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浩  来源：《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

——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

　　内容提要：文章试图在已有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做出新的考察和解读。该框架将表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际体系压力干预下不断重组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进程以来，美国国内先后形成了东北部—西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不稳定多数联盟与东北部/太平洋沿岸V.S.南部/中西部联盟均势四种社会联盟格局，进而导致直接决定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相应地呈现出“共和党一党独大”、“两党合作”、“合作—制衡”与“政治极化”四种主要类型。正是上述国内“政治—社会”机制的作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在实践中经历了从19世纪末现实主义主导的地缘政治扩张，到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复杂历史进程。

　　关 键 词：社会中心论;社会联盟;国内政治;国际体系;自由国际主义

　　作者简介：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一直以来，从对外战略研究的历史与常识出发，国际关系学界总是习惯于以体系中心视角、特别是现实主义的路径观察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将其看作是国际压力作用的结果。即使是“二元决定论”的信奉者，亦即认为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驱动力除现实利益外，也有着自身战略文化的那些分析家，同样无一例外地把自身的研究假设建立在美国作为一个理性的整体之基础上。然而，一个被体系中心论者和战略文化论者所忽视的问题是，上述这些假设背后其实有着一项重要的逻辑前提，即无论是国际体系压力还是美国特有的外交思想传统，都仅仅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着“施动者”(agent)的角色，它们必须通过对国内政治行为体发生作用，才能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治行为体作为逻辑前提，那么对于体系压力或战略文化的探讨便失去了载体，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基于此，国家中心论者将国内政治作为核心变量引入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中，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内在的逻辑缺陷。不过遗憾的是，囿于“制度决定论”，国家中心论者将美国以权力制衡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设计等同于政治活动实践，过于狭隘地理解了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过程，将其看作是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因而这一理论流派的解释力并不充分。为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逻辑链条与因果机制，本文试图提出“社会联盟理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从“社会中心”视角出发，揭示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以来，美国对外战略背后以国内社会联盟格局重组为根本动力所体现出的演化逻辑，由此对其历史变迁轨迹进行一种全新和更有说服力的解读。

　　概言之，以“社会中心”的视角对美国外交进行考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特点：(1)这一视角力图在国际体系变量与国内政治变量之外引入国内社会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发挥的具体作用，从而使美国对外战略动因的逻辑链条更为完整，由此构建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2)这一视角试图从体系、国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出发，表明美国自19世纪末成为世界大国至今，其对外战略的运作在不同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下有着差异化的国内政治机制，因此，我们对于美国对外战略的分析也应相应地采取不同的理论模式或研究路径。

　　基于此，本文将围绕以上两方面内容展开对“社会中心”视角的介绍，并运用这一视角就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进行分析与透视。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并系统介绍了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的“社会中心”视角;第二部分概要论述了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以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变迁为标准划分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三部分依据这一理论分析视角，指出了社会联盟格局与美国对外战略运行背后的国内政治机制间的关系，进而表明在相应情况下研究美国对外战略的正确路径或模式;第四部分对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实践的历史演化进行了系统回顾;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

　　一、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的“社会中心”视角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工业化、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任何一个国家(state)总是既处于国家(nation)间进行政治、经济和战略互动的国际体系之中，同时又处于该国国内社会的运行范畴之内。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曾指出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外部世界之间扮演着某种‘看门人’的角色”。正因如此，一国对外战略的形成才不可避免地同时受到来自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当然，在不同的国内政治体系下，上述两方面压力对国家对外战略的塑造程度存在巨大差异。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的研究，自18世纪以来，按照工业化的先后顺序，现代国家主要具有三类政治组织方式。一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它们奉行的是以代议制民主为特征的世俗—自由模式(secular-libertarianism);二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如德国和日本)，它们大多采用以威权统治为特征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三是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如苏联)，它们往往推行的是以极权统治为特征的神圣—集体模式(sacred-collectivity)。在后发及更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中，政府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工业化，从而确保国家的生存与安全、甚至赶超工业化的先行者，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家的权力和资源，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此外，由于它们中的大多数或是二战后才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或是经历过长期国内革命后组建的共产党政权，其国内社会力量十分脆弱，无法产生政治上的足够影响，甚至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时的首要出发点即为建立在国际体系力量分配基础上的国家安全，而其根本目标则是维护国内精英阶层对于政权的有效统治。因此，在体系变量和社会变量中，前者对于这些国家对外战略的演化发挥着压倒性的作用。

