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立伟  来源：FT中文网

　　12月2日，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同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这打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的禁忌。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但特朗普在推特上满不在乎地为自己辩解。因为这通电话，整个世界感到不安。

　　一

　　这不应该是特朗普作为外交生手的技术性失误，即使不是精心算计的结果，也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中国将是美国必须战胜的对手——如果他想让“美国重新伟大”的话。特朗普已经组建了一支美国有史以来在国防与安全领域“鹰派”色彩最浓的队伍，作为美国的总领导人，这样的团队可以让他在与各国的谈判中获得心理优势，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利用了一部分美国人对奥巴马的价值观精英主义与外交软弱的不满。尤其是后者，让美国人的自信心受挫。特朗普高调表扬普京，就是想凸显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的软弱与无能。同时，特朗普并不打算对俄罗斯更加强硬。在竞选过程中，他提到次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他把中国视为美国经济麻烦的根源，并认为中国日益崛起的趋势威胁到美国的地位。因此，他需要与俄罗斯缓和紧张的关系。

　　没错，美国新总统可能已经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对手。在战后的历史上，1980年代与1990年代，美国接连战胜了苏联和日本两个挑战者，中国有什么理由不会成为第三个?即使奥巴马政府，其外交政策重点也是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只是他编织了一张制衡中国的战略网络，虽然拒绝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但也没有伤害它。

　　而特朗普可能并不喜欢在时间上对中国有利的战略对峙，而且中国也有巨大的空间周旋。特朗普或许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并得不偿失的，直接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伸手”，就像用针扎一样，不断地刺激中国并令其备受折磨，可能是特朗普打压或拖垮中国的策略。他喜欢“胡萝卜加大棒”的强横作风。

　　二

　　老布什时期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说：“冷战结束了，冷战的赢家是日本”。在1990年代初，日本成为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大的潜在经济对手。为此，整个1990年代，美国持续打压日本经济，一直到美国经济再次繁荣，以及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全球化结束了，全球化的赢家是中国”，这一观点早已成为美国的共识。特朗普组建一个“鹰派”政府可能要重复1990年代的历史，战胜潜在的对手。

　　过去八年里，奥巴马对美国经济再平衡做出了持续努力，推出了“再工业化”规划与国家创新战略，鼓励制造业回流。但他也致力于维护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并在国际经济与货币稳定方面与二十国集团(G20)一起努力。

　　特朗普或许要尽快兑现自己对美国“锈带”支持者的承诺，而且他也不打算尊重美国创建的秩序与规则。因此，相对于缓慢的内生的“再平衡”，他可能更乐意强制性地塑造和实现“再平衡”。比如他现在向美国企业承诺大幅减税(这会引起世界各国的竞争性恐慌)，并威胁对外迁公司的产品征收高额的进口关税。“美国优先”意味着特朗普不需要为国际规则与公平竞争负责，他更可能不择手段地为美国带来经济增长与发展优势。

　　一个不计后果的总统，在破坏性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更远。即使克林顿时期，美国在对日本的打压上也不遗余力。在整个1990年代，“新经济”让美国恢复繁荣之前，美国对日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打压。一个是贸易方面，为了减少对日贸易逆差，克林顿政府威胁动用并实际动用以“超级301条款”为核心的“综合贸易法案”制裁日本，日本屡屡妥协并受到伤害。特朗普可能也会动用“301条款”、“特别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等，对中国在一般贸易、知识产权等方面进行制裁。当然，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有能力对美国商品进行反击;而且，中国持有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发生经济上无法避免的斗争，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债而让美国遭受打击。

　　另一个方面，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的金融，日本汇率、利率的变动和金融改革都屈从于美国的意志。从特朗普开始竞选至今，他始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声称这伤害美国利益，导致美国企业缺乏竞争力。因此，他试图施压人民币升值并让美元贬值，借此来减少美国贸易赤字。但这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正在收紧资本管制来防止人民币贬值，即使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也没有作用，因为两国经贸不具有同质性的竞争关系，而当年美国施压日元升值有效是因为日本汽车、家电等与美国企业存在竞争关系。

