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臧雷振，黄建军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20144期

　　内容摘要：新世纪伊始，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改革运动”，掀起反思20世纪中后期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及其对研究内容和学科定位影响的新高潮。政治学研究中定量和定性等不同方法的使用失衡特征、争论焦点、“改革运动”发生缘起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学内外挑战，是其集中体现。不同研究方法有着各自的发展历程、内在价值和不足之处。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方法论的盲目崇拜或“方法论误导”带来了研究议题认知错位，进而导致当前政治学知识再生困境、理论创新窘境以及学科影响力下降等问题。反思新世纪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历程，对繁荣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学有益。

　　关键词：政治学、研究方法、美国

　　一、导语

　　虽然“政治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政治学”发端于20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成立，标志着政治学在大学里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拥有正式的研究机构。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及1906年《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专业杂志创立，则标志着政治学研究从传统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独立出来。自此之后，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背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①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的演变(见表1)，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在追求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的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学科理论和知识的吸纳，完善和充实了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使其影响力不但在发达国家获得显著地位，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学研究专业化和科学化产生重要影响。

　　方法指导学科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从表1可见，政治学的学科复杂性、研究内容丰富性、理论流派庞杂性使得难以基于单一维度或简化的名词对其予以描述，但在其发展变迁史中，无论是研究目标和视野的设置，理论和概念生成的变化，还是评估标准和学者价值取向的差异等，均最终反映在以方法论演变为表征上。随着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变革节奏更加频繁。这也导致20世纪中期以来，对它的质疑之声不断，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兴起初期，就有学者总结了彼时该研究方法选择带给美国政治学的影响：其认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取向所导致的“自满的政治态度、微不足道的研究内容、逐步衰落的教育”②正在削弱这一学科地位。

　　围绕“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取向在20世纪中后期的争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家族还带来诸如“后行为主义”等新概念的兴起，试图折中或调和不同研究方法使用者的歧见，但这并没有降低相关争论的激烈程度，“有关政治学方法论的争论一直存在，并在未来不会减弱。”③围绕政治学方法论的争论也构成本学科独特特征，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伴随不同研究方法和技术工具的日臻成熟，各种研究方法为获取政治学研究内部的话语权或影响力，导致这种争论进一步升级。如2000年10月15日在一封发给美国政治学会会员的匿名信中，批评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刻意定量化的取向及其所引起的学科研究范围和视野等问题，匿名信中指出：“当前政治学研究存在过多强调方法新颖性的贡献，忽略对现实问题解决的考量，通过对经济学经验主义研究的模仿而丧失政治学应该关注的本源”④。不同学者对此信中观点的评价掀起了新一轮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其争论之广，参与者之众，影响之深刻为以往历次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中所未有，也被冠为研究方法在新世纪的“改革运动”。

　　二、新世纪初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新特征

　　整体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的主体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学科发展而言，由于政治学研究内容繁杂，大多数美国大学不单独设立政治学系或者政治学院，而是将其划分到人文学院之中(School of Humanities or Liberal Arts)，以利于促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竞争。同时，根据学科研究主题差异，政治学依然传统地细分为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美国政治和政治学研究方法等不同分支。而发生变化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不同研究主题采用的方法出现趋同态势，特别是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对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相关的统计方法和数量模型对政治学影响进一步加剧，使得传统基于历史、文化和档案等研究方法处于边缘，也使得这类研究成果更难发表。这进而导致政治学发表成果中趋向于更多采用定量分析技术。当然，这种趋同性的内部又存在若干研究方法使用的不平衡，具体如下：

