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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美国经济需要两党合作

作者:埃里克•坎特  来源:FT中文网

  如果美联储(Fed)是对的,那么定义战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成过去。这家美国央行已经再次下调了长期预测,预计未来美国经济增速将是过去70年的一半左右。这进而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将放缓。这威胁到了典型的美国观念:一代更比一代强。这也是下届美国总统将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那么,哪个政党最适合解决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位终身共和党人,我认为,总体而言,我所在的政党有着更好的繁荣政策,但我从不认为好的经济政策是我们党专属的特权。实际上,我认为,美国在战后引人注目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两党都奉行前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所称的“水涨船高”这个理念。

  这让左翼阵营内部的最新辩论变得更为重要:增长缓慢是新常态吗?抑或我们应该注重提高产出?

  曾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执政时期担任财长、还曾担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支持后者。他哀叹道,“提高增速的目标在太多进步人士的心目中变得不可信。”相比之下,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于增长缓慢似乎更为平静。他引用宁静祷告——在更多情况下被人与“12步计划”(通过一套规定指导原则的行为课程来治疗上瘾、强迫症和其他行为习惯问题的项目——译者注)联系起来,而非经济学——表明,我们不可能知道如何提高长期增速。“赐予我宁静去接受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事情,”他写道,“赐予我勇气去改变那些我能改变的事情,赐予我智慧去辨别两者的差别。”

  在《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听上去更为悲观。对于美国等国而言,他写道:“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不管实施何种经济政策,长期增速都不会超过1%至1.5%”。

  这并非只有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才感兴趣的鸡毛蒜皮的争议。它对所有美国人都具有潜在影响。

  现实是,没有一种政策会让我们恢复战后的经济增速。那时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婴儿潮以及女性进入劳动大军的推动。让我们的经济变得更为强大的不仅仅是消费需求扩大,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发明家、企业家和劳动者构成的人力资本。相比之下,未来劳动力将日益缩减,同时人口老龄化。

  要抵消这种人口结构挑战并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经济必须提高效益。这需要扩大公共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教育和技能方面;降低税率的税收改革;以及减少监管。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政策组合,其中一些政策主要得到民主党的支持,还有一些得到共和党的支持。

  例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注重基础设施和技能培训,这值得称道。类似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关注于减少官僚程序和让税法再次变得有竞争力,这是正确的。不幸的是,我们从特朗普那里听到的有关弥补技能缺口的言论过少,从希拉里那里听到的有关改革我国税法的言论过少。

  对于2016年总统竞选以及华盛顿的僵局,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埋怨。美国将大大受益于两党之间围绕重振经济的最佳方式展开的健康竞争。如果他们在政策目标方面存在根本分歧,这种好处就不太可能成为现实。正因如此,我这个共和党人支持促增长的力量在这场民主党内部辩论中占上风。美国的繁荣可能取决于辩论结果。

  本文作者现任Moelis & Company副董事长,曾担任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

  译者/梁艳裳

来源时间:2016/10/24   发布时间: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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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金11.4亿美元,希拉里拿了哪些富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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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一直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接地气的亲民形象,但事实上,她却一直与美国的富人们保持着亲密关系。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23日的报道揭露,在希拉里今年竞选筹集的11.4亿美元资金中,超过五分之一的捐款来自于100个富人和工会,其中许多金主都是希拉里的长期支持者。

  少数金主撑起希拉里钱包

  《华盛顿邮报》10月23日的报道称,早在2015年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几周之前,希拉里就开始为募集竞选资金筹划了。当时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强大的吸金能力让希拉里团队感到有些不安。

  不过希拉里有自己的筹款武器——一个她与丈夫比尔·克林顿有条不紊地经营了40年的政治支持网络。《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依靠这个网络以及民主党的筹款渠道,到2016年9月份,希拉里一共筹集到11.4亿美元资金,与奥巴马2012年第二次竞选总统时的筹款规模相当。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在希拉里捐款人中排第一位是对冲基金经理唐纳德·苏斯曼(S. Donald Sussman),他向希拉里捐赠了2060万美元。第二位的是芝加哥风险投资家J.B.普里茨克(J.B. Pritzker )夫妇,总共希拉里捐款1670万美元。第三位的是Univision电视网的老板洛杉矶媒体大亨海姆·萨班(Haim Saban)夫妇,共捐款1190万美元。排第四位的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捐款990万美元。第五位的是Slim-Fast的创始人S·丹尼尔·亚伯拉罕(S. Daniel Abraham),捐款970万美元。希拉里全部竞选资金每17美元中就有1美元来自于这五个金主。

  希拉里是新筹款规则最大受益者

  《华盛顿邮报》称,自七十年代“水门事件”之后,还没有哪一个当选的总统曾经获得过美国富人们如此巨额的捐款资助。甚至连希拉里的顾问都担心,她与富人们的关系过于亲密。

  以S·丹尼尔·亚伯拉罕为例,在克林顿夫妇从1994年到2008年的竞选活动中,亚伯拉罕夫妇总共捐助了46.1万美元,而仅在今年的竞选中他们就向希拉里捐赠了970万美元,几乎是之前总数的21倍。

  这一切都得益于2010年的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的判决,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总统候选人接受个人和企业捐款可以没有限额。《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政治已经变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已经成为总统竞选的主要角色。而希拉里则是这个新的竞选筹款规则的最大的受益者。

  克林顿夫妇与许多财富精英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几十年来一直支持希拉里夫妇。《华盛顿邮报》的分析师说,这些精英们从过去到现在为克林顿夫妇的政治和慈善活动捐款40亿美元。比尔·克林顿两次竞选,希拉里两次参议员竞选以及2008年总统竞选,捐款人捐赠了8.88亿美元。克林顿夫妇的主要支持者不仅为他们的政治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还资助他们的慈善等活动。克林度夫妇所获捐款中的一半(超过20亿美元)进入了克林顿基金会。

  此前,克林顿基金会的筹款活动在今年的大选中引发争议,据维基解密曝光的文件显示,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曾经接受外国政府对克林顿基金会的大额资金捐助。

来源时间:2016/10/24   发布时间: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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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2016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报道—最后冲刺每周选情跟踪 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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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晓宇  来源:

第三次辩论:特朗普会认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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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9日晚,希拉里与特朗普之间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在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落下帷幕。两人对施政政策的叙述与前两次相差无几,而同样相似的是,辩论内容依旧充满人身攻击,希拉里称特朗普是俄罗斯的“走狗”,而特朗普则回敬其是一个“可恶的女人”。这也难免美国选民在观看辩论后称,支持两位候选人还不如支持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Chris Wallace)。
  上台时拒绝握手为这场充满敌意的辩论奠定了基调,两人就墨西哥移民、俄罗斯问题和特朗普性侵指控等话题重复了前两次辩论的冲突,包括特朗普坚持修建隔离墙并遣送非法移民出境,希拉里攻击特朗普成为普京傀儡,特朗普声称从未性侵女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场辩论中希拉里首先提到中国,称特朗普企业买进中国的钢铁和铝,使得中国的钢材倾销到美国市场。希拉里甚至学会了特朗普爱插嘴的习惯,试图用中国的钢铁工人抢走美国人工作打断特朗普的发言。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本场辩论共提及中国7次,多于第二场的4次,少于首场的12次。
  本次辩论产生的最有争议的回答在于主持人在询问特朗普是否会遵循民主传统,接受11月选举结果时,特朗普未作正面回答:“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由于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大选投票被操控,此次回答随即成为民主党攻击的把柄,登上各大报刊头条。
  这场充满戏剧性的辩论难免使已丑闻缠身的特朗普雪上加霜,民调显示,针对此次终场辩论,希拉里在受访者中的支持率超出特朗普13%,希拉里也从而在场后支持率上赢得了所有总统辩论。
  关于本次辩论更详细的专题分析,中美印象亦推出独家专题报道《谁“赢了”美国大选终场选举》,请感兴趣的读者不要错过。
  
慈善晚宴:希拉里特朗普“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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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难堪的终场选举结束后不到24小时,希拉里与特朗普又在另一场合会面了,这次两人不得不以幽默掩饰自己。纽约时间20日晚,两人共同参加了纽约著名的艾尔·史密斯(Al Smith)慈善晚宴,该宴会由天主教纽约总教区主办,历年来均邀请当年总统候选人出席。当晚晚宴上,希拉里和特朗普坐在了一起——中间隔着天主教纽约总教区大主教——仿佛不到24小时之前,在终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上恶言相加的人不是自己,讲话结束后两人还补上了第三次辩论中拒绝的握手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会放弃这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互相打击的机会。
  特朗普发言在先,他指责大选中媒体报道具有偏向性,又多次暗指希拉里的“演讲门”和“邮件门”事件。“这是她第一次和大公司领导人坐在一起发表演讲却不拿报酬”、“我真不确定她今晚是否会来,因为我猜你们大概不是用电邮给她发邀请函。也许你们发了,而她是在维基解密里面找到的。”不过,当特朗普指称希拉里“腐败”、“假装不恨天主教徒”时,台下发出不少嘘声。
  而希拉里在当晚的演说中首先自嘲:“今天在座各位赚到了,因为一般这样的演讲,我的收费很高的。”希拉里还玩笑地表示,希望同在席上的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也上台发言,因为“我很好奇想听一个亿万富翁会说什么”,借此嘲讽还没有公布税务记录的特朗普。她还在嘲讽中强调了自己的健康状况、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的关系及特朗普歧视女性问题等。
  在大概是最后一次两人同台的机会中,希拉里和特朗普依然保持了这两个月以来尴尬且火药味十足的气氛,尽管特朗普的发言纵向对比本人过往言论还称得上克制,但还是被媒体批评称,特朗普抛弃了艾尔·史密斯慈善晚宴多年传统,对希拉里冷嘲热讽。
 
“百日新政”:特朗普葛底斯堡发表演说

  为拯救自己岌岌可危的支持率,10月22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市发表政策宣讲,陈述他若当选,就任百日之内将以多项新政来革新固有的陈旧体制。媒体注意到,演讲的语气语调跟之前的竞选集会相比严肃得多,但内容上除了增加了一些新的细节外,主要政策基本上重复了以前的表述。
  其“百日新政”内容包括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以及撤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等,他还如以往一样声称要消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险计划,减税计划和移民政策。而新的内容还囊括了停止向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缴纳费用,并将其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
  但在严肃的政策宣讲之外,特朗普依旧不忘嘲讽打击对手希拉里,他在这次演讲中首次表示,大选结束后将起诉每一个指控他性骚扰的女性,称她们都在撒谎,还要起诉那些他认为是受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指使闹事的人。他又攻击媒体编造谎言,把他描述为一个坏蛋。
  
