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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继续干”与特朗普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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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继续干”与特朗普的“再出发”

作者：陈佳骏 李东辰  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 第11期

4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通过一则三分钟的短片，宣布将参加2024年大选，谋求连任。而早在半年前，特朗普就已宣布参选2024。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各自内部政治生态的发展变化，2024年大选越来越可能成为拜登与特朗普的再度对决。想要“继续干”的拜登和准备“再出发”的特朗普将如何延伸丑陋对抗，其结果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何种影响?

拜登“垂垂老矣”

拜登连任的最大风险是他的健康状况。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40%上下，且多份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他再次参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选民认为他太老，不适合再继续当总统。拜登已是美国有史以来以最大年龄开启第一任期的总统，如果2025年1月他能如愿连任，届时将年满82岁，比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的美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73.2岁)还要高出近10岁。因此，美国人担心拜登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能否适应得了高强度的总统岗位，甚至担忧其在竞选或第二任期内就会迎来死亡。

于是，民主党为拜登挑选一位能在极端情况下接任总统职务、又被大部分选民接受的竞选搭档就显得尤为重要。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口碑很差，受欢迎度甚至还不如拜登。如果哈里斯继续成为拜登的竞选搭档，其起伏不定的情绪、女性和移民后代的身份等都是拜登的对手可以加以利用的弱点。除非哈里斯的政治技能和公众形象能有一些重大改善，否则她不会为拜登的连任作出积极贡献，甚至可能成为拖累。

历史上美国在任总统在谋连任时抛弃其首任副总统另择搭档并且成功连任不乏先例，但往往喜忧参半。194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寻求第四任期，民主党领导层迫使他放弃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否决罗斯福青睐的替代人选——支持种族隔离的詹姆斯·伯恩斯，把哈里·杜鲁门强加给罗斯福作竞选搭档。最后罗斯福成功连任，却在9个月后因病去世，杜鲁门依宪继位，并且凭自己能力又在三年多以后赢得连任。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是1976年的杰拉尔德·福特，他当时用鲍勃·多尔取代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结果福特在大选中输给了吉米·卡特。

罗斯福的案列对于当下民主党为拜登选择竞选搭档不无借鉴意义。但至少从目前看，拜登的竞选团队没有表现出想替换哈里斯的意愿，他们更倾向于修复哈里斯的负面形象。在拜登宣布竞选连任的三分钟短片中，哈里斯出现了十余次，所公布的竞选标志上也继续标明“拜登—哈里斯”字样，足见拜登团队对她的重视和吹捧。

目前，民主党内公开宣布有意挑战拜登的都是一些可能性极低的人，包括2020年竞选总统失败的精神思想领袖、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以及环保主义者、反疫苗活动家、已故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的儿子小罗伯特·F·肯尼迪。曾呼声颇高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等“后起之秀”都从聚光灯下消失，原因或许在于他们不敢激怒党内建制派。对于纽森、惠特默等人来说，他们更可行的目标是参加2028年大选，届时他们需要党内竞选机器的大力支持。即使拜登有肉眼可见的衰老，他们这次也不愿冒险挑战，因为这将扰乱党内具体部署，势必会在四年后使他们遭到党内报复，得不偿失。

总的来说，只要共和党最后推选的候选人是特朗普，那么从民调看，拜登还是民主党内相对最有实力击败特朗普的人选，民主党只能继续依靠他。

特朗普“铁腕掌控”

尽管特朗普比拜登只年轻4岁，困扰他的却并非年龄，而是法律问题。特朗普目前已被裁定性侵和诽谤罪名成立，面临着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起诉，此外他还身背司法部对他发起的“文件门”调查，还可能因在佐治亚州试图篡改2020年选举结果而被起诉。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官司是否会让特朗普遭定罪乃至判刑，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的起诉似乎为他带来了党内团结效应。特朗普已收获多位共和党内政治精英的背书，包括46名国会众议员和11名国会参议员，其中有至关重要的共和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主席史蒂夫·戴恩斯。这令其他党内已明确参选意向或具有潜在参选可能的人都望尘莫及。因此，特朗普带罪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获得党内提名感言并非不可想象。

特朗普显然已是2024年共和党初选的建制派候选人，已按自己的形象重塑了共和党建制派。特朗普从反建制派代表人物到彻底掌控共和党内建制派，整个过程不可谓不具讽刺性。随着选举的深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许会有更多民选官员支持特朗普。

专注于民调分析的“538网站”对共和党初选进行的平均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领先排在第二位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近30个百分点，同时远远超过其他所有潜在候选人，其中的缘由可能是相当多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对特朗普的任何法律批评和指控都是“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阴谋产物。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在民调中的领先地位也要归功于他对主要竞争对手特别是德桑蒂斯的“重拳出击”。虽然德桑蒂斯还未正式宣布参选，但特朗普已经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曾用“罗恩·道貌岸然”(Ron DeSanctimonious)来加以嘲讽(注：德桑蒂斯的姓名是Ron DeSantis，英文单词Sanctimonious意为道貌岸然，特朗普将两者十分诙谐地拼接在一起)。美媒《每日野兽》爆料德桑蒂斯曾在飞机上用三根手指吃布丁的古怪个性，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就投放了一则名为“布丁手指”的竞选广告，称德桑蒂斯喜欢把手伸到不该伸的地方，警告他不要插手社会保障事务。

这些事态凸显了特朗普对共和党初选的铁腕掌控力，而共和党选民基础的重塑也将给德桑蒂斯及其他潜在候选人带来巨大挑战。除非特朗普被法律或其他问题纠缠而被迫退选，其他候选人脱颖而出的机会将十分渺茫。

拜登能再次击败特朗普吗?

在选民并不希望发生拜登与特朗普的再次对决的情况下，两党各自的内部动态却预示着两人的再度对决不可避免。“疲软”的拜登能否再次击败“铁腕”的特朗普?恐怕仍有不确定性。

一是“工人阶级”因素。美国政治中“工人阶级”，一般是指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民主党在2022年大选中以13个百分点的劣势输掉了“工人阶级”的整体选票。2022年11月中期选举后，拜登在密歇根、亚利桑那、肯塔基、俄亥俄等州的集会上大肆吹捧他签署的三项重大产业政策立法《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芯片和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很明显，拜登希望借这些“政绩”“收复”民主党政党联盟中日益疏离的“工人阶级”选民。然而，民主党在强调争夺“工人阶级”选民的“就业和经济命运”时，却忽略了这些选民更关心的“文化认同”。特朗普和共和党则抓住“工人阶级”选民背后的“福音派属性”，借助“文化战争”占得上风。特别是在堕胎权利这个保守福音派40多年来近乎唯一的政治目标上，特朗普凭借在任内使最高法院保守化，为最终推翻“罗伊诉韦德案”铺平道路，而深得福音派选民青睐。如今共和党也推动了福音派政治的扩张，比如反对公立学校的种族和历史课程内容等。拜登若想要重新吸引“工人阶级”选民，则必须同党内左翼激进政治切割，其近期已在向中间派靠拢。

二是“黑天鹅”因素。排除拜登年龄因素的不确定性，其他“黑天鹅”事件可以是与候选人有关或无关的事情。比如，特朗普有没有可能被判犯有“煽动阴谋”或其他“反美国民主”的罪行，从而促使其“铁粉”采取类似于“1·6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法外暴力抗争行动?再比如，美联储加息叠加美债违约和中小银行倒闭的双重危机，有没有可能将美国经济推入衰退危机，从而造成大规模失业，逆转拜登的竞选形势?或者，拜登政府已经废除“第42条”边境条款，会不会在美国南部边境造成一场真正的移民危机?

三是“第三党”因素。历史表明，在美国传统的两党制下，“第三党”候选人从未赢得过大选，但两党极化的背景下也催生了一批独立选民，近些年更是涌现了2020年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杨安泽、图西·加巴德，以及国会参议员乔·曼钦等噱头人物，他们起到了搅局作用。研究表明，有9%的美国人表示自己不属于任何政党。9%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背后有大约1400万选民，足以影响选举结果。而且，民调显示“第三党”选民越来越与民主党离心离德，这意味着支持“第三党”几乎无异于帮助特朗普。

无论如何，拜登与特朗普的再度对决不会是一场“干净”的选举，有可能在相互攻讦中沦为一场“痴呆与骗子的逐底竞赛”。虽然这场选举最后一定会有“赢家”，但美国的未来或许只会成为“输家”。

(陈佳骏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东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助理)

来源时间：2023/6/5   发布时间：2023/6/5

旧文章ID：29909

张业亮：美国大法官涉嫌受贿事件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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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 第11期

近一个月来，有关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收受奢华礼物的新闻事件持续发酵，成为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在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公布对一些重大案件的裁决之际，该事件凸显了在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两党围绕最高法院控制权的斗争白热化，暴露了美国最高法院道德法规和监督缺失问题，严重损害了最高法院的公信力。

事件原委

今年4月6日，美国新闻调查网站ProPublica爆料，托马斯长期接受亿万富翁哈兰·克劳提供的免费豪华旅游和其他礼品，却没有进行申报。该起事件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关注。克劳是一个房地产大亨和共和党的超级金主，他帮助创办了有影响的保守主义团体——“增长俱乐部”(The Club for Growth)，还是保守派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董事会成员。据报道，克劳公开披露的政治献金高达1000万美元。据ProPublica报道，托马斯曾于2014年从克劳手中购买了三幢佐治亚州的房产，这一交易没有在他的财务披露表中申报。他还收受了克劳的一本价值1.9万美元的《圣经》，这本《圣经》曾为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所有。之后，《华盛顿邮报》又披露，托马斯公布的一项收入来自一个家庭房地产公司，而这家公司其实早就歇业了。其他的“违规”事件还包括：托马斯没有事先填报他在一所大学的讲课费，以及在大学授课所报销的交通和食宿费用。《洛杉矶时报》报道，克劳在2004年曾给予托马斯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以帮助支付他一个亲戚的教育费

。托马斯收受贵重礼物事件还牵涉到他的夫人吉尼·托马斯。吉尼是一个保守派活动家，目前正因在2022年初支持特朗普推翻总统选举结果而面临国会调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2009年“茶党”运动爆发期间，克劳捐赠了50万美元给吉尼，用于成立一个名为“自由中心”的保守派组织。报道还披露，从2003年到2007年期间，托马斯没有申报吉尼从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收到的68.6万美元的收入。此外，托马斯夫妇还经常参加克劳举办的共和党显要和富商的聚会，出席其他富有保守派金主的政治集会。

