆斩棘的西部牛仔,而他那些善于应变的经营谋略又酷似精打细算、讲求务实的东部财阀。” “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人”最终成为美国总统,也就不足为怪了。

  特朗普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当总统之前,他不是州长,不是议员,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在政治圈混的人士。特朗普不公布税单,和一般政治人物大不相同。他是一位商人,是有成就的商人,是有着独特风格的商人。任何商人一旦规模做大,都不太可能脱离与政界的联系。特朗普未直接从事政治人物的职业,但至少经历过不少政治事,对政治事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从商人视角看政治,从商人立场看财经政策主张自然不一样。正是这种视角和立场,会让习惯了从政治看政治的各类神仙不太习惯。事实上,不同人的执政风格本来就可能截然不同。商人有机会从政,风格更是可能有很大变化。商人执政给政坛带来更多的小清新,还是更多的铜臭味?商人进入政治大染缸之后会不会完成向政治人物的真正蜕变?这些担心都不能说没有道理。政治本有自己的运作规则。商人的做法也肯定会受到政治规则的约束,成熟的法律制度也会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

  特朗普在《做生意的艺术》中说:“我经商的风格是简练和直截了当。我的起点很高,然后就一直努力下去,直到得到所追求的东西。虽然,有时候得到的比追求的要少,但更多的时候,我能够得到所追求的。”可以想象,这样的经商风格肯定会对他的执政产生影响。单单看他的财经政策主张就可以知晓。对于看不惯的财经政策,他甚至不是以“改革”来应对,而是直接报之以“取消”。那些看似激进的财经政策主张,有许多可以从他“做生意”的立场得到解释。70岁的人看上去很“愤青”,但年龄摆在那里,特朗普的主张肯定有自己的基础。他主张减税,大幅度下调所得税税率,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他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同样有民意支撑。

  商人“以小博大”,以最小的成本追求最大的收益。这种做法肯定会在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中得到体现。商人以灵活的做法应对市场的诸种不确定性。可以预期,特朗普的财经政策主张也必然会随着各种风险的出现而不断调整。特朗普的商业实践是他的财经政策主张的重要来源之一。这是我们理解川普需要特别注意的。

来源时间:2016/12/10   发布时间: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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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务部:中国产大型洗衣机存在倾销,将通知海关征收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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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启航,高攀  来源:新华社

  新华网12月10日报道,美国商务部9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存在倾销行为。

  根据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国厂商的倾销幅度为32.12%至52.51%。美国商务部将通知美国海关按最终确定的倾销幅度对上述产品的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征收保证金。

  为回应美国惠而浦公司的申诉,美国商务部于今年1月对从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政策程序,最终是否征收反倾销税还需另一家联邦机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裁决。按照最新日程,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2017年1月23日左右作出终裁。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类产品金额约为11亿美元。

  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国商务部多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原题为《美商务部终裁中国产大型洗衣机存在倾销行为》)

来源时间:2016/12/10   发布时间: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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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悍然升级美台军事交流 我国防部强硬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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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香君,白云怡  来源:环球时报

  据路透社8日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天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预计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的最后一份议案。

  台湾“中央社”称,该授权法案中首次包含了美台军事交流的内容。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9日表示,美国国会不顾中美关系大局,表决通过含有美台军事交流等涉华消极条款的“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国国防部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当天也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及有关承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92名参议员8日投票支持这项规模为6187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另有7名参议员投了反对票。由于上周美国众议院已投票表决通过,现在这项法案将递交白宫,由奥巴马定夺是否签署为法律。对此,美国白宫发言人8日表示,对该法案尚未有可通报的立场。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新国防授权法案首次包含了允许美国国防高级官员及现役军人访问台湾等美台军事交流的内容。据台湾“中央社”8日报道,最终通过两院协调后的法案在第1284节提到,美国国会认为,五角大楼应推动美、台间高阶军事将领及资深国防官员交流,以改进双方的军事关系与防务合作。此外,法案文本还提到,相互交流的计划地点包括美国与台湾两地,而“资深军事将领”是指现役将官与挂阶人员,“资深官员”指任职于五角大楼的助理部长及更高阶官员。

