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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中国能否取代美国的贸易角色?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有没有可能挽救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美国所抛弃的贸易全球化?中国领导人发出的威胁,或者美国企业施加的压力,有没有可能劝服特朗普重新考虑贸易协定,甚至包括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中国不能取代一个参与性的、外向型的美国——即便它想这么做也不行,但它可以有所帮助。至于特朗普的意图,它们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可以协商的?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建立一个对贸易和投资开放的、由北京主导的全新秩序。奥巴马的TPP从根本上把中国排除在外。现在特朗普已宣布,他上任后美国将退出TPP。这为中国提供了推进替代方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机会。在12个推定TPP成员国中,有7个是潜在的RCEP成员国。习近平还向拉美国家提供了加入中国“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倡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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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取代美国(且不提整个西方)的程度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从市场价格(这是一种粗略衡量实际购买力的标准)角度考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中国的占比从2000年的4%跃升至2016年的15%。亚洲(包括日本)的占比为31%。同时,美国和欧盟(EU)的占比之和为47%。同样,尽管增长迅速,但2015年中国在全球进口中的占比仅为12%,而亚洲的占比为36%。美国和欧盟(不包括欧盟内部贸易)的占比之和仍达31%。

  此外,从两个重要方面看,这低估了高收入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首先,世界最终需求的很大部分仍来自这些经济体:以市场价格计,2015年中国消费大约是美国和欧盟总消费的三分之一。其次,更重要的是,驱动当代大部分贸易的专门知识来自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公司。中国企业仍不能提供可比深度的专门知识。

  在《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一书中,日内瓦国际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in Geneva)的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透彻剖析了当今贸易的性质——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全球化”。

  他的核心观点是,贸易总是受到距离相关成本的制约,这些成本包括运输、通信和面对面接触的成本。在19世纪末的第一次全球化期间,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是由货物运输成本的下降推动的。它使创建一个全球交换体系成为可能:制成品与主要来自美洲和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之间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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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那个时代,把制造过程拆分开是不可能的。若要在工业领域展开竞争,一国必须掌握所有必要的技能。结果,制造业及其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边做边学的成果集中到了高收入经济体。

  这还不算,这些国家的具有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分享了很大一部分成果——进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和政治影响力。这是因为他们可以优先获得所在经济体开发出来的知识成果。

  直到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前,打入这个迷人圈子的唯一方法是发展自己的竞争性产业。这是困难的:很少有国家能做到。但是,在第二次全球化中,通信成本下降幅度如此大,以至于生产过程有可能被拆分(或者说碎片化);在拥有相关知识的制造商或买家的控制下,组件生产和最终组装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正如鲍德温所说,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人“不像1970年代那样与墨西哥劳动力、墨西哥资本和墨西哥技术竞争。他们是在与一种近乎无敌的组合(美国技术加上墨西哥工资)展开竞争。”

  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现象。这也适用于一些服务活动。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未能利用这些机会。但有些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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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制成品换取原材料的贸易也在继续,尤其是在中国与其供应国之间。但是,正是这种新的贸易格局助燃了保护主义,进而把特朗普推上权力宝座。如今,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谁获益于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开发出的专门知识?这场斗争引出了一个重要的规范性问题:谁应该赢?它也引出了一个肯定问句:谁会赢?特朗普是否将优先照顾美国工人,而不是美国企业的股东和管理人员?

  抑或他只会用象征性的姿态假装这样做——拒绝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威胁对中国开征关税——而让大部分世界贸易保持现有状态?难道他不会得出结论认为,给中国一个组织世界贸易的机会,事实上对美国是不利的?难道他不担心,限制美国在全球生产分拆中的角色,将使美国企业处于劣势,进而促使它们把更多业务迁至更欢迎它们的地区?

  整个亚洲都不可能独自维持世界贸易的活力,中国的一己之力就更不行了。西方的重要性太大了,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幸运的是,支持全球贸易的力量仍相当强大。就连特朗普也可能缺乏能量或意志来彻底挫败它们。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6/11/28   发布时间:2016/11/28

旧文章ID:11881

朝鲜核问题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

作者: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唐纳德·J·特朗普每每提到中国,几乎都是在贸易背景之下。例如,他承诺要对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认为这些商品损害了工薪阶层美国人的生活。

  但是,随着他开始感受到总统职位所赋予他的重任,有迹象表明,他在亚洲地区的重点可能已经转向安全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朝鲜及其不断增长的核武库问题,专家称这个问题已对美国的区域盟国日本和韩国构成威胁。

  特朗普上周在与《纽约时报》会谈时,拐弯抹角地说起在大选后,奥巴马总统在他们为时90分钟的白宫见面会上提到的一个“国家的重大问题”。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认为,特朗普指的是朝鲜。

  美国和中国官员一致认为,这个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将涉及朝鲜的支持者中国。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也承认了这一点,他曾在一个场合说,中国应该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

  那么,特朗普对中国将采取哪种策略呢?为在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他是会寻求中国的支持,还是将开始一场贸易战,让这种合作变得不确定呢?

  据两位了解此事的美国人说,美国官员几个月前曾向中国人介绍了美国对朝鲜的评估,美国认为朝鲜的核能力已得到极大的提升,二人因此事的敏感性要求匿名。

  但是,即使在那之前,在朝鲜野心所构成的威胁上,中国和美国的核科学家达成共识已有一段时间了,斯坦福大学的美国核科学家西格夫里·S·赫克(Siegfried S. Hecker)说,他是参观过朝鲜宁边钚加工厂的最后一名外国人,那是在2010年11月。

  赫克在电子邮件中说,几年前,中国人曾倾向于认为朝鲜的核能力不值一提。但是,自从变幻莫测的金正恩担任该国领袖以来,中美两国对朝鲜的看法已“基本一致”。年轻的金正恩拒绝听中国的话,并不断挑衅美国。

  据赫克及其他科学家估计,朝鲜可能在五年内研发出用核弹头打击美国西海岸的能力。但他表示,真正的问题在于此时此地的亚洲。

  赫克说,“最大、最紧迫的威胁不是来自一枚能够到达美国的朝鲜核武器,而是来自朝鲜已经拥有的东西。”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具体来说,朝鲜目前可能已经能够“把核武器投到韩国和日本的任何地方,甚至投到美国在太平洋中的一些设施”。

  他写道,更糟糕的是,朝鲜可能已经从最近几次成功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中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判断失误。

  赫克估计,朝鲜到今年年底可能有足够制造大约20枚核弹头的裂变材料。如果朝鲜“随着自己核武库的扩大,以及对自己核武库信心的增长,(决定)将战术核武器派上用场的话”,危险将会进一步加剧。

  赫克说,简言之,更多、更好的核弹让朝鲜更有可能做出灾难性的错误估计。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在大选获胜之前对这个问题有多少了解,但他肯定知道这个问题。在竞选的早期,他曾对金正恩表示过惊叹和诧异。

  今年1月,在艾奥瓦州奥塔姆瓦的一次集会上说,“你看看朝鲜那个家伙,我的意思是,他就像个疯子,对吧?”

  “你不得不佩服他。有多少年轻人——他父亲去世时他好像是26岁或25岁——能拿下那些强大的将军?”特朗普指的是被金正恩处决的几名将军,包括他的姑父张成泽,张曾是朝鲜与中国沟通的主要渠道。

  “我们不能跟他逗着玩,”特朗普当时说,他指的是金正恩。“因为他真的有导弹,真的有核弹。”

  这些考虑、以及特朗普已经或将会得到的有关朝鲜情况的汇报,可能会迫使这位新总统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把安全问题置于贸易问题之上。前中国官员杨希雨说,用正确的方式,特朗普能够在北京找到愿意合作的伙伴。杨希雨曾是所谓“六方会谈”的中方负责人,那个有关朝鲜核问题的谈判在2008年破产。

  但中国官员说,正确的方式需要消除一个对北京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的问题: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的先进导弹防御系统。中国人将这个名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简称“萨德”)的部署,视为遏制中国在亚洲野心的努力,虽然华盛顿和首尔都表示,萨德只用于韩国对朝鲜的防御上。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拒绝了华盛顿多次提出的对朝鲜采取更严厉措施的要求,该导弹系统正是原因之一。特朗普是否会考虑将其取消也属未知。

  华盛顿和北京今年在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方面进行过合作,分析人士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尽管许多人认为不能单靠经济制裁的遏制力。

  上周五,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将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审议的新一轮制裁,该制裁将堵住让朝鲜出售煤炭的漏洞。

  前官员杨希雨说,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必须将北京为最担心的事情考虑在内:金正恩极权政权的崩溃,因为随后会有大批朝鲜难民涌入中国,并会出现美军保护下的朝鲜半岛统一。杨希雨说,作为总统,特朗普必须明白,有必要保留金正恩的政府。

  杨希雨说,“消除核弹,而不是政权,这是和平解决的关键。”他说,如果美国同意这一目标,“我们可以进行真诚和实质性的合作。”

  Yufan Huang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6/11/28   发布时间:2016/11/28

旧文章ID:11880

商人总统特朗普:生意与国家利益的潜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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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CHARD C. PADDOCK, ERIC LIPTON, ELLEN BARRY, ROD NORDLAND, DANNY HAKIM, SIMON ROMERO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马尼拉——感恩节那天,一位名叫何塞·E·B· 安东尼奥(Jose E. B. Antonio)的菲律宾开发商在马尼拉一家顶级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公司周年纪念活动。他的确有很多要感谢的。

  今年10月,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悄无声息地将他任命为美国特使。安东尼奥在马尼拉金融区斥资1.5亿美元兴建的大厦几乎已经竣工——那是一栋57层的高楼,是富裕和资本主义的象征,直白地以“高人一等的生活”做为宣传口号。而如今,他在这个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又当选了美国总统。

  美国大选结束后,安东尼奥便飞往纽约,在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和当选总统的子女私下会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和安东尼奥尼的子女一起参与了马尼拉的这个项目。安东尼奥尼的儿子罗比·安东尼奥尼(Robbie Antonio)表示,两个家族还有其他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以特朗普命名的多处菲律宾度假胜地。

  “我们会继续提供让你们感到愉快与自豪的产品,”在马尼拉的一场明星荟萃的庆祝活动上,作为菲律宾最富有的人之一的老安东尼奥尼对在场的500位朋友、员工和客户说道。

"马里拉市马凯蒂城区内的特朗普大厦是由唐纳德·J·特朗普的商业伙伴何塞·E·B·安东尼开发的,他刚刚被任命为菲律宾对美国的商业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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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nah Reyes Moral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马里拉市马凯蒂城区内的特朗普大厦是由唐纳德·J·特朗普的商业伙伴何塞·E·B·安东尼开发的,他刚刚被任命为菲律宾对美国的商业特使。考虑到摆在外交桌上的一些重要议题,安东尼奥扮演的多重角色——既是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又在菲律宾与美国及其候任总统的关系中代表着菲律宾的利益——无疑是十分紧要的。

  这些议题包括,杜特地曾竭力主张“脱离”美国,要求美国军队在两年内撤离菲律宾。他的反毒品运动导致数千嫌疑犯未经审判被草率处死,引来奥巴马政府的指责。

  类似这样的情况已经促使来自两党的一些前政府官员提出质疑,担心特朗普家族与外国利益方的财务联系可能会妨碍美国对全球事件做出反应,哪怕只是轻微的影响。他们还担心,当美国要谴责某些国家的政权与政治权贵控制的巨型企业存在腐败的勾结时,这层联系会使谴责显得无力。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它的确是一片未曾涉足的地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位在美国和海外建立起这样一个商业帝国的总统,”迈克尔·J·格林(Michael J. Green)说。此人曾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工作,在那之前还曾供职于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