最新民调

  受三次辩论表现均不佳,淫秽言辞视频门和声称受性侵女性名单不断增加的影响,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各民调中均低于希拉里,但差距不断缩小,本周距离大选正式投票已近在咫尺,因此如今的民调结果也特别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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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6/10/24   发布时间: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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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特朗普的缪斯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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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am Davidson  来源:The New 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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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对两个令人厌恶的候选人时,经济一直是某些共和党人说服自己信任特朗普与他们拥有类似价值观的原因。他不喜欢税务,也不喜欢法规,所以我们会无视他对贸易的仇恨。但不同于其它敷衍的经济政策阐述,他对贸易的厌恶孜孜不倦。在星期天晚上的总统辩论中,当被问及一个所有美国人关注的模糊的问题时,他直奔自己的“舒适区”:“当我观察……我们国家的潜力,我们有如此多的可能。” 是什么阻止了这些可能的实现?“贸易,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做的很糟糕……很难相信,不可思议。”
  贸易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是他对美国式失败的最常见的解释,而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成为他使“美国再度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主要政策解决方案之一。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和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贸易对美国是有利的(但不是对所有美国人),然而特朗普已经得到了许多深受经济衰落之苦的人民的坚定支持。
  特朗普对贸易的看法是粗暴的:有赢家(他人)和失败者(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能解决一切问题(贸易战争的威胁)。特朗普形成这些观点的原因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他的思想,特别是对贸易和中国问题的思考,肯定受到了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一位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济与公共政策学教授的影响。作为特朗普团队唯一的经济学家,也是唯一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人,纳瓦罗就是合理性的象征(特朗普经济团队中的其他人都是向竞选捐款的商人和共和党经济思想极右派)。但是,纳瓦罗对贸易和中国的看法是如此激进,以致即使在他的帮助下,我也不能找到另一位完全同意该看法的经济学家。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能够克服负面影响并当选总统,纳瓦罗极可能成为美国最有权利的经济顾问。
  纳瓦罗是一位拥有老牌参议员的银色头发和共鸣声音的67岁的老人。1989年,他受雇佣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保尔·默里商学院,其主要成就是在公用事业上的研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后不久,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竞选生涯。作为一名民主党人,他曾多次参加竞选活动,包括圣地亚哥市长和国会议员竞选,但未能成功。
  在他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纳瓦罗寻求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公共对话,比如作为热销经济学书籍的作者。2001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教人致富的投资学书籍中的第一本——《如果巴西下雨,请购买星巴克:投资者从新闻和其他市场活动获利指南》。 2006年后,纳瓦罗的工作重心大大转变,他出版了专注于普通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三部曲中的第一本,其中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对立观点。他写就了《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他们将在哪里战斗,将如何获胜》一书,该书充满了对中国的一切简短而激烈的攻击,包括盗窃知识产权,污染和监狱劳动等。而他的后续书籍《被中国杀死:与龙对峙——全球行动呼吁》和《卧虎:中国的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发表的同时还伴随着由纳瓦罗指导的电影。电影《被中国杀死》的确在剧院上演过并得到不屑一顾的评论,一位观众称“这部纪录片相当于一个狂热的被遗弃的街角。”但是也有一位观众喜欢它——这部电影的营销材料中包括了唐纳德·特朗普的一句话:《被中国杀死》正在发生着,这部重要的纪录片用事实,数字和洞察力描绘了我们对中国的问题,我希望你能看看。
  在了解到特朗普向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说纳瓦罗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一版是他钟爱的书籍之一后,纳瓦罗在2011年第一次与特朗普取得联系。两人之后偶尔联系,但到总统竞选期间,两人才第一次真正见面。纳瓦罗告诉我,他最近与候选人相处时间更多了,有时也受邀加入在其飞机上的小范围顾问团。
  纳瓦罗对中国的看法,同时也是他与特朗普分享的认识,不仅仅是中国从事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纳瓦罗还把一些普遍意见演化为更加激进的论点。他认为中国及其不良做法是当今世界的中心问题。“在与中国的贸易问题解决之前,全球经济不可能繁荣,”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另一方面,他也批评其他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假设其他国家不操纵汇率浮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为现实世界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一旦发生作弊或存在货币操纵行为,贸易将成为一个零和游戏,产生像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赢家和像美国这样的失败者。
  “零和博弈”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名词,它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只有在另一方损失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的情况。这与大多数其他市场交易形成对比,其中双方可以通过交换而变得更好。对于纳瓦罗来说,美国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它的繁荣掌握在中国和墨西哥之手。他的解决方案,就如同特朗普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应当威胁要对所有中国进口品征收巨额关税。纳瓦罗计算出百分之四十三的关税,而特朗普的建议是百分之四十五。(纳瓦罗告诉我,他不知道特朗普是否从他那里得到了这个数字,或者他们独立得出了自己的数字。)纳瓦罗认为,高额关税唯一的威胁是可能使中国过于害怕而改变其政策,减少对美出口。“美国跨国公司将在其新工厂工作,”他写道,这些公司将从中国,越南和墨西哥转移“到查尔斯顿,底特律,休斯顿,俄克拉何马城,萨凡纳,扬斯敦和托莱多这样的城市”。
  这对一些人而言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幻想。但纳瓦罗的观点不仅仅是简单化,而且是错误和危险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会默许特朗普的威胁——这样做只会保证中国将面临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系列类似的威胁。而相反,它最有可能的回应是提高美国进口关税,或停止从美国进口。中国与欧盟的交易额已经高于与美国交易,而这只能使其交易策略更加果断地与我们疏离。如果不将中国作为最有希望的增长领域,美国很难找到另一个主要出口商。贸易战争将会损害通用汽车、好莱坞、音乐产业、波音和整个华盛顿州,他们向中国出口的商品远超其他任何国家。
  纳瓦罗和特朗普同时假设一个不再存在的制造业世界。美国制造商已经不再制造低成本商品,而是集中于更昂贵和复杂的产品,如医疗设备,汽车和飞机。所有这些产品都需要较小商品部件的稳定供给,如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的螺丝和电路板。也许一些公司会转而开始在国内制造这些低成本商品,但是大部分制造商似乎不太可能这样做。对中国的巨额关税不会迫使越南、墨西哥、德国或是日本降低其全球竞争力。事实上,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而考虑离开中国的跨国公司将面临一个轻易的选择:他们可以在单方面制造的贸易战争中再投资美国,或者可以投资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并有机会进入美国和全球市场。
  这些只是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的大规模关税增长可以轻易预测的一级效应,还有许多可怕的二阶效益。特朗普和纳瓦罗专注于美国制造业的贸易赤字,但全球经济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投资盈余。外国政府、公司和公民将他们的大部分储蓄花在美国政府债券和美国公司股票上,虽然这种投资并不总是产生良性影响(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部分部分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现金在美国寻求回报造成的),关闭全球贸易必然也会关闭这条投资渠道。银行利率会因此暴涨,而美国也将进入痛苦的衰退期,也可能是萧条。
  对于制造业工人和许多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过去十年是糟糕的。尽管其中很大的责任应该归因于我们与中国贸易的戏剧性增长,但其他冲击因素贡献也很大。工人岗位被科技所取代,而由于公立大学的成本上升,他们也不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民主党经济学家指出工会薄弱,最低工资低,基础设施开支不足,以及一系列国会和最高法院的行为,将谈判权力由工人转向公司。许多传统的共和党人认为,法规和税收阻碍了可能产生更多就业的投资。关于对全球贸易的适当反应上人们存在巨大的分歧。然而,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会注意到,美国并非无力抗拒中国,而适应全球经济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国内,我们拥有改进教育系统,将工人转移到更有前景的产业,投资基础建设和提高工人谈判权力的能力。
  纳瓦罗的想法如何在特朗普政府管理中体现,首先在迄今为止竞选团队发布的最全面的经济政策文件中可见一斑,这就是纳瓦罗与特朗普支持者和私有股本投资者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共同编写的《评价特朗普经济计划:贸易,监管和能源政策的影响》。该文件的核心目的是回击无党派税务机构对特朗普减税计划的负面评估。与许多其他独立观察家一样,税务基金会(The Tax Foundation)也认为特朗普的财政计划将增加联邦债务数万亿美元。纳瓦罗和罗斯反驳说,美国消除贸易赤字有利于增加新工作岗位和工人缴税,因此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国家税务收入。
  这份同时被左派及右派人士嘲笑的文件,没有涉及如何纠正其憎恶的贸易不均等的具体措施。一个关键句:“特朗普建议通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的组合消除美国5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是相当于计划通过减肥和不增重的组合在未来实现减重的赘言。 该文件列出了一系列熟悉的美中贸易问题,如货币操纵和失败交易,并断言特朗普将纠正这些问题,却不作任何澄清他将如何实现。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雷格·曼基(Greg Mankiw)是乔治·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2012年的竞选活动的顾问,他将分析称为“真正令人失望的”,并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他疏漏了甚至大学一年级经济学学生都应该知道的事情。
  纳瓦罗对批评的反应是激烈的和特朗普式的。在一封描述不同意他对贸易观点的经济学家的电子邮件中,他用“愚蠢”和“更愚蠢”来形容他们的观点。第二天早上,当我要求澄清时,他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你或想和你在电话上讨论任何事情。你在哪里知道了“愚蠢”那个事?你是否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记录了我们的电话?”(为了充分公开,纳瓦罗确实因我在之前对特朗普的报道不客观而在《国家利益报》发表了文章,并且我没有电话录音。)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与中国的贸易对许多美国工人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值得注意。而一些左倾的经济学家,如迪恩·贝克(Dean Baker),对美国的贸易政策感到特别失望,因为贸易政策倾向于将大公司的利益置于劳动人民之上。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公共政策专家提出像纳瓦罗这样的说法:贸易是世界核心问题,贸易给美国带来大部分是负面作用,大大减少贸易将使我们的经济复苏。我请纳瓦罗将我介绍给那些在贸易问题上同意他的经济学家,他告诉我与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Peter Morici)和经常批评贸易的博客作者阿兰·托尼尔森(Alan Tonelson)谈谈。“托尼尔森是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纳瓦罗写道。紧接着我收到了来自于托尼尔森自己的一封电子邮件,承认“我没有经济学学位”。后来我又与莫里奇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他同意纳瓦罗的观点,即美中贸易关系存在很大问题,但纳瓦罗“有一个更重要的论述,关于零和博弈那个,我有一个问题:他的证据在哪里?”
  唐纳德·特朗普的另一名经济顾问,自由主义活动家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告诉我,他并不完全同意纳瓦罗或特朗普的贸易观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告诉他:‘唐纳德,我是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人。’而他说:‘没问题,帮助我做其他事情。’”
  纳瓦罗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名踊跃支持特朗普的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我不能说没有任何其他人,但在几个星期的报告撰写中,我没有能够找到任何证据。作为一个可能的起点,我使用了一封305个经济学家署名的表达他们对希拉里经济政策关注的信件,但虽然摩尔告诉他帮助起草了这封信,但它并不是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我询问了数十名参与签署这封信的经济学家,大多数人都有像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劳埃德·科恩(Lloyd Cohen)这样的反应:“这是两个人们可能想象的最不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陶森大学(Towson University)的霍华德·本杰(Howard Baetjer, Jr.)写道:“不! 我不支持特朗普! 这想想都可怕。不,我特别谴责他的无知、不人道,并在经济上损害移民和贸易政策。”少数人称,他们可能投票给作为两种作恶者中罪责较轻的特朗普。公平地说,我没有能接触每一个署名者,也没有联系所有美国经济学家。然而,即使在选定的反克林顿经济学家中,对特朗普表示热烈支持的百分比也是惊人的。这个数字可能最后不超过一:彼得·纳瓦罗。

翻译:孟晓宇
原文地址

来源时间:2016/10/24   发布时间: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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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美国千禧一代因不了解而支持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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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洋  来源:美国之音

"自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的支持者倾听他演讲时的反应(2016年7月26日)"

  自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的支持者倾听他演讲时的反应

  华盛顿 — 美国的一份新的调查报告发现,大部分美国“千禧一代”由于对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满,更愿意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总统。调查机构的负责人认为,这是因为“千禧一代”不了解上个世纪共产党政权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所犯下罪行。

  美国年轻人接受社会主义

  这份新的调查报告题为“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由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委托国际市场调查公司Yougov所作的。大约2000多人接受了调查。报告发现,美国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53%的人对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满,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们不利,“社会主义”可行。45%的年轻人更愿意投票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他们的总统。

  今年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党内的主要对手伯尼·桑德斯就自我认定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是美国第一位当选联邦参议员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赢得了大批年轻人的支持。他目前已在为克林顿助选,但这些年轻人的选票在选举日那天是否大批转向克林顿,还是未知数。

  调查:年轻人不了解以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暴行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是2003年在美国国会的帮助下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向美国民众介绍上个世纪全球各地的共产党政权所放下的暴政历史。基金会认为,全球共有大约有一亿人死于共产党暴政。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执行董事马里安.史密斯( Marion Smith)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原因。

  他说:“千禧世代很可悲地并不知道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的历史,并不清楚共产党在过去100年说犯下的罪行。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年轻一代不是寻找办法来完善我们的现行体系:自由企业制度、法治、民主的政府以及对人权的尊重,而是希望尝试一下完全不同的一个体制。他们对社会主义体制有兴趣,我们认为这很危险。”

  史密斯认为,美国年轻人支持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了。在他们眼中,社会主义是更平等的社会,免费的医疗保险和免费的受教育机会。

  调查发现,在美国年轻人中,40%以上的人并没有听说过毛泽东、切·格拉瓦等人,32%以上的人不熟悉列宁和斯大林等。

  史密斯说,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得到很多年轻人的支持在一个方面证明了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知。不过,史密斯强调说,这其实很容易治愈,那就是向年轻人展示历史,让他们意识到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名义下所犯下的罪行”。

  之前就有专家指出,支持桑德斯的那些年轻人没有冷战的历史包袱,不再反感“社会主义”的标签,然而桑德斯所推崇的社会主义与马列版的社会主义并不相同,而是类似于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的负责人也说,美国年轻人向往的是欧洲式的社会主义。

  中国还是共产党国家吗?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星期三(10月19日)开始在华盛顿第二次召开“中国论坛”的研讨会,向美国民众介绍全球现行的最大的共产党政权。

  在这个论坛上,与会者们就 “文化大革命后的五十年”,“中国是否还是共产党国家?”,“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以及“南中国海危机”等话题进行讨论。

  在讨论“中国是否还是共产党国家”时,来自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荷兰籍讲座教授冯客(Fran柯Dikotter)说,虽然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可能不是共产党国家了,但是,无论是“毛主义”、“邓主义”,还是“习近平主义”,在中国,人们都得研究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这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另外,他认为,从经济上来说,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中国很多的资产是属于“共产党”的。他提到,在中国所有冠以“人民”的机构,都应该替换成“中国共产党”。

来源时间:2016/10/23   发布时间:2016/10/22

旧文章ID:11539

哈维:房子是如何被资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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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卫·哈维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当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开设的解读马克思《资本论》课程,是40多年来与学生互动产生的结果,自从2008年上传到纽约城市大学网站以来,获得了近300万人次的下载量。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这本书中,大卫·哈维用自己的深刻洞察揭开了资本主义核心矛盾,许多资本矛盾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控制,而另一些则威胁到了资本体系的核心。本书提出了理解世界的方法,并且为迈向更为公平﹑理性和可持续的社会提出了17个纲领性的建议。本文中,大卫·哈维谈论的是作为人类生存基本条件之一的房子是如何被资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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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大卫·哈维

  曾有一段时间,人们几乎不必付出金钱,便能盖好自己的房子:土地是免费的,劳力是自己付出的,许多物料取自周遭。涉及金钱的交易仅限于购买斧头、锯子、钉子、铁锤等。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的贫民区,穷人仍然会用这种方式建造自己的房子。巴西的贫民区便是这样盖起来的。

  房屋也可以“定制”:你有土地,雇用建筑师、承包商和营建商,替你根据某种设计盖一间房子。房子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原料和劳力的成本,以及建屋相关服务的收费。交换价值并无主导地位,但可能限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例如房主的钱不够建一间车库,又或者某幢豪华府邸因为资金耗尽而少了一个侧厅)。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以这种方式增加房屋的使用价值(例如横向扩建房子,或者加盖一层)。

  不过,在世界的多数地方,房屋是一种投机商品,建出来在市场上销售,任何人负担得起和有需要都可以购买。房子的交换价值除了取决于基本的建造成本(人工和物料的成本),还取决于另外两项成本:投机建造商希望赚取的利润(他们承担最初的必要资本支出,并支付相关贷款的利息),以及购买土地或向地主租地的成本。也就是说,交换价值等于实际建造成本加上利润、贷款利息和资本化的地租(地价)。开发商的目的是取得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替其他人创造使用价值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因为这种活动本质上是投机的,真正重要的是房子的潜在交换价值。不过,开发商并非必赚不赔。他们显然会精心策划一切,尤其是房屋销售,尽可能避免亏损。但是,风险总是有的。在这种模式下,交换价值主导了房屋供给。

  房屋建造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紧张状况,有多种方法可以管控。但是,这种体制向来也有失控的阶段,此时便会产生危机,例如2007年-2009年,美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楼市便经历过这种状况。此次危机并非史无前例。之前的类似例子包括1986年以来的美国储贷危机,1992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楼市崩盘,以及1990年的日本土地市场崩盘(终结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荣景)。

  在市场体系中,房屋供给还有额外的问题必须处理。首先,房屋是一种“高单价商品”, 要使用很多年,不像食物那样马上被用掉。个人可能没有足够的钱一次付款买下房子。如果我的钱不够买房,还有两个基本选择。我可以向房东租房,房东可能专门购入投机建造商建造的房子,靠收租维生。我也可以借钱买房,可能向亲友借钱,也可能找金融机构办理房屋抵押贷款。如果是办房贷,我除了必须支付房子的全额交换价值外,偿还房贷期间还必须每月支付贷款利息。还清房贷之后(可能需要30年),我便完全拥有房子了。在此情况下,房屋也成了一种储蓄工具,我可以随时拿这项资产的价值套取现金(至少我每月偿还房贷,因而取得的部分价值是可以套现的)。房屋的价值有一些被维修保养的费用消耗掉,例如墙面每隔一段时间必须重新涂刷,屋顶损坏必须修缮。不过,我仍然可以期望随着自己逐渐还清房贷,我掌握的房屋净值将增加。

  但是,利用房贷购房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交易。利率5%、本金10万美元的房贷分30年偿还,总还款额约为19.5万美元。也就是说,房贷户为了取得最初价值10万美元的资产, 必须多付9.5万美元。这样的交易看来很没有道理。我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答案当然是我需要这房子的使用价值(我需要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我为此付出9.5万美元,直到我完全取得房子的所有权。这就像我在30年间花9.5万美元租房,差别在于我最终可以取得整座房子的交换价值。这房子实际上成了一种储蓄工具,替我储存它的交换价值。

  但是,房屋的交换价值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波动,受各种社会状况和力量影响。首先,它会受周边房屋的交换价值影响。如果附近的房屋全都日趋破败,又或者小区里迁入越来越多“不对劲”的人,则我的房子很可能将贬值,即使我把它维持在一流的状态也无法幸免。相反,小区环境“改善”,例如小区中产阶级化,则可以提升我房子的价值,即使我并未投入任何资源。楼市深受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影响。屋主经常采取个别和集体行动,力求控制这些外部因素。不信的话,你可以提议在某个“体面的”小区建一所出狱者的安置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小区居民会积极排斥他们不欢迎的人和活动,小区几乎纯粹以维护和提升区内房屋价值为使命(例如小区内若有好学校,对住宅价值大有帮助)。为了保护自身储蓄的价值,人们会有积极行动。不过,屋主有时也会损失他们利用房屋保存的储蓄,例如政府或开发商为了重新发展某个小区,可能会购入该区相当数量的房子,然后任由那些房子的状况恶化,进而严重损害区内其他房屋的市场价值。

  在全球许多地方,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房子已经变得十分重要。维护和提升房屋资产价值,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重要目标,因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房屋交换价值,一如开发商所能赚到的交换价值那么重要。

  但是,最近30年左右,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目标。我以30万美元买进一套房子,3年后它的市值升至40万美元。我可以把握机会做房贷再贷款,把房子增值的那10万美元换成现金,随自己支配。交换价值不断上升,使得房子成为热门的投机目标。房产成为一种方便利用的个人提款机,总需求因此增强,市场上的房屋需求也日益高涨。在《大空头》一书中,刘易斯阐述了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前发生的房产投机潮。刘易斯有位重要消息提供者雇用了一名保姆,保姆及其姐妹一度在纽约市皇后区拥有6套房子。“她们买进第一套房子之后, 房价大涨,放款机构建议她们做房贷再贷款,贷出25万美元的现金,而她们用这笔钱买了第二套房子。”第二套房子的市值也大涨,她们于是故技重施,继续买房。“最后,市场持续下跌时,她们手上有5套房子,而且完全没有能力偿还房贷。