　　第一，发表的学术成果中，定量研究方法在不同时期存在使用的不平衡，同时，定量与其他数理研究方法也存在使用的不平衡。以《美国政治学评论》刊文为例，从1906到1988年中2529篇发表的论文中，共有619篇(即24.5%)采用了定量数据分析方法。虽然表面上这一总体比例并不多，但如果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不同阶段予以考察则可见：以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为分割点，定量研究文献的发表在此时间之后显著增加，此类文献占年度发文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不足1/4跃升1/2以上，但此期间一个显著问题是：这类研究多纯粹借鉴其他学科的定量分析方法，并没有贴近政治学研究特征而展现出方法论的独创性;随后20世纪70年代作为新分界点，此时期的定量研究重要创新是从之前大量采用政府部门数据，走向学者使用原创性数据，但总体刊文比例伴随此期间对行为主义的反思而有所下降;之后20世纪80年代，随着原创性方法使用增多，相关论文从对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的借鉴逐步走向和原创性方法进行融合，所刊论文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又开始进入新的高峰。⑤在今天看来，体现出不同年龄阶段学者对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即新生代学者群体中更娴熟也更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此外，不同定量分析方法的采用也存在差异，如新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评论》投稿中虽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论文一直保持着50%以上的比例，但与此同时，相关数理分析方法和小样本分析方法的采用却一直保持较低的比例(见表2)，即近年来新兴的数理模型建构等方法的采用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第二，在政治学亚学科中，不同主题或领域存在研究方法采用的不平衡。“美国政治”研究中使用定性方法要低于“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等政治学的分支学科，⑥以亚学科“美国政治”研究为主的刊物为例，通过统计《政治学美国学刊(AJPS)》、《美国政治学评论》和《政治学研究(JOP)》在1989、1992、1995、1998、2001和2004等年份发表的“比较政治学”领域论文可发现：“总量只有不到8%是定性文章，其中《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定量文章则高达90%，且26%的论文使用了数理演绎模型”。⑦但在亚学科“比较政治”研究中，通过对其三大代表性刊物(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在1989、1992、1995、1998、2001及2004等不同年份刊发319篇论文数据汇总则可见：“63.3%的文章是定性研究的，36.7%文章是定量的，仅有4.4%的文章使用数理演绎模型”。⑧这组对比数据显示出“美国政治”研究为主的刊物所发论文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高于其他政治学亚学科的刊物，而定性研究方法使用则低于其他亚学科刊物。就不同主题的研究方法使用而言，如在政治行为分析中定量研究方法使用高于政治制度或政治哲学分析等主题。

　　第三，不同学者群体对研究方法使用存在不平衡。对2000到2009年4份美国主要英文政治学期刊(APSR、AJPS、JS、PS)发文数据分析表明：“使用定性方法的女性占24.3%，男性则为18.8%”，⑨男性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显著高于女性学者。由于定量研究需要长期的数据积累、充分的经费支持、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和严格的学术训练，女性在上述方面的弱势使得定量研究方法采用低于男性学者亦是情理之中。当然，这也与政治学者群体中女性退出政治学研究的比例高于男性有关，如“在职业生涯中期退出的女性比例是男性的2到3倍，2006年美国政治学会全职教授只有17%是女性”。⑩

　　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政治学教育存在研究方法要求的不平衡。2007年，有学者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荷兰、挪威、瑞士和英国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教学要求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美国硕士层次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教育要求较为薄弱;政治学本科生的研究方法教育课程也普遍要求较低(见表3)。上述数据与2003年对美国303所政治学研究教育现状调查相比，研究方法教学要求出现普遍的下降。彼时，60.8%的政治学本科生，78.8%硕士生和46.8%的博士生需要修习研究方法课程。(11)

　　当然，对研究方法教育要求还与相应国家教育制度有关系，在强调注重学科研究深入而非通识教育的北欧则发现更加重视研究方法的学习，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如荷兰，挪威等(见表4)，而强调通识教育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则相反。(12)

　　总体而言，相比20世纪中后期，新世纪以来，定量分析和数理模型在政治学研究成果发表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这种期刊发文的偏好使得政治学领域的初学者和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研究定位。在此背景下，为了定性研究重新获得一席之地，定性研究者不断发出有关研究方法变革的声音，进而导致政治学研究阵营内部分裂和共识缺失，伴随美国国会议员屡屡提议取消国家对政治学资助，美国政治学研究在新世纪初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新世纪初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的争论及挑战

　　政治学研究方法使用中所存在的不平衡，特别是近十年来定量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垄断地位所带来其他研究方法使用者的不满，同时，美国政治学研究还受到学术研究以外如取消联邦科研资助的外部压力，这些均对未来政治学研究发展走向构成新挑战。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分裂及定性研究者的反诘

　　早在2000年3月，美国西部政治学年会上，两位年轻的美国女学者就发表了《狭隘的政治学研究生方法论训练》一文，批判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取向，进而导致在课程设置、期刊发表中定量研究的“霸权主义”，以及对定性研究和诠释分析路径的排斥。到2001年4月，美国政治学会委员会针对学者对该学会出版的两本旗舰型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和《政治学研究(PS)》定量偏好的批评，及时做出回应并最终同意出版新刊物《政治学展望》(Perspective on Politics)以反映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为定性研究者提供新发表平台的《政治学展望》的创刊和出版，可以视为定性研究者在此争论过程的重要成果，因为在历史上历次方法论的争论中多最终演变为定量研究提供发表平台而创办刊物，如创刊于1968年行为主义盛行时期的《政治学研究(PS)》和大规模独立政治学调研数据兴起及政治学数量分析方法创新时期创立的《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1989年创刊)，均属此类。