　　我们还可以重温一下克林顿时代的做法。1993年，时任美国财长劳埃德·本特森表示，强势日元有利于美国经济。之后，美元在美国政府地主导下一路贬值，而西方各国则持续要求日元升值，1995年4月日元大幅飙升到79.75:1的历史高价，这对刚刚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日本造成了严重打击。

　　然而1995年突然出现一个巨大逆转，时任美国财长的罗伯特•鲁宾宣称，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随后美元大幅升值。这一决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美元回流，为美国填补赤字提供了巨量的资本，这个逆转促成了亚洲金融危机，并给美国资本收割危机国家的廉价资产创造了条件。在之前的里根时代，美国也曾通过强势美元政策导致苏联经济更加困难，并加剧了拉美债务危机。

　　不过，特朗普经济政策(如果他有的话)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既想通过美元贬值刺激出口和企业投资，减少贸易逆差，又想获得廉价资金进行基建，而后者需要美元强势吸引全球资本涌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特朗普宣布其财政投资计划之后，美元出现了持续走强趋势，并在新兴市场国家引起资本外流的风险，各国货币大幅贬值。

　　未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强势美元”政策，可能导致中国资本持续外流，由此引起的资产负债表变化和金融波动，可能让过度杠杆化的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在贸易方面很难短时间内有所作为的特朗普，或许会选择“强势美元”政策，通过刺激投资率，先向选民交差与炫耀，其减税政策也可能会吸引大量投资从中国向美国转移。

　　中国人并不在意的一个潜在威胁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至今，一直处于美元降息周期之中，从没有经历过一次完整的加息周期和强势美元的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环境不仅让中国放松警惕，还在加杠杆的路上狂奔。事实上，任何一次美元周期的逆转，都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危机。

　　美元目前的地位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维持的，即东亚的贸易美元与中东的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再通过消费输出美元，维持循环。特朗普可能彻底摧毁这一体系，因为，他要实现美国能源自给，并实现能源出口，这将导致中东石油美元大幅减少。其次，打压东亚贸易顺差，也会减少贸易美元的数量。在这样的条件下，全球可能因为缺少美元流动性而出现强势美元现象，强势美元又会帮助美国吸引更多流动性，当然这一做法或许也会毁坏现有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曾给日本经济体制带来巨大的冲击，布雷顿森林Ⅱ体系如果消失，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动荡且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这让转型过程更加艰难并充满风险。

　　三

　　中国是否有能力应对美国的经济战?很难说，时间的原本天平在中国这一边，但在2008年，中国做了不该做的失控的刺激，而到了2014年，美联储开始逆转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原本应该尽快实现市场出清，降低杠杆，应对冲击。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央行却孤军深入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更大的资产泡沫、过度金融化、更高的杠杆等等。2014年该收缩而未收缩，彻底使中国陷入巨大的金融风险之中，其结果是，在面临特朗普冲击之时，中国将变得脆弱。

　　中国是兼有苏联与日本特点的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但苏联与日本皆输于经济战。前者是包袱太重，经济能力无法支撑帝国的扩张与争霸，改革无力导致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后者则因缺乏政策自主性，也缺乏战略空间与博弈能力。目前，尽管单独拿日本与中国比较可能不太适合，但仍然有借鉴的意义。

　　在199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拥有国际品牌。日本商品在技术、质量、价格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欧美企业被纷纷打败，日本的生产效率也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现在，中国极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优势仅仅在于低成本的代工(中国制造)。中国2008年时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日本1950年的水平一样。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但是，近年来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中国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从中日以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成本来看，1995年日本成本是中国的3倍以上，到了2013年，中国反超过日本，现在又在赶超美国。由于劳动成本的提升，中国制造业已经并将继续遭受严重冲击。当然，中国人可能认为，生产效率低意味着可提升的空间大，但目前还看不出中国有能力提升生产效率的迹象，反而继续依赖价格战维持生存。而且，中国目前陷入某种愚蠢狂热，即希望运动式的全民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不断依赖房地产的做法又持续提高制造业成本，从而导致市场不断转向金融、地产以及各类投机，制造业则在不断流失。

