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早霞，闫金红  来源：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

以劳威尔·托马斯及“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涉藏活动为例

　　摘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父子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两位进入拉萨并与达赖喇嘛等西藏政要会晤的美国人。托马斯回到美国后先后与美国总统、国务卿会晤，此后一直致力于支持达赖喇嘛的西藏独立活动，利用媒体人身份发表大量文章宣传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称中国政府解放西藏是“入侵”、是对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威胁等。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后，数万藏人随之出境进入印度、尼泊尔等邻国。在美国成立的以托马斯为主席、国会议员等知名人士为副主席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与印度国会议员担任主席的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及达赖喇嘛等流亡势力密切合作，由此建立起了美国、印度与达赖流亡势力之间通畅的沟通渠道。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学者外交家柔克义两次入藏探险并发表大量相关涉藏著述以来，在20世纪不断有美国探险家入藏。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13位美国人进入拉萨，其中最后两位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LowellThomas）和他的儿子小托马斯（L.ThomasJr）。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两位公开入藏的美国人。托马斯父子拉萨之旅不但得到了美国驻印度使领馆的诸多帮助，在拉萨期间，托马斯父子还与当时年仅14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西藏“外交局”局长柳霞、索康分别会晤。回到美国后，托马斯父子又分别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就其西藏之行作了汇报。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后，大批西藏难民涌向印度与尼泊尔，在美国政府不便公开出面对所谓西藏难民提供援助的情况下，1959年4月在纽约成立了以劳威尔？托马斯为主席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承担起以民间援助为名的美国援助流亡藏人行动。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托马斯一直都是达赖喇嘛西藏“独立运动”的积极鼓动者与支持者。那么，如何理解托马斯的西藏情结？1959年西藏叛乱后美国政府如何利用非政府组织援助达赖分裂势力？托马斯领导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如何运作并以此加强与达赖集团及印度政府的联系？这是本研究所要力图探究的问题。

　　一、1959年西藏叛乱后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及其流亡藏人的援助政策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外逃应该说是美国的夙愿。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美国曾秘密采取多种行动促动达赖出逃。1951年6月美国国务卿给驻泰国领馆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提出，“达赖是一个象征，也是亚洲抵抗共产主义的潜在领导人”，希望能够说服泰国接受达赖到泰国避难。

　　西藏叛乱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反应迅速。1959年3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0次会议备忘录中有记述：“中情局长说他想先报告一下目前西藏形势发展情况。自3月10日开始，在拉萨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导致达赖自拉萨出逃。中共要绑架达赖，把他带到北京。当拉萨人民知晓这些计划后，成千上万的西藏人涌向拉萨市（原文如此，作者注），将达赖保护起来。接着在拉萨出现了混乱局面，中共一个军事据点被占领。喇嘛支持叛乱行动。北京起初想使用宽大政策解决问题，但后来被迫采取了强硬措施，叛乱者3月24日离开拉萨。”“这件事对北京控制西藏主要城市不构成真正威胁。中共当然要被迫应对叛乱藏人的游击战，情势很难应付，因为中共希望避免在西藏采取激烈行动，避免引起印度不快。”由此可以看到美国高层非常清楚中国中央政府面临的形势与政策取向。中国政府并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也不愿采取极端手段解决问题。但达赖叛逃印度后，采取了鼓励藏人大批逃往印度的政策。达赖喇嘛进入印度后在与印度官员的首次会晤中即提出他要请求尼赫鲁无限制地接纳西藏难民。3月26日，国务卿赫脱（Herter）发表公开讲话，谴责中共在西藏“对人类自由的无情镇压”。达赖喇嘛进入印度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给达赖发出私人信函，祝贺他成功出逃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区进入安全地带。