  全球各地都不乏此类潜在冲突。《纽约时报》对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披露的财务状况进行的分析显示,他的企业在至少20个国家开展业务,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乌拉圭等国都建立了分支机构。此外,由于他拒绝公开自己的纳税申报表,也没有公开他的贷方名单,特朗普的全球财务网络究竟有多大尚不得而知。

  在周二接受时报采访时,特朗普又一次夸耀他的业务遍及全球,称他的家人有能力在他履职后继续经营它。

  “我建立了一个十分伟大的企业,它是个大企业,业务遍及全球,”特朗普说道。他后来还表示:“我不关心我的企业。它不重要。我的孩子们会管好它。”

  特朗普的发言人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及其家人决心解决一切与他的财产有关的问题。

  “不管是对候任总统特朗普,还是他的成年子女及高管,核查各机构和业务的直接转移都仍是一项首要任务,”她表示。

  但在对这些商业交易进行仔细研究后,时报发现了一系列可能会不断给特朗普带来争议的难题,也发现他作为总统的优先事项与他的企业需求和目标存在矛盾。

"特朗普在里约热内卢的项目。美国大选前数周,巴西一名联邦检察官开启了一项调查,事关两个规模较小的巴西养老基金对特朗普里约酒店的4000万美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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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在里约热内卢的项目。
  美国大选前数周,巴西一名联邦检察官开启了一项调查,事关两个规模较小的巴西养老基金对特朗普里约酒店的4000万美元投资。比如位于巴西海滨的里约热内卢特朗普酒店——特朗普的多个命名权交易之一,他在其中不占股权——就被卷入了一位联邦检察官开展的一项广泛调查中,调查旨在明确是否是非法佣金和贿赂促使两家退休金基金选择投资该项目。

  特朗普在印度的房地产投资有好几处——他在那里开展的项目,比在北美以外任何地方都多——这些项目的建造是通过一些和印度重要政党有密切关联的公司进行的。这让印度政府官员更有可能给予特朗普的项目一些特殊的照顾,包括向国有银行施加压力,延长优惠贷款。

  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特朗普高尔夫球场业务的高管一直分别在与两地的官员缠斗。最近的一场是围绕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zation)在位于爱尔兰海岸的球场上修建防洪海堤的计划。一些环保人士表示,这座海堤会破坏一种濒危蜗牛的栖居地——一起很快会涉及美国候任总统的争端。

  因为特朗普此前呼吁发布禁令,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包括土耳其总统、宗教保守派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内的多名官员,曾要求将特朗普的名字从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特朗普大厦上去除。在最近特朗普为埃尔多安辩护——表示他在一场政变失败之后严厉镇压异见者的做法是对的——之后,对特朗普大厦采取行动的呼吁停止了,这令外界更加担忧特朗普对土耳其的政策可能会受到他的商业利益的影响。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特朗普大厦。其中一栋是办公楼,另一栋是豪华公寓,中间有一座购物中心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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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特朗普大厦。其中一栋是办公楼,另一栋是豪华公寓,中间有一座购物中心相连。

  特朗普承认他在土耳其存在利益冲突。“有一点点利益冲突,因为我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项目,”他在去年接受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高管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的电台采访时说,后者后来被任命为他的白宫首席策略师。“它是一个极为成功的项目,叫做Trump Towers——两座大楼,而不是一座。不是通常的一座,是两座。”

  这些复杂的联系已经促使一些国会成员——其中至少包括一名共和党议员——要求特朗普提供更多有关他的国际业务的信息,要么就由国会对这些问题展开调查。

  “你就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对希拉里进行了合理的指责,”密歇根共和党众议员斯廷·阿玛什(Justin Amash)周一在Twitter上发信息表示。“如果你与国外政府存在合约关系,那当然也是件大事。#DrainTheSwamp(抽干沼泽)”

  戴维·J·克雷默(David J. Kramer)曾在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表示特朗普的财务关系可能会损害多任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数十年来进行的多项努力,包括提高政府的透明性,以及利用《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阻止承包商为了在海外获得政府项目而行贿。

  “这样一来就不太好到外面去跟别人说教了,”克雷默说。

  多名前国务院官员表示,就算特朗普及其家人不试图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特殊优势,国外官员可能也会觉得自己不得不帮助特朗普,比如给新任总统的一个酒店或高尔夫球场加快建筑审批,或促成更多生意。

  “从所有这些外国政府官员的角度看,可行的假设是,与特朗普集团做生意是有好处的,”刚离职不久的前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H·富克斯(Michael H. Fuchs)说。“他们会觉得,这样可以讨好特朗普政府,而这会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关系变得复杂得多。”

"孟买特朗普大厦是特朗普集团在印度的五个项目之一,在这里政府和开发商有所联系颇为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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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买特朗普大厦是特朗普集团在印度的五个项目之一,在这里政府和开发商有所联系颇为平常。

  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在竞选结束后的几周里,特朗普的商业利益与他的交接工作几乎是分不开的,候任总统或他的家人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见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的房地产项目合作伙伴,特朗普本人则向一位知名英国政治人士表达他对自己在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的担忧。负责特朗普集团全球酒店业务规划与开拓的特朗普之女伊万卡(Ivanka),至少参与了与三位世界领导人——土耳其、阿根廷和日本——的对话,这些人可以帮助她将特朗普这个品牌扩大到世界各地。

  特朗普周二接受时报采访时承认,他入主椭圆办公室可能会帮助自己的家人揽聚财富。特朗普拿他那座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新酒店举例——特朗普集团特别希望外交官考虑在来华盛顿会见总统及其团队时入住该酒店。

  联邦法律无法阻止特朗普采取可能会在财务上有利于他和他家人的行动;大多数有关公私利益冲突的法律对总统都是无效的。但宪法似乎可以通过所谓的薪酬条款(emoluments clause),禁止他收取外国政府机构支付的款项或赠送的礼物。一些法律专家表示,特朗普将纽约的特朗普大厦的空间出租给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或在自己的酒店款待外国外交官,可能会违反这一条款。

  “我是说,入住那个酒店可能是因为,心理上,住在那个酒店可能会变成比以往更大的一项资本,对不对?品牌肯定比以前更火了。这我管不了,但我不在意这个,”特朗普说。他还表示,“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管理我们的国家。”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曾在布什政府期间担任驻印度大使的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表示,在宣誓就职之后,特朗普还有机会证明他可以应对这些挑战。

  “让我们倾听,不要过早下判断,”此前对特朗普非常不满、以致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背书的布莱克威尔说。“我想看看,作为总统他会怎么做。”

  Richard C. Paddock自马尼拉、Eric Lipton华盛顿、Ellen Barry自新德里、Rod Nordland自伊斯坦布尔、Danny Hakim自伦敦和Simon Romero自里约热内卢报道。Mike McIntire自纽约、Safak Timur自伊斯坦布尔、Sinead O’Shea自爱尔兰、Suhasini Raj自新德里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Karen Yourish和Gregor Aisch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陈亦亭、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6/11/28   发布时间:2016/11/28

旧文章ID:11879

孙哲谈特朗普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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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至君  来源:中评社

  美国时间2016年11月8日,“政治素人”、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打破常规,成功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讨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深度剖析了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内政和外交的上需要处理的几大问题。

  首先,孙哲表示,特朗普当选的结果出来后,与希拉里选举人票差距那么大,他有些意外,事实上,按一人一票来计算,总票数还是希拉里多一点,但美国大选中的选举人票的这个机制无法改变。他指出,观察美国大选一般有三个步骤,第一,和美国最好的政治预测专家保持紧密的联系,到华盛顿去拜访他们;第二,关注总统候选人辩论特别是经济政策主张;第三,实地走访摇摆州。虽然困难,但是这三步走完之后,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的“民意”流动方向和大选的整个脉络就摸得差不多了。

  孙哲说,这次美国精英们几乎都没有预测到特朗普会当选,但反问一句: 美国精英坚持的那些价值观是错的吗?尽管特朗普当选,但是并不表示美国精英们从此从神坛跌落,之后美国还是要在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摇摆,最终还会走上全球化走这条路的。今天看特朗普的当选和十年以后看他的当选可能是不一样的,约瑟夫•奈曾说,特朗普是一个让美国失去理念的人,是一个播种仇恨的人。美国精英专家们是有价值观的,这种价值观其实就像是美国社会的导航系统,群众的情感和偏好是底色,但是大方向还是要靠导航系统来把握,所以专家们很难仅凭个人感情将票投给特朗普。这一点也希望中国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不要忽视。“我一直强调两个美国,即乡土化的美国和现代化的美国,精英和民众的心理差距, 正好反应了“极化”过程中美国两种政治倾向渐行渐远的残酷现实。”孙哲表示。

  第二,外界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可能还瞭解得不够清楚。孙哲一直强调美国政治的“全方位制衡系统”的复杂性。平行的三权分立、垂直的联邦与地方关系、循环的政治联盟和游说系统。这套体制能让特朗普胜出,证明有经验教训应该吸取,但是它本身就是这么设计的,200多年过来看看还是有生命力的。例如, 美国的选举人制度就是老祖宗定下来的,很多人抱怨,但是无法改变,也不可能修宪。现在,联邦和州政府的关系是极为关键的,特朗普将来执政能否在这点上落实下去,特别是在面对不支持他的州——例如加州、纽约州时,转换自己的立场?这也是一个关键。

  第三,就是议题的制衡,比如移民问题、堕胎问题、吸毒问题、校园暴力问题等等。特朗普竞选时期的口号很质朴,他反应了一种美国草根阶层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焦虑情绪。他当了总统以后,美国现存的这套体制是否会被特朗普这样的反建制派逐步打破?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是否会被废弃? 孙哲个人认为他打不破现存,只能进行修补。特朗普权力再大,也只是总统,对很多地方州没有办法强行施加压力或者强制采取某些行政措施。现在共和党执掌两院,如果民主党在2018年或者之后有机会再翻盘的话,那么党争就又开始了。其实,特朗普当选以后,他的很多政策观点已经在开始修正,例如移民问题,他会逐渐觉得其执政能力像是“打在了软棉花上”, 最后还得做必要的妥协, 而从制订宪法就开始的“伟大妥协”正是美国政治的DNA。

  孙哲表示,特朗普的经商风格很老辣,很独特,这和他后来的竞选风格也很一致。如果不偏不倚地来看,特朗普所带来的这次震荡情况不明,不能断然肯定他就会让美国“闭关锁国”,也不能断然否定他在经济上平庸无为,目前,美国也在“检讨”自身如何让他们所讲的“美国梦”发扬光大, 这也是美国对自身实力和心灵的新认识和新探索。

  不过,不管怎么说,特朗普的确是一个创造了美国历史的人,美国的求新、求变在他这一届的总统大选表现得很清楚。“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人,令人耳目一新,正如他的经商风格一样,会有其独特的特朗普主义或理念出台。他会很快将其行事风格运用到治理国家上来。”孙哲说,“虽然他现在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如果他能将其经商经验转化为执政理念和行动力,那五年甚至十年之后的美国可能会大不一样。

  另外,孙哲也表示,特朗普上台之后,有几点需要处理的问题。首先,就是能否保证公平、司法的底线不受到冲击。从过去的美国历史来看,白宫和国会像天平的两端,最高法院则是中央的支点,如果特朗普能够维护司法的底线不受到太大的冲击,那么对美国国内的稳定和对其将来的执政都是利好的。

