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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鹤：华尔街和华盛顿的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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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作者：朱鹤来源：澎湃研究所

　　1652年，首次英荷战争爆发。远在新大陆的彼得·斯特文森十分担心英国人会从他手中抢走新阿姆斯特丹。为了防止英国人从北边进攻，斯特文森筹集重金，沿着城市的北部修建了一座长超过700米的木制城墙。

　　但英国人根本就没打算从北边登陆。他们选择了海上进攻。刚一开战，整个新阿姆斯特丹就完全置于英军炮火之下。在现实面前，城中的商人们联合起来，劝说市长斯特文森放弃抵抗。终于，英国人占领了垂涎已久的良港新阿姆斯特丹，并将其作为约克公爵的礼物，改名为纽约(New York)。原先为了防御英国人而建起的木墙也就没了用处。一条街因为靠近墙，就被叫做“墙街(Wall Street)”，也就是后来的华尔街。

　　有趣的是，华尔街第一次粉墨登场不是因为金融。1789年4月30日，在华尔街和宽街交界的纽约市政大厅，乔治·华盛顿宣誓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这或许是一种暗示。在此后的200多年里，华尔街和华盛顿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爱恨情仇。

　　荷兰人把商业精神留给了纽约，同时也把投机的热情落在了华尔街。最开始的投机行为简直可以用野蛮和无耻来形容。操纵市场是常规手法，而利用内幕消息和公共权力来赚钱根本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作为纽约交易所的创始人之一的威廉·杜尔，首次在华尔街上演了一出如何在牛市中操纵市场的教学案例。

　　当时，市场上有传言称美国银行要收购纽约银行，还说有另一家银行要在此之前并入纽约银行。时至今日，并购也是股市上最好的炒作话题。杜尔利用自己在政府里的关系，开始四处找人借钱，买入纽约银行的股票。这其中就包括当时的美国战争部部长亨利·诺克斯。杜尔的操作被市场知悉后，所有人都坚信作为财政部长助理的杜尔判断不会有错，纽约银行股票一路狂涨。

　　有买就有卖。但是，当这些卖家不仅卖出股票，还把真金白金紧紧握在手里而不交给银行时，银行就没这么多钱借给投机者了。这时，利率开始上升，借钱买股票的杜尔和其他投机者面临灭顶之灾。随后，杜尔被查出挪用公款进行股票投机，和其他几个投机者一起进了监狱。股价在一片恐慌中应声下跌，多个经纪公司宣布破产。

　　杜尔事件引发了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客观来讲，这其实是华盛顿的内部矛盾。时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和杜尔还是姻亲——他们两个的妻子是表姐妹。当然，汉密尔顿绝不会认同杜尔的行为。但他知道，整个交易机制还是健康的。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市场的恐慌会蔓延到各个角落，摧毁整个市场机制。而时任国务卿的杰弗逊则表现得幸灾乐祸。杰弗逊以痛恨投机者和银行家而闻名，因此更愿意让这群华尔街的“恶棍”玩火自焚。可汉密尔顿毕竟是财政部长，在这个事情上还是他说了算。

　　汉密尔顿的做法成了此后美国政府干预资本市场的教科书版本。一方面，他要求财政部购买足够规模的联邦债券来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他要求银行不要收回贷款，同时允许商人用短期票据来支付关税。最终，市场稳定了下来。但是，那些与杰弗逊有共同理念的人无法理解汉密尔顿的考虑。等到他们上台之后，完全推倒了汉密尔顿精心设计的体系。在随后的近200年里，华盛顿再没支援过华尔街。等到200年后华盛顿第二次拯救华尔街时，华尔街已经救了华盛顿三次了。

　　第一次是帮林肯打赢了南北战争。枪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拼的就是消耗。最开始，南北双方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在一年内增长了近10倍。有三种常用的办法可以为战争筹款，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多印钞票，三是跟别人借钱。

　　前两种大家都会用，但跟别人借钱可是个技术活。一直以来，政府跟市场借钱都是一次性借很多，然后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把政府的债券存起来作为储备。可金融机构家里也没有太多余粮，借着借着就没钱借给政府了。此时，北方政府把借钱的任务委托给一位叫做杰·库克的年轻银行家。库克打破了以往的借钱模式，他把债券的面额缩小到只有50美元，然后利用大众媒体向北方的民众兜售小面额的国债。库克告诉他们，购买国债不仅仅是爱国，而且是很好的投资。

　　这一下激起了北方民众的购债热情。随着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北方集团，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北方倾斜。等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库克借钱的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花钱的速度。最终，北方凭借雄厚的资本支持赢得了胜利。

　　第二次是帮财政部化解了黄金外流的危机。当时，美国实行的是金本位制。按照法律规定，财政部国库至少要保有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以随时准备满足兑换黄金的需求。在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人们对美元会比较有信心，不会跑去把美元兑换成黄金。但在经济衰退时，人们会对美元失去信心，就会选择把美元兑换成黄金。

　　1894年，美国正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去财政部兑换黄金的人越来越多。财政部先后两次通过华尔街的投行发行债券增加黄金储备，总规模达1亿美元，但每次都很快兑换一空。到1895年2月4日，财政部可供兑换的黄金仅剩下900万美元了。要知道，财政部发行的国债都要用黄金还本付息。一旦财政部没有了黄金，就只剩下违约一条路。这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对美国不啻是一场浩劫。

　　时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最初，他并不想求助于华尔街。但随着事情开始失去控制，他还是选择向华尔街的带头大哥摩根寻求帮助。摩根凭借自身的非凡影响力，在欧洲市场很快替财政部筹集到了1亿美元的黄金。同时，摩根还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操作来稳定美元的价值。1895年6月，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稳稳地保持在1亿美元以上。华尔街又救了华盛顿一次。

　　第三次是帮美国度过了1907的银行挤兑危机。起初是一些小银行遭到了顾客挤兑，紧接着纽约的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博克斯信托银行也遭到挤兑。再后来，美国信托公司也迎来了挤兑风波。各大银行的营业大厅就像疯人院一样，人们拿着存折要求兑换出现金。恐慌的情绪在人群里弥漫，每个人都想尽快把钱取出来，以避免银行倒闭后自己的储蓄化为一空。

　　危机当前，华盛顿束手无策，只能像上次一样，去华尔街找摩根帮忙。摩根自身很清楚，解决挤兑的最好方法就是提供足够的货币供人们支取。他先是让财政部将政府资金存入国民银行，再由国民银行借给遭受危机的银行。然后，摩根把纽约的主要银行家都聚在一起，让大家一起商量解决方案。最终的解决方案是，银行之间的结算不再用现金，银行可以把之前用于结算的现金来支付客户存款。于是，市场上的美元现金总量立刻增加了8400万。人们忽然发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自己要取多少存款，银行的大门总是敞开着。挤兑危机就此终结。

　　摩根把危机扼杀在了萌芽中，这让他赢得了空前的赞誉。时任总统迪奥多·罗斯福表示：“这些具有传统美德的商人，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充满了智慧和公众精神”。但华盛顿也同时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国家在危机时只能向华尔街求救。而且，有不少危机是华尔街自己搞出来的，政府有必要成立一个机构专门监管华尔街。1914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正式建立。

　　等到华尔街真正面临危机的时候，华盛顿选择了袖手旁观。不对，是火上浇油。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开始狂跌，银行出现大量倒闭。本来应该提供流动性、确保市场稳定的美联储却在收紧银根——市场越缺钱，美联储就越要把钱收走。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通货紧缩正式到来。华尔街第一次看清了华盛顿的面目：关键时刻，华盛顿是不会出来支持华尔街的，无论这是否对他自身有利。华尔街开始了一场“资本罢工”：不管用什么资产做抵押，他们也不会发放贷款，不管投资多么好的项目，他们也不会承销债券。

　　华盛顿最终没能逃过一劫。股灾迅速波及经济的各个领域，美国至此陷入了长达4年的大萧条。近万家银行倒闭，数百万人的储蓄化为乌有，失业率超过25%，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后来，华盛顿花了好长时间才修复了自己跟华尔街之间的信任。再后来，华盛顿又实施一系列措施来规范华尔街的行为。这些措施包括对股票发行实行注册制、成立存款保险公司、以及确立银行分业经营的管制格局。

　　等到华盛顿真正支援华尔街时，已经到了1987年了。当时，华尔街面临的问题和1929年的情况如出一辙：股市暴跌，投行破产。一天时间，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2.9%，所有人都回想起了1929年的场景。不同的是，这次华盛顿很淡定，美联储也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二天，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为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并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危机很快得以平息，没有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华盛顿和华尔街终于找到在一起相处的节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华盛顿甚至动用了7000亿美元来购买资本市场上没人敢要的不良资产，藉此来支持华尔街。美联储更是开足马力，不仅在短时间内把联邦基金率降到0，还使出之前从没见过的手段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从而保证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事后来看，正是由于华盛顿及时出手，这场危机才没有演化成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然而，华盛顿却紧接着出台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法案，让整个华尔街叫苦不迭，

　　时至今日，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纠葛仍然是一笔烂账。没有华尔街建立起的金融体系，美国不会成为今天称霸全球的大国。缺了华盛顿的支持，华尔街恐怕也难以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华盛顿明明知道离不开华尔街，却又总觉得这些搞金融的人太精明，容易出事。其实，华尔街上的人们很单纯。他们的目的只有三个：赚钱，赚钱，赚大钱。造成波动和危机的不是他们，是对暴富的憧憬和永不满足的人性。

　　(注：本文取材于《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1653-2011)》，作者约翰·S·戈登，祁斌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出版。)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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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低迷川普重组竞选团队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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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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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汉纳斯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三再次重组了他的竞选团队最高领导层。两个多月后，美国人民将选出明年1月入主白宫的总统人选。

　　川普聘用了保守派新闻网站“布莱特巴特(Breitbart)”的高级执行官斯蒂芬·班农担任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同时，他还提拔民意调查专家克颜尼·康威担任竞选团队经理。

　　川普的竞选团队称，班农的职位包括监督职员和“主要活动项目”，而康威主要负责“发信息”以及随参选人频繁出差。

　　川普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说，川普的新动作不会改变川普本人。她在一所高中发表讲话时说：“他还是同样的那个人。”

　　克林顿说：“他还是那个人，他曾经侮辱军人家庭，贬低妇女，嘲笑残疾人，他自认为比我们的军队将领更了解伊斯兰国。并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川普。”

　　在竞选团队里补充新的高级顾问似乎是为了减弱鲍尔·马纳福特的影响力。自从川普6月炒掉了前任负责人科里·莱万多夫斯基之后，马纳福特一直负责竞选活动。不过，川普发表声明称，这次变动不会影响马纳福特的作用。

　　马纳福特因他与2014年下台的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有联系而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周三的重组发生之前，《纽约时报》称在乌克兰存放的秘密账簿显示乌克兰方面给马纳福特支付了1270万美元现金。美联社星期三报道说，乌克兰的消息来源称，马纳福特2012年先后给华盛顿的两家游说公司支付了至少220万美元。他这样做掩盖了这笔资金来自国外的事实。

　　马纳福特否认他在乌克兰工作时接受过任何未入账的现金款项，称这种指责“没有根据，愚蠢且荒谬”。

　　川普在一系列民调中落后于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大约六个百分点。

　　周三，川普将首次听取官方的国家安全情况汇报，此举是为了确保无论谁被选为新任总统，他们在明年1月入主白宫时掌握了信息。

　　川普经常性的即兴的讲话方式引来一些担忧，认为他会泄露汇报内容。

　　“如果他们想成为总统，他们必须开始表现的像个总统，”奥巴马总统上周说。“这意味着有能力听取这些汇报，且不把他们传播出去。”