  “中央社”评论称,由于美国执行“一个中国”政策,现在台湾的现任领导人、“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都无法到访华盛顿。但近年来,台湾驻美代表处外交人员及军事代表团成员与美方相关部门的往来正在“逐渐松绑”,“美国行政部门在推动台、美官方间的更密切交流,以低调方式不断推进。”“中央社”称,新国防授权法案预计将在奥巴马卸任前签署生效,而未来关键在于即将上任的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团队及国防官员如何执行国会意见。另据BBC中文网此前报道,如该法案经过美国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将突破目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和现役军人不得访问台湾的限制。

  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9日表示,美国国会强开历史倒车,强推美台军事交流,这种做法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海稳定,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最终也必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这种做法体现了美国国会一些人顽固的冷战思维和零和观念。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改正错误,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对此也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也是国际社会都很清楚的。

  另据路透社报道,经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剔除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条款,如要求妇女登记服兵役和允许国防承包商在做出雇用决定时考虑信仰因素等。但法案包含了一些共和党支持但奥巴马此前曾表示反对的提议,如增加32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此外,法案还阻止了军事基地的关闭和现役军人人数的削减,尽管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军事基地已能力过剩。

来源时间:2016/12/10   发布时间: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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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美应鼓励中国介入中东 保护美关键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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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媛丹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在中东:谨慎的龙”,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日前发布报告说,经过对中国与中东地区两个主要国家沙特和伊朗的经济、政治、安全关系分析认为,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也不构成威胁。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在这一地区保持主导地位。报告建议,为了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介入中东事务。

  该报告提出,中国在中东的存在基于四点“关键利益”: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第二,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为了平衡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第三,国内稳定的需要,为了改善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局面;第四,为了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

  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和矛盾中,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和安全关系。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沙特和伊朗断交,但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却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

  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有共同之处,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保障能源渠道畅通。报告建议,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参与中东事务,同时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美国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包括与中国和地区国家合作,以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关键利益。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顾正龙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份报告的评价比较客观,意识到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希望中国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是区别对待的。因此也不排除美国担心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紧密的合作,有意挑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顾正龙认为,近些年来中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比较“超脱”,坚持自己的原则,反对一切外来干涉,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来源时间:2016/12/10   发布时间: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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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外交猜想⑧|特朗普版“重返亚太”能比奥巴马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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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  来源:澎湃新闻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到,特朗普上台后虽不会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概念,但“通过加强和盟友间的安全合作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这个总体的战略目标不会变,因此最终不过用一个新的概念包装这个战略。指望特朗普上台能够削弱甚至消除“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带来的安全压力是不现实的。

  而本文所要追问的核心问题是:特朗普的“重返亚太”和奥巴马版的有什么区别?他会比奥巴马强吗?要对此转型进行深入评估,并探讨对中国国家安全、亚太安全国际安全的影响,似乎还应将其带入美国近十年来所经历的深刻的全球战略转型进行分析。

  美国全球战略转型:从全面进攻转向重点遏制

  克林顿时期为美国辛苦攒下的家底,很快在小布什几场不得人心的新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战争中消耗殆尽。如果把小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兼“航母输出民主”比作当年蒋介石的“全面进攻”,那么在奥巴马时代,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则不妨把美国所进行的战略调整看作从“全面进攻”向“重点遏制”的转变——于是有了所谓“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

  其实美国从未离开亚太,又何谈“重返”呢?可有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乌克兰局势,在咄咄逼人、说干就干的俄国总统普京面前,即便美国认定中国的“潜在威胁”更大,也不得不先腾出手来对付眼前迫近的威胁。另一方面,在西亚、北非,面对看似有利于“拓展民主”的“大好形势”,机会主义又往往占了战略定力的上风——以为不用承担多少风险、不必付出多少代价就能轻易地在昔日威权主义政府的土壤上顺利播撒民主之花、迅速结出自由之果,于是我们看到一连串由推特、脸书等网络“战略进攻性武器”所掀起的狂潮——“阿拉伯之春”。

  可是,当剧情进一步推演到叙利亚时,画风突然起了变化。或许是此前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得手的太容易,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低估了阿萨德政权的韧性。当然,这其中一个被西方忽略的核心变量当然是俄国的果断介入。

