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韬  来源：经济观察网

　　随着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束，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阶段已经落下帷幕，特朗普和希拉里正式成为两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在党内最终胜出，应该说在多数人意料之中。从州长夫人到第一夫人，从参议员到国务卿，从2008年竞选失败到2016年东山再起，过去20多年里，她一直是美国媒体和公众的聚焦点之一。尽管代表党内草根力量的桑德斯对希拉里构成了严峻挑战，但是无人可比的政治经历和家喻户晓的知名度，再加上民主党诸多大佬的力挺，使她有惊无险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一个主要政党的女性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胜利，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地产大亨和真人秀主持人的背景，让特朗普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没有强大的竞选团队，也没有党内大佬的支持。这样一个“三无”候选人，在竞选中又奉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原则，经常发表各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极端言论，但是他却一直遥遥领先，顺利拿下共和党提名。

　　因此，没有人用“希拉里主义”或者“希拉里现象”来解释希拉里的胜利，但却有众多观察人士去研究“特朗普主义”或者“特朗普现象”。他为什么能够赢得如此多共和党选民的支持?他是代表了共和党的未来走向，还代表了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不仅仅是对特朗普的热议，桑德斯的异军突起，也让不少分析人士去研究“桑德斯现象”。他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在民主党内掀起了一股来势汹涌的桑德斯热潮，差点让希拉里的总统提名成为泡影。难道他才是民主党未来的风向标?难道他才代表了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特朗普和桑德斯，一个赢了，一个输了。不过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变成了一场主义的盛宴：平民主义、本土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犬儒主义等等，各自争奇斗艳。当各种主义竞相登场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国家面临重大社会变革的时候。

　　“平民主义”的流行

　　特朗普的竞选言论，被诸多媒体和评论人士称为特朗普主义。《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特朗普主张禁止穆斯林移民、在边境上建起一道高墙，宣称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公然指责教皇丢脸。很难对他这样的人进行归类。特朗普主义看起来要成为字典里的一个单独词条：它是平民主义、本土主义、和仇视外国人心态的混合物，并且还夹扎着浓浓的愤世嫉俗的味道。尽管这样的混合物让人不舒服，但是它在政治上却屡试不爽。”

　　一个亿万富豪，怎么会成为平民主义的代言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理解什么是平民主义(pop-ulism,国内也译作民粹主义)。到现在为止，平民主义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定义。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金(Michael　Kazin)在接受采访时说：“平民主义是一种语言，其使用者认为，劳苦大众才是高贵的群体，而他们的对手社会精英则是自私的和非民主的，并且试图发动前者来攻击后者……在我看来，平民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冲动;它是一种言语表达的方式，是一种修辞风格，它包括各种意象。平民主义者的敌人是一小撮精英，而站在他们这边的则是平凡的大多数。这些大多数才是有道德的人，而精英却背叛了他们。”

　　《纽约客》记者乔纳森·柴伊特(Jonathan　Chait)在一篇文章指出，“平民主义可以看成是一种政治风格。平民主义者认为，政府已经被邪恶或腐败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只有人民(至少说他们眼中的人民)联合起来才能够重新夺回政府。他们对商界、政府和学术界的精英不屑一顾。平民主义者用朴实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立场，并且经常宣称，各种社会问题其实是很容易解决的，只不过腐败导致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特朗普绝对不是劳苦大众的一员，但是他却在各个竞选场合为他们鸣不平，因此，被认为是平民主义的代言人。他于6月28日在宾夕法尼亚一家铝合金回收工厂外面发表了题为“如何让美国重新富裕”的演讲。他说：“我们的政客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全球化，把我们的就业机会、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工厂搬迁到墨西哥和海外其他地方。全球化让金融届的精英们赚的金银满盆，但是它带给数千万美国工人的却只是贫穷和心痛。”

　　在7月21日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讲话中，他这样说道：“每天醒来，我都下定决心，要为我竞选时在全国各地所遇到的那些人伸张正义。他们已经被忽略、漠视和抛弃了。我走访过失业工人，我到访过因为我们政府签订的不公平贸易条约而衰败不堪的社区。他们是被遗忘的美国人。他们勤劳工作，但是现在却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我就是你们的声音。”

　　在特朗普看来，自由贸易是美国工人阶层生活质量每况愈下的罪魁祸首，因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4月27日一场专门阐述其外交理念的演讲中，特朗普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绝不会再让这个国家或者它的人民屈服于全球化……比如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来说完全是个灾难，它真的是消灭了我们各个州的制造业和就业机会。”

