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1616

南海何成“难海”?周边各国为何“向美惕中”?

作者:张明亮  来源:微信公众号:东方历史评论

  包括台北在内的南海周边各方如何警惕中国与怎样心向美国,是南海局势近些年持续升温的原因之一。
  被南海问题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并未为南海周边各方执政者带来多少“福利”,从而使得解决南海问题变的“难上加难”。
  美国资深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berman)2012年6月底在一次演讲中说:“几年(few years)前,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谈论南(中国)海议题;不过在最近几年,几乎没人不谈南(中国)海议题”。利伯曼当时并未明确几年(few years)到底是多少?不过,依据事态推断,2009年可能是一个关键界点。2009年的“无暇号事件”可能是美国各界关注南海的新起点——包括美国研究者;当年,美国国会就无暇号事件举行了听证会,也开启了美国国会关注南海议题的新时期;次年(2010)7月,美国国务卿更是高调地将南海问题提升到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之前,美国政界较少关注南海议题,研究也是如此。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亚洲“热埚”:南中国海与太平洋安定时代的终结》(Asia’s Cauldr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一书是美国研究南海议题的最新成果,体现着美国研究者在南海研究领域的后发优势,且后来居上之势头极为明显:一部部头不大的著作差点说尽了复杂南海态势的“缘起缘灭”。十几年前当笔者“斗胆”而“操心”美国的南海政策时,几乎找不到美国研究者关于南海的研究成果;而如今想避开美国关于南海的研究成果都难了。罗伯特·卡普兰这本关于南海的书一出,马上荣登畅销行列;在东南亚国家机场书店里都能看到放在显要位置的这本书。
  罗伯特·卡普兰把南海比做“加勒比海”,在书中记述了他游走于南海周边各方的所闻、所见、所感。从该书的叙述与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条不变的隐形主线:“向美惕中”。 “向”是“倾向”之“向”,意为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更倾向与倒向美国;“惕”为“警惕”; 即:包括台北在内的南海周边各方如何警惕中国与怎样心向美国;本文之为“加勒比海”季风——这也是南海局势近些年持续升温的原因之一。
  南海:中国的“加勒比海”?
  南海的地理位置简单明确,但南海的“名称”可要复杂得多;各式南海名字之中蕴含的不仅是其战略意义,还有各方的政治考量。罗伯特·卡普兰把南海比作中国的“加勒比海”,旨在显示南海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
  南海就是西太平洋一片海域,位于中国,越南,东马以及菲律宾之间,是链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要道。西方殖民者东来途经南海这片海域,依南海之方位——位于中国南部,将南海称作“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这也是南海如今在国际上流行的名字。不过早在西方殖民者东来并为南海重新命名之前,南海在中国典籍记载中早已有自己的名称了,那就是“南海”。也就是说:同一片海域,“南海”在“南中国海”之前出现。中国官方论及南海基本都是用“南海”这个名称,关照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一种立场的展示。中国民间不少相关论述中用“南中国海”一词——显得洋气且有“国际范”,本文选择用“南海”一词。在翻译罗伯特一书时,为忠于原文,采用“南中国海”的说法。
  东南亚国家早就不乐见南海之名了,而南海周边国家中单方面为南海改名之风也刚好吹起。十多年前,东南亚国家曾提议把“南中国海”改为“东南亚海”,理由是:这片海域是位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名字中有“中国”二子不合适,有“东南亚”字眼才合适。似乎说的也有些道理,不过把南海改为“东南亚海”的设想仅是昙花一现而已;而把南海该做其它名称的想法则在小范围内实现了。2012年,菲律宾政府把南海改为 “西菲律宾海”——因为南海这片海域位于菲律宾之西。依方位而为南海改名的还有越南。南海在越南之东,所以越南就把南海叫做 “东海”(越南文:Bien Dong)。20世纪60年代越南出版的地图中仅是把沿着越南海岸线的一小部分南海称作“东海”——大致相当于越南领海的宽度;但如今被越南称作“东海”的海域则几乎是整个南海的海域了。这些依各自方位而在各自国家内重新对南海的命名其实是各自民族主义情绪的间接流露,越南与菲律宾对南海所使用的名称也仅是自各自国内(越南和菲律宾)流行而已;两国之外,更多被使用的还是“南中国海”。
  从贸易角度看,南海越来越象地中海;而南海确也被比作“地中海”,甚至南海的之一部分——北部湾还被比作“小地中海”。南海自古就是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如今被中国政府高调抛出的“海上丝绸之路”说的就是海上贸易:既回应历史上的南海贸易,也反应现实中的南海贸易线路,更昭示未来南海贸易之诱人前景。南海周边兴起过不少国际贸易港,如广州、香港、澳门、会安。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澳门与香港则是西方贸易者东来之后因贸易而兴起的港口。会安是越南中部一个城市的名称,历史上也曾是重要的贸易港口;如今的会安留有众多的历史古迹,如日本桥与各式华人会馆,都间接显示出当年贸易之盛况。而这些贸易都是通过南海进行的。
  南海航线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不亚于地中海航线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如今通过南海的贸易量之多,更是“空前”但未必“绝后”。南海边上的中国是当今头号的贸易大国之一,而中国的海外贸易量则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南海航线实现的。 南海航线关乎的不仅是美国直接通过南海的贸易,还有美国亚太盟友们(日本、韩国、台湾)对南海航线的依赖。 对南海航线之高调追求如同美国介入南海事务的“遮羞布”,在近十多年美国频繁介入南海事务时不断被美国官方提及。美国虽不在南海边上,但20世纪90年代尚未积极介入南海事务之际,就已反复强调并要求确保“南海航线之自由、开放与安全”。
  南海对中国,如同加勒比海对美国——这是《亚洲“热锅”》一书援引的一个类比,所以罗伯特、卡普兰把南海比作中国的“加勒比海”。中国在南海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行为被视作中国向南“开疆拓土”,积压南海其它各方的海洋空间,甚至被类比于美国当年在加勒比海域的拓展。加勒比海被比作美国的“后院”,美国研究者习惯性地把南海比作中国的“后院”——国内也有认同这种类比的。中国沿着南海向南拓展如同美国沿着加勒比海向南拓展一样,是中美各自确立周边势力范围的战略举措,对于中美确保各自战略影响力至关重要。
  拿加勒比海类比于南海,把中国与南海类比与美国与加勒比海,很形象,但不可比性远大于可比性。 中国不是美国,东南亚国家更不是加勒比海域的国家。中国对南海岛礁和海域的历史性权利同美国对加勒比海的认知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从罗伯特、卡普兰沿着南海周边的学术之旅可以发现,中国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对美国的内心所向与对中国的警惕性之高,这些都是加勒比海域国家没法比拟的。
  “向美”:南海“季风”之一
  非机械动力时代,中国华南渔民到南沙群岛海域捕鱼,来去都要靠季风,可以说是南海季风成就了中国渔民在南海南部海域的风险事业,也是南海季风让他们有幸成了守卫祖国南海海疆的先行者。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是南海,郑和船队航行于南海也要靠季风,可以说是季风成就了传说中的郑和及其团队的“壮举”。
  此处说的是比南海季风更有冲击力的非自然“季风”;本文把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如何“心系”美国的倾向比作“向美”的南海“季风”。如同土生的南海季风一样,南海周边各方“心系”美国的“风潮”也有季节性,这个季节就是各自同中国(大陆)关系不佳时——尤其是南海周边各方感受到的中国(大陆)压力增大时,他们“向美”的力度就会加大。[page]
  一位菲律宾同行坦言:菲律宾很羡慕泰国,因为泰国可以在担当美国“铁杆”盟友的同时还能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而菲律宾就做不到!此言不虚,泰中关系被中方界定为周边周边关系中的典范;2013年4月,中国总理还盛赞“泰中关系领跑中(国)东(盟)关系。对泰国而言,美国和中国这“熊掌和鱼肉”可是“兼得”啦!泰国在美中之间的此种境遇对菲律宾而言可谓“天堂级”待遇!除了双边(菲中、泰中)之间有无领土或海域纠纷之外,菲律宾那远超泰国的强烈“向美”倾向也是菲律宾在美中之间无法达到泰国之境界的关键因素。
  南海周边各方中,菲律宾可谓美国的“铁杆跟班”,这也是菲律宾“心向”美国的具体体现。独立之前的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独立之后的菲律宾在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与支持,安全上靠美国保护,菲律宾的精英阶层大多都有留美背景,由他们构成的菲律宾决策层之“向美”之情也算作自然流露吧。20世纪90年代初“赶走”美国军事基地之后的菲律宾很快就发现菲律宾的安全还得靠美国,所以没过几年菲律宾就设法为美军重回菲律宾寻找便利条件,直到2014年4月美国总统访问菲律宾之旅的重头戏之一仍是为美军再回菲律宾找路子。
  “远水虽然救不了近火,但还是得靠那远水才行”——越南精英层可能已多次向包括罗伯特·卡普兰在内的美国人如此形容美国与中国对越南的意义。上述比喻中的“远水”指的是美国,“近火”说的中国,结合在一起说的其实就是越南力图以美国来平衡中国;2013年5月13日发生在越南针对中国人的群体性事件显示:越南上上下下都已把中国视作越南最大的敌人了。越南的精英层可能没少向美国人以上述比喻说明越南对美国的“渴望”之情。作为曾经最让美国人头疼的对手,越南共产党及其政权当年同美国的血战不仅丝毫未让如今仍是共产党治理下的越南精英与民众记恨与怨恨美国,反倒是对美国的亲近之情有增无减。2000年美国总统头一回访问越南,东道主——越南党的总书记公开批评“美帝国主义”的种种不是之处,但他手下的普通越南民众以言行展示着美国的仰慕之情——可以说大多都是发自内心的。越南政府力图把南海边上的重要港口金兰湾打造成一个对外开放的国际港口,以形成有利于平衡中国在南海影响力的局面;其中美国舰船是越南最希望的。
  南海周边各方中,台北在南海问题上的“向美”倾向可能是最让中国大陆大多数人难以接受的。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经济依存度的提升,再加上两岸民间交往的增多,关于海峡两岸南海合作之说日益盛行。然而,在这股两岸南海合作的民间热潮中,基本看不到两岸官方的半点回应。看得到的消息是:美国如何说服台湾民意代表不要再再南海议题上发出同大陆过于相近的口风,事实上也是再阻止两岸南海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两岸南海合作仅是民间一厢情愿的热度而已。台湾反服贸协议之风应该成为醉心于两岸南海合作之倡导者的“冷水”。
  透过罗伯特·卡普兰游走于南海周边并围绕南海主题的学术之旅体现出的主线之一是:南海周边各方(包括台湾)“先天性”地美国抱有好感,对美国的心理依赖度较高;由于南海问题的“升温”,各方对美国的依赖度有增无减。这也可能是罗伯特、卡普兰认定南海问题是终结太平洋安定时代的缘由之一吧。