  楼市的资产价值投机变得炽热。但是,这种投机总是有某种程度的“庞氏骗局”元素。我借钱买房,然后房价上涨了。房屋市值不断上涨吸引更多人买房。他们借入更多钱购买“好东西”(当放款机构资金非常充裕时,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房价进一步上涨,因此吸引更多的人和机构参与房屋投机。结果造成一场“房地产泡沫”,而泡沫最终必然破灭。这种资产价值泡沫如何形成、为何形成,泡沫会有多大,以及泡沫破灭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取决于多种状况和力量的具体情况。基于历史经验(例如美国楼市曾于1928年、1973年、1987年和2008年崩盘),目前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这种投机狂热和资产泡沫是资本主义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更多地采用资本运作模式,中国楼市也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在美国最近这次楼市崩盘中,约4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借款人因为违约而失去赎回房屋的权利)而失去住房。这些人因为追求房屋的交换价值,结果丧失房屋的使用价值。数不清的人仍处于房贷“溺水”的状态:他们在房价高峰期买房, 因为房价随后大跌,他们欠金融机构的房贷比房子的市值还高。这些屋主必须承受巨大损失,才能摆脱房屋所有权并迁居他处。在房市繁荣的高峰期,房价太高了,许多人必须承受他们最终证实无力偿还的债务,否则无法获得房屋的使用价值。房市崩盘后,这些人可能被迫守着一些房屋使用价值而无法脱身,由此造成的财务负担令他们的境况特别凄惨。简而言之, 因为不顾后果地追求交换价值,许多人丧失了取得并持续拥有房屋使用价值的能力。

  类似问题也已经发生在租房市场。在纽约市,约60%的人口为租房族;私募股权基金在房市高峰期买进许多供出租的住宅大楼,希望借由提高租金大赚一笔(即使它们面对有力的法规管制)。这些基金刻意压低这些房子的现行使用价值,借此替它们的再投资计划辩解,但它们自己在金融市场崩盘中破产,留下房客住在使用价值变差但租金反而变贵的房子里,而且这些房子因为原本的主人破产而遭金融机构没收,谁该负起屋主的责任往往并不清楚(如果你住在这种大楼里,发现暖气炉坏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处理问题)。近10%的出租房屋遇到了这种问题。因为有人不顾后果地追求交换价值最大化,一大部分人可以享有的房屋使用价值受损了。当然,更惨的是,房市崩盘引发了一场全球危机,结果全球经济至今仍然很难恢复。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下的房屋供给,已经从追求使用价值为主,变成以追求交换价值为主。因为这种怪异的转变,房屋的使用价值日趋变质,首先是变成一种储蓄手段,其次是变成一种投机工具,而利用这种投机工具的除了消费者,还有建筑商、金融业者和所有可受惠于房市繁荣的人,包括房屋中介、房贷放款人员、律师和保险经纪人等。为大众提供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传统消费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受制于不断深化的交换价值考虑。我们致力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足够和可负担的房屋,结果却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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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6/10/23   发布时间:2016/10/23

旧文章ID:11534

美新型隐形驱逐舰虽已服役,但难形成规模打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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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晓志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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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海军驱逐舰“朱姆沃尔特”号。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热点新闻: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10月18日报道,美国海军第一艘新型高技术隐形驱逐舰“朱姆沃尔特”号于15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外港编入现役,并于近期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海军基地接受一系列测试,内容包括对舰上主要系统及技术进行整合,以及对舰上火炮及导弹进行最终实弹训练等。预计各项测试将于2018年完成。

  点评: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开始战略转型,提出了“前沿—由海向陆”的战略思想,将海军功能从在公海大洋夺取制海权向在濒海区域运用制海权打击欧亚大陆腹地纵深转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正是这一战略思想转变的产物。作为美国海军未来重要的新型水面舰艇,“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无论是从舰体设计、电机动力、网络通信、侦测导航、武器系统等方面,都展现了美国海军科技实力和财力的雄厚以及设计思想上的前瞻性,被誉为是一种“革命性”的战舰,并成为美国当前深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武器装备。

  突出强调隐身能力,可执行多种对地打击任务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美国海军新一代多用途对地打击“宙斯盾”级舰船,也是目前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达1.45万吨,具有速度快、反应快、威力大、隐身性能好等特点,主要用于在全球近海水域高威胁复杂环境下作战,既可以空前强度实施对地远程精确打击,也可作为辅助舰船支援地面作战任务。

  强隐身性是“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一个显著特征。该舰首次应用综合隐身技术,采取多种雷达波、声学与红外隐身等先进而全面的隐身设计,舰面为全封闭式模块化船艛结构,采用重量轻、强度高、雷达反射性低且不会锈蚀的复合材料制造,整体造型由下往上向内收缩,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军舰外形设计有尖角,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内,使其躲避雷达的能力远远超过“伯克”级驱逐舰,整条舰在雷达上只显示为十来米长的小艇。在静音设计方面,“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动力系统装置于减震浮筏上,以降低被潜艇声纳发现的机率,再加上各种先进的降噪措施减振,使得其在水面航行时的噪音仅为110分贝左右,彻底颠覆了过去水面舰艇永远比潜艇吵杂、潜艇总是能在远距离先听到水面舰船的情况。

  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主要用于对地攻击,因此配置的大多是中短程武器,在前甲板上配备有两门由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生产的155毫米口径先进舰炮系统,能发射火箭助推式计算机制导炮弹,其射程是普通驱逐舰火炮系统发射距离的3倍,可以摧毁63英里(约合101公里)以外的目标;在舷侧装有100多个导弹发射装置,可发射“战斧”导弹、改进型“海麻雀”导弹和一系列“标准”导弹等,未来还可装备电磁轨道炮、高能激光武器等新概念武器。在雷达探测方面,“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采用的是SPY-3有源相控阵雷达,与传统“宙斯盾”舰的相控阵雷达相比,该雷达为主动模式,探测范围更广、抗干扰能力更强。此外,该舰还采用高度通用化的计算机终端,降低了舰桥被击中后彻底丧失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的可能性,强化了战舰在海战中的生存能力。

  未来部署亚太,助推美国深化“亚太再平衡”战略

  近年来,美国为了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正在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海、空、陆以及海军陆战队等各军种的新式武器问世后,几乎全都第一时间部署和运用于西太平洋最前沿,并不断进行试验与检验。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也是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迫切需要的新一代武器装备。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称,“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是一艘具有革命性的新时代、新系列军舰,尤其适合部署在亚太地区,“能让我们极大地掌握作战区域内的信息,为我们海军在执行各项任务中提供海上安全。当我们在再平衡的努力中将精力转向太平洋时,这正好是能帮助我们实施这一任务的那种装备”。作为美国海军斥巨资打造的超级战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再次昭示了美军深化“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

  目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进入第三阶段,重点是提升和稳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同时继续打造一个包容的和基于原则的地区安全架构。美军为了巩固和发展第二阶段取得的成果,研发并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大量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F-35第五代战斗机、P-8型反潜侦察机和升级版的“维吉尼亚”级核潜艇等,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以及太空和网络新技术。美国海军一再声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部署的最完美装备,该级舰可与新一代濒海战斗舰、“福特”级航空母舰、B-2隐形轰炸机等实施联合作战,对敌实施大纵深、立体化、多角度、多批次、不间断的打击,使美国这个海洋国家能够将远程火力投射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从部署情况来看,“朱姆沃尔特”舰即将部署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圣迭戈基地,这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支援基地。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化推进, “朱姆沃尔特”舰未来部署亚太地区几乎毫无疑问,也与美国海军持续加强亚太地区兵力部署的趋势一脉相承。未来,美军还会将更多先进作战装备部署到亚太地区,和“朱姆沃尔特”舰一起在亚太地区活动,传递压力和意图,保持对中国的持续威慑。可以预见,到2020年,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常规装备水平将会发生质的变化,其整体作战能力特别是早期预警能力、危机反应能力、远程兵力投射、空中突防和打击能力都将获得明显提升,美军在应对亚太地区小规模冲突方面将更加得心应手。

  存在诸多缺陷,难以成为未来水面作战舰艇主力

  一般来说,海军存在的最大意义即夺取制海权,而从夺取制海权角度来说,“朱姆沃尔特” 级驱逐舰并不称职。该舰的任务定位是抵岸攻击,几乎完全是一种海岸舰炮支援型平台,用于向内陆目标大规模投射导弹,在其他舰艇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给予支援,或是在那些敌军势力已被基本肃清的海域巡逻。与 “宙斯盾”舰相比, “朱姆沃尔特” 级驱逐舰也不具备什么突破性的优势,不仅所搭载的对岸火力显得多余,而且将这样一艘昂贵且复杂的战舰放到低威胁海域做辅助性任务,未免显得大材小用,因为在那样的海域,濒海战斗舰已经足够,造价也便宜得多。而且,在参与航母编队作战和单独突防中,“朱姆沃尔特” 级驱逐舰还可能会需要依靠其他舰只的防御力量来掩护,成为了编队的附属品。

  而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虽然“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当之无愧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舰艇之一,不仅几乎所有与作战相关的项目,如战斗系统、侦测射控、武器装备等都是全新开发,就连与作战任务本身没有直接相关的舰体载台设计、推进机电等也有许多开了美国海军的先河。但是,高技术带来的往往是高成本,“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由于集各种高科技于一身,导致成本持续飙涨,目前单舰价格已升至43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国海军最昂贵的驱逐舰。高昂的造格也限制了它的产量,迫使美国海军将原来的32艘缩减为24艘,又再缩减至7艘,最终定案只建造3艘,根本形不成规模性打击优势,更不用说成为未来水面作战舰艇的主力。其最大的意义恐怕就是作为试验船,为美海军的下一代舰船技术发展探路,而无法产生实质性的作战效益。

  此外,尽管“朱姆沃尔特” 级驱逐舰以强隐身性为优势,但这种优势是以牺牲武器系统或其他作战性能为代价的。为了增加隐身性,“朱姆沃尔特” 级驱逐舰采用了科幻型的穿浪艏加内倾船体,大大压缩了其内部空间,除了会减少舰员居住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缩小了可以安装武器的甲板面积,以至于这艘1.5万吨级的巨舰所装载的导弹还不如排水量远逊于其的“伯克”级驱逐舰,而且还无法部署标准-2、标准-3、标准-6导弹,难以有效进行弹道导弹防御。此外,该舰甲板的中间位置被两门AGS舰炮系统占据,使得原本应该安装在这一部位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被挤到了舰侧,数量仅为80个单元,不仅比“伯克”级驱逐舰少了16个单元,更远少于“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128单元。而且,随着世界反隐身技术的不断发展,“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强隐身能力也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由于“福特”级航母没有采用先进的隐身航母方案,因此在未来加入航母编队作战时,其单舰的隐身效果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来源时间:2016/10/23   发布时间:2016/10/23

旧文章ID:11533

在美国当陪审员:请叫我蔡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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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越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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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矶高等法院

  失去了一切的“为打死”先生

  “各位陪审员,请你们看看这个人——他二十岁时,从萨尔瓦多来到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KBM清洁公司里当清洁工。十八年后,他受了工伤,公司却不做任何努力来帮助他保住工作,反而从此剥夺他的工作权利,不给薪水,不回他电话,让他在会议室里一坐就是四个小时,没人理他……”

  黑头发、棕色皮肤的美丽女律师,站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法庭中央,抚着原告“为打死”先生(Mr. Vds)的肩膀,哀切地凝视着我们这些陪审员,说:“由于KBM公司的错误和歧视,原告‘为打死’先生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失去了车子,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信,失去了自尊,最后失去了内心的希望……陪审团,你们,也只有你们,能为他伸张正义!”黑发女律师用铿锵语气结束了她的开场白。

  “陪审团,请不要被原告律师愚弄!”被告方的金发律师,冷静反击,“‘为打死’先生受伤之后,医生限制他弯腰、屈膝,他亦不能持续站立、行走……请问,你们听说过哪一个清洁工,可以不做这些动作,还能完成工作?所以,并非公司罔顾员工,而是实在无法配合……”

  我们十二个新鲜出炉的陪审员,端端正正地坐在陪审席上。好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压力好大!双方听上去都很有理!怎么办?” 的表情。

  好在身着黑袍、须眉皆白的法官及时开口了:“陪审团,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两造律师的开场白。请注意,开场白是双方律师的‘声明’, 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你们会聆听到证人证词,看到资料,这将是你们断案的重要依据。……本案中,你、我皆是法官。我是法律上的法官,你们是这个案件的法官。我告诉你们法律框架,你们找出事实,判断对错。你们不需要懂得法律,只要根据证据、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判断即可。”法官马可思温和地看着陪审员,如此给出了第一个法官指令。

  你是否愿意聆听证据?

  这是一个炎热的午后。一排排参天的棕榈树在热烈的加州阳光下摇曳。洛杉矶市中心的高等法院里,我正和十一个美国人一起,在一桩“工伤歧视案件”中,履行公民责任——当陪审员。

  在美国,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陪审团,选择权在被告手里,被告可以选择法官判案,也可以选择陪审团判案——陪审团好歹由十二个人组成,总有个把人同情我这个被告的吧?所以许多被告都选择陪审团。如果是刑事案件,裁定被告罪名成立,需全体陪审员一致通过。所以,只要有一个陪审员认为被告无罪,被告就赢了。民事案件各州要求不同。在加州,需要四分之三的陪审员裁定被告败诉,或者说,只要四个人同情被告,被告就赢了。

  陪审员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是从当地公民里随机抽取。然后到法庭上,由原告和被告双方律师共同筛选。此案选陪审员就足足选了两天。凡警察、警察家属、和当事人认识的人、对移民(尤其是不懂英文的移民)抱偏见的人、生活中有过任何事情会影响此案判断的人……都被剔了出去。

  最后选出的十四个陪审员(两个候补),有医生、教师、帮佣、机械师、编辑、商人、退休人员、电脑程序员……头发,有各种金色、各种棕色,有白色、银色、黑色,还有秃头。眼睛有黑色、蓝色、绿色、褐色……头部有耳环、鼻环、唇环,往下看,还有一个人有脐环。

  说实话,我不太愿意当这个陪审员。要丢下工作三个星期,还要每天朝九晚五到交通最拥挤的市中心法院报到。所以,当被告律师问我:“假如本案最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KBM公司有错,但是你心里对原告有好感,那么,你能不能直视原告的眼睛,对他说‘我不能投票裁定KBM公司赔偿你’?” 我回答:“我不能!”这样,被告律师就会把我踢出去了吧?我暗暗期望。可是,法官插手了,他问我:“你愿不愿意敞开心胸,聆听证据?”整个法庭肃穆无声。正中央高高的法官席上须眉洁白的老法官,审判席上的原告、被告及双方律师,听证席上的五十多位候选陪审员,都在安静等待我回答。我知道,如果我回答“不,我做不到”,大概就可以如愿回家了。可是,望着宽阔墙壁上那架象征着“公平、公正的审判”、带着绿色铜锈的古老天平,再环视法庭——这代表着人世间尚存正义和公理的地方,我忽然说不出“不”字来了——那实在超过了我的底线。于是我说:“我愿意!”

  就这样,自从我二十岁出头来美国,这么多年,第一次当选了陪审员。从这天起,朋友开始很开心地称我“蔡青天”!我笑着回应:若指望包青天以一人之勇气和能力惩恶扬善,海晏河清恐怕永远只是梦想。不如你们陪着我,一起体验一下,看能用制度保障多少公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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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矶高等法院里的警卫

  看看你在跟谁打交道!

  每次开庭,原告、被告及律师都站立在法庭中央,面向门口,面带微笑,双手垂直,恭恭敬敬地迎接陪审员进入法庭,然后进入陪审席。

  这个案子,根据原告律师描述,是这样的:1990年,一个二十岁的萨尔瓦多青年来到美国。同年,他在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之一KBM(员工逾十万)成为全职清洁工。到2008年,他的薪水是每小时十三点五美元,也就是年薪接近三万。由于他工作了十八年,每年有一个月带薪休假及一周带薪病假。如果他再工作两年,也就是工作满二十年,就可以终身享受公司的退休金等福利了。然而很不幸,就在这时,他因长年背吸尘器,背部严重受伤。医生要求他:不要背负十磅以上重物,不要持续站立、行走,亦限制他弯腰、扭腰、屈膝、举左手过头、伸展手臂,或推、拉、攀爬等动作。他把医生的证明递交给了公司,也报告了工会。过了几天,他的部门经理C先生告诉他:按照他现在的健康状况,给他换了一个清洁地点,去清洁某街道的444号大楼第十层。于是他去了。到了那儿才发现,那儿的负责人根本没有收到公司指示,完全不知道此事。他回到原来部门,C经理告诉他,已经把他转出去了,现在他不归那里管啦。接下来几年,他一直试图找出他到底归谁管。他成了公司雇员名单中的“幽灵”——没有被开除,但也没有任何部门分配工作给他(即使后来他的工伤已经好转),当然也拿不到一分钱薪水。他给所有的部门打电话留言,在会议室里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他的身体状况很难找到新工作。又因为公司没有真正开除他(不敢开除,他受工会保护),他也拿不到失业救济金。最后,他的车子、房子被贷款公司收回,女朋友也跟别人跑了……他得了抑郁症,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至今还在遵医嘱吃抑郁症的药……

  在法庭上,原告律师就此质询了清洁公司的七八个部门经理。大部分人都不否认,只有两个经理,自始至终都用“我不记得了”来回答。其中一个是公司副总经理,这位B副总经理,曾对着“为打死”先生大发雷霆——“为打死”先生因为不懂英语,拒绝签署两份英文文件,B就摘下自己胸前的铭牌,扔到他面前,怒吼道:“你看看你在跟谁打交道!”然后叫来了公司警卫,把他押出了公司。被押出去之前,他捡起铭牌,放进口袋,最后交给了律师(保留证据啊保留证据)!原告律师向陪审团出示了清洁公司经理之间的信件,这是公司按照法官命令,必须向原告律师提供的。其中法律顾问部门的经理写信给其他部门经理说:如果我们再不理睬此事,我们要吃官司啦(很不幸,还是没人理睬)!

