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飞岸  来源：观察者网

　　由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两个反精英建制者的参与，2016年美国大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上演一出不按常理出牌的年度大戏。这一常理是什么?就是大选的参与者要遵守不泄露底牌的游戏规则。而这个底牌就是美国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精英经民主之名统治的国家。

　　不幸地是，因为希望从美国自开国之父就开始精心设计到一代代政商学精英层层建构包装的“精英民主”体制内突围，两个体制外的竞选者必须要迎合美国民众的民主需求，通过揭精英之短、暴体制之弊，应多数之需，借助群众路线登顶美国总统的宝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从民主党党内大佬拦截桑德斯到精英媒体一边倒支持希拉里的精英们自发抱团、开足火力、集齐待命的自卫反击战，这一反击战最终以特朗普的当选彻底暴露了美国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裂痕，也将美国从民主的起诉方送上了民主的被告庭。

　　没有多数的民主不是民主

　　对于2016年美国大选过程暴露出的美国制度精英本色的弊病，我们看到来自学界精英的几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辩护性回应。

　　第一种回应指出，美国大选虽然揭示了民众与精英之间的裂痕，但特朗普的当选恰恰证明了精英没有能力拦截民众真正支持的领导人，这正是美国民主性的表现。

　　第二种回应认为，美国大选中希拉里和特朗普互黑虽然有失体统，但充分证明美国的民主性，我们能在一个非民主国家看到领导人被黑的体无完肤吗?

　　第三种回应非常机智地对民主和民粹进行了区分，说美国大选只是一次民粹主义的发作，民粹不是民主，它最终会走向民主的反面。美国的民主是多元式民主，多元式民主会在制度层面用民主制衡民粹，特朗普靠民粹上台，但并不会使美国真正走向民粹主义，因为美国的多元民主制度会让特朗普的民粹政策无所作为。

　　以上几种辩护性回应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用美式精英民主(或叫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多头政体)的经典定义去衡量美国的民主性，如果我们换一个民主定义，即将民主看做对多数需求的回应，那以上提到的几点对美国政治民主性的证明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第一，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多数的胜利，而是多头政体用少数牵制多数的胜利。无数调查数据和研究显示，全球化和自由化在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造成了财富向少数精英群体的聚集。这种财富的聚集在美国制造了1%和99%的分裂。但奇怪的现象是，这99%为何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数，反而再次陷入桑巴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魔咒，将真正代表99%的，声称要把美国带到丹麦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淘汰出局，而将仅仅代表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中下层的特朗普推上了总统之位呢?

　　因为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多数早已被精英们精心建构的取代阶级理论的利益集团理论和选举期间拣选的围绕族裔、种族、宗教、枪支、同性恋、堕胎等喧宾夺主的“低政治”议题冲的七零八落，当多数意识不到自己作为资本的受害者是一个整体时，他们就很容易被精英拣选的议题分裂和操控，特朗普的当选不是证明美国精英没有能力拦截自己不喜欢而民众喜欢的领导人，而是他们已经成功地让白人和其他族裔的中下层民众分裂，从而意识不到谁是有可能真正代表大众99%去制衡1%精英的有效候选人。

　　从特朗普获胜后发表的胜选演说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1%的局中人已经开始回归体制，向反对他的精英伸出橄榄枝了。至于在选举时开出空头支票争取选民支持而在任期内不去兑现它，早已是体制内外精英驾轻就熟的把戏。在这个意义上，希拉里的支持者不必如丧考妣，他们应该对美国体制的精英性有短期内的绝对自信。

　　第二，美国大选中媒体对领导人的揭短和领导人之间的互黑是自由主义中言论、出版自由的表现，它仅仅能够证明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而真正的民主则要体现为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化和利益分配的公正化，做到这一点仅仅总统代表资本家挨骂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对于民主和民粹的区分只有在将民主等同于自由民主时才能够成立，如果将民主看做多数利益的代表，那民主其实就是精英口诛笔伐的民粹，当民主不侵犯精英利益时叫民主，当民主侵犯精英利益时通通叫民粹。

　　民主要代表多数

　　以上对美国民主性的质疑是为了重申民主的多数性质，将美国的精英体制与民主进行区分。从根本上，美国是一个自由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而自由政体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制衡多数。

　　真正的民主如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所言，是一种与自由主义相区别的制度。“自由主义是要设法限制国家权力，民主则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前者特别关心政治约束、个人首创精神以及国家形式问题，后者则对福利、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特别敏感”。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之间会形成一种角色划分，前者有着较多的政治关切，后者有着更多的福利关切。我们在谈到社会民主的时候仍然用民主来指称，反之，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政治民主，就应当称其为自由主义，或者至少是自由主义民主”。

