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奥式外交——艰难的平衡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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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9/2016

作者：刁大明来源：《凤凰周刊》2016年第23期，总第588期

　　在奥巴马为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正名”的努力背后，却令原本缺乏安全机制安排的亚太地区逐渐跌入了一个又一个安全困境，进而为美国的强势介入与存在平添借口。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全新的开始。”2009年6月，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东地区的奥巴马站在开罗大学的讲台上，向穆斯林世界发出颇为积极的改变信号。相比于明显受限于政治生态的国内政策，外交领域为奥巴马提供了相对广阔的施展空间，他及其“小圈子”绞尽脑汁地提出了一个被称作“奥巴马主义”的新思维。

　　“奥巴马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各种层面上的平衡：平衡国际事务转而重点解决国内需求、平衡在中东的战略投射转而强化在亚太的存在、平衡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维持转而善于借助盟友力量、平衡或慎用武力转而采取综合手段，等等。

　　与希拉里的“巧实力”比较，这些难度颇高的平衡术或许符合奥巴马作为少数族裔急切谋求平衡与和解的心理习惯。按照这个蓝图，奥巴马一边尽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一边谋求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和解，一边不断在国际场合强调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关切、抛出“无核世界”等新目标，同时开始把视野转回到他曾在幼年时代生活过四年的亚太地区。

　　面对剧烈变动中的世界与周遭，“奥巴马主义”的确为美国和世界之间寻求到了一种不同的开始，但却也仅仅是关乎未来全球领导地位与权力转移的长周期的第一步。

　　中东新乱局下的迟疑

　　上任伊始，完成造访加拿大、英法德等传统盟友的一般规定动作之后，奥巴马忙不迭地访问了土耳其、伊拉克、沙特、埃及、俄罗斯等国，并在2010年3月突访了阿富汗，意在切身体验小布什留下的烂摊子到底有多糟。

　　如果说这是奥巴马在体验“学习之旅”的话，国务卿希拉里的航线则充分暴露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算计，其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了亚太地区的中日韩三国，随后又将第二次出访落子在埃及和以色列。

　　明显区别于小布什的强硬或笨拙，奥巴马的“外交新风”可谓眼花缭乱，他在公开场合的慷慨陈词也令人心潮澎湃。感动世界的效果是，刚刚上任9个月的奥巴马，就因“增进国际外交和人民之间合作所作出的非凡努力”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对此，连自己也颇为意外的奥巴马给出的解释是，“我认为这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认可，而不是对我个人成就的肯定。我将把此次获奖视作是对接下来行动的鞭策。”

　　2010年底开始，突尼斯、埃及、也门以及利比亚等国政局剧烈变动。面对中东的新乱局，被鞭策要先得奖后做事的奥巴马却展现出理想主义的幼稚与犹疑。

　　埃及问题上，奥巴马及其“小圈子”在不顾及希拉里等人建议的情况下，主张彻底扳倒统治埃及近30年的穆巴拉克，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重要的盟友与支点，也将埃及甩入动荡的深渊。

　　利比亚问题上，奥巴马执拗地施展起将法德等北约盟友推向一线、仅采取空中打击配合的平衡术，其结果是卡扎菲政权瓦解后的权力真空为恐怖主义的再次抬头提供了良机。而今，持续困扰着希拉里冲破白宫天花板“邮件门”的导火索，也正是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馆所遭遇的恐怖挑衅。

　　叙利亚问题上，奥巴马尽力维持着在中东的“廉价存在”，客观上酿成叙利亚困局的长期无解、“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找到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2013年的种种迹象表明，叙利亚已越过奥巴马为动武预设的所谓化学武器“红线”，但美方最终仍然拒绝军事干预。

　　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各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难民压力。从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枪击案到巴黎系列恐袭、再到难民问题成为英国决定脱欧的重要动员议题，奥巴马政府更关心的却是推进与欧洲签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有消息称，尽管英国尚未就脱欧而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美国政府却已开始与英国高层就脱欧后两国双边贸易协定展开初步协商。

　　也就是在2016年奥兰多枪击案之后，老对手约翰·麦凯恩指责奥巴马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逻辑起点，正是奥氏在中东反恐政策上的姑息导致极端思想的全球泛滥。

　　大国关系“高开低走”

　　2014年中期选举进一步失去国会参议院多数后，进入最后两年任期的奥巴马加速上马“政绩工程”、铸定遗产。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最终达成虽具历史意义，却进一步恶化奥巴马政府与以色列的冷漠关系，甚至招致对美国政治影响重大的犹太裔团体的强烈抵制。

　　美古破冰进而复交，奥巴马顺理成章成为古巴革命以来首访的在任美国总统，但在国会共和党人的反对以及在制度与意识形态上预设条件的情况下，解除对古巴的全面制裁或者关闭关塔纳摩监狱，都将是美国持续改善与古巴关系的重大障碍。

　　最令奥巴马放心不下的，还是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基石的TPP。在2016年大选的背景下，TPP不但难以预期何时能得到国会放行，更是遭遇特朗普和希拉里各怀心思的反对，前景日渐模糊。

　　在大国关系特别是对俄、对华关系上，奥巴马政府也无法避免地进入所谓“高开低走”的怪圈。从上台之初的美俄关系“重启”到2010年两国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再到2012年俄罗斯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俄的短暂“蜜月”在普京2012年再次出任总统后戛然而止。在中东地区的不同利益诉求，特别是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并入克里米亚的举动，都令手足无措的奥巴马政府极度恼火。随着2016年北约在罗马尼亚、波兰等国部署反导系统，美俄关系的氛围再次令世人嗅出浓郁的“新冷战”气息。

　　7月22日即确认希拉里提名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维基解密”抛出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高层多达19252封邮件，内容涉及内定希拉里、打压桑德斯、滥用竞选筹款甚至操纵媒体等一系列黑幕。与民主党乃至希拉里阵营的表态相同，奥巴马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也将黑客的“黑锅”扣在了普京身上，指责俄罗斯采取极端方式为特朗普助选。而其时正在老挝访问的俄外长拉夫罗夫被问及时却开玩笑地回应：“我不想爆粗口”。

　　与美俄关系凸显军事对抗截然不同的是，中美两国都努力在尽可能的领域内寻求合作：2015年底达成的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无疑是中美两国作为大国密切合作、共同担当的重要里程碑。从罕见在上任第一年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到三次“习奥会”的深度沟通，奥巴马本人也在2014年的北京APEC峰会上公开承诺，“美国欢迎一个繁荣、和平、稳定的中国崛起。”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共识性定位却依然处于长时间的漂流状态，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奥巴马政府的正面接受。

　　“奥巴马主义”的潜在影响

　　2016年以来，一向追求平衡与理想主义的奥巴马在外交舞台上的

　　举止更令人大跌眼镜。继去年10月派遣50名特种兵之后，奥巴马再次决定向叙利亚派出250名特种兵，虽然所有这些派兵都被坚称不会参与战争，只是协助温和派反政府武装打击极端组织，但这也再次否定奥巴马上任之初为自己设定的“雷池红线”。

　　另一个意外是，卸任之际的奥巴马继续搅动大国关系，高调介入可能挑起重大地区危机的南海事务，使得该议题持续升级，甚至发展到以南海议题掩盖中美关系全局的危险境地。

　　总而言之，过去八年中，奥巴马所谓的“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与“维持全球领导力”之间存在再平衡和再分配的极大张力，但在现实中的收效并不理想。今天的特朗普，恰恰站在了“奥巴马主义”内在逻辑的冲突点上，其从“本土主义”出发的“不干预主义”明显具有所谓“奥巴马主义”的基因：进一步强化“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的路线，放弃“盟友合作”，并模糊了“维持全球领导力”的平衡性目标。

　　虽然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遭遇两党参选人不同程度上的否定，比如希拉里或桑德斯在TPP议题上的反对，或者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合作、伊朗核协议等议题上的攻击，但“奥巴马主义”似乎正在两党中达成某种共识。

　　起码在已尘埃落定的美国大选初选中，所有参选人都在讨论国内经济与就业需求，无一敢于明确主张新一轮的海外军事干预，这些均可视为“奥巴马主义”潜移默化的体现。而2017年之后，希拉里或者特朗普又将如何在“内向化”的平衡木上拿捏取舍——假如希拉里当选，是否如预期那样在强化所谓“人权外交”和军事存在的情况下尽可能延续奥巴马时期的政策;假如特朗普当选，美国外交又会否蜕变为可能推进的“不干预主义”的失衡状态，这些均将直接关乎美国的国际角色及其牵动的世界格局。

来源时间：2016/8/19 发布时间：20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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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布赖特：中美须谨慎避免冲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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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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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邬宁宁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日前出席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30周年庆典活动,并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任期1997年1月至2001年1月),奥尔布赖特在回答问题时“重申”了“美国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等说法,她还强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她看来不是一种“遏制”,这点被“外界误读”。对于美中关系,她认为“既有分歧又有对话和合作”,可以有解决问题之道。

　　“我们主导着太平洋的秩序”

　　环球时报:中国的崛起仍被美国视为“潜在威胁”,而中国总是感到“被人挑衅”。您如何理解目前中美面临的这种安全困境?