  第二,特朗普会在什么程度上改组自己的政府。作为一个商人,特朗普一定很清楚要首先把握住美国的核心业务,而其余不那么重要的部分可以进行修正或者暂缓处理。他如果对美国政府本身的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进行大的改组,例如加重商业方面的人员配置,整合情治系统,减少行政对商业的束缚,这些如果他能做到,就是一个大的变革。“从其百日新政纲领可以看出,他是有很多认真严肃的想法的。特朗普能不能聚集一些有作为的人,把他们放到政府机关中,让他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他自己是三军统帅之外,他选择什么样的谋士和将士也很重要。孙哲肯定,至少他宣布要公开招聘几千位高官的做法,就已经走在全球民主的前列。

  第三、如果特朗普能在美国老百姓关心的领域做几件大事,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为的总统了。特朗普的经济起点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都好,现在美元在回流,大家也希望他能有所作为。特朗普如果能抓住两三件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美国老百姓所关心的议题来进行改革,比如说恢复美国制造业的优势、解决失业率的问题等,他就能抓住民心。共和党历来的哲学就是大市场、小政府,特朗普很多观念在哲学层面上还属于共和党,但他是一个“转基因”的共和党人,假如他能让美国制造业复兴,那他就是功不可没了, 因为美国的服务业和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特朗普不会走得太极端,但是在某些改组上,他不太在乎别的政客的眼光,会很执着地去做几件事。如果他能在有核心诉求的几个领域减税,让美国的中小企业更有竞争力,让大企业更加承担多一些社会责任,把美国的重商主义的传统恢复起来,对拉美、对中国、对全球化可能是一个挑战,但对美国本身是利好的。孙哲认为,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可能是一个杀手锏, 极有可能创造一种‘虹吸效应’, 把很多全球资金吸引到美国, 因为诱惑力太大了。 比如, 他说的要把企业所得税从35%减少到15%, 这个税率之低大致相当于我们招商引资和西部开发的税率,还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行政费用, 可想而知其‘致命吸引力’所在”。

  第四,任何一个政治改革和国家发展方向的调整必须有民众参与,而特朗普直接或间接的通过大选促进了民众的参与。“我从90年代开始观察美国大选,这次是参与度最高的一次。现在的新媒体和自媒体也让老百姓的参与度高度焕发,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孙哲说,“一般美国大选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平静了,但是这次选举如果能在大方向平和的基础上持续讨论一两年,特朗普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劫富济贫,或者说能够照顾普罗大众、弱势群体那种失落的心态,使得这种政治热情能持续下去的话,对美国的国家发展方向是件好事。”

  综上,从司法、体制改革、政策落实以及激发民众热情这四点来分析,在一两年内,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美国。从现在的大方向来预测,很大概率上美国是朝着一个凤凰涅盘,而不是崩溃的状况在走。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华盛顿可能对特朗普会产生不合作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能看不到在其领导下美国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健。那么,这样的美国会对世界、对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会不会手举大棒又回归“新干涉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需要思考的战略难题。

  对于特朗普不甚明朗的外交政策,孙哲表示,他的外交政策也肯定有变革,关键是站在哪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现在需要“修理”的一定是“边角料”,但是他有可能放弃美日同盟吗?无论是从现实状况还是他本身的意识形态来讲都不太可能,所以,其外交政策不可能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特朗普现在正在加紧组织他的智囊团,如果过去给小布什出主意的这批谋士继续给特朗普出谋划策的话,那么他未来的亚洲政策不会失分太多,因为他们太瞭解亚洲,并且还会接手小布什时期的一些理念。这样的话就对中国提出一个挑战,如何能把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深入巩固下去?

  孙哲最后表示,特朗普是个能把美国的风车挑动的堂吉诃德,这是只有在美国的体制内才会发生的事情,从一个“门外汉”到总统,这其实也证明了美国体制的延续性和创新性。所以其亚洲政策也是一样,现在就要看他挑什么人做什么事了。

来源时间:2016/11/28   发布时间:201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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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和解还是逢场作戏:特朗普与美国主流媒体开始艰难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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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雍乐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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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22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拜访《纽约时报》后,该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道:“唐纳德·特朗普给了批评者以希望。”但另一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布洛(Charles Blow)则在24日写道:“特朗普,我们绝不可能好好相处。”

  特朗普当选以来,他和美国主流媒体进入了磨合期。一方面,特朗普需要遵循传统,学会与白宫记者团合作;另一方面,主流媒体需要像报道总统那样报道这位他们此前普遍不看好的候选人。

  但这一磨合并不容易。11月10日特朗普前往华盛顿与奥巴马会谈时,他的团队没有按惯例协调记者团随行报道。16日,特朗普又在未经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避开记者团,带家人外出用餐,引起了媒体的激烈批评。《赫芬顿邮报》15日报道称,随行记者团的意义在于随时记录可能发生的意外或重大事件,特朗普的行为令媒体对他上任后的透明度表达了严重关切。

  特朗普在21日与美国五大电视网负责人及主播的会谈中讨论了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尽管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当时报道称这场会谈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纽约邮报》报道称,特朗普在会上大骂媒体,这场会议成了“完全的灾难”。

  而在22日,一个“温和、安静”的特朗普走进了《纽约时报》大楼。

  真心和解还是逢场作戏

  “(特朗普)进门后,就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和大家握手。他一开口,语气就比较温和、安静。”《纽约时报》记者迈克·格林鲍姆(Mike Grynbaum)在23日接受CNN采访时,回忆了22日在报社总部与特朗普见面的情景。

  在会议开始前几小时,特朗普连发三条“推特”,取消了原定的会谈,声称该报临时更改了会谈的条件,还批评该报“用一种恶心的腔调”对他进行不准确的报道。

  正准备乘火车去赴会的四名《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看到他的帖子,退了火车票。可不久他们又接到通知,会议将按原计划进行。其中一名记者麦克·希尔(Michael Shear)于23日回忆称,他和同事赶到纽约后,不得不中途下了出租车,狂奔到《纽约时报》大楼。

  在长达75分钟的会谈中,特朗普表示不会起诉《纽约时报》诽谤,回答了该报领导层、编辑、记者及专栏作家关于希拉里、政商关系、环境保护、外交事务及人事任命等话题。

  “我希望我们都能融洽相处。”他在会议结束后说。

  这份报纸曾在竞选期间报道特朗普骚扰多名女性、怀疑他长期利用税法避税,特朗普则总在“推特”上称其为“江河日下的《纽约时报》”。但该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回忆说,在22日的会议上,特朗普显然采取了和解的态度。

  这种和解也可能只是特朗普的一种策略。曾在今年7月采访过他的时政记者麦吉·哈博曼(Maggie Haberman)在22日再次与特朗普谈话后表示,特朗普在谈话时总有一种“诱惑力”,风趣而平易近人,让人很容易感到自己被接纳。

  格林鲍姆则在CNN的采访中称特朗普像“变色龙”,会根据面前的听众调整自己的言行。

  媒体挖掘真实的特朗普

  真实的特朗普究竟是什么样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写道:“尽管赢得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职位,他仍然强烈渴望着赢得他人的敬爱,而且过于迫切地需要告诉所有人,这些是他应得的。”

  哈博曼称,实际上正是特朗普方面要求与《纽约时报》会面。在报社16楼的会议室里,特朗普仿佛还是那个来自纽约皇后区的男孩,希望获得这家被他称为“美国乃至世界瑰宝”的报纸的认可。

  “他磨平了棱角。调整了声音。还放低了身段。”布鲁尼写道。

  哈博曼则观察说,特朗普在会议开始时采取了防御性的动作,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后来才慢慢放松下来。

  特朗普在会谈中对自己的政策主张含糊其辞,但不断追问的记者们仍然试图寻找蛛丝马迹,猜测他的执政风格。

  多赛特称,通过这次会谈,他意识到特朗普并不是反对者口中的“噩梦”或者“希特勒”,他也发现特朗普对经济发展和叙利亚问题等都有坚定的看法。

  但多赛特对特朗普的执政能力和潜在腐败表示担忧。在会谈中,特朗普表示没有法律制止他在担任总统期间抛下自己的企业,并表示可能任命女婿库什纳调停巴以冲突。

  而哈博曼认可特朗普愿意听取不同观点,但她猜测称,特朗普可能很容易被最近和他谈过话的人影响。特朗普在会谈中尤其强调了国防部长潜在人选詹姆斯·马蒂斯反对虐待囚犯,而马蒂斯19日刚刚与他见过面。

  合作与对抗或将并存

  《纽约客》杂志作者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23日发表文章称,特朗普意识到《纽约时报》的报道会影响其他报刊、电视甚至网上的政治讨论,因此必须与其改善关系,而不是在上任后还每天被它抨击。

  但卡西迪也表示,如果特朗普真能和媒体相处融洽,那就意味着媒体的失职。

  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在上任后一两年中赢得《纽约时报》的认可。对此,专栏作家布鲁尼写道,目前特朗普只提出了宏伟的意图,却尚未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如果他真能实现巴以和平之类的构想,“我们到时候一定会写非常非常好的好话。”

  《纽约时报》22日发表社论称,该报欢迎特朗普在种族关系、气候变化等方面缓和了立场,甚至会积极看待特朗普的立场变化和缺乏经验,但他们仍对特朗普团队里立场极端的官员和顾问表示担忧。

  没出席这场会议的专栏作家布洛则使用了更加激烈的言辞,称特朗普为“骗子加冒牌货”,并表示自己和其他专栏作家都“绝对有义务在每一回合抵抗(特朗普和他的议程)。”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派对自由派媒体的敌意不减。23日,特朗普的朋友、福克斯电视台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肖恩·汉尼蒂在“推特”上发帖称,《纽约时报》、CNN等媒体充满偏见和腐败、报道假新闻,要是他是特朗普,就不会允许他们报道。

  主流媒体遭遇的阻力不止来自保守派。皮尤研究中心于5月调查发现,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通过社交网络获取新闻。但大选结束后,社交网站“脸书”上泛滥的假新闻引起了热议。11月19日,社交平台“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表示,将设法防止假新闻传播。

  对布洛这样的《纽约时报》作者来说,主流媒体面临的挑战反而给他带来了使命感。美国感恩节这天,他在专栏中对特朗普写道:“感谢有(纽约时报)这个平台,因为只要世上还有油墨与像素,我便会一直咄咄逼人地紧盯着你。”

来源时间:2016/11/26   发布时间:2016/11/26

旧文章ID:11877

《美国与中国》: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200年中美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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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明徽 编译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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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一位对中国事务有着广泛关注与报道的美国记者蒋潘文(John Pomfret)近日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新书《美国与中国》。在这本书中,蒋潘文对中美关系这个宏大的题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他看来,随着双方国力的变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达到了一个不重要的转折点。

  在《美国与中国》中,蒋潘文通过历史上大量与中国有关的美国人的故事,描绘了自1776年至今微妙的中美关系。从清朝时期的首富商人伍秉鉴(Howqua)、美国著名密码学家赫伯特·亚德里(Herbert Yardley),再到美国前财政部长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可以看到这位美国记者眼中甜蜜又让人头痛的中美关系是怎样的。

  从18世纪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大概是以怎样的模式演变?蒋潘文认为,从1784年第一艘美国货轮抵达广州开始,美国人和中国人就一直在使对方着迷,也在令对方失望。在那艘货轮上装着花旗参和用来购买茶叶的银子。蒋潘文在一次访谈中为这种模式下了一个定义:狂热吸引之后紧随而来的绝望,对美国人尤其如此。