　　萨托利特别强调了单纯的民主应该是社会民主。社会民主是一种由于欧洲近百年社会主义运动将社会权利嵌入到公民身份中去的民主。社会权利是指“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到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按照人的商业价值，而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分配给公民的。

　　所谓基本权利，指的是社会权利需要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样被看做民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天赋权利，这一权利不是如现在自由民主一样提供一个博弈平台给需要的人讨价还价。基本权利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 在一个将最低生活工资视为一种社会权利的社会中，不得不为最低生活工资而讨价还价显然是荒谬的，就好比在一个将投票权视为一项政治权利的社会中不得为投票而讨价还价一样。

　　如果我们在民主概念中重新嵌入了社会权利，那将意味着现有民主评估标准中的公民权利将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从话语权领域扩展到物质领域。这意味着民主的目标指向这样一种前景：为少数人垄断的，文明的、有教养的生活要素要逐渐惠及大多数人。福利问题，并不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会随着政治权利一起兑现的问题，它是一个与政治权利不同的权利问题，它需要人们民主观念的调整和实际行动的转向。

　　为何要重申民主的多数特征

　　自由民主对多数民主的拒绝不是因为它不认可民主事实上应该代表多数，而是它担心民主的多数会形成多数的暴政。因而它特别通过建构新的民主概念和制度设计将民主中多数的影响力压到最低程度。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重申民主的多数特征呢?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民主能够解决的问题已经远远少于它制造的问题。

　　我们时代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有两个：第一，社会财富的严重分布不公。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的贫困与资本主义之前的贫困有本质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之前，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非常有限。那个时候虽然也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级分化，但大众的贫困并不以精英的富有为前提。也就是说，由于生产力低下导致的社会整体物质财富有限，即使把精英占有的财富和地产均分给大众也解决不了大众贫困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贫困是一种丰裕的贫困，它是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足以满足社会每个人需求并使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生活的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的限制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人为造成了多数的贫困。这种丰裕的贫困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也是人类的耻辱。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而言，人类应该为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创造各种条件，而不是通过理论和制度限制去阻止这样一个世界的到来。所以，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民主理论不是去强调多数的暴政，而是应该去反思这种可能引发多数暴政的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性和改进它的可能性。

　　第二，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多数大众还是少数精英，目前都面临着宗教原教旨主义复兴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从何而来?来源于美国在宗教和族群冲突中扮演的不公正角色，源于美国精英阶层的狭隘自私、唯利是图。

　　马克思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本质上还是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解决也只能求助于现实利益冲突的解决。

　　今天我们世界的现实是，由于少数人的贪得无厌，拒绝利益的合理让渡，他们宁可将这种利益冲突转化为不可调和的文明冲突、族群冲突和宗教冲突。相对于文明冲突、族群冲突和宗教冲突而言，利益之间的冲突其实是好理解也可以调和的，因为它是世俗化的东西。与世俗利益相反，宗教理念的冲突和族群冲突是难以调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民主党的精英阶层一方面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又以包容的姿态去拥抱各种移民和族群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非常虚伪的，并且这种虚伪现在已经到了美国民众不可忍受并寻求体制内外变革的程度，这种变革的呼声就是民主的呼声。

　　民主应该走下神坛

　　当我们把民主等同于多数利益的实现时，多数的暴政问题就从自由民主之下的伪问题变成真问题。自由民主对多数暴政问题的解决是拒绝多数，拒绝真民主，它所做的事情是把民主置换为自由然后将民主请上神坛。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社会目前存在着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明明黑人族裔、女性群体、劳工群体实际上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它们却在政治上被架的很高，被赋予一种话语层面的虚假权利。这种由精英阶层操控的政治正确维持着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次大选中特朗普对政治正确的无视事实上也是对精英操盘的游戏规则的无视，而精英选择性支持希拉里也不过是希望能够维持这种被虚假权利掩盖的真实权益。

　　当民主突破自由民主转变为多数对政治权力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时，多数暴政的问题就开始变为真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多数暴政问题的防范就有赖于我们将民主请下神坛。

　　首先我们承认民主应该而且必须代表多数，这意味着不代表多数的民主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伪民主，也意味着民主的首要价值就是民享，民主要惠及多数。