　　同时，2000年以来，美国政治学年会中，围绕政治学研究方法使用的争论，多次组织主题圆桌论坛，如“政治学方法论与改革”、“改变一切(shaking things up)：政治学未来方向”，以及美国西部政治学年会和中西部政治年会举办的“方法、方法论与改革：定性与解释的方法”及“美国政治学被固化在定量研究中吗?”，等等，形成在专业学科年会中探讨方法论发展和共识的新高潮。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甚至首次资助了“政治学诠释方法工作坊”，随后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中也首次设立了“诠释学方法”为主题的分论坛，(13)进一步扩展了定性研究的讨论范畴。

　　在定性研究者的推动下，最近10年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的发表明显增多，如自2003起，美国政治学界越来越多的定性研究讲习班开课，越来越多的定性研究文章和专著出版，如《反思社会不平等》(14)《案例研究与理论拓展》(15)《改革：政治学研究的反叛》(16)《让政治学变得重要》(17)《案例研究：原则与实践》(18)《定性研究手册》(19)《公共行政与非盈利部门管理研究方法》。(20)

　　但一个饱受来自学科内部关于研究方法争论的专业往往造成学习者的不坚定、研究群体的不稳定和研究结果被不同方法拥趸的互相否认，进而导致学科发展的信用、效用危机和市场适应性危机。新世纪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屡屡动议取消对政治学研究资助，这在许多学者看来，源于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采用中存在市场化适应不足。正如30年前大卫·里奇(David Ricci)指出：定量研究表面上带来的是政治研究变得更专业化和科学化，但事实则是政治学的悲剧，“因为这将降低政治学作为对当前国家体制和民主价值支持解释功能的发挥，提高公众对政治学的理解门槛”。(21)同时，依赖大量数理模型支撑起来的政治学研究文献使得其阅读受众逐渐缩减，这即为“难以满足现实需求的最好例证”。(22)

　　(二)政治学研究的外部挑战

　　政治学内部的学术争论被嗅觉敏锐的政客所捕捉，作为政治学研究重要资助来源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屡遭被提议取消的压力，从2009年美国参议院议员科伯恩(Tom A.Coburn)提出取消为政治学研究拨款的修正案以来(C.AMDT.2631)，多位国会议员提出类似动议。虽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在政治学领域科研资助占总比重并不高，据高等教育透视(Inside Higher Education)统计，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对政治学的资助金额仅有1100万美元，相比其他生物、航天等资助，可谓九牛一毛，仅占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全部拨款的1‰。从1999到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也仅总共资助了9000余万美元，而2008年就为整个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科研资助额就达3亿美元。即使在所有政治学研究资助中，备受科伯恩诘责的是过去10年中单项政治学研究资助额度最大的密西根大学美国国家选举研究(23)(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项目，拨款也仅仅为500万美元。但国会议员们认为该研究项目所搜集的选举数据无人问津，对选举的预测和评估更不会得到普通市民的关注，因为人们可以从各种报刊、电视和网络媒体中获得各种选举信息。对此指责，一些政治学者进行了积极的反驳，甚至连并非政治学者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在《纽约时报》博客中撰文称“这些调查所搜集的数据是无价之宝，科伯恩看法有失客观。而且科伯恩也忘记了美国各类媒体对选举报道恰恰依赖了此类政治学智力资源”(24)。

　　在社科领域学者的抗议声中，上述科伯恩修正案于2009年底参议院投票中败北。(25)美国政治学研究暂时取得了稳定的财政支持。但在2012年5月审核国家科学基金会2013年财政预算时，美国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0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共和党议员弗雷克(Jeff Flake)提出的针对《商业、公正、科学与相关机构拨款法》(Commerce,Justice,Science,And Related Agencies Appropriations Act)修正案(H.AMDT.1094)，该修正案明确将政治学研究排除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范畴之外。2013年3月正值美国预算案争论之际，科伯恩再次提出限制国家科学基金资助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修正案，并被通过。2013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取消了新一轮政治学研究资助申请。幸运的是在2014年1月通过的新一年度政府预算法案没有关于限制政治学资助的条款，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政治学研究资助经历短暂的终止后才得以重新恢复。此次美国国会取消对政治学的资助后，受到美国各界广泛关注，更多是对美国国会此举持批评态度。但也有学者给出相反的声音，如美国政治学会刊物《政治学展望》主编埃塞克(Isaac J.C.)教授指出：“虽然大部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政治学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如果说这些研究成果能产生如学者所声称的那些明显的公共价值效用则无疑是与自己开玩笑”。(26)