　　在前面提到的6月28日的演讲中，他宣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就业机会流失。”就在这次演讲中，他还提出了七项具体措施让流失的就业机会重新回到美国，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各个签约国重新谈判该协定、指示美国财政部长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国内和世界贸易组织内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等等。这些政策主张，也自然而然为他赢得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标签。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只不过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不是真正的平民主义者。现任总统奥巴马似乎已经受够了诸多媒体把特朗普描绘成贫苦大众的代言人，他在6月底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不能因为某些候选人发表了一些有争议的言论以赢得选票，就说他们是平民主义者。这不是平民主义，这是本土主义，或者是排外主义，或者更糟糕，或许这只不过是犬儒主义。”

　　主义的盛宴

　　除了反对自由贸易，特朗普从竞选伊始就一直发表各种火爆的反移民言论。在2015年6月16日宣布正式参选的演讲中，他这样说：“当墨西哥给美国送来移民的时候，他们送来的不是最好的。这些移民和你们不一样。他们送来的人有很多问题，他们把这些问题带到了美国。他们带来了毒品和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将在边境上建一堵墙，没有人比我更会建墙了，这一点你们要相信我。我建的这堵墙成本会很低。我将在美国的南部边境建一堵雄伟的墙，而且我会让墨西哥人为这堵墙买单。”

　　特朗普不仅反对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也反对穆斯林移民。特朗普第一次公开反对穆斯林移民，是在2015年12月3日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惨案发生之后，该案的两名凶手都是穆斯林。他在12月7日的一份政策声明中宣称：“我主张全面和彻底地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的官员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今年6月12日，奥兰多又发生了美国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枪手宣布对伊斯兰国(ISIS)效忠。特朗普在奥兰多惨案后第二天又发表了声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枪手之所以在美国，是因为我们允许他的家人移民到这里。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此外，他还承诺要遣返已经在美国生活的1100万非法移民，并取消1868年生效的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规定的出生公民权。他认为出生公民权是一个巨大的“吸铁石”，让非法移民想方设法偷渡到美国。凡此种种，让特朗普被打上了“反移民、反难民、反穆斯林”的标签，被认为是本土主义(nativism)在当今美国死灰复燃的标志。由于本土主义和仇视外国人心理(xenophobia)基本上是同义词，并且它们归根结底和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特朗普被认为在明里暗里宣扬种族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平民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本土主义、种族主义，特朗普还被贴上了孤立主义的标签。这源于他在多个场合高调宣扬“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让人不禁想起了1930年代鼓吹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运动。那场运动源于耶鲁大学的运动，其宗旨是反对美国卷入欧洲战事。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必须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首位，而不是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或者各种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美国应该承担的义务。他在前面提到的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宣称：“我对那些束缚美国手脚、把美国搞垮的国际组织深表怀疑。我当选总统后，将不会加入任何可能削弱我们管理自己事务的国际协定……美国优先将是我执政后最主要和最核心的理念……在美国保护下的国家必须承担军费开支，如果它们不这样做，美国必须准备好让这些国家保卫自己。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特朗普本人或许也没有料到，自己的竞选言论居然被解读出了这么多的主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主义并非特朗普专属。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也一贯反对自由贸易，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的标签也适合与他。在今年2月的一场辩论中他说：“我不相信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贸易，我相信公平贸易，因为后者不仅仅给大型跨国公司带来好处，也给中产阶级和普通工人家庭带来好处。”在6月份的一次演讲中他还振臂高呼：“我们必须打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且确保如此糟糕的贸易协定不会在跛脚鸭国会得到表决的机会。”

　　不过，让无数民主党草根成为桑德斯狂热粉丝的最主要原因，却是他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桑德斯还能够坚持到最后，差点让希拉里和民主党提名失之交臂，就充分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桑德斯2015年11月在乔治城大学发表的竞选演说，详细阐释了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他强调要在美国推动一场政治改革，反对权贵集团、大企业与华盛顿权力精英勾结的腐败政治;他主张保障美国全民的经济利益，抨击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侵害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利益的不平等现状。他倡导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向最富裕阶层增税，实行全民医保，推行免费公立教育，降低失业率，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可以这么说，桑德斯代表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中所提到的99%，反对的则是1%的特权阶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说到底也是平民主义。

　　如果说特朗普代表的是右倾平民主义，那么桑德斯代表的就是左倾平民主义。虽然他们都选择了“群众路线”，但是前者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症结在国门之外，因此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外来移民;而后者认为，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国内，因此主张通过政治改革以提高社会公平。

　　特朗普再造共和党?

