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鸣  来源：FT中文网

　　【编者按：本文是王一鸣《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一文的下半部分。在上半部分中，作者分析了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与国际政治观念。在下半部分中，作者将探讨中国面对特朗普应当采取什么样的选择。】

　　三、中国的选择

　　在整个大选期间，特朗普的中国概念分布在截然相反的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上，由于中国侵占了美国本土的就业市场，操控了人民币汇率，倾销了无数的中国商品，对整个美国经济是头号敌人，特朗普的表示是“他们一直在鞭打我们，我们现在要鞭打他们”。在中国人的层面上，他反复在华裔面前表示，“我爱中国人，中国人是伟大的人”。除了选票的考量以外，他口中的中国人，实际上指代的是中国商人。他极其享受中国人做他的项目融资方和房产购买者，他的公司在中国人身上大大获益，并且目前正在谋求进军中国市场。

　　在问及中美关系的问题时，基辛格提到中国政府非常惊讶于美国竟可能选出这样的总统，并且对于在何等层面上理解并应对特朗普在竞选阶段提出的中国政策毫无概念。这种担忧是极其正常的，任何熟悉于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和外交教养的国家都会对此感到无奈和失措。其实特朗普对中国政府也是不熟悉甚至有所戒备的。在竞选阶段，他在谈及普京时能够做到自信大度地畅谈开启美俄新阶段，但类似的话语他没有用到中国身上。他多次提到了“中国领导人比美国领导人聪明”，更多的时候，他表达了上台后要重新谈一谈中国这单交易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个对手在过去多年的时光里折磨了美国。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政府层面与中国打过交道，通过近期的很多报道我们才发现，他曾经因为商标注册问题起诉工商总局并败诉，而他与国电集团的合作项目由于国内反腐工作目前正处于搁置状态，这或许是他少数与对中国政府的触碰。总体而言，特朗普在待价而沽。这里，笔者无从对中美关系的新阶段作出明确预判，只能围绕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特征，对于新阶段的对美战略提供一些粗浅但不失灵活的建议：

　　1.短期策略与长期战略

　　观望时代已然结束。特朗普如今已经实现了父辈的梦想，他已经是“国王”了。现在他身承巨大的不合法性绝地逆转战胜所有人，如果前文对于他性格分析的判断没有太过离谱，我们应该可以想象目前特朗普心头的傲慢，现在他居高临下，正在等待朝拜。正如基辛格所说，“绝大部分国家因为美国大选出现了半年以上的战略等候期，并将在大选结束后疾速恶补回来”。当选后第一时间，各国纷纷表达了祝贺之意，有立即采取行动要求见面的日韩，也有态度审慎节制的法德。对于中国，特朗普在等待，也在观望。那些竞选时提出的狂妄政策在实践层面很多几乎无法操作，然而必须有一个台阶让特朗普的中国交易能够实现软着陆。那么，中国的第一反应就极端重要。

　　短期来看，中国应该主动。特朗普绝对是那种会把程序性的恭维当回事的人，他甚至有可能会按照祝贺电话拨入的顺序重新梳理心目中各国的友谊排序。中国可以在常规性动作的基础上，对于特朗普的当选给予更多积极的认可和欢迎，对中美关系的新时期提出热情的期盼和憧憬，对中美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主动沟通的姿态，让酷爱面子的特朗普感受到来自东方的真诚。根据特朗普当选后近日各项表态来看，在很多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都有明显软化。在那些和中国有关的问题真正成为两国针锋相对的矛盾之前，中国可以尝试在不触及任何实质性问题的前提下，和特朗普建立起朋友式的互动关系，不要在最开始就滑落到特朗普二元逻辑下的敌对阵营里。这种软着陆的短期策略或许需要维持到特朗普在竞选时所提出的极端政策没有过度实施的可能性，中美之间已经转入相对正常的双边关系为止。

　　长期来看，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美国权势将如特朗普所承诺的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收缩，特别是在美国与盟友之间就保护费问题进行争吵时，将不可避免地在太平洋和欧洲地区留下一定的权力真空。守望着这一时刻的包括虎视眈眈的俄罗斯，包括紧张的美国盟友国家，也包括美国国内审慎的反对势力，谁迈出第一步来抢夺利益将变得极为醒目。目前来看，特朗普上台后首要关注的重点区域是中东地带。美国主导的TPP已接近撤销，加上特朗普也没有表现出明确的针对南海问题的兴趣和意志，短期内中美两国实际上处于传统性地缘争端的缓和期。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对于美国战略调整的敏感性应该高于中国，东南亚传统盟友对于政策反映的脆弱性应该也高于中国，中国不应过于急迫寻求填补美国太平洋权势衰退后的战略真空，以防过早把美国的战略重心重新转移到东亚，为中国威胁论的复苏留下口实。长远来看，由于美国整体战略的调整收缩和特朗普个人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会有更好的战略机遇期出现，短期来看，敏于观察、勤于沟通、慎于行动或许是较为审慎、节制的政策选择。

　　2.意识形态与外交方法

　　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基辛格对于新时期中美关系的预判提出了自己的很多观点，其中他认为双方最大的问题之一可能存在于文化维度。在他看来，“美国习惯于将世界视为和平稳定的，如果有任何地区出现了问题，抓一个人或者击败一个国家，世界就可以重新回到和谐状态中去……中国人从来不会轻易相信解决问题的永恒手段，一个问题的压制会牵出其它的问题，他们更愿意观察趋势，只会相信短期看得到的部分”。从基辛格的视角不难看出，美国传统上对外部世界的判断是有善恶之分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是善，任何破坏这一状态的行为便被归结为恶。