  200年间,中美发生的各式各样林林总总的事件中,蒋潘文觉得蒲安臣的例子能很好地反映历史。蒲安臣可以算是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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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中者为蒲安臣

  在中美外交史上,不可不提蒲安臣,他是美国派驻北京清廷的第一位公使。蒲安臣是一位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同时是共和党人,他林肯政府派往中国。蒲安臣的观点很明晰,他认为不能用压力让中国改变,而是需要给足够的时间让中国发展现代化。并且西方世界也没有权力批评中国对待中国基督徒的方式,他还称,西方官员应该容忍中国人的一种观点,即他们的皇帝实际上统治着整个世界。

  蒋潘文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起,《美国与中国》就是要让人了解那些没有被记入史册,但却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蒲安臣就代表了当时美国对中国看法(只要助中国一臂,中国将自由发展成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这种看法在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出现,并且一直持续到奥巴马政府上任不久的时候。

  有肯定必然也有反对,当时也不乏反对蒲安臣意见的存在。蒲安臣离开中国后,他的一位继任者就认为让中国自由发展是一种幻觉。

  在《美国与中国》中,蒋潘文除了讨论两国领导层交流方式外,还大量详细地介绍了一些非政治关键人物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中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国家领导人的态度,就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公民的态度——无论公民是来自精英阶层还是底层。

  蒋潘文说:“两国关系是美国和中国的那些普通人缔造的,这些个人赋予了中美关系其大部分的意义。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货物和灵魂的广大市场,中国人则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可以拯救中国免遭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蹂躏的国家,美国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体制,是中国应该模仿的榜样。与此同时,有些美国人害怕中国人,他们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压制在美国的华工。”

  “当然,中国人对美国人及美国观念也有着偏见,比如认为美国人不道德、太性开放、很危险。这些梦想和噩梦。我们对彼此的幻想和偏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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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潘文的新书《美国与中国》

  蒋潘文提出,唐纳德·特朗普声称中国在贸易方面一直在“强奸”美国的说法,让人想起加州19世纪后期的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在旧金山的大街上大声抗议“异教徒中国佬”。

  在中国当记者的多年时间里,蒋潘文看到的中美关系中最显著的变化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北京已不愿意屈从于华盛顿,而更愿意积极追求自己的利益。

  在蒋潘文看来,“华盛顿几十年来一直辩称,随着中国的强大,它会变得更像一个自由的西方国家。但中国并没有变成那样,因此美国已经不再让中国得到任何好处。华盛顿方面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美国都应该阻碍中国公司收购西方企业,也要加强其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盟友关系。遏制与接触的微妙平衡曾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定义,如今这种平衡已经打破,变为严重地偏向遏制。”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下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在蒋潘文看来,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并不离奇,他的说法是矛盾的,但奥巴马及其许多前任的说法也都是矛盾的。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反复,一会儿指责中国在贸易上‘强奸’美国,但又威胁要让美国撤出其与东亚的联盟从而把西太平洋送给北京;一会儿又提出与中国进行某种‘大交易’的想法,甚至提出美国将接受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上任后面对的亚洲情势更加复杂。“如果一定要预测的话,我认为他会更务实,程度会超过许多人想象。” 蒋潘文说。

来源时间:2016/11/26   发布时间:2016/11/26

旧文章ID:11876

中国南海研究院发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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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臧涵  来源:中评社

  由中国南海研究院编写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今日在京举行中英文发行仪式。这是中国智库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专业研究报告。

  《报告》共有5章,3万多字,主要从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美国南海政策、中美军事合作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旨在通过对事实和数据的分析,客观呈现美国在亚太地区军费投入、军事基地网络建设和兵力部署,尤其是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情况。《报告》回顾并积极评价了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对建设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意义,以及两军交流所取得成果。

  《报吿》第一章详细分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费投入及军力部署。自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逐步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及空中军事力量部署,加强传统军事基地建设,并以灵活的海外轮替驻军形式作为补充,在亚太地区实现了更为常态化的存在。尽管近年来美国军费预算有所削减,但仍居全球首位。

  《报告》称,美国防部在提交2017财年预算申请时,强调将持续推动“亚太再平衡”,将采取审慎措施维持和加强长期威慑,包括对新兴国家进行有针对性的投入,以保持亚太军事优势,应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报吿》第二章分析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日渐东移,其海空力量不断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包括在亚太海域持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及对中国进行行更大规模、更高频率的海空抵近侦察行动。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军事演习接连不断,演习规模、参与国家及军力投入均大幅上升,且演习科目也日趋多元,并更有针对性,涵盖联合作战、夺岛登陆、保护钻井平台及救灾、反恐和人道救助等诸多领域。

  《报告》显示,美军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设有7个基地群,占其海外基地总数近50%,其中日本122个,韩国83个;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近37万人兵力,占其全部海外军力的比重超50%;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导下,美军正逐步将其最先进的水面舰艇部署到亚太。

  《报告》指出,近年来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增强了针对中国的侦察和情报搜集活动,南海成为美国开展针对中国军事侦察的重点海域之一。

  《报吿》第三章分析了美国的同盟伙伴关系与军事合作。庞大的双边同盟和伙伴国网络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有效调动资源、配置军力,维持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支柱,也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为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持续深化与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等同盟或伙伴国的防务合作关系,提升针对南海的亚太前沿军事部署,加大多边和双边联合军事活动。美国还着重提升同盟和伙伴国尤其是南海声索国应对海洋安全领域挑战的能力。

  美国正在通过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军备援助等多种方式,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并重点提升与日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亚太同盟或伙伴的军事合作水平,这类有针对中国的考量。

  《报吿》第四章分析了南海安全形势及美国南海政策。近年来,南海有关争议呈现出国际化、复杂化、扩大化的发展态势,由岛礁领土问题和海洋管辖权争议向海权争夺资源开发与航道管控等领域拓展,海上安全形势挑战明显增多。随着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介入程度的加深,美国挑起的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逐渐成为南海问题的“新主线”。

  《报吿》第五章分析了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随着国际战略力量格局的发展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则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军事交流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的关键环节。近年来,中美军事交流在坦诚面对矛盾、有效管控分歧的同时,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也在不断推进和深化。

  《报吿》最后提到,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在中国军方看来,阻碍两军关系深入发展主要受制于“三大障碍”,即美国对台军售、美舰机高强度抵近侦察和美国《2000年国防授权法》在12个领域限制中美军事交流。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军交流在总体向前推进的同时,不时发生局部性、临时性的中断和反覆,不令人感到意外。

  显然,美国已把南海问题当作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抓手,正在通过直接介入南海问题增加中国崛起的成本和代价。

  然而,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更肩负着共同的责任与使命,亦都致力于维护包括东海和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海洋的和平稳定。

  鉴此,中美虽在南海、东海等敏感问题上的摩擦和较量有所增多,但两军高层对话渠道和两军重要交流项目并未中断。经过两国领导人及职能部门的努力,中美对建立新型军事关系,加强军事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已经达成一些共识。特别是两国海军舰艇和人员互访日益频繁,中国还应邀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美签订《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并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且两国双边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不断推进,为两军管控海上冲突危机,深化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及增进海上互信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在发布会上表示,中美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既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更肩负有极其重要的责任。鉴此,中美两国应当及时管控危机和防止冲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共同致力于维护包括东海和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海上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他还表示,美国已经连续16年发布有关中国的军力报告,日本也连续多年发布类似报告。“发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旨在通过对事实和数据的分析,客观呈现美国在亚太地区军费投入、军事基地网络建设和兵力部署,尤其是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情况。”

来源时间:2016/11/26   发布时间:2016/11/26

旧文章ID:11875

吴士存:中美在南海博弈将长时间存在

作者:臧涵  来源:中评社

  由中国南海研究院编写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16)》(简称《报吿》)昨日在京发布。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在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无论哪个党派执政,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当总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始终是存在的,所以它的亚太政策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另外,谈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吴士存认为,中美在南海的博弈还会长时间存在。“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带有地缘政治意义,是战略上和结构性的”。对美国来说,南海问题事关“航行自由”,关系到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并且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有关系;而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事关岛礁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

  吴士存认为,美国的亚太政策、对华政策以及南海政策不可能因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执政,马上就进行大幅调整。

  “主导美国亚太军事战略的主要还是五角大楼。”吴士存说,因此美国还会继续坚持在亚太地区实际存在,以及建立在联盟基础上对本地区的主导权。

  吴士存解释说,美国的对华抵近侦察由来已久,不会有朝一日主动放弃这一做法,未来可能还持续。未来的南海局势发展取决于美国的行动,包括美国抵近侦察的频率、是否组成针对中国的联合巡航等,中国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应对之策。

  对此,吴士存预测说,中国近期内不会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将来唯一促使中国考虑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将是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靠近中国的海岸,越来越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至于特朗普是否还会沿用‘亚太再平衡’这个名称,很难说。” 吴士存说。

  总的来说,吴士存认为,中美在南海的博弈还会长时间存在。“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带有地缘政治意义,是战略上和结构性的”。对美国来说,南海问题事关“航行自由”,关系到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并且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有关系;而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事关岛礁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

  “所以不能幻想明年1月20号特朗普走进白宫,我们在南海问题、西太平洋紧张的博弈态势就能缓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就消失了。这一点不能抱有幻想。”吴士存说。

  对此,吴士存建议,中美两国应当及时管控危机和防止冲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共同致力于维护包括东海和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海上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峰补充说,美国共和党执政的“突出强项”是致力于美国国家安全。因此从这个“传统”来看,特朗普政府不会是例外,且特朗普也已经表示过要重点打造一支更强大的美国海军。朱峰预计,特朗普料将提高在亚太地区的军费,增加造舰速度,“产生新的美国舰队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

  由中国南海研究院编写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16)》由中国南海研究院编写,是中国专业智库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分析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专业研究报告。报告以大量数据指出,美国海空力量不断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包括在亚太海域持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及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更高频率的海空抵近侦察行动。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军事演习接连不断,演习规模、参与国家及军力投入均大幅上升,且演习科目也日趋多元,并更有针对性。

来源时间:2016/11/26   发布时间:2016/11/26

旧文章ID:11874

白邦瑞或任白宫中国事务顾问 曾称中国战略忽悠是毛泽东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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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班底逐见雏形,迈克·蓬佩奥、迈克尔·弗林、杰夫·塞申斯、史蒂夫·班农等鹰派代表都被委以重任。近日,又有消息透露称,另一名鹰派代表即将走马上任。

  据联合早报网25日援引《明镜邮报》报道,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核心鹰派人士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据传被特朗普相中,被内定为下一届白宫中国事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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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派人士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据传被特朗普相中,被内定为下一届白宫中国事务顾问(资料图)

  据《明镜邮报》报道,白邦瑞是一位资历老道的美国国防和中国政策顾问,曾为里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现任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

  中国政治评论人荣剑也在其微信中提及,他日前拜访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时,对方向他透露,白邦瑞有可能成为特朗普的首席中国顾问。

  黎安友介绍,白邦瑞是低他两届的博士生,他曾教过白邦瑞,算是白邦瑞的老师。在黎安友看来,白邦瑞的政治立场不算极右但很右。其中一个例证是,白邦瑞在去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一书中认为,中国有一个百年的秘密战略,即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而美国“完全被欺骗了”。

  白邦瑞在书中写道,他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鹰派人士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中国若想成功崛起,需设法“误导和操纵美国决策者”,以达到获取美国情报和获得美国军事、科技和经济援助的目的。

  中国以穷困、落后的形象忽悠美国历届政府,使其不知不觉对中国施以援手,并骗取美国的技术,而中国对美国实施“战略欺骗”的最终目的,就是企图不费一枪一弹,从美国手中夺取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