在托马斯与克劳的关系被媒体曝光后，托马斯发表了一份声明进行反驳。他声称，克劳夫妇为其安排的旅行是“一种来自亲密的朋友的好客行为”，他被“劝告”此类事情不必在财务披露表中报告。

凸显美国两党围绕最高法院控制权斗争白热化

托马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于1991年被老布什总统提名，接替退休的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在司法哲学上，托马斯奉行“原旨主义”(指应依据制宪者的意图或者宪法条文的含义来解释宪法)。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30多年的时间里，托马斯撰写了150多个涉及“原旨主义”的意见，对案件的审理和法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最高法院裁决的许多左右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走向的案件上，托马斯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投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在托马斯的影响下，其他最高法院大法官，如尼尔·戈萨奇、艾米·科尼·巴雷特和萨缪尔·阿利托，也加入到他的行列，或是正在向“原旨主义”转变。

艾米·科尼·巴雷特在特朗普任期末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后，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之比变成了7比2，保守派占绝对多数，最高法院也成为数十年来美国最为保守的。近几个月来，最高法院在涉及堕胎、枪支管控、宗教、环境和一系列其他“文化战争”的案件上，都做出了保守的裁决。因而，改变最高法院的政治风向就成为民主党和自由派的一大目标。拜登就任后，民主党和自由派一度寄希望于利用民主党同时掌控白宫和参议院之机，通过扩大最高法院规模，增加自由派大法官人数，改变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人数占多数的状况，但这一计划迟迟没有进展。托马斯收礼事件曝光后，民主党和自由派借此发难，要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对托马斯“不道德并可能是非法的行为进行迅速、彻底、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他们还称其可能违反1978年《政府道德规范法》，要求联邦法院的政策制定机构——司法会议把托马斯移交给联邦司法部调查。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让托马斯辞职。国会共和党人则对托马斯收受礼物事件提出质疑，指责民主党对保守派法官和自由派法官持双重标准，是对最高法院的党派攻击，是试图“摧毁一个保守的法院”。

这一争议凸显了在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两党围绕最高法院控制权的斗争白热化。

暴露美国最高法院道德规范和监督的缺失

托马斯涉嫌受贿事件暴露了美国最高法院存在的道德规范和监督缺失问题。与美国其他法院不同，美国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具有约束性的道德准则，也没有强制执行的一套机制。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包括最高法院、13个巡回上诉法院和94个地区法院。1922年国会设立了美国司法会议(the Judici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起着为联邦法院制定政策的作用。它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主要讨论联邦司法系统的管理和政策问题，并向国会提出涉及司法系统的相关立法建议。但司法会议“不监督最高法院”，它制定的道德规范只适用下级法院。这也就意味着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可以不受美国法官行为准则的约束。实际上，除了国会1978年制定的《政府道德规范法》(the Ethics in Government Act)外，美国没有一部适用大法官的道德规范法律。在回避制度上，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否在一起案件中回避，完全由大法官个人决定，没有强制实施的机制。在个人财务申报上，只是到了1991年，最高法院大法官才“自愿采纳了”适用于其他联邦法官的财务披露规定和对接受礼物的限制，但接受来自于朋友的“好客”是个例外。

多年来，国会已提出多个相关法案，要求最高法院制定大法官道德准则，但这些法案都没有获得通过。托马斯收受奢侈礼物事件曝光后，最高法院是否应制定大法官道德行为准则问题再次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成为国会和最高法院争议的一个焦点。国会民主党人呼吁为大法官制定更严格的道德准则展开调查。民主党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迪克·杜宾致信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要求他在5月2日举行的有关最高法院道德问题的听证会上作证。国会民主党人宣称，“最高法院道德规范改革必须进行”“现在是国会担负起责任为最高法院制定一个可强制执行的道德规范的时候了”，如果罗伯茨不能解决对最高法院道德标准的关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考虑用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2023年4月，来自缅因州的独立派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和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莉萨·穆尔科斯基联合提出议案，要求最高法院为本院制定一个道德准则并在其网站上公布。

对国会提出的制定道德准则的要求，最高法院予以了拒绝。罗伯茨在给杜宾的信中，回绝了参议院民主党要求他就最高法院道德标准进行作证的邀请，并附加了一个由九名大法官签名的“道德原则和实践声明”。罗伯茨认为，美国宪法第三条允许设立最高法院，授予国会建立下级法院的权力。国会和最高法院这两大机构是不同的，因此国会司法大会制定的行为准则不适用于最高法院。罗伯茨声称，最高法院“没有理由采纳”一个行为准则，“我对我的同事在何时回避一个案件的问题上的能力具有完全的信心。”一些对此同样持反对意见者从权力分立的角度出发，认为国会不应该干扰最高法院的运行。这说明，围绕最高法院道德规则改革问题正演变成一个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权力之争。

将导致最高法院公信力进一步下降

近年来，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大环境下，标榜“独立于政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许多重要案件的裁决上也依党派和意识形态划线，导致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的支持率下降。根据马凯特大学法学院2022年5月进行的民调，有55%的美国民众不认可最高法院的工作。盖洛普民调发现，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的支持率从2020年7月的58%下降到2021年9月的40%，是近20年来的最低点。托马斯涉嫌受贿还牵出其他大法官违反道德规范的事件。例如，大法官尼尔·戈萨奇没有申报他将科罗拉多州的度假屋卖给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而这家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是代表客户在最高法院打官司;2016年，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财务披露表中漏报了一所公立大学为她支付的旅馆住宿费;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夫人和大法官巴雷特的丈夫的收入和职业情况及代理的客户都没有在财务披露表上完整地申报等。这些事例和托马斯收受奢侈礼物一事一起，必将加大美国民众对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活动向最高法院案件裁决施加影响的担忧，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削弱最高法院的公信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3/6/5   发布时间：2023/6/5

旧文章ID：29908

意大利裔美国人——美国政坛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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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裔美国人——美国政坛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

作者：黄凯越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自第109届国会以来，意大利裔议员在美国国会中的席位长期稳定在30席以上(参见图1)，第118届国会中拥有36名意大利裔议员。此前的两届国会中，意大利裔议员分别有39和38名，[1]连续两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均为意大利裔，意大利裔强大的立法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国会之外，意大利裔是当今美国政界的重要政治力量，内阁要员包括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前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而地方高官则有前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以及被视作2024年总统大选特朗普党内潜在竞争对手的现任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等。但是，在众多统计中，意大利裔往往被笼统地归入白人群体，其独特性经常被忽视。实际上，20世纪初，意大利裔曾经被主流白人群体视为异类，群体内部存在“意大利裔是否为白人”的争论，意大利裔在族裔认同和团结程度上也有异于其他白人群体，[2]其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值得被单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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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第108届至第118届美国国会中的意大利裔议员数量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意大利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National Italian American Foundation)历年有关国会中意大利裔议员数量统计自制，最新数据参见：National Italian American Foundation, “Italian American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IACD) 118th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niaf.org/programs/niaf-government-affairs-program/,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8日。


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参政概况

以人口来计算，意大利裔是当今美国第七大族裔，约有1594万人，占总人口的4.8%。意大利裔最集中的地区是东北部城市(如图2所示)，总人口达651万，在当地人口占比达11.4%，纽约、费城、波士顿三大东北部都会区分别拥有216万、73万以及55万意大利裔人口。意大利裔还是纽约大都会区白人的第一大族裔。[3]

庞大的人口体量使得意大利裔在当地势力逐渐壮大。21世纪以后，意大利裔政客分别担任过东北部纽约州、罗德岛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的州长，东北部的意大利裔选民也是当地政客需要充分动员拉拢的对象，前纽约州长科莫便多次参与意大利裔的文化节日“哥伦布日”，与当地意大利裔选民互动。[4]在东北部之外，意大利裔在美国其他地区的都市区亦有所分布，德桑蒂斯即出生在佛罗里达州人口最多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都会区，也是从佛罗里达州正式开始其政治生涯。

不过，相较之东北部聚居性强且联系相对紧密的意大利裔社区，美国其他地区的意大利裔居民居住分散。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意大利第一代移民作为劳工来到美国，而工业发达的东北部吸纳了大多数移民劳工，其他地区的意大利移民也主要聚居在工业城市，中西部农村地区并非其首要移民目的地。“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社区曾经遍布美国各大都市，但是在20世纪中期意大利裔逐渐富裕以后，意大利裔逐渐搬出族裔社区，“小意大利”社区数量开始减少，东北部之外的聚居区首当其冲，现今仅在芝加哥、旧金山和底特律等大城市遗存大规模族裔社区，当地的意大利裔也已充分融入社会，政治影响力明显不如东北部地区的同族裔。[5]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现今将“哥伦布日”列入公共假期的二十个州大都分布在东北部和五大湖周边地区，而西部仅有四个州将其列入公共假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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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1年美国本土意大利裔分布图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otal:—Italian—Estimate in 43 Geos in 2021,” https://data.census.gov/map?q=B04006:+PEOPLE+REPORTING+ANCESTRY&t=Ancestry&g=010XX00US$0400000&tid=ACSDT1Y2021.B04006&cid=B04006_051E&layer=VT_2021_040_00_PP_D1&mode=thematic&loc=37.5441,-86.1104,z3.1619, 访问时间：2023年4月1日。

历史上，从1880年到1920年，超过400万意大利人移民美国，[7]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南部农村地区，他们是今日绝大多数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祖先。在移民之初，由于普遍贫穷以及低文化水平，意大利人经常面临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他们不仅不被视为“白人”，针对他们的私刑还时常发生，而从美国电影业发展的早期开始，意大利裔就经常被描绘为暴力罪犯和反社会者，著名的“黑手党”形象即是电影业所刻画的对意大利裔的刻板印象。[8]

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刻板印象使得意大利裔较早就开始谋求通过政治渠道提升族裔地位、改变族裔形象，也正因于此，意大利裔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早在19世纪90年代，纽约市的意大利移民就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被动员起来，20世纪前50年，意大利裔将总统大选投票视为帮助祖籍国发展的一种手段，杜鲁门主张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意大利大量援助，因而他在1948年大选中赢得了大量来自意大利裔的选票，这些选票为其连任作出重要贡献。[9]