　　与后发及更晚的后发国家这些国际体系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同，美国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崛起的历史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建立在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竞争意识基础之上的企业创新精神，政府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较小，因而一种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法治观念得以在美国发展壮大。追根溯源，这种发展模式得益于其背后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先天优势，尤其是极为有利的工业化时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民族信仰。这一系列独特优势的结果是，美国采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通过代议制民主这一中介将国家与市民社会连结了起来，其中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来行使对于政府的最终控制权。因此，在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力量远为强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政治是植根于社会的。基于这一事实，无怪乎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声称，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根本作用。

　　社会力量的上述作用传导到外交层面，集中体现为它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核心变量的角色。例如，早在美国独立之初，来自东北部和南部的不同社会力量便在国会中围绕如何同前宗主国英国发展外交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无法从国际体系角度给予充分解释的，只能依照国内社会利益集团在外交上的利益偏好进行解读 。一方面，由于东北部的工商业、金融集团及其利益代言人联邦党(Federalists)主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获取经济利益和相应的政治好处，并且该地区进口的货物绝大部分来自英伦三岛，故而主张与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代表南部农业利益的民主共和党人(DemocraticRepublicans)则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反对英国的商品大量涌入美国，主张对英方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迫使其在贸易政策上让步，从而保护南部地区落后的产业。正是上述两大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才衍生出美国外交思想中的所谓“汉密尔顿主义”(Hamiltonianism)与“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ism)两种传统。因此，不难看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依附于现实利益的，无法作为独立的变量发挥作用。

　　回顾历史，社会利益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之所以能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除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原因外，还在于优越的地缘环境使美国从立国时起几乎没有遭受过重大的安全威胁。而自19世纪末随着自身实力增长而开始海外扩张后，美国进一步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而国际体系赋予它的行动空间便进一步扩展，以至于当二战后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超级大国时，它甚至拥有了按照自身意志重塑国际体系的能力。因此，从体系—结构层面看，由美国强大的国力以及特殊的地缘环境所决定，国际体系因素无法在其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中扮演核心变量的角色，而只能通过干预国内社会变量的利益偏好，用以最终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美国与外部国际体系及其内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体系、国家和社会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进程中分别扮演着干预变量、中介变量及核心变量的角色，因而一种“社会中心论”(society-centered approach)的研究视角是我们深刻理解美国外交的基石。当然，全面把握上述三个变量间的关系还需要明确两点。其一，由于美国具有高度开放的政治、经济体系，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在美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必然会产生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上的对外战略选择偏好，从而导致国际体系变量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干预作用。概言之，体系变量对于社会变量的影响“间接”参与了后者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进程。其二，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虽然揭示了社会力量的决定性意义，但这些力量又必须以国内政治过程作为中介来推动完成对外战略决策，因此，抛开国家/政府这一国内政治变量，社会因素便失去了得以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基于此，以“社会中心”视角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核心就在于表明体系、国家、社会三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社会力量在其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

　　二、社会联盟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分阶段特征

　　19世纪末是美国国家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在外交上，美国开始由大陆扩张阶段进入海外扩张阶段，由此逐步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在内政上，1896年的总统大选正式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两党制”，形成了以积极政府为施政理念的民主党与坚持传统的小政府哲学的共和党相抗衡的政治局面。因此，无论对于美国内政还是外交而言，19世纪末都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研究起点。在本部分，笔者将以社会联盟格局的变迁为视角，简要论述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经历的四个阶段的演化历程，从而为后文更为具体地分析各个阶段美国外交的实践奠定基础。

　　(一)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主导时期(从19世纪末到小罗斯福新政)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社会矛盾也日益深化。分裂社会的现实反映到政治和外交上，便形成了东北部与西部联合对抗南部的格局，进而致使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两党“非对等极化”(deeply but not closely divided)的局面：一方面，代表东北部工业、金融、商业以及西部出口农业利益的共和党人始终占据着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代表南部种植园利益的民主党人则在政治上处于少数地位，在此期间，仅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曾问鼎白宫宝座。