  白邦瑞还在书中写道,美国想要在和中国的争霸中不被击败,必须采取12个步骤,其中包括制定出更有效的与中国进行经济竞争的战略,以及加强对中国亲民主改革人士的支持等。

  最有趣的是,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白邦瑞曾在这本书中称,中国的战略忽悠计划(Strategic Deception Program)是1955年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启动的。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白邦瑞曾宣称,要支持所谓的中国亲民改革人士。在一段白邦瑞2014年接受美国FOX电视台采访的视频中,白邦瑞曾承认美国巨资介入香港“占中”行动,并且提供过数以百万计的资金,协助香港推动“民主”。

  白邦瑞去年赴台湾出席其新书研讨会时谈到,美国低估了中国政坛上鹰派的影响力。更严重的是,他认为中国政治中鹰派的观点正引领着中国的战略思维。他期望美国下一届总统能够更正视美中议题。

  他还表示很后悔时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时,对两任美国总统卡特与里根建议美国应与中国交往,建立情报及军事联系,并最终成为对华政策。他称,“当年自己很好骗,才会误判形势,建议美国大力扶持中国对抗苏联”,等到中国成为第二经济体,且开始向既有秩序挑战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白邦瑞拥有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学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从1970年代开始学中文,长期从事中国军事问题研究,是一位横跨美国官学两栖的著名人物。

来源时间:2016/11/26   发布时间:2016/11/25

旧文章ID:11873

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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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德勒里  来源:爱思想

  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评估中国可能会对美国的鹰派、鸽派和"蟒蛇派"所支持的政策采取的对策

  (翻译:新华社副译审、清华大学科技政策兼职研究员尹宏毅)

  【本刊讯】日本《外交学者》11月2日刊登首尔延世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副教授约翰·德勒里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中国因素”——评估中国可能会对美国的鹰派、鸽派和"蟒蛇派"所支持的政策采取的对策》,全文如下:

  在平壤最新两次核试验及其毫不悔改的一系列导弹试验之后,华盛顿在对朝政策问题上所打的新一轮太极拳看来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以来,奥巴马行政当局的“战略耐心”政策除了其设计师以外,没有找到什么辩护者。现在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在今后四到八年里将需要采取不同的方针。朝鲜的核威胁在决策圈内终于呈现出“迫在眉睫的紧迫性”,但看来人们的共识到此为止。观察家普遍赞成采取三项对策之一:基于武力的一项新战略、加强制裁措施和压力,或者恢复谈判与接触。

  这场辩论事关重大。由于即将发生的总统交接,所以得到采纳的意见实际上可能会成为新一届行政当局执政期间政策的依据。实际上,一届希拉里行政当局中可能会获得高级职位任命的人选,如库尔特·坎贝尔、米歇尔·弗卢努瓦和温迪·谢尔曼等,最近都发表了意见。这场争论看来并没有在美国公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因为人们的精力被一场混乱的总统竞选所消耗。这场竞选令人难以展开认真的外交政策讨论。(在第三次总统辩论前几小时,朝鲜进行了一次导弹试验,但辩论中所讨论的“外国热点”却对此只字未提。)

  虽然美国官员正在与韩方进行深入磋商,但人们并没有充分关注北京的观点,尽管在美国可能会对朝鲜采取的任何行动中,中国都会扮演重要角色。经过研究北京在美国正在展开辩论的三项主要对朝政策战略当中的每一项方面的作用,“中国因素”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对于这一因素,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加以权衡。

  鹰派

  对朝政策辩论中最突出的新特点就是认真考虑动武作为仅存的可行选项。这种要求动武的呼声采取了谨慎的措辞:没有任何人支持在近期内攻击宁边核设施,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在这一方针很可能会酿成的后果问题上说真话: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开始。相反,国家安全方面的人物,如麦克·马伦、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和维克多·查等认为,几乎肯定必须在金正恩获得充分的能力,能够用核导弹打击美国本土之前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或者"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奥巴马执政的几年里,动武选择没有提到议程上来,因为首尔必须对打击平壤付出巨大代价。正如奥巴马对查理·罗斯所说:"我们如果动用我们的武库,显然能够摧毁朝鲜,但……他们紧挨着我们的重要盟友大韩民国。”但是,由于韩国政府沉溺于极端好战的言论,这种言论被纳入了最近的美韩联合军演之中,所以这种克制态度看来正在我们眼前消失。

  北京可能会如何应对美国对朝鲜的先发制人或者外科手术式打击?这个问题常常被回避,也许因为答案使得动武解决办法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毕竟,朝鲜是中国在世界上唯一的防务条约盟国。北京有义务在平壤遭到攻击情况下,“立即采取一切所拥有的手段提供军事等方面的援助。”两国1961年签订的条约常常被忽视或淡化——偶尔是被中国学者自己。但是,这项协定仍然生效,因而凸显了朝鲜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独特地位。7月份,为了纪念条约签订55周年,金正恩送给习近平一封友好的信件,称赞该条约为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如果攻击本地区的美国盟国或者驻军,就遑论攻击美国领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不是为了避免一场具体的、迫在眉睫的导弹攻击,而是为了阻止朝鲜完善洲际核打击能力,它就不大可能达到北京的正义战争标准。相反,这种性质的一场打击可能会迫使北京依据1961年的条约站在朝鲜一边。在美国发动打击后平壤会采取的疯狂军事报复方面,韩美两国不能指望北京的支持,实际上可能会面临中国对朝鲜半岛进行干预,就像1950年10月一样。"外科手术"就会迅速恶化成一场血战。"先发制人"会挑起一场战争。

  "蟒蛇派"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或者是在肆意地无视这些风险的情况下,动武的“解决办法”已经不再是美国在对朝政策问题上辩论中的一个离群值。尽管如此,武力倡导者并不占有主流立场。这种出名属于主张加强经济制裁措施、外交压力和采取强硬手段的威慑的人们,如布鲁斯·克林格、埃文斯·里维尔、李晟允和约书亚·斯坦顿等。与鹰派不同的是,这些"主张发挥压缩作用的蟒蛇派"把中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严厉的制裁措施的实施几乎完全依靠北京。

  蟒蛇派对我们下届总统的建议归结为三项简单措施。

  在最初阶段,总统向中国阐明理由,即中国必须搭乘制裁措施的列车。怎么做?通过求助于习近平的战略智慧及其对金正恩的明显厌恶。通过推行战区导弹防御、与韩国和日本的三边合作,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加强中国所厌恶的地区安全架构。通过提出一项警告,即如果制裁措施失灵,这列火车的下一站就是"先发制人"。最后,但却肯定不是最次要的举措则是,通过下令美国财政部对于中国公司和和银行与平壤做生意采取次级制裁措施。

  财政部的行动把被列为整治对象的中国实体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为了防止系统性的金融痛苦,北京和各省的政府针对鸿翔工业公司等几十家公司采取大胆行动。中国公司退出与朝鲜的合资企业和对朝投资,取消订单和合同。中国银行关闭与朝鲜有关的账户。中国政府不提供任何援助。不久后,朝鲜就面临严重的燃料和食品短缺,更遑论资本投资和银行使用权方面的短缺。

  由于金正恩可以采取的选择十分有限,所以他叫苦不迭,认识到必须放弃自己的核威慑这把“宝剑”。他采取实质性的拆除核设施步骤、宣布暂停核试验、口头承诺完全无核化,要求依据2005年9月19日的协议恢复六方会谈。由于中国采取严厉措施,小金汲取了教训:美国人不会奖励恶劣行为,他们不会为了谈判而谈判,他们也不会两次购买同一匹马。金正恩认识到自己在开发核武器和发展经济方面同时取得进展的伎俩的根本矛盾之处,决定放弃前者,以期最终实现后者。

  这是一项诱人的想法。只有一个问题:即使美国政府大大增加金融压力,北京也不会支持采取与朝鲜断绝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全面制裁措施,因而可能扼杀自己这个邻国的经济(正如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最近提醒任何愿意倾听的人注意的那样)。北京抵制压缩蟒蛇派的计划的主要原因暴露出其更为深层次的缺陷——即一个前提,就是一旦压力足够强大,金正恩政权会屈服。

  要明白这一点,退后一步考虑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观察家对朝鲜的看法如何具有根本不同是值得的。美国人在看待朝鲜时看到的是异类,某种非理性和邪恶的东西——一个疯狂的世袭统治者、劳改营与秘密警察、全国夜晚没有电、穷困潦倒和自我隔离。而中国人则看到几十年前的自己,专注于朝鲜如何正在赶上,尤其是在金正恩领导下。对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奥巴马)来说,朝鲜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何时”而不是“是否”的问题。而对大多数中国专家而言,朝鲜体制就像他们自己的体制一样,没有任何理由不能起码再存在七十年。

  中国人认识到,朝鲜耐久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该国忍受痛苦的非凡能力。正如中国人所说,很少有哪个民族国家能够像朝鲜那样“吃苦”,就像朝鲜90年代的饥荒所悲惨地证明的那样。中国人还认为,朝鲜能够实施社会经济变革,包括采取不那么抱有敌视态度的外交政策,而不用实现政权更迭。此外,北京接受朝鲜的一种断言,即在美国敌视政策面前的不安全是其核计划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如果金正恩认为,他的国家目前需要核威慑来抗衡韩国和美国的压倒性威力,他就会让自己的人民忍饥挨饿,以使国家能够生存。在此过程中,他会猛烈攻击韩国,也许甚至是中国,从而提醒两国政府注意,他们的公民最最希望的是不在朝鲜身上不得不花费很大心思。因此,北京从根本上拒绝接受一个前提,即“超级制裁措施”能够把抄袭那压服。

  由于中国人不相信,美国制裁策略的第三步能够成功,所以他们将会竭力反对采取第一项步骤,利用美中关系方面所能利用的经济与外交影响力。下届美国总统是否想要在上台后第一年在北京未能对朝鲜施加充分的经济压力问题上对中国发动一场金融战争?蟒蛇压缩派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但鉴于这样做会给中美关系造成的严重压力(从而危及从气候变化到双边投资以及网络安全等一切问题上的进展),并鉴于即使北京采取我们希望它采取的措施,金正恩是否会顺从的不确定性,所以人们必须质疑这一对策的战略正确性,尽管其听起来可能具有诱惑力。

  鸽派

  这样一来就剩下第三个选项︰强忍我们的自豪感,磨练我们的意志,大踏步地重返谈判会议室,就像乔尔·威特、简·哈曼和詹姆斯·珀森所主张的那样。

  赞成双边会谈、经济接触和文化交流的论点无疑在这场辩论中处于下风。鹰派和蟒蛇派冷笑着说:"慕尼黑!雅尔塔!"从而引起一种推测性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经常得到重复,因而已经变得类似于政策上的咒语:“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金正恩已经做出战略决策,决不放弃核武器。朝鲜将会提出荒谬的要求,如中止联合军演和讨论和平条约,从而破坏整个地区的安全。谈判有什么意义,因为谈判无论如何都会是在协议问题上作弊?”最糟糕的是:“与平壤举行谈判就是事实上‘承认’其核地位,而这实际上正是他们想要的一切,也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给予的东西。”