　　拉拢黑人选民

　　川普周二的讲话内容包括拉拢非裔美国人，这一人口统计学上的群体类别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大部分支持民主党，包括2008年和2012年高票支持奥巴马。

　　川普称希拉里·克林顿轻视少数族裔，还称民主党将黑人选民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他指责民主党的政策造成了“更多的犯罪，更多的家庭破裂和更多的贫穷”。

　　但是川普要真正获得这些投票仍面临很大挑战。本月的民调显示，川普在非裔美国注册选民中的支持率为个位数。洛杉矶时报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超出川普84个百分点。

　　希拉里·克林顿周二在费城的活动上说，川普的外交政策声明向同盟和敌人都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当我听到川普试图谈论国家安全时，我非常迷惑，”她说。“他的讲话内容经常会伤害我们。”

　　她还警告她的支持者不要假设她会赢。

　　“我的朋友们，不要沾沾自喜，因为尽管我们现在做得很好，我认为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

　　她的竞选活动将会继续应对有关她在担任国务卿时使用私人邮箱的质疑。联邦调查局周二称，他们将调查的有关文件交给了国会。

　　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上月表示，调查人员认为克林顿的行为是“极其的粗心”，但没有证据表明有犯罪行为。他说，希拉里·克林顿将不会被起诉。这一决定被许多共和党议员尖锐的批评。

来源时间：2016/8/18 发布时间：201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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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反恐计划：冷战观念+限制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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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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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E. SANGER, MAGGIE HABERM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周一，俄亥俄州扬斯敦州立大学，唐纳德 J·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上讲话。

　　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周一引用冷战时代的比较提出，如果要击败伊斯兰国的话，美国必须发动一场无情的意识形态战争。他说，他将暂停来自“世界上最危险、最不稳定地区”的移民，并将用各国参与美国铲除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使命的程度来评判盟友。

　　特朗普在俄亥俄州扬斯敦州立大学(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的演讲中，既重温了要收复中东油田的老誓言，也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提案。这些提案虽然仍比较模糊，但表示要改变美国在战场上的战术。俄亥俄州是一个关键的摇摆州，那里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落后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特朗普说，“正如我们部分地通过揭示共产主义的罪恶和自由市场的美德来赢得了冷战那样，我们也必须要对激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发动进攻。”

　　特朗普再次试图修改他针对移民问题提出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显得过于煽动。他用一个新承诺取代了他2015年的禁止世界任何地方的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誓言，他表示将禁止世界上滋生恐怖主义地方的人进入美国。他仍未指名是哪些国家，也未表示恐怖分子策划或发动过袭击的一些长期盟国(比如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公民是否将会包括在内。

　　特朗普曾承诺要沿着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建一道大墙，他还呼吁对移民进行“极端审查”，这将包括要求移民回答含“意识形态测试”的问卷。

　　总体而言，他似乎是在主张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所采取的那种以恐怖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做法遇到了更复杂的问题：中国和俄罗斯借用反恐斗争来严厉打击本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布什政府最终发现，只用打击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力度来衡量各国的一维做法，在这些反恐合作伙伴采取了其他不利于美国利益的行动时，让美国基本上无力影响他们，包括中国声称对大部分南海拥有主权的问题，以及俄罗斯不断加大对前苏联国家的威胁的问题。

　　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之后，周一的演讲，表现出了他寻求把重点转向人们所关心问题的又一次努力。他上周一做的有关经济的演讲也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他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归咎于奥巴马总统和克林顿。特朗普说，他们从伊拉克“撤军的不计后果的方式”是他们制造的一个“灾难性错误”。他指责克林顿通过试图“在利比亚建设民主国家”，让错误变得更加严重。

　　特朗普称，克林顿曾在2011年大力支持美国对利比亚进行干预，这次他说对了。奥巴马多次承认，在他执政的近八年中，干预利比亚是考虑最不成熟的外交政策。特朗普还指责“希拉里·克林顿想成为美国的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他指的是德国总理。德国已经接收了几十万逃离叙利亚内战的难民。忠于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叙利亚部队与反对其统治的叛军及伊斯兰国圣战分子之间的战争，已导致40万人丧生。

　　特朗普没有批评阿萨德，但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支持让这位叙利亚领导人和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因为这些政治强人的倒台让该地区失去了控制暴力发生的人物。穆巴拉克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不久倒台的。

　　特朗普承诺将与以色列、埃及和约旦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以图阻止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等组织在内的恐怖主义蔓延。他还建议，在对抗伊斯兰国上，美国与俄罗斯联手对美国会有好处。

　　虽然特朗普没有提他是否会把更多的美国军队派回该地区，但那似乎是一个明显的暗示。

　　他所倡导的那种对伊斯兰国的无情打击，以及夺走其手中油田的做法(这很可能会违反国际法)，需要有相当大的美国或其盟国的军事力量出现，也需要有发射无人机的国外基地。

　　曾在布什政府负责伊拉克战略的前官员、现在杜克大学任教的彼得·菲弗(Peter Feaver)，已在国家安全官员反对特朗普的总统候选人资格的两封信上签过名。菲弗称赞特朗普在反恐问题上发表了一个“令人惊讶地严肃”的演讲。

　　但菲弗同时表示，“考虑到特朗普谴责布什的国家安全团队的强烈程度，这篇演讲依赖由布什政府发展出来的反恐理念的程度之高令人惊讶。但演讲并没有百分之百地抄袭，我们从来没想过把油田夺下来，用于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更担心的是，反穆斯林的言论可能会让穆斯林温和派泄气，而他们才是我们寻求扶植的力量。演讲中好的部分不是新的，是进口布什的做法，而新的部分都不怎么样。”

　　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对移民进行“极端审查”、包括“意识形态测试”的愿景将如何实施，他也没有解释新做法是否能改变恐怖分子在现有问卷上撒谎的问题。但他明确表示，他通过移民问题的棱镜来看待美国最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他指出，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脉动”(Pulse)夜总会发生的枪击案与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发生的袭击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子女”制造的。

　　特朗普说，作为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他的政府将“是中东所有温和派穆斯林改革者的朋友”。他的政府将大声疾呼，“反对荣誉杀人的可怕做法，既女性因着装、婚姻或行为被认为违反原教旨主义教义时，被自己亲属杀死的做法。”

　　但他从未理清这个问题与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将面对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特朗普详尽列举的最近一个荣誉杀人案发生在巴基斯坦，该国也被认为是在反恐斗争中美国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尽管其情报局曾经被指控支持过塔利班。

　　克林顿的首席政策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认为，特朗普对尊重穆斯林少数群体权益的关切并不诚恳。“不能把这种所谓的‘政策’当真，”他在声明中表示。“在反对婚姻平等并选择一个在印第安纳州签署了反LGBT法的人做竞选搭档的同时，特朗普怎么可能严肃地提出这种建议?那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把戏，为的是让他提出的禁止一个宗教的全体信众进入我国的骇人建议免遭审视，但没人应该上这个当。”

　　特朗普在发言中讲到，如果他当选，“国家建设的年代将会终结”，他是在含蓄地指责恢复伊拉克和阿富汗稳定的努力。但他没有指出大部分国家重建行为始于布什政府时期，也没有指明其中许多已被奥巴马总统终止。

　　特朗普明显在为针对他声称自己始终反对出兵伊拉克的质疑进行辩护，尤为人知的是他在2002年9月11日做出的评论。当时，他被电台节目主持人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问到是否支持未来出兵伊拉克。“对，我想是的，”他回应道，“要是第一次没做错就好了”，这里指的是波斯湾战争。美国在2003年出兵伊拉克的当天，他表示，“从军事角度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但是在这次的演讲中，特朗普援引了自己在2004年对《Esquire》杂志所做的声明，当时伊拉克战争开始变得对美国不利。

　　“事实证明，发起这场战争的所有原因明显都是错的，”他在美国出兵17个月之后说。“完全是徒劳无功。”他指出自己曾经发出警告，“我们离开两分钟后，那里就会发生革命，会有一个最凶恶、最强硬、最精明、最残暴的家伙接管。”

　　Yamiche Alcindor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6/8/17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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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集结亲信和克林顿政府老将，提前为入主白宫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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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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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雍乐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016年8月16日，美国费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费城举行竞选集会。视觉中国图

　　希拉里竞选团队在8月16日对媒体发布的新闻稿中宣布，一支专家顾问团队将在接下去几个月中为希拉里入主白宫后的过渡期做好准备。这支3男5女的过渡团队设在华盛顿，由前美国内务部部长肯·萨拉扎(Ken Salazar)领导，并由多位希拉里的亲信和克林顿政府的“老将”组成，其中包括多名对美国国内经济及社会问题经验丰富的专家。

　　尽管美国大选到今年11月才会尘埃落定，但希拉里竞选团队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表示，现在开始着手为过渡期做准备，有助于希拉里在获胜后立刻开始工作。波德斯塔还表示，将竞选团队和过渡期顾问团队分隔开来，能使他领导的竞选团队专心工作，帮助希拉里赢得竞选。

　　过渡期顾问团队负责人萨拉扎表示，未来的希拉里政府将建立在奥巴马政府的成功基础上，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处理一系列新挑战。他的顾问团队将做好准备，确保下一任总统有足够资源和人才来完成这些重要工作。

　　美国政治评论网站Vox.com分析称，在过渡期团队的专家中，有多人专攻儿童成长及家长就业情况，这可能预示希拉里将把儿童与家庭经济问题作为总统工作的重心。同时，女性占过渡期团队的大多数，这可能印证了希拉里确保性别平衡的立场。此前希拉里曾保证，将在总统内阁中达到男女人数一致。

　　美国曾在2010年出台《竞选前过渡法案》，允许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为未来可能的过渡期做准备。奥巴马政府将与希拉里和特朗普团队的代表会谈。白宫幕僚长丹尼斯·麦克当纳已经通知双方阵营，他们都可以使用美国总务管理局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来计划过渡期事宜。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今年5月，特朗普阵营已宣布，新泽西州州长、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克里斯·克里斯蒂将领导特朗普的过渡期团队。

　　此外，虽然希拉里已开始准备赢得总统大选之后的过渡工作，但一波三折的“邮件门”事件仍是她通往总统宝座的最大障碍之一。据美联社报道，8月16日，国会收到了联邦调查局(FBI)此前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文件，其中包括希拉里接受FBI问询时的记录。尽管FBI宣布没有在调查中发现希拉里违法的行为，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坚持要求FBI公开相关记录，并要求司法部调查希拉里是否在国会做伪证。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则批评共和党单方面纠缠不休，借此转移人们对特朗普竞选颓势的注意力。

　　【希拉里过渡期团队名单】

　　主席：肯·萨拉扎(Ken Salazar)，2009-2013年担任美国内务部部长，与当时担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共事。此前，他也作为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在国会中与担任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共事。

　　副主席：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2010-2013年担任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在外交事务上经验丰富。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幕僚长。

　　副主席：詹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前密歇根州州长，曾带领密歇根州度过经济困难，强化汽车工业并对清洁能源等产业进行投资。现在她在多个与能源及气候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担任顾问或研究员。

　　副主席：尼拉·坦顿(Neera Tanden)，美国民主党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主席，曾在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担任高级顾问，协助奥巴马进行医疗改革。在希拉里2000年的参议员竞选和2008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她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副主席：麦吉·威廉姆斯(Maggie Williams)，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的政治学会主任，曾协助希拉里参加2008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她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助手和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幕僚长。

　　执行主任：埃德·麦耶(Ed Meier)，原任本次希拉里竞选团队中的政策外联主任。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期间，他曾是副国务卿的高级顾问。

　　执行主任：安·奥列利(Ann O’Leary)，原任本次希拉里竞选团队的高级政策顾问，主要负责大学学费、医疗保障及家庭经济安全等问题。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她曾是第一夫人希拉里的政策顾问，并在白宫的国内政策委员会中担任总统助手。

　　首席经济学家：海瑟·鲍施伊(Heather Boushey)：专攻收入不平等及家庭经济问题，现任经济智库华盛顿平衡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并曾在国会及多个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供职。

来源时间：2016/8/17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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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有一套“哗众取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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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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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臧涵编译来源：中评网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10日再出狂言，称总统奥巴马为“伊斯兰国”的“创建者”。他表示，这其实是他对奥巴马的“讽刺”。他还特意“点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搞不懂这家媒体为何如此严肃，难道没有理解到他蓄意“讽刺”的点?对此，彭博社近日刊文表示，特朗普自有一套“哗众取宠”理论。他并不太关心他说出来的话正确与否，是否会让他陷入危险的境地。他在乎的是观众们的反应，别的他什么都不管。

　　全文编译如下：

　　会不会唐纳德•特朗普“大爆发”的背后暗藏着一个大计划?会不会他那疯狂的言论是经过仔细思考才公开的，为的就是造成一定的效果?如果他每一次的精心计划就是呼吁他的追随者们拿起武器去反抗呢?