　　前文曾经说过，特朗普对于国家道德更是有明确判断的，这种判断不同于民主党人喜欢强调的价值观，特朗普从未对人权问题体现过丝毫的兴趣，这种判断更多的基于国家荣誉。比如特朗普深爱自己的别墅，他就会自豪的称自己为帕尔姆沙滩的国王。他曾经告诉家族传记的作者，他邀请来的朋友们会“在这里吃东西，会爱上我，会舔我的屁股般的告诉我这里太恐怖了，你简直是国王”。那么现在他是美国的“国王”，他将像深爱自己一样极其珍视美国的国家荣誉，并希望这份荣誉能够得到所有国家的拥戴，将他认为的奥巴马政府时期丢失了的美国国家地位亲手赎回。然而必须看到，国家荣誉不同于价值观，国家荣誉道理上也是应该尊重的，只是表扬多少的问题。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重新与之陷入一场非你即我、非生即死的意识形态缠斗是极为不明智的。况且新时期的美国寻求尊重的对象将重点集中在相对动乱的区域，既然中国不用过多接触，也大可稍稍放淡双方交往中的意识形态色彩。

　　对中国而言，更符合目前情势的做法是通过积极有效的外交方法，为国家利益建构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新时期的对美外交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特朗普的商人属性给中国开拓了更多的外交空间。前文已经评述过，特朗普仍然习惯于将一国的整体事务视为一单交易，既然是交易，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谈的，要更习惯于把不同的议题绑在一起谈，把胡萝卜和大炮绑在一起谈，把实质性的内容和非实质性的恭维绑在一起谈。在这个过程中，要更加突出领导人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私人外交、高端外交，给特朗普本人足够的外交空间，使其在国内很可能受到限制的个人意志能够在对外事务中肆意舒展。尽管马阿拉歌别墅可能并不符合东方人的口味，但很可能常去坐坐，将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3.底线意识与原则问题

　　最后，与特朗普打交道必须时刻谨记一条底线，那就是永远不能忽视他的存在。对于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忘却他的存在将是对其自尊心和合法性的致命伤害，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在普利策奖得主迪安东尼奥的采访中，特朗普坦承“需要全世界的关注和全世界的拥抱，这才是他生命中的不竭动力”。为了说明这一点，特朗普特意描述了当起走进一个巨大的房间，看着人群簇拥自己时的感觉，“我像是一块磁铁，把周围的一切都吸引过来了”。“这会让你感到焦躁吗?”“不，不会，我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才会感到焦躁”。这不仅意味着在外交环境下，不要忽视特朗普的存在。

　　放宽这一含义，中国在多边国际问题的解决中，也要更为重视美国的作用，尽可能地把美国推向各项制度安排的前台。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习惯于而且根本上也受益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如果能够多推动特朗普的美国回到国际社会的中心舞台，督促其更多提供和平稳定国际秩序的公共物品，对中国发展的大环境而言还是有利的。个人意义上，这也是特朗普所愿意承受的。

　　同时，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带给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很有可能不是直接出现的，而是通过大环境塑造的。一方面，美国对日韩安全义务的撤退，必将带来东亚地缘战略格局的集体焦虑，伴随更多类似朝核问题、萨德问题的聒噪，中国面临着被拖入一场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商贸领域一定会出现复杂的缠斗，而全球经贸环境可能由于特朗普的搅局进一步失去动力，中国目前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不利的市场环境将给中国带来进一步的损害。今时今日，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等原则性问题上，中国不应退却。

　　按照一些专家的分析，自恋型人格的内心深处往往是怯懦的，会有典型的吃软怕硬的性格特征。迪安东尼奥通过对特朗普的观察就曾发现，对于那些曾经当众丢脸的人，特朗普似乎记得特别清楚，并且在谈起这些人时，他的话语间找不到丝毫的同情，在他看来，这些人不可原谅。而当你的对手足够强势，特朗普往往体现出惺惺相惜之感，反而寻求建立较好的合作关系，他对于普京和基辛格的态度都体现出这一点。也只有在不卑不亢的节奏下，才能有效驯服特朗普对二战结束以来几代人构建的制度、规范和历史的不敬。

　　大选投票日当天，著名的民调机构538网站进行了开票直播，威斯康星州结果出来后，网站插播了一句时评，“英国脱欧的时候，有一种观点呈现出来——我们在这场大选中发现了很多陌生人，或许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陌生人”。希拉里的竞选失败深刻地表明，遵守隶属于旧时代的政治逻辑、外交信条和文化教养，很可能与这个世界的真实渐行渐远。或许毫不夸张的说，只有理解了特朗普才能理解当代美国，并进而理解新时期的中美关系，理解这个世界的下一页。

　　对于今天的国际社会而言，特朗普可能是那个陌生人;同样，陌生人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人们习惯于旧有的生活映像，拥戴既有的一切，对于陌生人的闯入充满恐惧，对于可能的周遭变化充满不适。然而现在一切已经发生，留给我们的，只能是忘掉知性的懒惰，忘掉心头的恐惧，带上勇气前行。

　　历史学家们总是喜欢准确的寻找那些改变世界命运的历史节点。在美国风雨如晦的20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从一部纪录片里看到白宫门口为越战请愿的学生们，口中高唱的歌曲从Solitary For Ever忽而转为Yellow Submarine。在他看来，行动的政治左派就此转为旁观的文化左派，美国一代青年从此步入虚无主义。

　　若干年后，或许应该这样表达。当希拉里在威斯康星州结果公布后拨通了特朗普的电话，将其曾经毕生竞逐且深刻眷恋的整个帝国的荣光永远交付，我们见证了这个世纪是如何迈向了陌生的时代。

　　(注：作者王一鸣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发表时略去原文注释若干。)

来源时间：2016/12/2   发布时间：2016/12/2

旧文章ID：11905

作者：丁学良  来源：FT中文网

　　在笔者于今年6月12日为FT中文网所写的评论《中国对美国孤立主义的爱和恨》里，曾经假设万一(注：第一个“万一”)特朗普被选上美国总统以后，他在竞选期间大声宣示的那些外交政策创意，万一(第二个“万一”)大部分被他的当局真动手做起来，不论最终做得如何和得分高低，将会造成怎样的地覆天翻的后果。而在这场搅动全球战略态势的大乱局中，北京拟定的“中国梦”里面那些有关中国国际地位突飞猛进的美好设想，便会获得意外成功的新机会。