　　其次我们也要承认民主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都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和国家治理的首选方案。当民主被等同于多数并请下神坛之后，我们可以在需要民主的时候将民主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能用自由妨碍民主的实现。

　　我们也可以在不需要民主的时候提出反对民主的理由，不能让民主损害国家能力、威胁民族团结、妨碍经济增长。民主不应该成一种宗教，而是一种进步的价值和有助于善治的工具。

　　只有形成正确的民主观，我们才既不会使民主超载，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也不会使民主滞后，成为维护既定制度和阻碍多数分享利益的工具。然而，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既没有在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为社会改革和公平分配提供动力，也没有在经济尚需发展的国家为发展提供稳定环境和有效政府，这是一种由虚假意识形态塑造的无效民主。

　　2016年美国大选以大众与精英撕裂的方式宣告了民众对这种无效民主的不满，它作为精英选拔机制不仅无法有效选出最优，甚至还会选出最差;它作为民主实践模式，制造了民主三要素民有、民治、民享的无一在场;它作为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了否决性政体，妨碍了公共政策的输出和公共利益的实现。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危机，它不应该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危机，而应该成为人们思考民主概念、民主功能和民主模式的新起点。

来源时间：2016/11/11   发布时间：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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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大选特朗普“爆冷”获胜，令全世界开始深思美国政治体制。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许多人误以为，美国崛起尤其是在美苏冷战中最终胜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优势，即以自由民主理念在全球各类体制竞争中胜出。弗兰西斯·福山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狂妄地写道：“人类接近千禧年的终点，体制的竞争将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自由民主”，而这最后一“人”指的就是美国。这股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以至于在中国舆论中充斥着对本国“体制问题”的批判，有的甚至把所有中国问题都归究为“体制”。

　　理论误解如此之深，使新一代中国学人必须要从美国崛起的历史源头去厘清“政治体制与国家崛起”的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笔者每年至少要去一次美国，走访了10多个州、数十个县镇，与数百位美国人进行了交谈，并汇集成册《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这个问题一直是纠缠在脑海中的思考主线。

　　美国崛起的真实逻辑

　　所谓“体制优势”，是对美国崛起相当简单的认识，在思维惯性中貌似解释了18世纪末《独立宣言》发表至20世纪末冷战结束之间美国从偏隅小国至全球大国的崛起史，但面对近20多年来的美国国力相对衰弱的事实，该逻辑却变得哑然：为何同样的政治体制，在美国获得空前国际优势的背景下，却不能保证美国实力的持续走强呢?

　　民主体制在美国的确立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的统计，1787年参与修改《联邦宪法》的55位美国建国先贤中，至少有45人持有国家债券，14人从事土地投机活动，24人放贷和投资，11人从事贸易和制造业，35人是奴隶主，还有15人占有大量的种植园。而当时美国的400万公民，绝大多数都是小农、负债者、小商贩、边远地区农民、服务业者甚至奴隶。在戴伊看来，美国从来就只是由一小部分人而不是广大民众掌控。

　　此后，美国宪法共经历了27次修正案，对建国先贤们最早确定自由民主规则进行的缝缝补补，延续了体制的生命力，也塑造了体制的吸引力。但这27个有效修正案，最初10个修正案是一次性通过的，其他17个修正案则经历了艰难博弈，有的修正案讨论甚至历时200多年。一方面，这个过程伴随着精英力量以外人群的权利受到尊重，从1861年美国废除农奴制，直到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为领袖的黑人解放运动，黑人才逐渐得到享受民主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美国宪法的修正也充满着斗争与血腥。这个国家经历内战1次、总统遭暗杀4次、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数十次、种族冲突数百次，最终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工业生产总值、GDP逐步超过老牌全球霸权国英国，渐渐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由此看，美国国力的壮大，伴随着一部政治体制的改革史，是社会平等与种族抗争史。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美国崛起，而崛起的美国又不断提升其政治体制的国际吸引力。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先有体制，后有崛起”是一种简单和教条式的误导。

　　当然，有了体制变革，并不必然会有国家崛起。18世纪以来的法国经历数轮制度变革，共经历过5个共和国体制、两次帝国体制，却始终未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原因在于，法国在几次大国竞争中均没有很好地把握战略机遇，而美国崛起却是一个例外。

　　从国际视角看，美国崛起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实力渐长期。19世纪初推出的“门罗主义”，奠定了美国独占美洲的根基，迫使欧洲列强争霸远离北美。美国得以偏安一隅，休养生息，虽有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但整体上却享受到了欧洲大国争霸的“孤立主义红利”以及初期全球化的“国际贸易红利”。19世纪，欧洲大陆共经历了至少8场大战，几乎每一组列强之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而美国的工业化却是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