　　当特朗普宣布参加竞选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看好他。有人说：“他最多不过是持续几个月的一个笑话而已。”然而，不仅这个笑话一直持续到了初选结束，这个笑话的主人公也顺利获得了共和党提名。

　　特朗普代表的是共和党，但是他的很多政策主张，已经远远偏离了我们所熟知的以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至少从1964年总统大选以来，共和党的核心支持者除了金融资本家和企业家，还包括大量中下层白人。虽然后者在贸易、移民和社会福利开支等问题上的立场和前者有着很大区别，但是这两个群体在社会问题上的共识(反堕胎和反同性结婚)，让他们暂时结成了联盟。《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一书在2000年总统大选后畅销美国，就是因为它分析了共和党如何成功利用中下层白人在社会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而赢得大选。

　　然而，社会问题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在2008年和2012年总统大选中，堕胎和同性婚姻已经不再是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2008年爆发并且其影响持续到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大多数美国选民(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更为关注经济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如就业、失业保险、医疗、养老等等。也就是说，曾经维系共和党内少数资本家和大多数中下层选民的纽带已经弱化。如果还继续坚持共和党的传统政策主张，如减税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无异于自寻死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采取了平民路线，并且大获成功。他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完全背叛了共和党多年来引以为豪的自由贸易传统。他的反移民立场，也与共和党传统背道而驰，因为企业家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他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这让他和民主党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鼓吹孤立主义，减少美国在海外的承诺，这与里根执政以来共和党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一次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特朗普说：“再过五年或十年，共和党将成为一个工人政党，这个政党的成员已经在过去18年没有享受一次真正的加薪。他们非常愤怒。”特朗普的这番话，也可以从桑德斯嘴里说出来。虽然一个右，一个左，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走平民路线。因为他们知道，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正在每况愈下，谁能够成为这些美国人的代言人，谁就更有可能成为两党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不一定能够打败希拉里，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但即使他在11月输了，他的政治遗产也可能会对美国政治产生长期影响。美国历史上，像特朗普这样以极端言论赢得党内提名但是最后输掉大选的人并非没有，最近的则包括1964年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和1972年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他们都输得很惨，但是他们的政策主张不久就成为各自政党的主流思想。特朗普获得提名，或许预示着老的共和党的消失，新的共和党的诞生。或许，美国政治真的迎来了一场新的政党重组。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6/8/14   发布时间：201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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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昊  来源：腾讯《大家》

　　一、“人民不行”才是历史的常态

　　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8月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陷入历史第二大分裂期”。约85%受访人认为美国比过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认为美国人在最重要的价值观上意见大为分歧;超半数人认为，美国的好日子已是过去时。大选似乎更加剧了这种状况。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者罗伯逊认为，现在国家的分裂状况甚至和19世纪南北战争前差不多。

　　实际上，这样的新闻比总统大选丑闻对美国的政治自信的打击更为强大，因为后者只是说明美国的政治家“不行”，而前者则直接指出美国人民“不行”。

　　不过，说句彻底违背“政治正确”的话，“人民不行”才是历史的常态：从古代雅典城邦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圣经新约》中耶稣基督被犹太人出卖而遇难，到《民主的阴暗面》中描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克什米尔、苏丹、索马里、乌干达、叙利亚、乌克兰等地出现的“谋杀性种族清洗”，这些不义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何止千万?不仅如此，人民还可能会选择犯罪嫌疑人来领导他们一起“不行”。

　　这届美国人民不过是在川普和希拉里两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中选择，相比之下，当年的德国人民可是直接选举了希特勒!

　　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国家的学校教给学生和候选人，向选民强调的一种历史观都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但问题是人民什么历史都会创造——包括好的历史和坏的历史、正常的历史和奇葩的历史、温暖的历史和残酷的历史。

　　指责政治精英们败坏了这个国家是容易的，但使得“主权在民”的美国政治走到今天这个充满分裂和分歧的难堪境地，真正原因是什么?强调既成事实的“人民行不行”是没有意义的，分析者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操作层面的“人民为什么行”或“人民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人民越来越不会产生和选择出色的领袖”。

　　二、美国最核心的政治传统并非民主，而是自治

　　最近一段时间，民主的“中产阶级支持论”广为传播。但问题是，靠中产阶级的财富稳定来保持美国的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不得要领的。

　　财富分配和社会经济结构是会随着经济波动而上下起伏的。事实上，美国在建国初期、南北战争、镀金时代、进步主义时期这些民主运动的高峰时期，中产阶级根本就不是社会阶层的主体。