　　特朗普已经为“中国梦”增添了机会

　　到今天为止，上述的第一个“万一”已经变成事实了，第二个“万一”至少也有一项水落石出：特朗普宣布他一进白宫办公室上班，第一件大事就是退出美国此前率先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美国大力拉进这个国际贸易新框架的亚太国家，现在都被特朗普的宣示搞得心神不定，叫苦不迭，这从与中国政府有着特殊关系的新加坡政府高层的言论里看得非常真切。该国总理李显龙今年8月访问华盛顿时就已经忧心忡忡此事要搞砸，直率警告：参与TPP的每一个成员国均克服了本国一些政治反对和敏感舆论，付出了一些政治代价才能达成初步协议。“假若最后新娘没有来到(婚礼)礼台，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到非常受伤害。”绝大多数客观的分析都认为，中国将从特朗普的这一决定中获益最多(BBC中国总编辑凯瑞：《分析：美国退出TPP对中国是绝好消息》，2016年11月22日)。中国成为亚太区域贸易规则编制和落实进程中的头号大玩家的前景，眼下看起来是十之八九的几率了。这可是“中国梦”里的一大元素，不能小视。

　　那么，特朗普很快还会在“万一”的单子里再挑出哪一项，着手做起来呢?全世界都在睁大眼睛看，北京的眼睛睁得特别大。可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很不靠谱，他竞选期间即便私下里拟定了一个“谱”，与他在公开场合下大声嚷嚷的不一样，他当上了总统以后也未必会照谱行事——他自己承认在他领导下“美国对外政策将会不可预测”(US foreign policy will be unpredictable)。就那些与中国直接有关、或至少很大程度上相关的问题上，我们也得要有第三个“万一”的考虑——万一他动手做他本人竞选期间既没有说过的、此前好几届美国总统都不愿意做的那类事情，那又会怎样?

　　笔者这么说，并非完全出自学术玄思的职业偏好，而是被几分现实事态的苗头刺激和提醒着，才试图朝这一方向作些开放性设想。这类苗头包括来自俄罗斯的报道：特朗普当选后和普京通了一番电话，谈得甚为热切。这两“普”以前就惺惺相惜，互相说过对方的大好话。据报道，两“普”友好通话之后，马上就有新状况浮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一笔大军火交易的进程中。本来答应要在2016年年底交给中方的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变得又不确定了。俄方表示，暂缓签署对中国出售整批苏-35战斗机的协议，目前俄罗斯只是在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先进武器。对是否一定出售这档高性能的成批战机(它们会在中国与美日等国的较量中发挥关键作用)，俄罗斯似有反悔(据RFA、《美国之音》驻俄记者白桦等的报道，2016年11月21-23日)。也许这只是俄方漫天要价的一招，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做法。

　　新手“点穴”拼的是胆大而不是心细

　　稍许接近操作阶段的，是特朗普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会见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位高龄僧人已经把希望尽早见面的话说得很热切很正式，如果特朗普不久会见他，并明显突破奥巴马任期内四次会见达赖喇嘛的规格，中国政府的反应会怎么样?这完全有可能变成特朗普点击中国的一个敏感“穴位”(Terrence Edwards, “Dalai Lama says will visit Trump in move bound to anger China”, Rueters, 23 November 2016)。令中国稍感欣慰的是，特朗普本人及其高级助手们对穆斯林团体很不友好，目前还看不出他会跟流亡在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原籍新疆的热比娅圈子将有正式的交往，否则这就会变成另一个新“穴位”。

　　特朗普对美中关系所知甚少，美国政界、外交界、学术界都为此担心不已。中国人常说“艺高胆大”，其实更常有的倒是“艺高胆不大”，因为你若是太明白水的深浅，就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特朗普在处理外交事务上艺不高胆子特大，自信度比谁都高。倘若共和党内的强硬派人士把以前多年里曾向美国政府提倡过、但都没有被采纳的对华政策建议，重新加料涂色包装一番提供给他，说这些才是对付中国的费力费财不多、却具有四两拨千斤效果的灵巧方法，也就是华文评论界常说的“点穴战法”秒招，他会不动心去试试吗?

　　首要的两个“穴位”

　　特朗普要真动手点中国的“穴位”，会把指头点到何处?根据笔者过去多年里的阅读研习，能够立马想到的头两个穴位，都属于台湾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有数量不少的美国智库、退职的文武官员、大学教授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对台湾提出的武器装备更新需要作出更积极的回应，大力提升台湾防务的硬件，加强美军和台湾军队之间的软件协作，比如3C(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command)。这样反倒会降低台湾海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因为越是两岸之间的军力对比不利于台湾一方，越是会诱发中国大陆动武迫统，那反而会把美国拖进热战之火中。此一“点穴”建议对特朗普这个商人出身的总统来说，还有一个添加的说服力：增加美国的出口收入，有利于他在全美国大搞基建的宏图。

　　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个穴位，是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外加其它政治团体的另一组建议，就是在政治和象征意义层面提升美国政府和台湾官方交往的级别。他们论证的理由是：美国不必事事过于在乎中国官方的外交言辞大炮，毛泽东当年就曾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顾问基辛格说过，中国激烈的公开反美言论和宣传不必当真，“我们是放空炮”。毛的这个实事求是的表白至今仍然符合美中交往的现状。美国在过去许多年里对台湾太贬低了，让台湾政府高层受屈辱待遇，绿营、蓝营都感叹不公道。他们认为，现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允许美国更高级别(先让正部级的)现任官员访问台湾;允许台湾最高领导人访问别国的途中，路经美国首都;允许台湾政府官员进入美国国务院等内阁部门处理公务;邀请台湾高级官员出席美国政府的相关重要会议或大型仪式;直至提升美国官方驻台湾机构的级别。这样也在世人眼里，表彰了台湾民主化进步的成就，让台湾朝野上下更有自信心，抵抗中国大陆的种种打压。蔡英文团队每天都在这么期待着：请看台湾刚刚重开的外交“被打压”网站。

　　若“乱点”几次到位，就成了新正统

　　笔者在本文标题里使用“乱点”的说法，并非全出于贬义，刻意挖苦特朗普，而是考虑到这位年纪已经70、却心态一点也不老的新科政客的一贯行事风格。他完全凭着一路“乱来”，才成功冲上美国总统的宝座。这种“老子偏偏不信正”，即不相信正统思路和正规做法而取胜的造反豪情，一时还会在他及家人(他最亲密的助手)的身上汹涌澎湃一阵子，有革命成功的余热。