　　社会联盟形成上述格局的结果是，美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对外战略——包括大规模扩建海军、大举进行海外扩张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反映的都是共和党所代表的东北部与西部社会联盟的利益。首先，在相互关联的海军扩建及海外扩张两个问题上，东北部和西部都能从中获益。一方面，由于东北部的制造业巨头、金融和商业集团致力于打开并控制拉美和非洲的市场以出口自身的工业产品、扩展商业利益，从而在获取经济好处的同时解决劳工就业等问题，因此，它们极力鼓吹建造一支强大的“深蓝海军”、向拉美和非洲等地进行战略渗透，并吞并夏威夷。另一方面，尽管以经营美国国内市场为主，但出于扩大农产品海外出口的考虑，以及太平洋沿岸本身拥有的天然造舰优势，西部地区的社会力量同样支持东北部的上述主张。

　　与东北部和西部社会联盟的利益相反，美国南部以种植业产业和种植园主为代表的社会联盟则极力反对扩建海军和海外殖民地。一方面，扩建海军使南部地区不仅无法获取相应好处，反而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受害者;另一方面，由于南部生产的工业初级产品主要瞄准的是欧洲发达国家的市场，因而美国在海外扩展殖民地的做法势必会同欧洲国家形成竞争，从而恶化美欧关系，最终波及双方的经贸往来。

　　其次，在贸易政策上，由于东北部新兴的工业力量以及西部落后的农业产业在此期间面临来自欧洲发达国家产品的激烈竞争，这一地区的国会议员纷纷主张采取保护主义;但就南部而言，因为该地区生产的棉花等主要经济作物集中向欧洲出口，与后者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因此代表南部社会联盟利益的民主党议员极力鼓吹自由贸易。不难看出，在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主导美国对外战略决策的政治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外交成为东北部和西部社会利益的体现，并且这种选择建立在牺牲南部社会利益的基础之上。

　　(二)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主导时期(从小罗斯福新政到越南战争)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推动了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的一次重大重组，进而重塑了国内政治的博弈格局。随着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多年来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共和党及其施政理念宣告破产，民主党在有利的国内政治环境下不仅顺势崛起，而且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政治阵营，成功塑造了著名的“新政联合体”(New Deal Coalition)，使得现代自由主义崛起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民主党的崛起使美国政局由共和党一党独大演变为两党势均力敌，尤其是民主党在巩固南部阵地的基础上，不断向东北部拓展影响力，导致共和党在东北部日趋式微。另一方面，随着二战的爆发和冷战的开始，两党虽然在一系列内政问题上龃龉不断，但在外交上的分歧却逐步让位于合作，最终形成了以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为基础的“冷战共识”。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国内政治背景便表现为两党的“非极化对等”(closely but not deeply divided)，亦即两党在实力接近的同时，战略分歧也不那么突出。

　　上述社会联盟格局的出现，根本上源于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与南部“边缘地带”在外交上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一战后，随着美国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东北部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性的工业、技术、金融以及商业中心，美国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已将欧洲列强远远甩在身后。因此，代表该地域利益的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共和两党)纷纷致力于改变保护主义的倾向，向欧洲及全世界出口商品并输出资本。由此，东北部与传统上支持自由贸易的南部种植园主形成了外交上的重要共同利益，也正因如此，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合作要求两党弱化在对外战略制定方面的斗争。此外，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战后初期的苏联对美国造成的强大地缘压力和安全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两党增进了团结。因此可以说，以上因素即为自由国际主义共识得以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当然，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国内也存在一批反对者，他们是西部的孤立主义势力。毫无疑问，西部地区的这一立场同样植根于自身利益诉求。首先，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部的主要经济部门仍然是农业及原材料加工业，该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的是农业生产，而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则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结果是，西部仍倾向于对外贸易的保护主义政策，担心随着美国市场的开放，会有越来越多的外部农产品进入美国，对其国内市场份额形成冲击。其次，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中，西部地区是全美的“重灾区”，与欧洲的联系较之东北部和南部大为疏远，因而西部社会联盟极力反对美国参加二战，并对战后初期的冷战对抗持消极态度。概而言之，西部社会联盟面临的困境使其“要黄油而不要大炮”(butter over guns)，认为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带来的转移支付效应会牺牲自身利益。