　　美国高层认为达赖出逃将产生重要国际影响。4月17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森（WalterS.Robertson）在给参议员汉弗莱（Humphrey）的信中说：“美国准备支持任何解救西藏人民的可行计划。”“我绝对认为西藏叛乱将产生重要长远影响。”4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3次会议讨论所谓的西藏“爱国者”问题。“中情局长杜勒斯（AllenDulles）说有关西藏形势的最新信息清晰表明：不同政见者，或叫爱国者已遭到中共毒打。目前爱国者都已聚集到西藏相当狭小的地区，非常可怜。这些爱国者没有食物，没有供给，他们请我们向印度政府说情允许他们进入印度。杜勒斯说：当然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他们，但形势困难，中共已部署有效军力，他们正在用的是曾经参加过韩战的士兵，也在有效利用飞机，看来好像康巴地区叛乱部队都被打散了，在拉萨地区的叛乱力量也是如此（2段，13行未解密）”。“由于难民缺少食物，国务卿赫脱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使用PL480实施援助。中情局长杜勒斯回答，我们正和红十字会的格伦瑟（GeneralGruenther）商量这个问题，可能印度会请求给这些难民提供食物。副总统发表意见说，他感到利用红十字会作为媒介帮助难民比美国政府直接插手要好。”“麦克罗伊（SecretaryMcElroy）问政府是否要尽一切所能使残忍的中共对西藏的行动曝光。他认为应把西藏看成是又一个匈牙利，但看起来好像是：西藏形势已事实上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我们是想让它持续下去。”“麦克罗伊提醒说必须小心行动，我们自己不要刺激中共在西藏的行动，我们希望秘密帮助亚洲人民，让他们自己使西藏行动在世界上广为人知。杜勒斯保证就这个问题开展工作。”

　　4月30日，代理国务卿狄龙（Dillon）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备忘录解释说：“我们躲在幕后，目的是让那些受印度思想影响的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西藏发生叛乱后，美国国务院“通知新德里使馆：美国目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会削弱叛乱在印度产生的影响。但我们预测随着难民的不断涌入，印度政府或者私人慈善机构会请求国际援助。我们认为美国的任何援助都应该是间接的，以避免给印度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援助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出于政治考量。”“美国提供援助的方式可能是：（1）通过国际志愿救助局（InternationalVoluntaryReliefAgencies）；（2）通过印度政府或自愿者组织转交印有PL480的农业商品；（3）国际红十字会渠道；（4）直接给印度政府捐钱。”1959年5月8日，美国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的备忘录中也明确记述了国务院副国务卿帮办墨菲（DeputyUnderSecretaryMurphy）的讲话：“避免提及美国政府卷入、通过非官方渠道提供援助非常重要”。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资料看，这一时期，在援助流亡藏人这一问题上，美国精英阶层有惊人的共识。1959年4月15日，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阿什利（ThomasLudlowAshley）给总统写信，将1959年的西藏叛乱与3年前的匈牙利事件相比，敦促总统盛情邀请达赖喇嘛到美国访问。白宫的回信虽然对邀请达赖访美不置可否，但明确表示“总统密切关注西藏人民的境况，希望美国能尽一切可能支持西藏人民反抗中共奴役的英雄壮举。”4月17日国务院官员给参议员的信中也讲到：“美国要利用西藏的动荡形势支持反对中共的游击活动。”4月25日，美国联合出版公司总裁（PresidentoftheUnitedPublicationCorporation）威廉·麦克马洪（WilliamD.McMahone）就西藏叛乱后的形势与政策给总统提出6条建言，特别强调了援助流亡藏人的策略问题：

　　“（1）范围广大并得到普遍支持的藏人反抗中共的起义遭到无情镇压，这可能比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更为敏感、重要、而且人口稠密的地方，这个地区受到日益严重的中国共产主义威胁，这个威胁是对佛教制度、和平主义、中立主义的公然进攻。

　　（2）军事干涉既不明智也不现实。

　　（3）美国不应采取任何掩盖残暴真相的行动，或者说给共产党提供“帝国主义干涉”的口实。

　　（4）我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该强调美国传统的人道主义。

　　（5）任何行动都应该是由私营组织扮演主要角色。

　　（6）但是美国政府应该表明将全力支持帮助一个负责任的计划，这将为以后的进一步行动打下基础。”麦克马洪还提议可“由劳威尔·托马斯这样的人出面来组织这样的工作”。

　　中情局长杜勒斯在西藏叛乱后也与达赖喇嘛及其兄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杜勒斯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讲话中说：“我们与（达赖喇嘛及其兄弟）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且致力于共同的工作。我们计划提供援助，已经与红十字会的格伦瑟讨论了这个问题。”

　　显然在援助达赖问题上，美国的精英阶层有一个基本共识：在冷战环境下由总统或者中情局长出面给达赖喇嘛及其流亡藏人公开且高调的支持都不合时宜，会被贴上“冷战的标签”，美国需要一个表面中立的非政府组织来协调美国对达赖及其事业的支持。由此不难理解以新闻评论员托马斯为主席的所谓“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很快于1959年4月17日在纽约注册成立。