　　建国初期的奴隶制时期就不必说了，即使在百年后的大萧条年代，全美失业率一度达到26%，这种经济形势能够还能维持住多少人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但即使在中产阶级并未站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的时候，美国仍然维持住了自己的民主政体，200多年来连宪法都没有大的变化。说明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开端性的、持续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实际上，美国人保护自己政体的方式要比通过经济手段更加直接一些：用小民主支持大民主，用生活中的民主支持政治上的民主。简单点说，就是中国前几年热议的“社会建设”。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仍然适用于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所说的政治逻辑：促成美国民主的因素中，地理环境的因素不如制度，而制度的因素又不如民情重要。而美国最基本的民情就是“社区自治”“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这些促成社会资本聚集的政治安排。

　　美国最核心的政治传统并非民主，而是自治。《五月花号公约》就是一群试图脱离英王统治和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相互之间为结成社会，而郑重确定的典型的自治契约。

　　在此之前的詹姆斯敦和之后新英格兰其他殖民地均照此办理，只不过此前真正的北美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宣布效忠英王的统治，不能被视为民主政治而在美国的政治史上不敌“北方话语”罢了。

　　所以，自治的传统既早于民主的传统，也比民主的传统更可称为北美殖民地的“核心价值观”。

　　而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中，“乡镇自治”是奠定美国的选举制度、国会制度、社区自治、联邦政体的基础。特别是美国的立国，可以被视为许多自治的乡镇为了安全和经济上的原因而联合起来，结成了一个个的殖民州;而13个殖民州为反对英王乔治的打压联合起来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所以，和其他通过征服自上而下建立的国家不同，美国的立国道路是自下而上的，而个人、乡镇、州等地方自治单位在层层向上直到国家授权的过程中自己还保留了大量的权力。

　　所以在19世纪，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最重要的“民情”是乡镇自治。至于其他的“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都关乎个体权利、社群权利。由此建立的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不但决定了美国政体的形态，也决定着美国政治的质量，即“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在国际评价上，其他国家的民众对美国社会的印象也要好于对美国国家的印象;对普通美国人的评价要远高于对美国政府的评价。

　　三、自治传统衰落是对民主的直接打击

　　但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生气勃勃的美国社会开始逐渐衰落，这是比经济危机、政府危机更加严重和根本性的危机信号。

　　毕竟，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在联邦政府几次关门的情况下，在总统一度选不出来的时刻，美国式民主仍然正常运转，未受影响。但自治传统的衰落对民主的打击才是更直接的。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当前美国政府和选举政治质量的下降。

　　在今年的大选中，希拉里和川普与其说在竞争谁更能治理国家，还不如说他们在竞争谁的丑闻比对手少一点。

　　[美]罗伯特·帕特南 著/刘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的罗伯特·帕特南，就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作者，前几年写了一本《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主要内容就是指出美国公民社会正在解体、公众政治参与衰落，社区和群体活动减少，甚至打保龄球这种运动也是一个人去。所以他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

　　这一现象的描述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过去几十年恰恰是社交网络迅猛发展的时期。为什么社交网络的兴起反而带来真实社交的减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帕特南试图解释社会资本衰减趋势的原因：10%归因于时间和财富压力;10%归因于人口流动性及城市无序扩张;25%归因于电子娱乐;50%归因于代际更替，即热心公共事务的一代被他们参与较少的子辈和孙辈们替代了。即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根本在于民情(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的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

　　确实，在美国，社区组织、社团以及社团成员的数量都出现了雪崩式下滑。调查表明，留在、新加入社团的美国公民，活动频度、参与程度、捐款额度相比其上一辈，都有下降。即使在最单纯的体育社团，看竞技体育的人多了，参与者却减少了。而在“粉丝-偶像”的单向联系过程中，普通人之间的友谊更不容易搭建。

　　笔者亦回想起几年前在美国工作时，也经常会被各种社团请去做早餐会演讲。但无论是Rotary club、Lion club这样的全球性社团，还是本地的社区团体，成员的年龄都偏大。在参加本地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社团做早餐分享嘉宾时，我和主办方坐的位

　　置要比其他人高一些，望下一看，真的是白发如雪——彬彬有礼的老年绅士们边用餐边相互交流，年轻人却寥寥无几。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任教的这所有着180多年历史的大学里，每次校友聚会，参加的除了学生，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校友。

　　但比社团成员老化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已经成型的社团组织中，利益集团化和体制化的倾向严重，失去了原先作为社会自治团体的精神。此情景正如爆料民主党丑闻的阿桑奇所言：