  当然,这是原告方的叙述。被告方同意吗?答案当然是:不!

  我弯腰了吗?我屈膝了吗?

  被告律师抗辩的重点在于:原告受伤后,根本不能再胜任清洁工作。

  “在清洁工的世界里,拿重东西、伸长胳膊擦洗东西、站立、行走、弯腰、屈膝、蹲下……是最基本动作。”B副总经理,在征得法官许可后,用力拉过一个半人多高的大垃圾桶,拿出里面的拖把,弯腰示范清洁工如何拖地。他又拔出一个鸡毛掸子,伸长了手臂,去掸法庭墙上的巨幅油画框上的灰尘,以及法庭文件柜的顶部。他又指着墙和地板的接缝,说:“这样的地方,绝对需要蹲下或弯腰,才能擦抹。”最后,他说:“我自己是清洁工出身,我父母是清洁工,我叔叔、婶婶是清洁工,我兄弟、姐妹是清洁工。清洁工的一切,我都知道!没有人能够不做那些基本动作,就能完成清洁工作。”“真的吗?”原告律师哼了一声,也拿过一个拖把来。她直着腰,双手握住拖把,按照“8”字轨迹,摆动手臂,拖起地来,就像小蜜蜂跳8字舞。她一边拖一边问:“我弯腰了吗?”“没有。”B先生不太情愿地回答——没办法,原告律师确实没有弯腰,她直直站着呢!“我屈膝了吗?”“没有,但是……”B先生还想争辩一下。“这是一个只能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律师毫不客气地打断他。“没有。”B先生只好回答。“我下蹲了吗?”“没有。”“我扭腰了吗?”“没有。”……

  十几个“没有”回答下来,B先生开始头上冒汗,因为他意识到,医生不准做的那些动作,原告律师确实没有做。也就是说,“为打死”先生并非“什么清洁工作都不能做”。

  难道不是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吗?

  原告黑发律师抽出了一个加长版的掸子,轻轻松松地掸着地板和墙壁的接缝,把刚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弯腰了吗?” “没有。”“我下蹲了吗?”“没有!……但是,你干得不对!” B先生火了。他不顾这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开始反击。“我哪儿不对?”“你哪儿都不对!清洁工的活儿不是这么干的!” B先生带着点怒气说。

  陪审团中发出了笑声。我估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觉得B先生清洁工世家出身,肯定比律师更懂清洁工作。然而意外地,律师接下来的话,使我改变了想法。

  “有全世界公认的清洁工标准动作吗?不是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吗?”

  说得也对呀!

  B先生答不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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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法院每层都有的手扶梯

  那叫一个满园春色啊!

  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每逢原告律师慷慨陈词,被告律师就激昂反驳。两个律师之间,总是拼命地互相干扰。一个律师刚问了证人两句话,另一个就大喊“objection”(抗议)。法官随即会说sustained(抗议有效)或者overruled(抗议无效)。有个陪审员不明白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就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书记员。书记员再递给法官——按照法律,陪审员不能和法官、律师、原告、被告等所有人有任何私下的接触。法官当庭读了纸条。他首先感谢陪审员的认真态度,然后解释:当一方律师质询证人,另一方律师提出抗议后,法官会有两种裁决:一是sustained,等于Stop,法官不允许证人回答刚才的问题;二是overruled,等于follow the question,证人必须回答问题。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整个法庭天天都在“objection”、“sustained”、“overruled”中度过。

  在激烈的硝烟炮火中,我偶尔也会走神。比如我发现:美国女士在法庭穿正装,不知为何,全都酥胸半露。尤其是整条事业线,一定露在外面。加上白人、西裔女人本身就个个波涛汹涌,结果法庭里那叫一个满园春色啊!

  金色头发的灭绝师太

  不得不说,被告律师也是很厉害的——能被一个超过十万员工的大公司雇为律师,肯定得有两把刷子!她告诉陪审团:清洁公司不让“为打死”先生工作,是为了避免他伤病恶化。因为当时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几步路都走不了,有如下证明……原告律师抗辩说,原告的家庭医生证明,“为打死”先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工作的。

  于是法庭传唤了原告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到庭后,被告律师连续质问了他三个多小时。我发现被告律师有一个特点:每次面对敌方证人,会有意地使用一连串不歇气的排比句提问。结果是,一般问到第三个问题,证人的汗就下来了。问到第五个,证人已经完全结巴了。半个小时之后,证人基本上崩溃了。从第一次听过她的质询,我就开始在心里称她为“金发灭绝师太”了。

  这次,她把可怜的医生问得几乎嘴歪眼斜,简直是一副中风模样。医生嘟嘟囔囔地说:“我下次给病人开证明时,一定更谨慎些。”

  幸亏“灭绝师太”最后刹车了,她大声宣告结论:“这医生根本不可靠!”如果她再问下去,连我们陪审员都要崩溃了。

  撑不起猪一样的队友

  可惜,狼一样的律师,撑不起猪一样的队友。

  在洛杉矶,清洁公司是西语裔(墨西哥人为主)的地盘。KBM公司也不例外,从底层清洁工到各级经理,基本上都是说话带口音的西语裔。这些经理,或许教育程度不高,常在法庭上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不在意底层员工的生活。

  有一次,原告律师质询了KBM公司的四五个主管:“当你看到‘为打死’先生的工伤证明时,你或你们公司的任何主管有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去问医生:‘为打死’先生还能不能工作?能不能由全职改为半职?你们有没有一个人问过医生:‘不能弯腰’是指多少度的弯腰,‘不能连续行走’是指不能连续行走多久?”所有的主管都回答:“没有!”然后律师告诉陪审员:“我问了医生。他说,‘为打死’先生可以连续行走十五分钟,也就是说,他可以每小时坐下休息四次,就可以继续工作。”对此,一个经理反驳:“清洁工时间很紧张。在别人下班后开始清洁,在第二天早晨别人回来上班前做完所有清洁工作。他们没有时间不断休息。”律师问他:“那么你们公司提供半职的清洁工作吗?我知道你们有的。而且,你们后来业务扩展,还增加了看守仓库、停车场等工作。你们为什么不调整‘为打死’先生的工作呢?”对方哑口无言。

  还有一次,原告律师问B副总经理(他天天被传唤):“B先生,你可以星期一、三、五让为打死先生清理三楼,二、四让他清理四楼吗?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跪地擦洗(按规定,某处地板两天擦一次)。”“不能!我们不能让清洁工今天清理这层,明天清理那层!” B先生猛烈摇头。“是吗?” 甜蜜律师带着甜蜜微笑,露出鲨鱼般的尖齿:“三天前我问过你,为了公司的需要,一个清洁工能不能今天清理这层,明天清理那层?你回答:‘可以!’ 这是不是表示,你们可以为了公司利益随时调整员工的工作,却不能为了员工的身体调整他的工作?”

  B先生脸色都白了。

  人其实靠别人的爱和怜悯活着

  每天,陪审员要在法庭上坐七八个小时,只能听,不能动,不能说一句话……人人精疲力竭,腿和脚都肿了。还有一个胖子,干脆拄上了拐杖。好在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午餐时间。我通常会走到法院对面的市中心,找一家餐厅吃饭。等红绿灯时,看到陪审员之一的金发碧眼女郎,问一起过马路的英俊男人:“不好意思,能把你的名字再告诉我一遍吗?”他愉快地报出名字:David。然后开始交换电话号码。看来,官司谁输谁赢还不知道,陪审员之间发生浪漫故事,是肯定的了。

  很巧,这个David是第一天就帮助过我的人。法院对面是巨大的迪士尼音乐厅停车楼,免费提供给陪审员。第一天我停好车,根本不知道从哪个口出去。David刚好停在我边上,于是带我从地下六层坐电梯出来,又送我到路口,告诉我:对面就是,你从这里过马路最近。他仔细交待后,又转身回停车楼。原来,他中途发现手机落在车里。但怕我不认路,特意先带我出来,确定我能找到了,他才回去拿手机。

  看着David和女孩子走向对面迪士尼音乐厅的空中花园,祝福你,David!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约会!

  其实那天,我三次靠人好心指路。第一次是早晨David帮忙。第二次是傍晚回家时,忘记车停在哪一层,有位陪审员看到了,就开车带着我转圈找。第三次是找到车后,却发现原先的出口关闭了,只好随便找了一个出口出去。到陌生的街上,导航器又一时没信号。幸好路边上有个开敞篷车的人,很仔细地告诉我怎么上高速公路,还告诉我那条路又破又挤,车速又快,再三嘱咐我小心……

  我想起托尔斯泰在小说《人靠什么活着》的话:人活着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别人的爱和怜悯。我在美国这二十多年,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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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迪士尼音乐厅顶楼约会的陪审员

  当人民认可一个体制的时候

  案件审到第二个星期,二号陪审员的丈夫因疝气动腹部手术。我以为她会请求退出陪审团,回家服侍丈夫,但是没有。其实,她可以回去的。在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之外,还有两个候补陪审员。但是她认为,她家情况没有那么紧急,不必动用候补陪审员。她真的一路坚持到底。

  陪审员规则也很有意思:只要有一个陪审员缺席,就不能开庭,所有人都得等。规定很有效。如果迟到要罚款,或许还有人迟到。但如果迟到会导致所有人等待,这样的惩罚其实更严厉。所以,三个星期下来,从没有一个人迟到,更没人缺席。有一个陪审员因害怕交通堵塞,每天提前四十分钟到。开庭后,陪审员也有权随时要求到法庭外休息或上洗手间。不过同样,只要缺席一人,整个法庭就要停顿。所以没有一个人动用过这样的权利。大家都很克制,尽量少喝水。腰酸背疼也忍着。

  其实好多人不愿意当陪审员,因为影响正常工作,有的人还会损失工资(政府机关和大公司会照旧支付薪水,但也有很多公司不付)。可大家明白,这是公民责任。大家都不当陪审员,美国的法律体系就崩溃了。

  当人民认可和尊重一个体制时,他们是愿意付出代价来维护它的。

  法院是公共建筑

  午餐时间,我去九楼的法院餐厅,恰巧和原告律师及原告一同进电梯。原告律师挡住电梯门,让后面的人进入。我笑着问她:“我被允许跟你说声谢谢吗?”按照法律,在庭外,陪审员不能和原告、被告及双方律师,还有法官等,说话、打招呼,甚至不能眼神接触。原告律师听了我的问话,赶紧把头低垂到胸口,避免眼神接触,但是吃吃笑着,迅速摇了一下头。

  陪审员是随机抽取的,既不知道电话,也不知道地址,而且根本不准陪审员和原告、被告、律师、法官有任何接触。一般很难发生贿赂,贿赂陪审员是刑事重罪,发现会被严惩。

  早晨还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排着队,在法院门里面等待安检。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位男士。他端着咖啡,笑容满面地侧身,请我站到他前面,还说:“女士优先啊。”我觉得他的语气、动作的协调程度不太正常,仔细一看,原来是流浪汉。进安检门时,门卫伸出右拳,和他轻轻相击:“嘿,伙计,今天怎么样啊?” 显然很熟。我问了才知道,这个流浪汉每天早晨到法院大楼来梳洗。难怪他整整齐齐,身上没什么味道。

  流浪汉可以自由进出法院吗?门卫回答:“法院是公共建筑,我们不能禁止任何人进入,不管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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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轨火车里的无家可归者

  今天准时啦!

  当陪审员几天后,我学了一个词——Jury Nullification,陪审团的拒绝,就是陪审团故意拒绝接受证据或拒绝适用法律。这有各种原因:

  一、陪审员集体任性。据说曾经早年有一个美得倾国倾城的女人,谋杀了丈夫,证据确凿。可是十二个男性陪审员(当时陪审员全是男的,女性无权担任),啥理由也没有,硬是判她无罪。后来,案件上诉,法官命令将这个女人的脸蒙起来受审,才最终判以绞刑。

  二、陪审团认为,相关法律本身不公正,违反了自然正义,是为“恶法”,陪审员可以按照良知拒绝。“陪审员不需要懂得法律,只需要按照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断案。”所以陪审员可以听从良知召唤,拒绝恶法。

  三、陪审团要对某些超出案件本身的社会问题传达某一信息。

  四、歧视和偏见等等。

  有一天傍晚闭庭时,我对法官说:“法官大人,如果法庭每次能准时开庭,律师能不重复问问题,我们陪审员会很感激。”陪审员不能私下和法官交谈,所以我是在法庭上当众说的。法官有点尴尬,回答:“我尽量。”走出法庭,陪审员都围过来,哈哈大笑。有人说:“真勇敢啊!”还有人说:“干得好!我喜欢!”原来,每个人都对法庭连续几天不按时开庭、傍晚又拖堂,忍无可忍了。

  第二天早晨,时间一到,法庭的书记员就开门,出来迎接陪审员。大家一阵欢呼:“今天准时啦!”刚坐下,法官就把脸转向我,笑着说:“谢谢一号陪审员昨天提出要准时。开庭前,我有时候要和律师讨论问题,所以导致延误。以后会尽量准时开庭。下周三是结辩!”我笑着向法官敬了个礼。大家听到法官给出了结辩日期,高兴得几乎要欢呼。

  那天下午质询证人,没有激情四射的场面,陪审员昏昏欲睡。为了保持清醒(如果有一个陪审员睡着,那段审判过程就得重来一遍),大家各出奇招。我前面的男士开始在笔记本上画小人,然后给小人加上眼镜、胡子、皱纹。大家还记得小时候上政治课吗?小朋友无聊,于是在政治人物的头像上画胡子、眼镜,然后被老师骂。

  休息的时候,边上的陪审员问我:“你怎么样啊?”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挺着呢!”他回答:“我也是!”

  幸福来得太突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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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矶高等法院家庭法庭,特别雇佣个子矮小的工作人员,接待出庭的小朋友。

  一天上午,毫无预兆地,案件进入了结辩,就是律师做最后陈述。

  一开庭,就“子弹”横飞,尸横遍野,中弹的有被告、原告、双方律师、原告的护士、清洁公司的经理……全都被律师“骂”得惨不忍睹。法官曾经告诫过陪审团,结辩是“声明”, 而不是“证据”。所以双方律师可以不讲求证据,随意发挥。

  果然,原告律师说:“你看原告公司的副总经理B,他得意洋洋地走进法庭,声称自己是专家。结果你们看到了,他什么都不懂……你们再看看地区经理S,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要问四遍,他才回答‘是的’。这样的人品,能信任吗?……再看看部门经理M,没有任何理由,他就给员工捏造罪名……”

  被告律师:“你们看看这个原告,他一面要医生开证明,说他不能工作,另一方面却要求公司赔偿他,因为公司不给他工作。这样的人有信用吗?你们能相信他吗?……”挨骂的人就坐在法庭里,被骂得脸色发白,但是一声不敢吭,免得被赶出法庭。

  结辩之前,法官首先给出了法律引导说明,分两部分。第一是普遍性的法律知识,比如什么叫做“观点”,什么叫做“证据”,什么叫做“直接证据”,什么叫做“间接证据”——证人看见飞机坠落到地上,就叫做直接证据;看见飞机坠落时划过天空的白烟, 那叫做间接证据。第二部分则和本案直接相关:在本案中,原告需要证明什么,被告需要做到什么……法官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十六个问题,我们必须逐项讨论之后,才能做出判决。

  结辩的程序是:原告律师先讲,被告律师后讲,最后是原告律师做简短回应。

  原告律师在大屏幕上展示了法官即将给陪审团讨论的十六个问题。像老师讲解题目一样,她逐项给出“正确答案”(其实就是她希望陪审团选择的):“问题一,你们应当选择‘是’,因为……问题二,你们也应当选择‘是’,因为……问题三,很明显的,应该是‘大大的是’!”她以非常夸张的表情,连说带表演,加强陪审员印象。法官则提醒我们:“律师所讲的,是她的观点。既不代表事实,也不代表证据。”讲解到最后一道题,原告律师眼中流出了泪水,她走到原告身后,扶着他肩膀,哽咽着说:“你们看看这个可怜的男人,他自年轻时候起,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十八年!他什么也没做错,只因为受了工伤,公司就毫无怜悯心地把他踢走,甚至对他说:你可以换一份工作;也许,你可以去上学进修……多么可怕的说法啊!……”灭绝师太在一旁大叫:“抗议!”法官裁决:“抗议有效!”