  毫无疑问,与平壤的任何直接谈判都会令人筋疲力尽,有时还会令人发疯。如果以史为鉴的话,将会有挫折,(双方)也会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但历史还表明,进展是可能的。对下一届美国行政当局来说,通过谈判实现冻结和核查人员的重返是一个合乎实际的短期目标。朝鲜外交部也做出了多次不成功的努力,企图与奥巴马行政当局举行这种会谈。的确,要想使朝鲜在核计划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美国和韩国就需要在安全方面采取折中办法。这就是外交手段发挥作用的原理,尤其是在彼此抱有严重敌意与不信任的各方之间。但是,得出一种结论为时过早,这就是金正恩不能采取灵活和务实的做法,因为我们并没有在高级别上通过外交手段对其进行试探。至于一种担忧,即与朝鲜人坐下谈判就等于认可“一个弥天大谎”,用当时的参议员约翰·克里无法模仿的话说。同样,关于平壤由于我们拒绝与之会谈而受到惩罚的看法用当时的参议员奥巴马的话说,也是“荒谬的”。

  为了支持与朝鲜保持接触和举行谈判而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中据理力争是一场硬仗。但是,保持接触的倡导者有一张王牌:当华盛顿保持接触时,中国因素就成为与朝鲜打交道方面的一笔资产,而不是负债或者路障。毕竟,北京坚定不移地采取与平壤保持接触的策略,不断地寻求美国在谈判问题上采取开放态度。中国对朝的安全政策是好不动摇的:目标是非核化,先决条件是和平和稳定,方法是对话。如果下届美国总统采取接触策略,习近平政府很可能会加强自己的工作,以实现短期突破和长期解决办法。矛盾的是,华盛顿使中国对其行为异常的邻国施加建设性压力的最好机会是通过美国采取与金正恩谈判的重大主动行动。

  北京认为,无论采取多少制裁措施和施加多大压力,包括动用武力,都不会以华盛顿所希望的方式改变平壤的行为。中国政府得到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尽管不一定是美韩两国媒体报道最多的专家)支持的坚定政策是,只有对话和谈判能够缓和朝鲜的行为,取得长期进展的最大希望存在于朝鲜在实现经济转型和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潜力。很多韩国人,包括想要成为下届韩国总统的主要候选人,看来都会同意这一点。

  艰难的选择

  下届美国总统及其核心顾问将必须自己决定,是鹰派、蟒蛇派还是鸽派的观点正确。毫无疑问,将有这三项对策的某种结合,正如专家们所建议的那样。但是,在确定美国未来政策的重点方向问题上,必须做出一项艰难的选择。无论在战略上的耐心之后到来的是什么,成败都可能取决于“中国因素”。

来源时间:2016/11/26   发布时间:2016/11/25

旧文章ID:11872

奥巴马似是陷入“创新者的窘境”,来看他的八年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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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敏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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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奥巴马及其政治形象的正面资产的光环正日渐黯淡。 视觉中国 资料

  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结束。这也是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交大秀场。对于只剩下不到两月任期的奥巴马,此刻的内心恐怕多少有些失落与苦涩。虽然已经表示任内放弃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TPP)法案的立法通过,奥巴马还是召集12个参与国首脑举行闭门会议,恳切各国能继续推动TPP的签署。

  但是这一努力翌日即被继任者特朗普的“百日施政”讲话击得粉碎,后者公开宣布将在入主白宫施政首日,就将“废除”有关TPP协议的任何进展。这种公开且毫无保留的政治硬球举动,在现代美国政治史上,可谓空前(但未必绝后)。

  自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美国人总统以来,有关这位具有多元族裔背景,身世曲折而又实现美国梦的政治家的溢美之词就从未消失过。即使在应对国内外政、经诸多困局挑战不甚给力的态势下,众多观察家依然视奥巴马为新生代美国政治家的典范。然而,时至今日,奥巴马及其政治形象的正面资产的光环正日渐黯淡。为何会这样,值得我们深思。

  “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由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并作阐释。克里斯坦森发现,曾经成功过但日后衰退的公司中,其失败原因并非因碌碌无为或轻视创新而失败,恰相反的是,这些公司失败的原因源自于他们对于眼前的客户和追求目标管理过于精细,过于注重当下需求,进而无视其背后蕴含的真正创新之处,从而与市场和下一轮增长失之交臂。

  以“创新者的窘境”看待奥巴马过去八年取得的施政成果,我们或许能得出相类似的看法。这位混杂着精英与平民元素的政治家,不可谓不励精图治,也具备长远眼光、柔性思维和平民情怀,但恰恰是各种自诩的创新进步举措,局限了美国内政外交本该具有的各种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错失了本该拥有的战略定力。

  新媒体时代捕获公众认知的受益者

  在互联网推动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热潮下,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期间就树立了以网络营销为核心基点的政治传播动员模式。在 “无处不在的奥巴马”口号的渲染下,其新媒体团队不仅为其建立官方网站,而且在Facebook、Twitter等互动平台开通代表其虚拟形象的官方账号,与选民展开联系,鼓励他们进行政治捐款和拉动选票。

  在当选总统后,奥巴马继续高举使用新媒体为其施政理念“主阵地”的特色,向民众传递其“变革”主张。在其第一任期内最重要的医改法案(即Obama Care)立法进程中,奥巴马团队把新媒体运用到极致。在其官方博客中,奥巴马将其议题内容、图表、相关资讯链接详细公布,并以连续20多天刊登医改措施的博客文章,吸引大批网民的点击和评论;同时通过白宫网站和YouTube上的视频播放,向公众灌输医改的急迫性和民众支持的必要性。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度依赖新媒体的倾向和对现实问题的隔阂,使得支持奥巴马的网民并没有从政治激情有效转化为政治理性,反而被政治对手转嫁使用,最终使得新媒体平台沦落为两党互相抹黑的新阵地,2010年兴起的右翼茶党运动,以及2012年大选期间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营销,双方都已经非常熟练运用新媒体展开互相栽赃和人身攻击,各种桥段和时间节点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在今年的大选中,新媒体的功能与使用已经被过度“异化”,无论是所谓的互联网舆情调查,还是分析选民的情感变迁,新媒体已经丧失了“感知器”和“意见桥梁”的功能,党派意识与立场意识取代了2008年至今的问题意识。

  修复美国国际形象的早期成功者

  形象塑造构成了权力政治的半壁江山,由权力引发的信任危机则必须通过形象重建加以弥补。奥巴马执政以来塑造美国形象的首要任务,就是扭转小布什时期美国留给世界糟糕的单边主义者形象。

  公允地说,奥巴马在营造美国主导下的多边主义国际形象不遗余力,盖因小布什政府八年以来给美国国家形象造成的负面清单实在太多:抛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退出《京都协议书》,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蔑视阻碍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条约,冷遇不予配合的盟国等,这些布什单边主义遗留下来的负资产,需要奥巴马的逐个偿还。

  奥巴马在形象修复策略上使用的是“去污”与“示好”的双重策略。所谓去污,乃是积极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的合作态度,尊重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克制随意动用武力的倾向,这些举动将满足国际社会对美国以往单边主义的反感和普通民众中产生的反美情绪。奥巴马的去污行动可以称的上是雷厉风行的,仅在2009年美国政府就相继采取针对关塔纳摩监狱虐囚事件的司法调查,重返有关环境保护的《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提出全球“无核化”理念,允诺补缴拖欠多年的联合国会费等。

  所谓“示好”,则是积极拓展美国实力中的软实力因素,化解因单边主义而长年累积下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情绪。奥巴马注重恢复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相继在埃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拥有大批伊斯兰民众的国家发表演讲,与普通民众见面,强调美国将在尊重宗教信仰的前提下,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础与伊斯兰世界展开对话。奥巴马还特别对一些以反美而著称的国度给予特别关注,安排特殊场合与其领导人见面,如在泛美首脑会议上与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握手,在参加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悼念仪式上与古巴领导劳尔进行非正式寒暄等。放软身段,倾听弱者的姿态,一度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招牌动作。

  奥巴马及其外交团队还积极设置国际话语议程,提出多个国际性话题引起世界侧目,除了前文提过的“无核世界”理念,奥巴马在访问数个国家时都曾提出要建立形形色色的“伙伴关系”,而各种以环境气候保护、推进低碳经济、倡导绿色能源经济的话题更是繁多。可以说,通过奥巴马本人富有个人魅力形象的构建,美国的国际形象一度得到较好的改善。但观察者也能清晰地发现,奥巴马在改善国际形象上所尝试的多边主义,其实质依然是坚持在美国主导下的多边主义,而非国际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的多边主义,这点在推进TPP过程中,显现得更为野心勃勃。

  平衡美国内政外交的最终失败者

  如果说奥巴马团队早期在应对公众认知、修复国际形象方面还委实取得不少成绩的话,那么从第一届任期后半程到离任前夕,美国在应对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内政外交领域,所遭遇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故事(篇幅所限,无须赘述)。为什么前期的成功累积却不能引领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功呢?这里就需要援引“创新者的窘境”模式加以论述。

  首先,奥巴马过于看重其自身形象的多元属性,在国内重要议题中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奥巴马认为其多元族裔背景和受中左翼文化知识精英的青睐而自认掌握有话语权,轻视保守右翼的抗争措施。而政治对立者也正是通过新媒体和动员新生代青年的意识形态情绪,抨击奥巴马提出的各项改革政策。占据美国社会主流的中产阶层并未从青睐新媒体的总统中感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反而开始厌倦这位总统过于华丽而又空洞的政治修辞。

  其次,奥巴马在修复国际形象方面,过于推崇所谓的“软实力”细节而无法把握真正的全球政经新格局,迷失于细节而无法抓住重点。奥巴马在各个领域都力图推行美国式的价值理念,但限于实力而又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这就给一些国家和地区传递了非常模糊而又危险的信号。

  第三点,也是笔者一直所坚持的观点,两届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充斥着过多的希拉里色彩而失去了改善的弹性空间。进一步而言,两届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和实施上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转向。如果说国务卿希拉里是“软实力加巧实力”的游说者和煽风点火者,一度风光无限,那么疲于奔命,参与他本来就不擅长的穿梭外交与密室政治事务,不幸还因公摔断腿的约翰·克里先生则扮演着灭火消灾的消防员角色。

  如何安抚陷入窘境的创新者

  随着特朗普入住白宫,发表百日施政讲话,陆续宣布内阁团队人选名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下届美国政府必将对前任曾经的一系列政治创新采取一系列的颠覆手段,其要义就是通过构筑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墙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利益和美国信用。成为在野党的民主党精英左翼,也应该从本次选举失利的教训中得到警示:如果精英更多地陷入自恋而不能回应民众的一系列重大关切,那么终有一天他们会被曾经的支持者所怀疑、抛弃和蔑视。

  从现实长远来看,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美国的内政外交都需要更多借助国际间合作来确保其政策的顺利落地。即使特朗普公开呼吁要以美国制造来重振美国的基础设施,来自中国高效而价格合理的基建与人力资源依然是值得信赖的商业合作者,中美之间合作的空间如果挤掉了虚幻的言辞之争,反而可以在一系列落地的项目合作中得以实质性推进。

  由此我们也应该看到,通过相应的外交政策实施和对外舆论话语的引导,继续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原则和准绳,有理有节地处理涉及各自利益关切的中美两国,或许都能平复双方不安的心绪。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师)

来源时间:2016/11/25   发布时间:2016/11/25

旧文章ID:11871

白人蓝领工人左右2016美国大选,但他们所托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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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启明  来源:澎湃新闻

  白人蓝领工人弃民主党而去,是希拉里败选的关键所在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回看选民投票统计数据,大部分白人选民(特朗普58%对希拉里37%)和略占多数的中等收入(五万美元)以上的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这似乎和我一直坚信的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为白人蓝领工人有些出入。其实不然。仔细分析统计数据,就会发现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选民(white without a college degree),其中67%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希拉里得到的选票仅为28%,差距高达40%。这部分选民中大部分人就是人们所说的白人蓝领工人或者白人工人阶级。