　　四、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与挑战的新认知

　　美国政治学研究所遭遇的内外挑战，无论是政治学者内部分裂，还是政治家外部施压，其背后的真实逻辑均是有关政治学研究走向和议题选择对现实影响效能张力的激辩。定量研究者倾向于聚焦行为层面或较小分析单位的比较，而定性研究者则倾向于宏大历史叙事或制度的比较;决策者认为政治学研究无足轻重难以促进对政治现实的了解和政治难题的解决，而研究者认为政治学研究关系公众国家认同、制度理解等。这些不同立场下的各说各话，表现出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对方法论的盲目崇拜或“方法论误导(methodological deception)”(27)带来的议题认知错位，难以适应政治发展现实需求，进而引起当前政治学知识再生困境，理论创新窘境。

　　同时，其学科影响力还面临下降和定位模糊的趋势，从2014年最新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数据也可为此提供证据，在曾入选或现任的2200名院士及437名外籍院士中，仅有21名是政治学家，(28)远远低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所以，“如何有效履行政治学的使命，解决政治现实问题，将政治学专业知识传播给执政者，让公众认识到政治学家的效用成为未来的重要议题”;如何厘清美国政治学会在《21世纪的政治学》报告中所焦虑的“21世纪的政治科学究竟定位在哪里”，(29)以提高政治学的影响力及社会公众对政治学价值的认知，成为对不同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的焦点。而更加客观评价不同研究方法对政治学发展的意义，充分认识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差异、不足，则成为破解当前困境和挑战的钥匙。

　　(一)定量研究的价值和问题

　　就定量研究方法而言，其意图基于规模样本量分析，展现以下层面的分析价值，如探索一般性普遍问题、验证已知事实或实证概括、开拓新研究空间、探索因果机制、预测事件发生或结果等。其分析结果可靠性取决于模型的解释力、变量的因果关系、统计显著性以及数据质量影响。

　　定量研究也存在不同层次的问题：

　　首先，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定量测量为获得观测因果效应的平均水平，可能存在如“标准化与非标准化系数误用、测量误差和可靠性差异影响、总体误差率及其带来的分析、概念对等性”等问题，(30)由于在比较过程中，学者常假定其观察值与测量值是有效的，却对于测量值的有效性很少研究。

　　其次，政治学定量研究中数量模型使用已经占据主要地位，却对模型在研究中所扮演的功能和作用认识尚不足;既可能存在“模型的错误设定”，(31)宏观政治过程分析中存在以下风险：模型规模(Model Scale，即模型囊括内生性变量的数量，特别是宏观政治过程变迁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何有效捕捉到相关变量一直是重要的问题)，内生性、持久性(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可能仅仅是受到短期因素，还存在若干受到中长期因素影响的变量将其混合使用)和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存在一般均衡理论、等价物来协助建立方程模型，但政治学显然不存在这些替代指标等)。这些疑问构成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定量研究中固有问题。(32)

　　最后，数据质量、数据公开和隐私保护依然存在重要问题。如源自学科协调的失败或数据测量困境，大量使用的私人部门(如学者个人或NG0组织等)数据存在结构性缺陷：系统性的供应不足、数据生成的系统性无效和数据不透明问题，专业学者如何获得专业数据依然是现实亟需解决的问题。(33)此外，数据的普遍使用既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机遇还带来隐私保护问题，虽然2012年新修订的《美国政治学会政治学专业伦理指南(APSA’s Guide to Professional Ethics in Political Science)》有关数据使用和研究透明度的规定，为数据共享和再验证走出的重要一步。(34)越来越多的期刊也鼓励或采取政策使实证研究数据公开以便被再次验证、进一步分析和促进学科发展。(35)但信息收集者和使用者如何平衡数据公开和隐私保护依然有待进一步讨论。(36)

　　(二)定性研究的价值和问题

　　定性研究方法的核心目标在于对单个样本或独立样本中的结果进行解释，倾向于围绕明确的理论问题开展自己的工作，意图通过案例选取及理论建构达到将政治学理论影响最大化。对于政治现象的解释，定性研究者常以充要条件的视角思考因果关系，进而通过因果机制推演来识别自变量与因变量是否存在联系，并常常通过比较以探索社会现象对理论发展和政治实践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定性研究方法存在三个显著倾向，即：“对进行一般性概括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倾向于在理论中引入限制性条件(scope conditions);与定量研究及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研究相比，更注重用多元视角观察社会现实”。(37)具体而言：