20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裔收入水平达到美国平均水平之后，意大利裔政客迎来数量上的快速增长期，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冷战结束后，意大利裔在政治上依然非常活跃，拥有超过其族裔人口比例的政治影响力。20世纪末的美国1056个主要城市中约有 8%(即82位)的市长拥有意大利姓氏，21世纪以来，美国国会中的意大利裔议员比例常年保持在6%(大约30名)左右，[10]这一比例都高于意大利裔的人口比例。

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参政特点

意大利裔美国人在参政过程中也结合自身的族裔特色和经济背景，无论是意大利裔政客还是选民，其参政特点都体现自身族群的“跨国性”。

就政客而言，意大利文化中的家庭情结、意大利裔历史上所遭受的种族歧视以及自身的经济背景都深刻影响其政治主张。南意大利文化强调家庭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为家庭贡献力量，同一家族的亲人相互帮扶，家族政治在意大利裔的政治生活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上一任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的父亲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亦曾担任同一职务，小科莫的政治生涯正是从担任其父亲的竞选经理开始的，前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父亲和哥哥都曾担任过巴尔的摩市长，母亲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佩洛西的政治技能最初即是由其家庭所教授，[11]佩洛西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促进经济公平的重要性”以及强硬的政治手腕，较为重视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12]

意大利裔政客也十分关注反对种族歧视和刻板印象的议题，意大利裔美国人国会代表团(Italian American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则在国会中积极活动，呼吁打击对意大利裔的歧视，反对丑化意大利裔形象的媒体报道，意大利裔美国人同声联盟(Italian American One Voice Coalition)是全国性的反偏见组织，它的目标是在处理针对意大利裔的诽谤、歧视以及负面刻板印象。[13]

此外，当前意大利裔政客的党派属性则体现出其家庭经济背景的影响，在近年来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意大利裔政客中，中产阶级以上出身的政客多数为民主党人，例如佩洛西和科莫，而工薪家庭出身的政客多数为共和党人，例如蓬佩奥、德桑蒂斯、麦卡锡以及朱利安尼。

就选民而言，天主教信仰传统、族裔身份认同以及与美国社会的融合程度也影响了意大利裔选民的政治倾向。虽然经历美国社会新教信仰和教育进步的冲击，但是在2010年依然有56%的意大利裔是天主教徒。[14]

在文化上，他们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多数持反对堕胎立场，针对LGBT群体持谨慎态度;在族裔关系上，近年来意大利裔与美国原住民在“哥伦布日”上存在冲突。对于大多数意大利裔而言，哥伦布是代表他们祖籍国和出生国之间联系的重要象征，他们为哥伦布在新大陆的“开拓事业”感到骄傲自豪，而原住民群体则认为哥伦布是带给原住民苦难的殖民者，强调去殖民化，将“哥伦布日”改为“土著人民日”，意大利裔选民对于呼吁去“哥伦布化”的“历史修正主义”政客感到不满。[15]

在党派倾向上，由于民主党对移民和少数族裔更为宽容的政策，传统上多数意大利裔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意大利裔众多的东北部也长期是民主党的票仓。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意大利裔的政治观点向保守主义靠拢，共和党在意大利裔中的支持率上升，[16]根据意大利裔美国人全国基金会(National Italian American Foundation, 以下简称NIAF)2011年的研究，大约37%的意大利裔支持民主党，30%的意大利裔支持共和党，剩下31%的人口选择独立或无党派倾向。[17]

此外，在投票的族裔倾向上，与其他族裔相比，意大利裔美国人在投票中缺乏族裔中心倾向，较少因为该候选人与自身族裔相近而对其进行投票支持，而更喜欢根据特定议题和政治偏好做出投票选择。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历史上，意大利城邦林立，各地差异巨大，许多来自南方的移民并不掌握基于北方托斯卡纳方言的标准意大利语，这使得来自意大利各地的移民难以形成完整统一的族裔认同。而现实中，意大利裔虽然在移民潮之后的数十年间也曾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族裔政治浪潮，其主要目的是对抗种族歧视。随着意大利裔逐步融入美国社会，来自其他族裔的歧视减少，共同的族群诉求最终让位于现实政治议题。

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参政趋势和未来展望

未来，意大利裔美国人将在政治上深度融入美国社会。当前多数意大利裔美国人已是第四代移民甚至第五代移民，绝大多数人将英语作为母语甚至唯一掌握的语言，美国意大利语的使用者呈下降趋势，[18]第三代移民以后的意大利裔呈现较高的族际通婚率，[19]整体已经融入主流白人群体。随着反映族裔政治倾向的“小意大利”社区减少，[20]意大利裔的族裔政治倾向最终让位于党派政治和对现实议题的考虑，将从渴望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利益、获取主流群体关注的少数族裔转化为社会主流群体。

不过，当前意大利裔美国人仍与主流白人群体存在一定身份区隔，意大利裔政客热衷于族裔身份的自我标榜，以规避“白人”身份带来的潜在政治批判。例如国会中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国会代表团”就热衷于强调自身的意大利特性而非白人特性，在2022年洛杉矶市长选举辩论中，意大利裔候选人里克·卡鲁索(Rick Caruso)则突出强调意大利裔是“拉丁裔”而非白人，以拉近同拉丁裔选民的政治联系，[21]而对于普通选民而言，突出意大利裔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传统依然是其反击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的“反意大利”歧视的政治手段，每年“哥伦布日”都在美国各地隆重举办的游行活动就是这种族裔自豪感的体现。

2024年总统大选中，三位意大利裔政客的政治动能不可忽视。德桑蒂斯已经宣布参选，蓬佩奥被视为潜在候选人，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则有可能在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德桑蒂斯被视作代表“特朗普主义”未来的政治新星。[22]虽然其家庭是纯意大利移民背景，但他却较少强调自身的意大利裔身份。相反，对于少数族裔权益，他的态度较为保守。担任州长期间禁止在佛罗里达州公立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种族的社会和法律建构以牺牲有色人种为代价来促进白人的利益，[23]德桑蒂斯认为这将“教孩子们恨他们的国家并使他们相互憎恨”。[24]而在中美关系上，他态度强硬，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台湾是美国的“关键利益”，[25]并签署法案以防止“外国势力”干预佛罗里达州的教育、研究和政府机构。该法案被认为主要针对中国，特别是限制中国所谓的“窃取机密”行为，还在新冠病毒溯源上对中国进行污蔑和攻击。[26]

蓬佩奥较为关注自身的族裔身份。担任国务卿期间，他曾到访意大利阿布鲁佐(Abruzzo)的祖居地，并表示自己是“阿布鲁佐的骄傲之子”，[27]卸任之后亦多次参与NIAF举办的活动。不过，在族裔问题上，其政治观点与德桑蒂斯类似，在他担任国务卿的最后一天，他曾在推特上发文抨击文化多元主义，认为它们“不是美国”。[28]

麦卡锡的父亲为爱尔兰裔，母亲为意大利裔，作为爱尔兰—意大利混血的他是意大利裔国会代表团的活跃分子，不过比起其意大利裔身份，他更多为爱尔兰裔而发声，多次参与庆祝爱尔兰的传统节日圣帕特里克节。就公开消息来看，在2024年大选共和党的两大潜在竞争对手特朗普和德桑蒂斯中，麦卡锡可能与特朗普关系更为密切。特朗普是麦卡锡当选议长的坚定支持者，麦卡锡在成功当选众议院议长后也第一时间向特朗普表示感谢，[29]而麦卡锡与德桑蒂斯则存在一些政见上的分歧。例如，麦卡锡虽然在对乌援助问题上较为保守，但依然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开战，而德桑蒂斯则认为“支持乌克兰不符合美国利益”。[30]

此外，麦卡锡在议长选举中向党内保守派做出的巨大让步使其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存在众多矛盾，这有可能在2024年选举中破坏共和党的团结。[31]

从新移民转变为主流群体的意大利裔同美国白人群体存在共性，政治观点都普遍走向保守化。2016年总统大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意大利裔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意大利裔是仅次于德裔的特朗普第二大白人支持群体，其主要支持原因即来源于对特朗普对保守价值观的呼吁。[32] 2020年大选中，即使经历特朗普存在巨大争议的四年任期，但调查显示，有47%的意大利裔支持特朗普，而有46%的意大利裔支持拜登，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依然多于支持拜登的选民。[33]

在2024年大选中，意大利裔选民很可能依然会偏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并且，2024年大选中的两位呼声较高的意大利裔潜在候选人都为共和党人，在其保守的政治观点与多数意大利裔诉求吻合的情况下，同为意大利裔的身份很有可能也是其吸引意大利裔选民投票的加分项。不过，对比两党对意大利裔选民的动员结构，民主党明显更为成熟和完备。自1993年开始，意大利裔民主党人便有专门的机构对同族裔选民进行动员，如今已经拥有专门的动员网站和社交媒体，[34]而共和党内部则缺乏类似的组织，这有可能对共和党在意大利裔选民中的选情造成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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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leonora Maccarone, “Italian Americans and Columbus: How the Controversies May Affet Their Vote,” La Voce di New York, https://lavocedinewyork.com/people/nuovo-mondo/2020/10/30/italian-americans-and-columbus-how-the-controversies-may-affect-their-vote/, 访问时间：2023年4月2日。

[16] Stefano Luconi, “The Bumpy Road Toward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1920–1984,” pp.326-327.

[17] National Italian American Foundation, “The Italian American Vote, Does it Count?” https://www.niaf.org/niaf_event/the-italian-american-vote-does-it-count/,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

[18]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Languag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9”, https://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22/acs/acs-50.pdf,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

[19] Salvatore J. La Gumina, eds., The Italian American Experienc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Gal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p.43.

[20] NBC News, “Where Have All America’s Little Italys Gone?” https://www.nbcnews.com/business/real-estate/where-have-all-americas-little-italys-gone-n223531,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21] David K. Li, “Los Angeles mayoral candidate Rick Caruso declares he’s not white because he’s Italian,” NBC News,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los-angeles-mayoral-candidate-rick-caruso-declares-not-white-italian-rcna51852,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22] 陈佳骏：《德桑蒂斯，代表“特朗普主义”未来的政治新星》，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15期，第44-46页。

[23] Richard Delgado and Jean Stefancic, Critical Rac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85-87.