　　奥尔布赖特:我说过很多次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这一关系有很多层面,既复杂也经历过起伏。就像刚结束的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我们达成不少共识,但在负面清单、货币政策上仍有分歧。在我看来,目前双方面临的最棘手问题还是涉及东海以及南海的纷争。对中国来说,理解美国不仅是大西洋的大国,同时也是太平洋的大国很重要。

　　我们主导着太平洋的秩序。日本和韩国是我们的同盟国,我们和菲律宾有长久的友好关系,现在我们又和越南建立起积极的关系。有些国家都对中国在南海上的岛礁建设表示疑虑。这显然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我们彼此都需要谨慎地处理,避免发生冲突。

　　环球时报:近来有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缺乏动力”。您如何认识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

　　奥尔布赖特:从经济的角度看,外界的确有困惑。中国领导人提出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改革理念和改革计划,比如十三五规划。但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之后,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政府下一步的走向,如在吸引外资和货币政策方面。(外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会有一些疑虑,因此我觉得双方当下需要有更多的沟通。这种沟通不仅是政府层面的,也应包括企业家层面。很多在华的美国商人都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对于经济减速感到担忧。

　　“民族主义确实很危险”

　　环球时报:前不久,美国防长卡特称中国正修筑“自我封闭的长城”,该说法中方并不接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奥尔布赖特:外界确实不太清楚中国想做什么,但对南海以及东海局势又十分担忧。人们对于中国更为外向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国内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都有些许担忧。

　　环球时报:民族主义成了全球很流行的一个词。您如何解读民族主义?

　　奥尔布赖特:我认为民族主义无论在哪里都是非常危险的。我在中欧、东欧、美国都表达过这个观点。爱国主义——为自己国家自豪是一回事,但(如果)因为本国的问题而仇视其他国家是另外一回事,民族主义确实是十分危险的。

　　“断绝和中国贸易的说法十分荒谬”

　　环球时报: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言行受人关注,有人担心他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对此,您怎么看?

　　奥尔布赖特:会的。作为一个前任外交官,通常我不会在国外批评本国的政治人物。但我已太多次被问及如何看特朗普的言行。特朗普的言行确实让人困惑,因为他对问题的很多陈述、表态都不是基于事实的,甚至在某些时候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比如“断绝和中国贸易往来”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他的很多说法,从美国的角度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环球时报: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第一位女总统,您会给她什么建议?

　　奥尔布赖特:我想希拉里不需要我的建议。她完全了解美中关系重要性。再回到刚才的问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不少国家误读了,这不是我们推行的遏制政策。翻开地图,你就会发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我们在太平洋有不少盟友。而希拉里能很清晰地从这个角度认识和阐述两国关系。如果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发生矛盾,我们应把这种矛盾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未来我们需要建构这样一种能直面矛盾和分歧的美中关系。希拉里在做国务卿期间就很清楚两国的共识和分歧所在。在人权、信息技术方面,美中或许有分歧,但我们在其他很多领域还是有对话和合作的空间,可以有解决问题之道。当国与国之间有分歧时,事实上仍可保持对话,国际事务中这是屡见不鲜的。

来源时间：2016/8/19 发布时间：201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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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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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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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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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缉思来源：环球网

　　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大局依然稳定

　　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首先要观察世界大局和两国国内大局。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美两国是推动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全球化仍在前行但势头受挫。各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普遍上升，贫富差距加大，教派族群矛盾突出，难民问题严重，暴恐活动频发。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失序”现象有所抬头，迫切需要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加强国际秩序建设，促进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防止地缘政治对抗。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的判断，坚持改革开放，重申和平发展道路，对周边国家继续奉行睦邻友好的方针。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维护者、贡献者、建设者，而不是要在国际上“另起炉灶”。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对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努力加深同美国官方、企业界和民间的接触。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以来，内外政策都有明显调整。对外政策坚持“经济优先”原则，强调多边外交和巧实力，海外动武谨慎，缩减国防开支，奉行“不干蠢事”原则，同古巴、伊朗等宿怨很深的国家改善关系，但美俄关系僵化，反恐形势严峻。奥巴马总统多次重申，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成功的中国崛起，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

　　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保持对话，尽管出现了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仍然避免了正面冲突和严重危机。中美两军已经逐步建立起多方面、多层次的对话交流机制。中美双边贸易额有超过中国同欧盟贸易额的势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相关州的经贸合作机制成为新形式，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增长迅速。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所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两国人文教育交流持续扩大，双向旅游越来越便捷，人数迅速增加。两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成为亮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九月和今年三月访美期间，多次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这是基于事实的重要判断，而绝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

　　三大反差凸显“新常态”

　　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成熟，但仍呈现较大脆弱性和战略误判的风险。这种脆弱性和风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强烈反差。

　　首先，双方在经贸、人文、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加深，同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性增强，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近年来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对中国加紧了防范、牵制活动。美国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军事演习和侦察活动，巩固其亚太安全同盟体系，拉拢一些同中国有领土纠纷或历史芥蒂的国家，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继续发展对台军事关系，无可避免地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是否要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的疑虑。两国军方或执法部门如在南海或东亚其他区域发生相互碰撞的突发事件，极易转为严重的战略对抗，直接影响两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冲击国际秩序。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加强这一趋势所得到的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大大多于中美关系中积极、正面的消息。这一反差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公众了解国内外形势主要渠道的趋势之下。更何况两国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宣扬有关对方国家和双边交往的“好事”，可能会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尽管中美政府高层保持着频繁、顺畅的沟通，交往气氛良好，但两国的民间舆论往往“不买账”，不断要求政府更加“强势”。在今年美国大选进程中，两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保证在当选后会采取更加坚定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经贸方面。这种国内政治背景和舆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美合作的实际效益，也加大了达成某些战略谅解的难度。中美关系中任何“一招一式”的不当，都可能引发舆论战和政治冲突。

　　第三个反差是战略思维层面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最大的战略威胁，没有之一，据此很容易想象美国也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其实，从美国近年来的国家安全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实际外交活动、军事部署看，中东动荡、极端势力、暴恐活动、俄罗斯挑战，牵扯了美国的巨大精力。中国崛起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几大挑战之一，而且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往往不像美国面临的其他国际危机那样迫在眉睫。这种战略思维上的反差，容易使人夸大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现实地位，对美国(特别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的言论过于敏感，不利于中国更好地抓住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问题上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扩大合作面。从长远看，防止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应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重要目标。

　　上述三个强烈反差，并非自今日始，而是至少持续了十几年。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战略竞争性日益上升，社交媒体日趋发达，都促使上述反差更为强烈。可以说，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国内因素对两国外交影响更大的“新常态”，但谈不上进入了“摩擦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或者一直会“螺旋式下滑”。

　　规则之争

　　在许多国际领域，中美都坚持同样或相近的规则，这正是两国合作的基础。但在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中，规则之争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

　　在政治领域，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即在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的国际体系中，以国家为单位实现民主化。美国则继续鼓吹巩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民主化”。这两大规则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经济领域，美国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全球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试图制定或强化限制国有企业发展、提高劳工标准、信息自由流通、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国际规则，其中有些(如歧视国企)是中国不能接受的。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参加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犹疑立场，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提出苛刻条件，对向中国输出高技术产品设置障碍，为维护美元主导地位而对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扩大投票权和人民币国际化态度消极，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工具限制中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美发展。如此等等，都是试图“规范”中国内外经济政策和行为，树立和保护有利于美国的规则。两国经济模式互不兼容的一面，比过去更加突出。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人视南海为“祖宗海”，强调在南海等问题中的领土主权原则和权益，而美国人坚持说南海绝大部分海域为公海，强调“基于国际法的航行自由”。在这一规则争执的背后，是地缘政治之争。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视对方为威胁本国网络安全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两国的关注点很不一致：中国更多关切对国内网络的政治渗透，而美国关切“网络黑客”盗窃美国商业机密或攻击安全部门网站。

　　“新常态”下怎么办

　　我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博士在2012年联名发表了《中美战略互疑》的报告，建议双方政府、智库和民间开展新的对话，以减轻相互的疑虑。我发现，4年过去了，当时所观察到的双向怀疑和不信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多、更深了。中国人担心，不管是谁2017年入主白宫，美国都会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牵制。美国人则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新形势表示不安或不解，担心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观念，对邻国、对美国都更加咄咄逼人。中美战略互疑增加，似乎已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一部分。