　　“智库和政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飞速发展，无论这些组织用的是何种方式或言辞，目的都是依靠代理人来实施政治议程。这些组织中，天真无知却有着良好意图的非营利组织员工被政治资金流弄得晕头转向。他们谴责非西方国家的人权侵犯行为，却对自家阵营的盲区浑然不知。”

　　社群的衰落导致人们在信念上更加软弱、对改变社会更加信心不足，对他人的信任减少，质疑增多。也没有太多手段维护自身利益，遑论决定公共事务。在资本逻辑超越民主逻辑，传统的结社自由也变成利益集团竞争的工具，而新的自治和参与手段阙如的情况下，美国人民确实有可能在观念上趋向分裂，即“成于社会，毁于资本”。

　　需要补充的是，在真实的社会资本急剧缩减的同时，许多新兴的社会资本也在逐渐崛起。在“社会建设”方面，出现了新的社会成员联结方式：小型团体、社会活动与互联网。但问题在于，如果说以往的美国公民社会是“微博模式”，那么现在则是“微信模式”。即虽然表面上的交往在形成，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虚拟小圈子里，自我认知不断加强。结果是越是进行这种封闭式社交，社会资本反而更少，社会更加分裂、更加难于形成共识。

　　四、真正有力的政治家还没有出现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提出，要想让民主制度实现底层授权并发展包容性政治制度，政府首先需要一定的集权，使得挑战现有机制的社会运动，不会立即造成法律制度的缺失。但如果社会自己有这个社会资本，其实就不需要国家做这个事情。

　　毕竟，完全依赖国家实现民主是有代价的，因为掌握了权力的国家完全可以走相反的路。以军事政变来保障民主和世俗化的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德隆·阿西莫格鲁/李增刚/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所以，与期待国家和政府的作为相反，个体公民的作用才是值得期待的。在民主国家里，作为个体的普通人是无法逃避责任的。英国脱欧是出于人民的直接投票，川普更是为数众多的美国人的选择。

　　目前美国社会的分裂、精英和大众的相互指责、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表明民主政治的质量在下降。其间中产阶级的缩减是一个原因，社区自治的衰落也可以部分地解释，甚至全球化也会带来资本逻辑突破民主逻辑的后果。但最终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民主政治自身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

　　对此，皮埃尔·马南提出了关于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民主何以既是正义的，又倾向于侵蚀公民德性?原因就是民主其实是“空洞的”。民主的教义的几乎全部道德内涵就在于对个体独立或自主的肯定。

　　但问题是权利本身是空洞的，一个人会把什么样的律法加在自己身上，这才是重点。所以“权利”必须与普遍的“德性”相结合。

　　只有这样，个体才能成长为公民，民主才不至于堕落。建立这个普遍的德性的过程是要通过真实的自治和政治参与，才能使得公民得以出现。

　　所以，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希望不在于逆转全球化回到民族国家，不在于国家硬性干预市场分配和抗拒经济规律，而仍然在于真实的社交和公开的政治参与，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以及公民的成长。

　　所以我的预期是，民主保障的“民间自治模式”有可能让位于“社会运动模式”。因为正是在社会运动中，年龄、阶层、性别的界限被打破，真正的参与才会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川普的支持者、桑德斯的支持者们，与其说是在参与总统竞选，不如说是在把传统的选举政治变为一种人民直接提出政治主张的社会运动。

　　在精英乏力、民粹兴起、民主正在变质的年代，真正有力的政治家不但要坚守民主底线，而且要鞭打民主前行。而这样的政治家，很遗憾还未出现在已有的政治舞台之上。

　　目前最接近引领社会运动的民主党政治家是70多岁的桑德斯，其支持者大多是对未来充满关切的年轻人，说明新的公共参与的需求正在形成，而年轻人也正在逐步从小圈子中走出来。但这群着力于改变的新生力量能否转而团结于建制派的希拉里，难度颇大，但其将影响和改变传统的民主党政策则是确定无疑的。

　　2011年在纽约、芝加哥等地，我曾亲眼目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在白天的纽约祖克提公园里，一顶顶帐篷把原来素不相识的人群联结在一起，人们体验到了真正的社交是什么——大家一起抱持着开放的心态来改变世界，而非躲在一个小圈子里拒绝被这个世界改变;在夜晚的芝加哥，游行示威的指挥者举着喇叭高声宣布注意事项，周围是各个年龄层次、各个阶层、各个种族的人在认真地倾听，不时地回应。当时我就站在指挥者的身后——那不过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看起来还不到20岁的女孩。

来源时间：2016/8/13   发布时间：201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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