　　二是取巧超越期。上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变相抬升了美国的地位。一战欧洲诸强的自相残杀，使美国最终得利，1922年2月，《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海军条约》签字，使英国正式承认了美英海军力量的对等原则，标志着英国海上优势的终结，美国成为在军事上与英国平起平坐者。接着，英镑领衔的“金本位”制逐渐瓦解。二战中，苏联死亡2000多万人，德国300多万，英国450多万，意大利400多万，其他小国家加起来超过4000多万，欧洲几乎变成废墟。1941年后，美国像一战后期那样，中途再次取巧介入，“拯救”了世界。二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重建世界秩序，一举奠定霸权。当时，美国GDP、工业生产总值、黄金储备都一度占全球60%以上，所有国际体系的设计主体思想均源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诉求。

　　三是霸权护持期。秦亚青教授在《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中曾充分论述过，美国在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根本国家利益，就是维持霸权国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挑战国家或潜在挑战国家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即护持霸权地位。简而言之，在二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曾遇到德国、日本和苏联的挑战，但后三者最后均功亏一篑。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最终呈现“一超独霸”的局面。

　　中国可从美国崛起逻辑中汲取营养

　　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韩德(Michael H. Hunt)在《美利坚独步天下》一书中，曾解释了为何美国能够成就霸业的原因，即财富的积累、国民的信仰或使命感以及一个强大、现代化的政府。有此基础条件，顺着时局的变迁，美国历任领导人把国家愿望与物质资源结合起来，稳步地使美国走上了在世界上具有统治力的国际地位。在近400页的书籍中，韩德几乎一句未提中国国内舆论所关注的“政治体制优势”，而是把国家崛起更多地归功于“体制”相对面：“人”以及与之相关的运筹力。韩德教授的总结与我多年对美国调研的体会是一致的。正如这本《美国的焦虑》中用许多的亲历故事所显示的，许多时候，我觉察到的，不是所谓的美国体制优势，反而是他们所谓“体制设计”的吊诡与两难。

　　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领导人选拔体制。经过三届总统选举的调研，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美国体制选拔的领导人，首先不是取决于候选人是否具备领导这个国家的能力，或者是否有充分的执政经验，而往往是候选人的游说、演说与筹款能力，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信息化时代的美国历届总统，第一素质要求竟是“演”!选出的总统要么是演员，如里根;要么是善于演讲者，如克林顿、奥巴马。2016年大选，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演”的特点更甚。

　　正是这种“体制悖论”——一方面，体制的改革不断需要民众赋权的平等化，即人人需要有平等的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最后归属;另一方面，被选择对象需要迎合大众的导向，导致那些真正的政治大师、战略大师或者有伟大政治家潜力的人物很难脱颖而出——最终使整个美国陷入了无穷的焦虑与迷惘，国家与社会分裂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国家的衰落也成为必然。

　　在我看来，造就美国崛起的三大重要原因正在消逝：美国天然的地缘政治优势正在消逝。19世纪通过购买、欺骗、占领等各种手段，美国造就了“东西是大洋、南北是弱国”的全球最优质大国地缘战略位置。但21世纪信息化、互联网化、超音速化的时代趋势，使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零距离化”，这使得美国再像上世纪上半叶那样“偏安一隅”，甚至在诸强大打出手时“捡便宜”式的胜出可能性越来越小。事实上，奥巴马执政期，美国有一股“孤立主义”外交思潮在升腾，但美国做不到孤立于全世界之外，也无法把原本自己介入而导致恶化的各个区域难题甩手不管，也无法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盛行的世界独善其身。正如美国学者戴维·梅森在《美国世纪的终结》一书中所述：过度扩张大大耗费了美国的老本。渐渐地，艾森豪威尔的美国预言正在显现：“我们将在寻找绝对安全的徒然折腾中自我毁灭”。当然，这里的“毁灭”指的是美国不再那么强大。

　　美国捕捉历史机遇的能力正在消逝。每一次历史机遇的到来，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很善于抓住其中的缝隙。在可能出现战略错误的关口，避免犯错，没有让稍纵即逝的机遇流失。二战结束以后，德国、日本、苏联纷纷犯下的国内政治、经济等战略错误，美国的战略家与决策抓住了竞争对手的破绽，进行了有力的战略回击，成功维系了美国的霸权。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这种天赋似乎还给了上帝，急得美国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2008年在其《第二次机遇》一书中直接用“战略悟性的缺失和世界领导力的蹩脚表现”来形容克林顿和老布什、小布什三位总统。可惜的是，奥巴马也没有抓住布氏所说的“第二次机遇”，面对全球的“政治觉醒”，美国的领导力真的是“灾难性”的。