[24] Emily Jacobs, “DeSantis rips Critical Race Theory, says it won’t be in Florida curriculum,” New York Post, https://nypost.com/2021/03/18/desantis-blocks-critical-race-theory-from-florida-classrooms/,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

[25] Fox News, “DeSantis says Taiwan a ‘critical interest’ to America, China ’more powerful’ than Putin and Russia,”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ron-desantis-taiwan-critical-interest-america-china-putin-russia,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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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Twitter, Mike Pompeo(@SecPompeo), October 4, 2019, https://twitter.com/SecPompeo/status/1179884762472894465,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

[28] Twitter, Mike Pompeo(@SecPompeo), January 19, 2021, https://twitter.com/SecPompeo/status/1351537398564286466,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

[29] Chris Pandolfo, “McCarthy thanks Trump after House speaker vote: ‘He was with me from the beginning’,” Fox News,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mccarthy-thanks-trump-house-speaker-vote-with-me-from-beginning,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

[30] Franco Ordoñez, “Ron DeSantis says backing Ukraine is not in the U.S. interest, a sign of a GOP divided,” NPR, https://www.npr.org/2023/03/14/1163363579/desantis-trump-ukraine-republican-split,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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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eter Aldhous and Jeremy Singer-Vine, “Which White People Support Trump?” BuzzFeed News,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peteraldhous/trump-and-the-white-vote,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8日。

[33] T. Kousser, “How Italian Americans Voted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https://www.orderisda.org/culture/genealogy/how-italian-americans-voted-in-the-2020-presidential-election/, 访问时间：2022年7月11日。(该网址已失效，此处标注最后访问时间)

[34] Italian American Democrats, “Our History,” https://italianamericandems.org/about-us/,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9日。

来源时间：2023/6/5   发布时间：20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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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拜登政府“印太”棋局中的台湾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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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  来源：中美聚焦

摘 要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印太”战略的升级、推行，台湾在拜登政府“遏华棋局”中的重要性亦不断上升，并成为可能在中美间引发正面军事冲突的地区焦点议 题。鉴此，本文首先辨析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印太战略中对台湾、台海事务的定位及其政策取向;然后聚焦拜登政府执政两年来的实际行为，总结其对台政策的实质和策略偏好;最后研判在拜登政府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台关系的发展前景及其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与东亚和平的影响。

关键词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台湾;中美关系;东亚和平

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已逾两年，其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对华政策、台海政策都已相继定型。在“印太”地区，拜登政府更是全盘接手前任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继续 以打压、遏制中国为其核心目标，并在具体策略手段、实施方案上“推陈出新”。而作为印太地区最重要议题、中美关系红线中的红线、中国核心利益之核心的台湾正日益浮出水面，成为拜登时代美国以印太战略打击中国的最核心政策抓手，沦为拜登政府印太棋局中的马前卒。

一、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文本中的台湾

台湾本是中国的宝岛，并无“问题”;但抗战结束七十多年来，在美国等外力的干涉作用下，宝岛却成为了“问题”，成为霸权主义国家封锁中国海军于第一岛链之内的枷锁，成为使中华民族不得不忍受骨肉分离而不得团聚、民族不得复兴的重大障碍。作为“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美国政府几乎在历届《国家安全报告》中对所谓台湾“地位”、美台关系进行再确认，并以此作为扶持台湾、压制大陆的政策依据。而在 2018 年美国正式抛出“印太战略”后，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也都在“台湾问题”上做足文章，使其成为炮制议题、凝聚盟友，不断夯实印太战略以实现遏华图谋的核心抓手。

2022年10月12日， 拜登政府公布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共 7 次提及“台湾”(Taiwan)。其中，“台湾”首次出现在报告第二板块“ 自我投资”(INVESTING IN OUR STRENGTH)部分的“变革合作”小节：“当我们的欧洲盟友和伙伴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支持航行自由和维护台湾海峡(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的和平与稳定时，美国的利益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1〕这已经是公开明示(而非暗示)，美国要将欧盟、北约等域外地缘政治力量裹挟到印太地区，使其追随美国并在保台遏华的共同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剩余6次都出现在第三板块“我们的全球优先事项”(PART III: OUR GLOBAL PRIORITIES)中有关“战胜中国”(Out-Competing China)一节， 并做集中论述：

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这对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也是国际关注的问题。我们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独”(Taiwan independence)。我们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以《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我们将坚持我们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做出的承诺，支持台湾的自卫，保持我们抵抗任何针对台湾的武力或胁迫的能力。

相比之下，前任特朗普政府于 2017 年抛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台湾的重视程度，至少在字面上看低于拜登政府。该报告仅出现 3 次“台湾”，全部集中于全文最后一章“区域背景下的战略”(The Strategy in a Regional Context)的第一节“印太”(Indo-Pacific)：“我们将根据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保持与台湾的牢固关系，包括我们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做出的承诺，为台湾的合法防务需求提供保障。”〔2〕

对比特朗普与拜登两届美国政府在其级别最高的国家战略文件中涉台政策的表述，可以捕捉到如下异同点：

两届都在口头上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政策，但都以该原则本身为合法性理由，继续“保持与台湾的牢固关系”，继续为对台军售、美台官员互访大开绿灯。

二者的区别在于，特朗普政府国安报告仅仅较为宽泛地先后列举“一个中国”政策与《与台湾关系法》。而拜登政府则明确将《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单方面对台“六项保证”三者等量齐观，称它们共同指导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三者中，只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认定的、可用于指导中美双边关系的合法文件。而另外两份文件，即《与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都从未被中国官方所承认;其本质是美国单方面做出的、旨在为其继续干预台湾问题而炮制的文件，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背道而驰。〔3〕由此可见，拜登政府将一份合法文件与两份非法文件并列作为指导其“一个中国”政策的法理依据，实质上就是变相提高了《与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两份非法文件的法理地位，进一步冲击、掏空美国历届政府本就从来没有严格按照其精神来执行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因此，拜登政府的文件暴露出其更加强烈且明显的干涉台海事务的动机与决心。因此，中方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即无论拜登政府在其他场合做出何等“亲华”举动或“友善”表态，譬如在 2022 年 11 月巴厘岛中美峰会上拜登再次向中方作出的所谓“五不四无意”保证(其中包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不支持“台独”)，当前以及未来相当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不断加大挑衅力度的总趋势不会改变。

二、美国政府印太战略文本中的台湾

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以遏制、打压中国为目的所精心设计、打造、推动实施的 重要地缘战略。深入剖析美国政府印太战略报告对台湾、台海地位的界定，有助于理解美国台海政策、对华政策的真实目的和可用手段。

(一)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涉台内容

在特朗普政府于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明确定义为“竞争对手”。这标志着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将对华竞争确定为最高优先事项。

在此后的三年中，特朗普政府一手对华打贸易战、关税战，谋求在经贸领域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一手在地缘政治与安全层面藉助印太战略强化对华制衡。美国在不断增强对华战略打压力度的同时，对“台湾牌”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强化了与台湾的实质关系，不断提升台湾在其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出于挟美抗陆、以谋“台独”的考量，也积极迎合美国印太战略。正如学者锺厚涛所指出的，“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的不断升温，使台湾在美国亚太/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奥巴马时期的‘安静的旁观者’逐渐成为‘躁动的搅局者’。”〔4〕

2021年1月12日，即特朗普总统任期即将终结的一周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突然提前三十年解密了一份名为《美国印度 – 太平洋战略框架》(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的重要文件。〔5〕该文件保密等级为“秘密”(secret)，且明确禁止向国外发表(NOFORN)。这份被提前解密的报告不仅更为真实地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台政策与印太战略的实质，而且也正如其制定者、解密者所期望的那样，对其继任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的制定起到形塑甚至“规训”的作用。

文件开篇阐明 14 条支撑该“框架”的假设与前提，其中7条都与中国有关。“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将会持续”，“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影响力将会在印太地区持续增加”，“中国将采取更坚定的措施促使两岸统一”等说辞，明确勾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轮廓。

具体到军事领域，为了“威慑中国不对美国及其盟友使用武力，并发展各种在冲突中打败中国的能力和概念”，报告要求美国政府聚焦台海和所谓“第一岛链”。其具体措施包括：第一，美国必须保卫“第一岛链”的盟国和伙伴，包括台湾。第二，美国必须在“第一岛链”外的所有领域获得主导权。第三，帮助台湾“发展有效的非对称方位策略与能力”。第四，一旦美中发生冲突，则美国应剥夺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制空权、制海权。

特朗普政府解释自身提前公布该框架的正式理由是“向美国公民，以及我们的盟友、伙伴沟通介绍美国保持‘印太地区’未来长期自由开放的持久承诺”。同时，他们也毫不隐瞒地指出，希望这份表征“超越党派的美国意志”的印太战略能够在下届政府得到继承与发展。〔6〕现在，拜登政府已经执政两年有余。从其对印太战略的全盘接受与“推陈出新”式发展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上述“遗志”的确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二)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涉台内容

2022 年 2 月 11 日，拜登政府公布其任内首部《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其中 8 次明确提到“台湾”、“台海”，集中出现在四处段落中。〔7〕

在开篇第一章“印太地区承诺”(I. THE INDO-PACIFIC’S PROMISE)中，该报告公然诬称“中方对台湾不断增长的施压”(growing pressure on Taiwan)。在第二章“我们的印太战略”(II. OUR INDO-PACIFIC STRATEGY)中，第二节“ 在域内域外建立联系”(2. BUILD CONNECTIO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REGION)公然将中国台湾省与其他印太地区主权国家并列，暴露了美国口头上对华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行动上却将台湾视为主权国家和重要“盟国”的双标行径：“这些努力(指建立区域内外的联系)从我们最密切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开始，我们正在以创新的方式更新这些联盟和伙伴关系。我们正在深化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五个区域条约联盟，并加强与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新西兰、新加坡、台湾、越南和太平洋岛屿等主要区域伙伴的关系。我们还将鼓励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与日本和韩国的联系。”