  原告律师收起眼泪,用力擤了擤鼻涕,面对陪审席说:“陪审团,接下来,被告律师会力图证明清洁公司是对的。请不要被她愚弄。我相信你们的智慧。我把当事人交在你们手中,只有你们能给他伸张正义!”那画面太美不敢看……

  下午两点半,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法庭一侧墙壁上,像魔法一样,突然开了一扇门——门上挂了一个牌子,陪审团室。我们十二个正式陪审员,走了进去(可怜两位候补陪审员,不能进入,只能坐到法院的过道里等待)。

  陪审团室有一条长方桌,十二把椅子,有男、女洗手间,有饮水器。居然还有一张床,供躺下休息……总之,满足陪审员一切生理需要,就是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送我们进去的法庭书记员一向搞笑,她说:“在你们开始讨论之前,需要吃心脏病药的,赶快吃。曾经有陪审员因为争论太激烈了,心绞痛和脑溢血发作。医院离这儿可远。你们要出点什么事儿,我会先来急救,做点儿人工呼吸、心脏挤压什么的……”陪审员们看着她貌似四百磅的体重,想象着她来给自己做心脏挤压术,那画面太美不敢看……于是大家纷纷表决心:“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她离开房间、把房门关上后,陪审员开始了闭门研议。

  我们每人有一叠文件,是法官给我们的十六道题,就像是一份考卷,要我们按顺序回答。另外,桌上有一本法官给出的指导,以及两大本被法庭确认为证据的资料。每位陪审员自己还有一个笔记本,是法庭笔记。陪审员要藉着这些材料,凭着“证据、常识和良心”,做出最后判决。

  法官给的第一道问题是:以原告的身体状态,当时他能否完成基本的工作?陪审员斯哥特首先表达意见:“医生认定原告不能屈膝、不能弯腰……他怎么可能完成清洁工作?答案当然是‘不能’了!”另一位陪审员马修马上反对:“医生已经在法庭上证明他不是不能做这些动作,而是要有限度地做。”第三位陪审员轻轻地敲了敲桌子,说:“伙计们,咱们先看看法官的指导是什么。”

  翻到第一题,说明是:原告求偿的是2010到2015年,所以陪审员要考虑的是原告在这段期间的身体状况。于是大家赶快翻开“证据”,找到了医生在2010年开的证明,说被告健康状况有好转,可以回清洁公司试试,看能否继续担任清洁工作。

  斯哥特马上又发表意见:“按照医生的证明,即使到了2010年,原告的身体状况还是百分之五十二残疾。怎么可能继续当清洁工?”马修皱眉说:“的确,如果当时KBM公司允许他回去再试试,大概也是会发现他做不了清洁工了。问题是,KBM根本没有给他机会!”我也发言:“重点在于,我非常不喜欢清洁公司对待他的方式。他二十岁来到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清洁公司里当清洁工。十八年后,他受了工伤,公司却一心想把他踢出去,不在乎他能不能生活下去,甚至还羞辱他!”我右边的陪审员马上赞同说:“是的!任何公司这样对待自己多年的员工,都是可耻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直到法庭下班时间,陪审团中的“Yes”派,仍然没能完全说服“No”派(主要就是斯哥特老兄),还有几位是中间派。

  根据本州法律,民事案需要九位陪审员同意,才能达成决议。刑事案则需要十二位陪审员一致同意。如果达不到要求的人数,陪审团就得日复一日地讨论下去。如果最后实在达不成一致,就变成了Hung Jury(失审),那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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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矶市中心,目睹一场抓捕。

  这算啥理由啊?

  第二天,一进入陪审团室,就对前一天讨论过的第一题,进行了举手表决。以十一比一的绝对多数,决定答案为“能”。

  这第一题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此题答案为“不能”,就表明陪审员认为原告身体状况不适合当清洁工,原告就输了,后面的问题也不用讨论了。陪审员会直接到文件底部签字,然后法庭宣布原告败诉。

  既然第一题答案是Yes,那么接下来当然要讨论第二题。第二题举手表决的时候,斯哥特老兄突然声明:“我不必投票!因为第一题下面写着:如果你第一题回答No,你不用再回答下面的任何问题。”

  大家都怔住了,是这样的吗?好在有一个人以前当过陪审员,赶快解释:“哥们,这个you(你),不是指你一人,指的是投票时的多数人(英语中you可以是‘你’,也可以是‘你们’)。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投了No,那就不用回答下面的问题了。”

  “But it says you!”(“但是题里面说的是‘你’!”)斯哥特老兄坚持。大家纷纷劝他:“这个你不是指你一个人啦,是大家啦。你必须投票啊!不然这个案子审不下去了。”“可说的是‘你’!”他老兄就坚持。大家劝他劝得口干舌燥。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按了墙上的铃,把书记员叫了进来,请她解释,这个you到底是谁。

  书记员像一座巍峨大山(大家没忘记她的体重吧),矗立在斯哥特面前,对他说:“这个you是指majority(多数人)。如果第一题多数人投了Yes,你就必须继续投票。”斯哥特屈服了。

  第二题其实是一道很明显、很容易回答的题,大家都选择了“是”。但是,但是,斯科特老兄又选择了否定的No。“斯哥特,为啥呀?”大家纷纷叫起来。他回答:“我第一题选了no,第二题我也得选no。我不能一会儿选yes,一会选no。”这算啥理由啊?

  要说人家斯哥特老兄,还真有骨气。后来在整个讨论和投票过程中,他坚定地和所有人作对,以每次一比十一的勇气,坚持到结束。

  幸亏这是民事案,假如是需要全票的刑事案呢!?

  怎么下手计算赔偿啊?

  一路“是”、“否”地做下来,碰到了一个指示:如果你第一题和第二题选了“是”,并且第五题或第八题选了“是”,接下来请跳去回答第十二题。

  大家翻到第十二题一看,原来是要陪审员计算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多少钱。大家面面相觑:这怎么算呀?

  仔细一看,这题目下面,又分了四道小题,要陪审员决定:一,原告过去的金钱损失;二,原告过去的精神损失;三,原告未来的金钱损失;四,原告未来的精神损失。

  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我问那个当过陪审员的人:“如果我们随便填一个赔偿额上去,法官会问我们这个数额是怎么来的吗?”他回答:“不会。陪审团决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一个陪审员弱弱地说:“要不我们凭感觉填一个数额上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回家了。”确实,三个星期下来,陪审员每天直挺挺地坐七八个小时,早就腰酸背疼,腿也肿了。坐在我前排的陪审员,脚背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按一个坑。

  然而,就是她,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对大家说:“We’ve come so far, we got to make it right(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我们得把事情做对,善始善终)。”大家都同意了。

  看看面如苦瓜的美国同胞,身为理科生出身的我,认命地翻开了自己的法庭笔记,看了看当初做的记录,向大家建议:“我们可以计算一下,2010到2014年底,原告由于没有工作,损失了多少工资。再减去他打零工赚来的钱,应该就是他这五年的金钱损失了。”大部分人都表示同意。

  我掏出手机,转到“计算器”一档,边说边计算:“他最初的时薪是每小时十三点五五美元,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因此每周的薪水为五百四十二美元。每年五十二个星期,因此年薪为两万八千一百八十四美元。再乘以五,就是他的五年工资损失了……”“等一下,”有一位陪审员突然叫停,“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公司通常每年都会给员工涨点薪水。我们应该把这部分考虑进去。就按每年薪资增长百分之三,如何?”大家都回答:“Fair!”

  于是我们算出了2010年到2014年每一年的工资。把这五个数字加起来,再减去原告这两年打零工赚的钱, 等于十四万九千八百八十六美元。

  我们把这个数额填进了第十二题的第一小题。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原告的金钱损失。

  第二小题是精神赔偿问题。精神损失值多少钱呢?有一位陪审员,是菲律宾移民,说:“哪有精神损失这种东西啊!”陪审员亚伯拉罕则说:“应该按年薪的百分之五十计算精神损失。”我说:“百分之五十太少。百分之百才比较合理。”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陪审员,对我的话表示反对,说:“我虽然同情原告,我不会把全世界给他(意即我不会给他太多)。我认为应该给他薪水的百分之二十五。”亚伯拉罕问我:“你同意吗?”我想了想回答:“我随大流。”大部分人都同意络腮胡子的意见。于是我开始计算。结果为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一点五美元。我们把这个数字填入第二题。这就是原告能得到的精神损失赔偿。

  接下来“未来的损失”,大家都认为,既然官司打完了,原告应该重新开始生活嘛。于是在未来的“金钱”和“精神”损失两个空格里,都填入了零。

  把以上四个数字加起来,总额为十八万七千三百五十七点五美元。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被告应该给予原告的全部赔偿。

  我提出了异议:“我觉得赔偿数额有点少。”“你觉得接近二十万美金还不够多吗?”亚伯拉罕问我。“是的。我觉得这个数额不足以惩罚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万员工的大公司。”一位陪审员说:“那么我们来看看法官怎么说吧。”他打开“法官指导”,翻到这一道题的说明,写着:“陪审员只要考虑原告的实际损失即可,不用考虑惩罚被告。”我接受了。

  案子判完了吗?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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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矶市中心没什么乘客的公车

  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

  计算了原告应该得到多少赔偿之后,陪审团开始讨论下一道题,也是争论得情绪最激烈的一道题:KBM公司是否有意歧视原告?

  激辩了半个小时之后,一位陪审员说:“我内心认为KBM是有意歧视原告。可惜,没有证据!假如有人能证明,B副总经理告诉各部门:嘿,伙计们,咱们一起把那家伙踢出公司去!那就证明了那个副总经理真是asshole……然而,原告未能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所以,这道问题的答案,我认为应该是‘否’。”证据至上!于是陪审团以十二比零的票数,认定该公司不是有意歧视(斯哥特老兄终于和大家同步了一回)。

  填上答案后,看下面的说明:“如果你选择了no,不需要再回答任何问题。请到本文件的底部签字,交还法庭。”天哪,案件就这样审完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每个陪审员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当初书记员把我们送入陪审团室,告诉过我们:“如果你们有事情找我,就轻轻按一下墙上的铃;如果你们达成了判决, 那就死命按铃。”我们指定的首席陪审员,就是那位以前当过陪审员的,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墙边,死命地按铃。

  两分钟后,我们十二位陪审员排着队,在双方律师团队、原告、被告和法庭工作人员的站立迎接下,庄重地走入久违的陪审席。

  穿着黑袍的法官,转向我们,温和地问:“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首席陪审员回答:“是的,法官大人。”“那么请把判决书交给法庭。”书记员走过来,接过判决书,大声逐项读出问题和回答。听到那一连串的yes,原告的律师简直喜不自禁。而被告律师,很遗憾,居然还没有到庭,在座的只有她的三个助理,脸色凝重。快要读完时,被告律师才姗姗来迟。她一进法庭,听到的就是赔偿数额,脸顿时黑了。

  审判书读完,应双方律师要求,法官又读了一遍判决书上的所有问题,并在每一道问题之后,问陪审员:“这道问题,谁投了‘否’?” 每次都是斯哥特老兄咬紧牙关举手,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坚持到底。

  我要说: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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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案后,两位律师及助理。

  最后,法官转脸,面问两位律师:“律师们,你们满意了吗?” 两位律师同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法官放下手里的判决书,把脸转向陪审团:“非常感谢陪审团这段时间的辛苦,你们很好地履行了公民的特权……不像太阳每日东升,不是每一个社会都有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始于公元前九世纪(以下省略五千字的陪审团历史介绍)……”最后,法官以这样一段话结尾:“并不是国会把权力赋予人民,而是权力从来属于人民。陪审团制度,使权力保持在人民手里。”

  我和其他的陪审员列队走出法庭。一个不懂英文的萨尔瓦多移民,一个清洁工,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状告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而且赢了。虽然我们纳税人为此付出了大约十万美元的代价(据我后来的一位律师朋友估计),但我要说:我愿意!

  回想着法官提到的“我赞同托马斯•潘恩的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我下了火车,回到我住的城市。正遇到火车站旁每周一次的农夫市场。黑人歌手在大树下弹着吉他,人们随意地坐在草地上吃烤肉、烤玉米……

  我买了一只西瓜,抱着,走在回家的路上,带着微笑,内心默默地祈祷:“God!Please hear my prayer!唯愿这个世界上,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

来源时间:2016/10/23   发布时间:201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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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中国的崛起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

作者:守钧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教授日前携其新书来华演讲,演讲主题为“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奈因其“软实力”的理论而广为人知,而他本次的演讲则针对美国衰落论,论证美国将依然是世界头号大国,并应当继续肩负维系自由国际秩序的重任。

  有趣的是,早在1990年代初期,奈就提出了美国并未衰落的观点,只不过,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世界格局从两极对抗走向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衰落论未成气候。如今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美国国内政治也出现衰败之势,奈重新定位和强调美国的相对实力,其目的和意义何在?在本场讲座中,他不仅总括性地解释了为何“美国世纪”尚未结束,而且也回应了与中国崛起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中国短时间内并不会超越美国,美国没必要恐惧中国的崛起,而应该与中国合作。

  澎湃新闻借此机会就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问题,对奈进行了专访。

  以下第一部分为约瑟夫·奈本次演讲概要,第二部分为奈接受澎湃新闻访谈的内容。

  “美国世纪”与自由国际秩序的建立

  所谓“美国世纪”,是一位叫亨利·卢斯美国编辑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抵制孤立主义,敦促美国参战。这个词后来被广泛地使用。但是“美国世纪”到底所指何物?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900年左右,美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1917年威尔逊总统派遣军队到欧洲参加一战,并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权力平衡的重要因素,但二三十年代,尽管已经成为了最大的经济-军事强国,美国却转向了孤立主义,拒绝维系国际秩序,不愿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奈解释道,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可以为所有国家共享。这类公共物品,诸如海洋自由,稳定的国际货币,相对开放的国际贸易等等,在19世纪大部分曾经是由英国提供的。这不仅对英国有好处,对其他国家也有好处,这正是全球性公共物品的性质所在。

  但是,美国退回孤立主义之后,就出现了这种局面:没人再提供这类全球性公共物品了。三十年代因此成为一个经济萧条、战争迫在眉睫的年代。这个糟糕的年代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美国在变成世界头号强国后却没有接过头号强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于小国来说,提不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都无所谓,但是对于大国来说,如果不主动提供这类物品,它们就不会出现,从而使每个人的境况都变得更糟糕。

  当1941年卢斯发表“美国世纪”的时候,美国依然处于孤立主义中。罗斯福试图劝说美国人参战,但是美国人并不愿意参战,直到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二战以后,在杜鲁门任上的美国政策发生了改变。在军事上,杜鲁门接受英国的请求,接过了英国海外军队撤退后留下的空白;经济上,他决定开展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有趣的是,美国长久的不缔盟传统也被杜鲁门打破了。二战以后,美国一直维持着一套国际联盟体系,这包括创立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界银行等,由此提供了安全和公共物品,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有时候它也被称为“美国世纪”。

  如今有些人说“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了”“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美国创立的秩序饱受危机”。情况确实已经有所改变。例如,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七十年来首次有一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质疑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比方说,美国的盟友体系,川普认为它们花费甚多,要从中摆脱。许多人认为美国在衰退,正是如此,所以它无法继续维持这一套自由国际秩序。

  但是,奈指出,这种衰落论调自有其漫长历史。这能够反映美国人的心态。美国是由一群清教徒建立起来的,清教徒们总是疑虑自己是否能够更好地侍奉上帝,当美国决定成立共和国时,国父们也不停地以罗马共和国的衰落作为警示,反省自己“我们是否在衰落?”所以,美国人对衰落的焦虑由来已久。在60年代,苏联成功发射卫星,美国人担心自己开始衰落。80年代日本制造业蓬勃发展,美国人也是如此担心。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经济不景气,而中国GDP高速增长,美国衰落论也重新出现。可以说,美国人陷入了一种“衰退心理”中。

  绝对衰落与相对衰落:美国为何仍是世界头号大国?