  “惕中”:南海“季风”之二
  “惕中”的“惕”就是“警惕”之“惕”,意指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国(大陆)的警惕性之源,以及因南海问题而导致各方对中国警惕性之上升态势。 在罗伯特·卡普兰沿着南海周边的学术之旅中,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台北,一个共同的话题是:各方对中国(大陆)的担忧之情与警惕之心!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国(大陆)的警惕性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如今和将来更多地把对中国的警惕性“折射”到南海议题上,并随着南海问题的不断升温而呈现上升之势。
  越南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东南亚非华人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也曾是受中国帮助最大的,但却也是东南亚国家中国对中国最为警惕的。 2014年5月13日越南发生的针对在越中国人的群体性事件足以显示:越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可能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从越南的精英层全面地蔓延至普通民众。越南精英层——包括知识精英与政界精英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由来已久,并且以“加速度”的形式呈现出叠加之势:距离现在越近,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越强烈。即使在中(共)国大力援助越南党及其政权抗击法国和法国时期,越南党内外精英层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不仅未消退,反而在积累,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开迸发,冲击着越来越脆弱的越中双边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双边关系正常化之后,越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也并未减退,只不过是暂时隐忍下去了;之后,随着南海问题不断困扰双边关系以及大众媒体的及时传播,负面情绪再次加强。2007年12月,部分越南民众第一次因南海问题而走上街头抗议中国;由此开始,越南民众因南海问题而被激发出来的对中国负面情绪被不断集聚,终于到2014年5月13日演化成悲剧性的群体事件。
  菲律宾与马来西亚都是南海问题的利益相关方与重要参与者。两国都以反共立国,“先天性地”对中(共)国抱有负面情感,高度警惕中(共)国是两国的自然倾向。菲律宾与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共同菲马各自国内活跃在丛林里的左翼政党之间的“党际交往”充满忧虑之情。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仍旧警惕中国的前提下同中国建交;两国警惕中国的理由并未随着建交而消失,所以建交后的双边关系仍在两国继续警惕中国的氛围中运行。在两国因各国国内左翼运动问题而对中国的警惕性尚未消失之际,到了20世纪90年代,因南海问题的兴起,两国对中国的警惕性不降反升。20世纪90年代的美济礁事件虽然以中国完全控制南沙群岛美济礁收场——该事件远未象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那样伤及中菲关系之“筋骨”,但中菲关系的“美好时代”其实已随着美济礁事件而逝去,菲律宾国内因美济礁事件而激发出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形成;到2012年之后,这股早先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迸发,并有蔓延全球之势——大有全球菲律宾裔抗议中国之势。
  马来西亚是东盟成员中最早同中国建交的,也是东盟国家中在南海问题上同中国相处得最“融洽”的。对比于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高调态势,马来西亚要算温和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无戒备之心,也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依从中国之策。2013年3月26日与2014年1月26日,中国海军舰船两次曾母暗沙之行事实上为马来西亚“拉响”了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对中国保持警惕的“警报”。在随海军舰队到曾母暗沙的中国官媒公开报道中,曾母暗沙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端,中国军舰到曾母暗沙“秀肌肉”展示的是中国军人保卫国家疆土的信心与实力。对马来西亚而言,曾母暗沙距离东马太近,不仅安全上是马来西亚的隐忧,而且曾母暗沙周边布满了马来西亚的油井——东马海上的石油与天然气可是马来西亚的“黑黄金”啊。中国海军如此近距离地对着马来西亚“大秀”实力,能不撩起马来西亚那深深的警惕中国的“旧伤”吗?2014年1月26日中国海军曾母暗沙之行对马来西亚的负面效果很快被马航370失联事件掩盖了,但2013年3月26日之行引发的马来西亚对华警惕之情立马显现:2013年8月马来西亚就宣布要在东马靠近曾母暗沙的岸上修建军事基地——保卫海上油井是该基地的主要目标之一。[page]
  台北对大陆的警惕之心一点都不弱于南海周边的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大陆民间呼吁两岸合作的热情颇高,但最多也仅限于两岸学术界交流而已,两岸政府间为南海而合作的一点姿态都没有。反观历史,两岸在南海敌视之举倒是常态。台北对北京的戒备之心,是阻碍两岸南海合作的关键因素;不仅不必对两岸南海合作抱有过高期望,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两岸南海合作的效果未必好过期望。假如两岸真的为南海而合作了,那么在东南亚,中国威胁论的风声可能会更高;东盟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度也就升高,美国介入南海的手段也就会更多元化,那时的南海局势可能会更复杂。
  “警惕中国”——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国(大陆)的负面认知与警惕之心,形成了如今风行于南海的第二股“季风”。 南海周边各方几乎尽是“反共”起家的,而中国(大陆)是共产党治理的,这意味着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共)国的警惕性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大陆)之外的南海周边各方中唯一不反共的是越南,然而意识形态相同的“同志之情”不仅未能拉近越南同中国(大陆)的心理距离,反而是国家层面上的现实利益冲突——南海问题使得越南反而成为南海周边各方对中国(大陆)警惕性最高的,越南对中国的警惕性之高远超过南海周边其它各方。 这股“警惕中国”的南海“季风”与前述的“向美”“季风”呈现共生之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断地为南海这口“亚洲热锅”“加热”。
  “污名化”的困境:超越“难”海的挑
  南海问题最多也就是亚太的难题之一而已,还说不上是亚洲的难题。与中亚或西亚那些问题比起来,南海这点事算啥呢? 该书把南海问题上升为亚洲事务显然夸大了南海(事务)的影响力。南海毕竟仅是与南海相连的亚洲,以及直接或间接涉及南海事务的亚洲国家都只是亚洲的一部分而已。
  这也是长久以来,南海问题被“污名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南海问题困扰亚太局势也就二十多年的光景!冷战结束后,南海问题才上升为困扰亚太地区局势的一个议题。南海成为亚太的问题之一之前,冷战期间,亚太地区战争频发,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20世纪80年代柬埔寨境内的战争、中越边界冲突等,亚太就安定了吗?冷战结束后,也就是在南海成为亚太难题之一之后,亚太地区事实上摆脱了战争,进入安定时代。也就是说,在南海问题成为困扰亚太安定这二十多年也是亚太少有的承平时代!如此以来,怎能说南海问题就可能终结亚太的安定时代呢?
  南海问题承载了太多亚太地区的负面因素,南海问题从而被看作是唯一的问题症结所在。 亚太地区本来就是问题成堆的地区,如现代国家治理的挑战,邻居间领土与海域纠纷,邻国间复杂的历史纠葛与高度的不信任等;这些问题如今汇集在一起,透过南海问题这个“口”统一爆发。南海这点事,若放在高度互信的国家之间,还算问题吗?互信的邻国早就有可能把南海变成“合作之海”“友谊之海”,而不是目前的“冲突之海”“警惕之海”。反过来,南海问题又加剧了本就难以互信的南海周边邻居间的猜忌与警惕,也使得现代国家治理更加困难——被南海问题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并未为南海周边各方执政者带来多少“福利”,从而也就使得解决南海问题变的“难上加难”。从这个角度看,南海也可谓“难”海——一片难处太多的海域;快速找到化解的出路也太难。
  但若换个角度看,南海又何尝不是最具希望的地方呢? 南海的确是一片充满“难处”之海,但南海同时也是充满希望之海——难处也是孕育希望的地方,更可能是为亚太带来生机之海。关键就是要看各方化解僵局之努力的持续性与韧度,以及从僵局中放大希望之智慧。遗憾的是,各方为化解南海僵局的努力被掩盖了;各方为南海而努力所带来的希望被低估了。
  几年前,一位研究占婆历史的朋友说:一位占人——同时也是占婆研究领域的领先者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这位朋友说,别看越南现在争南海的岛礁与海域都挺凶的,其实若真算起来,占人才更有资格到南海索要岛礁和海域。笔者这段经历是在拜读罗伯特·卡普兰的大作《亚洲“热埚”》之前,但却与罗伯特·卡普兰开篇之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占人其实也是南海的“老主顾”了。如今流散到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的占人,其祖上也曾在南海边上辉煌过;占人先辈们的“占城稻”传入中国,郑和及其船队南下首站就是占人先辈们活跃的地方。占人先辈还长于航海,也曾活跃在南海边上。
  《亚洲“热锅”》一书,开篇并未直接讲南海问题,而是从论述作者自己在如今越南中部浏览占婆文化说起,并且以其在东马再次论述占婆政权与文化为结尾;作为一本专门论述南海问题的宏著中,始终不偏离的主线之一是一个曾在南海边上辉煌过的族群与其文明。这看似奇特的论述结构却可能包含着作者独特的论述思路,或者至少可以引发的启示是:南海周边各方短期内化解南海僵局实在太难,因为跨越因南海问题而引发的误会太多太深的;但何不从其它领域的文化交流入手呢?南海周边各方之间——尤其是中国之间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南海问题,而是由于交流有限而带来的深度误解和误判;南海问题成了这种深度误解与误判的“替罪羊”而已。由南海周边各方之间更加频密的文化交流带来更多的相互了解甚至理解,为邻居间的互信奠定基础。假以时日,南海周边各方之间——尤其是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了,理解多于误解和误判,互信度也就高了,对中国的警惕性下降了,对美国的依赖度也会降低,南海也就不再是“难”海了!
  本文原题《“向美惕中”: “加勒比海”季风》。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9