　　总之，自小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对外战略的国内基础开始由以共和党一党独大的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主导的格局，转变为以两党合作为特征的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主导的格局。因此，美国在此期间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核心的对外战略所反映出的主要是东北部和南部的社会利益，并且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部社会联盟的利益为代价的。当然，与19世纪末不同，由于这一时期社会联盟的合作与竞争并非以党派划线，具有鲜明的跨党派性质，因此，美国政治在此期间并未走向极化，而是进入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Brownstein)笔下的“谈判时代”。

　　(三)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渐趋分裂时期(从越南战争到冷战结束)

　　“谈判时代”大体维持到了20世纪70年代。此后，以越南战争为主要的催化剂，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变化，但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国内基础——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分裂，致使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衰落。由此，美国正式告别了近一个世纪的对外战略“多数”社会联盟时代，开始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这也为冷战后两党在对外战略上的“对等极化”埋下了伏笔。

　　自由国际主义联盟走向分裂的根源在于维系美国南北合作的共同外交利益渐趋消失，这一点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党内部显现出无法弥合的裂痕，尤其是南部社会联盟日益成为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具体而言，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随着自身经济结构转型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逐渐走向了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开始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对苏联的遏制。其次，随着新兴崛起的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以至于在罗纳德·里根时期，美国发动了对苏联阵营的“第二次冷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冷战后期，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分裂，并且东北部社会联盟日益倒向了民主党，南部社会联盟则逐渐归属共和党的政治阵营。结果是，两党都在很大程度上“净化”了自身的社会联盟基础，“谈判时代”的跨党派合作逐渐走向了党派两极分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因素，因而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共识，因而该战略大体上持续到了冷战结束之时。

　　(四)社会联盟“对等极化”时期(冷战后至今)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维系“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更重要的是，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与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在外交上的利益诉求差异开始展现出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由于冷战后美国兴起的“信息革命”主要由中西部和南部新兴产业地带所引领，尤其是高科技和军工技术等相关领域基本上集中于上述“阳光地带”，因而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倾向于运用美国的优势地位进行全球扩张，以拓展海外市场、增加通过国防开支的“转移支付”所带来的红利;与之相反，东北部“铁锈地带”则仍然在经历“去工业化”过程中产业转型的巨大阵痛，尤其是工人失业和福利下降。基于此，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这些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

　　不容忽视的是，与19世纪末社会联盟的“非对等极化”不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格局表现为社会联盟及其相应党派的“对等极化”(closely and deeply divided)，亦即由于两党处于“势均力敌”状态，极化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政党及其代表的社会联盟都无法成为政治上的“多数”，这就导致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后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例如，在民主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看来，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应将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因为地缘压力的消失给予美国一个绝佳的战略收缩机会。然而，共和党及其代表的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则认为，“单极时刻”的到来使得美国可以充分利用地缘优势进行全球战略扩张。

　　总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之所以体现出鲜明的党派极化和内在矛盾的特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对等极化”的社会联盟格局是19世纪末以来最糟糕的一种组合。追根溯源，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将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三、社会联盟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外交的运作机制及研究视角

　　通过上述对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与总结，笔者完成了对“社会中心”视角第一部分内容的介绍，亦即论证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根本逻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以社会联盟为切入点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笔者对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史进行了简要的四阶段划分。本部分将重点介绍“社会中心”视角的第二部分内容，即从体系、国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表明在不同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之下，美国对外战略得以运行的国内政治机制存在巨大差异，进而指出我们在相应情况下应采取何种理论模式或研究路径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用体系中心论还是国家中心论的视角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都存在相应的逻辑前提，并且这一前提植根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及其历史变迁之中。因此，只有将社会中心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才能找到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线索，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正确的研究路径对其进行分析。

　　(一)稳定多数联盟、一党独大机制与体系中心视角

　　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美国国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以“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为主导的格局，并且代表这一主导性社会联盟的政治力量为共和党人，美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在此期间表现为共和党“一党独大”。在这一背景下，尽管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联盟在对外战略方面存在显著的利益冲突，但力量的巨大失衡致使共和党几乎垄断了外交事务的决策权，进而弱化了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制约，形成了一种“强总统、弱国会”的政治运作机制，最终令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战略成为“东北部—西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利益的反映。