  奈认为,我们需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衰落。一种是绝对衰落,另一种是相对衰落。绝对衰落的例子是古罗马,它不是被其他帝国打败的,而是被内战和政治腐化、经济衰落所打败的,因此它无力抗拒北方蛮族的入侵。而美国不是这样的情况。美国虽然问题丛生,但是从客观标准来看,它依然表现良好:(1)从人口数据来看,美国是唯一一个人口在本世纪50年代仍然保持前三的发达国家(前三位分别是印度、中国、美国),而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则会经历人口衰退。(2)在能源方面,十年前,许多人预测美国将因依赖能源进口而日益衰落,但由于页岩气能源的发现,美国有望在2020年左右实现能源独立。(3)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依然处于领先地位。(4)在高等教育的结构方面,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项全球大学排行,20所最顶尖的大学中有15所是美国大学。所以说,美国的情况与衰败的罗马十分不同,美国仍然实力雄厚。

  至于相对衰落,则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使得美国被反超。美国如今占据的全球产品比重大约是20%,20世纪初美国的份额也大约是20%,这是长期的常态,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则将近一半,这正是因为二战摧毁了欧洲,却保存了美国。回归这种常态,看起来未免像是相对衰落。奈表示,即使美国占据的份额更低,但是,其他国家也很难取代美国的地位。欧洲经济与人口相较美国略胜一筹,但一直未能团结一致,英国脱欧的决定让局面更加糟糕。俄罗斯人口在不断下降,经济成分单一,三分之二的出口都是天然气,苏联解体后它一直没恢复过来。不过,这不意味着我们不用担心它,因为有时衰落的国家也很危险,因为他们更愿意冒险——发起一战的奥匈帝国就是典型。而金砖国家的另外两个成员,印度和巴西,经济总量都大约为两万亿,距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总量都相当遥远。

  中国能超越美国吗?

  通过实力比较,奈认为,最有可能超过美国的国家是中国。在可见的未来,中国是否能够超越美国?曾有人说中国会在经济总量上迅速超越美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概是10%,而美国在经济危机后基本停滞不前。但是,也有人说中国经济不会一直高速增长。有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到2020年,经济增速会放缓到3.9%。这只是猜测的统计数字,我们无从得知最终结果如何,而且,我们也还尚未考虑中国现存的其它问题,比如人口衰减、环境问题等。单就统计数据而言,如果中国保持5%的增速,美国2%,则204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即便如此,2040年的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还是落后于美国——眼下,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四倍。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快要超越美国了,这其实并非事实。

  同样,在军事方面,美国的军费预算是中国的四倍;在软实力方面,中国从优异的经济表现及其传统文化中获得相当可观的软实力,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也给软实力减分不少。根据伦敦一家顾问机构评出的软实力排行,美国排第一,而中国排在第27位。

  因此,结论是,尽管许多人说中国即将超越美国,但是无论从经济、军事还是软实力层面来看,这都不符合事实。

  “美国世纪仍未终结”意味着什么?

  奈表明,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题目,并不是为了炫耀美国的力量。事实上,对权力的精确评估非常重要,如果判断失误,则很容易引起冲突。有一个说法叫“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并不是科西拉或米洛岛的冲突,而是雅典力量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许多人说一战也是如此,并将战争其简单化为德国的崛起和英国对此产生的恐惧。这个比附未必妥当,但是它确实对我们有所启发。回过头来看中美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恐惧,但是,奈说,美国没有必要恐惧。中国可以崛起,美国也可以欢迎中国崛起。必须弄清权力关系的一大原因是,由此我们就不会屈服于恐惧之下。1900年,德国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越美国,而根据上面提供的数字,中国目前仍不会超越美国。中美之间仍有很长时间可以经营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目前中美在很多方面存在竞争关系,但也有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合作。合作对双方都助益良多。问题在于,如何维系住中美的合作关系,以便中国在崛起中能够与美国共同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有许多情况,中美是可以共同获益的,例如应付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其它的合作领域还包括反恐、维持货币稳定、打击网络犯罪、控制流行疾病。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而竞争则会丧失良多。

  “美国世纪终结了吗?”——奈给出了双重的答案:就传统定义而言,目前没有国家能够超越美国,因此美国世纪仍未终结。但是,就美国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和主宰这个世界,而是必须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协作而言,美国世纪早已终结了。

  澎湃新闻:在您的新作《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您论证了为何美国依然是世界的头号强国。我们知道,中国的崛起如今也备受瞩目。就中美对彼此的认知而言,中国媒体、甚至许多中国学者,对美国霸权普遍持有一种批判态度——“霸权”一词在中文语境里本身就有着强烈的消极暗示。例如,根据流行的观点,奥巴马的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的是对中国的崛起,这政策及实践本身就反映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你如何看待这些来自中国的批评呢?

  约瑟夫·奈:许多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是在遏制中国,防止中国崛起。但这其实不对。当我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时,我们就面临着如何回应中国崛起这一问题。美国本可以尝试阻止中国崛起,但我们提出,容纳中国是更好的选择。这就是美国倡议中国加入WTO的原因。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也导致了美国的赤字。这些政策不是遏制,也没有阻止中国崛起。事实上,世界银行的前主席罗伯特·佐利克曾经说过,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意思就是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提供国际公共物品。这是对中国的权利的承认。所以,认为美国在尝试遏制中国的论调并非是陈述事实。

  让我举一个例子吧。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实施的政策确实是一种遏制。在当时,美国与苏联之间几乎没有社会接触,也几乎不存在相互贸易。今天的情形则恰好相反。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中学习,两国之间也有着巨额贸易。最近有一项麻省理工经济学中心的研究表明,与中国在工业和制造业上的贸易导致美国丧失两百五十万个工作岗位。所以,这并非遏制政策。

  澎湃新闻:所以说,美国实际上在欢迎中国的崛起?

  约瑟夫·奈:我记得,在与克林顿出席的一个夏季会议上,有人问克林顿:“你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还是一个虚弱的中国?”克林顿回答他:“美国能够从一个强大的中国中获益更多。”即使许多中国人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遏制,但美国的对华政策目的并非遏制中国。

  澎湃新闻:您举的例子确实展示了美国在贸易上的相对开放态度,但是,这种态度也正在被许多普通的美国人反对,他们谴责中美的贸易关系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比如您提到的工作岗位减少。这样看来,似乎维护这一套自由贸易秩序不总是与美国国家利益相一致?

  约瑟夫·奈:你提到的现象正是民粹主义不断增长的一个表现。近年来,英国脱欧、荷兰自由党也号召公投脱欧,还有美国大选中川普的言论,从这类现象中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民粹主义的增长。麻省理工的研究确实让人焦虑,也使人下意识地抵制中国。但我要指出的是,诸如工作岗位的减少,与其说是因为与中国的贸易,不如说是因为科技革命的升级——与中国深圳的工人相比,机器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美国的正确应对方式应该是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教育结构,而非一味谴责中国。

  澎湃新闻:根据多数霸权转移理论,权力的转移常常伴随着冲突和战争。你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复制历史上的大国命运吗?

  约瑟夫·奈:我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性很小,霸权转移理论夸大了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我认为中美双方都不构成对对方的极端威胁。上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的帝国主义,对美国构成了实在的威胁。你也可以举出苏联的例子,苏联的帝国主义确实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而中国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美国也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

  澎湃新闻:您是著名的“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这个概念现在也已经被许多国家接受。我们知道,软实力背后是种种文化和价值。正如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说法,您是否认为在国家追求提升软实力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冲突呢?

  约瑟夫·奈:我本人是亨廷顿的朋友,但我认为他的文明冲突观是错误的。冲突背后或许有着文化的缘由,却与大型文明干系甚少。例如,在过去,人们因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身份不同而相互屠杀,这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人说,穆斯林和西方有着深刻冲突,但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更多。文明冲突论认为文化经常导致冲突,这是正确的。但是文化不等于文明。文化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种族上的差异。我一向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但是,如果说软实力是某种通过吸引力而实现其目的的力量,宗教也可以成为软实力的来源。但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力量。软实力可以做好事,有时也可以做出一些坏事,这取决于谁想以它来实现何种目标。

来源时间:2016/10/23   发布时间:201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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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战遗产看中美两国的南海竞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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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宏亮  来源:澎湃新闻

  弗兰克·施纳普亲眼见证了西贡的末日。

  当他终于挤到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时,眼前如希腊悲剧般的一幕是那么不真实:城市在烈焰中燃烧,曳光弹划破天际,直升机像蜂群在红色的夜空中乱舞……施纳普勉强爬上了直升机,坐在他身边的同事——另一名中情局特工面无表情地说:“我们上演了一次比敦克尔克还惨的大败退!”

  施纳普知道自己永远回不来了,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时间被定格在1975年4月30日19点30分。

  地球另一边。清晨的阳光透过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玻璃。杰拉尔德·福特面前的电视屏幕里,陆战队直升机正从美国大使馆屋顶仓皇撤离,现场的每个人都近乎歇斯底里。这个美国前总统后来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我亲眼目睹了美国人被一脚踢出越南。”

  他不应该为这一幕负责。福特的总统生涯才刚刚开始9个月,而西贡的崩溃只是华盛顿20年东南亚政策的终章罢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也许还有麦克纳马拉、威斯特摩兰、基辛格……这是属于他们的战争,他们几乎让美国变成了一个“东南亚国家”。

  讽刺的是,40年后,一个“被踢出越南的美国人”又被那些踢过他的人请回来了,他的名字叫约翰·克里,现任美国国务聊;还有更“怪异”的事情发生,金兰湾——这个原先外来强权在越南军事存在的象征,2016年竟然陆续又迎来了俄罗斯、法国、美国和中国的军舰(《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19日报道)——它们曾经在这片土地激烈争锋。

  显然,美国的“越战旗手们”预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没有出现,而美国现在仍然可称为一个“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的霸权诱惑与风险

  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达到目标?白宫和五角大楼没能给出这三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对美国来说,这是导致一场军事和地缘政治灾难的真正原因。

  从地理上看,越南所在的东南亚由位于欧亚大陆上的中南半岛、散落在西南太平洋上的东印度群岛两部分组成。当1945年日军投降时,这里的战略地位已经在一场全球战争中凸显:东南亚“阻隔”了印度洋与太平洋,把在二战中“觉醒”的澳大利亚与北方大陆国家相“连通”。在石油能源时代,东南亚又是中东原油进入东北亚工业国的必经之地。东南亚拥有数亿人口,这意味着庞大的市场以及一个地跨海洋与大陆、占据地球枢纽位置的新强权有可能在这里崛起——旧日本帝国曾经无限接近这一目标。

  因此,战后东南亚的权力真空是不被允许的。反殖民浪潮对那些觊觎该地区的大国来说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很快,印度尼西亚赶走了荷兰人,却迎来了苏联人;日不落帝国试图重新整合远东势力范围,却立刻遭到受苏联支持的苏加诺政权的强硬挑战;菲律宾在美军“保护”下率先独立;越南则必须在“回归”法国还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做出抉择。我们还不应忘记与东南亚关系紧密的另外两个大国:印度即将独立并展现出强烈的大国雄心;中国也在1949年结束内战。

  总之,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内外均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当地有独裁、有民主;有殖民者、有反殖民者;有暴力革命、有君主立宪;有穆斯林,有基督徒,有佛教徒,还有儒家文化……冲突在此背景下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自从1940年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以来,东南亚的战火就从未停息过。当1964年8月美越战争全面爆发时,越南已经打了8年的抗法战争和10年内战, 英国在马来亚的丛林战争也已持续近两年。

  东南亚局势的脆弱、复杂让任何大规模军事介入都面临极高风险,对此美国人是很清楚的。但这里的战略价值毋庸置疑,面临冷战零和博弈的美国并没有在1955年接法国人的盘,它在谨慎地等待着机会。

  肯尼迪的组合拳

  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联系可以追溯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此后,拥有马尼拉的美国即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东南亚国家”。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作为控制东印度群岛的门户是很有价值的,但美国在中南半岛上的主要基地泰国却与中国和越南均不接壤,这让其难以阻止受苏联和中国支持的越共武装在奠边府取得决定性胜利。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仍然保留了南越政权,这也许就是美国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中南半岛出现了新的权力真空,而且它就紧临新中国“脆弱的软腹部”。

  其实一直到1961年第三次柏林危机结束前,美国对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兴趣都是有限的。欧洲火药桶随时可能引爆,艾森豪威尔和刚刚上任的肯尼迪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在美国国内“鹰派”看来,美国在冷战中表现软弱: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权被推翻,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1956年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倒向苏联,当年底苏军坦克进入布达佩斯,1959年古巴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而两年后美军竟眼睁睁看着登陆猪湾的古巴亲美力量被碾成齑粉。

  在东南亚,南越的吴庭艳政府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上都已将自己的无能暴露无疑,北越随时有可能挥军南下完成统一。届时,老挝和柬埔寨都可能将纳入共产主义阵营,缅甸和泰国也恐怕难以幸免。英军此时正在马来亚与印尼的越境武装苦战,后者被认为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1961年,麦克纳马拉成为新的美国国防部长,他随即重拾艾森豪威尔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不能在越南堵住“共产主义扩张”,东南亚必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五角大楼与白宫一拍即合,华盛顿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绥靖者”的形象。

  肯尼迪的反击堪称一组漂亮的组合拳——在1961年的第三次柏林危机稳住中欧局势后,次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在中东和非洲,以色列人和法国人可以让美国暂时退居幕后。

  在当时的美国政府看来,只有东南亚面临的局势最为危急,而处于反共反华最前线的越南,则成为肯尼迪决心投入赌注的最重要战场。

  美国一直到1961年才决定军事介入越南,应该说相关决策程序是足够谨慎的。从1961年到1964年,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逐步升级,却没能阻止越南局势恶化。我们无法假设肯尼迪没有被刺杀的话历史将如何发展。实际上,到1963年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尽管美国人发现西贡政府无论换谁上台都没用——其完全是一个失去人心,且没有任何希望的傀儡政府,对它的军事支持不仅不能在东南亚巩固美国威望,甚至还存在道德上的负面效应。但是,此时的东南亚和全球局势却没两年前那么“糟糕”:英军在马来亚的地位很稳固,雅加达也与莫斯科渐行渐远。即便越南这枚“骨牌”倒下,似乎也不足以产生致命的连锁效应。

  有明确的史料证明,肯尼迪在1963年时正在考虑撤出越南。然而,一位名叫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美籍古巴人打断了历史前进的原本轨迹。约翰·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被刺杀,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登上了舞台中央,麦克纳马拉则留任国防部长。

  1964年,白宫与五角大楼制定了新的越南目标。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臆想的“中国威胁”

  美苏关系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有所缓和。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失败让其遭到党内和军内的强烈质疑。一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莫斯科都在忙于新的内部权力斗争。当时的苏联显然对古巴导弹危机式的直接军事对峙缺乏信心,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这一阶段的冷战目标都是取得与美国的战略平衡,而非发动一场毁灭西方的世界大战。