“美国思想史百年,1907-2007”

0

作者:戴维·霍林格  来源:微信公众号:美国史研讨

  原文见:David A. Hollinger,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1907-2007”,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2007) 21 (2): 14-17.
  作者简介:戴维·霍林格,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Preston Hotchkis历史学教授和历史系主任。
  译者:陈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校对: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迟至二十世纪中叶,思想史才成为美国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广泛被认可的领域。恰好在1957年——正好是1907年和2007年的一个中间点——《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64年后更名为《美国历史杂志》)刊登了约翰·C·格林(John C. Greene)一篇题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的关于方法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标志着思想史汇入了美国历史研究的主流之中
  格林呼吁他的同行们效法欧洲史学者以及其他学科里的学者已经树立起来的榜样。他们早就在致力于研究历史行为者关于一系列主题所进行的自觉、明确和公开的反思,包括人类社会、经济、自然界、种族、上帝和政治义务等等。之前的几代历史学家已对美国历史上存在的一些观念展开了研究,但大多是那些与政治紧密相关的观念。比如十九世纪三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他们伟大历史著述所关注的是总统和将军们持有的一些观念。但是,对这些历史学家而言,乃至于对他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后辈,即查尔斯·A·比尔德及其继任者那一代而言,研究的中心议题始终无外乎国家、政治运动、经济、外交和战争。只是到了1950年代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学者们开始更多地认识到“思想”(thinking)原来也是一种人类活动的事实,与投票、战争、耕作、制造、探险、打渔、诉讼等等人类活动一样。理论话语从此进入了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历史当中,而不再是丢给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与己无关之事”(a thing apart)。
  正是哲学家和文学家帮助格林那一代的历史学家看到了观念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这一概念就是在1930年代经由哲学家阿瑟·O·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特别是他的《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1936)一书而广为人知的。这部著作追溯了几个世纪以来,存在于多种文化内部的关于生命形式的等级秩序这种形而上观念的发展。洛夫乔伊对思想问题所采取的那种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在由洛夫乔伊本人以及他招募的哲学和文学学者所共同创建的跨学科刊物《观念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中繁盛一时,开花结果。洛夫乔伊的杂志当然十分重要,它在1940和1950年代早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以及古代地中海的令人目眩的研究,其中不少由欧洲移民学者执笔,他们的工作立即在知识界引起了兴趣和注意。这批学者中包括了汉斯·巴伦(Hans Baron)、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er Koyre)、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和列奥·斯皮策(Leo Spitzer)。美国思想在《观念史杂志》的各种议题中曾处于边缘地位,但到了1949年,杂志一直以来的一位作者、哲学家默顿·怀特(Morton White)出版了《美国社会思想:对形式主义的反抗》一书,立即引起了那些对进步主义时代及之后自由政治的哲学基础感兴趣的学者的持续关注。
  到了1950年代,随着文学和政治理论学者撰写的一系列著作的问世,默顿的著作及《观念史杂志》在方法论上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这批著作均着眼历史、旨向远大、博学闳识,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政治理论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所著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堪称其中的扛鼎之作,虽是出自历史学学科畛域之外,但它与默顿的前述著作共同在很长时间里向专业历史学家展示了思想史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文学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所撰的关于清教主义的一系列著作。哈茨那部包罗广泛的(sweeping)著作于1954年出版,它探究的是,一组十分特别的(specific)自由主义观念是如何贯穿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的。在这之前一年,米勒出版了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新英格兰心灵:从殖民地到省》。米勒在书中分析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新英格兰知识分子在神学和政治学说上发生的变化。当历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这位个性鲜明且笔力雄健的作家后,他们很快也被米勒先前的几部作品所深深吸引,包括《新英格兰心灵:十七世纪》(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th Century,1939)、《乔纳森·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1949),还有不久之后于1956年出版的他最为易读的文集《进入荒野的使命》(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如果说是哲学家洛夫乔伊比其他任何学者都更加成功地普及了“观念史”这一术语的话,那么正是文学家米勒无人可比地让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们认识到如何在观念的社会背景中研究观念。不同于洛夫乔伊及其追随者,米勒并不脱离具体情况去考察观念。相反,米勒研究那些重要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情形下产生各自的基本观念的,尤其是在英属北美不断变动的经济、政治环境之下。米勒对这一更为情境化的研究方法加以精妙运用,历史学家们便从中看到了这种研究理路所具有的潜力。尽管还有一些著作依旧跟从经典的洛夫乔伊式的观念研究模式,即不考虑历史背景地从一位思想家写到另一位思想家,但1950年代及此后多数以“美国思想史学家”闻名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思想和其切近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举例来说,梅勒·柯蒂(Merle Curti)早在他1943年出版的教科书《美国思想的成长》第一版中,就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实现和社会之间的这种联系,也正是柯蒂最优秀的学生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孜孜以求的。海厄姆的《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Land,1955)从连续几代盎格鲁新教徒所处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出发,阐发了这一群体中的族裔(ethnic)和种族(racial)偏见观念的起伏波动。不过,相比柯蒂和海厄姆二人,米勒、哈茨和怀特对于观念的分析方法更加严格,也更关注那些充分发育的哲学、神学与政治方面的理论性论说。柯蒂和海厄姆研究的是在公众中具有影响力的一般性观念(general ideas),而米勒、哈茨和怀特则喜欢探究那些杰出美国思想家们的深奥作品,而这些人也正是在面向欧洲的北大西洋西侧的思想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米勒、哈茨和怀特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展开的理论讨论欢迎——其实也是声援了——史学史上同一时期由历史学家——如H·斯图亚特·休斯(H. Stuart Hughes)、莱昂纳德·克雷格(Leonard Krieger)和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对欧洲思想家所予以的同一类型的严格讨论。
  还有一位与格林同代的学者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他确立了观念对于理解美国政治史的重要意义。而政治史这一领域原本是由那些即便承认观念,但也更偏重经济利益和政党因素的学者所主宰。1948年霍夫施塔特那部注定将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史著作之一的《美国政治传统》出版,书中各章生动地刻画了几位杰出总统的观念和与他们相伴随的各个政治运动。尽管此前霍夫施塔特已经撰写了一本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著作,即他1944年出版的《美国思想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他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对整个美国历史中的各个政治意识形态所做的研究,却赋予了下述基本方法论立场以新的、而且极为醒目的正当性:政治观念并非仅仅是一种附带现象,即并不是某些先在的经济或社会状况的后果,而是能够定义一场政治运动并解释特定政治领袖之所以在大众中具有号召力的力量。
  霍夫施塔特将政治观念研究整合进基本的美国政治史研究之中,这一成就前无古人。他并没有详尽地考察约翰·杜威和沃尔特·李普曼(受米勒、哈茨和怀特著作的影响,在后来的美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中,这两位成为了经典的研究对象)之类的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但是,霍夫施塔特的的确确在美国思想史的成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在他的《美国政治传统》一书出版后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学者们在研究美国政治史时很难再忽视那些重要政治人物所表达的观念。与霍夫施塔特同时代的那些关注行为的政治学家常常教导他人说,“不要告诉我一位政治家说了什么,我只想知道他做了什么”。而霍夫施塔特则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政治行为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表述对于理解他们的历史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亨利·F·梅撰写的《美国天真时代的终结》,才是对思想史作为一个得到美国专业历史学者承认的次级领域之成长和地位更为重要的一部著作。于1959年出版的该书以《对我们时代的初期年代的研究》为副标题,作者在书中描绘了一幅涵盖1912年至1917年间关于美国政治、宗教、文学领域的公共话语的全景式画面。该书考察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的思想,包括了这些人在杂志和著作中讨论过的几乎所有主题,其广度远远超过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另外,他也不像哈茨、米勒和怀特那样集中关注数量相对较少的公认重要的历史文本,而是分析了大量后来所谓的“middle-brow”(译者注:为highbrow、lowbrow之取义造词,意味文化素养程度中等)阶层思想家们的观念,并且表明,这些记者和大众作家同样也参与到了威廉·詹姆斯、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比尔德等重要思想家所投身其中的大讨论中。所以梅的著作虽然涉及范围宽广,但却比先前这一领域中的大多数著作都要更为专深;可以说,通过集中关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梅对一个界定清晰的时代里的美国教育良好阶层做了类似民族志的描述。