　　在以上“政治—社会”机制的作用下，我们在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时，便可以忽略国内政治博弈的干扰，从“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利益出发，以一种基于地缘政治和国际因素变迁的“体系中心”视角对美国外交进行审视。例如，在欧洲列强掀起全球范围内的“瓜分狂潮”的背景下，美国“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才开始不遗余力地在对欧洲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积极推进自身的海外商业扩张，不仅向拉美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渗透，还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意在通过获取与其他列强同等的商业扩张机会，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毫无疑问，上述以“体系中心”为研究路径的做法，归根到底是以国内主导性社会联盟的对外战略偏好为前提的，假设当时美国存在势均力敌的两大社会联盟，那么其对外战略便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矛盾性与摇摆性，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必然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读。

　　(二)稳定多数联盟、党派合作机制与体系中心视角

　　上文曾提到，由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一直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势力均衡”，因而任何一项成功且持续的对外战略必须有赖于稳定的跨党派合作。更进一步讲，这一政治格局所反映出的美国社会现实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社会联盟重组，特别是民主党向传统的共和党势力范围东北部的扩张，以及后来共和党逐步跨越区分美国南北部的“梅森—迪克迅线”(the Mason-Dixon Line)，进而反过来对于民主党根据地南部的蚕食，使得两党都逐步拥有了稳定并经过重塑的社会联盟;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南部的崛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民权运动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上述两大社会联盟的影响力呈现出日益接近的态势。因此，一个稳定的国内多数联盟的形成，就必然要求东北部“核心地带”与南部“边缘地带”进行政治合作，亦即形成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从社会联盟理论出发，这一格局的出现必须建立在两大社会力量中心存在共同对外战略利益的基础上，而后者本质上是由东北部和南部各自的经济发展、产业形态、贸易结构和人口构成等诸多经济、社会因素决定的，并且在其外交利益形成的过程中，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还将发挥重要的外部干预作用，进而参与塑造这种利益。

　　当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得以构建时，由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决定，行政—立法机构以及国会内部不同的党派之间才能围绕对外战略达成整体上的共识或妥协，形成政治上的多数联盟，从而构建起一种“党派合作”的政治过程或模式，由此成为特定对外战略运作的国内基础。通过研究国会两党议员的投票行为，我们发现，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得以兴起并不断发展，其背后的政治基础或运作机制即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的“跨党派投票”(cross-party voting)一度成为围绕对外战略所进行的政治过程的普遍行为模式。由于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在军费开支、贸易政策、海外承诺以及国际合作等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各个方面都达成了基本共识，因而该战略得以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被稳定并成功地加以推进。也正因如此，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博弈才呈现出了“强总统、弱国会”的局面。归根到底，塑造这一局面的动力主要来自主导性社会联盟的构建弱化了社会力量对于国家/政府的制约力度，因为后者的战略制定反映的是前者的利益诉求和战略偏好。因此，“强总统、弱国会”格局所体现出是一种更深层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并且这一关系源自社会力量自发地赋予政府更大的外交决策权。

　　从以上分析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研究路径的重要结论。由于国内存在一个建立在共同外交利益基础上的稳定多数社会联盟，并且随之在政治层面形成了以党派合作为核心特征的“强总统、弱国会”对外战略制定模式，因此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将美国视为国际体系中一个理性和统一的单元，其对外战略行为的首要参照因素应为国际体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例如，在冷战初期，正是因为美国国内构建了以遏制苏联扩张为核心内容的“冷战共识”，我们对于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才能以“体系中心”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无论是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干预朝鲜半岛内战，还是敌视新中国、发动越南战争，都是美国在国内达成共识的前提下针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阵营进行遏制战略的具体表现。基于此，以体系中心论对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进行研究的逻辑前提，是其国内存在一个支持某项特定对外战略的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社会联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党派合作为特征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

　　(三)不稳定多数联盟、合作—制衡机制与体系—国家视角

　　不稳定多数联盟指的是一个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局部利益分歧，这种分歧虽然不足以导致联盟的解体，但却使美国对外战略在运行过程中不再拥有一种持续、稳定的国内共识。这也就意味着，两党在某些重要的外交议题上可能会进行合作，但在另一些议题上则可能存在冲突。例如，在冷战后半期，随着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逐渐走向分裂，民主、共和两党尽管在国家安全即遏制苏联扩张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基本共识，但却在遏制的具体实施方式上产生了矛盾和分歧，这种矛盾和分歧建立在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社会利益诉求出现变化的基础上，因而是一种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理性选择。