　　中国唯一比日本更强的优势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但不幸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持续制造资产泡沫与通胀，导致了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而富人消费升级需求只能由进口商品与国际市场满足。所以，中国市场规模对中国本土企业而言是一个伪优势，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和价格战风险，依赖货币政策刺激投资的做法则会进一步压制国民的消费能力。

　　日本当年处于资本开放时代，日本在美国压力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美国对日本汇率、利率的干涉，导致了日本资产泡沫以及其他破坏性的资本流动。中国目前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但中国的汇率与利率政策也受制于美元。日本当年在应对危机时没有任何准备，并由于国内政治、美国各种约束与压力等因素而身不由己，中国则拥有应对危机的准备，而且具有经济政策独立性。但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准备仅仅停留在心理与文件上，事实是，中国一面警惕系统性风险，一面却以实际行动不断制造问题并且积累更大的危机。

　　中国可能不会重现“亚洲金融危机”，因为中国资本管制目前仍然有效，且外债规模相对于外汇储备并不大。但是，由于缺乏改革、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导致资本信心不足，在缺乏盈利空间且不安全感增加的背景下，中国可能会面临长久的资本消耗战，而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冲击可能会使中国在消耗战中付出更大代价，即资本加速外流。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想方设法稳定经济增长与预期，从而透支更多的财政资源并投放更多的货币，导致中国经济日益僵尸化与泡沫化。

　　当然，特朗普如果发动贸易战，美国的跨国公司可能成为“人质”，而制造业的供应链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遭受冲击。特朗普要对付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球化时代的遗产：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市场。特朗普如果奉行强势美元政策，也会将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拖入泥潭。这将严重削弱美国在全球道义上的领导地位，中国如果能够挺过特朗普冲击这一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特朗普的保守主义，团结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一切进步力量，组建应对特朗普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维护公正的国际规则与秩序，将有利于团结国际社会大多数与特朗普斗争。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不友好，“让美国再次伟大”与“美国优先”原则都潜在地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当年苏联与日本面临的挑战之和。中国持之以恒的保增长经济政策带来了资产泡沫化(日本化)和贫富差距拉大(拉美化)，如果特朗普在地缘政治上也向中国发起挑战(他几乎必然会这么做)，被迫增加军备的中国或要面临类似美苏竞争的风险。

　　目前，中国应该分清主次，以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为主，以外交博弈为辅，并坚定“红线”原则，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退让，同时，做好一定的军事抗争准备。特朗普看似来势汹汹，但也有外强中干的一面，他强行拼凑的改革恐怕难以成功，美国也难以再承受一场与大国的生死搏斗。特朗普更可能采用的策略是用骚扰手段“折磨”中国，但这也有可能造成并加剧美国的衰落。为了抗衡特朗普，中国应该不断地用言辞和行动向他强调和证明这层关系，迫使他采取理性、共赢的对华政策。

　　(注：作者是经济观察人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6/12/7   发布时间：2016/12/7

旧文章ID：11919

作者：陆丁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中声称要让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3.5%以上，让美国“再度强大”。然而，数百名美国经济学家在竞选最后关头却发出公开信警告说特朗普当总统“将威胁到美国的繁荣”。所谓“特朗普经济学”离主流经济学究竟有多远呢?