  在达到这种成熟度后,思想史在美国史的专业队列中从1950年代至今一直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在这半个世纪里它与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同样变化巨大的还有它与对外国社会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会关注在1957年格林的论文和1959年梅的名著以后所发生的这些变化。[page]
  近五十年来,历史学这门学科之中最广受注意的一大变化也许就是社会史在1970和1980年代的成长了。在这里我并非想要对社会史的兴起做出评判,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思想史学家自身的命运,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思想史学家和美国史中其他领域的专家之间产生更明确的学术分工,其实是社会史兴起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后者更关注日常生活而不是公共事务,更关注这个国家广大的非精英人群而不是精英。社会史学家们尤其注重以性别、种族、族裔和经济功能加以界定的群体。正如同1950年代,在政治史和外交史学家几乎主导了这门学科的各个主要系科、刊物和专业组织的情形下,思想史学家们唤起大家去关注那些被政治史和外交史学家所忽视的重要议题,进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1970和1980年代的社会史学家们也呼吁关注那些为政治史学家、外交史学家忽视、思想史学家也没有讨论的议题。
  对此,思想史学家们总体上给出了回应,他们比以往更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思想史并不声称要包含所有类型的思想,而是更关注于知识分子的论说,以及那些通过辩论说理创造历史的人的活动。对美国思想史领域的风格做出的这种说明,体现在了1979年海厄姆和保罗·康金(Paul Conkin)两人主编的文集《美国思想史的新方向》上。此后,到了1980年代已经很少能看见动用“美国心灵”字眼的标题了,因为思想史学家们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研究的那些智识领袖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民众。于是,曾经在二十世纪中叶将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这一组或那一组观念,并写作出了影响广泛的书籍和文章的思想史学家们,此时又转而掀起了一阵旨在透彻研究特定事件、职业和传统的风潮。
  布鲁斯·库克里克(Bruce Kuklick)关于1860至1930年间哈佛大学及其临近地方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就是这一新趋势的一个突出范例。其次是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对纽约智识生活的研究。此外。第三个是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撰写的有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历史的著作。如此不断强化的学术分工趋势同样也标志着美国思想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成熟。我们已经不太需要“证明”这是一个次级领域,它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它的研究者们也因自己的技艺而受到认可。这些专业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他们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思想”(thinking)倒不如说是思想留下的痕迹(traces left by thinking):他们研究的其实是文献,比如书籍、信件和日记,这些文献把思想以某种物质材料作为载体记录下来,使我们可以获取。通过这种方法论上更为简单朴素的实践,美国思想史领域持续不断地出现了一批文献细密、立论严谨的专门研究。
  与此同时,思想史学家们更加关注北大西洋西侧知识群体的论说,并为此开始规划并实施相关的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中叶思想史学家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它们高度关注美国本身,而这也与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兴起的“美国研究”运动相一致,并且在许多方面也汇入了这一运动之中。通过1949年《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的创办,以及随后不久成立的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许多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致力于探究美国文化独特性的努力实现了制度化。当时出现了雄心勃勃旨在揭示美国如何且为何不同于西欧以及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一批论著,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正是其中的名著之一。冷战并不是造成这种冲动的唯一动力,但冷战的确是主导美国研究运动的“美国例外论”的关键背景条件。这套论说强调美国文化的独特性,有时甚至进而宣称美国自外于那些影响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通行法则。文学家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以其《处女地》(Virgin Land,1950),R. W. B. 刘易斯(R. W. B. Lewis)以其《美国的亚当》(The American Adam,1955)一同引领了这场美国研究运动,与他们携手并进的是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美国政治的天才之处》(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1953)和戴维·波特的《富足的人民》(People of Plenty,1954)。
  然而冷战尚未终结,美国思想史领域中受讨论最多的著作就已然呈现出一派别样的风貌。1980年代及之后的学者,将美国的智识生活和欧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更强调美欧之间知识分子所作所为的一致而不是差异。在这种新的视角之下,美国和欧洲智识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就和英国或俄国或法国与欧洲智识生活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多的不同了。各国当然有自己的思想传统,但是继承和批判修正各国传统的思想家们同时也都参与到了更广阔的北大西洋西侧的话语系统中。
  詹姆斯·T·克洛彭博格(James T. Kloppenberg)的《不确定的胜利:1870至1920年间美国和欧洲的进步主义与社会民主》(1986)标志着思想史学家的新国际主义(new internationalism)。在这本书中,克洛彭博格对快速工业化时代里德国、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的认识论思想与政治理论的发展予以细致详尽的比较分析。克洛彭博格承认国家间存在的差异,但他的著作和怀特的美国中心路径(Americocentric approach)有着深刻的对立,尽管两人所考察的美国知识分子对象有不少是相同的。2000年,文学学者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此书用陈旧的美国例外论调解释实用主义哲学家,即那些克洛彭博格及怀特著作中的核心人物,但他却丝毫没有提及克洛彭博格。梅南德的这本《形而上学俱乐部》(2000)因其可读性以及对创建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思想家所做的感情真挚的描写而受到专家们的赞赏。然而专家们也有很好的理由表达不满,他们认为梅南德遍览了整整一代学者论述详尽的专著,但却没能把握其中的意义:美国只不过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越来越相信观念乃是应对现实的工具而非反映现实的镜子这一观点的众多国家之一。
  美国思想史学家越来越多地把国际环境作为研究的参照系,而这也正是2004年创刊、致力于启蒙运动以后历史的《现代思想史》的一项宗旨。该刊物由三位重要思想史学家主编,一位是美国专家查尔斯·凯普(Charles Capper),另一位是英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历史的专家尼古拉斯·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还有一位是欧洲大陆历史的专家安东尼·拉弗巴(Anthony LaVopa)。在创刊的最初两年中,期刊刊登了多种类型的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些年轻学者的作品,展现了思想史这一次级领域的成熟和深度。当美国史中其他的次级领域正在奋力应对一个更具“全球性”的史学所带来的挑战时,思想史学者和外交史学家都已经部分地制定了路线图。同样的国际主义也反映在了《现代思想史》的老大哥(older sibling)《观念史杂志》上,它已将自己的卓越传统延续了67年,而对美国史做出的回应也较过去几十年要更加的积极。
  对国际话语共同体的关注也促使思想史远离“文化史”。文化史学家们大多关心的是地方、区域或国家层面的意义模式(patterns of meaning),而较少关心那些参与国际论争的智识精英。文化史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间里从社会史中分化出来,它是对当时学界存在的一种普遍感受的回应,即以计量为导向的社会史学家们并没有回答他们所研究的非精英人群是如何赋予自己人生以意义这一问题。文化史的出现,正是以某些方式再次焕发出思想史与社会史以往所展现出的那种专业动力。这几场运动的推进,每一次都指向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一些历史面向,或者说至少在表面上是其他历史学家所没有充分重视的那些面向。在这一过程中,学术分工进一步明确。文化史对于思想史的不满,主要是出于后者在研究知识分子的论争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没有考察普通民众的知性(cognitive)生活。
  在历史学学科之中,思想史学家与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的学者之间存在的学术分工也可以通过教学中所使用的材料来说明。大多数院校的美国思想史课程所用的基本教材是《美国的思想传统:原始文献汇编》(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 Sourcebook),其中重印了乔纳森·爱德华、托马斯·杰斐逊、兰多夫·伯尔尼(Randolph Bourne)、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数十位类似人物的经典、“权威”作品。这本教科书目前已经出到了第五版,内容完全没有涉及大众文化,而集中关注了那些通过论辩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杰出知识分子。因此,美国思想史较之以往更加明显地成了美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历史。
  然而,美国思想史关注对象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它退到了学科的边缘地带。外交史、商业史和劳工史的研究者都更加重视理论话语,并且已经和思想史学家们结成了新的联盟。在最近由我国研究工会劳工(unionized workers)的权威历史学家纳尔逊·里奇腾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主编的一本书中,我们看到,劳工史学家与思想史学家彼此间相互交流,使各自领域都从中获益。里奇腾斯坦和其他作者共同打造的这部《美国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与政治经济学》(American Capitalism: Soci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006)充分表明,美国史各分支在发挥精细学术分工下的各自专业化技艺的同时,也能同心协力、切磋互进。
  当不少教育工作者为美国人的“智能低走”(dombing down)而感到担忧时,思想史学家们则努力以他们的教学和学术写作来发掘并强化美国最具批判力头脑的那些方面。作为研究人类利用证据和思辨的历史的人,思想史学者正可提醒我们,证据和思辨并非是外国才有的东西,而如同苹果派一样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事物。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8