　　在不稳定多数联盟的格局下，美国的行政—立法机构以及国会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属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因而一种“合作—制衡”机制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运作的国内政治基础。同样通过研究国会两党议员的投票行为，我们发现，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之所以在越南战争后趋于衰落，其背后的政治原因就在于两党尽管依然致力于实现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目标，但却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分歧。例如，在军费开支问题上，共和党“要大炮不要黄油”，民主党则反之。又如，在贸易政策上，共和党代表的南部和西部主张自由贸易，民主党代表的东北部则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再如，围绕海外承诺与干涉，民主党极力主张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而共和党则致力于推进全球战略扩张。最后，在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态度上，民主党倾向于通过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并增进多边合作以降低遏制战略的成本，而共和党则支持单边主义，对国际制度与合作开始表现出日益明显的排斥态度。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在不稳定多数联盟格局存在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博弈将呈现出一种“强总统、强国会”的格局，亦即尽管行政—立法机构和国会两党议员在某些问题上仍存基本共识，但不同社会利益的内在龃龉已经逐渐浮现，因而国会内部以及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制衡效应将会显现出来。归根到底，这种政治格局反映出的是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关系源自利益的变化导致社会力量在赋予国家/政府对外战略决策权时，开始出现内部分裂并逐步有所保留。

　　基于此，在不稳定多数联盟存在的背景下，单纯的“体系中心”视角便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给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只有将党派竞争等国内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畴，我们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美国外交所呈现出的复杂特征。归根到底，这种复杂性植根于“合作—制衡”机制背后国内社会联盟间一致性与矛盾性并存的利益现实。

　　(四)联盟均势、政治极化机制与国家中心视角

　　当美国国内不存在一个主导性的社会联盟，并且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影响上大体接近时，美国的社会联盟将呈现出一种“均势”格局，亦即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足以决定对外战略的决策议程，并且各方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例如，冷战后，随着自由国际主义多数联盟的瓦解，美国国内形成了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势均力敌的局面，进而导致对外战略的制定过程开始出现“极化”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尽管在贸易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内部分歧，但在推动美国减少军费开支、进行海外收缩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以及减少海外干涉、强化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南部和中西部社会联盟则倾向于在军事开支以及海外干涉上采取扩张性政策，并力推贸易自由化、排斥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

　　联盟均势的社会格局反映到政治层面，便表现为行政—立法机构以及国会内部不同党派之间的相互斗争成为常态，从而使“政治极化”的机制发展为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基础。仍然通过研究国会两党议员的投票行为，我们发现，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之所以在冷战后趋于瓦解，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党的对外战略理念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与分歧，而这种差异与分歧并非出自意识形态，而是两党各自所代表的社会联盟的利益走向了“两极化”，因而政治僵局的出现是政治人物“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联盟均势格局存在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博弈将呈现出一种“弱总统、强国会”的格局，亦即行政—立法机构和国会两党议员在几乎所有重大对外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取代了共识，因而国会内部以及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制衡将成为政治行为中的普遍模式。归根到底，这种政治格局本质上反映出的是一种“弱国家、强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这一关系源自利益的变化导致社会力量在赋予国家/政府对外战略决策权时，开始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

　　基于此，在联盟均势出现的背景下，无论是“体系中心”视角、还是“体系—国家”视角，均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蕴含的“极化”特征给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正因如此，只有以一种国家中心论的理论模式进行研究，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美国外交所呈现出的内在矛盾性。归根到底，这种矛盾植根于“政治极化”机制背后国内社会联盟间走向冲突以至于“极化”的利益现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对外战略的行为模式与研究视角是由其国内政治机制直接决定的，而特定的国内政治机制又植根于相应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之中。因此，任何机械和单一的理论分析视角，无论是国际体系或国内政治，在理论构建和经验解释上必然存在重大的逻辑缺陷。基于此，笔者认为，只有从“社会中心”视角出发，才能彻底厘清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实际运作机制，从而为分析历史和现实提供一种更为强大的方法论武器。

　　四、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进程：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考察

　　(一)现实主义与美国的海外扩张：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

　　自19世纪末崛起为世界大国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美国国内形成了以“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为主导的国内政治—社会格局，因而美国的对外战略压倒性地呈现出现实主义与权力政治的特点，与之相伴的是美国在此期间进行的大规模海外扩张。如这一时期执政的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即为美国历史上最擅长运用权力政治的总统之一。在其任内，美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海外扩张进程，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其中在拉丁美洲、夏威夷和东南亚等地的渗透尤为突出。