　　他在针对中国的几个问题上“乱点穴位”，也许在他心里恰恰是高手出招、偏锋击敌，能够获取出其不意的博弈效果。因为20多年来，美国国内一直有利益集团加上民间群体，抱怨美国政府在对华交往中一厢情愿、吃亏太多，又老不幡然改正(James Mann, “America’s Dangerous ‘China Fantasy’”, The New York Times, 27 October 2016)。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的大声嚷嚷，为他的成功当选得分颇多。为着在他最在意的实质问题上(如双边贸易持续不利于美国)压中国多作出让步，他的“乱点穴位”是乱中有道。若几次点到位，也就成为新正统。

　　笔者坦承，特朗普点什么穴位是说不准的，他多半会乱点几次，则是比较靠谱的一件事。还有几个可能的敏感穴位，下次再讨论。

来源时间：2016/12/1   发布时间：2016/12/1

旧文章ID：11906

作者：王一鸣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大西洋月刊》希望得到亨利·基辛格对特朗普是否适合做总统的看法。这名国务家的回复非常简单，他说“我们得搁下这个问题了，他已经是经过民主选举的总统了”。他又说，“没有人能够预见他的对外事务，所有国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学习(特朗普)。事实上，更为准确的说，是疯狂的学习”。

　　以下是我的学习报告。谨以标题向那份塑造了半个世纪国际政治基本风貌的电报致敬，向一种远为深刻的人格分析方法致敬，向过往历史中无数次渗透给我们的古老教养致敬。

　　一、特朗普与自恋型人格

　　在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里，通过雅典人的演说，帝国的根本欲望被描绘为来自利得、恐惧和荣誉。两千年后，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三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里重复了这一古老训诫。在他看来，人类进步的恒久动力也来自于此。而对于荣誉，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自己的估价和自己对自己的估价相同。每当他遇到轻视或估价过低的迹象时，自然就会敢于力图尽自己的胆量加害于人，强使轻视者作更高的估价，并且以诛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方面得到同样的结果。”

　　霍布斯笔下的荣誉，是很多伟大国务家毕生从事权势竞逐的核心理据，伯里克利会以之为名，向阵亡将士发布葬礼演说，拿破仑甘愿以永恒的战争为之献祭。然而对荣誉的爱慕，往往是与利益的诱惑和对安全困境的恐惧同时存在的，如果后二者没那么突出，如果贪恋名望成为个体合法性的全部来源，往往容易带来个体欲望凌驾于政体利益之上的灾难。

　　当代美国对于这样的映像并不陌生。冷战时期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确保相互凌辱这件事上从来都是寸土不让，从越南战争、克林顿的全球维和行动到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无数次领导人的个体意志先行于战争的应有裂痕。立于山颠之城，拥有一定程度的个体英雄主义甚至自恋，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在肯尼迪眼里，除了麦乔治·邦迪，所有人看起来都像是傻瓜;约翰逊总是格外注意保管个人物品，哪怕只是一张废纸屑，在他离任后，约翰逊总统图书馆不费吹灰之力顺利建成;而克林顿和奥巴马则永远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整个任期几乎没有与任何国家的政要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

　　然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不会有任何一位总统能够呈现出特朗普这样的个人风貌。除了竞选时的帽子和离任时的图书馆，不会有人在任何物体表面频繁刻下自己金色的名字;不会有人在竞选时告诉选民，我们需要一位写过一本名为《做交易的艺术》的书的人来担任总统;即便在离任后，也不会有人敢于说自己就是成功的，而特朗普在竞选之前，就已经将这一点视为上帝的意志。

　　的确，如果按照霍布斯的释义，利益和恐惧很难成为特朗普前行的动能。对于一名个人资产超过历史上所有总统之和的成功人士而言，“金钱很难再带给我刺激，除非它能继续给我加分”。他所指的加分是人生意义上的，或许可以暂且简单而粗略地理解为——更高一级的个体追求。这种追求与霍布斯描绘的荣誉很像，正如他的著作所提到的，“当人们看错你时，要继续跟着这些家伙(证明自己)。当他们看到你跟上来时，这种感觉很好，我甚至会觉得更爽”。这种追求驱动着特朗普的整个人生，从一名优秀的学生到出色的华尔街精英、再到1987年接受采访时所首次暗示的，“总统是我喜欢的猎物”。

　　追求荣誉自然是一种伟大的抱负，然而特朗普似乎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去年宣布竞选时，“清晰政治”网站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提到，“从临床上看，自恋狂一般自命不凡、极度自满、嗜好吹牛、对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人肆意侮辱、不给别人说话机会、认为自己拥有特权、一旦觉得没有享受到这个特权就大发雷霆。综合特朗普在竞选初期的表现，几乎和这些特征一一对号入座”。而后，一些精神分析领域的专家提出假设，他们通过对特朗普的观察，认为他患有典型性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在责任心、外倾性、宜人性、稳定性和开放性五个方面的行为特征都处于极端位置。碍于医学界的“金水法则”(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医务人员的检查，禁止对公众人物的患病情况发表评论)，这一说法只能停留在未经验证的经验判断上。在被确立为共和党候选人后，这种猜测越来越多，特朗普的很多做法让人们想起了杰克逊总统曾经给美国政治带来的无序，人们也开始担忧核密码掌握在一个情绪极其不稳定的人的手中是否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而后不久，2.5万人在change.org请愿网上联名要求对这位总统候选人进行心理健康测试。