　　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因为上面所提到的“如果”根本就不存在。

　　可悲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跟特朗普有一样“特质”。我做了大量的公众演讲，当我做了这些演讲之后，我试着去观察观众的反应，因为这些反应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像任何演讲者一样，我喜欢看到观众们在台下笑或是可以看到他们认真倾听的样子。我希望观众们能够全神贯注的投入到我的演讲中去。如果在演讲的过程中，我看到许多人很无趣地摆弄自己的手机或是坐在那里发呆，我一定会迅速想办法缓解下气氛。通常我会讲一个笑话，如果这个笑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会给他们做一个更加认真的关于如何写好一本小说的演讲(本文作者是位美国当代作家)。所以，我通常很少为我的演讲做准备，因为我知道就算准备了，也会因为各种情况不得不换另外一种演讲方式。

　　特朗普在演讲方面比我高出了不止一点水平。我的猜测是，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讲词提示装置并常常损坏它们。因为一旦你用了讲词提示装置，那么你就必须把“脚本”坚持到底。但有时候有些演讲很难在人群中产生轰动的效应。通常，观众们只会对那些离谱的诉求和推论以及夸张的笑话感兴趣。大家可以发现，当台下的观众变得安静的时候，特朗普的脸上会出现无奈的表情。他心里一定是在思考，观众的笑声在哪里?我的欢呼声和叹息声在哪里?

　　一般来说，当演讲者产生这样感觉的时候，他们已经离一场完美的演说很远了。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如果他觉得自己的演讲不收欢迎，他一定不会像其他演讲者那样认为自己这次表演失败了。

　　拿特朗普最近的新闻做个例子。前几天他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谈及了他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The　Second　Amendment)》的看法，并表示其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希望从“根本上废除”这项法案。他说：“如果她当选后委任最高法院法官，届时你们将无计可施。然而我相信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持枪条款的人士会有办法，不过我也说不准。”特朗普的此番言论被指鼓吹暴力，随后在Twitter上引发热议。

　　但是，我不认为特朗普制定一些计划去鼓吹暴力。我认为他的内心独白更像这样：“伙计们，如果希拉里当选，她将摆脱第二修正案……这应该是我的话题……嗯，怎样从观众们那里得到一个像样的反应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去博得观众们大笑声呢?……嗯，　如果她当选，那么阻止她的唯一办法就是让那些携带枪支的人闹事(好!回到第二修正案!)，好了，针对这个我要做点什么。”

　　自从去年6月16日特朗普在他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的自动扶梯走下来，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成为第12位宣布参选的共和党人开始，他就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作风。他宣布竞选总统这件事情一开始很少有人理会，但是，当他声称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说他们带来毒品和犯罪时，他已经取得了一个大的“进步”。特朗普的此番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应，　效果甚至比他的谈判技巧和关于贸易方面的看法还要受关注。特朗普的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像病毒般在社会上扩散开去。

　　你是否曾经听过特朗普为那些观众感兴趣的关于他的玩笑而解释呢?当美国广播公司的著名脱口秀节目《凯利和迈克尔现场直播》(Live　with　Kelly　and　Michael)的主持人提出了想约会他的女儿伊万卡(　Ivanka　)时，特朗普回答说，“你看，大家都笑了起来。”观众这样的反应对他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不管怎么样，对特朗普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不能花过多的时间只关注一些老的事务上面，像是老金曲《堡垒》(build　that　wall)。你需要寻找一些新的东西来打动观众们。

　　与任何成瘾的习惯一样，特朗普这样的演讲方式通常都需要一步步被“拔高”，最后达到想要的效果。所以首先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罪犯(“把她锁起来!”)，然后他进一步宣称美国这次的选举存在舞弊的现象。之后，非常自然地，特朗普提到的“枪支”。你需要一直加大赌注。最近，他又扬言是奥巴马成立了“伊斯兰国”。

　　特朗普不知道他说出来的话很危险吗?我认为，他并不太关心他说出来的话正确与否，是否会让他陷入危险的境地。他在乎的是观众们是否有笑声和欢呼声，只有观众们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别的他什么都不管。

来源时间：2016/8/17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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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孤立主义回潮精英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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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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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来源：中评网

　　管好自己的事情，别满世界多管闲事。这种被认为是“孤立主义”的情绪正在美国回潮，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迎合这种公众思潮，但美国的精英却对美国可能从世界领导角色上退却忧心忡忡。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5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管好自己的问题，让别的国家自己处理它们自己的问题，只有37%的人认为美国应当帮助别国处理问题。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为解决世界问题做得太多了，只有27%的人认为做得不够。49%的美国人认为参与全球经济对美国是坏事，44%认为是好事，从中可见美国人的反全球化情绪滋长。

　　在美国人对介入国际事务持更多怀疑态度之时，4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强大和重要了，只有21%的人认为美国更强大更重要了。尽管认为美国衰落的人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比例不像3年前那么高，但觉得美国在衰落的人群比例依然居过去40年的高位。

　　有意思的是，总体上与商界关系紧密的共和党人反全球化的情绪反而更高，这可能与共和党支持者中的中下阶层发声有关。有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更容易视美国不再那么强大和重要，也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应当管好自己的事情，其比例都比民主党人高。或许这正是特朗普鼓吹美国不要替盟友承担过多责任，宣扬只有他才能领导美国“重回伟大”所依托的白人草根民意。

　　对于这些现象，一直研究美国力量与世界秩序的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Robert Kagan)指出，美国对世界事务是更多干预介入还是更多置身事外，民众对此的看法在历史上起起落落，通常对外干预的高潮之后，就会伴随着撤退主张的回潮，问题在于这种撤退思潮的周期会持续多长时间。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回这种感觉是深刻的，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卡根表示，美国对待世界事务有两种手法，一种是以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盟友架构来保证区域稳定，另外一种则是民族主义者，基于实力，想打就打，而这就是特朗普所代表的主张。

　　美国精英对于保持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本来是有跨党派共识的，但随着大选中与特朗普异军突起相呼应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兴起，美国精英倍感忧虑。最近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推出一个报告，题为“延伸美国力量–在竞争性的世界秩序中扩大美国接触的战略”，得到坎贝尔、弗卢努瓦、哈德利、斯坦伯格、佐立克等两党前朝高官的联署。

　　这份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完全赞赏美国在创造和保持现有国际经济、政治、安全体系中所起的关键领导作用，美国人容易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利益想当然。报告呼吁塑造核心原则的跨党派共识，合适的道路就是延伸美国的力量与领导性，要取得目标必须加强美国国力的所有元素，当务之急是显着增加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开支，并善用美国现有的国力。

　　报告指出，对于下届美国总统而言，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有足够的钱来提供更活跃的国际领导力，而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有这种意愿。有了这个实力和意愿，下一步才是考虑美国如何以反映合理的雄心与必要的限制之方式来实现国际领导性。

　　精英们承认，确保美国经济能够提升美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是确保民众支持美国进行全球接触的最佳方式，而且有助于一个更加强大、更有影响力的美国。

　　这道理谁都懂。问题在于，美国家庭的中位收入15年来不升反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党派纷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如何促使美国经济重回上升轨道，才是精英们执政中面临的最大难题。

来源时间：2016/8/17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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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美中俄走向新冷战？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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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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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雅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在美中关系因为南中国海等问题日趋紧张之际，美俄关系也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迅速恶化。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则在全面加强其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更是不同寻常的密切。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对美中俄之间出现的这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开始感到不安，一些人甚至担心美中俄正在走向新的冷战。尽管分析人士并不认为一定会出现中俄结盟来对抗美国的新冷战，但是他们认为，现在是思考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了。

　　随着最近几年中俄政治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国之间的贸易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尤其是在美国与欧盟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对其实施了广泛的经济制裁之后，中国成为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主要市场。2011年，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年，中俄贸易额接近1千亿美元。

　　在北京看来，中俄双边关系以及区域地缘环境的新态势使俄罗斯的思想更加开放，并对中国提出的横跨中亚的一带一路经济倡议采取接受的态度。

　　美国前任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

　　尽管如此，在莫斯科常驻过的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指出，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要远超过中俄之间的经贸关系。

　　他说：“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来说在根本上要比它与俄罗斯的关系更为重要。”

　　中国在2015年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接近6千亿美元，是中俄贸易的六倍。

　　经济问题是中俄关系的软肋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孙韵甚至认为，经济方面的问题其实是中俄关系中的一大软肋。

　　她说：“中俄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弱点是它们的经济关系，这个关系是脆弱的，而且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它滞后于两国之间的政治亲密。”

　　这位学者说，中国作为能源进口国以及俄罗斯作为能源出口国之间有着内在的利益冲突，因为中国希望能源资源保持低价格而且有意在俄罗斯的石油与天然气资产中拥有股份，这显然与莫斯科作为一个能源出口国的利益存在根本上的不同。

　　中俄历史问题

　　孙韵认为，两国之间的问题还不局限于经济问题。

　　她说：“中国国内对俄罗斯存有关切以及俄罗斯对中国的关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这是中俄地理位置接近带来的危险以及两国历史中的问题。”

　　孙韵说，中国人知道，尽管他们不喜欢美国，但是，是俄罗斯侵占了中国失去的领土中的大部分，而俄罗斯人则对中国通过移民重新拿回那部分领土的企图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而且提出了警告。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孙韵在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的美中俄关系研讨会上(2016年7月26日)

　　如何定位当前的中俄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主任希尔(Fiona Hill)女士表示，中俄两国既有类似的战略考虑，也有竞争的一面。

　　她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有很多战略的因素在里面，而且有很多相同的视角，但是其中也有竞争的因素，而且这里面还有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其他参与方。”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国与俄罗斯都反对美国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在南亚与东南亚，中国对俄罗斯与印度和越南之间的战略与军事联系就持有疑虑与对抗的心理。

　　担任过负责情报与研究的助理国务卿的芮效俭对中俄关系的现状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利益的密切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些积极的发展使得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占上风的结果;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作为一个患难之交的朋友对待俄罗斯，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构成战略挑战，并对此特别感到关切。”

　　中俄推动重塑世界秩序?