　　吊诡的是，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在政治理念上势如水火，双方在这场竞选中各自提出的财政政策上却有个 “共识”：都提出要在上台后积极扩张赤字财政。奥巴马当政期间，赤字财政已经相当庞大，把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从35%增加到70%以上。据估算，克林顿的财政方案将在未来十年内把国债比进一步推高到85%以上。而特朗普的方案则会使国债比上升到105%。

　　在花钱上，两个候选人都主张加大投资，维修更新老旧的基础建设。克林顿团队保证在五年内增加2750亿美元使基础设施投资恢复到经济衰退之前的水平。特朗普的基础设施振兴计划则更为雄心勃勃，要在十年内投入一万亿美元全面更新基础设施。

　　其实，过去这几年，多位主流宏观经济学家都大力主张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重振美国经济，甚至不惜增加财政赤字和大量举债。其中鼓吹最力者正是民主党的著名学者如布莱德(Alan Blinder，克林顿团队的经济顾问)、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诺奖得主、专栏名笔)等人。这个主张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上，即美国经济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八年前那场经济危机的阴影。

　　表面上看，自从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已经复苏扩张到第九个年头，失业率也从衰退时的9.6%降低到目前的5%左右，接近所谓自然失业率。但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缓慢。2015年实质人均GDP比危机前的水平高出仅仅3%，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工资扣除物价后仍和四十年前差不多。复苏以来八年的年均GDP增长率只有1.8%，今年预计只能达到1.5%，远低于2000-2007年间2.65%和1981-1999年间2.26%的年均增长率。尤其是就业人数对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只有56%，比危机前降低了4个百分点，相当于闲置了一千万人原本可以创造财富的生力军。

　　当经济成长低于其潜在趋势时，传统的凯因斯主义药方是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八年前，正是因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协调政策，合力扩张，积极刺激总需求，才使世界经济避免了一场更惨重的灾难。不过这八年来，从欧元区到北美，经济增长疲弱，复苏步履蹒跚。各国央行利率一降再降，货币政策已经耗尽“弹药”，陷入了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财政大扩张遗留下的公共债务烂摊子，仍待收拾。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总裁拉戈德(Christine Lagarde)指出，目前发达工业国的实质经济增长仍比危机前1990-2007的年均水平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风险重重，长期低迷的总需求已经伤害到供给侧的潜在生产力，企业削减产能，投资意愿低落，长期失业者技能生疏过时，心灰意冷不再求职。因此，她今年以来一再建议各国实施新一轮的财政扩张，投资基础施，以增长带动结构性改革，提升生产力。

　　拉戈德的主张和克鲁德曼等经济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都认为在零利率的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有更大的腾挪空间，由于赤字财政所增加的公共债务负担是有限且可承受的。只要经济增长潜力发挥了，收入普遍增加了，将来财政状况就会改善，不愁这几年债台高筑。

　　近八年多来欧美经济的缓慢复苏，催生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观念。原先主流学派认为财政货币政策只能刺激短期总需求，对长期供给和增长潜力是没什么影响的。然而，一些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深度衰退已经损害到美国的生产潜力：由于长期经济低迷，目前的潜在产出比按照危机前增长趋势推算的产出水平整整低了7%!因此尽管目前的失业率已经接近自然失业率，仍然有必要用积极扩张的公共政策给经济加温，创造更多就业，把上千万的闲置劳动力动员起来，营造更光明的成长前景，鼓舞民间企业更积极地投资和创新，提升长期生产潜力。

　　其实，这种认为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能刺激短期需求也可以促进长期供给的非主流理论早就萌芽。荷兰经济学家佛多恩(Johannes Verdoorn) 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曾推导出经济增长前景的改善会有助于现阶段生产力提升的因果关系。根据这个所谓佛多恩定理(Verdoorn’s Law)，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刺激需求改善短期就业，也会增进投资信心，促进生产力，提升长期供给潜力。这一理念启迪了后来的学者发展出“预期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并提供了数据实证。

　　这些经济学的“新”观念，虽然仍有争议，但已经问鼎主流。根据这个观念，在当前经济长期低迷的形势下，加大财政扩张力度，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正是把美国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长期增长趋势所必需要做的，是让美国“再度强大”的上策。