  以往,白人和中上收入选民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这次并无例外。在竞选大部分时期,很多共和党选民很难认同特朗普的人品和种种歧视性甚至仇恨语言和行为,一直和他的竞选活动保持距离。但到大选最后一、两周内纷纷回归共和党阵营,这就是媒体上说的“共和党人归家”(Republicans coming back home)。而白人蓝领从共和党初选时起,就汇聚在特朗普反移民、反贸易旗帜之下,成为其竞选坚定不移的核心力量。

  在2012年选举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同样赢得了大多数白人和中上收入选民选票。但是,由于人口和种族结构变化,共和党如果仅仅依靠那些传统支持者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白人蓝领工人在这次选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一点在选举当晚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晚胜负的关键不是在传统的摇摆州佛罗里达或北卡罗莱纳,而是聚焦密执安、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等传统“蓝州”,即民主党占优势的州。这些州号称希拉里竞选的“blue wall”(蓝色城墙),即使丢掉了佛罗里达、北卡罗莱纳等州,只要能够守住“蓝墙”,希拉里仍然有望获胜。遗憾的是,这些州以及另一工业大州俄亥俄的多数白人蓝领工人在本次大选中弃民主党和希拉里而去,这是民主党今日最值得深思的教训。

  民主党曾经一直是代表美国中下层民众的政党。从上世纪30至70年代,白人蓝领工人和工会组织始终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1980年代起,白人蓝领的政治态度出现一些摇摆。当共和党人里根竞选总统时,他们中很多人转向支持里根,这就是传说中的“Reagan Democrats”(里根民主党人)。后来在1990年代,以及2008年和2012年,克林顿和奥巴马在竞选中又把“里根民主党人”重新拉回民主党阵营。

  有意思的是,1992年大选和2008年大选都发生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期间,人心思变。在危机状况下选民又想起了民主党的好处,应了那句常言:在国内经济方面,选民更信任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选民则更信任共和党。在2012年大选期间,尽管罗姆尼出生于密执安州,其父曾担任该州州长,渊源不可谓不深,但还是不敌奥巴马。奥巴马在执政期间挽救了密执安州最重要的工业——汽车工业。四年之后,民主党这一优势似乎不复存在。

  姜还是老的辣。民主党内少数资深政治家例如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早就意识到白人蓝领支持特朗普的可能威胁,他曾经向其夫人的竞选团队建议到中西部俄亥俄、密执安、威斯康辛等老工业州举行竞选活动,争取白人蓝领工人支持。遗憾的是,希拉里竞选团队认为随着国内人口和种族结构变化,民主党只需重演当年“Obama Coalition”(奥巴马联盟), 即少数族裔、妇女、年轻人联盟,就可以获得选举胜利。他们过于自信白人蓝领工人支持民主党的传统,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其实奥巴马本人都不赞同这一策略,在2008和2012年竞选中,他曾积极争取每一位选民的选票,包括中西部地区白人蓝领的选票。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不能争取到所有白人蓝领的支持,至少要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白人蓝领工人怎么了?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最低谷,美国当年GDP总量为14.42万亿美元。2015年,恢复到17.91万亿美元,增长20%。2009年初,美国道琼斯股指跌到7000点,现在则上升至18800+多点;S&P500股指由当年700多点,涨至现在2100+多点。在奥巴马执政的七、八年里,美国经济总量在增长,股市翻了几乎三倍,失业率跌至4.9%,达到全面就业水平。为什么全国仍然有近一半的选民,尤其是白人蓝领对经济状况不满呢?

  2007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为58003美元;到2015年,则只有55715美元。虽然经历了六、七年经济复苏,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仍然低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水平。几个重要的老工业州如俄亥俄,密执安,宾夕法利亚、威斯康辛等,2014年家庭平均收入分别为45749、45981、50228、50395美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美国前联邦政府人口统计人员组成的研究机构Sentier Research,根据人口统计资料整理的数据显示,在1996至2014年间,美国白人蓝领工人工资收入从40362美元下降至36787美元,跌幅8%。而在同一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工资收入由77209美元上升至94601美元,增幅22.5%。

  根据同一份研究报告,在1996年间年龄25-26岁高中学历的白人年轻人,年均工资为32677美元。当2014年人到中年时,他们的年均工资达到38803美元,增幅18.7%。而在同一时期,同一年龄段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白人年均工资从40487美元增长到94252美元,增幅高达132.8%。令人不安的是,1996年间的中年白人蓝领工人(37-38岁),到2014年步入老年(55-56岁)时,他们的工资收入由44209美元下降至32298美元,下跌幅度达到26.9%。

  在过去七八年乃至数十年里,经济总量在增加,股市在飞涨,有赢家也有输家。白人蓝领工人或者白人工人阶层则是最大的输家。在全球贸易和高科技发展的双重打击下,白人蓝领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断下滑,昔日稳定并且几乎是终身制的工作和社会优越感不再。社会矛盾,尤其和在全球化、高科技经济中成为赢家的精英和高学历阶层的差距不断扩大。据芝加哥大学某机构的调研,有53%的白人蓝领工人表示他们的生活好过父母一辈,但另有一半表示不确定,或认为毫无变化,或表示比以前更糟。这些对前途迟疑不决的人中,44%认为他们子女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下降。

  这就是倍感失落的美国白人蓝领工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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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谁抢了白人蓝领的饭碗?

  “我其实喜爱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食品 ……”一名特朗普支持者对记者说道:“But just don’t take it from us.”(但不要从我们这儿拿走那个。)不要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呢?工作和福利。

  我曾经听到不止一位特朗普支持者——有些都是认识七、八年的熟人——抱怨,外来移民抢走了美国白人蓝领工人的工作。根据上面引用的芝加哥大学研究报告,那些对现状不满的白人蓝领工人,其中48%认为移民抢走了当地人的饭碗,71%主张减少移民人数。

  我在德州读书时,有一个学期曾经打四份工。两份工在校内,两份工在校外中餐馆。我注意到在中餐馆后厨打杂的很多都是墨西哥人,有些中餐馆甚至大厨也是“老墨”。我曾经走过大部分美国,包括东西南北几十个州,无论在哪里休息,旅馆里清理客房、打扫卫生的几乎清一色是来自南美的清洁女工。唯一例外是在南方某地,旅馆清洁工是黑人妇女。众所周知,在加州等地农场,从事农业劳动的很多都是来自南美国家的民工。有一年南方阿拉巴马州立法禁止非法移民工作,把很多从事农业的民工吓跑了,当地农场的庄稼眼看就要烂在地里,农场主们不得已用车从城里拉一些人来做临时工。不过这些临时工既不愿意,也不会干农活。多年前我在加州一家电脑公司工作时,公司若需人手干又脏又累的体力活,经理便会带上两三个帮手,开卡车到某些固定地点,在街边拉回一帮又强又壮每天等着打临工的墨西哥人。前些年我请人把门前台阶扒掉重建,老板是个白人,开工那天,来干活的却是个墨西哥人。中午老板带来一份三明治夹心面包,打工的“老墨”坐在台阶上吃完三明治马上又拿起工具干活,不见他歇一口气。所见所闻,我自己的感觉是,在就业方面,那些在底层打工的移民或非法移民往往是彼此之间相互竞争,而不是与白人蓝领工人抢工厂工作。

  美国著名的医药公司Pfizer(辉瑞)以前在我们州有个研发中心,据在那儿工作的朋友说,该中心雇用了数百名中国人,大部分都有化学、生物学方面的博士、硕士学位。在临近的耶鲁大学医学院,也有上百华人在做研究工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拥有较高学历(包括博士、硕士、本科学历)的华人在科技、教育、经融、企业等各行各业都有,类似情形也可以推及其它族裔的高学历移民。这类移民在就业方面,通常是与具有相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士竞争, 也并不与白人蓝领工人竞争。

  那么,白人蓝领工人的工作哪去了呢?

  初来美国时,我在南方读书。学校所在的小镇只有6、7万人口,镇上有一个制衣厂,当年一些中国学生家属在里面打工,使用的工具是现在美国很少见的缝纫机。早在我毕业离开那个小镇之前,那家制衣厂就已经办不下去关闭了。那是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事情。

  而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纺织工业产量下降了46%,近37万纺织工人失去工作,占纺织工业就业人员的62%。据统计,自1979年以来,美国共失去了超过700多万制造业/工厂的工作,传统制造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制造业由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活动并不新鲜。美国南北战争后,一些企业便利用南方地区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在当地建立纺织、钢铁工厂等等。在19世纪,美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家庭、个人或合伙人所有。到20世纪20年代,现代股份制企业逐渐成为美国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实体。为了华尔街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些公司四处寻找、利用各种“比较优势”包括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这个特点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活动中以及跨国企业兴起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只是当年以及20世纪一个较长时期内,美国国内经济仍在不断扩张和上升阶段,国内市场庞大,加上世界上多数地区政治、经济动荡不安,甚至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极少有国家能够挑战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

  这种状态到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有所改变。随着战后欧洲经济恢复,尤其是亚洲地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为了追求成本和市场优势,美国企业的“外包”形式也开始流行。19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90年代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市场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打开,进入一个真正全球化贸易时期。同时,美国制造业外迁和“外包”的速度也迅速加快。

  跨国公司兴起的早期,主要以扩大产品市场和获取廉价原材料为主。现在则是扩大市场,同时利用海外低成本(劳动力、环保、税收)优势增强竞争力。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攻击美国空调、电冰箱生产商Carrier Corp.计划把工厂搬迁至墨西哥。该公司无可奈何地表示他们之所以要把工厂迁往境外,主要想降低成本以便和亚洲生产厂家竞争,而Carrier Corp.的外迁计划,将会裁掉1400多名员工。

  Youngstown是美国中西部老工业州俄亥俄东北部一座城市,曾经是钢铁制造中心。现在大部分钢铁厂都关掉了,城市萧条多年。前年,法国一家钢铁公司投资11亿美元,在Youngstown建了一座新型钢铁厂,全部生产实行自动化,只需雇佣数百人,而非以前动辄数千甚至五万员工的大型工厂。总部设在另一个老工业州密执安的通用汽车公司在1970年代员工多达60余万人,现在只需雇佣20万名员工,却能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汽车和卡车。

  西弗吉尼亚州是著名的产煤区,煤矿工人和工会曾经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在最近几次总统大选中却一边倒支持共和党,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州”。西弗吉尼亚的选民把当地煤炭工业的衰落归罪于奥巴马和民主党。实际上,根据我母校德州大学的能源研究中心负责人的研究,煤炭行业就业人数在1980年代就开始下滑了,原因同样是技术进步和现代机器应用。近几年来,新技术引发的页岩天然气和页岩油革命,为人类生活和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加廉价、清洁的能源,这是美国煤炭行业衰落的主要原因。

  国际化是美国蓝领工作流失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更不是主要原因。根据一份广为引用的印第安纳州Ball State University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在2000年至2010年之间,美国制造业减少了560万就业机会,其中85%是因为现代机器例如机器人的应用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对外贸易造成的损失仅为13%。其他达特茅斯、MIT、杜克和普林斯顿等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进步,而非对外贸易。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资料,自从198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损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工作,但去年制造业产量却翻了一番,达到1.91万亿美元。用兰德公司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我们用更少的人生产更多的产品。