中美在南海:两种秩序想象的碰撞

作者:李柯  来源:澎湃新闻网

  7月12日,海牙那只高悬已久的靴子终于落了地,这标志着已进行数年之久的法律程序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所谓的仲裁并没有产生消弭争端的实际效果——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再次表明立场,拒绝从程序或实体的任何方面承认这份裁决;在此前后,南海上空已是战云密布,气氛到了差不多千钧一发的程度。海牙火上浇油的表态没有给事情划上句点,反而不免让人留意到关于国际法本身的有趣现象:美国要求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承认仲裁,但中国和俄罗斯却在6月25日共同发表《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重申主权平等原则及当事国合意原则,主张国际仲裁并不享有法律上的当然权威。显然,中俄的声明针对海牙体制。
  “国际法”自己在南海打架了。
  “坚决维护国际法治”——but what kind of LAW?
  我们知道,任何人类事件的发生都有一定的语境和背景,这次的南海仲裁案也不例外。从法理上看,它确乎是一桩技术繁杂的国际法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个案子的发生和某种政治结构与政治动机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甚至不难得出结论,所谓南海问题其实是关乎二战后美国秩序安排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仲裁案不过是时势变迁的表征罢了。
  1950年代有两个重要条约涉及南海主权,一是《旧金山和约》,二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第二章,也就是“领土放弃”一章规定,日本放弃南沙和西沙群岛等地方的主权权利。该条约签署于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收回南海诸岛之后,再参照该章对所有被日本占据之其他国家领土的处理方式,该条约事实上并不否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然而美国与英、法、澳、新和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在1954年共同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却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该条约将北纬21度30分以南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统统划作东约军事同盟保护范围,这其中就包括南海大部,甚至海南岛。东约组织的成立和活动不仅是美国塑造南海格局的开端,也为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强占岛礁的行为提供了便利,从而成为今日南海领土争议的重要根源。1956年菲律宾宣告“发现和占领”了北子礁、太平岛、中业岛等9个早已划入中国版图的岛屿,开始在南海实行领土扩张。而南越政府也是在美国支持下,得以扩充军力并进占岛礁。
  不过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和南海诸国长期以来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上的争执,并与其中某些国家爆发过武装冲突,但从总体上看,南海争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可控状态。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和外交文宣虽然一直强调自古以来的历史性权利,可是在实际行动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友好协商长期以来都位居主流。2002年,中国和东盟十国在柬埔寨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1年再于印尼落实指导方针草案。根据宣言要求,南海争议各方应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加互信,由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主权和管辖权争议。在今天最新的《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当中,中国政府这一立场也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坚持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南海问题属于双边问题,非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不应当插手;二是主权问题不接受国际裁判。以上两点立场,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大陆性领土国家的刚性主权观念和联邦主义的世界图景,而中国早先与南海诸国的争端之所以可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此之间分享着对上述秩序的相同理解:各方南海角力所竞逐的,都是岛礁领土主权以及附随的矿产和渔业等资源。这些争夺并不挑战中国的秩序想象,从而亦不构成真正意义的危机,恰恰相反的是,南海诸国对主权这一重心的坚持反而强化了这套秩序的正当性。基于此,如果美国等方面近年来没有竭力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海牙的仲裁事件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策:把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太平洋地区,所谓重返亚太,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随着该项战略的推进,南海地区的相对稳定局势就在2011年前后开始急剧恶化,以至于变成了著名战略学者卡普兰口中的“亚洲火药桶”。美国的直接参与让东盟各国看到了机会,它们开始频频借力打力;东盟部长会议、东盟首脑峰会等多边活动的共同声明在近年来也常常直接涉及南海问题。东盟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区域原有格局被打破,南海重回一种准自然状态,它们一定会抓住机会,在下一格局尘埃落定之前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美国的行为比较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美国重返亚太,首先肯定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但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普通的大国角力,那么就完全忽视了这场斗争背后的秩序意义和世界观品质。
  美国今天所理解的秩序是什么样的呢?2010年,也就是在重返亚太战略即将全面推行之际,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十七届东盟区域论坛部长会议上表示,美国是南海情势的利益攸关国,南海航行自由、亚洲公海的自由准入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皆关乎美国国家利益;对于南海主权争议,美国反对任何一国单边宣称主权,希望能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按照多边方式解决。她还在多个场合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
  美国官员的主张无疑和中国倡导的《行为宣言》精神相抵牾。美国并未视自己为域外国家,或者如奥巴马在2011年11月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时所说: “美国一再强调自己是亚太国家”;南海争端采取何种解决方式,也是美国所关切的。这些表述背后的潜台词相当明显:首先,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全球性而非领土性的,它希望在亚太地区拥有地缘利益;其次,美国的战略利益包括国际应然秩序或者国际法秩序,它的地缘利益要靠国际法来支撑;其三,这种国际法秩序要求打破中国主张的特里佩尔式国际/国内法二元论,从而将主权问题置于国际法的管辖之下。所以总的来说,美国的秩序想象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坚持刚性主权,不接受领土问题司法化,美国奉行弹性主权,重在保护海洋性的贸易利益以及关键节点和板块的地缘利益;中国对国际法的看法主要是二元的,美国则力图构建作为一种全球治理规则的国际法,并掌握最高立法权。
  从这种视角来看,南海争端的激化是两种秩序想象碰撞的外在表现;菲律宾的主动进攻只是一个搭便车行为,因为菲律宾本身并没有创造秩序乃至提出世界观的能力。
  “控制边缘地带”——but why?
  南海为什么是美国地缘利益的关键地区?
  二战以后,人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对全球霸权的认识开始真切主导美国基本战略的制定,也直接塑造了南海的格局。这种认识要溯源到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它即是美国行为的动力学。
  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当时可供文明国家自由殖民的“无主”土地所剩无多,于是它们彼此间的争夺就开始白热化。在这种背景下,以整个地球为基本思考单元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逐步演变为全球争霸的理论。英国地理学家、国会议员麦金德和美国海军将军马汉等人提出的关于陆权与海权的模型,在此间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二战期间,耶鲁大学教授斯皮克曼针对麦金德强调陆权的“大陆心脏地带”理论提出了“边缘地带论”。他认为,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有所谓边缘地带,而其水陆两面性质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他提出的公式是:“谁能控制边缘地带,即能统治欧亚大陆;谁能统治欧亚大陆,即能控制世界的命运。”斯皮克曼的理论不仅助推美国在二战时走出“孤立主义”,而且对美国战后外交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铁幕落下后,东西方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斗争部分掩盖了地缘政治考量。但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6年推动实行“遏制”战略的长电报,则被学界普遍认为与斯皮克曼和麦金德等人的地缘政治理论有着密切关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遏制”战略的目标是要阻止大陆中心国家苏联的扩张,战略手段则是控制大陆的边缘地带。由此,美苏之间看似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就演变成海洋国家与大陆中心国家在陆海边缘地带的霸权争夺战。尽管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直接使用学者的地缘政治学语言,但其思维却受古典地缘政治思维主导。战后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基本战略愈益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它的核心目标和恒久利益就是确保对这个边缘地带的控制。
  如前所述,美国控制亚太地区大陆边缘的战略是以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为支柱构造起来的,而所谓前沿地带就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基本地缘战略并没有因东方阵营的解体而改变。尽管受菲律宾政局变动和自身财政负担的影响,美国于1991年撤出了在菲军事基地,但它依然坚持奉行前沿部署法则,和菲律宾也仍旧保持军事同盟关系。1992年,美国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单极霸权战略,提出“必须维持现有机制,以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去追求一个更大的区域或全球角色”。这一目标使中国这个大陆大国成了美国这个海洋霸权国家的天然对手。俄罗斯的衰落和中国的迅速发展更促使美国将战略眼光投向中国以及南海,而此时,中国与菲、越在南海岛礁上的主权争议便成了美国展开遏制的一个切入点。2014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学界就更加活跃了。
  “谁脱离国际规则,谁就要负责”——but who judges?
  如果说在地缘政治上,观念的作用和影响还并不占首要位置的话,那么在国际应然秩序和国际法的层面,精神建构的意味就相当明显了。这种对决时是静力学层面的价值对决,亦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实践。
  我们先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切入。1995年2月初,中菲围绕南海美济礁发生争执,菲律宾指责中国非法占据该礁。随后不久,美国众议院就于3月10日通过《114号决议》,其中用“侵略”一词来描绘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声称中国是在菲律宾的“领土”上建设军事基地。《决议》还说美国应该对任何“非民主国家”在南海的权利主张表示关注;呼吁美国总统要“评估南海声索国中民主国家的防卫需要”。美国国务院尔后于5月10日以所谓维护地区稳定的姿态发表了“美国对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政策”声明。“声明”主要表示:一、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二、美国在地区稳定和航行自由两大问题上有持久的利益;三、美国对南沙岛屿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四、希望依据国际法解决问题。
  此次国会决议和政府声明是美国第一次以非外交方式正式介入南海问题。两份文件事实上是一个整体,比较完整地揭示了美国派生自南海争端的一些真实想法。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治家们彻底改造以国家间主权平等为基本结构的国际社会的意图,或者更进一步说,蕴含着独断地建立文明与野蛮区分的意图。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一直是种具有规范性的理想图景。在这种观念下,大小国家都认为自己平等享有主权权利,都有权在战争法上被当作正当敌人来对待,不受歧视、侮辱和毁灭。因此,国家主权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规范或共同谅解,国家借此声索它独立自主的权利,并承认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所具有的独立自主权利。国家对其主权领土内的事务享有至少是法学意义上的最高决定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权作为一种新的规范性价值部分地穿透了主权,令它变得不再那么坚固;也就是在福山这位通俗版黑格尔作家所谓的历史终结时刻,自由民主不仅跑赢了冷战,更跑赢了全部历史,除了自由民主以外,其他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都不再具有正当性。不过事实上,美好的人权和自由民主在动摇了主权的绝对性和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原则以后,并没有想当然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因为被普世话语隐藏起来的那个政治性问题——谁来决断,并不可能真正消失。于是很多原本可以平等会商的问题,变成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那邪恶的一方就不再是需要平等对待的、像中世纪骑士一般的正当敌人,而是丧失了国际社会主体资格、必须在正义战争的隆隆炮火中被消灭的绝对敌人。近年来诸多的正义战争以及诸多关于正义战争的研究,已经不厌其烦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在很多具体事务上的碰撞,以及围绕国际法具体规定的词句和文义的争论——比如南海上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究竟包不包括军事侦察行为——固然惊心动魄,但和秩序想象的对决相比,已经属于较为微小的问题。我们更要清楚,美国曾经企图以“民主”与否为理由,将中国排除在东亚集体安全机制之外,指责中国破坏和平稳定,不守法,要借此排除中国声索主权权利的资格。这实际上是在给国际秩序和国际法设定新的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继而将中国划为野蛮的一方,而文明的一方自然而然获得了规训对方的权利和权力;我们也更要明白,尽管美国是以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操作来维护它所主导的秩序的,但切不可认为这是低级的狡诈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因为师出总要有名,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走不长久,秩序的生产能力才是最为关键的。
  美国的实力并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技术优势,而且也在于对秩序和正当性的垄断性生产。美国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制造话语并迫使他国人民尊重它的能力,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如果一个民族可以自己来规定其他民族的话语方式,甚至思维方式,规定一整套术语和概念,这无可否认是真正强大的表现。美国人自门罗总统时期就开始锻炼和积累的这种能力,加上天定命运般选民民族的心态,或许才是具体秩序想象背后那个难以撼动的世界观叙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but how?
  两种秩序想象的碰撞在什么情况下会留出共存空间,在什么情况下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
  首先来看看最近这些年发生了什么。过去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也是中国搭乘美国全球扩张的便车、迅速壮大自己的二十多年。然而这种相处模式如今已经触到了瓶颈,因为中国崛起作为一项事实,已经让美国对自己在未来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忧虑。作为新罗马帝国的美国,一方面要在国际上不断界定和遏制它的蛮族,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蛮族的力量以巩固帝国的边疆。这种心态和策略在2013年希拉里离任演讲上表达得很充分。她首先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我们”,接着她又说“如果中国选择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将继续欢迎中国的崛起。”简而言之,如果中国选择继续跟随、承认和融入美国的秩序想象,那么美国还是可以容忍的,不同秩序想象的碰撞就不会立即引发冲突。
  中国是要继续跟随,还是要返回一种秩序的元叙事?
  “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句话,中国国家主席在2014年访美的时候也曾说过,但他的理解和希拉里的希望显然有差距,他其实是在劝告美国,在某些事务上要保持适当距离。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逐渐清晰。2015年,“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2016年,国家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再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一系列举动或许表明,中国不仅要在区域秩序上另起炉灶,甚至有意在历史叙事上与美国主导的历史终结话语分道扬镳。中美两种秩序想象之间的竞争性格局已经初现端倪。
  这种竞争乃至可能的冲突是否能够避免呢?如果站在内外关系互动的角度上来看,应该不难得出答案。读一读我们的宪法序言,读一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很快发现,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所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体系,也就是在这套叙事底下,中国才开始进入西方的“世界历史”。如果彻底改弦更张,把追随和融入曾经从根本上反对的秩序想象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背叛,甚至意味着文明认同本身的危机,因为所有的牺牲会变得毫无意义,而那令人慷慨赴死的原则也会失去抟结人心的威力。如果我们无法克服这一危机,后果可能是深远的,因为中国首先不是符号想象的虚假建构,不是作为法律技术容器的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历史和文化凝聚起来的共同体。我们是否拥有提出秩序想象和历史叙事的能力,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具有生存论上的根本意义。
  从历史上看,我们并不缺乏这种经验,也不缺乏这种能力。魏源和龚自珍的时代就已经是海陆关系变迁的时代,自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学习重建中国的内与外,学习重建中华作为一个文明的自我理解。在这个层面上,南海问题是文化重建进程的自然延伸和必要环节,我们没有理由惧怕,反而应当充满期待。如果说在现有的规则体系内用精致的法律技艺谋求争端解决是近忧的话,那么能否改造规则乃至提供一套不同的秩序想象,就是远虑了。南海问题是考场,但它更是产出另一种秩序想象和世界观的历史契机。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7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南海关系中国底线,奉劝美日莫任性妄为