　　我和李侃如在这份联合报告的结尾处说，如果减少相互不信任的措施被证明无效，那就需要两国政府更多地考虑如何管控分歧，降低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可能性，实现合作的最大化。我认为，在相互理解、管控分歧、避免危机方面，两国政府是成功的，也有决心、有能力继续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在新常态下更需努力的方向，是把双方政府反覆向对方阐明的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意图和合作意愿，向本国的公众说清楚，以减少舆论混乱的干扰，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应当建立“共同进化”的关系，即“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我想，“共同进化”也意味着“和平竞争”。看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人民更满意，是中美之间最有意义的竞争。

来源时间：2016/8/19 发布时间：20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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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个特朗普，是太民主还是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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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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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林德来源：迈克尔·林德

　　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如日中天，炙手可热。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已经民主过了头?在欧洲，反体制政治人物接连粉墨登场，与美国特朗普、桑德斯的意外成功遥相呼应。或许“过度民主”也不失为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

　　美国《纽约杂志》近期有一篇热门文章，题为《民主政治如果太民主就完了》(Democracies End When They Are Too Democratic)。文章作者安德鲁·沙利文尖锐地批判了特朗普和“左翼蛊惑者桑德斯”，并宣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民意，在选总统这件事上尤其如此”。

　　在美国与欧洲，问题其实都不在于民主太多，而在于民主太少。是“民主赤字”带来了民心被煽动的负面后果。

　　爱尔兰政治学者彼特·梅尔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西方民主的空洞化》的书。他认为，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大众阶层和精英阶层都逐渐从选举政治中抽身撤出。党派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那些原本由党员们选出的政治家们逐渐被由捐赠人挑中的政治家所取代，捐赠人再砸下大量的广告经费，将这些候选人推销给选民。与此同时，基层的选举机构和党组织越来越少，这导致收入和教育水平较低的选民政治参与度进一步降低。大多数参与投票的美国选民都来自富裕阶层，他们显然无法代表整个美国社会。

　　候选人需要筹集大量的竞选经费，这使得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参选人都不得不服务于捐赠人阶级的利益。不论政治家的理念多么吸引保守派或激进派选民，只要与捐赠人意见不合，那么一切都是白搭。只有三类不依赖捐款的候选人能跳出捐赠人的掣肘，他们要么是像伯尼·桑德斯那样的政治运动旗手;要么就是罗斯·佩洛特、迈克尔·布隆伯格等自掏腰包的富豪;要么是阿诺德·施瓦辛格、杰西·文图拉这样的社会名人。在这三条标准中，特朗普占了后两条。

　　兰德公司近期发布了一份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民调报告，指出选民的收入、教育、种族、性别、对穆斯林或非法移民的态度等因素，都不足以预测选民是否支持特朗普，相反，决定性因素在于选民是否认为“我这样的人没有话语权”。选民们感到无力，也许他们手中真的没有权力可言。

　　过去人们可以通过选票影响国家政策，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选民们可以影响的政策越来越少。尽管保守派立法委员极力反对，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仍然接二连三地裁决州政府违宪，保护公民权利、堕胎和同性恋权利免受多数人暴政的侵害。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经济保障网，本来一直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如今被提升到了全国层面。当今联邦政府的救济补助金支出，包括医疗补助、教育基金、交通基金和社区发展基金，占到了州政府支出的约三分之一。这些救济支出规矩繁多，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成为了联邦政府的附庸。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奥巴马扩大医保覆盖面的计划，地方政府才会强烈抵制联邦政府。

　　在联邦政府内部，许多原本由国会立法决定的事项，现在却由司法机关判决、政府规定或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确定。国会时常放弃了应有的宪法责任，议员们往往更愿意提出批评意见，而非参与立法。比如对于国会议员而言，攻击总统就移民问题签署的行政命令比改革移民法律简单得多。

　　与此同时，原本应由民选立法机构制定的有关国土安全、隐私、医疗和环境等法规，如今交由非经选举产生的团体，例如进行贸易协商的秘密跨国委员会等决定，也损害了多数决定原则。在某些贸易协定的规定下，公司和个人投资者只要声称受到国内法律或政策的不利影响，便可以对国家提起诉讼。毫无疑问，如果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权被交给了那些非经选举产生的官员，而这些官员受到大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那么他们即使为了经济上的蝇头小利，也愿意大量牺牲人民主权。哪怕你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很容易这样看待问题。

　　这些趋势导致多数派选民的权力被大幅削弱。如果把钱塞进自动售货机，却什么也没买到，或者买到自己最不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踢翻自动售货机。

　　选民对选举漠不关心，只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提升选民的政治参与。改革需要给予精英阶层以外的普通选民更大的影响政策的实权，而不是税额优惠或工资补助那么简单。

　　自动选民登记(现在佛蒙特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和西维吉尼亚州已经有了这一系统)、在线投票、周末和国定假日投票等都是美国正在尝试的改革方向，但只要选民还认为自己的选票无足轻重，那么投票率并不一定会有明显的上升。根据《今日美国》与萨福克大学从上一轮总统大选开始共同追踪的一项民意调查，59%的受访民众不想关注政治话题，他们认为候选人开出的都是空头支票，在执政期间一无所成。政府瘫痪与官僚作风比推行身份证法(Photo-ID Law)更加让公民的政治热情一降再降。

　　在各级政府层面，基本民权的保障不应依赖于多数人决定。只有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例如社会保险与联邦医疗保险(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才是最有效的、公平的;而像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和失业保险这些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出资、标准因州而异的社会保险计划则不是。但在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领域，我们还是应当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做出决策的政府层级越高，普通百姓的影响力也就越小。企业游说团体和资金雄厚的非政府组织即使未能说服地方政府，也可以去尝试争取州立法机构乃至国会议员，以改变地方性政策。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美国工人阶级如果在地方层面未能争取到权益，他们也不太可能在州府或华盛顿取得成功。要让远离政治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选票很重要，首先要加强各县市政府的权力，因为它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最大。

　　在一些州，这也许意味着放松宪法和法律对地方政府收支的约束，如1978年加州通过的13号提案限制了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的自主权。这些限制使市政府无法获得充足收入，因而被迫采用更落后的行为创收，比如征收用户费、消费税等其他税种，给人民增加负担。

　　县市应当享有更多自由，不应被与州立法机关“勾结”的利益集团所束缚。比如许多州的私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州首府屏蔽了市政府的宽带系统。

　　与此同时，在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上，国会可以减少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共享限制，与地方选民共享权力与资金。

　　在地方政府层面，则可以就选举方式进行改革，而排序复选制也许是可供参考的改革方向。在选举没有明确胜者的情况下，排序复选制能够帮助选民“矮子里面拔高个”，相比赢家通吃的简单多数制，这种方式能赋予选民更大的影响力。近年来，包括加州的旧金山、奥克兰，以及马里兰州的塔科马帕克在内的许多城市都已开始尝试这一选举制度。

　　早些时候，美国还处在白人至上、基督新教掌握霸权的时代。《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等知识分子把那时的美国视作“非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称其奉行“多数人的暴政”。而建立所谓“启蒙精英”主导的“技术官僚统治”，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不是解决“多数人的暴政”的办法。哈佛大学政治理论家雅斯查·蒙克称之为“不民主的自由主义”。

　　当涉及到基本权利的时候，必须对多数人的意见加以约束。然而如果要地方政府把所有决定权上交到州和联邦层面，让非经选举产生的法官、行政官员和协议谈判人员代替直接对选民负责的议员的话，民主赤字“就会产生”并动摇民主体制的根基。

　　如果我们不希望选民感到自己的投票无足轻重，不希望他们受到蛊惑，那么就应让美国变得更民主而非更不民主。

　　(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纽约时报》)

来源时间：2016/8/19 发布时间：20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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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铺下红地毯欢迎昂山素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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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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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来源：作者赐稿

　　缅甸政治强人、民盟主席、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女士已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在军政府时代，昂山素季屡受政治迫害，被国内外尊为“民主女神”。她集前军政府首脑昂山之女和民主先锋两个光环于一身，集合庞大的民意，带领民盟一举在军政府后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大选中获胜，并在随后成立的民选政府中位居要津，从行政序列上来说，她是仅次于“总统”的“二把手”。

　　但事实上，正如她在选举中再三强调的，她在新政府中的地位远比它所显示的那样重要。毫无疑问，她是新政府运转的核心，是缅甸真正的“大拿”。

　　缅甸，位居中国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咽喉地带，幅员广大，人口密集，与中国国土毗邻，共同边界线长达2200多公里。无论是中国边境的和平与稳定，还是中国维系与印度、东盟的合作与平衡，以及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的市场发展经济，其对中国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由此而论，中国无论怎么重视昂山素季的访华都是不过分的。