　　除了双倍于克林顿方案的财政扩张规模，特朗普政纲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企业所得税，并把现有的所得税率从七阶累进简化为三阶累进。尤其是把企业税率从35%降低到15%，将一举摘除美国在发达工业国中企业税率最高的“帽子”，成为税率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用一次性的优惠税率(10%)鼓励美国企业将囤积海外的利润汇回国内，也有助于增拓民间投资来源，改善国际收支。大幅度减税意在激励工作和投资，这个供给学派的理念曾在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得到实践，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滞胀”困局，有效提升了生产力，开启接下来二十多年的繁荣，也造成了一大波国债的膨胀。据预计，特朗普提出的减税额规模会超过里根时期占GDP约3%的规模，将高达GDP的4%。加上特朗普打算取消简化产业规制，尤其是放宽对传统能源如煤炭和页岩油气开发的限制以及放弃美国在炭排放上作过的国际承诺，这些都会让他更容易重演“里根经济学”的增长绩效。

　　特朗普经济纲领中最令主流经济学家担忧的是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认为，只要消除美国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顺差，就可以使每年的GDP增长加快一个百分点，创造更多就业。问题在于，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在赤字财政扩张、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形下，用贸易保护来实现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只是舍本逐末，难以奏效。因为财政赤字攀升意味着国债增加、推高长期利率，必然吸引资本流入来填补国内资金缺口，使美元升值，从而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大贸易赤字，导致财政和贸易出现“双赤字”。美国的经常项目正是在八十年代初里根经济扩张时期出现庞大逆差，美国从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从供给侧来看，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实现贸易平衡，必然搞乱美国产业的国际供应链，提高其生产经营成本，即使没有招致贸易对手的报复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也会得不偿失，阻碍生产力的提升。

　　不过，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罗杰克(Dani Rodrik)最近指出的，主流经济学界并不否认多年来产业贸易全球化给美国社会财富分配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也不认为历来美国主导的自贸协定都对本国有百利而无一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全球化经济方略确有检讨修正的必要，特朗普代表了部分民意对全球化的抵制和反弹，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主流经济学界对全球化的反思。

　　总之，特朗普经济政纲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威胁断送美国的经济繁荣，而在于推进增长繁荣后会带来的长期环境成本;“特朗普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理念的差异，不在于要不要搞赤字财政扩张和调整外经贸关系，而在于如何实现贸易再平衡、避免贸易保护之害。作为一位注重实效的精明富商，特朗普能觉察到这些并做出明智的权衡抉择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省略部分引文出处)

来源时间：2016/12/7   发布时间：2016/12/7

旧文章ID：11918

作者：陆克文  来源：环球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12月1日文章，原题：面对世界秩序变化，中国极其务实的反应

　　如今，中国政策分析人士竭力想弄清中美关系的今后走向。广泛地讲，目前的看法存在三个互有重叠的派别。中国对美国当选总统作何反应，将受到占据上风的那一派的影响。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中国的反应都将是极其务实的。

　　第一派或许可称为“不稳定”派。中国对待国际政策相当保守。它不喜欢不可预知性，而美国新总统上台在战略上带来大大的不可预知性。

　　第二派是乐观派，原因有几个。其拥护者认为美国选举“混乱”向中国国内民众证明了西方自由民主行不通。他们还认为美国当选总统是一名生意型政治人物，不受美国外交、情报和人权传统的羁绊。因此，在他们看来，与他更可能达成交易。

　　当选总统的反穆斯林言论有可能削弱美国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战略利益。而中国正在那里扩大其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已大有斩获。在更广的地区，当选总统选前对与韩国和日本同盟关系的表态模棱两可，因而中国邻国更有可能开始顺应北京的利益。

　　第三派是悲观者。在这一派看来，美国当选总统已经视中国而非俄罗斯，为唯一能威胁美国权力的国家。他们认为当选总统的扩大美军——尤其是海军——计划是直接针对中国的。

　　悲观者注意到，中国经济“威胁”是当选总统竞选时解释为何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倒退、为何美国产业关停迁移海外时所要传递的中心看法。他们正确地判断出当选总统是一名本能的保护主义者。他说要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以及决定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可能并非戏言。