　　首先，定性研究方法确信规模较大的样本必定产生因果异质性、理论的误用及因果关系的误设，故而倾向采用较小的范围，以提供理论演化时间轴变迁的指引。如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普遍会划定其理论的适用范围，以使推论仅适用于有限的案例，缺乏对一般性概括的勇气，而不像在定量研究中学者通常更为宽泛地界定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力求对大量案例进行归纳，这也直接导致定性研究的因果关系归纳和一般性概括比大样本定量分析更为脆弱。

　　其次，在定性分析中，学者常常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界定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其认为概念界定不清是导致测量误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形成有关测量效度的争论常常聚焦于特定概念的逻辑结构和具体内涵。相反，在定量研究中，学者很少关注由概念界定和结构引起的测量误差，而是集中探讨模型测量误差和指标变动，很少关注对概念的修正。

　　最后，定性研究方法论者更愿意相信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并尝试以多元视角予以解读，进而形成以路径依赖、临界值的存在、交互作用、策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双向因果关系(two-directional causality)或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s)，以及等效性(equifinality)或多效性(multifinality)等作为常用解读术语。这些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将会影响到对政治现实认识叙述(knowledge statements)的有效构建及验证。例如，皮尔森(Pierson)就将比较政治学学者对研究背景、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以及限制性条件的高度关注，与他们对世界复杂性的集体认识相联系。他认为，比较政治学学者“已经被那种认为现实中的因果关系充满了多样性并且受环境左右的本体论所深深吸引”。(38)

　　当然，无论是定量研究方法还是定性研究方法，二者也存在若干共同的问题，如定性和定量研究都离不开对相关案例或变量的选取，而这种选取在不经意间影响到学者研究的结论。这即为案例(变量)选择性偏见(selection bias)。目前，政治学研究中的选择性偏见问题自1990年学者格迪斯(Geddes)观察到并提出之后，(39)随后金(King G.)等人在1994年再次强调指出，(40)普沃斯基(Przeworski)等在2000年也分别指出，(41)经过这些具有影响力学者的关注之后而逐步受到学者的重视，但依然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法。

　　(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差异

　　恰当理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具体差异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不同研究方法的本质。上述分析可见，虽然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总体目标均为实现对政治现象的有效描述与合理的因果推断，但他们至少在以下10个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解释路径、因果关系、多变量解释、等效性、范围延展和因果归纳、案例选择、加权观测、关键案例、缺失项(Lack of Fit)、概念与测量等(见表5)。(42)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其他差异存在，但已有研究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类别对理解和交流障碍的产生至为关键。

　　综上分析可见，在不同研究方法传统中，对政治现实解读都具有其各自的价值和不足之处。政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崇拜，是缺乏对“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差异的真实理解，进而导致误解被逐步强化。定量分析从本质上包括数字的使用，但也严重依赖于文字解释，定性研究也会运用一些数据，许多定性研究方法事实上也需要定量研究的支持性信息。当然，鉴于两种研究方法传统的上述差异，有必要注意的是，定量研究中好的建议和实践也许在定性研究中并不那么适用，反之亦然。同时这种差异还带来对学科研究的不同影响。

　　(四)不同研究方法对学科的影响

　　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相辅相成，宏观来看，研究方法的秉持关系到研究主题的选择、专业的定位、知识的积累和研究过程的规范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微观来看，研究方法还为政治分析提供“概念澄清、理论发展与验证、观念对比、因果推断等工具”。(43)现代政治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之后，由于方法论选择或偏好所造成的学科发展变化也逐步显现。