　　中国政府为昂山女士准备好了红地毯。中国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义对昂山素季发出邀请，不过这可能也只是表面上的。真正与昂山素季进行会谈的将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为表尊重，他很可能将设私人宴会欢迎这位特殊的客人。特殊在于，随着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逐渐展露，中国在亚太特别是东亚日渐孤立，多数国家都投入美国刻意建立的“统一战线”中，在缅甸进行民主转型后，中国担忧缅甸也会步它们的后尘。正因如此，在缅甸新政府成立后，中国就急不可待地在第一时间派出外交部长王毅先行访缅探路。

　　选择中国作为东盟国家之外的首访地，正如多数论者提到的，两国地理彼此毗邻，经贸合作紧密，中国是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外资来源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在缅甸与缅北地方民族政权的和解中也扮演了特殊角色。昂山素季曾说过，中国是“搬不走”的邻居。这可以视为缅甸新政府对中国的定位——不得不交往的庞大邻居。对于缅甸来说，无论采取何种外交政策，中国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实现国内和平与发展是新执政的民盟的首要目标，而中国于此两点都有重大干系，因此，昂山素季选择将中国作为域外的首访国家，当然首先是基于最现实最迫切的国家利益考量。

　　昂山素季选择中国作为域外首访国家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是新政府成立后第一个派遣外交部长访缅并向昂山素季发出访华邀请的大国。投桃报李，从礼仪上来说，她将中国作为域外首访地，可以理解。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再加上以她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令人惊讶，可能她觉得若先访华，美国人不会太在意。但若先访美，中国人会很介怀。中国舆论这次报道的一个焦点就是昂山素季将中国作为东盟之外的首个外访国家，可见对这些表面的东西是很在乎的。美国是个务实的国家，并不在意那么多繁文缛节，所以到美国访问的，很少享受“国事访问”的待遇，绝大多数都是工作访问。所以，一些中国官媒强调说，昂山素季将在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顺访”美国，是将访问标准降低了，可能是相当的一厢情愿。

　　甚至可以认为，昂山素季对中国的首访是一种安抚。在缅甸初步实现民主转型后，缅美就成为天然的伙伴，缅美关系势必将在昂山素季访美期间得到一个质的巨大提升。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不在于它的领导人什么时候访问，而在于其双边关系发展的程度和两国外交政策的契合度。缅美关系就是这样，影响两国的关键障碍已经移除。奥巴马亲自向昂山素季发出邀请本身就是对后者地位的认可——尽管在美国内仍广受非议，从政府层面，美国已经接受了昂山素季作为国家真正的首脑的事实。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两国政府将缔造什么样的双边关系。

　　如同缅甸对中国具重要性一样，反观它对美国也具有特殊意义。缅甸是美国在亚太的“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是缅甸民主转型的重要促进力量之一，可以说缅甸能够取得今日局面，美国功不可没。对中国进行价值观孤立，是美国亚太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它对缅的重要期待。缅甸新政府的成立，意味着美国在亚太的民主同盟的壮大，缅甸不可逆转地成为这一同盟的成员。在此基础上，美缅经贸关系必将日益密切，由此也将带动整个西方与缅甸关系的逐步改善，与美国同声共气的日本将扮演先锋和关键角色。

　　在此之前，昂山素季需要对中国进行必要的平衡，避免其失落太大。毕竟两国必须交往，而且必须维系关系正常，这不仅是因为缅甸需要中国的投资和贸易，而且是因为两国国土彼此相连，无法割离。

　　但自从缅甸新政府成立后，就注定两国在军政府时代近乎盟友的情谊的彻底结束，两国政治关系的疏离将不可避免，缅甸将不再视中国为长期的可靠的安全伙伴，而将合作的重心定格在密切的经济交往，即令如此，缅甸也将继续审慎地对待其对缅投资。缅甸将成为美国在亚太的另一个“新加坡”。

来源时间：2016/8/19 发布时间：20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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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杰：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一定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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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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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谷隆来源：中评社

　　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蔡东杰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近期中国大陆与日本在东海、钓鱼台周遭有情势升温的状况，但不能单看中日两国动态，从今年底到2017年美国大选后，东海、南海是全球战略变动的一环。目前美国在亚太采取缄默外交、日本对中采取亲善外交的前提下，中国大陆在东海采取“敌退我进”是正常的战略行为。而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一定会修正，台湾要耐心观察，并根据战略层次做出最理性选择，不要轻易倒向哪一边是最好的选择。

　　蔡东杰，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现任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中华当代两岸学术交流协会理事长、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等职。

　　蔡东杰对中评社表示，南海问题的升温，不是缘起南海个声索国本身，因为南海问题已经存在很久，南海情势升温其实是美国强力“重返亚洲”的结果，否则南海已经通过“行为宣言”，本来各国还要通过“行为准则”，因为美国重返亚洲让整个亚太区域战略跟美国有非常直接的连动。

　　蔡东杰认为，真正的关键在于从今年底到明年初，美国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因为这次是换届选举，结果一定会更换美国总统。虽然按美国惯例，外交政策有连续性，但是每个美国总统都会在宏观路线下，走一条有自己风格的外交政策，例如詹森扩大介入越战、接任的尼克森就选择退出越战。

　　蔡东杰提到，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洲政策是美国的政策，但不管特朗普或是希拉里当选，都会有自己的政策，不可能百分百萧规曹随，例如TPP是美国重返亚洲在经济领域的关键，希拉里曾公开反对TPP，某种方面就是反对重返亚洲的政策。

　　蔡东杰对中评社分析，不管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大陆现阶段的动作都是希望为明年美国新总统上台后，牵动全球战略布局的新局势，争取空间、筹码或是预留退路。我们可以看到南海仲裁案的结果是符合美国利益，但是美国在结过出炉后，几乎是呈现“缄默外交”的状态，没有做任何表态。按照过往美国一定打落水狗，但是在新“总统”上台前，美方现在做任何发言都没有意义。

　　蔡东杰表示，日本一直扮演美国战略非常重要的助手，也有学者解读美国被日本牵着鼻子走，但是日本从去年开始非常努力推动习安会(习近平与安倍晋三)，显示日方也有意预留退路，日本对中国的强硬取决在美国对中方是否强硬，所以美国未来有可能会修正对中政策，当然日本也必须要对中国释出善意。

　　蔡东杰强调，所以在美国缄默外交、日本亲善外交的前提下，国际战略是采取“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日本一改对中的强硬态度、释出善意，中国大陆当然会采取“敌退我进”争取更大的战略目标，所以中方不只在钓鱼岛周边去进行施压，“外交部长”助理孔铉佑也取消了访日的计划，外界评估9月G20峰会上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计划可能落空。

　　蔡东杰对中评社表示，既然美国原地踏步、日本态度转成亲善，中国大陆就往前走一步，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这是战略考量的自然反射行为，所以大格局上，中美日三方都在观望2017年美国新“总统”就职后，对亚太政策的表态。目前东亚局势有点像是先卡位，看似情势紧张，这只是战略进退的自然反应，大致还是维持稳定。

　　对于美日在亚太战略的调整行为，台湾应该要有何作为因应。蔡东杰认为，以明年来看，尽管目前是观察状况，因为基于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新总统在外交转向的态势是很正常的现象，无论如何，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一定会修正。

　　蔡东杰强调，基本上台湾要耐心观察，一定要根据战略层次，做出最理性选择，也不要轻易的决策，短期之内“等距外交”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不要轻易选择倒向哪一边，这对台湾才是最有利。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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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中美关系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

分析

薛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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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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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理泰来源：《同舟共进》杂志2016年第7期

　　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无论是共和党特朗普还是民主党希拉里执政，美国势必收紧对华总体政策，亦即同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相比，其严苛程度将不可以道里计。此乃大势所趋，不待智者而决。

　　首先审视一下两党总统候选人相关的政策宣示。特朗普2016年4月27日在首次全面阐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演讲中抨击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指出：“我们的总统允许中国继续对美国的就业和财富进行经济上的攻击，拒绝实施贸易协议以及对中国施加必要的压力来掌控朝鲜。我们拥有对中国施压的杠杆，即经济上的力量。人们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济力量来驾驭中国。”他回顾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遭受基地组织袭击时，华盛顿却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之耗费更多的精力。他还举例称，目前中国在南海的所作所为表明，中国丝毫不尊重美国及其总统奥巴马。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抨击中国这件事上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4月6日，她在费城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就对中国发动了猛烈的批评。她提及任职国务卿的经验，向选民证明自己有能力影响中国。

　　在总统大选的“热身”阶段，两党候选人竞相以抨击中国作为争取选票的手段，此举说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上升。最近纽约华人公益组织百人会发布2016年关于美国民意的调查报告称，七成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造成了严重或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威胁，而且同2012年相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带来社会转变的美国人的比例剧降了四成多。

　　上述情况无非说明，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执政，设若两国任何一方行差踏错，则中国面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几乎是全方位的挑战，其力度之大，同奥巴马时期相比，必然不可同日而语。

　　中美关系：或“防”或“抗”?