　　这些担忧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即便是在字面意义上，人们也倾向于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就是特朗普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在《做生意的艺术》书中，通篇充满了“我”、“特朗普”、“我们”这样的字眼，这绝对不是一本简单的成功学著作，而是一本建立在第一人称视角下具有极强的压迫性说教的书籍。《自恋和精神失常的领袖》一书的作者瓦克宁通过对特朗普600小时讲话视频的研究发现，在单位时间内，他的第一人称单词频率远远高于其它历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眼里从来没有其他人，即便就站在眼前，他也可以完全无视。在胜选后发表演说时，特朗普感谢了十余名他觉得为竞选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每点到一个人名，紧站在他身旁的副总统彭斯就会附和着鼓掌，然而一直未轮到他自己。直至整个演说结束，特朗普回身准备下台之时看到了彭斯，匆匆说了句，“也感谢彭斯”，而后转身离去。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行为实在粗鲁，那么当初介绍彭斯担任竞选伙伴的提名演讲简直堪称灾难。那场演讲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展开的——

　　“彭斯……我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看法是对的……彭斯……希拉里是个奸诈的骗子……彭斯……我在脱欧问题上的看法是对的……彭斯……希拉里满嘴谎言……我们会让煤炭业重新发展起来……基督徒喜欢我……彭斯……我讲话是有统计依据的……彭斯长得不错……我在华盛顿的酒店真的越来越棒……彭斯”。

　　用纽约时报的评论来说，“特朗普跑题大放厥词的时间是他介绍彭斯的时间的两倍都不止。甚至连彭斯恭维他的时候，他都拒绝留在台上，用赞赏的眼光专注地看着对方。那场面就像是看一个新郎在新娘上场时对婚礼丧失了兴趣。”

　　这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在特朗普的身体内是通透的，不区分对象的。《大西洋月刊》在另一篇有关特朗普性格分析的文章里提到了1999年特朗普在父亲葬礼上的致辞，他在开头提到，“这是父亲人生最为艰辛的一天”，而后便立即转向自己，“然而他最为伟大的成就就是养育了一个颇负名望的亿万富翁儿子”。特朗普家族的传记作家布莱尔记得，第一人称的单词随后干脆驱散了所有的第三人称，父亲不再被提及。当所有人都在追忆的时候，特朗普一个人对于父亲的伟大遗产(他自己)夸夸其谈。

　　尽管看起来滑稽，但这些毕竟还都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呈现正面状态的时候。作为一种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自然也会拥有典型性的负面问题，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对于外部环境过于敏感，自尊心极其脆弱，自我保护意识极强。

　　特朗普没有足够的朋友，这一点在整个竞选过程中都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当克林顿夫妇在最后几天内与奥巴马夫妇、拜登夫妇和各路明星欢聚之时，特朗普身边没有布什家族，没有罗姆尼、麦凯恩、保罗·瑞恩，只有家人。特朗普的内心是在意的，他抵抗孤独的办法是孔乙己式的激烈反抗，他无数次地在自己的演讲中跑题式的列举好友名单，一个一个点出名字。在竞选的最后一天，他提到有200名军官支持他，还提到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比尔·比利切克和汤姆·布雷迪在投票后专门给他写了赞扬信。遗憾的是，民主党阵营随后采访了布雷迪，后者迷惑地表示，还没有去投票，狠狠挫伤了特朗普的自尊心。

　　“偷税门”也是如此，类似的抨击在历届总统竞选中常常会出现，特朗普一向乐于公开炫耀自己的公司和资产，按理说应该不会惧于公开任何信息。一种比较主流的分析认为，由于在竞选初期曾经宣扬过自己的身价为100亿，而很多金融分析机构早就指出其身价不过30亿左右，特朗普担心公开公司报税信息后丢掉面子。单从性格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的确可能成为特朗普的隐忧与痛苦，特朗普也是会为了掩盖这一点而付出一定的舆论代价的。

　　自恋心理的终极合法性在于自身的完美受到认可，而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终极梦魇就在于这种亟需的认可没有得到应有的爱抚。特朗普很敏感于身上不够完美的地方，他的管家就曾记得他由于身材较胖几乎从未在家中的池塘边穿过泳裤;他的首任妻子伊万娜曾经由于在滑雪时嗖的从身边越过，惹得特朗普直接大怒，脱掉滑雪板并步行下山休息。一个更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980年《名利场》的编辑卡特曾经嘲笑过特朗普是一个“短手指的俗人”，25年后，他仍然会在邮箱中收到特朗普寄来的照片——手握着金色的Sharpie笔，以显示他拥有正常尺寸的手指。三分之一个世纪后，马克·鲁比奥在竞选又捡起了这个话题嘲笑特朗普，后者再次勃然大怒，并且以更其下流的词汇予以了回应。

　　通过竞选总统，特朗普如愿为人们所关注，他的很多观点、语汇、手势、习惯为人们所熟知，草根阶层把他视为强权者、反抗者、救世主，精英阶层甚至把他视为法西斯式的灾难，所有这些标签充斥了人们的观感和认知，在极大满足、反复撩拨特朗普虚荣心的同时，也集体构筑了各式各样不够准确乃至虚假的特朗普镜像。其实，自恋无法等同于强硬、独立、反抗或者革命。自恋的终极价值只有一个，就是自恋本身，其它所有的价值意象不过是围绕着为它服务的，不过是因由这些意象可以更有利于实现自我倾慕。反过来，一旦有所需求，没有任何标签是不可抛弃的，这或许也将解释特朗普将如何逾越竞选承诺和执政实际之间的巨大鸿沟，关键时刻下，现实政治仍然是第一位的。

　　然而自恋型人格这一基本经验判断是没错的，这一特朗普人之为人的终极合法性来源是不会被丢弃的。当我们沿着这次竞选阅读他的传记，观看他在早年接受采访的很多片断，我们惊奇地发现，特朗普的很多言论不是竞选对抗的应激性产物，也绝非幕僚团队制定的政治正确逻辑，而是他人生实实在在的积淀，是他实实在在的人性风貌。这种风貌促成了他的成功，也因由这份成功所反向塑造，并最终推动他从Trump Tower的电梯走下来宣布竞选。对于特朗普而言，竞选能够带来一个更广的舞台、更多的观众、更大的荣誉，甚或远远高于荣誉的个人满足感、宣泄话语霸权的沉醉感、挥洒个体意志的权力感。而这些，是其行为的全部根源。