同一章的第四节“加强印太安全”(4. BOLSTER INDO-PACIFIC SECURITY)集中阐明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我们还将与该地区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以确保根据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佳利益和平决定台湾的未来。在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的做法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我们根据《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做出的长期承诺保持一致。”显然，《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的制定者们在撰写报告时也意识到，其对台政策与对华及对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诺是存在根本矛盾的，因而欲盖弥彰地进行了“预防性辩护”——特地强调“我们的做法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我们根据《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做出的长期承诺保持一致”。但这种说辞除了再次暴露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不一的本质之外，就是再次提醒大陆方面，三大文件对美国实际对台行为的影响存在本质不同，其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旨在安抚中国，防止台海地区局势失控;而真正对美国涉台行为起到指导意义的文件则是美台之间私相授受的非法文件《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

最后， 在第三章“印太行动计划”(III. INDO-PACIFIC ACTION PLAN)的第三节“强化威慑”(3. REINFORCE DETERRENCE) 中，报告声称：“美国将捍卫我们的利益，阻止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our allies and partners)——包括跨越台湾海峡(inclu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的军事行为，并通过发展新的能力、作战概念、军事活动、国防工业计划和更具弹性的军力态势来促进地区安全。”上述文字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了美国拜登政府对军事介入台海局势、武装保卫“盟友”台湾的真实态度。

三、拜登政府涉台行为及其地缘政治后果

在上文对比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印太战略报告》中涉台内容的基础上，下文则聚焦外交行为与实际政策。

(一)踩踏底线、自食其言：拜登政府实际涉台行为的基本特征

拜登政府上台两年来，其涉台行为呈现出两大鲜明特点：第一，不断试探、踩踏中方红线，如不断提升对台军售的规模和质量，提升美台互访官员等级等。2022 年 8 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然窜访台湾使台海局势处于战争边缘，甚至在亚太地区引发了对可能发生第四次台海危机的广泛讨论。〔8〕

第二，言行不一，自食其言。拜登政府在不断践踏台海红线的同时，又刻意在言辞上一再重 申中美共识，一再保证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甚至在巴厘岛与中国元首会晤时公开抛出“四不一无意”表态，即所谓“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9〕然而拜登政府的实际行为却屡屡自食其言。孔子曰：“听其言，观其行。”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巴厘岛与拜登的会晤中就明确且礼貌地敦促道：“总统先生多次讲过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遏制中国的工具。希望美方将总统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10〕这句友善的提醒也代表了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心声。

(二)“掏空”：拜登政府的台海策略

两年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台海政策已经日益清晰。尽管在口头层面，拜登政府的确不像特朗普、蓬佩奥那般毫无底线、全然不顾大国颜面地恣意打压，但在政策实操层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已经在“印太”、东海(钓鱼岛)、台海、南海、西藏、新疆、香港等几乎所有涉及到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敏感问题上，一再试探挑衅，踩踏底线。在美国总体国家安全战略、对华政策的框架下，“掏空”成为概括拜登政府台海政策实质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对中美关系、台海和平乃至亚太地区的稳定造成更为恶劣的实质性伤害与现实威胁。

所谓“掏空”有三层含义，一是“掏空”中美台海共识，“掏空”美国对华承诺。美国一面信誓旦旦地重申诺言，一面悍然提高军售额度、级别，开展美台官方往来，甚至允许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样级别的高官悍然窜访台湾。对此，解放军通过开展军事演习，向“台独”分子及其美国支持者宣示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而拜登政府却倒打一耙，声称“解放军向台湾发射短程弹道导弹，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危机……中国对一个正常的国会代表团反应过度”。〔11〕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科林卡尔(Dr. Colin Kahl)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佩洛西的访台时则辩解称：“这次访问没有丝毫改变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12〕在铁的事实面前，拜登政府上述“外交辩解”是苍白无力的，只能暴露其真实对华政策和台海政策，并激发中国人民早日实现民族统一的决心。

与美国方面“掏空”中美共识相呼应的是，“台独”分子积极迎合、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甘做马前卒。2023 年 2 月 2 日，蔡英文在会见首次访台的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时公开表态称：台湾有决心、有信心，更有能力保卫家园，也非常愿意跟美国及所有理念相近伙伴持续深化合作。而在经贸领域，蔡英文则表示：“我们也期待台湾和美国在供应链、电信安全、科学及技术等各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让台美双方、区域及全球都能够有更进步的发展。”〔13〕

二是“掏空”台岛财富。两年来，拜登团队不仅延续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做法，靠不断刺激 两岸局势来兜售华而不实、米珠薪桂的所谓“高端武器”，榨取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钱财“掏空”两岸全体中国人民的宝岛台湾。

三是“掏空”台岛产业，尤其是“掏空”以台积电等芯片制造业巨头为代表的台湾高端产业， “掏空”台湾人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拜登政府 2.0 版的印太战略在其前任特朗普 1.0 版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加强了在经济、供应链、产业链领域的全面布局，同时勾结日、韩和“台独”势力构建所谓“四方芯片联盟”(Chip4)，妄图通过“小院高墙”模式相互勾结，彻底断绝中国大陆获取高端芯片的渠道。

拜登政府为了强行推动亚太地区的供应链、产业链转移，不惜强迫台积电等高科技企业关停 在台研发中心和生产厂房，转而赴美投资建厂，为美国政府纳税，为美国工人提供就业岗位，而由此所产生台岛产业空心化和就业岗位流失，则完全由台湾同胞来承担。

(三)台湾在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中的实际地位：从“冤大头”到“战略弃子”

在上述过程中，美国不顾台湾本岛芯片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顾台湾人民要就业、要生活的切实需求，悍然勒令台湾芯片生产巨头关停岛内研发与生产基地，转而在美投资。此举不仅是对大陆芯片产业的发展、升级釜底抽薪，而且也是事实上的对台构陷，落井下石，夺走岛内人民的饭碗。

更重要的是，此举还隐约暴露出美国对台岛的抛弃。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海空军力量的不断提升，美国五角大楼、知名智库反复进行实兵演练或兵棋推演，得出的结论对美愈加不利，认为在靠近大陆的“第一岛链”范围内，美军传统优势正在加速流失。譬如，美国最权威的外交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经过大量推演，认为台湾海峡的军事平衡正在发生质变：

中国十年来的军事预算有了显著增长，从 2011 年的 730 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 250 万亿美元。不仅军事预算有所增加，而且中国还实施了各种军事改革以实现军队现代化;解放军已经建立了一个由数千枚中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组成的武器库，这些导弹都指向台湾。

中国有一个理性的战略目标。如果它的目标，正如美国国防部所评估的那样，是区域主导地位或霸权地位，那么它将不得不瓦解包括 AUKUS和 Quad 在内的任何反对它的联盟。由于与美国的联系，台湾在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台湾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它被称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位于第一岛链的中心。第一岛链至关重要，正如戴维森海军上将所强调的，以及白宫在 2018 年印太战略框架中指出的那样。所以台湾非常有价值;中国人也从不回避这一点。

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它是 19 世纪以来第一个在与我国经济规模相当的国际体系中崛起的超级大国。他们正在开发航空母舰——但他们所怀抱的头号目标就是在必要时与台湾统一。与此同时，我们的力量却分散于中东和欧洲。

……中国未来四五年内武统台湾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国将使用灰色地带的行动逐渐开展行动，只有在用尽这些可能性后，才会诉诸于使用重大力量。〔14〕

因此，历来偏好“未雨绸缪”的美军先下手为强，为可能的台海冲突，以及冲突失利的后果提前做好准备;而提前“掏空”台湾高端芯片产业，并将其转至美国本土，正是题中之意。

从美国的角度看，此举固然有提前止损的战略含义，意味着即便台海发生动荡并最终产生不利结果，依然不影响美国在芯片等关键领域、产业的全球优势地位。然而，美方的这一套如意算盘，对于指望他们“协防保卫”的台独分子而言，则不啻于背叛。事实上，早在 2021 年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立时岛内就有分析认为，美国强化美澳关系和澳军实力的根本动机是，要在被迫放弃台湾之前筑牢从关岛、夏威夷、澳大利亚这条新的战略底线。而近期曝出的有关拜登政府制定“毁灭台湾”计划的传闻，更加剧了岛内“台独”分子“被美抛弃”的恐惧和疑惑。

四、结语

中美台海博弈七十多年，现已进入残局阶段，“收官”亦不会过于久远。毕竟，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不可能永久忍受国家分裂、民族不得统一的现状。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5〕但有道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美国既已将与中国的“极限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或“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作为基本国策，〔16〕则自然不会因为“中国人民的梦想”或“历史大势”而主动放弃西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

因此，人们才经常在美国有关台湾、台海攻防局势的话语体系中看到“毒蛙”、“豪猪”等常见的暗喻，甚至有智库索性以之为对华方针的名称或代号。他们指望在中美博弈的大棋局中，或将台湾武装成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让大陆不得近身;又或在彻底掏空岛内最后一点值钱的战略与经济资产后，令其沦为一只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戾气横生的“毒蛙”，一举毒杀“吞食”它的大陆，从而阻遏中国崛起。尤其是最近几年，一份份大部头的智库报告刊发出来，言之凿凿，似有神算，美政府在任官员也与之遥相呼应、同气相求，似乎胜券在握。殊不知，这些“妙计”在道义上早已破产。美方这种全然不顾台湾人民生命的“死间”之计，当真是“既蠢且坏”，不仅无法阻遏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夙愿，只能暴露自身的虚弱和对“盟友” 的伪善。

台海博弈已入残局。当此之时，台湾如果不愿沦为美国弃子、“毒蛙”、“死间”，而想逆 天改命，那就衹有一条通途，即重回两岸共识，堂堂正正地以中国人的身份与海峡对岸的同胞坦诚相见，共谋两岸人民的福祉，携手为我们这个二百年来多灾多难的民族开出一条复兴之路。

注释

〔1〕“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10.2022.pdf.

〔2〕原文：We will maintain our strong ties with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our “One China” policy, including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provide for Taiwan’s legitimate defense needs and deter coercion. 参 见“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National Archives,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3〕张景旭 , 刘佳雁 . 剖析美国《与台湾关系法》[J]. 台湾研究 ,1999(02):60-67.

〔4〕锺厚涛 .“印太战略”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角色定位及其影响——以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参照 [J]. 现代台湾研究，2019，No.144(05)：42-49.

〔5〕“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Trump White House, January 12, 2021,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6〕Robert C. O’Brien, “A Free and Open Indo Pacific”,Trump White House, January 5, 2021,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OBrien-Expanded-Statement.pdf.