　　无独有偶，在两党总统候选人竞相对中国发难的时刻，美政府也对中国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敌对性的政策宣示。

　　美国防部长卡特5月25日在演讲中指出，美国正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如今中美对峙的局势类似于美国与前苏联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状态。这是美高官首次宣布中美两国已进入“冷战”状态。这一政策宣示的含义及其将带来的后果，无论如何，不可等闲视之。

　　卡特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这篇演讲时还表示，鉴于中国的强势立场在短期内不会出现改变，而美国高度关注亚太这个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因此“亚太再平衡”将成为美国一项长期的战略。为此，美军必须作好应对来自这个方向的挑战的长期准备。至于中美在南海的对峙，仅是两国关系大局中的一环而已。另外，他意有所指地寄希望于中国社会发展导致的政策走向的改变。

　　这一宣示之所以选择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同美军方对中美两国未来战略博弈在军事层面的认知密切相关。五角大楼认为，二战以来美国掌握亚太乃至全球的海空优势，今后将面临正在努力成为海军强国的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呈现新月形，也有利于中国海上力量向外突破，因此此项战略博弈的外在表现形式将主要是中美海军之间的碰撞。

　　十多年前，美国前驻华海军武官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指出，在解放军所有军兵种中，海军是发展势头最猛的军种。他对笔者表示：“未来中国经济、科技实力将更为雄厚。届时会放慢海军发展的势头吗?显然不会。中国海军迟早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构成严峻的挑战。”

　　美国防部长卡特在作出措辞严峻的上述演讲之后不久，5月27日再度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针对中国的火药味浓厚的讲话。他宣称中国正在“构筑一座自我孤立的长城”，为了应对中国采取的“前所未有的扩张主义行动”，五角大楼将把最精良的武器“全部”派到亚太地区，包括F-35隐形战机、P-8侦察机和隐形驱逐舰等。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0日回应说，美方部分人士“身体虽然已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时期”。

　　卡特的两番公开讲话堪称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心理层面的威胁。目前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严峻挑战主要仅止于心理层面，在双方互动、应对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则可能迅即体现在军事层面，这似乎越来越不是遥不可及之事。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经过近年的战略博弈和互动，美方部分人士认为已经跨过了一道关键性的门槛，进入了“冷战”的初级阶段。有鉴于此，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立场正在从“防”逐步向“抗”的方向转变。

　　从近期美军方高层的表态可悟出，尽管“防”与“抗”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天堑。假如美政府的意图和立场仅止于“防”，则必然有所节制，在维持区域安全时注重平衡，有政策倾斜，却不容偏废;倘若立场和决心聚焦于“抗”，则必无所不用其极矣。

　　可以预估，2016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全方位调整对华政策，在军事、外交等层面，原先的“防”将一跃而为“抗”，并持续多年，涉及面广泛，影响深远。届时，所谓经济上“我中有你”，人员往来上“日益频繁”等的说法，皆成明日黄花矣。

　　何为“修昔底德陷阱”

　　中外学术界广泛引述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源自2500年前古希腊时代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乃至战争成为两强之间不可避免的最终选择。有的学者以彼况此，用以比喻中美之间的关系，似有引喻失义之嫌。

　　自从核武器面世以后，以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坏力，早就打破了这一条规律。否则，以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霸权触发的矛盾之尖锐持久，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早就爆发了?“冷战”这一大国争霸的新形式，又如何可能主宰世界政治格局近半世纪之久?

　　反观冷战史，可以发现一条新规律，即核武器问世以来，在核武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爆发过战争，甚至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边界冲突。

　　核武器已成为制约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这一规律不仅贯穿于美苏争霸的全部历史，也适用于解释为何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二战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印度在1971年11月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还肢解了巴基斯坦，导致东巴基斯坦被孟加拉国取而代之。然而，印巴两国在1998年相继拥有核武器后，近20年来连成规模的边界冲突也没有发生过。概言之，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得以维持，均拜核导弹这一终极武器所赐。

　　1949年以来，在中国面临的核战争威胁中，最严峻的一次是1969年苏联尝试把核战争强加于中国，形势十分紧迫。最终克里姆林宫核战争计划胎死腹中，中国面临的核威胁戛然而止。究其底蕴，当年中国处于举国备战的紧急状态，苏联无法通过突袭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何况当时中国核武库尽管弱小，但数十枚东风2号中短程核导弹却也瞄准了苏边境城市和军事要地，这使得苏领导人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况且美国已明确警告苏联，不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并启动了战略核武器，这也是中苏军事对峙后来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

　　简言之，核武器问世，从根本上扭转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正是“冷战”这一新形式才体现了超级大国之间在热核时代既斗争又妥协的特殊关系。不能以2500年前古希腊两个小邦之间争斗乃至最终爆发战争的故事，来形容处于热核时代的中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时代背景已迥异。

　　早在2009年冬，笔者撰文率先指出，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左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迄今笔者依然认为，中美矛盾固然尖锐，相当难调和，却尚不致于以全面战争的形式达到你死我活的目的。中美都是核大国，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必定是核战争，这一结局为任何理智的政治家所不取。[page]

　　争取下一个战略机遇期

　　在未来数年乃至十年期间，中国能否再有一个战略机遇期，完全取决于能否避免中美两国滑落到彼此对决的境地。中国外向型的经济格局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旦中美两国步入彼此对决，则中国崛起必然受挫。况且，按照中国国情，要维持国内稳定，势必要达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在长达20余年的期间，经济欲振乏力，却能始终维持国内稳定。而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必须改善。

　　中国近现代史上，两次呈现复兴势头时，均被日本拦腰截断，复兴戛然而止，成为民族痛史。19世纪末，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平定，各省大兴洋务，中枢又兴办北洋水师，史称“同光中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兵分水陆两路，击败中国军队，兵锋直逼京畿。清廷被迫割让台湾，又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知识界对清廷的幻想破灭，成为清廷一朝倾覆的原因之一。而1927年至1936年，百业兴旺，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在民国史中居冠。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又把中华民族一个巴掌打入血泊中。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耳。

　　倘若中国在崛起未竟之际，同下一个战略机遇期失之交臂，说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笔者以旁观者清的角度，说一句理性而又客观的评语，即若中国面对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围堵，较之苏联，处境可能更为险恶。之所以如此说，有若干依据：

　　首先，在工业、科技方面，苏联同美欧的差距不是很大。如1945年美国研制核武器成功，时隔4年，苏联也成功试爆核弹。苏空军装备同美国不相伯仲，陆军更是一枝独秀，仅海军装备远逊于美国。苏联毕竟是大陆国家，足可自保。而在自主创新的工业、科技方面，当前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差距不小，一旦外国公司全面撤资，许多高科技项目恐告中断。

　　其次，苏联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运行对外依存度极低，经济自成体系。即使外国强权实行全面封锁，也无碍苏联经济继续高速运转。但中国各项战略资源(包括超过一成民众的口粮)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运行久矣，假若面临全面封锁，经济局面严重恶化，确是不能承受之重。

　　最后，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由亚欧两大洲十数个国家组成，在地域上连成一大片，由中苏两国作为支撑，起码维系了同盟关系。在外部世界，毕竟还有散布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应气求。但现在，一旦中美进入“新冷战时代”，一些邻国甚至会磨刀霍霍，伺机一逞。

　　当年西方世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对苏联锲而不舍地实行“分进合击”，孜孜不倦，不稍懈怠。回顾与反思之余，历史经验值得记取。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定格

　　关于今后中美关系的实质以及互动中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未来走向，笔者认为，在明了以下几个特点以后，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变迁路径予以定格了：

　　第一，历史经验说明，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这是左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譬如美国以军事力量介入南海争端，乃是鉴于中国军事投掷力量大举南下，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空优势构成挑战。至于“海洋法”“区域安全”等仅是说辞而已。

　　第二，核武器面世后，从根本上扭转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正是“冷战”这一新形式才体现了超级大国之间在热核时代既斗争又妥协的特殊关系。今后历史仍将证明，“冷战”作为大国关系的新格局早已并将继续取代“修昔底德陷阱”。

　　第三，中国固然可以避免与美国爆发全面战争，然而，如果犯了颠覆性的“错误”，核威慑背景下的多边的高科技局部战争则避无可避了。想深一层，在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的军事较量在多数情况下是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如今又有何国愿意替中国陷入与美国势力作一番较量的代理人战争呢?