  此前美欧在地中海南线频频得手,俄国一直都没有做什么,所以似乎在叙利亚问题上同样能再度得手。可是这次他们错了。首先,俄国的战略反应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其反应激烈程度是会随着刺激的累积效应而增强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次,地缘上看,叙利亚比邻俄西南软肋高加索,属卧榻之侧、多事之地,普京又岂能容一个亲美政权在此酣睡。所以才有了日后旷日持久、血腥异常的拉锯战。

  撇开道义考虑不谈,我们只能说,美欧在叙利亚这件事的处理上,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也正是上述一系列事件,使得奥巴马早就承诺的(中东)撤军、战略收缩,以及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强化、针对中国的再平衡,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落在实处。以至于其在南海周边的盟友开始质疑,美国的保护伞究竟还剩几斤几两。

  如今,奥巴马故事已近尾声,特朗普传奇尚未开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时跳出来暖暖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现在我们急需评估的问题是:口口声声要“美国第一”,抛却意识形态,不再犯“输出民主”等“美国民主党病”的特朗普真的能够避免重蹈奥巴马的覆辙吗?换言之,特朗普的战略定力究竟能有多强?特朗普版本的“重返亚太”(当然,正如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论述的,他很可能换新词、新概念,但该战略的实质和针对对象不会变)又能比奥巴马强多少?这既要看其主观意愿,又要看客观形势,或曰结构的制约力量。

  美俄关系有“上限”

  假定特朗普对类似捍卫人权、推广民主等事宜的不重视是真实可信的,那么由此推理,其不大可能再走奥巴马的老路,继续在中东地区借助各式“革命”来推广所谓民主制度、更迭政权。从维护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安全利益角度讲,这种转变是对美国有利的。

  但是美国在中东不再主动挑事儿,不等于美国就可以安然从中东脱身,更不意味着特朗普上台就意味着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的和解。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倾向几乎没有可能在特朗普任上出现逆转,而美国与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仇怨又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考虑到特朗普对穆斯林的极端、公开且毫不遮掩的仇视态度,美国继续遭受中东及伊斯兰激进力量打击的可能性不会低于奥巴马时代。

  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本土安全的安保措施已经今非昔比,但遍布全球的美国公民、美国利益、美国盟友恐将成为激进分子报复的牺牲品。做一战略情景预想,当海外袭击强度、规模和频率达到一定程度,特朗普政权恐怕难以不做反应。

  此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特朗普公开谋求与俄罗斯达成和解。如果美国对俄示好,不仅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美国富余出来的战略压力,同时莫斯科与北京的向心力恐怕也会减小。以上说法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制约了美俄和解的可能。

  正如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王树春教授所言,冷战后俄罗斯曾经有三次试图与美国、西方和解,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些历史记忆在普京及其民族主义-维权主义追随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第一次是叶利钦时代,冷战结束,俄罗斯抛却共产主义,全面倒向西方,甚至希冀加入北约,回归欧洲文明的大家庭;第二次是“9·11事件”后俄罗斯大力支持美国反恐,并做出了允许美军进入中亚地区这样一个重大的实质性让步;第三次是梅德韦杰夫时期,在利比亚等问题上,俄罗斯保持极大的克制,没有采取反制措施。

  然而,俄罗斯的三次和解姿态不仅没有得到西方相应的战略回报,反而吃了大亏。这一切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了俄罗斯当前和今后的领导人,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西方的战略关系。所以,不要看现在特朗普在推特上对普京频送秋波,但美俄关系的上限、下限是摆在那儿。只要俄罗斯还是一个(核军事)大国,没有再度解体,那么结构的力量将阻止美俄之间过多的接近。而难以预知的突发事件却能迅速地将稍稍回暖的美俄关系又向冰点滑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奥巴马版的“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随着TPP的否决,骑墙国家的行为,以及美国自身在世界其他战区所受的牵连而付之东流。特朗普上台后,他虽然将继承这一战略的衣钵(可能换新名词、新提法),但其可操作的空间仍然有限。四年之后,当我们为特朗普版的“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打分时,恐怕不会比奥巴马高出太多。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6/12/9   发布时间:201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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