　　这一时期，在“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主导美国对外战略走向的大背景下，尽管期间曾有异常热衷于多边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执政八年，并促使美国在一战后推动建立了国际联盟，提出了集体安全理念，但由于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对于上述理念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理想始终停留在思想和理念层面，并未转化为美国实际的对外战略选择。如正是由于国会的阻挠致使美国最终没能加入国际联盟。由此可见，在致力于通过海外扩张、同时与欧洲列强保持距离而实现自身利益的“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左右美国国内政治的背景下，美国外交呈现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不难看出，这一选择根本上是由主导性社会联盟在外交上的利益决定的，而无关意识形态。

　　(二)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从小罗斯福到奥巴马

　　1、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缘起与特征

　　一直以来，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和政治人物倾向于将自由国际主义与多边主义及国际制度联系起来。必须承认，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强调国际制度和多边国际合作对于美国外交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二战后，美国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即建立在这两个要素的基础上。然而，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实施时间最长也最重要的一项对外战略，还有着另一个同样关键但却被普遍忽视的特征，那就是运用美国权力以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愿和决心。因此，正是上述两方面特征构成了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并使它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战略区分开来。通过回顾美国外交史发现，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将上述两个要素充分结合了起来，由此使之成为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想奠基者和实践先驱。

　　罗斯福对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考与运用集中体现在他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和设计里。例如，在众所周知的“四大警察”理念中，罗斯福把集体安全体系与当时世界上的四个主要大国(同时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美国、苏联、中国及英国联系起来，致力于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重要保障，并且认为美国应在其中发挥“首要”作用。又如，罗斯福非常重视国际规范的作用，认为领土争端、政治冲突和民族纠纷等国际热点问题应通过协商谈判而非单边行动加以解决。可以说，以上这些理念构成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想基础，并通过二战后的一系列外交实践，包括组建联合国、创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后来成立北约组织等，成为美国的一项现实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缘起于罗斯福时期美国对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思考、设想及其外交实践中。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仅作为国际关系理念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致力于将多边合作及国际制度与美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强大权力结合起来，从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念改造国际体系，最终实现自身战略利益。

　　2、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主要内容

　　通过上文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两方面特征的界定，我们在分析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时，便拥有了明确和可操作的工具，因为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美国的一项对外战略，其核心内容必然反映出该战略的上述两方面特征。这也就意味着，在外交实践中，美国的行为只有将这两点同时体现出来，我们才能有理由将其对外战略称为“自由国际主义”。具体而言，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由以下四点构成：(1)持续且较大规模的军费开支;(2)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和国际金融政策;(3)对海外承诺与干涉的强调;(4)对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积极态度以及相配套的行为。

　　首先，由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要求美国具有运用自身权力来维护国际秩序及自身利益的意愿，因而持续且较大规模的军费开支成为这一战略得以实施的首要支柱和根本保障。例如，当现实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的国家时，美国必须有能力消除或至少遏制这种挑战，否则自由主义秩序甚至美国的国家安全便会面临巨大威胁。此外，与维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相关，美国要想在海外进行广泛干涉，同样要求其具备超强的军事实力。总之，自由国际主义这一宏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各方面都会对美国国家资源、尤其是军事力量的投入提出较高的要求。

　　其次，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往往主张推行自由贸易和金融国际主义，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和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体系。此外，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经济事务上的国际合作还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尤其是在与苏联激烈对抗的冷战背景下。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安全的关切，美国在冷战时期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国际经济方面的倡议，建立了一个由它领导的多边国际贸易、经济和金融体系。例如，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谈判中，由于美国所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最大且商品竞争力最强，因而华盛顿在向世界提供开放的市场和稳定的货币的同时，也能从这一公共产品中获取最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总的来看，冷战时期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中经济与安全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

　　再次，作为一种国际主义的战略取向，对于海外承诺与干涉的强调也是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正如本文在导论中指出的，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的信念，即相信国际政治能够通过推广民主政体、推进多边合作等方式，从根本上摆脱以战争、冲突和均势为特征的旧有模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认为，自己只有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持续关注和干预，如通过维持全球盟友体系、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和向海外扩展民主等，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国际政治回到二战之前以均势政治为主要特点的权力斗争状态。基于此，海外承诺与干涉也是实现自由国际主义目标的重要保障之一。