　　首先，在不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政治学研究正在分野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整体主义(holism或non-reductionism)。前者认为政治研究应该是：通过分析个体行为及个体间相互关系来解读政治现象，后者则认为对上层建筑如国家、制度、文化的分析才是政治学研究核心内容。(44)如理性选择理论影响下的政治学者多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者，哈耶克和波普尔等均认为诸如社会、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等概念过于抽象，应该避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和解读，因为对于宏大历史现象的解释永远难以穷尽，而只能永远在接近。而源自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影响下的政治学家又多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此时，制度变迁、体制变迁是整体主义者研究中的常用词汇，并将社会科学复杂性作为从整体层面考量的重要理由。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相关共同体如国家、政党、文化或制度等究竟是政治行为的副产品还是本来就独立存在的实体，或仅仅和政治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其次，导致“诸多已发表文献的研究动机多为方法驱动的研究倾向(method-driven research)而非议题驱动的研究结果”，忽略学科理论创新和知识有效积累。“问题驱动的研究”是以针对现有知识和已有解释缺陷、矛盾的鉴定等为起点，而非以数据或案例设计，概念澄清为起点。(45)我们认为科学的研究进路应该是“确定学科所面对核心问题和研究主题，进而采纳针对这些主题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46)才能避免注重数理抽象化而非现实关注，忽略重要议题或宏大议题，忽略文本。政治学研究的“方法驱动”倾向也验证了学者韦巴曾经的担忧：“政治学中出现诸多研究范式革命和方法论变革的运动，如从比较历史研究到制度主义，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从批判主义到后实证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诠释学派等，但却很少有推进其学科进步的运动。”究其原因在于“方法驱动”所探索问题常常存在韧性(toughness)不足，不同的方法论革命中，其一重要目的就是“为寻求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类型的普遍法则，这反而可能会弄巧成拙”。(47)

　　再次，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方法的褊狭具有功利性。从研究资助角度，如果学者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到政府支持，就需要采用以定量方法为主轴，有学者发现受美国政府资助的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采用“定量方法和定性比是9∶1”。(48)而如果学者希望发挥政治科学影响力，受到公众的关注，就需要对与政治有关的“宏大主题”展开深入研究并积极主动向公众传达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当前政治学者对诸如“国家治理”这类既具有现实关怀又具有宏观视野的研究主题，其探讨的深入度和清晰度还远远不够。如哈佛政治学教授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均无不表示对当前学者逃避政治研究“宏大主题”的担忧，当然，也有学者并不同意此观点，如罗伯特·达尔认为，虽然今天只有很少人研究权力，但并不意味对权力研究的不充分，而是相反。

　　最后，执着一种研究方法取向还对政治学的初学者带来深刻影响，忽略政治现实主题使得政治学专业学生从一开始就聚焦过小的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或相关性验证，却无助于对政治现实的理解和解释，忽视了理论与实践间的关系。派卓斯克(Petrocik)曾以政治学中选举研究为例，指出目前此类问题的研究方法偏好“忽略对经验事实的解释”，(49)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使可观察的经验规律淹没在日益增长的复杂模型之中，遮蔽研究中重要的背景信息”。(50)所以，约瑟夫·奈在《政治学靠边站》一文中忧心地指出，“政治学正在滑向沉迷于各种说辞，脱离政治现实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危险方向，”(51)因为目前的政治学研究者一方面自身研究成果难以有效吸引政治学界以外的公众，另一方面也缺乏向观众解释此学科知识的动力和勇气。

　　以上通过梳理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间的主要价值、存在问题、相互差异及其对当前学科的影响可见：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统一政治科学的研究。所以，近年来，不同研究方法的竞争带来相应的新发展，而各自被诟病的不足则带来新融合的趋势。

　　五、割裂还是融合?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新趋势

　　新世纪初社会科学研究最大变化是从“问题发现”转变到“问题解决”层面，(52)这种转变以及单一研究方法的不足需重新审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分野。因为政治科学的工作不仅仅是对日常政治进行评论或为处理政治时事提供理论，而是聚焦研究如何使政治有效运作的基本特征，为实现更有效的政治生态创造条件。当前由于研究方法的褊狭带来的政治学科发展挑战使其无法为“问题解决”提供有效的设计方案。(53)正如学者指出：方法使用上都有得有失，不存在简单地从“最坏”到“最好”的层级划分，但存在语言和研究工具的区分，(54)他们“松散地被整合，内部却激烈地竞争着”，(55)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方法也不断通过互相借鉴和创新，在争论中有新发展。

　　(一)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新发展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通过学者的不断努力，在各自领域近年来均有新突破。在定量研究方法使用上，一是随着数据获取的便捷使得政治学家更容易验证传统宏大理论或政治现象，使得更加创新的分析成为可能，特别是不同时期数据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定量研究者转向使用有别于面板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的混合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pooled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方法，一定程度上弥补定量研究对于宏大社会现象解释时存在的方法论缺陷，比如对国家转型研究、政治冲突研究等。这类宏大比较(macrocomparative)方法的采用既是对定量研究批评者的回应，也是定量研究未来的新趋势。(56)二是在计算机和统计软件发展的帮助下，通过自动化和统计方法收集分析文本数据可以帮助政治学家发现鉴定出新的政治特征。因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伴随大量政治文本的产生，自然语言的统计方法较好地承载了使用这些数据的基本假设，包括文本产生的随机过程、政治变量和可供观察文本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变量的本质等。(57)三是借鉴经济学研究中为避免内生性或样本选择偏见问题的反事实分析法(the analysis of counterfactuals)，正在逐步引入政治学定量研究之中，(58)其中倾向分数配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和内生转换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等主要的反事实分析方法在新近出版的政治学文献中使用越来越多。