　　二、特朗普的国际政治观念

　　战争结束后，乔治·凯南写下那份著名的八千字长电报——“苏联行为的根源”，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苏联民族性格的深刻揭示，为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对苏战略提供路向选择。在特朗普的人格风貌已经如此具有辨识性，甚至成为其行动的主要驱动逻辑的情况下，同样的研究方法是可以被再次尝试的。

　　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基辛格认为，特朗普除了表示将亲自搞定与中国和俄罗斯的两笔交易(特朗普所言的交易是指与这两国的对外关系处理)以外，几乎没有提及有关国际秩序、国家利益的任何界定。而冷战以来，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已经习惯于按照乔治·凯南等几代战略学家们创建的轻重缓急次序，进行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全球性-区域性的划分，从“新面貌”、“灵活反应”、“缓和”到“世界警察”，每届政府对于国际政治的情势判断多有不同，但整体的逻辑和范式是一致的。希拉里在竞选中所提出的对外战略是传统主义的，某种程度上比奥巴马还要传统，带有明显的冷战意象。这严重脱离了当代选民的欲求，被特朗普粗糙地打着孤立主义的旗号夺走了胜利。然而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特朗普的这份孤立主义，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单词甚至根本无法描述国际政治各个维度的复杂意象。我们将要做的，是试图沿着其人格分析的框架，尽量延展其有可能产生的国际政治观念判断。这样的方法或许没有充足的理据，但是可以提供一种经验分析的视角，而在此刻，这种基础性的冒险是绝对必要的。

　　1.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特朗普生长于一个威权式的家庭，父亲弗雷德·特朗普是在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区靠自力更生发家致富的地产商。特朗普在幼年成长中一直被冠以“有钱仔”的名号，尽管他做了很多努力，仍然很难融入身边阶级属性不同的伙伴。特朗普为了证明自己，只能刻苦的学习，并保持一直成为最优秀的学生，而其代价就是愈发的孤立并惯于自我欣赏。在帮父亲做监工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一起巡查自己的社区，他渐渐发现每次父亲敲完门后都会悄悄站在门楣以外的部分，父亲告诉他这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由于不信任直接开枪。这段经历对于特朗普的成长十分重要，让他发现了这个世界不可信任的最初原罪。在他看来，今天的华尔街就是那扇虚掩的罪恶之门，枪口就在门后，他就站在门楣之外。

　　按照马斯诺的需求理论，绝对安全永远居于个体和国家利益的顶端。自恋型人格的内心是足够敏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带来巨大的情感暗涌，而避免这一忧虑的唯一办法就是追逐绝对安全。刻苦学习可以获得绝对安全，把所有人拦在门外也是一种绝对安全。特朗普的那些要在美墨边界修建长城，抵制穆斯林入境的主张听起来荒谬，更像是为了在人数众多的选举政治中凸显而出，然而这是他从小与少数族裔绝缘的生存环境塑造的，也是他寻求绝对安全的一种避险方式。在特朗普看来，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真正驱散美国本土四处杂生的社会问题，确保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

　　另外一个层面的绝对主义反映在其对于国家道德的判断上。瓦克宁教授通过对特朗普愿意给人起外号的特征分析，认为特朗普拥有主动寻求敌人的天然嗜好。只有通过确立攻击对象，并且将其彻底击倒才能凸显出自身的合法性，“与人斗，其乐无穷”已经内化为特朗普重要的性格特质。在他看来，特朗普的世界是黑白映像的二元对立——“如果你不是100%顺服于我，你将110%的成为我的敌人”。这个世界是有好人和坏人之分的，来自新泽西州的克里斯蒂就是好人，希拉里就是坏人。对于好人他会在每一场演讲中不惜花费时间专门提到他的名字，并且加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好的人”这样的评语。而对于坏人，他将附以毕生的憎恨，不惜用最恶毒的言语展开持续的攻击。记者科潘斯因为曾在一篇稿件中认为特朗普深爱的马阿拉歌别墅有点儿过时，特朗普就愤怒到每天都要发好几条推文予以报复，说他是“不诚实的懒虫”和“真正的垃圾，没有信誉可言”。这样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两年，甚至让科潘斯觉得自己已经跻身特朗普最为深恶痛绝的前10万人之列。

　　经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而非国家道德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如果对于个体道德的爱憎分明转移到对于国家道德的判断上来，则极为容易出现国家道德僭越国家利益的现象，回到威尔逊主义的老路上。从目前的观察来看，特朗普笃信绝对主义而非相对主义的解决方案，就他已经明确表态的对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的憎恨来看，是包含着强烈的善恶判断的。我们有理由期待，在特朗普的任期会重新出现小布什政府提出的“邪恶轴心”这样的名词。

　　2.现实主义与强人政治

　　特朗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一点毋需置疑。制度和规范在他眼中不值一文。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所言，“特朗普从未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规则体现出哪怕最为起码的尊重”。从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来看，特朗普对权力的理解更像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界定的一种被称为“上帝光环”(God-Like)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站在更高位置拥有操控能力的个体满足感。特朗普的父亲从小就希望他在市场中成为一名具有攻击性的“杀手”和“国王”，他选择的方法是把特朗普送进军校，而那是一个在特朗普的回忆中“非常强势、非常粗鲁的地方，到处都是能把你打出屎的警官”，这段经历彻彻底底教会了特朗普什么叫做强权。拥有权力，可以不被欺辱;拥有权力，可以“把ISIS打出屎来”;拥有权力，就可以给那些美国的敌人用上最为严酷的刑罚，让他们知道，特朗普就是上帝。

　　基于同样的逻辑，特朗普倾慕于强人政治，陶醉于强人之间分享如何把玩权力、操控政治的快感。所有人都能感到，特朗普与普京之间存在着一种莫可名状的默契和欣赏，这种强人之间的或明或暗的互动必将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量，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制定。反而观之，由于其一贯的歧视女性的立场，默克尔、特蕾莎·梅现在应该深陷苦恼，她们将发现很难再去全然仰赖大洋彼岸的自由精神，身处特朗普和普京两个“直男癌”之间让她们深感不适，这一点从默克尔的祝贺电报里就能够发现。同时，更为明显的是，特朗普将必然反感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束缚，他笃信赤裸裸的权势力量，在《做交易的艺术》一书中，特朗普指出他成功的核心要义在于“要把目标定的非常高，然后不断地压迫、压迫、再压迫，确保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他看来，权势可以改变一切，包括制度和规则，他要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而很多与他合作过的商人都记得，特朗普酷爱起诉别人。