　　假如日后中美真如美方部分人士所言，陷入固化且长期化的“冷战”状态，对中国国家利益而言并非好事。

　　第四，无论老大、老二均需要重视对方的核心利益，避免误读、误解并误判对方的真实意图。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假如企图心太强而又战略谋划能力不足，则类似古巴导弹危机这样严重的危机完全可能重演。如此，自老三以下直至老九、老十等或迟或早都会站在老大一边，最终的输家毕竟是老二。

　　第五，一旦中美陷入固化且长期化的“冷战”状态，则中国外交上可能受到一定的孤立。

　　第六，可以预料，今后中美对峙日趋紧张之日，内心憧憬国力膨胀者，必然会诉诸躁进的手段，一味强调要以强硬的手段对付境外强权势力。其实，翻阅中国近现代史书，即可发现1884年中法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乃至1929年张学良从苏联夺回中东铁路路权，无非是未谋定而动，却听信了主张躁进、膨胀者的怂恿，最终被迫面对事与愿违的结局。

　　第七，谚曰：“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当前中美关系属于事犹可为的阶段，尚有机会避免跨过临界点。

　　第八，至于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也是可以发生微调以至转化的。君不见，上世纪初美国综合国力已远超英国了，却从未挑战英国的世界龙头老大地位，二战后，方才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英美之间完成了老大地位的禅让。这就应了中国古哲名言：“大位不以智取”，遑论力夺。

　　结语

　　至今美国不少政界人士仍认为，中国崛起固然会对美国前途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却不具有紧迫性，反而还有充分的协调性。相反，全球其它事端(如伊斯兰国、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俄乌冲突以及全球恐怖组织的挑战等)，尽管对美国前途不至于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在具体处理上却刻不容缓。

　　何况，美国军政界出于惯性思维，揽事太多，对全球事端一时放不下，却又消化不了。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化解中美在南海的紧张对峙提供了机会。玄机或许存在于此。

　　(作者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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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萨德”迫使中国研制更先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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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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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赫芬顿邮报》8月16日文章，原题：为什么美韩导弹防御会促使中国研制先进武器装备

　　美韩部署萨德系统的协议公布后，许多分析家提出北京会如何表达愤怒的问题。一种常见看法认为，这可能迫使中国重新考虑对朝鲜核计划的不作为。也有人认为中国可能采取经济手段惩戒首尔。这些猜测未能全面涵盖中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考量。北京担心朝鲜政权不稳，不会采取实质行动。类似的，北京会考虑恫吓韩国，但大动作经贸报复会造成连带损害，中国没理由这样做。

　　那中国会如何应对呢?正如中国外长所言，萨德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战略问题——以及会引起战略军事反应的战略军事问题。应对强大的萨德，意味着中国要研制更先进的导弹，并大力部署。

　　众多分析鲜有谈及萨德会如何影响中国军队。媒体从中国角度看部署的影响，却错误集中于该系统的导弹拦截方面，没考虑到萨德的另一重要部分AN/TPY-2雷达。实际上，中方最大的担心是其雷达的探测能力——可能被秘密切换到远程模式，令华盛顿更早获悉中国的导弹发射。为此，北京将被迫研制能使该雷达预警潜力作废的导弹技术。

　　中国可能加快目前的两个导弹计划，即高超音速飞行器和分导式多弹头。迄今，中国高超音速飞行器只进行了中程和中远程试验。韩国萨德部署可能预示着美国更大的导弹防御计划，这种情况下，中国将被迫加快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并将该项目扩大到包括能打击美国的射程更远的导弹。同样，中国很可能将目前核武库的导弹改造为分导式多弹头，从而增强突破防御的能力。

　　当然，中国对萨德的战略反应并非不受限制。且推动中国导弹计划的，是技术突破和希望被视为一流国家的渴望，而非战略需要。如今，韩美萨德协议可能促使中国迈出重要的第一步——朝着更多的出于战略必需部署导弹的方向逐渐转变。(作者伊恩·阿姆斯特朗，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201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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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美两国文化差异明显但中国人很像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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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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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福布斯》8月17日文章，原题：中国不是美国，但中国人很像美国人

　　我与一个想到美国念大学的中国高中生聊天，他提到自己参加的一场篮球决赛，他最后一投没中，全队一分输掉，他难过极了。我问他父母怎么看?“他们说，一场比赛而已。”还有比这更美国的吗?打篮球、输掉大赛、父母以成年人的逻辑安慰沮丧的少年……尽管美中在政治、历史和文化上差异明显，但两国民众有着一样的体验。

　　中国是个多样化大国。对西方而言，北京是中国的一大门户，从这里可看出西方文化如何强大于美国军力。北京不像中国金融中心上海那样华丽夺目，但也不像华盛顿。这座城市充满历史、文化，当然还有商业气息。到处都是现代化的银行和公司大楼。街上满是西方汽车，堵车是常事。广告里卖的是西方产品。当然，多数中国人与多数美国人一样，并非过着高品质生活。牛仔裤、运动裤、跑鞋、凉鞋和拖鞋，T恤也司空见惯，许多都印着英文。

　　以前，在人们印象里，中国人个子矮。营养是关键。但从广泛开展的篮球运动来看，很多中国人比普通美国人高。与美国年轻人一样，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文身，此外还有城市涂鸦。

　　全球化的另一迹象是美国快餐店的扩散。想吃麦当劳、必胜客或者肯德基?没问题。当然还有星巴克。照中国人的标准，它们可不便宜。但对喜欢新事物的中国人来说，它们令人满意。

　　与美国同龄人一样，中国年轻人担心就业。总体而言，中国学生喜欢美国人，但不想成为美国人。他们喜欢西式自由，但爱自己国家的历史，相信自己的国家，往往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们想去美国，但不等于想要华盛顿对他们的国家指手画脚。

　　如今的中国更加复杂，远比其他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更好。很难预测中国最终变成什么样，但重要的是，它变得自由了。(作者道格·班多，陈俊安译)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201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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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使论“特朗普现象”：美国综合国力下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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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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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黎明来源：环球网

　　美国领导人曾经说过两句话令人深刻。第一句是奥巴马讲的。他在西点军校上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这就意味着只要这个思想不变，世界大局、中美关系基本格局不会变，美国还要继续谋求在世界上的霸权。

　　第二句是希拉里说的。她声称，“我不希望我的子孙生活在由中国统治的世界里。”这大概代表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注定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在这些问题上无解。

　　脉络：近年来的麻烦都与美国有关

　　2001年到2008年，中美关系相安无事，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美国人突然发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八年之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崛起在它面前。相反，美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它就提出来要“战略东移”，要“亚太再平衡”。

　　这些年，在中国周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跟美国有关。第一件是2010年的“天安号事件”。当时美国借口“天安号事件”把航母开到黄海，这是第一次美国军舰到中国家门口示威。第二件是同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东盟会议上公开提出美国不能离开太平洋，美国还要谋求太平洋的霸权。这就导致了中国同南海周边国家领土纠纷炒作得特别厉害。

　　2010年以前，中国同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之间有争议、有分歧，但并不严重，如同中国同其它国家有领土纠纷、边界纠纷一样。2010年后，这个问题却成了中国同东盟国家之间的矛盾，甚至成了中国同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它的背后就是美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12年的“购岛事件”，这件事背后可能有美国因素存在。“购岛事件”发生后，钓鱼岛就成为中日之间无解的问题。在这之前，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越走越近，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美国必须在中日、中韩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这就是钓鱼岛。即使安倍不在台上，钓鱼岛的问题始终存在于中日之间。

　　再下来就是2013年，菲律宾提出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个仲裁案就是要羞辱中国，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今年仲裁案结果出炉造成了很大的风波。

　　所有这些都与中美结构性矛盾有关，中国周边发生的事情都跟这个有关系，甚至台海问题也多少与美国有关系：一个是东北亚，一个是台海，一个是南海，这三件事给中国外交造成了很大麻烦，让中国无法全心全意搞国内建设，把中国和周边邻国以及两岸关系都搞紧张了，美国就达到了目的。

　　焦虑：美国对中国有两大担心

　　从目前看，美国对中国有两大担心。第一，13亿人口中国的迅速发展，西方500年以来建立的世界格局和秩序有可能会被打破，这有可能改变世界。第二，中国的模式会不会成功，他们很希望中国模式不要成功。当然，中国崩溃对他们也不利。一旦中国的模式成功了，那么是对百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整个否决，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矛盾，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

　　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中美关系也是历史上大国关系最特殊的，双方有结构性矛盾，但依存度也特别高。应该说，如果没有中国改革开放，没有中国融入全球化，美国经济不可能有今天。2008年美国遇上经济危机，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强大，这场风波美国无法安然度过。反过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也得益于中美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也正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几年，应该说中美关系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收益，形成了相互依存。如今，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债务国。所以，如果中美关系发展成战争、冲突，双方没有一家能够承受得起。