　　而在定性研究最新发展中，如对因果过程观察(causal-process observations,CPOS)的使用，学者尝试运用过程观察来进行概括性分析，被视为一种评测特定案例特定结果的原因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案例分析和假设检测将有助于研究者：“重现所发生的特定事件或过程，建立展现初始事件和过程发生后的不同结果”，(59)从而提升因果解释的可靠性。这种定性研究方法的新发展使得不需要脱离国家层面的分析，也不需要刻意增加案例数理以增加因果推理的可靠性。(60)事实上，小样本的因果过程观察，特别在国家层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实现对给定理论探寻支持或反对的证据。除此之外，在定性分析中引入时间因素的考量，因为之前任何的因果推断和历史解释逻辑都是暂时性的(temporlity)，所以只有加入时间因素，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政治机制、变化序列和建立过程。(61)

　　(二)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

　　除了单一研究方法在自身领域中的新发展外，学者还对研究方法运用呈现三种不同路径：方法论的一元论、多元论和方法论的折中主义。一元论者认为多元论只是幻觉，而定量研究者认为多元论者并不真正理解定量方法，定性研究者则怀疑社会科学内容能否被这类数理表述所解释清楚。(62)尽管如此，一个潜在的共识依然形成：有必要建构政治学研究中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桥梁。

　　恰当的“研究方法融合”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分析和捕捉研究对象本质。多元方法研究(multi-method research,MMR或者mixed method research)避免单一方法缺陷，通过案例分析、小样本分析，定量分析等路径，增加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应，达到最佳研究效果，扩大不同研究者的视野，有助于打开探索研究对象新因果关系本质的窗口，(63)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解释性赤字”(explanatory deficit)。

　　其实，多元方法研究在政治研究中的兴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运动的影响，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真正地被广为认知。具体而言，当前方法论的融合成果主要有：系统过程分析法(systematic process analysis)、(64)因果关系重建(causal reconstruction)、(65)合成控制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有效融合定量和定性优点的“嵌入式分析”法(nested analysis)、(66)以及跨国研究中使用可控性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s)，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有利于优化一般变量和机制分析，有助于寻找代表性变量，有助于筛选案例，最大限度控制多选解释，有助于探索不同国家的共性和差异。

　　本文将重点解释目前广泛使用的“合成控制法”和“定性比较分析法”。政治学研究中比较单位常常被归纳到实体单位，如国家、区域。当分析单位是较少的集合体(aggregate entity)时，被比较样本的混合(即合成控制synthetic control method)能比单一样本更好发现比较对象的特征。因此，为了克服控制组与研究分析组因非相似性造成的误差，通过合成控制法来构造研究分析组的合理对象，即基于数据驱动合成虚拟组样本，通过对真实研究样本的发展路径进行模拟来研究政策效应的评价方法。采用合成控制法合成的虚拟组(对照组)是对所有选用对象一个加权平均，(67)这种方法能够非常明确地显示每一个对照组(选用对象)在构造反事实状态时的贡献，避免把差异较大的分析样本带入试验组，为小样本比较研究中采用定量推断带来了新空间，同时也没有排除定性方法的采用。正如有学者所言，此方法让研究者实现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传统的回归模型所计算的标准差只反映了用微观数据估计宏观效果时的不确定性，是对无法得到宏观数据的一种反映，而合成控制法则克服这种不确定性。(68)

　　定性比较研究自密尔将比较传统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之后，学者都在追寻比较研究方法的变革。(69)1987年，雷吉恩出版的《比较研究方法》提议将布尔代数方法与定性进行融合，汲取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中的优势进而形成“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目前正在被越来越多研究者使用，“谷歌学术”显示《比较方法》一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引用最多的书，达到3650次。此方法基于不同的编码标准还可以分为三个亚类：清晰集定性比较研究(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FSQCA)和多重值定性比较研究(MVQCA)。(70)