　　三是美国网罗与培养人才的绝对优势正在消逝。尽管美国仍然在人才吸引上领世界之先，但根据美国学者戴维·梅森的大量数据显示，日益衰败的教育正在成为美国竞争力和国际威望下降的重要原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火爆、“社会主义者”桑德斯长期与希拉里并驾，背后的原因是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民粹的基础则是美国人受教育程度和读写能力的日益下降，进而产生的理性主义的群体缺失。有诸多证据显示，上世纪美国的务实精神、企业家精神、效率、科技创新、科研投入相对于其他强国的领跑度在后退，有的单项指标甚至落后于印度、中国等新兴国家。笔者在韩国调研时得知，2014年韩国年轻人留学中国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留学美国的人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教育的衰败。

　　看美国，要坚持中国本位

　　由这些消逝的“崛起动力”，就能真实地评估体制对美国发展的作用。发表“历史终结论”20年后，福山再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全面反思与修正先前的理论，而这更折射了此前一些国人对美国勾勒的所谓“体制优越论”，更像是“历史终结论”推至极致而出现的理论自夸、自诩和自负。

　　200多年的美国政治史，其实就是体制发展史。这其中包括有18世纪末的体制争论，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大讨论，上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上世纪末的民主自负，还有21世纪初的民主大反思。要真实评估美国体制的地位，不是为了否定美国的民主，而在于重新思考政治体制对国家崛起的意义。

　　超越“体制决定论”，是一种否定式的思考逻辑，进而透析支撑美国长期保持优势的动力消逝。这不仅能够提升中国社会的信心，还能为持续推动与保持中国崛起能量提供新的借鉴。简而言之，中国相比于美国的地缘劣势不再那么明显，依靠“一带一路”所打造的新亚欧地缘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对外把握机遇，对内培养人才，崛起势头仍然将长期保持。

　　由此再看美国人、美国社会的焦虑感，不只是一种观察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动的重要角度，更重要的是，推己及人，联想自身，从美国的焦虑，寻找到支撑本国持续发展的秘诀。这也正是把本书的主题定为“美国的焦虑”的出发点。

　　从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架构起太平洋两岸最古老的国家与最年轻的国家关系开始，如何处理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始终是亚太地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然而，对中国而言，“到底该怎么看美国”，始终是一个很难校准的靶子。这其中尤其要尽可能摒弃“美化”和“迥异”这两类思考维度。

　　所谓“美化”，是由美利坚合众国的中文翻译名开始的。中国对美国的译名曾有过60多种，如米国、美利加、米里干等，最后选择用“美丽的国家”来定义，多少反映了当年中国人对美国的迷恋心态。迷恋的结果是失望。民国初年，中国一度曾采取过类似于美国三权分立制度，但很快就失败了;五四运动时，威尔逊总统曾经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希望，但巴黎和会让中国人醒悟;1945年中国人认为美国会真正调停，但最终是“别了，司徒雷登”。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一定要“去美化”“去美国化”地看美国，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果。

　　所谓“迥异”，是指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完全迥异起来看待，把中国与美国当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体系。这导致中国人看美国的“极化”，一是向美国靠拢，甚至主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彻底变成像美国那样的国家;二是要保持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独特性，以至于逢美即反、逢美即防。这使得美国常常在中国人世界观的数轴两端徘徊，原点却找不到。

　　过去30多年，中国发展实际上走的相对“去美国化”同时又汲取美国经验的改革之路。在广泛征求民意、公示制等基础上，中国推行基层选举、异地任职、公务员晋升制、集体领导制，逐渐形成了本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强国，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仍完全落后于美国。相较于美国，中国每一个领域的位置并不一样，有的已超过美国，比如工业总产量、贸易量等。正如本书中所说，中美差距，经济实力最少;教育科技实力次之，追赶之势非常明显;差距最大的是军事与金融的实力。但超越美国不是目的，从美国的角度找到中国发展的要旨，才是学人所谓真正使命。

　　从这点看， 更需要套用那句老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系作者新著《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的调研手记》的绪论内容)

来源时间：2016/11/11   发布时间：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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