　　厦门大学的俄罗斯籍教师苏梦夏(Larisa Smirnova)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分析中俄合作的真正意义时说，“对全世界而言，中俄关系的深入发展意味着“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平衡局面也许已经终结。在重塑世界秩序的讨论中，一条新的‘卢比孔河’已被跨过。”在她看来，两国目前正在从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推动对世界秩序进行重塑。

　　傅莹：中国无意与俄罗斯结成反西方联盟

　　中国前副外长、目前担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傅莹去年年底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写的有关中俄结伴不结盟的文章似乎印证了这种看法。她说，中俄关系是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并非所谓的“权宜婚姻”。但是她说，中国无意与俄罗斯正式结盟，也不会结成任何形式的反美、反西方联盟。相反，北京希望稳定中俄关系，为这两大邻国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提供安全的环境，通过互利互惠的合作彼此提供支持，从而为大国处理分歧和开展合作提供范例。在她看来，这有利于巩固国际体系。

　　人大发言人傅莹回答记者问，谈2016年中国军费和南海岛礁扩建争议。(2016年3月3日，美国之音金子莹拍摄)

　　美中俄走向新冷战?

　　中俄结伴重塑世界秩序的努力是否会导致新的冷战出现?

　　史汀生中心的孙韵认为，中俄之间可能有最类似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道路、拒绝西方的颜色革命与军事干预主义等等，但是在她看来，目前的紧张还不至于引发新的冷战。

　　她说：“的确存在冷战思维，但是我不认为这就是冷战。我不认为它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尽管有关的争论与分歧非常的激烈，但对抗没有达到冷战期间的那种程度。”

　　经历过冷战并参与过导致美中最后建交的秘密谈判的芮效俭大使认为，现在美中两国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两国之间的冲突与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他说：“尽管我们在南中国海以及其他方面有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的基调与我们在冷战期间与苏联的关系如此不同，当人们谈论美中关系中存在新的冷战时，我会发抖。”

　　这位拥有45年外交生涯的前高级外交官呼吁运用娴熟的外交手段来处理好眼下美中俄关系中的问题，并且思考美国如何能够重新占据战略高地。

　　他说：“这是一个高超的外交可以引导我们避免与俄罗斯或是中国形成冷战关系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使自己重新回到这个三角关系中我们占据了几十年的那个有利位置，我们将受益匪浅。”

　　布鲁金斯学会的希尔也认为，美中俄之间走向新冷战的前景是可以避免的。在她看来，美苏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这种被清晰界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但是现在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多方面要模糊得多。

　　她说：“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是在如何治理你的国家以及在外交政策上存在不同的视角。”

　　这些分析人士还暗示，眼下的紧张可能不会爆发成冷战风格的冲突，仅仅是因为这个三角关系中的所有方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他们告诫美国的政界人士不要把中国与俄罗斯推向美国的反面。

　　美国总统选举是个机会

　　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过负责俄罗斯和欧亚地区情报官的希尔认为，如果我们担心美中俄会走向新的冷战，那么现在是思考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了。在她看来，美国目前的总统选举为美国重新思考它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有一个新的开端。

来源时间：2016/8/17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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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称应对移民做意识形态筛查不靠谱政策遭媒体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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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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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洁，任重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将如何打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他在15日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展现了这样的蓝图：“最大限度审查”外来移民;以反恐立场来画线定盟友……近来因失言不断卷入舆论漩涡的特朗普当天没再“即兴发挥”，“终于展现出总统范”。但美国媒体仍充满对特朗普的批评。就连被认为是保守派“喉舌”的《华尔街日报》15日也发出严厉警告，要求特朗普再不“改路子”就退选!

　　特朗普15日在摇摆州俄亥俄州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为防范美国发生恐怖袭击，应对美国的新移民实施“最大限度审查”。特朗普说，应对新近抵达美国的移民进行意识形态测试，看他们如何看待宗教自由、性别平等和同性恋平等这些涉及美国价值观的问题。“那些不信任美国宪法的人，支持偏见和仇恨的人，都不允许进入美国”。特朗普说，这个测试不仅会暴露同情恐怖分子的人，还会筛查出敌视美国或美国原则的人。美国彭博社称，特朗普把现在的情况与冷战时做对比：“冷战期间，我们有意识形态筛查。早就应该为当今面临的威胁设计一套新的筛查。”特朗普还计划暂停接受“有恐怖主义出口历史”国家的移民，直至开始实施新程序，对这些国家的移民申请者实施适合的筛查。此前，特朗普曾提出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特朗普还在演讲中提出，愿与承诺共同打败“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任何国家合作，而不仅仅是美国的盟国。特朗普还一改过去的立场，表示愿与北约保持密切合作。他说，我曾经说过北约是无用的，因为北约未采取足够的行动对付恐怖主义，但自从我发表过那番言论后，他们改变了政策，现在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应付恐怖主义威胁，这促使我改变看法。

　　当天，特朗普没再提“奥巴马创立了IS，希拉里是帮手”。但他严词攻击希拉里“不适合”担任武装力量总司令，称她没有“毅力和智力”应对IS之类的国家安全威胁。对于特朗普提出的政策，希拉里的高级政策顾问沙利文15日批评说，对移民进行意识形态测试算不上是什么“政策”，别当真!

　　不少美国媒体也持怀疑态度。《洛杉矶时报》15日称，对移民进行筛查事关美国国家安全。通过意识形态筛查甄别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灾难性后果——一些有这种倾向的移民可能会隐藏自己的想法，但不会放弃行动。美国《纪事》杂志网站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演讲没有外交思想，而是情绪的表达。

　　英国广播公司16日分析认为，具体如何打击IS，如何阻止极端分子使用网络，如何区别与美国人享有同样价值观的移民和那些没有类似价值观的移民，特朗普并未阐述清楚，但这一演讲足以令他的支持者满意。当天，特朗普照本宣科发表演说，还避免说出过去引起麻烦的即兴言论，也能争取到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一直急切希望特朗普多展现些“总统范”。

　　特朗普目前在民调中仍与希拉里有明显差距。《今日美国报》15日的民调还显示，这一差距在美国年轻选民中尤为明显。56%的35岁以下美国人倾向于投票给希拉里，而投票给特朗普的年轻人占比不到20%。被认为亲共和党的《华尔街日报》15日向特朗普下“通牒”。该报评论说，特朗普扭转局势的时间窗口正在关闭，若在9月5日劳动节前不改弦易辙，共和党应放弃他。

来源时间：2016/8/17 发布时间：20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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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视总统”到“智能手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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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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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大明来源：腾讯《大家》

　　自从得知希拉里团队于7月24日推出了助选app之后，我时不时地会在iTunes上搜索，希望这款叫作“Hillary 2016”的应用可以如民主共和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专属app那样，向中国市场开放。虽然至今仍未如愿下载一试，但据说这款应用甚至可以实现近乎“角色扮演”或“养成”类游戏的体验：模拟了希拉里竞选团队的办公室，让用户来置办环境陈设。

　　iTunes上最新一条的用户反馈这样写道：“这款app无疑是希拉里·克林顿团队杰出技术与沟通技能的又一体现。无论你喜欢希拉里还是仅仅无奈地投票支持她，你都不得不承认这次竞选真的是组织完美、技术高超。这款app花哨且用起来有趣，又充满了大量信息……这种聪明的游戏化做法会让人们流连忘返。”

　　在正式成为美国史上主流政党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之前，希拉里已然掀起了新一轮针对智能手机用户的“窄播”动员。相比于奥巴马两次竞选中推出的简单应用程序，如今“Hillary 2016”的互动性足以让人们相信互联网竞选时代已步入了新阶段。

　　如果回顾美国总统竞选政治的发展历程，发挥最大影响的变量大致有二。首先当然是制度或者规则的变化，比如1820年代扮演着“造王者”角色的国会党团被全国代表制度取代，从而成就了安德鲁·杰克逊;或者1970年代民主党痛定思痛地采取了沿用至今的各州初选方式，才让乔治·麦考文或吉米·卡特有了披挂上阵甚至执掌国家的机会。在规则约束竞选环境的前提下，另一个重要变量即传播、沟通或动员技术的更新。甚至如果说，制度与规则变化的本质是政治或政党精英调整权力分配结构的话，竞选动员所依赖的传媒的变革就意味着民意对政治塑造的空间扩展。也就像在华盛顿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兰斯·本内特(Lance Bennett)所言，“大众传媒的变革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品，也是理解美国政治进程的钥匙”。

　　在“媒体钥匙”的变革维度上，上一次激起广泛讨论的是电视的现象级影响，至少可以追溯到1952年的总统大选。在那次开放式选举中，两党参选人都意识到在美国民众刚刚接触到的电视荧屏上亮相，可能会制造的几何级效果。在民主党阵营中，最大的黑马当属时任田纳西州国会参议员的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基氏的异军突起，除了因为持有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之外，其在国会参议员任内主导的打击黑手党等有组织犯罪的调查与听证，通过电视的直播，在民众中间掀起了超乎想象的正面效应。不过，在美国最早一批电视观众心中树立起铁腕形象的基福弗，最终还是在民主党政党精英的运作下，无缘总统提名。制度塑造甚至决定了动员生态，这似乎为今年伯尼·桑德斯的“叫好不叫座”埋下了伏笔。

　　当然，1952年也并非是电视的大败之年，在大选期间，一则题为“艾森豪威尔回答美国”的广告片在电视上反复播出，仅仅19秒的黑白片中退休将军只是利用仅有的一个镜头坚定地告诉观众：“变革的时间到了。”

　　随后，就像“变革”的承诺屡试不爽一样，“显像管竞选”也让谋求各层次职位的两党参选人纷纷欲罢不能。在电视几乎普遍地出现在美国百姓家中的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的唇枪舌剑像体育节目一样被放在了直播时段。接踵而至的则是那段在传播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受众评价差异：电视观众更欣赏风度翩翩的肯尼迪，而广播听众则偏好于政见老道的尼克松。至此，普通民众可以借助电视亲历政治事件的所谓“第一现场”，对政治人物的信息获得全方位的了解;而作为参选人而言，一台电视机就像摆在普通百姓家客厅里的演讲台，他们能把自己的政见绘声绘色地传达给选民，实现积极的议程设置与动员。这也是所谓“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时代的起点，或者历史学家也会将1960年赢得白宫的肯尼迪称为是美国首位“电视总统”。

肯尼迪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电视“霸屏”竞选政治半个世纪之后，继肯尼迪之后又一位走入白宫的国会参议员，再次改变了竞选动员技术的样貌，这就是被誉为首位“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几乎从美国1990年代新经济驱动下的网络普及之初，互联网就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行为自然也不例外。甚至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系教授萨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1991年出版的《有推理能力的选民：总统竞选中的沟通与说服》(The Reasoning Voter: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一书中，就将1984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科罗拉多州国会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的早期领先部分，归因为电脑技术的运用，并以此得出了互联网助攻所谓“政治圈外人”的结论。