  在未来,美国制造业将进一步投资最先进的生产机器包括机器人。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在未来十年内,美国公司对工业机器人的投资将从现在的2-3%提高到10%,工业机器人减少的人力成本将达到22%。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现代机器、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低价格能源优势等其它因素,将会结束美国制造业公司在世界各地追逐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家非盈利机构的研究显示,在过去10年里,美国制造业每年平均流失22万个工作。而现在每年流失海外的工作数量,与回流国内、外资在美国直接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数量相等。

  美国蓝领工人曾经也是中产阶层

  在19世纪,美国有所谓“老中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店主、手工业者、律师、医生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自耕农。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美国又出现了“新中产阶级”,包括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律师、医生、教员、记者等各类专业人士,以及办公室文员等大量白领。随着工业化深入发展,农民人数逐年减少,独立手工业者也渐渐消失,不知不觉中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雇员的国家”。工人在当年地位、收入是最为低下的,属于社会底层。按照职业标准,工人也不属于以专业人士为主的中产阶级。只是后来随着收入提高,特别是“二战”以后,蓝领工人也往往被划为中产阶层。

  工人收入、社会地位的提高,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其一是工人自身及工会的不断抗争。在1880年至1900年间,美国国内罢工活动多达23000多次,参加人数高达660余万工人。工会把分散的工人力量组织起来,通过collective bargaining(集体谈判)与资方谈判,提高工人工资、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等。

  其二是政府帮助和保护。在早期劳资冲突中,政府听之任之,或者站在资本一方。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老罗斯福总统提出“square deal”(公平交易),强迫资方和劳工平等谈判,并设立独立的劳资纠纷仲裁机构。同一时期的威尔逊总统在劳资纠纷问题上也颇为开明,通过政府干预和仲裁协调双方关系。现在很多保守派攻击进步主义运动,非常短视而且忽视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当年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一味按照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搞下去,美国的资本主义可能自己就把自己给吃掉了。在19世纪工人大罢工时,联邦政府曾动用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对付工人,指控工会和工人罢工非法。到罗斯福新政时期,则立法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从那时起,民主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和其它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工人投桃报李,从1930至1970年代,始终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

  其三,开明的企业主和管理人员。受进步主义运动影响,一些企业主也以开明的态度对待劳资关系。福特在生产T型汽车时,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希望汽车能够成为普通工人也能拥有的大众消费品。曾长期担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Alfred Sloan,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之一。Sloan退休后写了一本书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比尔·盖茨称赞这是他读过最好的关于企业管理的书。在书中,Sloan用了一整个章节讨论人事和劳资关系,足见当年企业管理者对员工福利和劳资关系的重视。

  “二战”后的二三十年,大约是美国蓝领工人的黄金时期。工作稳定,收入中等,有车有房,子女上大学或者高中毕业后子承父业找一份工厂工作不在话下。就像纽约市的警察和消防员一样,福利好、收入不错且受人尊敬,一代又一代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选择加入警察和消防行业。可是警察、消防员这样的职业不可能“外包”,工厂工人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全球化和高科技发展,工会组织和政府保护劳工的措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国内的秦晖教授所说工业革命中文明和进步成果在海外低工资、低环保冲击下大幅倒退,或许就是这个意思。自苏联解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起,这个世界是一个资本畅通无阻的世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对曾经保护白人蓝领和其它劳工阶层的初次打击是从里根总统开始的,也就是从共和党开始的,并直到现在。

  特朗普把美国的问题都归罪于他人——不论是移民/非法移民,还是全球贸易——总之都是别人、别的国家的错。这样的观点和口号非常有煽动性,利于竞选,但是非常片面,极易误导他人。特朗普只看到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和工人的负面影响,但只字不提科技进步、社会结构等更为深刻的变化和影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解决方案也就难以真正帮助那些失去工作、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白人蓝领工人。

  特朗普未来的经济政策真的能帮到白人蓝领工人吗?

  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的经济政策有三个方面,这里我略微分析一下。

  首先,道路、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政策其实是民主党的一贯主张,早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新政”中,公共工程就是一项主要措施。这个政策来自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在国民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借债)投资公共工程提高就业和社会需求”观念,在中国称之为“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提出的刺激经济计划就包含公共工程项目。问题是,现在美国存在“国民总需求不足”的情形吗?现在美国的失业率为4.9%,处于全面就业阶段,经济运行平稳。增加公共工程开支或可提供一部分就业机会,但潜在危险不可忽视。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日泼冷水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并加重美国的债务负担。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将会遇到来自共和党内部的阻力,至今共和党把持的国会还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有关基础建设投资的提案压着不予理睬呢。

  第二,贸易保护政策。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对墨西哥产品增收35%的关税,对中国产品增税45%的关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果实行只会两败俱伤,打贸易战是不可能的。特朗普提出废除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是墨西哥是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德克萨斯等州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其它25个州包括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所在的印第安纳州第二大出口市场。特朗普还攻击美国的外贸协定牺牲美国工人利益,提出退出TPP,可TPP是根据美国劳工、环境保护等标准量身定做的贸易协定。有意思的是,在贸易保护问题上,特朗普和民主党,特别是民主党内左翼如参议员桑德斯、华伦等惊人一致。TPP虽然是奥巴马政府(包括希拉里)推动签订的,但主要支持者一直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共和党自诩是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主义者,如果特朗普执意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共和党人何去何从,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看点。最后,特朗普无视全球贸易给美国带来的种种利益。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会帮助工人找回失去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工作,而且还会增加他们日常生活的费用。

  第三,减税。减税是共和党刺激经济的“杀手锏”。根据1980年代供应学派观点,降低税率可以调动企业和个人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在减税的情况下增加联邦政府的税收。不过特朗普的减税主张,以及供给学派的观点有几个问题。一是现在美国CEO层次的收入和普通工人收入比为300:1,减税显然更有利于像特朗普这样的富人,普通工人能够得到多少实际利益难说。二是按照供给学派观点,减税刺激经济,经济发展了大家都受益,所谓水涨船高,大河涨水小河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trickle-down economics(涓滴型经济) 。可是现实往往是大河涨水后变得更宽更深,小河的水不仅没满反而变少。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就是这一政策的现实写照。我本人并不反对减税,减税实际上对我个人也有好处,但我不认为减税会帮助蓝领工人找回工作。

  减税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但未来的经济不会再是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传统制造业,而是以知识、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以前高中毕业就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厂工作的日子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就拿我所在的城市来说,这里曾经是纺织中心,缝纫机就是在这所城市附近发明的,美国第一家辛格缝纫机公司就设在这里。现在缝纫机不是个事儿,但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缝纫机仍然是人们结婚时的“四大件”之一。如今这些早都没了,厂房空空,或者改作他用。昔日的工厂和工作,不会再回来了,似乎也没人做这种指望。

  现在这个州里制造业还留下些什么呢?一是Sikorsky飞机公司,这是生产著名黑鹰战斗直升机的公司,美国总统座机“海军陆战队一号”(Marine One)也是该公司生产的。Sikorsky是一个俄罗斯移民的名字,直升飞机是他发明的。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桥,桥下一侧就是同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直升机制造公司。另一家公司是Pratt and Whitney,专门为波音公司生产飞机核心部件——飞机引擎。还有一家公司名为电动船(Electric Boat),听起来土不拉几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实际上这家公司生产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这一个不足360万人口的小州,就有这样可以傲视全国的高端制造业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制药公司、金融公司、耶鲁大学等等这些就不说了。

  前几年奥巴马政府和州政府联合出资,在州内数所大学设立高端制造业中心,专门培训从事技术复杂工作的制造业工人。这些中心不发学位,学习9个月后拿个证书就可以毕业,往往很快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

  中国有句老话:因势利导。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传统制造业在美国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同时高端制造业、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动力的新经济正在兴起。我一直对特朗普瞎咋呼不以为然,他的经济政策帮不了白人蓝领工人多少忙。与之相反,希拉里,以及共和党初选时另一位候选人,俄亥俄州长Kasich的主张更实际,更可行。他们承认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主张加大政府教育投资,加强对工人的培训。不一定也不必人人都上大学,对很多人而言,职业教育和培训、两年制大学等等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正如MIT一位经济学教授所说,对人力资源(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是掌握现代技术,与日新月异的技术相辅相成而非被其取而代之的关键。

  大选结束了。政治人物眼里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选票,还要看到选票后面的人,去真正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忧虑、他们的前途。

来源时间:2016/11/25   发布时间:201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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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思德:亚投行不是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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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思德( Scott Kennedy)  来源:FT中文网

  全球治理的范围非常广,而全球经济治理又包括不同的领域,参加全球治理的代表,既有官方代表,也有企业家和民间组织等非官方代表。从公平贸易到期后变化,全球治理的规则是让所有参与者、包括国家和其他的单位进行合作,迫使他们有序地竞争,所以它不仅仅是支持和培养合作,也是培养有序竞争。

  亚投行不是另起炉灶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提出亚投行的目的是另起炉灶,并指责中国要推翻二战结束后的经济体系。其实是不正确的:第一,在大多数问题上,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最大的趋势是和谐的融合;第二,虽然在个别领域中表现出的冲突比较激烈,但中国在不断缓和、弥补、解决、减少这些冲突;第三,中国参加世贸组织是最好的样板,应鼓励中国与其他国家和谐地合作。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加入和观察;第二,入世后积极参与;第三,更加积极追求领导角色,或者说中国要培养话语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摩擦,摩擦来源于中国的特点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特点两方面。

  首先,从中国角度来说,中国企业的地位普遍比较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的目标是发展,而发展的主题是企业,所以在大部分问题上,中央、地方政策主要是支持和培养企业的发展,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用在约束中国企业上很难实行。此外,虽然近年来民间组织在中国发展比较快,但在大多数领域中,仍然是政府起主导作用,中国依然是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这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

  其次,从国际经济体系角度来说,有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游戏规则非开放性。当前国际游戏规则大部分主张开放、透明、公正,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面对安全问题、环保问题和健康问题上,很多国家在不同情况下会采取不同手段来保护自己国家的产业,而不是百分之百主张开放的状态。第二,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手段多种多样。美国人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是可以采取聘请律师打败竞争对手的手段来追求利益。这并不是和平的交流,反而会产生非常激烈冲突。第三,体系规则欠完善。虽然国际经济体系在有些方面的规则清晰,但在大多数的规则上仍存有疑点,容易引发国家间的冲突。

  反倾销法规不公平

  至于反倾销的冲突,从1995到2014年期间中国处理的一千多件反倾销案件占全球反倾销案件的四分之一。而中国79%的反倾销案成功率和31%反倾销关税的幅度调整不成比例。反倾销法规不是理想的国际法规,它主要的目标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避免国际竞争,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体系。

  对外投资的国际规则亟待出台

  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趋势在不断增长,仅2016年上半年中国在美投资就已经超过400亿美金。但是这些投资中有的成功,有的遇到了障碍。在各国没有明确处理国家安全投资的规定时,很多问题容易被夸张化。中国同美国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可以对当前的游戏规则进行改革。

  寻找中美合作的平衡点

  中国掌握投资目录,提供各类补贴,约束跨国投资,对互联网进行保护,并不代表中国在进行逆全球化,而是不同国家的起点不同。从当前的状况做判断,中美两国的全球化起点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中美两国需要相互学习,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对全球化有新的共识和新的定义,进而深度合作。

  至于合作的具体领域,中美两国在环保这个领域里都做了大量的投资,有必要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来降低环保类产品的关税,否则将很难培养这个行业。

  这是甘思德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合举办的“WTO与全球治理发展新趋势研讨会”上的发言,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授权发表,不代表FT中文网观点。FT中文网对此文有所删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简称CCG,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CCG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

来源时间:2016/11/25   发布时间:201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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