　　二、劳威尔·托马斯及其西藏情结

　　劳威尔·托马斯1892年4月6日出生于俄亥俄州，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新闻评论员及旅行家。托马斯从丹佛大学硕士毕业后到芝加哥一家杂志社工作，同时在伊利诺伊科技学院的法学院教授演讲课。1914-1916年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授课。一战结束后的整个20年代托马斯一直做杂志编辑工作，30年代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音员，之后曾一度转至全美广播公司（NBC），1947年再度回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托马斯父子在美国政府帮助下自印度进入拉萨，并与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政要进行了广泛接触。在拉萨，托马斯通过录音向美国听众报道西藏，是第一位在西藏高原向外部世界报道中国西藏的新闻主播。托马斯在纽约的玛利亚教会学院（MaristCollege）建有自己的传播大楼，有关托马斯的历史档案就收藏在这个学院图书馆一个专门的部门——托马斯档案室（ThomasArchives）。1976年美国总统福特授予托马斯“总统自由勋章”。

　　1949年7月31日，托马斯父子自印度加尔各答启程前往西藏，于8月28日抵达拉萨，与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政要会晤后带回达赖及西藏噶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的信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美国大报都有关于托马斯西藏之旅的报道。1949年9月23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文章，报道了托马斯自西藏回国途中自马背上摔下来严重受伤的情形。“托马斯和他的儿子小托马斯离开西藏首府禁城拉萨3天后，在经过一个17000英尺的喜马拉雅山口时，自马背上摔下来受重伤。这位57岁的新闻主播随身携带着达赖喇嘛给总统的信。托马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已经请求美国空军飞机救援。在印度边界，已有印度医生为托马斯诊治。”《纽约时报》1949年10月7日文章报道：“托马斯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美国可以在西藏设立使团。而迄今为止只有少数的外国人能进入西藏。”

　　1950年，自西藏回国的小托马斯出版著述《世外桃源——穿越喜马拉雅进入禁地西藏》。此书一开头便以设问的方式阐释了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为什么达赖喇嘛邀请他们父子入藏？回答是所谓的“西藏害怕共产主义”。书中讲到：“1949年夏，中国共产党军队已经解放了中国大部地区，并且已申明将很快解放西藏。”“这是到达拉萨后最主要的话题。”“得知中共意图后，拉萨政府考虑如何让美国人了解西藏所面临的来自亚洲共产主义威胁的严重问题。而且，他们还想让美国人以及全世界都知道西藏一直是，现在也是一个独立国家。”

　　一般认为，托马斯父子在拉萨最重要的行动是与达赖喇嘛的会晤。但在小托马斯的著述《世外桃源》中却这样写道：拉萨之行最重要成果之一是与西藏两位“外交局”局长柳霞、索康的会晤。会谈的主题是共产主义与中国，但具体内容没有向读者详细说明。10年之后，托马斯与达赖喇嘛再次会晤，地点由拉萨变为印度达兰萨拉。此时的达赖喇嘛是一个流亡者，而托马斯又有了另外一个身份——“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主席。

　　从托马斯回到美国后的活动可以看到托马斯西藏之行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美国总统、国务卿分别与托马斯父子进行了会晤。在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有关国务卿艾奇逊的文件档案中，有1950年2月17日托马斯与艾奇逊的一份谈话备忘录。该文件记述道：托马斯在谈话中提及了之前他与总统会晤时的谈话内容，说他自西藏归来后脑子里有两个想法，也在与总统的谈话中提及过。一是有关印度驻拉萨主管黎吉生(H.E.Richardson)来美工作问题。托马斯向艾奇逊力荐邀请黎吉生到美国大学任职，并积极为此四处活动。二是美国与西藏建立关系问题。托马斯认为，鉴于西藏的重要性，包括其在中亚宗教上的影响及地理上处于印巴之间的边界交界处等地缘因素，美国应该了解西藏形势并鼓励西藏与共产党对抗。托马斯认为，西藏地形适合游击战，西藏军队可以抵抗外部进入西藏的任何军事行动；美国对西藏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有必要派一个使团入藏。为掩人耳目，表面上可以是派出一支登山队。国务卿对托马斯提出邀请黎吉生来美国大学工作及派使团入藏的想法表示支持。由此不难理解，冷战高潮时期，尤其在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出逃印度后，托马斯成为一名积极的援助达赖流亡势力分子及美国政府西藏政策代言人。