　　不过，互联网逐渐成为一种公共品之后，几乎所有参选人都得以涉足，与其说对“圈外人”更有利，不如说“圈外人”更情愿较早地就着手尝试网络造势。比如，在2000年总统周期中，面对着布什家族的强势回归，特立独行的约翰·麦凯恩决心搞一场互联网竞选，截止到1999年底他通过网络成功募集到了1000万美元的捐款，早期收获的“e优势”至少让麦凯恩走得尽量远了一些。

　　互联网显然没有麦凯恩蛰伏八载的耐心，在四年之后的2004年大选中，佛蒙特州前州长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意料之中地成为“互联网竞选大师”，并借此意料之外地在初选初期领跑。不可否认，迪安的确是个“圈外人”，如果按照2016年的眼光审视，肯定也是个“反建制派”：作为州长，显然与华盛顿精英的“沆瀣一气”保持了距离;而虽然在佛蒙特耕耘多年，但毕竟是小州州长，在联邦层次是鲜有耳闻的新面孔。

　　从选后逐步公布的资料看，迪安的互联网竞选至少在竞选募款和组织动员意义上堪称卓越。在竞选募款方面，截止到2004年1月底即当年民主党初选开启前夕，迪安拿下的竞选捐款已经超过了4100万美元。这些募款中的61%是由约31.8万个个人捐出的200美元或以下的小额款项组成的，基本上也都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颇具戏剧性的是，在这个时段，迪安获得的2000美元即最大限度个人捐款的比例不足11%，约翰·克里阵营的这个数字却高达58%;但到了克里锁定提名、备战大选的6月份，克里阵营的这个数字降低到了34%。这就意味着，克里的竞选接受了迪安通过互联网吸纳小额捐款的正确套路。

　　除了互联网带来的“不差钱”之外，迪安的“e竞选”也被认为成功地将一个人的竞选转换为了一场实现“定点动员”的社会运动。根据记载，截止到迪安宣布退选的2004年2月18日，大概有64万人访问了其竞选网站并注册留下了联络方式，其中的将近30%还设置了本地集会通知功能，最终这些人当中的40%即大概7.5万人实际上参加了集会，而这些参加者中的96%表达出了充当迪安竞选志愿者的强烈意愿。

　　迪安的白宫之旅虽然在“一声尖叫”后戛然而止，但却为同为“圈外人”且更为年轻的奥巴马在四年之后的冲刺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根据统计，仅2008年1月份，奥巴马阵营得到的网络捐款就达到了2800万美元，超过了迪安整个竞选网络募款数量的总和，而2月份从网上涌向奥巴马的捐款数高达4500万美元。同时，按照皮尤民调机构报告的分析，愿意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分享内容并参与线下活动的奥巴马支持者甚至是麦凯恩的两倍还多。正如创建了著名新闻聚合平台《赫芬顿邮报》的“网媒女王”亚利安娜·赫芬顿所评价的那样，“要是没有互联网，奥巴马或许无法成为总统，或许也根本得不到提名”。

　　与电视的单向度动员相比，互联网的确颠覆性地为“驴象庄园”带来了可以实现互动最大化的双向度动员。如果说电视将政治参选人的演讲台搬进了客厅，那么互联网就是在客厅的演讲台旁边加上了供选民提问的回音器以及请选民撒钱的募款箱。换言之，普通民众不仅仅可以见证政治事件，而且可以提问并在线等待回答，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金融方式实现捐款。这种转型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竞选政治中“以候选人为中心”与“以选民为中心”分享的外溢趋势。同样重要的是，毕竟不是所有参选人都可以像迈克尔·布隆伯格那样自家就拥有媒体，或者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原本就活跃在电视真人秀等大众传媒形式当中;绝大多数参选人虽然无力在电视上为自己的竞选开辟栏目乃至频道，但也不得不背负投放电视竞选广告而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相比之下，设立个人竞选主页并在第三方社交网络上开设页面，不但几乎毫无成本，而且还可能吸引小额捐款。这种互联网思维方式彻底重构了政治竞选的收支结构。

　　虽然如今的希拉里阵营在互联网互动上的尝试被频频点赞，但桑德斯却在互联网竞选中得到了更大能量。作为类似于迪安或者奥巴马的“圈外人”，桑德斯借力互联网可谓循规蹈矩了。

　　2015年4月30日，正式宣布竞选意向的桑德斯第一时间在年轻人扎堆的知名BBS系统Reddit上同步发出了竞选动员：“我要竞选美国总统，并要谋求民主党提名。我需要你们支持喔，组织一场空前的草根竞选。你们在么?”而这条帖子得到了11万个用户的转发，并吸引了3248条留言。随后，从Reddit到Tumblr，从Facebook到Twitter，从Pinterest 到Instagram再到Periscope，桑德斯的竞选在最短时间内蔓延到了互联网的每个最末端，动员着每个渴望代际公平的年轻人。

　　同时，互联网的支持者们还自发设置网站为桑德斯造势，最具代表的当属那些旨在厘清桑德斯政见的网站，即“感受燃烧/伯尼”(FeelTheBern.org)。这个由125个志愿者共同建设而成的网站在最初的两个月的访问量至少200万人次。甚至，在初选期间，根据美国公民学习与参与信息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on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的估计，在年轻选民中，支持桑德斯者比支持希拉里或者特朗普者的总和还要多至少30万人。

　　桑德斯的互联网竞选由于吸引年轻选民的规模如此巨大而成为一种互联网现象，进而催生了众多延伸产品，比如所谓的“伯尼单身狗”(Bernie Singles)，即为所有支持桑德斯的单身男女提供交友机会的相亲网站，据说自今年2月开启以来已吸引了1.3万个注册用户。痛失白宫宝座的伯尼估计自己也不曾想到会当上“网上月老”。

　　除了在年轻选民中积累足够人气之外，互联网竞选也成就了桑德斯在不借助大财团或者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就可聚集巨大财政资源支持的“竞选神话”。在次年2月9日迎来新罕布什尔初选激动人心的胜利之后，桑德斯曾敦促支持者访问其竞选网站并捐款：“我要在这里、在此刻、在全美范围内举行募款……不管是10美元、20美元或者50美元。”而截止到10日晚间，桑德斯阵营竟然收到了总额超过800万美元的捐款。截止到6月底的数字，桑德斯募集到的2.26亿美元个人捐款中的58.4%来自网络的小额款项，而希拉里的2.28亿中的这个比重仅为22.1%。按照《洛杉矶时报》的统计，桑德斯的竞选得到了700万个个人自掏腰包的支持，平均每人27美元。

　　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也平复了桑德斯原本高龄老态的形象问题。虽然74岁高龄的桑德斯是从激荡的1960年代走来，身上还存留着浓郁的反战、革命甚至摇滚气息，但如果不是互联网的推波助澜，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也许根本不会有兴趣深入了解这位老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80年代的里根身上：当在电视上看到带着牛仔帽、帅气十足的里根时，人们就不会再多在意他的年龄了。甚至在6月14日华盛顿特区初选结束、桑德斯已再无希望赢得民主党提名之后，他还通过互联网向支持者们发表了在线演讲，声称“政治革命还在继续”。

　　从迪安到奥巴马再到桑德斯，互联网竞选到底对美国政治意味着什么呢?最近的一些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乐观。比如，互联网似乎并不会改变选民们固有的政治立场。虽然所有参选人的竞选信息都零成本地展示在网上、供所有人浏览，但众多研究表明，选民在互联网上更为倾向于访问他们原本支持的政治人物的网页、观看那些政治人物的信息，而并不会左顾右盼地看看其他参选人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互联网实际上强化了选民的固化倾向，甚至反而可能加深目前政党政治的极化态势。

　　另一些研究证明，虽然两党选民在使用互联网意义上并不存在明显区别，但自由派群体明显更易在上网时访问包括参选人竞选网页在内的政治网站，进而更易成为被动员的对象。这可能也是更多“互联网总统”或者“互联网参选人”皆为民主党人的一种解释。而如果民主党人只能通过互联网动员到民主党选民的话，他们又能取得多大优势呢?对2004年迪安竞选组织动员做的个案研究显示，迪安通过网络动员的选民中只有39%(2003年10月)和47%(2004年1月)曾在以往的民主党总统竞选时积极参与其中。

　　换言之，互联网竞选在固化本党选民的同时，在民主党阵营中有助于联络或者挖掘到以往并不太热衷政治参与的选民群体。如果将网络使用者、政治参与度较低者、民主党支持者这三个范围叠加起来的话，不难推出的群体其实正是那些年轻选民，特别是如今的所谓“千禧年”一代，而他们也正是奥巴马战胜希拉里或者桑德斯缠斗希拉里的力量之源，也为希拉里阵营不断跟进互联网动员提供了空前的紧迫性。

　　互联网竞选专属民主党的观点在2016年的政治现实面前正在遭遇严峻挑战。获得共和党提名的特朗普通吃电视和互联网，可谓长袖善舞。在归因其奇迹般获得提名的原因时，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免费造势一定功不可没。比较8月上旬twitter的关注者规模的话，斩获提名的希拉里粉丝数升至826万，桑德斯保持在320万，而特朗普则拥有1080万个关注者。

　　这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如特朗普是话题人物、自带“吸粉”功能;比如在如此民怨宣泄的选举背景下，网民即无成本的情绪释放更易倒向颇有毒性的特朗普;甚至特朗普原本就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但无论原因如何，特朗普在互联网上的崛起，发出了一个令人警惕的信号：互联网正在折射出美国政治中狂热、低俗、反智、偏执、仇恨、抑或阴谋论的极端一面。

　　“Hillary 2016”app的上线标志着互联网竞选大戏新一幕的上演，或者人们会在希拉里当选后给她一个新头衔，那就是“智能手机总统”。这种转变的背后是皮尤公布的一组数据：2015年美国成人中的互联网用户占89%，而智能手机用户的比例也达到了72%。这两个数字在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中是几无差距的99%和92%。

　　如果说2006年的世界迎来了Web2.0的话，2016年则被认为是Web3.0时代的元年。不同于奥巴马的互联网竞选，在希拉里们所面对的Web3.0时代里，所有人都是内容的发布者，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与候选人并驾齐驱或者直接挑战候选人的竞选参与者。而这些普适性的参与正是通过每个人手中的便携智能终端实现的。与互联网的差异在于，在竞选中的智能手机更加个人化，不但可以更为快捷地实现定位与动员组织，更为随时随地地实现表达与传播，而且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手机使用者的政治偏好。毕竟，在空间或者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作为用户的共和党普通民众当然不会去关注希拉里的Twitter发文，更不会去下载安装“Hillary 2016”。

　　就这样，这项号称让地球村“天涯若比邻”、彻底更新人类生存方式的科技进步，却丝毫无法让美国驴象政治互联互通起来，甚至反而加深着那道红蓝分明的“e鸿沟”。

来源时间：2016/8/16 发布时间：201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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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泽华：美国民粹政治会埋葬TPP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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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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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泽华来源：新京报

　　大选临近，奥巴马政府着力推动的不少重大项目都被迫暂停，等到选举结果出炉后、新政府上台前的空当期内再寻突破，其中便包括朝野上下争议颇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是，表面上的平静遮掩不了汹涌的暗流，最近，不断有人旧事重提，使其再成政治攻伐的新工具。

　　奥巴马政府竭力宣传TPP的好处，称美国与其他11个国家达成协议后，不仅相互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可以被消除，而且可以切切实实地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环境和知识产权。但据今年3月份的一次民意调查，美国民众中只有6%的人听说过“很多”关于TPP的事情，而72%的人都“根本不知道”或“知道不多一点”。说到底，TPP这种高大上的东西，其实离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当远。