〔7〕“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1, 2022, https://www. 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8〕Bonny Lin, Brian Hart, Matthew P. Funaiole, Samantha Lu, Hannah Price, Nicholas Kaufman, “Tracking the Fourth Taiwan Strait Cri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https://chinapower.csis. org/tracking-the-fourth-taiwan-strait-crisis/.

〔9〕 《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相处之道(钟声)》，《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1 日，第 3 版。

〔10〕《习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中国政府网，2022年11月14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1/14/content_5726985.htm。

〔11〕Lara Seligman, “Pentagon still assesses China will not invade Taiwan in next 2 years”, POLITICO, August 8,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8/08/pentagon-still-assesses-china-will not-invade-taiwan-in-next-two-years-00050383.

〔12〕Colin Kahl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USD (Policy) Dr. Kahl Press Conferenc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ugust 8, 2022, https:// 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3120707/usd-policy-dr-kahl-press-conference/.

〔13〕《 蔡英文会见美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愿与美国持续深化合作》， 联合早报网，2023年2月2日，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30202-1358940。

〔14〕Elbridge A. Colby, Lee Hsi-min, Patricia M. Kim, Margaret K. Lewis, “The Evolving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7, 2021, https://www.cfr.org/event/evolving military-balance-taiwan-strait.

〔15〕习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1年10月9日，http://www.news.cn/2021-10/09/c_1127941568.htm。

〔16〕在天津会谈中，中国外交部谢峰副部长已经将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合作、对抗”战略，解释为一种掩人耳目的语言游戏，美国战略的本质就是和中国对抗，所谓合作也是在有利于美国的前提下。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原文发表于《中国评论》6月号总第306期，内文略有删减。

来源时间：2023/6/5   发布时间：20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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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美国必须停止在中国家门口的军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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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天凯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一位退休的中国资深外交官周日在新加坡表示，如果要恢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高层防务谈判，美国应该本着“诚意”减少靠近中国的军事部署。

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间隙对路透社表示，尽管两军仍有沟通渠道，但他质疑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防止冲突。

“他们为什么要远涉重洋到我们的家门口?” 崔天凯在谈到美国海军和空军在中国附近的部署时说。“他们离我们的领土太近了，离我们的领海太近了。”

他补充说：“如果人们有这样的善意，如果人们真诚地行事，他们总能找到有效的沟通方式。”

崔天凯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新加坡会议上表示，中美之间的冲突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

李尚福拒绝了原定于周日结束的新加坡峰会期间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举行会晤的邀请。

在周六的一次演讲中，奥斯汀敦促恢复高级对话，称这“不是奖励，而是必要的”。

两位官员都表示他们对会谈持开放态度，但地区外交官表示，由于台湾和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以及对误判和事故风险的担忧，没有明确的迹象双方会举行高层军事领导人的会谈。

这些风险在周末突显出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海军舰船星期六罕见地联合航行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后，中国军方指责美加“故意挑起风险”。

今年3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李尚福2018年因为与俄罗斯达成武器交易而受到美国的制裁。目前这项制裁仍然有效。

崔天凯说，美国在中国附近部署“肯定是对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尊重，更具体地说，他们总是喜欢单边制裁”。

他表示，尽管如此，他仍然对两国关系持乐观态度。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情况会有所改善，”他说。“原则上，我们随时准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更多对话。”

来源时间：2023/6/5   发布时间：20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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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对话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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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心伯  来源：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以遏制打压为主，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两届政府期间，这一战略设计在理念上不断强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针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变化，中国也不断调整对美战略，中美战略博弈愈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相互认知越来越负面，针对对方的叙事越来越消极，行为上的对抗倾向越来越突出，走向恶性循环的趋势更加明显。

不仅如此，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抗越来越受到国际和国内结构性因素的驱动。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三年，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在实践中面临一系列问题。

其一，美国视中国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竞争的名义对华实施遏制和打压政策。但中国又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在处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跨国挑战方面也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如何在这两方面之间求得平衡是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最大挑战。

其二，美国基于经济和安全考虑，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科技封锁、投资限制、产业链“脱钩”等措施，在打击中国的同时，也使其自身付出巨大代价，引起美国工商界和科技界的不满与反对。

其三，美国在经贸、科技、外交、军事等领域全方位实施对华遏制打压，不断强化对华军事威慑，推升两国和两军间的敌意与对抗，同时美方又表示“不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强调要管控风险和危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任务。实际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导致中美之间的“冷战”气氛越来越浓、政治互信越来越低、对抗的风险越来越大。

其四，由于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的政治气氛极端消极、非理性，两党竞相打中国牌，国会在涉华问题上表现得空前活跃而强硬，加之拜登政府处理国内政治的能力较弱，严重制约了其所声称的“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的努力。例如，2022年7月28日中美元首通话，并就双边关系发展达成一些重要共识，然而三天之后，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窜访台湾，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冲击。

其五，拜登政府为阻挠中国力量的增长，积极拉拢盟友和其他国家随美国起舞。然而，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方式打压中国，破坏了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其“印太战略”过分依赖安全手段，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美国经贸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侵蚀着包括其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的意愿。

在仅仅数年里，中美两国几十年形成的总体双赢的互动模式转变为双输模式，彼此都没有从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中获益，而且还在继续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持续推动“脱钩”与对抗，对华施加经济、政治与安全压力，中国则坚定而顽强地抵御来自美国的压力，中美关系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走向严重冲突的风险。考虑到中美关系当前的发展趋势和结构性因素，期待两国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得到显著改善是不现实的，真正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即在何种程度上“脱钩”和对抗。

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总结经验。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紧张，表明了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时不能突破底线的重要性。2023年2月美方对中国气象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空域反应过度，给双边关系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冲击，凸显了在处理意外与偶发事件时保持冷静，在国内压力下行为克制的重要性。此外，评估美国对华贸易战以及技术“脱钩”、封锁的成本与效用，也有助于美方正确认识其在对华经贸领域采取单边强制性手段的限度。

二是通过持续和高质量的政策与战略对话凝聚原则共识。中美关系极端重要而异常复杂，中美对话应基于以下基本认知：两国在经贸和人文领域不可能完全“脱钩”;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存在，一方不可能完胜另外一方;两国在众多领域有合作与协调的必要;防止发生重大冲突符合双方的利益;其他国家主要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来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选边站不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偏好。

对话达成的共识将使双方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交往与限制、对抗与妥协等。政策与战略对话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举行：政府层面的“1轨对话”问题意识更强，更有实质性;“1.5轨对话”(即由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共同参与的对话)或“2轨对话”(即由学者、退休官员等进行的民间非官方形式的对话)灵活性更高;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有研究和学理支撑，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两国之间常态化地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政策与战略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来源时间：2023/6/4   发布时间：2023/5/29

旧文章ID：29904

美国正失去大本营，东南亚逐渐向东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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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过去五年间，美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愈发降低，相较而言，中国的影响力则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仅在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力超过了中国，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在争夺经济影响力的过程中，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着该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而美国则几乎选择了退出。尽管拜登政府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但却未能在市场开放等方面为东南亚国家做出一些实际性承诺。最后，美国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宣扬美式人权与民主并不明智，甚至可能助长中国提升地区文化影响力。

本文摘编自《世界政治评论》(World Politics Review)网站文章，原标题为《美国在东南亚正在输给中国》(The U.S. Is Losing Ground to China in Southeast Asia)。作者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东南亚高级研究员约书亚·科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过去五年间，中国就像在世界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在东南亚采取了一种更加自信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加强了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此外，台海生变的风险越来越大，中国被西方认为在世界各地的外交上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有时甚至是恃强凌弱的“战狼”外交风格。

虽然人们合理地做出预期，认为这些行动会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但事实恰恰相反。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一项引人注目的新研究显示，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在过去五年中飙升。不仅如此，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美国为代价的。作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最重要的竞争地区之一，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正在迅速下降。

这份名为《亚洲实力快照:中国和美国在东南亚》(“Asia Power Snapsho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的报告使用了多种指标，对两国在经济关系、国防网络、外交和文化这四方面的影响力进行了排名。报告的结论是，美国“过去五年中，在所有四个方面都输给了中国”。同样，新加坡尤索夫伊萨研究所(ISEAS Yusof-Ishak Institute)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一项民意调查中，中国现在是东南亚最具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大国。

根据洛伊报告的衡量标准，在东盟10个国家中，美国仅在条约盟友菲律宾和坚定合作伙伴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力超过了中国。然而，即使是这两个国家，华盛顿也只是勉强位列第一。在美国的另一个条约盟友泰国，中国现在更具影响力。尤索夫伊萨的民意调查显示，每个东盟国家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现在是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东盟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则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该地区发挥着最大的政治和战略影响力。

相比之下，在此前2018年的洛伊研究所的研究中，美国在该地区三个国家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而华盛顿和北京在泰国的影响力则不相上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南亚许多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显然对中国更加自信的军事行动感到恐惧，但美国的影响力正在大幅下降。这种担忧反映在洛伊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中，即使美国仍然是许多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军事伙伴，但华盛顿在这一指标上也在下滑。

近年来，印尼和越南选择了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军事合作，不过它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去激怒中国。作为美国的条约盟友，菲律宾更愿意公开与华盛顿结盟。菲律宾已允许美军使用该国的多个新基地，这些基地在台海发生冲突时至关重要。目前，除了菲律宾之外，尽管其他地区国家担心中国的军事实力，但它们越来越接受中国的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该地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主导地位，以至于东南亚国家越来越感到别无选择，只能站在中国一边。洛伊研究所的研究指出，2022年，美国与东南亚所有国家的经济关系都弱于中国。除了贸易和投资之外，当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陷入债务和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成为最后贷款人。美国曾经帮助组织了从泰国到印尼等多国的大规模经济救援，但近年来华盛顿一直在回避这一角色。

就连最近当选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一位与美国有着长期关系的资深民主倡导者，也因为中国对该国的巨额援助和投资而日益转向北京和远离华盛顿。此外，与泰国等其他国家一样，马来西亚也越来越多地购买中国武器，这表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正在同步崛起。事实上，洛伊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18年至2022年期间，美国在马来西亚失去的影响力超过了任何其他东南亚国家。