　　三、“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建立及其运作

　　1959年4月13日，《纽约时报》文章《托马斯成为援助组织的首领》报道：“演说家、作家劳威尔·托马斯昨天宣布成立‘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托马斯已致函在印度避难的达赖喇嘛，表示支持西藏人民反抗共产党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托马斯先生告诉达赖喇嘛：今天我们组织紧急救助委员会以调动公众支持救助西藏难民。”1961年9月21日修订后的注册章程定义：“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是一个非营利、非政治、无党派、无宗派的自愿慈善机构。其目的有四：

　　1.对因遭受共产党压迫而逃离家园的西藏难民进行安置，提供帮助。

　　2.从慈善机构、个人及其他公共组织募集资金及其物品，直接给予西藏难民以资金支持，或者与亚洲的慈善组织合作支持西藏难民社区。

　　3.任何个人包括董事、官员不能从中谋取利益，但付出劳动可以得到薪酬。

　　4.公司的任何行动都不以营利为目的。

　　公司的运作规则包括：每年4月的第4个周一举行年会，选举董事，听取上一年度董事会的工作报告；主席、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可以在任何时间召集特别会议，也可以由至少四分之一的成员提出书面申请，由秘书召集特别会议；年度会议及其特别会议的法定参加人数至少达到会员（或者他们的代表）的三分之一以上。公司运作由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由3-5人组成，每年选举一次。董事会每年召开2次会议。法定召开会议的人数是必须有三分之一董事与会。

　　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委员会负责人——主席1人：劳威尔·托马斯；执行副主席1人：马温·利布曼（MarvinLiebman）；副主席4人：道格拉斯法官（JusticeWm.O.Douglas），格瑞格森博士（Dr.MagnusIGregersen）；约瑟夫·格鲁（Hon.JosephC.Grew）；华尔特·周以德（Hon.WalterH.Judd）；秘书1人：格塞德博士（Dr.B.A.Garside）；财务主管1人：小阁瑞斯先生（Mr.J.PeterGrace，Jr.）。

　　从公司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身份可以看出这个非政府组织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主席劳威尔·托马斯曾经是重要历史时期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国务卿之间的信息传递人，亦是达赖喇嘛西藏独立运动的强力鼓吹者；副主席道格拉斯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最高法院陪审法官；格鲁是美国职业外交家，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周以德是美国资深国会议员，极其反共，是蒋介石政权的强力支持者。世人对这个神秘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抱有强烈的好奇心。有西方学者撰文说，“1967年，这个委员会神秘而突然地解散了，余下的工作转交给了其他组织继续履行其义务”。这实际上反映了世人的一个疑问：这个非政府组织有多深的政治背景？它的功能除了公开的对西藏难民的救助外还有哪些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公司成立后很快投入运行。1959年5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公司利用喷气式飞机给印度西藏难民运达了价值35万美元的药物，包括土霉素、青霉素。6月3日，托马斯在《纽约时报》发布整版广告，这个被称作“1号报告（ReportNo.1）”的广告标题是“西藏逃亡”（FlightFromTibet）。在标题上方的显著位置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一句话：“急需药品——尼赫鲁”（“TheRequirementsforMedicinesareEssentialandImmediate…”JawaharlalNehru）。这个由主席托马斯撰写的1号报告首先谈及的重要问题是：“西藏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文章说：“当中国共产党炮轰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宫殿时，我和我的儿子每天都密切关注着新闻。我们曾经在那金色穹顶的香格里拉度过一段时光，至今我们对西藏及其人民怀有深厚感情。那些经年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地、热爱和平的佛教徒们对我们非常友善。当达赖喇嘛逃离拉萨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年轻的领袖被迫穿越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逃亡印度走向流亡道路时的痛苦，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托马斯说：“我们和一些朋友协商后决定做点什么。在一周之内我们建立了‘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成员中有一些著名人物，如苏丹·卡廷（SuydamCutting）是卓越的自然学家、探险家，西藏研究的先驱，撰有《火牛年及其他》等涉藏著作。最高法院陪审法官道格拉斯和我一样热爱喜马拉雅及其人民。”