　　政治精英们愿意从中得到“战略收益”，也就是奥巴马所说的不能把贸易规则制定权拱手让与他国，而那些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更多会流向大企业和大资本阶层。例如，据统计，长期受民主党政府青睐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把大部分的授信都给了包括波音、通用电气在内的大公司。这种无法让民众信服的经济利益的获取，很大程度上是不能见光的。

　　近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萎缩，不仅催生了众多中下阶层、少数群体的抗议事件，也让为穷人利益代言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如今，明确表达对TPP的支持，不但难以为公职竞争者们加分，而且很容易成为负资产。据今年第一季度的相关民调结果，54%的选民更愿意选择一位反对TPP的未来总统。共和党的特朗普、民主党的桑德斯等人都明确表示反对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称这些协议的存在会让美国产业工人的饭碗不保。

　　在民粹政治的推动下，冷战后美国社会盛行多年的“全球主义”思潮，在很多领域已经被“美国主义”所取代。历史上，共和党以支持自由贸易为思想传统，但如今，即便经过“知识科普”以后，该党支持者中也仅有24%的人支持TPP，而反对者达到了34%。在历来反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内，TPP的支持者大体在五成上下，反对者则有两三成。麻烦的是，无论是哪个党内部，就TPP问题都达不成压倒性共识。这让政治精英们左右为难，多数都不愿在公众面前启口。

　　近日，谋求连任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瑞恩赶赴自己所在的威斯康星州选区，参访了当地两家制造业工厂。在蓝领工人们的追问之下，这位资深议员表示，美国需要自由贸易，需要好的自由贸易协议，但TPP不是。因此，没有必要在大选结束后就TPP进行投票，因为没有足够多国会议员的支持，投票的结果只能是被否决。

　　在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下，缺乏社会共识的政治议题其实不是越辩越清，而是越辩越乱。当前，在民粹政治的推动下，TPP问题在美国社会已经由精英决策话题下坠为社会争执话题，奥巴马政府试图在大选后对其进行重新包装、以“小清新”面目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

来源时间：2016/8/16 发布时间：201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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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安全——中美日俄角色的历史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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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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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玉军来源：凤凰《战略家》No.4

　　近来，韩国引进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使本不平静的东亚安全局势再起波澜。绝大多数人认为，东亚安全形势在恶化，热点在升温。如何破解当下的东亚安全困境，是一道短期难有答案的难题。也许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下东亚安全，从历史的经验教训里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会让我们多少厘清一些纷乱的现实，避免重犯昔日的错误。

　　1600年以来，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经历过数轮重大转变：最初，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而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东亚安全体系又演变为西方主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在此过程中，日本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异军突起，国力迅速增强、野心极度膨胀，企图建立以其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融圈”，从而引发了延续50年的中日战争和戕害诸多亚太国家的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很快就陷入了冷战背景下的两极对立格局，但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这一格局很快就变得相对松散了。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经历了一段多级并存、而且酝酿开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时期，但这一进程很快就被美国所打断。目前，东亚出现了重新两极化的苗头，美日韩同盟体系的强化和中俄两国的日益走近。

　　在这数百年的格局转换中，中美日俄四国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对此进行总结和回顾，对我们理解各方今天的行为，也是有着相当助益的。

　　历史上，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并没有以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来维系当代人所理解的所谓“霸权”，而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影响周边国家，“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同时，中国也没有在历史上对周边国家的内政进行过深度干涉。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不仅东亚的朝贡体系分崩离析，中国自身也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列强蚕食鲸吞的对象。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取得了迅速增长，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不可否认，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上升。而很多国家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国强必霸”，正在采取“两面下注”的手法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可以说，中国毫无疑问已成为东亚安全体系最大的自变量，中国的未来走向和战略选择将从根本上影响周边的环境，同时也将影响自身的发展和安全。换言之，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既取决于周边环境的变化，更取决于自身的战略选择。

　　东亚安全的第二个重要变量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随着国力的迅速增长，日本从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一度“脱亚入欧”转向试图在政治和军事上主导甚至独霸东亚。在从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的半个世纪的里边，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割占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将朝鲜半岛纳入了自己的殖民地;之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在东北亚取得了更大的优势，在中国东北也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既而，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偷袭珍珠港，把战火烧遍了东亚大陆和太平洋。

　　当然，在经历了二战后的和平改造之后，难以想象今天的日本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但不能忽视的是，日本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焦虑感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行动，极可能成为东亚安全体系中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第三个重要的行为体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纵览近代以来美国的东亚战略，其核心是门户开放和防止出现东亚霸权国家。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美国的政策选择更多是作为“离岸平衡手”来保持东亚的力量平衡、保持美国作为东亚最终裁判者的地位。如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任卜大年所说，“华盛顿二战后的亚洲战略和政策一直是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自二战结束以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已经在处理亚洲问题的一些重要原则上达成了一致。第一个目标是防止一个敌对霸主控制亚洲。第二个目标是保持对该地区最大程度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介入。第三个目标是建立和形成一种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但是自21世纪开始，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启动，美国日益担心被排除在东亚事务之外，因而加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通过挑动中日矛盾、南海争端等一系列行动来阻碍、破坏东亚一体化进程。

　　今天，很多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其在东亚的影响力也在下降。但如果我们抛却主观臆断，就可以发现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正在凭借着新能源、新工业和新军事革命，实现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而且正如奥巴马所说的那样，美国正以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重塑自己在东亚的全面影响。在美国在东亚拥有巨大利益和广泛影响的情况下，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而搞亚洲版的“门罗主义”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讲，怎么样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真正扮演世界领袖和地区领袖的角色，以促进东亚的和平安全和发展，与中国形成良性互动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而不是借助“可控混乱”来挑动地区纷争以维护在东亚的霸权，是必须承担的义务。

　　近代以来，俄罗斯在东亚的存在和影响经历过几轮波浪式的起伏。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罗斯在外长戈尔恰科夫“韬光养晦”思想的指导下掉头东进,借助中国陷入太平天国起义内乱之机，迫使中国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真可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之后，俄罗斯和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展开了日益激烈的角逐，并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击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俄罗斯借助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想法诱使中国签署了《中俄密约》，通过修筑中东铁路等一系列措施迅速增强了在中国东北的存在并在华攫取了大量利益。此后，在日本在东亚的势力直线上升的背景下，俄罗斯东亚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引导强势的日本“南下”而非“北上”，最终在1941年成功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把日本的扩张能量引向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二战结束之后，尽管苏联没有在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却利用雅尔塔协定和出兵中国东北，在东亚、在中国取得了巨大利益，特别是让外蒙古实现了法理上的独立，进而在东亚形成了和美国对立的冷战两极格局。可以看到，尽管历史上俄罗斯在东亚缺乏足够的实力和连贯的战略，但却非常善于调动各方矛盾，以此获得最大利益。

　　当前，俄罗斯开始了新一轮的“向东转”进程，中俄之间的安全合作也在进一步深化，但是俄罗斯究竟会对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发挥怎样的作用，还需要拭目以待。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较清晰地了解各大国在东亚安全中扮演的历史性角色，也可以总结出东亚安全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首先，近代以来东亚从来没有形成过一国独大的地区安全体系，谁想独霸东亚，就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

　　其次，近代以来东亚从来没有形成过整齐划一的地区安全体系，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单独解决复杂的地区安全问题。

　　第三，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的稳定性既取决于中、日这样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俄这样的国家对东亚事务的卷入程度和政策取向。

　　在安全议题日益复杂、安全结构日趋多元、安全机制基本缺失的今天，维护中国的安全、维护地区的稳定并非易事。对于中国而言，处理好周边国家的关系，同处理好域外大国、包括美国的关系同样重要。当然，这里需要清晰、明确的战略设计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在东亚安全体系中，形成彼此对立的两极结构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

　　对于中国外交而言，重要的不是很多国人讨论的所谓“软和硬”、“鹰或鸽”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外交智慧的问题。晚清时代“以夷制夷”的老套路，早已不再适合今天中国的战略需求了。

来源时间：2016/8/16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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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美国制造强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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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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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军来源：《财经》杂志

　　美国制造业不仅从未“衰败”过，而且正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所言，遥遥领先，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一方阵。美国制造的四大法宝，是价值链掌控能力、持续创新能力、信息技术优势、廉价能源优势。

　　伴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以“制造大国”的身份开始崛起，在人们的印象中美国制造业似乎同步开始“衰败”。美国劳工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以来，美国一共减少了570万个制造业岗位，占全部制造业岗位的比率为33%。减少岗位所占比例甚至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还要高。

　　2012年2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和国家科技委员会公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正式将先进制造业提升为国家战略。随之而来的是苹果、卡特彼勒等制造业企业开始把海外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宣布投资10亿美元建立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s)，并将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的创新技术为核心，重新树立美国制造业在21世纪的竞争优势。

　　这两幅画面构成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美国制造业在过去15年中不断衰败，然后近年来在美国政府强力推动下开始复兴。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夸大其辞，美国制造业不仅从未“衰败”过，而且正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所言，遥遥领先，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一方阵。按周济的说法，德国、日本处于第二方阵，英、法、韩、中处于第三方阵。

　　美国制造业从未衰败过

　　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在2009年底发布的美国制造业白皮书，明确地列出了从1987年开始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变化曲线：

　　图中可以看到，美国制造业的小时生产率一直以线性趋势稳步提升，包括公众认为制造业衰败最严重的2000年以后。小时生产率标示了制造业的产能效率，是制造业发达程度的关键指标之一。

　　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生产率与成本统计中可以看到，从1987年到2010年，美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有余，达到214.8%。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最终的制造业产值仍然增加了45%。

　　从美国官方数据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并未出现真正的衰退，只是大量低端岗位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海外地区。美国制造业所减少的岗位处于整个制造业价值链的中下游，创造价值较低并伴随着大量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这种产业内低端岗位的减少与其说是“衰退”，不如说是一定程度的结构优化。另外，保留在美国本土的高端制造业岗位的单位产能一直保持快速增加，使美国制造业在“流失”近三分之一的低端制造业岗位后，整体行业生产总值不降反升。

　　我们再把美国和G7中的其他制造业大国进行比较，看看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位置和发展速度：

　　G7中的制造业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取1978年的制造业附加值为100的情况下，美国先是在1992年超过了德国，又在1997年超过了日本。就算是在公众普遍认为的美国制造业衰退、中国制造业崛起的2000年以后，美国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也高于传统的制造业强国日本和德国。

　　所以，从增长速度和产能效率来看，近15年来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并未落后于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国，相反部分指标还处于领先位置。让公众认为美国制造业“衰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大量中低端岗位向海外的转移，而且这个转移过程是在美国对制造业价值链的充分掌控基础上主动完成的。

　　价值链掌控者

　　从制造业自身价值链看，美国的制造业一方面占据了利润最为丰厚的产业;一方面占据了另一些产业附加值最高的环节，并把低附加值的环节主动配置到海外，可以说，美国一直在掌控大部分制造业价值链的产业秩序安排，并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组织全球协作。

　　在2011年Booz & Company发布的一份制造业分析报告中包含了这样一张美国制造业在国内市场竞争力分析图表，在其中清晰地显示美国在化工、宇航、机械、医疗和半导体方面仍然占据着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弱势的制造业只是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计算机设备等领域。