　　在此背景下，我们还要重视 “特朗普现象”。美国为什么这次大选共和党出了一个特朗普，民主党出了一个桑德斯，两个独有的另类?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我觉得不光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下行，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缩水，再加上难民问题、移民问题、种族歧视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以后人们逐渐逐渐对这个体制在产生怀疑。

　　为什么英国会脱欧?为什么英国会出现一个现在当外交大臣的鲍里斯?鲍里斯和特朗普、桑德斯都是一个类型的人，草根阶层从这个体制里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差距在拉大，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实际上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延续，1%对99%，我把它看成，特朗普、桑德斯这些人实际上是体制外的，老百姓恐怕不见得会同意他说的那些不靠谱的话。

　　但对体制内这些人，共和党、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对这些人失望了，就从体制外找一个人，你讲那些“政治不正确”的话，老百姓反而觉得你来干试试看，所以这是特朗普现象很值得注意，实际上是美国整个综合国力在下降的一个标志，当然不是今天或明天就会发生，但这确实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个现象值得研究。

　　我们怎么办：二次核打击能力很关键

　　说了这么多，中国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确保自己的安全，中国要迅速发展自己的军力。现在讲“中国梦”，“中国梦”首先是中国要安全，不受外国欺辱，必须要用军力捍卫自己的安全。在这其中，二次核打击能力非常关键。必须要让侵略者知道，如果它想孤注一掷，就会付出巨大代价，这是很基本的条件。

　　第二，既然大家都承受不起这个后果，那么中美之间还是要管控好分歧。这次南海仲裁案在军事上、外交上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今后我们还可以这样做。

　　另外，中美关系和中国同邻国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分开解决。毛主席、周总理都曾经指出，在世界上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因此，我们跟周边邻国发展关系一定要同美国区别对待。我们周边有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在内，都属于推一把就会推到美国那边，拉一把就会到中国这边来，不能和美国同等看待。我们要做工作，在外交上要争取“朋友越多越好”，让朋友信任你，让朋友尊重你，这是破解当前难题的关键。

　　作者华黎明是前驻伊朗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文章根据作者在环球网主办的“资深大使、将军号脉中美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201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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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邮件门美国主流媒体都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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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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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力简来源：观察者网

　　【本期美国大选八卦阵之八，作者陈力简目标瞄准美国民主党邮件门事件中的媒体表现。最新消息是，希拉里邮件门还没完，据当地时间8月15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准备把希拉里电邮调查的相关资料，移交给国会。因希拉里邮件门而被爆的多起离奇命案，让美国大选在光怪陆离之外更透出血腥味，而其中美国主流媒体的表现，也实在太耐人寻味。从7月22日到现在，美国主流媒体只有Anderson Cooper代表CNN视频采访了维基解密的主要负责人阿桑奇。】

　　美国东部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20分，在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角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受害者名字叫Seth Rich，27岁，受雇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负责开发一个程序帮助选民寻找投票站。在抢劫案发生时，死者正在和女友通电话，女友听见电话另一侧有噪声，死者说不要担心后失去联系。事后警察报告显示，死者手部，膝盖和面部有淤青，背后中致命枪两次。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个被警方定性成暴力抢劫案件中，死者的财物却都完好无损，没有遗失。

　　这个本来貌似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治安案件，很可能不了了之，更不可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因为七月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是异常繁忙的，共和党在七月中旬，民主党在七月下旬召开党代会来确定本党总统大选候选人。

　　可是，就在案发十多天后的7月22日，世界著名的维基解密组织在网站上公布了将近20000封往来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和各大媒体之间的电子邮件。这些邮件的公布导致一系列，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Debbie Wasserman Schultz，民主党西班牙语媒体主管，Pablo Manriquez在内的多名党内高级官员的辞职。

　　更重要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公然操纵选举，颠倒黑白的内部操作被曝光。这些拙劣的表演和对媒体的操纵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打击党内对手桑德斯参议员和党外对手唐纳德特朗普。

　　咱们就先看看他们这些标榜民主公正客观的美国主流媒体都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做了什么肮脏的交易。

　　首先遭殃的是媒体的客观和公正立场。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著名的政论网站politico在刊登稿件以前要经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的同意。

　　第一个曝光的记者是Ken Vogel，他完全抛弃了客观公正的立场，在发表文章以前首先把初稿送给DNC通讯主管Luis Miranda审阅。当丑闻曝光以后，politico被迫和他切割，称这种行为是“一个错误”。

　　更过分的是CNN。为了帮助民主党高层打压桑德斯参议员(桑德斯参议员是希拉里总统竞选的主要党内对手)，CNN的Maria Cardona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授意下，公开发布了不利于桑德斯参议员的两篇社论。

　　其中一篇居然是亚特兰大市长Kasim Reed的名义发表，经证实社论作者来自于希拉里竞选团队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

　　CNN的访谈节目也中枪，金牌主持Jake Tapper貌似唇枪舌剑的访谈问题居然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经过DNC策划，嘉宾们对回答已经烂熟于胸，然后借Tapper的口说出来而已。

　　接下来是影响力大的全国性报纸，包括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

　　邮件显示，华盛顿邮报曾经为希拉里举办了竞选筹款大会。这本来没什么，不过华盛顿邮报却没有名列在大会的赞助方名单里面。这样做在美国是违反选举法的。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这点非常清楚，在DNC财务主管Jordan Kaplan写给DNC选举策划师AnuRangappa的邮件中明确指出，华盛顿邮报不能列在筹款名单中，因为律师们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可是他们还是拿了华盛顿邮报的钱，并从捐款者名单中删除了华盛顿邮报。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知法犯法。

　　还是那个审稿的DNC通讯主管Luis Miranda，居然把桑德斯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故意泄露给华尔街日报记者Laura Meckler。华尔街日报是美国的右翼报纸，应该不会对左派桑德斯参议员说好话。为了保险起见，Miranda在邮件中声称，我是不会承认是我发给你的。果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不利于桑德斯竞选的。

　　更加无耻的是，在报道发表以后，Luis Miranda居然引用自己泄露的邮件中的内容来证明桑德斯参议员不适合当总统。从表面上来看，Miranda是从华尔街日报报道获取这些信息的。如果不是这次维基解密曝光，大众永远也不会知道这其实是一场自说自话的闹剧。

　　下面就是打击异己了。当MSNBC新闻评论员Mika Brzezinski对民主党初选中的不公表示抱怨，并要求Debbie Wasserman Schultz引咎辞职的时候，Schultz怒不可遏地写信给MSNBC的大老板要求对Mika禁声。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告状后不久Schultz的邮件就被曝光，Schultz在愤怒的桑德斯支持者的压力下被迫引咎辞职。Mika Brzezinski逃过一劫。

　　著名社交网络脸书facebook也不甘寂寞。当维基解密公开这两万封电子邮件的时候，脸书承认在第一时间封锁了所有通向维基解密网站的链接，并声称这是计算机算法错误地把维基解密网站当做一个垃圾邮件网站封锁掉。这个算法早不处理晚不处理，偏偏就在电子邮件被公布的时候发生作用封锁消息未免不让人起疑。

　　公众们愤怒了，纷纷在网上声讨脸书这种操纵社交网络的行为。脸书在三天以后被迫解除了对维基解密网站的封锁。

　　曝光的邮件让桑德斯支持者无比愤怒，在7月底费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内外，聚集了大量打着“email”的抗议标语的民主党选民。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天，居然出现了大批党员愤怒退场的尴尬局面。可是除了几个民主党高管辞职以外，抗议声咒骂声并没有阻止希拉里顺利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而更加令人失望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居然对这样公然操纵选举和歪曲事实的报道，选择了视而不见，从7月22日到现在，美国主流媒体只有AndersonCooper代表CNN视频采访了维基解密的主要负责人阿桑奇。

　　媒体其实对于公众的愤怒是有恃无恐的。原因很简单，公众的愤怒是不会持续的。当人们淡忘了这些丑闻以后，媒体们可以仍旧继续操纵选举。

　　可是今年却有所不同，让媒体和DNC抓狂的是，在后续的视频采访中，阿桑奇表示，他的团队正在整理更多的DNC邮件，还有希拉里竞选团队的邮件，确认信息的可靠性以后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阿桑奇并暗示，这些邮件中有证据显示希拉里其实是著名恐怖组织ISIS的支持者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来确认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只能让维基解密再飞一会儿了。

　　维基解密公布DNC电邮和Seth Rich死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关系很直接，因为维基解密就是通过SethRich这个内线成功地破解了DNC的安全机制，下载了这些机密的电子邮件。

　　一般说来，记者职业道德是不暴露自己线人的信息。现在线人已经死亡，维基解密要为线人讨回公道。在8月9日晚，维基解密通过推特网悬赏20000美元来获取关于Seth Rich被谋杀的信息。对，的确用了“谋杀”这个词。

　　当天晚上，维基解密主要负责人阿桑奇接受视频采访，直接承认了维基解密的线人就是这个被杀的Seth Rich。现在，还有人相信这是一起持枪抢劫案吗?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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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权力变化不可避免美国欢迎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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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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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玲飞综述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不够尊重吗?