　　在《大西洋月刊》看来，由于特朗普在两院和联邦法院的反对力量将极其警惕，特朗普政府将很有可能重走尼克松政府的路线，对外事务强硬、务实，内部事务对选民蒙蔽、狡猾，充斥着马基雅维利式的功利。这一点有来自“政治真相”网站的数据作为支撑，尽管特朗普一直攻击希拉里是个骗子，然而通过对竞选阶段特朗普演讲信息的甄别，该网站发现，其中“有2%的内容是真实的，7%的内容绝大部分真实，15%的内容仅有一半真实，15%的内容绝大部分虚构，42%的内容是虚构的，18%的内容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3.孤立主义与商业精神

　　特朗普从未有过任何领域的执政经验，他本质上是一名商人，他几乎天性地会关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和资本回报率。在特朗普看来，新保守主义以来复杂不堪的全球干涉格局已经使美国不堪重负，整个国家的负债表在全世界范围内伤痕累累，一名商人下意识的反应或许就应该是放弃那些不应有的负债项目，为国家的全球义务瘦身，这与孤立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

　　如果再把资本回报率的概念映射到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其所指代的应该是如何带来更好的霸权收益。在特朗普看来，对于那些已经产生依赖的“顺风车”国家，享受帝国的佑蔽是必须交出保护费的。这一体系是否应该继续维护，深深的取决于体系的历史成本、维护费用和收益。特朗普把签订一份好的合同当成是十分重要的商业原则，认为NAFTA和TPP都是非常糟糕的协定，因此不惜违背契约精神，也一定要重来。

　　然而彻彻底底的孤立主义或许并非特朗普的本意，他只是想通过孤立的威胁去惩罚那些在过去依附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却不支付费用的国家，一旦建立了平等的买卖关系，美国还是会愿意继续提供公共物品，这还是一桩好的交易。而对特朗普而言，他的兴趣终究会回到对外事务上的。

　　强烈的外交动能是特朗普政府的必然表现。这是真正的他所觊觎的舞台，一个可以在各国政要面前施展个人威望、宣泄话语霸权的舞台，这应该是最能治愈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地方。特朗普是那样的充满无穷无尽的身体能量和展示自己的强烈欲望，他曾经说过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清醒地想事情，人们经常惊讶的发现他的整个下半夜一直在发出推文。国内来自政党和利益集团的阻力往往束缚过多，惟有在国际舞台上，才拥有相对宽松的自由度，才可以肆意把玩外交赋予领导人的独有权力，以高压的权势逼迫那些他认定的敌人向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致敬。

　　4.可信性与合法性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国家荣誉。如果说特朗普上台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认为奥巴马使美国衰落下去了，而他要挽回这份国家荣誉，“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特朗普无疑是爱国的，这与其深爱自己的逻辑毫无二致。可以想象，在其任期内，美国例外主义会进一步扩张，他会视国家的面子为特朗普自己的面子，并竭尽所能予以维护。

　　人们倾向于从特朗普反复多变的性格担心他治下的美国是否还会拥有冷战以来赖以维系其权势的重要财富——可信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正如上文所提及的，特朗普黑白分明，他划定的己方阵营就是己方阵营。铁杆兄弟克里斯蒂在竞选阶段出了很多乱子，特朗普从来都没有把他丢弃;竞选经理莱万多夫斯基被媒体哄吵殴打女记者，特朗普第一时间出来为其站台。我们几乎一定看到这样的时候，他在普京面前喋喋不休，“我在拉美有很多盟友，在亚洲有很多盟友，中国最近与我的关系不错”。特朗普是会愿意维护美国的可信性的，因为信任的对象是特朗普，他不会容忍任何盟友国家对自己流露出失望的态度。

　　最后，让人们最为担心的是，特朗普对于政绩合法性的疯狂追逐。不难想象，特朗普如此重视美国的国家形象，会像每天必须亲自梳头一样亲自打理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很多面子工程，几乎一定会饶有兴致地每天观察美国国家股票的涨跌。一旦国际社会看低美国，特朗普必将动用权势和外交能量竭力为美国的国际地位护盘。

　　这中间最大的危险在于，自恋型人格有一个死循环的逻辑，就是要无限制地证明自己是对的。正如一位医生所指出的，“患者对于事实本身根本不甚在乎，如果有人提出质疑，会充满能量的做出更大的动作向你证明”。这一点在特朗普的身上十分明显，他在整个竞选阶段接连换了两位竞选经理，几乎每一位离开的人都是因为无法说服他不要大放厥词，而特朗普总是会再下一次演讲中把话说到更糟，拼命证明自己不会因之遭到惩罚。现在看来特朗普赢了，他一定为自己的极端表现开心不已，并认定这种游戏逻辑是正确的。而如果他把这份开心和自信带入到新的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必将引发无数场博弈论中常常提到的“针尖对麦芒”、“胆小鬼游戏”式的循环困境，给国际社会带来极大的紧张和彻底的失序。

　　通过对小布什伊拉克战争的考察，很多分析人士指出，为自己父亲的伊拉克政策进行辩护的心理，是小布什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在《大西洋月刊》看来，特朗普与小布什一样，一直在用毕生的气力寻找名垂青史的功绩，一旦有机会，是一定会做些什么事情来实现这一梦想的，即便甘冒巨大的风险也不为过。因为这将建立个人意义上巨大的“情感回报”(Emotional Payoff)，极大地抚慰其自恋的心理，使其深深满足于其中，并在历史中永远留下自己的合法性。

　　(注：作者王一鸣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这是本文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将探讨面对特朗普，中国的选择。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发表时略去原文注释若干。)

来源时间：2016/12/1   发布时间：2016/11/30

旧文章ID：11902

作者：沈建光  来源：FT中文网

　　今年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尤以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为甚。恰巧两轮黑天鹅事件发生时，笔者均在当地路演，见证了历史时刻，也与当地投资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发现了一些不同的视角。特别是对待特朗普胜选后对华政策态度方面，笔者发现，海内外投资者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