　　纺织品、服装和家具是典型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没有强势品牌的支撑下，毛利率是非常低的。而家电、电脑和电子设备等高科技制造行业，我其实更愿意把他们称为高科技组装行业，也居于半导体产业的下游，竞争超级激烈并且产业附加值整体较低。以手机行业为例，到2015年苹果一家就赚取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92%的利润，再加上三星，两者利润之和超过了全球手机市场利润的100%。换句话说，所有其他手机企业的整体利润之和是负数，当然这也包括了年产16.3亿部手机的中国手机制造商。

　　通过树立对高利润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及在中低利润制造行业里控制高利润价值链环节，让美国制造业能够获取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制造业利润率。

　　持续创新能力

　　持续的创新能力是美国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根本因素。在2007年苹果发布第一代iPhone之前，智能手机的标准形象是诺基亚、微软和黑莓共同建立的。在那之前美国的手机制造行业，如摩托罗拉，只能在中端市场以二流的销售业绩苦苦挣扎。从苹果和谷歌先后发布iOS和Andriod之后，整个智能手机行业迅速转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美国企业攫取了价值链上利润最丰厚的环节，并按照最符合自己商业利益的方式安排整个产业链的协作方式。

　　另一个体现美国持续创新能力的制造行业就是汽车。当所有传统车厂都还在按部就班地从汽油动力向混合动力演进，并希望最大化现有的技术与专利投资时，特斯拉就以纯电动车的形象迅速掀起了汽车产业的轩然大波。特斯拉的迅速扩张很快让传统车厂意识到，未来的竞争领域除了汽车本身，还包括了充电桩标准制定、充电站网络铺设、电池技术的提升等一系列传统汽车产业没有任何积累和竞争优势的领域。于是整个汽车产业在特斯拉的颠覆式创新逼迫之下向电动车领域加速发展。与此同时，汽车产业的另一个创新又在悄悄展开。

　　2012年，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拿到了美国内华达州的正式牌照，可以上路行驶。传统车厂又一次面临着推倒重来式的威胁。在最近20年，从ABS、ESP、刹车优先到辅助泊车、驾驶告警等一系列驾驶辅助功能不断被汽车制造企业推向市场，并获取新技术所应有的超额利润。但无人驾驶技术的出现，让这些驾驶辅助功能统统变成了鸡肋。无人驾驶如果有一天能够正式商用，它不仅能够解放司机的双手和时间，还将彻底改变汽车的设计思路、道路的行驶规则和整个汽车服务产业的运营方式。

　　在美国的持续创新能力面前，日本和德国等传统汽车制造强国在乘用车领域多年积累的优势将荡然无存，再精妙的汽油发动机设计在电动汽车面前都没有了用武之地。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汽车产业的秩序和价值链，将会在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技术这样划时代的创新面前分崩离析，并按照对新技术占有能力的大小重新分配。

　　创新往往不是一个企业能够独立完成的，尤其是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创新。美国的特定产业往往会集中到某一个地区便于协作共享资源，如旧金山硅谷、波士顿的“128公路”高科技园区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RTP)，这些都被称为“经济群落”(Economic Cluster)，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创新基地。

　　三角研究园毗邻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Raleigh)、达勒姆(Durham)和教堂山(Chapel Hill)，处在三座城市夹成的三角研究区域中。其中罗利有北卡罗来纳大学，达勒姆有杜克大学，教堂山有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三角研究园内有超过130家研发设施，超过3.9万名雇员为总共157家组织工作。

　　三角研究园是IBM全球重要运营地点之一，有约1.1万名IBM雇员在三角研究园工作。同时它还是联想集团全球总部所在地，有超过2000名联想雇员在此工作。三角研究园还是葛兰素史克(GSK;GlaxoSmithKline)制药公司最大的研发中心的所在地，拥有约5500名GSK雇员。软件业著名的Red Hat(红帽Linux)和SAS(全球领先的统计和数据分析软件公司)的总部也在三角研究园。

　　三角研究园的制造业企业有巴斯夫(BASF)、拜耳(Bayer)、思科(Cisco)、飞思卡尔、国家半导体、爱立信、通用电气、杜邦等一系列全球性企业。在三角研究园内，产业链的上下游、研究机构与生产企业、不同领域的协作伙伴以高度紧密的方式进行协作，把沟通与整合成本降到了最低。园区内某一个企业的创新有可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全面跟进与提升。

　　三角研究园最强大的资产就是这个地区的三所研究型大学。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很少有地方能比得上建立在罗利—达姆勒—教堂山地区的科研人员和设备的聚集密度。

　　2014年1月，美国按照《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中确定的新一代电力电子制造业创新研究所(The Next Generation Power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就宣布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建立，旨在打造更加智能化、可靠安全、低成本且节能环保的21世纪电力网络。由美能源部牵头并承诺五年出资700万美元，参与者包括近30家企业和大学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等。这些参与者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三角研究园周围。可以想象，在三角研究园，成员企业在地理上的邻近，为它们之间分享知识、紧密协作、共同创新提供无限的可能。

　　信息技术制高点

　　对于现代制造业来说，信息技术远远不是上世纪末期所代表的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与MRPII(制造资源计划)那么简单，而是深深嵌入到了制造业从设计、生产、装配到服务的各个环节。

　　在产品设计方面，可视化和仿真软件可以加速和优化制造商在产品设计、测试和优化的各个环节。飞机无需大规模风洞试验就能进行风阻系数优化，关键零部件可以在模拟软件帮助下进行使用寿命测算。在生产计划方面，企业资源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系统可以综合成本、交货速度、生产率、设备利用率、能耗和产品质量等多方面因素考虑制定生产计划，并整合上下游供应链的关系，让整个产业链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在服务方面，移动设备、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让以前以故障驱动为主的服务模式转变为主动感知、提前预测以降低故障宕机成本的高效服务模式。

　　在制造业信息化方面，美国一直走在全球的前列。在几十年前，制造业资源管理最为核心的MRPII/ERP理念(制造资源计划Manufacturing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就是美国企业提出的，目前全球最好的ERP软件也是美国及德国的。20年前，波音公司就已经完成全球第一架全电脑设计的大型客机波音777。到最近十年，影响制造业最大的信息化技术莫过于供应链协同了，它让世界各个国家彻底成为了制造业产业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而美国正是在全面掌控供应链的基础上，进行制造业的全球化分布和与此相对应的价值链分配。以苹果手机为例，美国负责品牌打造和产品整体设计研发，获得最大的利润份额，并掌握整个价值链分配的话语权;日本韩国提供关键芯片和组件，获得次一级利润;台湾负责制造工艺的研发和生产线的组织，获得再次一级利润;大陆负责供应链配套、熟练装配工人和场地的提供，获得最低的利润配给。

　　未来信息产业创新的领域，如大数据、云技术、虚拟现实与可穿戴技术、3D打印，还是在美国最先发明与创立。目前大数据的事实标准Hadoop是由美国制定，全球最大的十家SaaS供应商都是美国公司，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信息技术的领先还会让美国的制造业继续保持创新的优势。

　　廉价能源优势

　　最近几年能源领域发生的技术革命，让美国的制造业获得了另一个竞争优势：大量的廉价能源供应。自从页岩气和相应的水力裂压技术迅速产业化之后，整个工业体系发现，它们重新获得了大量且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以前深藏在地下页岩中的能源被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水力压裂技术极大地压低了美国钢铁、铝、造纸和石油化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所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核算，美国的工业用电价格现在要比其他出口大国低30%-50%。

　　2014年8月份，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制造业成本竞争指数(Global Manufacturing Cost-Competitiveness Index)分析报告指出，美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在全球最大的25个出口经济体中排在较低的位置，大部分原因是拜低廉的能源价格所赐。综合各方面制造业成本因素分析，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只比美国低6%左右，尽管美国的制造业人力成本仍然是中国的3倍以上。

　　在这份报告中还分析到，未来全球的主要工业国中只有美国和墨西哥的成本结构会逐渐向好。较低的薪资增长率、持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稳定的货币汇率和显著的能耗优势使美国和墨西哥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明星。除中国和韩国以外，其他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商品出口国的平均制造业成本均超出美国成本的10%-15%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会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换升级。在特斯拉的工厂里，近200个机器人完成了传统汽车制造厂内大部分需要人力手工完成的工作，这一方面是成熟的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功劳，另一方面也是拜电动汽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汽车结构复杂度大大降低所赐。低廉的能源价格对于这些科技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吸引力，将远远大于低廉的人力成本。

　　综上所述，美国的制造业优势在最近的15年并未因为制造业岗位的减少而大幅降低。尽管是这样，面对以互联网与信息产业驱动带来的新一代制造业产业升级浪潮，美国政府通过主动引导，进一步强化本国的制造业竞争优势。从2010年制造业振兴方案，到2012年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已经抢先开始优化自身的资源配置，通过政策导向引导社会与企业的研发资源，抢占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制高点。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制造业远远不是生产制造一个环节，从产品的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品牌、市场等一系列的环节都是组成制造业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中国能够成为美国以及世界的代工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低廉的制造成本，包括人力资源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原材料成本甚至污染治理成本等。美国重新将制造业定位为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的决策，希望将制造工厂从中国重新迁移到美国，但这也势必会带来制造环节的成本上升。

　　考虑到美国的高福利、工会组织以及其他成本结构，美国仍然很难将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尤其是比较低端的制造业迁移回本土，以解决本土的失业率和整个经济复苏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政府出台一些鼓励的措施甚至直接投资就能够挽回的。未来制造业在美国还是只能保持高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度的非制造环节，大规模的制造环节回流要等待工业自动化和信息技术对制造本身完成重大创新后才会发生。

来源时间：2016/8/16 发布时间：201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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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巴里·布赞（上）：寻求假想敌，美国鹰派渴望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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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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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里·布赞，Alicia Li采来源：《战略家》No.5

　　【编者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国际关系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系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在安全理论研究方面作出过开创性地贡献，这使得他在国际关系学界享有盛誉。

　　从巴里布赞的作品和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试图努力摆脱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偏见，试图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经验中获得对中国外交政策话语和逻辑的理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的中国与世界，凤凰国际智库英国观察员Alicia Li采访了巴里布赞教授。在这一部分的采访实录当中，Alice就美国是否遏制中国，东亚地区安全等问题与巴里布赞进行对话。巴里·布赞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中国与邻国的关系越好，美国在亚太存在的合法性就越低。以下为访谈实录。中国有大战略吗?

　　凤凰国际智库：文安立教授认为中国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缺少大战略。您怎么看?

　　巴里•布赞：如果你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美国分析师——当然有很多，中国的大战略看起来其实非常清晰。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有一个大战略，而且简单明了。但如果从中国的内部来看，我就不确定中国是否有大战略了。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获得信息的途径有限，也清楚在中国几乎每个想得到的政策选择都有经过大量的讨论，大量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此起彼伏。我认为目前中国没有又或许是没有有意识地建立起一致的战略，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动应对。它的政策制定连贯性不强，所以所说和所做才会给人造成不一致的印象。我猜想中国人可能会谈及中式思维，指向其他的含义，如果有其他含义的话。而当行为和修辞完全混杂在一起，我不懂得那是什么，也无法理解传递了什么信息。我最有把握的推测是，中国的大战略尚待商榷，但同时它也有向现实主义倾斜的势头，而这非有意而为之。因为没有人知道中国二三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有大量等可能的结果，这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局外人和局内人都不知道中国将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这背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正在积聚力量，他们明白自己的核心利益，但对中国之外的国际秩序还在探索。有些人知道他们不喜欢西方国家建立的秩序或不喜欢这种秩序的某些方面，但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没能给出替代性的方向，印度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在中国明确它想要成为什么之前，一个稳定的大战略还需要等待。或许可能有，你会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有它的大战略，但之后却出现了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另一个大战略，但对于“中国应该继续韬光养晦还是奋发有为”的讨论又使他提出的战略被淡化了。

　　在我看来中国的大战略悬而未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仍不明晰。美国与中国的差别在于，不管你喜欢与否，未来二三十年的美国将和现在的美国相差无几。

　　民族主义上升会给东亚地区带来危险

　　凤凰国际智库：民族主义抬头是全世界的共同面临的问题，最具代表性之一是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崛起。一些左翼经济学家认为，民族主义是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结果。国际上许多声音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提升，但是您认为中国增长的民族主义背后有经济因素在推动吗?