　　最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还意味着广泛参与各类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通过构建一种基于制度的新型霸权，使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能够超越自身实力的局限。例如，通过在联合国、北约等多边政治、军事组织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经济、贸易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不仅可以降低维持世界霸权的战略成本，而且可以令美国的霸权更容易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当然，这一选择也意味着美国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从而减少了自由行动的空间。

　　3、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历史演化

　　从罗斯福时代起，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集中体现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衰落以及瓦解的三阶段过程。

　　(1)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

　　从20世纪30年代初一直到二战后初期，由于德国、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欧洲的极端羸弱等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的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工业、金融力量和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了共同利益、民主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以及美国经济在战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共同推动美国国内先后形成了介入二战和冷战对抗的广泛共识。这种共识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美国应不断推进自己领导下的多边国际经济和安全合作，并充分运用国际制度维持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二是美国应突出自身权力优势，积极调动各类战略资源以遏制纳粹以及苏联集团的对外扩张。基于此，在从罗斯福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历届美国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得以发展成为美国自立国起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

　　(2)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20世纪70年代初到冷战结束)

　　到了20世纪70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根基——美国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多数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分裂，由此致使该战略逐渐走向了衰落。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逐渐趋于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对苏遏制，而随着新兴崛起的中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联盟出现了明显分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因素，因而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基本共识，因而该战略得以大体上维持至冷战终结。

　　(3)自由国际主义的瓦解(冷战结束后)

　　到20世纪90年代初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致使维系美国国内“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彻底消失，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与此同时，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联盟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进而逐渐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亦即民主党及其联盟愈发倾向于自由国际主义中强调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一面，而共和党及其联盟则逐渐转向自由国际主义的另一面——对于美国权力的积极运用。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项对外战略已经彻底瓦解，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后也因此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不断交替的“钟摆”状态中。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种“极化”现象在短期内将难以出现根本改观。

　　五、小 结

　　本文旨在提出一种对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逻辑的新解释。为此，文章开篇即从影响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三个变量，即体系、国家和社会入手，论证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把“社会中心”视角引入美国对外战略研究奠定了逻辑基础。在厘清了上述三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后，笔者系统论证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根本逻辑，从而完成了构建社会联盟理论的第一步，即逻辑演绎，表明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及其变迁所蕴含的根本逻辑，是一种以国际体系压力及其影响为干预变量、以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为中介变量、以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其力量对比为核心变量的政治学因果机制。在这一基础上，笔者运用社会联盟视角对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外交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从而验证了该视角在经验上的可行性。

　　在本文第二部分，笔者完成了构建社会联盟理论的第二步，即论述了社会联盟及其格局演化对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决定性意义，并由此提出了解释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国内政治机制及其相应的理论分析视角。首先，当国内社会力量能够形成一种基于共同对外战略利益的稳定多数联盟时，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将体现为“党派合作”或 “强总统、弱国会”。因此，我们在分析美国的战略实践时就应采用“体系中心”的视角。其次，当国内社会力量在外交上既存在共同利益，又有着利益冲突时，美国的社会联盟格局将体现为一种不稳定的多数联盟。相应地，其对外战略的制定将成为不同社会力量间进行合作与竞争的一种政治博弈过程。在这一背景下，一种“合作—制衡”或 “强总统、强国会”模式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基于此，我们只有采用一种将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相结合的“体系—国家”视角观察美国外交，才能全面理解其复杂性。最后，当国内社会力量因利益冲突而无法在外交上形成一个有效的多数联盟时，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将体现为“政治极化”或 “弱总统、强国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中心”的研究视角将成为准确理解美国外交内在矛盾的正确方法。

　　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本文还对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由现实主义主导的海外扩张到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走向瓦解的这一变迁的历程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通过对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界定，尤其是对其核心特征与主要内容的归纳 ，确立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切入角度和有力的分析工具，从而为运用社会中心论对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进行解释找到了突破口。

　　通过对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层次研究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统筹与梳理，本文重点探究了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核心动力以及根本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挖掘其每个阶段的实践运作机制与相应的理论研究路径，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系统、科学并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与论证，本文表明，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构建将进一步丰富并深化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受篇幅所限，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时间：2016/10/2   发布时间：201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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