中国在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崛起或许势不可挡，但在争夺经济影响力的竞争中，美国并未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过去5年里，北京利用自己的力量参与到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加入了大规模的区域贸易协议，并拓展了一些自己的协议。在此期间，华盛顿退出了涉及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协定，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并且几乎退出了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努力。

为了证明华盛顿在经济上仍然参与区域贸易模式，拜登政府为该地区提出了模糊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然而，在亚洲国家进入美国市场的问题上，华盛顿方面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因此，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以及与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区域内贸易协议相比，许多东南亚国家认为美国的经济合作计划既吝啬又不严肃。与此同时，华盛顿越来越多地利用产业政策来推动外国在美投资，这不仅激怒了东南亚，甚至也激怒了东北亚，人们担心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会损害韩国和日本的关键产业。

拜登政府对东南亚地区人权和民主的关注也大多被置若罔闻，甚至可能还疏远了一些东南亚领导人。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都被西方视为是“独裁”或“半独裁”的地区，宣扬美式人权与民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美国所谓对人权的关注可能也有助于中国在该地区文化影响力的增加，这得益于北京在该地区的软实力和锐实力方面的巨额支出。

因此，当下美国有一个关键选择：它可以继续目前的做法，继续失去影响力，或者它应该重新考虑如何与该地区接触。

但与美国维持现状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正如洛伊研究所和尤索夫伊萨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华盛顿与东南亚的亲密朋友正变得越来越疏远，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高昂的代价，未来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趋势。

编译：张乐词

来源时间：2023/6/4   发布时间：202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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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无论美国多么努力，都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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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5月31日刊登题为《印太已经选择了三号门》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文章摘编如下：

华盛顿想要说服所谓的“骑墙派”——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家——加入对抗中国的联盟。为了迫使许多国家经济“去风险”(从对半导体实施出口管控到回避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美国描绘了一幅将本地区分裂为两个阵营的图景：那些支持美国的国家和那些倾向于中国的国家。按照美国的逻辑，那些目前还在“骑墙”的国家只是在拖延，华盛顿可以用更多的关注、访问和金钱让天平向自己一方倾斜。

但没有几个亚太国家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衡量它们面前的选择。各国已经作出了决定，多方结盟——各国与几个主要强国形成互相重叠的关系——是这些国家的首选而不是备选方案。

该地区许多国家既不认同美国感知的“中国威胁”，也不认同拜登政府把世界分为“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个过于简单的看法。东盟协助建立了一个基于互利合作的地区秩序，其成员国和太平洋岛国都欢迎中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它们不太可能拒绝同中国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

华盛顿对该地区的策略忽视了一点，即引导本地区国家政策选择的是利益而不是价值观。

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已经作出了选择，多方结盟是追求它们利益的最佳方式。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选择华盛顿而不是北京。同中国和澳大利亚有着广泛安全和经济关系的巴新反而寻求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多元化。这是一个积极的决定，与多个大国建立友好关系，在某个特定问题上跟最符合该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伙伴密切合作。

亚太国家全力捍卫它们多方结盟的立场，完全清楚跟多个伙伴合作的好处。例如，印尼和马来西亚都努力保持同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经济关系。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的影响力可能没有它认为的那么大。从泰国和韩国等条约盟友以及印度等伙伴，到更加警惕与美国接触的越南，该地区国家正积极选择第三条道路。华盛顿没有多少办法说服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放弃它们的多元伙伴关系，全心全意跟美国走。

一个坚定奉行多方结盟的地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影响是，这表明无论华盛顿多么努力，旨在迫使各国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的政策都将失败。

来源时间：2023/6/4   发布时间：20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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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家吴军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致辞：我的三堂人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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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

甘治教务长，施莱辛格院长，教授们，客人们以及毕业生们：

我非常荣幸能够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怀廷工学院。首先，恭喜所有在今晚收到了你们这一生最高学位，明天将开始人生新征程的博士毕业生们。我知道你们对未来一定倍感兴奋，就如同20年前我在这里收到我的博士学位时一样。

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让我受益终身的三堂人生课。

-01-

第一堂课是我们的老校长比尔·布莱迪在我的硕士毕业典礼上分享的。他和我们分享了哈里·杜鲁门总统的故事，尤其强调了运气对成功的重要性。布莱迪校长讲，每个人都会经历好运气和坏运气，没有例外。然而，好运气有时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一定要小心，并且要做好准备。这些话后来就在我身上应验了。

1999年，当我开始收尾我的博士研究工作时，我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的一篇还获得了欧洲语音大会(Eurospeech)的最佳论文奖。很走运，对吧?此后，很多大公司的研究院请我去做报告，包括贝尔实验室、IBM研究所、SRI国际研究所等等。好运气好像一直都在。再加上2000年的就业市场非常好，我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们都从大公司拿到了聘书，我确信我也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幸的是，由于我太过自信，没有认真准备毕业委员会的口试(GBO)，我没有通过。从此，好运好像就离开我了。

首先，我不得不再多做一年的研究，然后各种坏运气接踵而至——先是互联网泡沫破碎，然后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很多大公司冻结了招聘，并且开始裁撤现有的员工。我除了等这些公司重新开放招聘，别无他法。感谢我的导师库旦普教授，他允许我在学校多待一年，这样我可以维持我的学生签证。当我在等待AT&T和IBM等公司的机会时，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到网上去碰碰运气，看看在裁员风暴中是否还有公司在招人。我发现有一家叫做Google的小公司居然还在招人，而且我的经验符合他们的要求。于是我联系Google的人，递交了我的简历。很幸运的是，他们回复了我并且很快安排了面试。这一次，我认真做了准备，所有的面试环节都很顺利。面试结束的三天后，我拿到了Google的聘书。有意思的是，随后几家大公司也开始向我抛来橄榄枝。可以想见，如果它们的聘书早来几周，我肯定会接受其中的一家。但是这一次，我决定在Google上赌一下我的运气。结果我赌赢了。

回过头来看，如果我当初运气特别好，赶在2000年毕业，我一定会拿到一些大公司的offer，并且在其中一家安顿下来。这样我也就失去了一辈子一次的Google机会。事实上，那些大公司里不少面试我的科学家，很快也都加入了Google。很多人都在想，今年的就业市场非常不好。大公司都在裁员，这对毕业生来讲是一个噩耗。

但是请记住，我们不会总是遇到坏运气，好运气可能来得比我们想得要快。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好。将来，我们一定会取得一些成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所致，但要防止成为狂妄自大的牺牲品，因为坏运气可能正在暗处等待着。在一生中，我们一定会不止一次地遇到挫折，但即使身处逆境，也不要绝望，因为好运气也会等着我们。我问过十多名生意做到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创始人，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一致地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我也问过上百名失败的创业者，他们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都抱怨自己只是运气不好。但运气，从来只会垂青那些谦卑而敬畏命运的人。

-02-

第二堂课来自于我在Google的上级们，包括阿米特·辛格、阿兰·尤斯塔斯和埃里克·施密特。他们鼓励我发挥想象力，关注那些能够给全世界大多数人带来福祉的项目。当我在Google站稳脚，有了点成就后，一天，阿米特来找我，希望我开发亚洲语言的搜索算法，包括针对中文、日文和韩文的算法。当时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更想回去做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这个领域从我当研究生时就一直很吸引我。但阿米特说服了我。他说，亚洲有40亿人，但是我们却无法为他们提供和英语同样好的服务。你想，如果有10%，也就是4亿人能从你的算法中受益，这比发表那些论文的意义大千万倍。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到今天依然有超过十亿人受益于我的算法。后来施密特知道了这件事，他非常兴奋，给了我不受限制的招聘名额，让我们打造一个针对亚洲市场的产品团队。当我们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考虑自己想做什么或者自己擅长做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考虑世界需要我们做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要考虑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的成就，取决于世界上有多少人受益于我们的工作。

各位作为未来工业界的领袖，你们要敢于往大了想，往广了想，不要因为不愿意离开舒适区而限制了自己的潜力。

-03-

我学到的第三堂课是回馈社会。1996年，当我来到霍普金斯时，我提着两个行李箱，兜里装了几百美元，这是我全部的家当。当时，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给了我全额的奖学金，才让我能够负担教育和生活的费用。霍普金斯不仅给了我最好的教育，而且让我有无数的机会，接触到这个领域中大量的顶级研究人员。没有在霍普金斯求学的经历，就没有我后来的成功。因此，我一直感激学校，并且尽我所能支持学校。我在读书时，受益于校友们对学校的捐助，因此我希望未来的年轻人能够同样受益于我们的努力。

我知道你们将来都会在职业上极为成功，因此我希望你们也能以你们的方式回馈学校。因为给予总是一件让人无比快乐的事情。

今天的世界远不完美，我们要面对战争、疾病、歧视以及气候变化等等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太坏生在了这样一个时代。但我知道，抱怨于事无补，而行动却可以。因此，霍普金斯的毕业生们，这是你们的责任和荣幸，应用你们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世界的问题，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相信，你们必定能做到，你们必将做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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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次演讲英文】

Provost Gange，Dean Schlesinger, faculties,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my fellow graduates.

It’s my great honor to be back here at WSE. I’m here to congratulate all of you, who will receive the highest degree of your life tonight and start a new journey tomorrow. I’m sure you must be very excited about your wonderful life ahead. I felt the same way when I received my Ph.D. degree here twenty years ago.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ree lessons I learned along the way that benefitted me in my life and career.

*

The first lesson was delivered by our ex-president Bill Brody at my master’s degree commencement in 1998. He shared the story of Harry Truman,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luck in success. President Brody said that everybody will experience good luck and bad luck without exception. However, good luck can often result in adverse outcomes, and vice versa. So it is best to be careful and to be prepared. These words came true for me.

When I was wrapping up my Ph.D. research in 1999, I published several papers, one of which received the Best Paper Award from Eurospeech. Good luck, right? I was invited to give talks at many big research Labs, including Bell Labs, IBM Research, and SRI International. More good luck. The job market was so strong in 2000, and all my group mates received multiple offers from big companies. I felt sure I would be blessed in my own job search.

Unfortunately, I was overconfident. I did not prepare adequately for my GBO, so I failed it. Bad luck reared its head. As a result, I had to remain a student for one more year. After that, more bad luck ensued. The Internet bubble burst and 911 transpired. Most companies froze their hiring and laid off existing employees. I could do nothing but wait for the big companies to resume hiring. Thanks to my advisor Sanjeev Khudanpur, I was allowed to stay at school for one more year so I could keep my F1 visa.