　　当然，方法的融合和创新也存在若干问题，如不同方法间差异化的本体论与因果关系概念可能导致融合后的方法并没有降低研究误差，交叉验证也不可行;(71)也有学者指出类似定性比较分析不是严格意义的方法创新;(72)此外，好的多元研究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具有很强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背景，但显然很多学者并不具备这一条件。而学科内方法的创新同样也被质疑，因为所谓方法创新也许是将一种已有方法运用到新的研究情景之中，即跨学科方法的采用或是历史中方法在今日的重新再现，很少有真正学科内生性方法的创新。例如借鉴自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方法即为此类。

　　六、结语

　　上述分析可带来以下三点简短结论：

　　首先，“不同方法使用者有不同的研究任务和目标”，或者只是使用不同的研究文化理念来分析同一类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当前对定量或定性等不同研究方法的争论和比较，时而唤起对宗教的隐喻，有学者在评论该问题时将这种研究方法争论比作是对不同神灵的崇拜，(73)也有学者认为这仅类似是对“同一神灵崇拜，只是崇拜的形式不同”，(74)所以，“只要有人提及即可引发论战。”即不同文化传统中所体现出自身价值、信仰和规范之间的差异，且相互之间表面看似兼容，实则误解丛生，当持此有研究方法的共同体成员向彼方法共同体成员表露观点(无论对错)时，后者可能视之无益，甚至有所轻视。这种表面化的认知和直觉化的评价究其缘由即为上述分析所指出的：对不同研究方法内在价值、问题、差异、最新发展趋势认识不足。

　　其次，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争论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与对联邦财政资助期待构成矛盾。一方面，方法论的偏好影响到学科研究内容，进而影响到社会对政治学评价甚至国家财政资助;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资助又影响到其研究内容选择和定位。这就带来一个不良的学科发展循环，研究者既不满于研究方法褊狭、联邦财政资助左右政治学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定位，也不满于此种研究定位下学科影响力下降和为获得财政资助的刻意迎合的研究主题或方法选择的现实。由于获取联邦研究资助是该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并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中如研究生入学率、教职人数等一系列其他指标。但毫无疑问，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长久以来对政治学基础研究资助依然匮乏，有限的资金多投向政治学应用研究，(75)所以也不难理解像对于选举行为等应用性研究在20世纪中期后的普遍兴起。因此，当前“美国政治学正在两难的境地，无论是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经费”。(76)

　　最后，研究方法分割导致毫无规则的分支学科发展使得研究者和学生们难以形成连贯的知识体系和一致性的“科学推理的逻辑”，(77)破坏了基于政治学的“发展规律和历史来构建起学科体系”。(78)

　　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现状与危机也给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带来一些启示，虽然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有关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在中国当前也依然存在若干不平衡，有学者对8本政治学期刊中涉及亚洲主题的400余篇文献分析发现，研究方法采用上大多为经验性分析和定性分析，研究内容则多以国家为分析单位。(79)这种研究方法偏好当然也不利于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以及对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

　　目前，中国政治学正处在一个良好的提升发展阶段，在追求中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双重愿景的过程中，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进一步探索不同研究方法对中国政治现实解释的适应性，关注不同研究使用的平衡和最新发展。如寻求本土化政治学研究建构过程中，定量研究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本土化指标建立和研究变量分解，这样既有利于本土化政治概念的诠释，也有利于本土化理论的生成及其与他国学术研究对话;而在追求理论深化和方法创新中，定性研究和多元研究方法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其有助于将中国政治学研究成果纳入政治学学科理论体系，促进中国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扩散及演化，为他国提供中国经验借鉴。

　　其次，吸取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方法论的盲目崇拜或“方法论误导”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反思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对其他学科或理工科研究方法的简单复制倾向。如从20世纪90年代从对因果关系探索的关注转向近年来兴起的现场试验方法使用，虽然试验方法在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中有着光辉而悠久的历史，但对于该方法外部效用的担忧和实验受体结构特征的限制使得其常被认为是政治研究中“毫无必要的装饰品”。(80)

　　最后，面对不同的研究方法成果，需怀着对“他者”的理解和了解的心态看待这类成果，探索相互尊重的对话道路，任何不顾基本研究目标而谴责“研究方法的选择”对于学科发展和进步没有任何帮助。今天回顾赫世曼(Hirschman,A.O.)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学行为主义兴起时期对研究方法使用的评价依然振聋发聩，他指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盲目的数字游戏(mindless number-working)还是难以自制的盲目理论化(compulsive and mindless theorizing)，都容易造成对政治现象理解的障碍”。(81)

　　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在朝着此方向努力，而国内外相关的政治学刊物也极具远见的为这种努力提供知识传播和分享平台，体现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力正在提升。

来源时间：2016/9/1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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