　　国内目前解读乐观者居多，认为特朗普不会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争，原因在于：

　　一是尽管其在竞选之初特朗普曾抨击人民币汇率操纵并威胁增加中国进口关税45%，但一般预期这只是竞选时为获得选民的表态，胜选后并不一定会付诸行动，以往总统的竞选也均有上述戏码;

　　二是人民币当前本身有贬值压力而非升值压力，美国指控人民币汇率操纵的基础不被经济学理论认可，进而加收进口关税理由不充分;

　　三是对中国挑起贸易战争，势必会引起中国的反击，对美国也极为不利，毕竟，中美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权衡利弊之下，美国也不会轻易采取行动，只是说说而已。

　　笔者认同上述逻辑的合理性。但与美国投资者交流下来，却发现大部分人并没有如此乐观，反而警示中美贸易战并非不可能，特朗普冲击难以预见。原因在于：

　　第一，尽管从经济上未必支持对华贸易战，但特朗普胜选后，出于政治考虑，单方面宣布人民币汇率操纵并强硬提高关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可以观察到，特朗普胜选前后，党内外地位已形成强烈反差，政治上的领导力大幅提升。很多早前竞选中对特朗普强烈的批评者也不乏态度大转弯，甚至有报道指曾直言特朗普是骗子的罗姆尼也有意出任国务卿。而笔者在纽约21CLUB用餐时，恰巧偶遇胜选后的特朗普，与竞选前不受待见相比，此时特朗普所到之处警戒森严，会谈紧密，政治控制力大大提升。

　　此外，从其新任命的多位具有鹰派、保守特征的内阁人员来看，落实竞选口号看来也未必是说说而已。可以看到，迈克·蓬佩奥、迈克尔·弗林、杰夫·塞申斯、史蒂夫·班农等鹰派代表都被委以重任。而近日又有报道称，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核心鹰派人士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被内定为下一届白宫中国事务顾问，都对中国而言是个压力。

　　第二，在反贸易政策的实施方面，总统也有很大的权限。特朗普团队凭借“美国再次强大”以及“美国优先”政策赢得选民支持，在日后施政纲领中也会体现这样的理念。由于其一直声称中美贸易关系伤害到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对中国高达36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丧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甚至威胁退出WTO。预计上任后，特朗普反华贸易政策会有所体现。

　　而从操作层面看，总统权限很大。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在文章“为何特朗普可以轻易发动贸易战”中所提，美国总统在贸易方面拥有很大自由度：如最容易兑现的竞选承诺是重新谈判或干脆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原则上美国总统只需要提前六个月通知有关国家就可以办到;而在诸多法律中，总统发动贸易战都可能找到依据，比如根据《贸易法》，总统可以以应对国际收支逆差为由，把关税提高15%，为期150天;根据《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总统可以利用它限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等等。

　　第三，黑天鹅频发并非孤立，意味着全球化进程拐点出现，很多适应性对策应提前准备。

　　黑天鹅事件接二连三兑现需要引起重视，其背后或许意味着全球化进程已经接近一个拐点。实际上很多改变已经出现。例如，制造业方面，近一些美国企业相继将海外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福特公司也将原本只在墨西哥生产的Fusion轿车、在西班牙工厂生产的2.0升EcoBoost引擎分别转回美国本土生产;而在特朗普胜选后，福特公司更发表声明表示“同意特朗普先生所说的，国家的团结非常重要，期待齐心协力来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而税收方面，由于当前美国企业所得税35%在全球范围内较高，大量企业外迁或者将利润存留海外。特朗普政府预计实施的税收改革法案，可能会出台优惠税率，届时会促进海外企业利润回流美国，甚至对美国企业布局国内形成吸引。

　　此外，不仅美国，英国脱欧，欧盟其他国家极端党派凭借反全球化口号获得支持，说明这样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有重启之势，而未来欧洲主要经济体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大选等都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对整体的反全球化倾向给予重视。

　　从这个角度而言，特朗普正式上任后对华发动贸易战应该值得警惕，即便未必如竞选之初提的增加45%的关税，对部分华输美产品增加15%的关税，或者大幅增加反倾销调查也是有可能的，有必要提前对这一政策的潜在影响进行预判。

　　从中国的角度，考虑到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难免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冲击。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贸易出口达到4101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占GDP总量的3.8%。

　　而分类别来看，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如中国生产的玩具、家具和纺织品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出口到美国，而且体现在资金密集型产品如电机电气设备和机器、机械器具产品。

　　而从就业方面，一旦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战，难免会对中国就业产生直接影响。根据2012年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中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为621美元。同时，总出口对就业拉动明显，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我国就业的拉动为59人次，仅就2012年数据来看，出口贸易有望产生1.2亿个就业岗位。基于此，笔者预计，对美出口可能涉及2000万个就业岗位。

　　当然，贸易战争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如果美国单方面采取对中国的贸易战争，预计也会遭到中国相应的政策反应。比如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来看，飞机、电机电气设备和机器、机械器具产品比重较高，且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中国也有一定的回旋空间。但无论如何，两国作为全球第一二大经济体，经济贸易投资方面联系紧密，贸易战可能会波及更广泛的层面，最终对双方都不利。

　　综上，笔者认为，特朗普胜选为美国经济前景和中美贸易带来了不确定性。尽管对中国有利好的一面，比如放弃TPP，意味着中国在引领开放方面会承当更重要的角色，涵盖中国在内的RECP有望成为区域贸易领头羊，得到更好的发展。

　　但是，与海外投资者交流下来，笔者发现，当前国内对美国对中国可能采取贸易战的可能性估计有所欠缺。鉴于特朗普鹰派政策有望实施，未雨绸缪，越是提前做好政策储备，贸易战的可能性越小。可以预见，今后几年，中美或许会在更大程度上的斡旋与谈判，为双方争取可以接受的权益抑或妥协，似乎更可能发生。

来源时间：2016/11/29   发布时间：2016/11/29

旧文章ID：11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