While waiting for offers from AT&T and IBM, I searched on the web to see if there were any companies still hiring in the midst of layoffs. I found an opening at a small company called Google, and my experience fit their requirements. I contacted them and submitted my resume.

Fortunately, they replied to me and scheduled interviews. This time around, I was very well prepared, so all interviews went extremely smoothly. I received an offer 3 days later. Out of 1500 resumes, I was now the lucky one. Funnily enough, those big research labs then reopened and told me they would send me offers now. If their offers had come a couple of weeks earlier, I would not have hesitated to accept one of them.

However, this time I bet my fortune on Google, and I won. In retrospect, if I had been fortunate to graduate on time in 2000, and I would have settled down at a big lab, I would have lost my once-in-a-lifetime chance to join Google when it was still very small. In fact, many scientists who interviewed me at those larger companies joined Google later.

Many people thought the job market was bad this year, as many big companies were laying off people. It meant bad luck for graduates. But just remember, you won’t be unlucky forever and good luck may come sooner than you expect. So the only thing you can do is to be ready! In the future, you will succeed many times. You may attribute everything to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but you must not fall prey to hubris – for bad luck may b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You will also endure hard times throughout your life, but even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never despair – because good luck is waiting for you. I asked tens of entrepreneurs who had successfully founded billion-dollar companies what was the number one reason for their success. They unanimously agreed that they just got lucky. I also asked hundreds of founders who lost their businesses, what lessons they learned.

Few reflected upon their own problems, and nearly everybody replied they were just unlucky. Fortune favors humble people who are in awe of fate.

*

The second lesson comes from my higher-ups at Google, including Amit Singhal, Alan Eustace, and Eric Schmidt. They encouraged me to think big and to focus only on projects that could benefit a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e world.

One day, after I had built up my reputation at Google, Amit approached me to ask if I could write search algorithms for Asian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etc. I was not interested in that idea. I wanted to return t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esearch, which I had been interested in since I was a graduate student. When Amit tried to convince me, he told me this：“There are 4 billion people in Asia but we cannot provide services equivalent to those in English. Just imagine, if 10%, 400 million people benefit from your algorithms, that achievement is a thousand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publishing papers.”I thought he was right and I wrote the algorithms, which were still used by billions of people today. When Eric Schmidt heard about this, he was so excited that he gave me an unlimited head count to found an Engineering team to build products for the Asian market.

When we decide what to do, most of us focus on what we like to do or what we are good at.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think about what the world needs us to do. In other words, how can we make the world better through our efforts? Our achievement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can benefit from our work. As future industry leaders, you should think big, and think broadly. Don’t limit your potential to your own comfort zone.

*

The third lesson I learned was to give back to society. When I arrived at Hopkins in 1996, I carried only two suitcases in my hands and several hundred dollars in my pocket. It was Johns Hopkins that granted me a scholarship so that I could afford my education and living expenses.

Hopkins also gave me the best education and countless opportunities to meet people in my research area. I couldn’t have succeeded without my experiences at Hopkins. So I’m always grateful to the school and I try to do my best to support school. When I was a student, I benefited from the contributions of alumni, so I hope young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our efforts too. I’m sure all of you will be very successful in your careers in the future, so I hope all of you can give back to the school in your own way. Giving will make you happier!

Today, the world is far from perfect —— there are wars, diseases, discrimination, climate challenges, and so forth. Are we unlucky to be born in an era with so many problems? I don’t know. But I know complaining won’t help; Actions will. So, Hopkins graduates,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and privilege to use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you obtained at school to solve world problems and make the world better. I believe you can, and you will do it!

Thank you.

Jun Wu

来源时间：2023/6/4   发布时间：20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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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莫测？大卫·马丁新冠病毒阴谋论搅动中国社媒风云

仝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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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艾登｜译：仝馨（xin-tong）

2023-06-03

【编者注】本文原标题为“Who is David Martin? COVID Conspiracist takes Chinese Social Media by Storm”，于2023年6月1日发表于网站（uscnpm.org），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大卫·马丁（David Martin）博士对冠状病毒源起与目的的描述一直被主流媒体视作「阴谋论」。他的假说如一颗石子，在中国社交媒体激起千层波澜。

有关新冠病毒源起的理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当病毒溯源被政治化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公开宣称病毒来自美国陆军一个病毒实验室。之后，每当西方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病毒可能来自美国，相关报道都会连篇累牍地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最近，一个有关新冠病毒和SARS冠状病毒来源的视频在中国社媒上广泛传播。该视频暗示这两种冠状病毒均为美国制造的生化武器。美国金融分析师、创业家、曾任教授的大卫·马丁博士在视频中现身，在据称是官方举办的欧盟高峰会上宣扬其所主张的冠状病毒阴谋论。然而，无论马丁博士的阴谋论抑或其发言的峰会的官方度，都值得进一步商榷。在2023年5月3日，一小部分欧洲议会议员参加了于布鲁塞尔举办的第三届全球新冠疫情峰会（ICS）。根据Facebook上一个公开小组描述，全球新冠疫情峰会旨在“邀请世界顶级医生和科学家揭露有关新冠疫情的真相，以及近在眼前的将剥夺人们自由的恐怖主义”。同时，该小组亦向外界提供与反地区封锁和反疫苗抗议有关的内容。

首届全球新冠疫情峰会于2021年举办，主要由来自右倾民粹主义党派的欧洲议会议员创立。这一非官方峰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专家到场做15至30分钟的演讲，演讲主题与新冠疫情流行相关。然而，在会议上，这些不同演讲者所呈现的不同演讲内容中存在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均对与新冠疫情大流行相关的已经证实的科学事实持怀疑态度，并对世界对疫情流行所作出的反应持批判态度。每一位演讲者都将自己的主张建立在被广泛质疑的数据统计之上，并将疫情与其背后更广泛的政策议题——即疫情相关政策如何不公正地剥夺了公众的自由和权利相提并论。如果仅统计观众席中到场的欧洲议会议员，那么2023年的峰会上至少有70位议员出席。这些帮助组织并在峰会上发言的欧洲议会成员包括来自罗马尼亚的Cristian Terhes、意大利的Francesca Donato、德国的Christine Anderson，以及克罗地亚的Ivan Sinčić和Mislav Kolakušić。鉴于该峰会的非官方性质，找到完整的会议录音尤为困难。不过，欧洲议会议员Terhes在其YouTube个人主页上发布了有关峰会的两部分完整录像（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在马丁博士于该峰会上发表的20分钟演讲中，他声称正是美国政府和其主要疫苗制造商辉瑞恶意制造并在2003年SARS冠状病毒大流行和新冠疫情大流行前释放了病毒，其目的是确保世界接受统一的新冠疫苗。虽然在演讲中马丁博士声称已掌握美国政府支持「生化恐怖主义」的证据，但峰会录像中并未展示与之相关的幻灯片。因此，其大部分主张缺乏实际证据。

在过去几天内，因其演讲内容与受中国舆论方面青睐的「美国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是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疫情之一的祸首」的阴谋论叙事遥相呼应，马丁博士在中国社媒上收获了一批狂热拥趸。这一情况在一些调查——如China Focus有关中国民众对俄乌战争的看法的线上民调一——中得到部分证实。这项民调显示，大部分中国网民相信俄罗斯关于在乌克兰发现美国生物实验室的阴谋论。马丁的演讲上线后，一位外号为“米兰大侠”的中国网民为马丁的演讲添加了中文字幕并于5月29日将配以字幕的视频上传至百度。在视频发布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其便已收到超过8,000条评论，27,000次点赞和640,000次浏览。许多网民对米兰大侠上传配有中文字幕的视频表示赞许，并赞马丁为勇于揭露美国丑恶真相的「英雄」。

马丁本人的背景也为这个视频增加了一定的可信度。除了为中国大陆一些金融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外，马丁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交往。因此，其能够一夕之间在中国社媒上搅动风云可能更多与其演讲视频的内容有关，而非预先存在的政治联结。马丁曾出版多本自助励志书籍，2013年在TED做过一次金融演讲，他在2020年阴谋论纪录片《疫情时代：洗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曾作为嘉宾分析师在CNBC和彭博社等媒体亮相。马丁的YouTube频道知名度最高。该频道内容经常涉及疫苗、口罩和与其他健康措施话题相关的阴谋论。频道中一些视频曾因违反Youtube服务条款而遭下架。截至目前，马丁一共发布了275个视频，拥有近65,000个订阅者。该频道主要因其每周发布的视频系列「本周要闻」而受到欢迎。

马丁在2009年推出自己的YouTube频道，该频道涵盖从宗教、励志自助到健康保健等各类话题。疫情之后，该频道内容几乎全部与新冠病毒阴谋论有关。马丁的妻子金（Kim Martin）是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注册护士、顾问和自由职业的自助励志专家。她常与马丁一同主持他们的线上节目。尽管金在媒体和商务上的名气似乎与其丈夫相差甚远，但从许多他们发布的视频中可知，是金说服了马丁与公众中分享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在他们对新冠疫情源起的怀疑与日俱增之后。

马丁布鲁塞尔演讲视频的走红令规模小且并知者寥寥的新冠疫情峰会在YouTube和其他社交媒体上一夜成名。总体而言，马丁的阴谋论缺乏科学基础，但他仍能在言论自由的西方通过YouTube和其他渠道将此虚假信息广泛传播。他在新冠疫情峰会上的发言——尽管主办方不曾为他所持有的骇人观点提供任何影像证据——仍吸引了成千上万中国网民的关注。他在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其观点恰好与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冠病毒源起美国而非中国」的叙事不谋而合。此外，即使「全球新冠疫情峰会」并非由欧盟官方举办，「欧洲议会议员」与欧盟官方亦无丝毫关联，但其假以欧盟名称的举措也令其和马丁的社媒平台被公众广泛接受。中国社媒和官媒经常利用来自海外的信息为其舆论宣传造势，马丁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的畅行无阻再次证明了这一策略。毫无疑问，类似马丁关于新冠病毒是美国生物恐怖主义的产物的阴谋论不但混淆是非，还是将人们健康和生命置于险境的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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