　　文中托马斯援引“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驻印度现场负责人特拉维斯·弗莱彻（TravisFletcher）的报告：“那里有1万名刚刚抵达的西藏难民，其中一些人在战斗中受了伤。他们与之前自11月份以来逃到这里的人会合。由于纬度、气候的突然变化，许多人生了病，当地不能提供充足的医疗救助，急需磺胺类药物、维生素、抗菌素。食物、衣物也非常急需。请动员美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提供帮助。这是人道主义危机，急需钱购买所需物品。”报告还提到之前他们曾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过电报，询问需要做些什么来提供帮助。尼赫鲁通过印度驻纽约领馆的领事梅农（M.GopalaMenon）回复说：“非常感谢你们的电报。印度政府已经为接待西藏难民准备了帐篷。我们为此建立了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CentralReliefCommittee），国会议员克里帕拉尼（J.B.Kriplani）担任主席。”“已告知‘中央救助委员会’尽快与你建立联系，以便建议贵委员会提供哪些帮助。现在最急需的是药品。”文章还说：“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山脉与沙漠阻隔，西藏是这个星球上最遥远并且与外界隔绝的一个国家。在确知达赖喇嘛已经到达印度避难后，有关大批难民涌向边境的新闻在媒体上基本消失。但我们仍然认为为此做出努力是值得的。”报告对美国相关药品公司、航空公司为援助西藏难民所做的努力给予肯定后，以设问的方式结束了其长篇报告：“为什么我们的人民能够行动起来？”托马斯的回答具有深刻的哲学寓意和政治内涵。他说：“很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是中国共产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这种精神已经渗入到我们的传统与民族心灵的深处。对于我们来说，西藏人民很陌生——他们说着我们不了解的语言，几个世纪以来与外部世界隔绝——但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他们也相信人类是一家，并且信仰上帝之父。”“我们都一样坚信自由与独立，因此我们理应提供帮助。”“我们的西藏朋友正处于危难之际；他们背井离乡成了难民；他们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托马斯1号报告”还向公众告知了委员会的办公室所在地，主要负责人及人员组成名单，其中很多人是社会名流，具有很强的社会号召力。广告向民众告知了捐助方式与地址，同时配有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印度驻纽约领馆领事及首批提供药品援助的公司负责人在纽约国际机场为西藏难民托运药品工作的大幅照片。

　　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成立后，前方现场主管弗莱彻立即自香港飞赴印度，建立驻印度前方办公室，深入藏人难民营、与达赖喇嘛合作开展难民救助工作。弗莱彻1959年7月17日从印度发回给托马斯的一份“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报告称，托马斯派往印度的代表在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会员的陪同下，一起到达赖喇嘛在穆索里的住所拜会达赖喇嘛，他们共同分析了西藏难民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决定在达赖喇嘛总部与克里帕拉尼之间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保证在印度“中央救助办公室”与达赖喇嘛总部之间的信息畅通。达赖喇嘛还询问托马斯的代表：能否派出一些优秀藏人学者到美国学习与研究。此外，达赖喇嘛还特别希望能在所谓的难民中挑选出1000个青年人到国外接受教育。他认为此举“有助于他的民族永久存续”。他还询问美国是否能够接受这些年轻人。与达赖的会晤结束后，托马斯的代表及印度“中央救济委员会”的人员一起与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共进午餐。嘉乐顿珠回到新德里后与托马斯的代表又一次会晤，并再次提及派流亡藏人到美国接受教育及藏人移民美国问题。在这份报告中，弗莱彻建议美国相应的基金会及教育机构接收藏人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他还建议国会能够签署法律分配给流亡藏人移民美国名额500或者1000个。1959年11月19日，托马斯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介绍委员会工作情况，并请求一起随行去印度访问。

　　“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成立后一度致力于达赖喇嘛访问美国。1966年6月27日，印度前方执行主席弗莱彻与达赖会晤，商讨达赖访美事宜。弗莱彻在给托马斯的信中曾详细讨论达赖访美涉及到的三个问题：资金支持问题，安全保卫问题，政治问题。弗莱彻认为这将是“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工作的顶峰。但从之后的历史发展看，这一高峰并没有出现。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对西藏难民的救助工作，通过与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主席是国会议员）的联系、与达赖喇嘛及其流亡势力的沟通，建立了美国高层与印度政要及达赖喇嘛三方高层间通畅的沟通管道。

　　1970年4月，“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历时11年的运作完成历史使命，总计募集资金2431868美元，其中2208323美元，即总资金的90%用于安置西藏难民。