0

作者:华益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7月12日,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出笼。菲现任政府并未欣喜若狂,相反,外交部长亚赛即刻呼吁“克制和冷静”。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倒显得颇为激动。这两个国家大力抬高仲裁的地位,声称裁决是仲裁最终结果,“对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因此要求当事国加以遵守。日本甚至“强烈期待”中国接受裁决。
  美国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没加入,有什么资格在南海问题上对别人说三道四?二战期间曾一度侵占中国南海诸岛的日本,频频插手和炒作南海问题,又是何居心?
  美日的意图,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首先,它们要逼迫中国吞下苦果。本来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仲裁行为背后,就不乏美日的怂恿。在仲裁推进过程中,两国又多次为菲站台,打气助威。其实美日都很清楚,仲裁的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现在美日想做的,无非是再进一步,把中国推入其设下的仲裁“陷阱”,迫使中国承认和接受。
  同时,美日宣传仲裁“成果”,也在倒逼菲律宾现政府。菲新任总统杜特尔特就任后,并没有接过阿基诺三世留下的“遗产”,反而更多反思前任政府的政策失误。这位新总统重视对华关系,一改极力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趋势,释放出双边谈判的意愿。杜特尔特还提出,完全倒向美国恐怕并不符合国家利益,菲应该开展更加平衡的对外关系——这些动向恐已引起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担心。有鉴于此,美日极力借仲裁案干扰中菲关系转圜。
  另外,美日两国还意图促使仲裁产生更大溢出效应。它们将仲裁标榜成处理南海问题的成功范例,借此吸引其他争议方效仿,给中国开展对话谈判制造更多障碍。
  然而,美日的梦想恐怕要落空。
  首先,中国对仲裁案结果有充分的预判,冷静应对,态度坚决而明确。仲裁结果一公布,中国立即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两份声明对仲裁案的非法性质以及险恶用心进行了充分揭露。仲裁案是“披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其结果只能是“一张废纸”。中国重申不承认、不接受仲裁的立场,促使美日放弃不切实际的期待。
  其次,中国敞开谈判大门,以诚信换互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强调,南海既是沟通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桥梁,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友好、合作和发展的纽带。中国坚持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南海声索国和平解决争议,愿意与东盟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摆明立场,防止个别国家借仲裁挑拨离间。
  最后,美日等搅局者失道寡助。白皮书中明确写入了美国和日本都曾承认中国对南海主导主权的历史事实。出尔反尔使两国的国际声誉大打折扣。域外国家只有尊重地区国家的和平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才能赢得世人的尊重。
  美日应认识到,你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当今世界也早已不是几个国家一嘀咕就能肆意兴风作浪的时代。南海事关多方利益,关系中国的底线,奉劝美日切莫任性妄为。(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6

罗援:美在南海扇自己嘴巴 中国何曾屈从威胁?

作者:罗援  来源:

  美国在扇自己大嘴巴
  罗 援
  南海仲裁闹剧落下大幕,后台策划者美国终于跳到前台,俨然以国际宪兵的姿态要挟中国干这干那。但它管得着吗?美国完全忘了它自己曾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不断扇自己嘴巴。
  首先,美国知道南海问题历史经纬。美国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主要签约方,1946年时中国政府正是派美国移交的军舰到南海收复了被日本强占的南海诸岛;美国于1951年与菲律宾签署《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并不包括西沙、南沙;美国1961年版的《哥伦比亚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1963年版的《维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1971年版的《世界各国区划百科全书》都将西沙、南沙划入中国传统海疆线之内。
  菲律宾曾是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的版图都是根据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西华盛顿条约》、1930年《英美条约》确定的,菲律宾西部疆界从没超过东经118°,而中国与菲律宾的海域、岛礁争执全部都在东经118°以西,美国不可能不知道孰是孰非。美国说它在南海岛礁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不选边站”,其实这是历史的倒退,它曾在南海问题上“有立场”“选边站”地认同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国际法有一条基本原则叫“禁止反言”,美国自食其言,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背。
  其次,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选择性的失忆和失明是出于霸权主义需要。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目的有三:一是表明美国制定和主导的海洋霸权秩序不容挑战;二是美国在海上横行霸道的“自由权”不容干扰;三是美国与盟国结成的霸权军事同盟不容受到威胁。正因“霸”欲熏心,美国才枉顾事实,颠倒黑白。明明是菲越等国侵占中国岛礁并在岛礁上设立军事设施、修建军用机场跑道,美国却指责中国改变南海现状和岛上地理面貌;明明是美国自己将航母、战略轰炸机、导弹驱逐舰开到中国家门口,却反诬中国在南海军事化。这完全是一副霸权嘴脸,强盗逻辑。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美国如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现在强求中国遵守所谓仲裁结果。但它不要忘了,1986年尼加拉瓜向海牙国际法庭状告美国侵犯其主权,仲裁庭判尼加拉瓜胜诉,美国却拒不执行。现在,中国在仲裁案中完全站得住理,我们在维护《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公平性、权威性,我们在行使《公约》第298条赋予我们的排除性权利,我们认为仲裁庭没有权力裁决事关领土主权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执行临时仲裁庭的越权仲裁呢?
  如果美国真将上述历史事实都忘了,那我们现在有必要给它提个醒。有个事实不要忘记,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什么时候屈从过威胁?压,能压垮中国吗!▲(作者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5

劳木:中国定海神针,南海翻不起大浪!

作者:劳木  来源:环球网

  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让人联想起十六七世纪纪录片中的一个镜头:几个西方殖民者围坐在桌子前,讨价还价间,用红铅笔在非洲地图上划线,圈出各自的殖民地盘。那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就散发着殖民掠夺的霉味。炮制者活在当今,头脑似乎留在几百年前,无法无天,蛮横无理,荒唐可笑。
  仲裁结果宣称,中国关于九段线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国在九段线内无历史权利”;它又称,中国南沙群岛没有岛,只有礁,连太平岛也是礁,因此不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专家指出,如此一来,中国可以主张的海域只剩下我在南沙控制的8个岛礁为中心点划出的一两千平方公里的区域。大片被剥夺的中国海洋水域,一部分拿200海里经济区为幌子划给菲律宾,大部分作预留地盘,供仲裁结果炮制者插足。
  让国际社会惊㤉的是,它们进行殖民式掠夺的对象竟然是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美日和仲裁庭沆瀣一气,上演了这场政治闹剧。该剧主角兼编导是美国,日本将恶仆形象演得十分到位,那个越权、滥权的仲裁庭扮演了小丑的角色。它们按旧殖民主义的逻辑行事,狂妄至极,视国际法规为草芥,背离当今社会和这个时代。
  世人关心的是,仲裁结果出笼会造成何种影响?美日最先站出来定调。美国称,仲裁结果“为解决南海纠纷的共同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各方应“予以尊重”;日本跟着说,仲裁结果有利于“南海问题和平解决”,相关国家“必须遵从”。它们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仲裁结果,煽动追随者,加剧南海局势,围攻孤立中国。但诸多因素决定,它们的图谋不会得逞,用不了多久,闹剧将黯然收场。
  中国对仲裁结果不承认,不接受,中国政府庄严声明,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神圣不可侵犯。中国是当事国,说仲裁结果是废纸一张,那就是废纸一张。中国是定海神针,南海掀不起大浪。
  越来越多国家和各界人士对中国南海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认为中国的主张合理合法,不满仲裁庭违法行事,难以容忍国际法被践踏,认为动不动就单方面把别国告上国际法庭之风不可长。民意不可违,美国等就算再霸道,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菲律宾新政府扭转了阿基诺的对华路线,主张与中国谈判协商使南海问题“软着陆,不想捧仲裁结果这个烫手山药。仲裁结果公布当天,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仲裁结果表示“尊重”,同时又重申,菲律宾将坚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菲军方则拒绝对仲裁结果置评,生怕节外生枝。仲裁案提起者撒火,仲裁结果的气�先被打掉一半,使那些想跟在菲律宾后面谋私利者,想起哄也无处下嘴。
  中国为妥善处理南海问题提出“双轨思路”,即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个思路公平合理,切实可行,已得到广大东盟国家的赞同。
  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防力量和清醒的战略警惕,也使一些心存歹意者不敢轻举妄动。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4