　　谈及中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误解，我认为存在以下三点。

　　第一，很多中国人倾向于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外交人员看成是一块铁板，但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刚才于副部长非常有洞见地谈到了，七国集团和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当中占的比例是有不同的，权力是在变化的。美国的领导人很清楚这一点，在地缘政治方面，权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美国需要重新衡量自己的力量，因此，美国是欢迎中国、印度以及金砖集团崛起的，并且美国是愿意和这些国家合作的。所以，不要把美国的外交看成铁板一块。

　　第二，把美国的每一步都看成是有战略考量的。有时候美国出台的措施是临时性的，并没有进行全面的互相讨论，它不是战略性的，只是临时性的。而中国总是把美国的任何一步都看成是抑制中国的战略性步骤。

　　第三，美国的“三D”外交政策，即防御(Defense)、发展(Development)、民主(Democracy)，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美国传统，在外交方面要强调价值观，其实美国强调人权、民主，并没有什么恶意，这并不是对中国的侮辱。在我看来，这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美国可以和中国分享其经历，美国相信中国有能力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享受到同样的权利。我认为，这并不是说美国把中国看成第二等公民，这是一个迷思、一个误解。在我看来，大多数的美国外交政策都是尊重中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要重新考量一下，更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并不见得那么客观和准确。

　　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已衰退?

　　智库对于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的。同样，我想要突出强调三个问题，也就是现在面临的三个困境，并且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智库对解决这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美国人很爱谈论美国的领导力，智库也非常乐意去观察冷战之后谁重建了全球秩序。但讽刺的是，美国全球处理事务，全球利益并没有增加反而衰退了，全球影响力衰退了。我可以列出很多的例子：基本上所有的外语研究项目预算都遭到两位数的削减;在西语和法语之后最常用的外语是什么?是美国手语;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是科学家，政治科学是由量化模型主导的，它跟现实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和美国传统是不同的，就是鼓励学生去真正了解一个外国的传统。这个传统正在式微。这给智库一个机会，大学做不到的，智库应该试图做到。

　　第二个矛盾和困境就是中美可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讽刺的是这两个国家似乎正在建立一些分裂的经济组织，比如说TPP、AIIB等。在此情况下，今天的经济一体化是否可能在没有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参加的情况下成功呢?当然，很多情况下这些组织还是开放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所以，我们需要教育两国的大众。当然，媒体还有智库都需要这样做。

　　第三个困境就是当今世界是互相联系和唇齿相依的，但是奇怪的是，每天很多的货物在流动，人们从一个大陆到另外一个大陆，从东半球到西半球，非常迅捷，但是人们依然不是非常地了解对方，甚至对对方是恐惧的，这是为什么呢?可能各国政府限制了人文交流，甚至制造了对彼此的恐惧。在这个领域，我认为智库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应该鼓励智库合作，鼓励外国的基金会和研究机构进行中国研究。

　　本文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2016香山智库论坛上的发言

　　综述|李玲飞，盘古智库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201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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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彻底放权互联网监管？把域名系统管理权交给民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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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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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歆悦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互联网域名系统的管理权，转交给一家非营利机构。

　　美国时间8月16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宣布，其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把部分互联网监管的权力移交给一家非营利性机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实现网络监管的私有化，意图去除任何单一政府部门对网络生态系统的控制。此举引起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

　　早在2014年3月，奥巴马政府就曾宣布，有意卸下互联网域名系统的管家角色，拟将这一控制权转交给ICANN。当时，美国政府提出，放弃手中剩下的互联网控管权，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国际上针对斯诺登(Snowden)爆料的、美国对互联网进行非法监听的强烈抗议的一种回应。

　　向ICANN交权

　　今年8月16日，美国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局长Lawrence Strickling在一篇博客中写道，该局已经告知ICANN，在9月30日——政府与ICANN合同到期之日，美国政府就将抽身，将域名管理等权力移交给ICANN。这一移交一旦完成，ICANN就将全权负责外界所称的“互联网的电话簿”。

　　“这一移交代表了美国政府，在受到三届政府支持后，终于达成长期以来承诺私有化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最后一步。”Lawrence Strickling写道。

　　多年来，ICANN这个非营利性组织说到底听命于美国商务部，它进行管理的方式就曾遭到过挑战，特别是欧洲，就试图要将之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

　　“长久以来，美国政府的角色一直被外国政府视作冲突的源头，”美国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美国政府此次不能完成这一权力转移，各国要求以多边政府运营形式来替代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呼声只会越来越高。”

　　ICANN成立于1998年克林顿政府时期，总部设于美国加州，是一家被形容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非营利性机构，负责协调全球域名及IP地址政策。由于互联网诞生于美国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全球域名和IP地址管理的核心职能是经由美国政府与ICANN签订合同，授权由ICANN负责协调管理。

　　按照现行的互联网技术原理和运行机制，互联网管理权主要指的是围绕互联网资源的分配和协调，包括域名、IP地址以及互联互通协议的参数、互联网技术标准等产生的控制权和话语权。而互联网资源(域名、IP地址以及协议参数)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不同网络节点之间彼此识别、互相通信的基础。

　　美国政府放弃最后的干预权力?

　　从历史渊源来看，互联网资源管理权很大程度是依靠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实现的，当前的这个运行机制在1998年就已经基本形成。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完全掌控着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根服务器。但由于维护成本等诸多原因，美国政府并不想保留所有的权力，于是在1998年，克林顿政府借助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ICANN将DNS根服务器私有化。

　　从那时开始，ICANN就运营整个系统;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它的权力和独立性不断增强。但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依然保留了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干预的权力。

　　2009年9月，美国政府和ICANN签订《承诺确认文件》。美国允许这家公司获取更大的独立性，但依然保留了在紧急情况下对根服务器的掌控权。

　　直至2014年，奥巴马政府决定，将剩余的控制权转交给ICANN。

　　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宣布权力转移的消息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曾发文，援引互联网域名系统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首席科学家毛伟的观点称，长远来看，这对中国是一大利好消息，为中国深度参与互联网事务、谋求更大的互联网管理话语权提供了机遇。

　　“在多利益主体模式下，中国互联网社群其实大有可为，中国在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小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的话语权大幅提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在IETF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在ICANN等互联网国际组织借鉴，那就是：先融入规则，再制定规则，做到有声音、有贡献、有地位。”毛伟说。

　　对互联网用户不会有实际影响

　　ICANN上周向美国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表示，包括保护互联网安全在内的流程将很快走完。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奥巴马政府和许多高科技社区成员都认为，这一规划已久的举动，无论出于维系国际上对于互联网的支持，还是防止互联网监管受到破坏，都是必要的举措。他们表示，把互联网域名系统的管理权转移给ICANN，对于互联网的运作和其用户将不会有实际影响。

　　保守派批评人士称，奥巴马政府这种行为是对现行约束政策的蔑视。

　　美国保守派反对

　　但一些保守共和党人表达了其长久以来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还有人担心，美国政府的监管缺位后，其他国家会趁机获取网络影响力。

　　就在8月12日，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犹他州共和党议员麦克·李(Mike Lee)和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议员肖恩·达菲(Sean Duffy)给民主党政府发信，再次抱怨这个“把互联网拱手相送的计划”。反对这一提案的人士还希望，确保美国保留对域名.gov(政府网站域名后缀)和.mil(军队网站域名后缀)的单一拥有权。

　　近几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对预算有所收紧，以避免走到这一步。但现行的约束政策将在9月30日到期，这意味着，即使他们想要抵制奥巴马政府的这项行政举措，他们也几乎没有时间采取任何措施。

　　保守派批评人士称，奥巴马政府这种行为是对现行约束政策的蔑视。8月16日，保守党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成员Brett Schaefer认为，美国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的这一决定“直接违背”了现行法律，并呼吁国会应当“在这一事件上行动起来，保卫宪法赋予的权力”。

　　另一位保守派组织“科技自由”(TechFreedom)成员Berin Szoka表示，即使国会不行动，很快也会有个人作为原告来在法庭上就这一问题讨说法。一些保守党人士认为，域名功能应当是政府资产，绝不可以在没有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就被私有化。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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