  不过,麦克纳马拉很快就为“多米诺骨牌”找到了新的“推手”——中国。

  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在东南亚都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利益。中国历代王朝外交政策的关键一环,就是保证东南亚与中国朝贡秩序的稳定。当中原王朝相对强势时,东南亚任何对朝贡秩序的挑战都会遭到沉重的军事打击。东汉、三国(吴)、元、明、清时期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在1949年后,特别是1953年朝鲜战争后,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已经重新崛起为亚洲大国,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否会重新对东南亚施加越来越大影响力?华盛顿自然“宁可信其有”。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对东南亚的反殖民运动给予明确支持,让西方国家重新感受到中国在该地区的号召力。接下来的一年,北京强烈批评了莫斯科在波兹南事件上的“软弱”。当1959年赫鲁晓夫从美国访问归来时,中苏关系实际上已濒临崩盘。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再次给了北京以零成本展示影响力的机会。同年,中国果断对越境挑衅的印度军队发起反击。另一方面,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中国尽管面临政治和经济困难,仍然尽力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与“苏修”不同的“决不妥协的共产主义斗士”。

  此时,约翰逊政府似乎认为,中国已经超越苏联,成为输出共产主义的新中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按照西方战略逻辑,中国在东南亚存在广泛的现实利益,而东南亚有大量华人,他们掌握着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命脉,因此北京有理由“保护他们的利益”。

  1964年6月1日,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美国政府召开了第10次越南问题会议,确定了“逐步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6月20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接替哈金斯担任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6月23日,泰勒接替洛奇任美国驻南越大使。至此,美国完成了由“特种战争”向全面战争的政策调整和组织准备。随着8月2日北部湾海战爆发,“真正”的越南战争打响了。(未完待续)

来源时间:2016/10/23   发布时间:201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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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驱逐舰擅自驶入中国西沙领海,国防部:系严重违法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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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微信公号“国防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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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迪凯特”号(USS DDG-73 Decatur)导弹驱逐舰。 资料图

  国防部发布10月22日凌晨消息,10月21日,美国海军“迪凯特”号驱逐舰擅自进入我西沙领海。中国海军“广州”号导弹驱逐舰和“洛阳”号导弹护卫舰当即行动,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

  早在1996年5月,中国政府就公布了《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美方在对此完全清楚的情况下,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也是有意的挑衅行为,中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当前,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呈现积极发展态势。在此形势下,美方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试图通过此举搞乱局势,从中渔利。这恰恰证明,美方是南海局势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中方将同广大地区国家一道,坚定捍卫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双方在互信机制建设和风险管控方面迈出新的步伐。然而,美方上述违法挑衅行为严重损害双方互信,与中美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两军关系的努力背道而驰。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不要一错再错。中国军队将根据需要加大海空巡逻力度,强化各项防卫能力建设,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来源时间:2016/10/23   发布时间:201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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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上台,美国都应检讨对华战略

作者:加尔·卢福特  来源:观察者网

  在过去的3000年间,中国曾三次尝试向西投射经济力量。第一次是公元前二世纪,汉朝帝王开发了古代丝绸之路,开始与偏远的中亚和地中海地区人民有贸易往来。然而,蒙古帝国的衰落和欧洲海上贸易的兴起最终使古丝绸之路被历史湮没。中国的第二次“西进”则始于十五世纪,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布印度洋的沿岸国家。但仅仅过了30年,明仁宗便下令叫停了下西洋的行动。从那以后,中国帝王们将注意力转到了东方和南方邻国上。

  今天,中国已经启程开始了它的第三次“西进”,这是中国史上雄心最大的一次“西进”。2013年,中国提出了通过一系列的基础设施投资,建成连接欧亚大陆和东非的大通道,这一宏伟计划被称为“一带一路”。中国官员表示,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力自主投资大量基础设施,“一带一路”战略旨在通过由机场、港口、光纤、公路、铁路和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构成的网络,将欧亚各国连接起来,促进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一带一路”的另一个目标则是振兴中国经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债务水平较高。中国的领导人们相信“一带一路”能够为中资企业创造新的市场,同时给表现平平的银行和国有企业注射一剂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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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是中国史上雄心最大的一次“西进”

  “一带一路”将改变欧亚大陆的未来。这一连接太平洋和欧洲腹地的基础设施规划将在未来30年内刺激4万亿美元的投资,沿线国家的能源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70%。但是迄今为止,美国要么徒劳无功地阻挠中国的雄心壮志,要么完全避免与“一带一路”打交道。显然,美国的应对策略是错误的。其实,美国应当有选择地支持“一带一路”中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划,而反对与其利益相悖的项目。这样,美国就无需在保持全球地位和促进亚洲经济增长间纠结了。

  丝路之旅

  “一带一路”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二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指的是欧亚大陆上一系列的经济走廊,而后者则将南海、印度洋和地中海串联起来。从北往南,“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第一条走廊将通过现代化铁路网络把中国东北与能源资源丰富的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接起来;而第二条被称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通道则将中国新疆与阿拉伯海旁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深水港连接起来。在西南方向,中国还将通过在印度、孟加拉国、缅甸等地投资兴建铁路、公路、港口、油气管道和运河等方式促进西南省份面向印度洋对外开放。此外,中国还在积极开发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通过港口和高速铁路将东南亚6亿人口纳入中国的经济圈。

  中国还计划建设两条跨境铁路干线,一条从河南出发,途径四川,从新疆进入中亚、伊朗、土耳其一线,直抵波兰、德国和荷兰等枢纽;另一条被称为“新亚欧大陆桥”的铁路则将借到俄罗斯连接欧洲。中国还计划兴建连接吉布提港(中国在此建有海军基地)、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直抵红海、地中海东岸和中欧、东南欧的大走廊。(中国官方还未公开表态该走廊属于“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但中国确已采取行动,比如控股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并宣布支持将该港口联通西伯利亚、匈牙利和德国的高铁工程等。)

  目前,中国国有建筑和工程企业已经承担起了“一带一路”衍生出的诸多项目。这些企业巨头的背后是国家雄厚的财政和政治支持,使得它们在市场竞争中罕逢对手。这一状况在可见的未来仍将持续。中国还成立了许多专门机构支持“一带一路”系列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今年1月开始运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和新开发银行(又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预计将在未来10年间,为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总额近2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调整了其外交政策以适应和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欢迎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获得他们对“一带一路”的支持,未来可能邀请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在欧洲,中国则升级了中捷关系,将布拉格作为中资企业进入欧洲的桥头堡。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捷克期间,中捷签署了总额高达40亿美元的商贸投资大单。

  同时,中国也开始逐渐认识到,“一带一路”的成功与中东局势的稳定密不可分,因此开始调整政策,更积极地介入中东地区事务。今年1月,习近平成为伊朗被解除国际制裁后首位到访的外国元首。此行他还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中国还积极调停叙利亚内战,支持沙特阿拉伯打击也门胡塞叛军。2015年12月,中国通过法律授权解放军参与海外反恐行动。

  华盛顿方面不以为然

  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然而,美国的许多对华观察家却低估了这一倡议的重要性,认为“一带一路”不过是中国领导人的政绩工程,是中国树立“仁善大国”形象的噱头而已,会像中国过去的许多开发倡议那样“雷声大雨点小”。

  华盛顿方面对“一带一路”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和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为美国国会于2000年特设的中美双边贸易和安全问题监测机构)从未举行过有关“一带一路”的听证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两国间最高规格的年度峰会,在2015年和2016年的两轮对话期间,中美双方详细讨论了100多个领域的合作潜力,却只字不提“一带一路”。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公开声明中,美方官员也倾向于将“一带一路”模糊化处理。华盛顿方面不仅拒绝承认“一带一路”的重要性,甚至还在某些方面试图阻挠,比如美国曾反对成立亚投行,但最终徒劳无功。

  美方消极进攻的方式是南辕北辙,这使得中国能够不受美国影响,塑造欧亚大陆的经济和政治面貌;还导致美国投资者失去了从重大基建项目中获益的机会;在美国试图削弱该倡议的同时,遏制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欧洲经济停滞国家的增长潜力。美国许多盟国视“一带一路”为刺激全球经济的强心针,而美国却试图阻止它们加入亚投行,该举动不但以失败告终,还导致美国与盟友关系僵化。另外,若大国不能合作管理跨境基础设施,则跨境基础设施很有可能成为敌对和冲突的根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德国和英国曾因宏大的铁路计划失和,如今美国官员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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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英国前财相奥斯本访华,与华为领军人任正非交谈

  美国未能正确对待“一带一路”,反而帮助中国坐实了“一带一路”的收益。奥巴马自2011年以来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它不仅内容空洞,而且与试图孤立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一样,反而使中国日益警惕美国及其盟友的围堵战略。美国的行动部分抵消了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雄心壮志,促使中国走上“战略西进”的道路。此外,美国在本世纪头十年还拒绝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迫使中国建立自己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同时,由于美国限制世界银行向违反美国环保标准的项目提供贷款(比如在2013年,美国支持关于新建燃煤火力发电站的禁令),所以中国就有了建立和发展相关机构的空间,因为中国的许多邻国不那么关心环境问题。就连美国不可持续地超发联邦政府债券,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债规模迅速膨胀,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一降再降,使得中国转而将大量储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支持大兴土木

  未来四年,要实现亚洲各国订立的发展目标,每年亚洲国家需要在交通、能源、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约8000亿美元。而如今世界主要开发银行仅能满足不到10%的资金需求,即使亚投行以及其他中国投资机构能够履行出资承诺,资金还是远远不够。

  纵然中美之间存在大国竞争关系,美国也不应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熟视无睹,危及世界经济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应试图利用自身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来阻挠中国基建项目在这些国家落地,否则哈萨克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国将获得过大的筹码,容易在中美之间形成冲突爆点。

  美国应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一带一路”。只要“一带一路”能够透明运作,并致力于国际发展,而非仅仅为中国自身利益服务,那么美国官方就应该公开承认“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好处。其后,中美两国应利用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双边论坛的机会,商讨共同开发之道,并让美国发挥积极作用。比如,美国国防承包商能够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物理和网络双重安保服务,美军则可以动用军事资源,在索马里等动荡国家和地区协助维护安全稳定,不但减轻中国军队海外部署的负担,也为美国军事存在提供合法性的支持。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盟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十分焦虑,美方应当安抚它们的情绪,使它们认识到“一带一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非中国对外扩张的工具。不管是成为正式成员还是观察员,美国都应该尽力争取在亚投行中获得一席之地。

  这一做法将对美国大有裨益。如果美国能够审慎地参与“一带一路”,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就不会错过史上最宏大的经济发展项目。美国的参与也会鼓励原本不愿出资的欧洲、日本、韩国投资者转变观念,对中国主导的基建项目投资,这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广泛的正面影响,并让美国经济间接从中受益。如果美国在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多边机构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它将更有力地监督中国基建项目是否符合国际劳工与环境标准。

  中美两国贡献了全球一半的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面临长期停滞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不要自取灭亡

  当然,美国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全面支持“一带一路”,这将给美国带来严重的风险。其一,若中美走向联合,将引起俄罗斯的恐惧和猜忌。中国向前苏联加盟国家扩张已经使得俄罗斯深感担忧,若中美联合俄国或将有所反制。印度也会对此提出相似的挑战。尽管印度政府认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承诺,但是它对中国的动机不无戒备。中国对巴基斯坦做出了承诺,并强化了在印度洋地区和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的存在,这使得印度日益感到不安。若印度认为中美两国试图改变地区现状,只会更加焦虑,并加速与中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因此,美国必须对“一带一路”保持审慎的态度,尽可能避免对外造成中美之间过度亲密的印象。

  就中东地区而言,伊朗在“一带一路”中成为了连接中亚和欧洲的桥头堡,这将引起海湾国家的不满。因此美国必须挑明,是否支持中国的基建项目取决于中国是否承诺维持波斯湾地区的均势。中国在允许伊朗受益的同时,要让海湾国家“利益均沾”。美国若要保持全球基础设施老大的形象,就应当积极发动跨国基建项目,例如2011年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倡议”,建议连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公路和油气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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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希拉里在塔吉克斯坦讨论“新丝绸之路”倡议

  美国若全面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最大的风险在于中国可能利用美国的好意,逐步崛起并威胁美国的利益,尤其是试图改变东南亚和南海地区脆弱的现状。如果真如对华观察家所言,中国欲通过长期战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大国,那么美国现在就不应该给它走这条路的机会。比如,近期中国拒绝接受海牙常设仲裁庭对中菲南海争议做出的裁决,并试图在南海建设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经济一体化不能作为牺牲美国盟友的理由。

  中国官方可能也已经认识到,美国若参与“一带一路”,多少会限制中国重塑欧亚经济的能力。但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中国仍将乐于与美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是高风险、中低收益投资,“一带一路”所涉地区幅员辽阔,所需资金量大,以一国之力或难以承受。如果美国能够加入其中,便能吸引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美日欧主导的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也能吸引私人资本的投入。

  “一带一路”可能成为大国角力的舞台,也可能成为稳定合作的助推器。中美两国合作将朝后一种可能性发展。总体而言,美国应当“有选择地接受”,参与符合美国利益的项目(如致力于促进东南亚区域内部贸易的基础设施等),避免参与甚至抵制与自身利益相悖的项目。中国则应当将惠及中美两国的项目置于优先地位,而将面子工程放在一旁。

  在美国对自身世界定位愈发困惑的当下,面对中国宏伟的战略性倡议,美国需要足够宽容大度,才能抑制与“一带一路”唱反调的冲动。但是美国必须牢记,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将决定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未来。在全球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数亿亚洲人民在贫困线的边缘挣扎,脱贫的希望十分渺茫。美国要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家紧密相关,既然“一带一路”等倡议能够普惠天下,美国就应当支持助力。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外交事务》)

来源时间:2016/10/22   发布时间:201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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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特朗普和希拉里,美国人民还可以有第三种选择

作者:邵善波  来源:《经济导刊》10月刊

  本届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的现象,不仅美国人关注,全世界都在讨论。很多人质疑:美国政治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民主制度出现什么问题?是因为民主过多呢,还是民主不够?过去数年“颜色革命”在多个国家造成乱局,西方民主体制正面临五十多年来未见的挑战。

  西式民主的源起

  民主体制源起自古希腊的雅典,但存在的历史不长,口碑也不好。

  雅典被马其顿灭亡后,此制度消失。在其后的二千多年中,民主不是一种受到推崇的制度。直到美国经独立革命脱离大英帝国,民主制度才以另一形式再出现,成为人类社会治理体制的一个选项。

  不过,美国立国时进行选择,是帝制还是共和,而并非民主还是独裁。美国不少建国者倾向帝制,要拥华盛顿为皇帝。在美国建国的制度建设过程中,民主这主意并不受欢迎,当时制定的宪法及制度,处处防范政党、选举及其可能引起的各种副作用。从订立间接选举制、三权分立到人权修正案,无不是为了限制民选政府的权力,以及压制民粹主义的抬头。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重新出现时,民主经历了如此一段不光彩、现在也是无人愿意多谈的历史。

  但是从二战以后到现在,民主变成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普世制度”。到了此阶段,西式民主己经形成了一种硬性的定义,扼要地说,就是“多党制,定期的竞争性选举,由民众决定谁人执政”。更准确的说法,是西方的民主以“周期性的,全开放及普及性的,以零和竞争的多数票决来决定由谁掌握公权”。这定义其实是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学术界,为针对他们的独裁主义对手,即“共产集团”,而按自己的制度总结出来的基本原素。打造出来的论述及标准并不是为了发展自身的制度,而是因应冷战需要,用于对付社会主义将之作为量度各国政治制度的标准。

  据此,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未符合这些条件,即使有选举,也不能算是民主。而民主体制会因应其优越性而最后胜出。苏联的解体,令这种论述达到巅峰。有人更宣称“历史的终结”,即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已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理想国,终极的优良社会组织体制已经出现。现在回顾,对西式民主制度产生这样的迷思,至今不过二十多年。

  我们应如何解读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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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民主

  价值观与制度构建

  当我们谈及“民主”时,可有不同含义和层次,它可以指一种制度,也可以指一种价值观。一个制度的建立,其背后必然有一种相应的价值观,两者关系密切,但并不等同。人类社群各有不同的历史、哲学和宗教信仰,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组合,当中有部分可能相同或相似。例如美国的立国价值观是“自由、平等、与寻求(个人)快乐/幸福(Happiness)”,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则是“自由、平等、与友爱(Fraternity或译博爱)”。这种分歧反映出两者对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取向不同,其一较偏重个人,另者则较偏重群体。此外,就算同一组合内,不同的社群对于有冲突的价值观,也会分别轻重,并作出不同的平衡和取舍。