中国“三连击”回敬南海仲裁 同日列装两艘新舰

0

作者:郭媛丹  来源:环球时报

  12日,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各方都在关注中国军方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反应。中国国防部当天表示,前不久举行的解放军西沙军演是一次“例行性安排”,不过中国军方以及相关机构12日、13日的一系列组合动作被外界认为是在对南海仲裁案的结果表明中方的坚定立场。
  12日下午4时左右,在菲律宾单方面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前,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对外表示,7月5-11日在南海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是一场例行性安排。但杨宇军也提及,此次演习是为打赢信息化海上局部战争进行的实兵检验性训练;并声明,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应对各种威胁挑战。而中国军方媒体为杨宇军这段对外声明所配视频画面是南海演习中的中国先进战舰、战机、潜艇以及导弹射击的震撼画面。
  除了中国国防部的对外声明,中国军方当天还有两个引人关注的动作。7月12日,中国最先进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银川舰在三亚某军港入列南海舰队,为王牌部队再添“猎枪”。南海舰队位处南海海域最前沿,在南海海域保持常年战备化巡逻任务。截至目前,已经入列的4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长沙舰、合肥舰以及银川舰全部部署在该舰队。有分析认为,这是出于对该舰队在南海海域担负重大职责使命的考虑。052D型导弹驱逐舰是中国海军现役最先进导弹驱逐舰,装备多型自主研发的新型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高,隐身性能好,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防空、反潜和对海作战能力。
  新型驱逐舰入列的同一天,中国新一代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七号船正式入列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远望七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七号的入列体现了中国军工的快速发展和重大突破。军事专家李杰1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除了担负航天远洋测控任务,远望七号还能对岸基导弹以及战略核潜艇导弹弹着点进行观测和打捞。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是7月12日,中国政府征用中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一架塞斯纳CE-680型飞机分别对南沙群岛美济礁、渚碧礁新建机场成功实施校验飞行。
  官方媒体报道说,此次飞行获得的相关数据表明,两个新建机场具备了保障民航客机安全运行的能力,将为南沙群岛人员往来、紧急救助、医疗救护等提供便利,同时将为飞经南海地区的航班提供新的备降机场选择。
  13日8时30分、8时40分,中国政府征用的南方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两架民航客机先后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起飞,经过近2个小时飞行,分别于10时29分、10时28分在美济礁新建机场和渚碧礁新建机场平稳着陆并于当日下午返回海口,试飞成功。这也表明在三沙市管辖区域内有4座机场,分别是西沙永兴岛机场、南沙永暑礁机场以及最新飞行成功的美济礁、渚碧礁机场。
  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为了降低敏感度,中国政府在南沙岛礁皆采用了民航飞机来进行校验飞行,并没有使用军用飞机。而在7月12日,中国政府一次性对外公布在南沙两座岛礁机场成功实施校验飞行更是反映出中国在南沙岛礁建设方面的最新进展。
  空军专家傅前哨1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在南沙岛礁建设机场积极意义很多,有助于南海地区抢险救灾、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以及作为民航飞机紧急降落备降场。
  外界一直对于中国军事力量是否会在南沙岛礁机场部署高度关注。2016年4月17日,为抢救重病工人,中国运-8巡逻机降落永暑礁即是一例。中国航空专家王亚男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运-8巡逻机降落在永暑礁机场是一次应用飞行,这表明永暑礁机场已经具备应用能力。“从未来应用来讲,运输机能起降,战斗机也能起降,这表明永暑礁机场具备为军用飞机提供勤务支援保障的能力。一旦战斗机驻扎,也就意味着500公里以内制空权有所保障。”
  傅前哨表示,南沙岛礁的机场最主要的意义体现在民用方面,紧急情况下也可用于军机的起降。由于南沙岛礁远离大陆,受航程限制,只有战术性飞机才能抵达,抵达之后留空时间很短。但如果有了机场,一些“腿短”的飞机也能去执行巡逻任务。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3

美商务部初步认定中国不锈钢产品存补贴行为

0

作者:  来源:环球网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3日报道,美国商务部12日宣布,初步认定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材和带材存在补贴行为。
  美国商务部12日发表声明说,初步认定从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存在补贴行为,补贴幅度从57.3%至193.12%不等。据报道,基于初裁结果,美国商务部将通知海关对中国出口的上述产品征收相应保证金。
  报道称,为回应AK钢铁公司、北美不锈钢公司等四家美国钢铁公司的申诉,美国商务部3月对从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根据美方程序,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依程序会将分别于11月和2017年1月对上述调查作出终裁。若两份终裁均认定从中国进口的此类产品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美国商务部将会要求海关对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2015年从中国进口此类产品的金额约为3.0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18亿元)。(实习编辑:周思敏 审核:韩梅)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2

中国若无在南海对抗美挑衅勇气还当啥大国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非法组建的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星期二公布“仲裁结果”后,美国呼应的调门最高。除了美国国务院、白宫发言人分别发表谈话,宣称“仲裁具有法律约束力”外,参众两院多个委员会的牵头人或议员做了措辞更激烈的发言,比如要求通过空中及海上巡逻“定期挑战中国过度的海洋声索要求”等。日本的表态与华盛顿如出一辙,就像与美方“对过词”一样。
  倒是菲律宾的表态相对温和,它称裁决是“里程碑式的”,同时呼吁“有关各方采取冷静、克制态度”。
  中国有句话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在这个案例中,美日就相当于比谁都急的“太监”。
  不过美国方面迄今有代表性的反应中都没有要求政府和五角大楼“迫使”中国停止建设岛礁等行动的表述,美方对使用军力的呼声仍大体限定在“宣示航行自由”范围。这从侧面显示,美方尚未形成利用仲裁案在南海搞摊牌的决心。
  联合国在中国新浪微博上的官方账号13日写道:联合国驻海牙机构租用的和平宫里有另一租客是常设仲裁法院,“不过和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有中国网友评论“(仲裁庭就像)三甲医院里外包出去的莆田系”,该微博对这一评论做了“神最右”(通常被认为是赞同)的转发。
  需要补充的是,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连常设仲裁法院都不是,它是有违国际法精神专门为南海仲裁案组建的临时机构,与联合国就更无任何联系了。
  中国学者普遍相信,仲裁案炒作的最高点已经过去了,它走向逐渐淡化不可避免。如果菲律宾及美日没有很大的具体动作,它作为“一张废纸”的一面将显现出来。
  菲律宾新政府不止一次表示希望在仲裁之后以和平谈判方式与中国解决纠纷,它事实上也没有采取冒险行动的实力。美日大概有怂恿菲对华采取更强硬姿态的意思,但是杜特尔特政府未必愿意给它们当枪使。杜特尔特不太可能主动配合中国给局势降温,但他会从更符合马尼拉利益的角度调整中菲下一步关系。而对抗显然于菲律宾不利。
  现在看来要让南海局势升级,美国必须亲自动手干。日本很想在南海插一手,但安倍的胆子也有限。如果日本准备把中日对立升级到军事对峙级别,那么钓鱼岛海域可能是“更适合”它这样干的地方。
  随着中国公开否定“仲裁结果”的合法性,并且继续保持我们在南海岛礁上的建设节奏,美国在南海实施更多、更富挑衅性的所谓“航行自由”宣示活动,是有可能的。比如在今后它试图让军舰更接近中国扩建的岛礁,更频繁闯12海里海域等。
  解放军应当加强在南沙海域的军事部署,做好反制美军进一步挑衅的充足准备。有人认为,美方把南海问题作为检验中国是否会按照华盛顿意愿遵守国际规则的试金石。但对中国来说,美方是否在军事上采取进一步挑衅性姿态,也是判断它究竟是想稳住南海局势还是想把南海乱子搞大的试金石。
  是祸躲不过,是中国的另一句老话。如果美国执意要把仲裁当作它压制中国崛起的契机来用,那么中国就决不应让其舰机在南沙的“航行自由”顺利,我们就一定要把风险送给它们。美军让我们多不舒服,解放军就应反过来让他们多不舒服。
  我们当然不希望中美军事力量在南海直接对峙、摩擦。但是一旦华盛顿要把这一切强加给我们,中国人必将坦然面对,决不会后退半步。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中国还崛起什么,还做什么大国!
  整个仲裁案以及后续的挑战对中国社会来说是走向大国路上的一次磨炼。毛泽东很多年前曾把美国比喻成“纸老虎”,它当年碰撞新中国核心利益时,真的就成了“纸老虎”。今天,南海就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要说,谁在这里试图做我们的对手,注定都是“纸老虎”。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1