　　四、结语

　　从现有的解密历史档案中不难看到，“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建立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主题为“拟建立‘美国自由西藏紧急委员会’组织”的国务院谈话备忘录记载：1959年4月1日，有国务院远东局公共事务顾问菲斯克（ErnestH.Fisk）参加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时任美国“反对承认中共亿人联盟委员会（CommitteeofOneOneMillionAgainstRecognitionofCommunistChina）”执行秘书马温﹒利布曼在4月1日的电话中说：他提出建立的组织——“美国自由西藏紧急委员会”（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FreeTibet）正在悄悄的组建中，会在国务院认为合适的时间对外界公开宣布。利布曼还谈到，提议建立的“美国自由西藏紧急委员会”可以把当时在印度的所谓西藏前噶厦带到美国，“成为其利用西藏事件的一个项目”。利布曼还谈到“他将在4月3日下午与国会议员周以德一起去见印度大使，就紧急委员会如何为西藏难民提供帮助寻求建议”。拟建立的“美国自由西藏紧急委员会”就是日后建立的以托马斯为主席、利布曼为执行副主席、周以德等为副主席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给参议员汉弗莱关于西藏叛乱的回信中也明确阐释：“美国政府与‘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这样的私立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做好准备给予任何可能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到“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与政府的密切关系。

　　实际上，美国的所谓救助难民政策体现了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的国家利益需要。1960年9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NSC5706/2）就曾明确阐释说：“美国对共产党国家逃亡者的单边援助应该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种利益包括政治方面、心理方面及情报方面。”诚如美国经济学家里奥·奇纳（LeoCherne）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自由世界可以更成功地利用人道主义干预而非军事干预的手段对付共产主义的入侵。”“对于那些无助的人来说，药品、衣物、医疗帮助是世界上对于人类内在精神战斗的最有效手段。对西藏难民提供强大援助就是对在日内瓦谈判桌上的美国国务卿赫托及其他自由世界领导人最宝贵的道义支持。”由此不难理解“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其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备忘录在撰写募捐广告中这样为达赖出逃定性：“西藏人民反抗中共压迫的英勇斗争得到了自由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达赖喇嘛突然逃往印度成为身陷中共残暴攻击的西藏人自由与希望的象征”。而且，“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实际运作中有很强的政府背景。“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实际上搭建起了美国高层政治家与印度政府、达赖流亡势力之间联系的桥梁。主席托马斯是一位坚定的西藏独立支持者，是美国政府与达赖流亡势力之间重要的联络人；执行副主席利布曼是一位坚定的反共斗士；副主席周以德作为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其西藏观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是高度的一致。1959年12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周以德博士寻求对西藏难民提供帮助》说：“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副主席刚刚从印度的西藏难民营考察归来，他在印度期间曾与达赖喇嘛会晤”。“周以德博士说他希望美国能够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以此保持西藏难民驱逐共产党、返回家园的希望。”

　　“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不仅帮助印度安置流亡藏人：提供急需药品，衣物，以及对流亡藏人进行技术工作培训等，还致力于文化建设。海外西藏文化建设是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一个工作重点，包括在印度、美国建立文化中心，在美国的大学开展藏学研究、支持流亡藏人撰写西藏历史等，这都为日后达赖喇嘛西藏问题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新闻记者或学者为政府或情报部门工作已不是什么秘密，相关的文章与著述经常见诸报端杂志，也有中情局官员进行深入探究并著书出版。但“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主席、著名新闻评论员托马斯的身份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笔者曾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搜集相关资料，有关托马斯与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会晤的谈话记录这些能够判别托马斯特殊使命身份的重要历史文件至今仍没有解密，所以世人一直对此存有疑惑。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曾向托马斯本人求证：是否是与美国政府合作援助藏人，得到的是肯定回答。从目前的国务院解密文件及托马斯档案中可以看到，托马斯的历史角色至少包括：政府政策的宣传员，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旗手，美国媒体西藏话语的定调人，也是重要历史时期美国高层与印度政府、达赖集团三方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包括“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在内的委员会主要成员具有与当时的美国政府惊人一致的政治取向。托马斯利用其著名新闻评论员的影响力，在当时西方民众对遥远西藏缺乏了解的历史条件下对西藏历史的歪曲报道，为美国政界、学界及普通民众嵌入了与历史发展实际相背离的错误的西藏观。

来源时间：2016/9/23   发布时间：201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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