  不同的价值观,及对一些相同的价值观作出不同的看法,这必然会反映到制度的设计里。因为有不同的价值观,也因为有些价值观是互相冲突的,而各群体作取舍时又有轻重之分,制度形成时就要做出妥协,所以两个社群设计制度时就算价值观有相同之处,形成的制度也不一样。例如美国人既重视自由,也重视公平、平等,但这两者有时是冲突的。

  如对选举经费的问题上,美国人可以容许个人及企业花无限量的金钱投入,这是“自由”,但如此一来,就与选举的公平与平等发生了矛盾,因为各候选人的资源差别太大,竞争难以公平。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自由更重要,花钱支持竞选人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这其实是将个人自由放在公平之上,也是对自由作非常广义的阐释。香港社会也重视个人自由和公平,但选举开支有上限,并严格执行,这是将公平放在个人自由之上。所以,即便有“普世价值”,也不等于有普世通用的“模式”或“制度”。

  普世价值不等于普世制度

  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是不是普世的呢?这要看所指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是通常来讲,“参与、平等、自由、个人基本权利”等具有普世意义,但西方其实是以自己的方式体现这些“普世价值观”,当中出现冲突时作出自已的平衡和取舍,从而塑造自已的制度与模式。但其他拥有相同“普世价值观”的社群,不一定要用相同的方式去体现,应按照自身情况,作出平衡和取舍,故此,西方的民主模式不可能是普世模式,即便认同一些西方民主背后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也不一定要认同西方的民主模式。

  我们不必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但对引入西方的政治体制,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很多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其实是在鼓吹一种经济与政治“制度”,说得准确一点,是经济层次上的极端自由市场制度,政治层次则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竞争性选举制度。

  制度构建的基因

  除价值观以外,政治制度的构建也包含一些前提、理念、信仰、假设、意识形态,和宣示(assertion)。对于西方民主制度构建的基因,除了通常谈及的自由、平等、人权外,还有什么呢?西方学术界对此有很多论述,结论也较一致。

  个人的自由、平等无可否认是这套制度的出发点,前提则是对独立的个人自由意志存在的肯定。这“个人意志”其实也是一种宣示,这亦引申出“个人大于群体”的价值取向。个人比群体重要,群体是为个人存在,而个人不一定以群体为前提。

  西方选举制度高度肯定竞争,这与进化论的出现,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制度有重要关系,接受“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是其基础。

  西方选举制度也肯定多数决。这是一个机制,是个无奈的妥协。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明白,多数决并不是达到真理或最优决定的方法、也不是真假对错的取决标准。但在民主的制度下,多数决是一个简单而又便捷的办法。制度的设计者其实也知道这方法的缺点,历史上也曾用不同的方法以减少简单多数决的负面影响(如威尼斯)。

  西方的政治制度设计,也包含“政府是个不可避免的恶”以及“人性本恶”这两个前提,这当中有历史及社会背景。民主制度前的欧洲政府,无论是贵族或是宗教政权,善政是少数。至于性本恶,则来自宗教的原罪信仰。

  以上并不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全面论述。总的来说,西方的民主体制建基于一套来自其自身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传统及一些假设、前提及断言,并不仅是一种价值观的组合。

  单从制度构建中的价值观来看,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观,可以说现在都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同,但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民主也是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价值,但我不会将之纳入“普世”范围,因为大家对此还没有共识。其实对自由、平等、权利等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这些理念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分歧。西方文化对这些价值观的认知,认为是来自于自然的、天赋的。这是个宣示,当中没有对与错、真或假的问题,只是观点。这些概念都是先验的,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唯物主义者同时可以认同“自由、平等、权利”为可贵的价值,但并不认为它们是天然的,而是社会组合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在大多数人的认同下,在条件成熟时渐进地引入。

  总的来看,一个政治制度的构建,除了涉及一些共通的价值观外,也涉及信仰、宣示、前提、妥协、取舍。就算是一些共通的价值观,也可以因其以唯心还是唯物为基础,因而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代议制度取代直接民主

  西方在十八、十九世纪恢复使用的民主制,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原装版本有很大差别。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由有资格的公民直接投票决定群体的重大事务。美国立国以来的民主体制,则为代议制民主。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使用“公投”,公民并不直接决定社会的大小事务,而“公投”这种直接民主手段,多不为支持西式民主的学者及政客欢迎。

  事实上,设计代议制度也是要防止直接民主必然出现的民粹主义。代议制度的推动者Edmund Burke在1774年对一些地方选民讲述这个问题时,指出政府的管治与立法,是需要理性及作出判断的行为,不是一时的倾向。政治代表不仅只有卖力,更要有独立的判断。如果他只顺从选民的意愿,并不是为选民服务,就是背叛了选民(大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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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归前,立法局议员是委任产生的,各有其界别背景,上任前政府都会告诫他们,在立法机关内,他们所作的发言及决定,应以全香港的福祉为基础,而不是从他们各自界别的利益出发。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不是现实。在委任制度下能达到这种理想尚有点可能,在选举制度下,则只会是一个美丽的幻想。近代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放任的自由前提下,即社会上的群组、利益集团、个体可以自由集结、发挥,通过公开及不公开的程度,争取自己的利益。

  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以下一次选举作为对议员问责的牵制。如议员的表现违背了大部分选民的意愿,他将在下次选举中冒败选的风险。故Edmund Burke上述的崇高要求,与选举政治的基本运作是不一致的。

  代议制度(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实际上是掏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内涵。选举制度与其说是选代表,实际上是“选主”。当选者不是代表,而是替代人民作决定。这不是要否定选举机制,只是指出选举的真正性质和运作实情,它与一些民主理论所宣称的并不一致。

  竞争性选举作为制度核心的理论

  自由、开放的选举,是西方民主体制的结构核心,制度设计以此体现其“人民作主”的核心价值。这理论建基在“主权在民”的理念上,然后将一个选人的程序,说成是一个授权的过程。但选举其实并非授权程序。有论述者更将这个程序演绎成体现公众意志(general will)的方式。在这三个论述基础上,民主理论进而将选举演绎为政权、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是必需具备的原素。这种论述将人民主权、授权、合法性捆绑在选举机制上,使选举变成整个制度的核心。

  竞争性选举作为合法性来源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信念,或者信仰。但也不能否认,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而言,选举制度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感觉”,对胜选上位的政治人物的承认和接受,对建立公民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都有非常大的效果。问题是,这是否就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种合法性在国家治理失效时,会不会同样有效?

  西式的选举前设是自由、平等与权利。故选举权要普及、平等,每人的票值尽量平等:有自由开放的参与,提名门槛低,各人可自由参选;社会上的群体要有结社自由,各种利益、族群、政见,可组织共同体,维护及扩大自身的利益及权力,组织或支持政党通过选举,自由博弈,争取上位执政。政党及参选人可以以各种手法拉票,只要不违反法律。选举过程中,各方各派各党通过公开辩论,争取选民的支持。其假设是选民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充分了解各种选择,从而作出明智决定。

  此外,选举过程中还有两个非制度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金钱,花钱支持或反对某候选人被认定是体现言论自由,如没有相当的资源,就连参选也不可能,能投下大量资金已成为参选及胜选的必要条件。二是大众传媒。在言论开放下,舆论平台的操控变成选举成败的重要因素。而这方面的公平公正,只能以行业的专业操守作为制约,产业开放作为制衡。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和操作环境下,社会出现分裂,强化、突出分歧是必然的结果。美国的政治生态搞成现在的状况,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变成这样,而是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这些情况。

  美国制度的演化过程

  虽然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立国后最初的150多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并没有落实民主的“普及”这项基本原则。非白人,女性,没有资产的人,都没有投票权。真正普及的选举权等到1965年才出现,即“民权法”通过之后。而该法真正发挥作用,还要经过各州引入运作、逐渐广泛落实和成熟,过程长达10到20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及民主才真正在美国获得落实,广大的公民才能够全面发挥选举权的力量。加上两大党在这过程中,修改了它们的候选人提名办法,这才使普通选民也可以参加决定党的候选人,因而大大加强了党内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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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独立宣言

  可以说,美国直到近二、三十年,才大约落实一个以周期性、全开放的(即普及的)、零和竞争的、多数票决选出操控公权的人的政治体制。这种说法看来较为极端,但符合事实。直到今天,美国才以较接近其定下的民主体制的准则,去落实民主体制。美国人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在其设计的体制中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在很多引入选举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早已见怪不怪,看看台湾、香港地区,情况就很清楚,更不要说美国直接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了。基于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特朗普(Donald Trump)会这么成功。特朗普的讲话反映了很多共和党人和一般美国人的一些内在感觉、情绪和期望。理性、逻辑在这里并不重要。

  美国200年来慢慢地开放选举权,从间接选举逐步发展到直接选举(但总统选举仍是间接),经过了180年左右才达到选举权上的基本平等。随着种族、性别平等的进展,美国到现在才开始面对一个比较普及和平等的选举生态。但当制度认真地按设计的原则操作时,即选民更普及、提名程序更民主、信息更开放、言论更自由,加上互联网的影响时,制度的运作就出问题了。当所有的问题都放到台面上来争吵,谁能拉到最多支持票谁就当权,谁就可操控政策的决定时,这个体系就一定会产生分裂。

  美国以前的选举没有导致大分裂,或分裂并不严重,是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的普及民主。自立国到上世纪末,美国很多政策的决定,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都由几个政客头头关起门来谈妥,再拿到议会上通过就解决了,这是公开的秘密。西方民主建基于承认和肯定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个人,不同的族群存在和分野,和他们之间的公开与不公开的博弈,只要这些行为是符合法律的。

  以前不分裂不是因为它的社会较文明,人民教育程度高,以前能控制分裂,并非源于制度,而是来自社会因素,如较一致的种族结构或宗教信仰,经济发展良好(或不太坏)等。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制度内在的分裂动力,就难受压制。其实这些现象广泛及不断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渐进过渡阶段,一夜间就按美国政治学者的一套理论引进自由民主体制,其失效是自然的,能够成功只是例外。而现在,美国的政治正走向“第三世界化”。

  西方对竞争性选举的迷信和论述,可以归纳为几个关键的认识误区:

  1. 选民是理性的(但其实选民的投票是以情绪及价值观决定的):

  2. 公开辩论、言论自由会引至公众的正确理解和决定(但其实选民的决定主要靠感觉);

  3. 多数决会作出最佳的选择;

  4. 选举产生的领导及代议士,大概会以群体的整体及长远利益为考虑基础。

  其中最关键的是“理性选民”这个神话。选民的投票取向当然有自身的理由和道理,但多数不是理性的,特别是涉及一个群体的长远考虑或利益。美国搞选举工程的人近五、六十年发展出来的策略,首先针对的不是能吸引选民支持的“好政纲”,而是首先找出能挑动选民群体的“情绪因素”(emotional factors)。这一手段已由美国输出到欧洲及其他地方。“选举工程”,已变成一个高度发展、非常专业、成熟的行业,与学院内的自由民主体制论述,完全是两回事,例如找出关键性选民群组、拉票工作集中几个关键州、广泛使用负面攻击手法等,都和传统的民主理论无关。

  国家治理与竞争性选举制度的矛盾

  美国(主要是联邦政府层)出现严重的治理困难,是个不争的事实。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美国己变成一党政治,议会政治己沦为“否决政治”(vetocracy),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相反地,他对中国“能办事”的表现非常欣赏。学者福山对中国的制度也非常关注,他提出国力、法治、与民主作为检视政治制度的三个指标。福山不否认自由民主体制会削弱国家能力,但他相信美国制度仍有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他不仅对自由民主制度还抱有信心,同时仍维持“历史终结”观点。

  国力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矛盾是个现实。独裁制度在国力发挥方面有优势,这是其吸引之处,但它存在内在的坏基因,如不稳定、难持续、传承有问题,即福山提出的“坏皇帝”问题。这是独裁与民主过去几十年来的二元选择争议。

  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再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二择其一,而是在这两者以外,是否还有第三、四种选择。西方学者所称的“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 system),是否就一定不能解决福山所谓的“坏皇帝”问题。事实上,西方对自己的一套,已有非常尖锐和深刻的批判。比起反对西方民主的人,他们批评得更厉害、更深入。但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回到丘吉尔所说的,我们的制度是个坏制度,但它在人类试用过的所有制度之中,却还是最好的。

  接受一个千疮百孔的政治制度,而放弃提出更好的选择,是个难以理解的态度。西方文明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乐观主义为主调,相信社会将不断变得更好,但为什么会接受上述结论?是不是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相信西方民主制度有很强的自我修正能力,但面对当前在美国出现的这么严峻的问题,却又看不到什么大变的可能。中国模式为这个问题提出了新选择。福山认为,就算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优胜的地方,因不能被人复制,故无法形成对西方制度的挑战。在此,他起码肯定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的存在。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中国模式”是富有争议性的课题,有关讨论反映了新中国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到了如何面对自已、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现代化问题的阶段,争议当中夹杂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西化的问题,也涉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当前的分歧不仅是“中国模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连根本有没有“中国模式”、应不应该用“中国模式”这名词,都有不同意见。中国的政治制度、运作及发展模式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这是客观事实。尽管我们不一定完全理解它,并且制度还在变化、发展中,制度的理论也在形成中,虽然严重滞后。

  也有意见认为,中国目前的制度问题很多,缺点明显,对很多情况仍未有解决办法,故不形成一个模式。但模式不一定是要完美的。世界上可能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完美无瑕的模式。故此,是否有问题、有缺点,不足以否定一个模式的存在。探讨“中国模式”主要是指解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构建、理论、运作、发展方向的研究工作。一个模式是整体、相对稳定的、系统的问题,不仅是道路、方法、方向的问题,或一段时间、阶段内的现象或表现。故此用“中国道路”也不是很准确的。

  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议,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矛盾。这与有没有“普世价值”的争议是相关的,如果将“普世价值”改为“西方体制”,这种分歧的真正问题就会变得清晰。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议,是一个关于西方的自由市场主义与自由民主竞争性选举制度是不是普世“制度”的问题。如果西方的模式是“普世适用”的模式,是“现代性”的标准,那么,自然就没有和不应有什么“中国模式”了。

  “中国模式”的基因

  批评西方民主制度不难,提出另类选择则不容易。探讨西方民主制度要了解现代政治制度的构成,以及构建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及阐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国家对不能抄袭西方制度的一些机制,如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执政、两院制是明确的。在过去三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对领导人的上任经验要求、任期及年龄的限制、退休制度、隔代接班安排、接班预先进入等,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现在急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为这些机制构建理论,总结已有经验。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建树,就是分析我们制度的构建基因,以及这些要素与西方的异同和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模式”的基因,构建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建设。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基因含概要素,以下是一些初步想法和建议:

  1. 以人为本;

  2. 以大多数人(不只是简单多数、或绝对多数)的利益、取向为先;

  3. 天下为公,世界不属于某一国、某一族、某一人所有;

  4. 群体为先,不能将个人置于群体之前;

  5. 人性本善,或无先天本性,弃性恶论;

  6. 以群体和谐为重、为贵;

  7. 肯定“民主”作为一价值观,选举是工具,是民主程序的一种,不是全部;

  8. 肯定竞争,但竞争要控制,有序、理性;

  9. 不以选举作为人民授权的程序,不以之作为政权、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或必要来源;

  10. 政权、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历史的选择,持续力来自有效回应、处理社会的问题,并带动社会持续发展;

  11. 政府是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前进的必要工具。政府是对市场管理的关键角色,政府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要有所作为和参与;

  12. 让自由市场发挥其应有作用,但自由市场并非万能;

  13. 用人坚持德才兼备。

  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基本是两回事,它们的内涵只有部分相同,背后的根据、理念多数不一样。中国有其与西方很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建立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发展,以及西方的经验来看,集中发展自已的政治制度己是一个必然及唯一的出路。引入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放任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不是一个选项。国家下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再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来应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论构建工作得从最基层做起,其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来源时间:2016/10/22   发布时间:201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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