　　上述分析哪些会在北京占据上风?事实是，目前球在美国当选总统一边。美国已成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战略变数”。当选总统与中国领导人越早举行工作性峰会越好。这或许足以产生使两国关系运转的互相尊重。(作者陆克文为澳大利亚前总理，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6/12/3   发布时间：2016/12/3

旧文章ID：11910

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环球时报

　　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五通电话，喜欢在网上发言的特朗普随后发推文说：“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当选，谢谢你!”之后他又发了一条推文：“美国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我却不应该接个恭贺电话，真有趣。”

　　由于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没有与台湾领导人公开通过电话，加上特朗普称蔡英文为“台湾总统”，台湾绿营如获至宝，一片欢呼。

　　在特朗普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但还未正式就任的这个窗口期，台湾搞出一个动作，特朗普接了，打出一个擦边球。目前看，事情就是这样。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中美关系获得全面发展、中美贸易成为世界第一大双边贸易的基石。民进党一定很希望美国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这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

　　“一个中国”政策早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通行原则，它是塑造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性规则之一。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上，都不存在打破“一个中国”原则的真实动力，也没有可以有效推行相反政策、确保它能为推行者带来正面收益的力量。对这一点，全世界都很清楚，台湾当局也心知肚明。迄今围绕打破“一个中国”的各种动作都是一些边缘游戏，服务于一时的短线利益。

　　特朗普不熟悉外交，又在竞选期间有“不按规矩出牌”的名声，上任以前的这段窗口期为他提供了相对模糊的空间，他以这种方式接蔡英文电话大概有试探中国反应的意思，为他正式上台后如何同中国打交道，获取更多利益探路。

　　中美关系是这几十年来两国全社会参与、不断积累而成的，它与两国的利益形成深度关系，因而拥有了强大的自我惯性，也对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激烈冲突形成强大约束。如果特朗普要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就要毁掉中美关系，那就是要把中美利益格局和现有国际秩序都掀翻了进行重置的大动作。为此特朗普恐怕要用他的整个任期“专门干这些事”，他很难再有精力干别的。我们相信这些不是精明的特朗普想要做的。

　　对不切实际幻想更着迷的应当是台湾的民进党。蔡当局的格局太小了，台湾绿营这些年几乎生活在华盛顿的措辞、腔调及眼神中，如果说正常的得失以米为单位，民进党能为得一厘米甚至一微米而欢呼雀跃。现在蔡当局大概又要高兴了，但特朗普接了个电话不会增加“台独”成功的机会，不会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任何资源，也改变不了蔡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加剧她执政困难的趋势。

　　大陆的实力高速增长，美国已不再是台海形势的主导力量。美台关系虽然对台湾很重要，但两岸关系对台湾社会福祉具有真正的决定性意义。台湾从外部世界能够得到所谓“支持”的总和也替代不了它同大陆处理好“一个中国”共识的重要性，这已是个没有悬念的结论。

　　对蔡英文当局的任何出格之举，大陆有能力予以惩罚，而且应当毫不犹豫地使用那些能力。大陆已然牢牢掌握两岸“现状”的定义权，台当局无论做什么“打破现状”的动作，都须付出代价。

　　北京需要加强与特朗普团队的沟通，同时要做好准备，对特朗普上台之初的一些“试探动作”予以坚决回应，确保由中美双方共同塑造特朗普时期两国打交道的方式。这当中我们一定要有充足的信心：特朗普带着个人性格入主白宫，但他并没有带着额外的力量走进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大格局是这个时代的现实，我们有理由希望，通过中方的正确回应，特朗普能够逐渐了解、认识这一现实，并让自己的对华政策立于它的基础之上。

来源时间：2016/12/3   发布时间：2016/12/3

旧文章ID：1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