　　巴里•布赞：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惊讶，我的回答是否定，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民族主义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你也许认为这一意识形态是从19世纪开始兴起的，然后成功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它兴起于法国，或许是工业革命时期。之后从欧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它是基于一个这样的理念，即民族，无论人们怎么理解，为国家存续之合法基础。对于世袭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由此，这个理念也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意识形态。这就像足球，没有人将足球当成一项英国运动。它是全球性的，每个人都在参与，无论你走在哪，大家都在谈论足球。民族主义也类似。它开始于法国的某个地方，然后传播到各处，它与各国相融合或者经历本土化。所以没有人将民族主义当成是法国的意识形态，而是全球性的意识形态。

　　现在，你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有经济基础。在19世纪，(欧洲)阶级持续分裂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被用作整合国家,这相当有效。当它运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成功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裂模型。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呼吁，不要参战，那只是资产阶级的阴谋。正是由于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因此资产阶级的阴谋成功了。在这一情况下，你可以说民族主义有着经济基础，但是到了现在，它已经存在了太久，已经嵌入到各个国家当中，伴随着国家的成长。

　　凤凰国际智库：刚刚您谈到民族主义对国家具有整合作用，那您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亚太地区稳定产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巴里•布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民族主义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既能够整合国家，也能够分裂国家。所以，最初，如果你回顾1911年后的后清时期(编者注：原话如此)，清(朝旧势力)不能再利用民族主义了，因为他们被广泛认为是外国人。如果他们像日本的明治维新者所做的那样培养了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很容易就创造出革命力量来打垮自己。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当清朝覆灭后，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其存在仍然非常困难和危险。我认为，(当时)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地区性的民族主义，例如西藏、新疆和台湾。所以，你可以认为民族主义在分裂中国的同时也将其联合起来，例如，日本在统治满洲国时期，他们试图创造出满洲形式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了。因此，中国的问题在于，它的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在某种情况下也就是汉族，或者说是国民性的。

　　在外部，对于我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民族主义的因素。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会给中国带来困扰。中国政府如果保守处理中国的外交问题，那么国内必然会激起民族主义风暴，同时也会激发邻国的民族主义。

　　美国真的遏制中国吗?

　　凤凰国际智库：南海仲裁案结果出来后，美国指责中国没有遵守国际法。7月11日格雷厄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有一篇文章写道：“所有大国(great power)都无视国际仲裁”。他提到了美国的在尼加拉瓜港口采矿而受到起诉后，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结果。您认为美国是否玩弄国际法对付中国吗?

　　巴里•布赞：是有一些。但在国际关系里虚伪本来就不是新鲜事，对国际法阳奉阴违的事例非常常见。

　　美国人因约翰•鲁杰(John Ruggie)曾经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而著名。鲁杰指出，美国想要在国际法的制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有其他国家都要遵守国际法，因为美国是全球霸主，而它自己却并不守法。所以当然你可以那样说。南海问题在我看来，美国方面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反倒是中国方面要引人注目也重要得多。因为早就知道美国会耍什么花招，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又能怎样呢?这只是另外一种宣传方式，有谁会在意呢?

　　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势力，其立场备受瞩目又举步维艰。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很大，所以当它崛起时，尤其是当它快速崛起时，人们会感到恐惧。所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这一点，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预期和反应。因为中国很大，很容易使人产生恐惧。当然，体制的不同也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它太大，增长得太快。中国试图实现和平崛起，我认为这是中国绝妙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念，并且是富有洞见的，因为过去的中国的确需要和平崛起。如果它这样做的话，可能创造出非常不同的国际政策。但是，当你很大，非常大时，和平崛起就不简单了。

　　在10年前或更晚一些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机会，中国那时候实力比现在弱一点，它那时候确实拥有过真正实现和平崛起的机遇。这个机会对于南海问题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的做法让美国的鹰派得到了在亚太存在的理由。我认为南海仲裁案中美国扮演的角色相对于中国向邻国传递的信息来说并不重要。

　　凤凰国际智库：许多人认为，南海局势的恶化与美国“重返亚太”政策高度相关，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巴里·布赞：中国自己陷入了与美国的博弈当中。在中国有这样一种心态：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在我看来，这种心态是不明智的。如果美国真的想要牵制中国，它起初就不会让中国发展。中国不会加入世贸组织，不会在美国获得贸易权，不会收到任何技术转让等等，美国没有牵制过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假设，而且在我看来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证伪。

　　在很多方面，美国的政策都是组合型的。我的一位已故好友Gernald Segal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名词“约束性干预”(constrainment)，代表着干预(engagement)与束缚(containment)相结合。所以只要中国看起来具有威胁性，就必须有牵制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你必须了解在中国之外的人们始终记着一段不愉快的历史。现在领国担心，难道现在这个时代又要重返吗?我们不知道答案。中国的政策一直风云变幻，所以它的邻国不得不十分谨慎地关注其政策变化。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总是抱有谨慎的、怀疑的态度。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有牵制的成分在，但也有大量的亲密合作，这并非罕见之事。

　　英国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量的投资、海量的贸易、可观的技术转让等等。英国得到美国的感谢了吗?没有。美国也没有因为从许多方面帮助过中国崛起而向中国索求感谢。在邓小平的观念里，中国的崛起源自其参与全球经济，利用全球资源以及开展全球贸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中国的财富，增强中国的国力。我认为他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这一证据也显示中国是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的巨大受益者。我认为邓小平理解的原则是，这个世界并非总危机四伏，也存在着共同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巨大机遇，中国应该积极参与进来。所以在我看来，美国的对华政策70%是友好，30%是牵制，把它描述为完全的牵制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这与历史相悖。我想问那些鼓吹整个世界都在与中国作对的人，如果美国不存在，中国又能做什么呢?中国被美国遏制了什么呢?

　　凤凰国际智库：说到东亚地区安全。东亚出现了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二元背离”现象。这种格局的出现实际上造成了亚太地区的极不稳定，您认为美国的遏制战略真的有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吗?

　　巴里·布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有很多人都这样询问过。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在一些事情上，你可以举出正反两面的例子。所以一些人也许认为美国侵入了这一地区，将会造成这一地方的动荡，因为它阻止了中国、日本、甚至是韩国之间求同存异，相互合作。中国和朝鲜发现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是富有挑衅色彩的……或者你也可以认为，美国对其自身的行为描述同样能让人信服，即它确实想起到稳定区域的作用，它让日本裁军保持和平的局面。这让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再是地区安全威胁的来源，而美国的存在在所有的方面都维持了这一区域的稳定。我认为这也是正确的想法。要想考虑清楚这件事，你不得不进行反事实的游戏来询问你自己，例如，特朗普竞选成功，站在了孤立主义者的政治立场……美国人说，好吧，现在我们受够了你们，你自己解决吧，我们不管了。之后，在东北亚会发生什么?我认为看到现在的地区形势，你也许会说中国在地区中占有优势，会去寻求领导地位。问题在于，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是否会对中国产生抵制情绪?或者说他们是否会认为由于中国太强大，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卑躬屈膝?但是如果民族主义者拥有着西方的主权思想，这一情况便不会发生。这一思想已经嵌入到了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因此这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抗，造成非常混乱的局面。如果你做了反事实的推理，推理的结果会给你答案。

　　凤凰国际智库：美国是否将中国作为假想敌以平衡其国内保守派势力呢?

　　巴里·布赞：我认为确有其事。观察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你会发现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正想方设法地探索它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要知道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非常困难的。回到特朗普的问题上，美国公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不在乎外交政策的制定。他们完全生活在美国国内，就像中国人完全生活在中国国内一样，毫不关心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所以美国为了制定外交政策，需要有一个大的、简单的、瞩目的概念，像冷战一样的某些紧急情况再好不过了。在苏联解体后人们开始怀念冷战，因为它大大简化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从20世纪90年代起，外交政策就变得难以制定，所以美国人四处寻找罪恶和恐怖主义等等，但那些都不够引人注目。所以美国更具鹰派味道的当权者渴望着中国的崛起，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另一个明确的战略敌人，外交政策的制定又会重新变得简单。当然同时，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更加相互依存，贸易和金融对双方都非常重要，这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不同的。

　　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在这种情况下被约束了，当然就会有选民想要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威胁并对它指指点点，比如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等等。如果你是现实主义者——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许多现实主义者，你就会认为当中国越来越强大，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中美都有足够多的支持者使它成为现实。如果你那样想，接受那个观念，本质上都是受到了均势观念的驱动，那么除了这样想以外你别无选择：将来会有某些冲突或转型危机或随便你怎么称呼它。这种描述都是把自己困死在一个逻辑当中，并使之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而这种观念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一种威胁。

　　中国如何保持和平崛起?

　　凤凰国际智库：那么谈到中国的和平崛起，您提到中国必须对邻国友善以防止美国趁虚而入。但我们阅读历史时也看到，在1846年爆发了美墨战争，1898年爆发了美西战争，一次是侵略战争，一次是帝国战争。您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都曾说过美国在19世纪是一个欺负邻居的恶霸(neighboring bully)。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崛起并不和平，或者说您指的“和平崛起”要放在一个特定的语境当中，即不挑战现有霸权国才算和平崛起?

　　巴里·布赞：对于和平崛起，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能够一言以蔽之的定义。将美国的崛起称之为和平崛起是因为它没有撼动当时的霸权，也就是是英国，也没有同其他大国挑起任何战争。尽管你会反驳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确实对西班牙发动了战争，但那是涉及到其领土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一个跋扈的霸主，所以它的邻居认为美国的崛起并不和平，加拿大或许差不多。所以当美国称自己是和平崛起时，Mic Cox和我都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断言。

　　回过头来会有人问，美国有一点和平崛起的意思，但到底什么才能称之为和平崛起呢?中国不与美国交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和平崛起。但是大国之间不会再交战，交战不再是明智之选。在过去战争是完全合理的，但现在不再是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是因为暴力争霸确已不合适。但依靠战争崛起并非完全消失了，只不过不再是国家主动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从中国不会与当前霸主交战这一狭义的层面来讲，中国将会和平崛起。但从其他方面，中国的崛起还是否可以称之为和平的呢?它会与邻国和睦相处吗?它会与其他大国和平共处吗?中国看上去跟日本关系不好。但不管中国喜欢与否，日本依旧是一大势力。如果中国能够同日本建立起，不是友谊，而是稳定的妥善关系，那将会大大削弱美国的地位。但只要日本认为中国是威胁，日本还将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其他的任何举动都是不明智的。这些东西错综复杂，中国的崛起是否被视作和平在我看来要看它是“冷”和平崛起还是“热”和平崛起，就现在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相当的“冷”。

　　在下半部分中，巴里布赞将讨论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他对未来世界格局的看法。

来源时间：2016/8/16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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