美借仲裁搅动南海紧张 比当事国菲律宾表现还兴奋

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什么是最恶劣的仲裁?非法组建的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给了世界一个糟糕的例子。它做出的令人吃惊的一边倒的仲裁,不仅没有解决任何争端,反而把南海局势搅动得更为复杂紧张。虽然提出仲裁的菲律宾表态相对低调,但美国却越来越拿出“主角”的架势,政治人物不断放话,几名重量级的议员声称美国应该通过空中和海上军事巡逻“定期挑战中国过度的海洋声索要求”。美国表示强硬,但国际舆论并不认为中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会做出让步。有港媒援引专家的分析称,“中国已准备好一系列可行的军事计划,具体行动将视美方是否挑衅”。英国广播公司13日报道称,中国高级官员警告说,中国有权在其声称拥有主权的中国南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德国柏林中国问题学者夫罗里扬13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仲裁庭做出的判决不会带来什么改变,相反却由于判决程序和结果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反而损害其作为争端解决机构的公正性。
  外交部记者会上的交锋
  南海仲裁庭的结果一出,美国在西方媒体上策动的舆论战迅速展开,各种向中国施压的奇谈怪论甚至到了不顾事实的程度。比如,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评声称“西方应该清楚讲明,不会允许中国蔑视国际法”,还称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要求如果得到支持,将严重削弱其他国家,即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的主权要求。这个社评可能是看到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跳得很高的事实,却忘记了去查查日本在南海到底有什么主权要求。
  再比如《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了壮大己方声势,竟然声称“仲裁庭在最重要的裁决中驳回了中国的观点,即自己享有对南海大部分水域的历史性权利。这可能会让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在各自与中国的海事争端中拥有更多砝码”。这篇报道的记者虽然有意提到台湾,并把两岸分裂开来,但显然没有关注岛内的任何新闻,所以才对岛内的反应一无所知。殊不知,荒唐的所谓仲裁连太平岛都被裁定为礁石,“捍卫太平岛”成为岛内这两天最强烈的呼声。连台当局在仲裁前刻意淡化的历史论述与U型线问题,这次也在台“内政部”与陆委会的声明中悄然现身。
  西方媒体可以乱讲话,政府的发言就谨慎得多了。除了最急切的美国和日本,也只有澳大利亚的表态与他们比较接近。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13日声称,如果中国无视对南海争端的国际仲裁,其国际声誉和成为领导大国的雄心将受到损害。至于被美日寄予“厚望”的东盟,并没有发出共同声明,除了菲律宾和越南这样的争端国之外,只有新加坡提到认可最终仲裁结果。泰国、印尼等国都表态温和,印尼外交部在其网站发表声明,呼吁南中国海争端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可能导致紧张升级的行动发生。泰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相信各方的最终目标是将南海打造成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韩国《中央日报》13日报道说,美国在仲裁之前通过多种渠道要求韩国政府“以仲裁庭的具体判决内容为依据,明确表明支持立场”。但韩国政府表示为难。韩外交部负责人强调说,“表明让美国和中国双方都满意的立场,这既不可能,也不可行”。文章认为,韩国最后很可能坚持以往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韩国国立外交院的金韩权教授称,“坚持以往的立场符合现实。考虑到日本有将独岛主权问题进行国际法权纷争化的意图,我们有必要更谨慎行事”。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13日称,40多名巴基斯坦知识分子一致支持中国在南海的立场,他们呼吁巴基斯坦政府为中国发出更大声音。《印度时报》称,在仲裁问题上,巴基斯坦对中国强力支持。巴外交部发言人12日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反对将单边意志强加他方,尊重中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排除性声明。
  美日造出的声势虽然不如预期,但并没有改掉部分人以“国际社会”自居的习惯。在13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与日本记者发生交锋。
  当时日本共同社记者问:“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不接受裁决结果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公认的大国形象一致吗?”陆慷毫不客气地回击说:“看来前几天我的讲话可能共同社记者不在场或者没听到。我已经说过,七八个国家代表不了国际社会。有些人可能习惯以国际社会自居,但是现在至少在中方提醒以后,这些国家也不再以国际社会来自居了。”
  陆慷还说:“至于说常任理事国,作为常任理事国是不是就一定要接受这么一个非法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不单是常任理事国,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接受任何非法的东西。”
  “美国表现像主人”
  应和声太少,美国不得不冲上一线。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做出表态美国政治人物有:国务院发言人柯比、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达、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国防部长卡特,以及多名议员。康达声称坚持南海“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非常重要。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同前往达拉斯的“空军一号”专机上表示,美国认为海牙仲裁判决应该被当作最终裁决并且具有约束效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阿富汗与美国指挥官会晤时表示,该裁决使域内各方有机会根据法规,以理智方式解决有关争端。
  更激烈的言论来自议员。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和另外一名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发表声明说,“中国面临一个选择,即遵守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准则。或者中国抗议违反上述国际准则,选择恐吓和强制的道路。”这两名参议员声称,美国应该通过空中和海上军事巡逻“定期挑战中国过渡的海洋声索要求”,向中国表明防止中国把诸如黄岩岛等重要战略位置军事化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在南海地区的表现像主人一样。它已习惯了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地位。”俄新社援引军事评论家巴拉列茨的话说,仲裁庭做出南海仲裁,是由于美国的干预而让冲突复杂化,从而让这一事件成为了亚太地区的“热点”。美国迫使仲裁庭做出对它及其附庸国有利的裁决,但中国不会服从。
  英国《卫报》称,南海的裁决旨在缓和紧张局势,但更可能会激起冲突。海牙南海仲裁案带来的结果很有可能进一步煽动地区紧张局势,把美国、日本都卷入,并增加了武器对抗的风险。俄罗斯卫星新闻网说,仲裁庭的仲裁或将导致地区局势激化,“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可预测的局面。”
  德国柏林中国问题学者夫罗里扬1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此次仲裁,让许多观察家看到了南海争端的另一主角美国。在菲律宾新总统温和表态的同时,美国表现得更为强硬。美国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但华盛顿根本没有签署国际海洋公约。说到底,美国不希望中国在南海的存在危及自己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这个仲裁庭是失败的
  “有评论称,中国已准备好一系列可行的军事计划,作为对南海仲裁的回应,具体行动将视乎美方是否挑衅”,香港《南华早报》13日报道称,有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表示,海牙仲裁之后,中国将在南海展示更多先进武器。他表示,其他可能的计划包括在南海划定防空识别区、加快在南沙群岛建设人工岛、在黄岩岛填海、在争议海域举行更多大规模联合海军演习,以及为先进的海空武器进行测试等。至于展开什么军事行动,将取决于美国对中国主权的挑衅达到何种程度。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中国政府周三发表的一份南海问题白皮书中重申了自己对陆地和海上主权的主张。中国并警告,有权在其声称拥有主权的中国南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认为,尽管中美双方在南中国海剑拔弩张,但双方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南中国海仲裁案闹得沸沸扬扬,但从本质上看,它只是中国与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国家之间的一场舆论战。由于没有强制约束力,仲裁结果的“吸睛效应”可能很快就会淡去。
  把南海局势搞得更复杂紧张之后,非法组建的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受到更多质疑。巴基斯坦《每日邮报》总编马克杜姆撰文称,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法律界和媒体界早就清楚仲裁庭将作出否定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决定,这可能是近代历史上法庭做出决定前国际社会便已知道仲裁结果的唯一案例。中国在南海享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但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国政府和媒体大力鼓动其他南海相关国家将问题升级,和中国对抗,其中以菲律宾为主。按照美国的意图,问题升级到一定程度便需要仲裁,而为了获得想要的仲裁结果,便出现了上述有明显日美影响印记的仲裁庭。仲裁庭的仲裁决定不过是“由不可信的仲裁员主导的一场闹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等媒体13日都报道了中国方面对仲裁庭的回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称,国际法院的法官、海洋法法庭的法官,他们的酬金、薪水是由联合国支付的,目的是保证他们的独立性、公正性。但这个仲裁庭的5名法官是挣钱的,挣的是菲律宾的钱,可能还有别人给他们的钱,不清楚,他们是有偿服务的。这个案子是公约生效以来第一个所谓依据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临时仲裁庭,但这个仲裁庭的运作出乎当年公约制定者们的期待和预料,创造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这个仲裁庭的表现也证明,强制仲裁程序很难取得成功,这个仲裁庭是失败的。
  【环球时报驻美国、新加坡、德国、英国特派特约记者 张朋辉 辛斌 青木 孙微 柳玉鹏】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40

美国最新民调称特朗普在重要摇摆州稍领先希拉里

0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昆尼皮阿克大学13日表示,该校最近在佛罗里达州作的民调显示,房地产大亨特朗普以42比39,领先克林顿,扭转了希拉里在三个星期前领先特朗普八个百分点的优势。
  民调机构说,在宾夕法尼亚州,特朗普以43比41领先希拉里。希拉里之前在这个州是领先特朗普一个百分点。在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两位候选人不相上下。
  18日,共和党将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提名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昆尼皮阿克大学参加民调的彼得·布朗表示,“在这三个最重要的摇摆州,” 两位候选人的差距很小。
  从全国看,各种民调平均来说,希拉里领先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39

美国民主党人力阻特朗普当总统 希拉里民调领先

0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综合报道,美国民主党人桑德斯13日公开表示退出大选,将尽其所能支持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当天早间在接受内体采访时表示,支持希拉里的原因是“为了不让特朗普当上总统”。与此同时,最新民调显示,目前希拉里的支持率高达46%,大幅领先共和党推定候选人特朗普13个百分点。
  报道称,13日,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早安美国”节目上,桑德斯在谈到自己给希拉里背书时说,“如果美国未来还要发展,特朗普就不能当选总统。”
  此前一天,桑德斯与希拉里一起在新罕布什尔州拉票,但很多桑德斯支持者拒绝支持希拉里,且认为桑德斯仍有机会代表民主党与特朗普对决。桑德斯13日对此表示,他认为相比特朗普,希拉里更能让美国“回到正轨上来”。
  另一方面,希拉里近期虽然持续受到“电邮门”事件余波困扰,但民望似乎未见受到影响。最新民调显示,希拉里的支持度高达46%,大幅领先特朗普13个百分点。
  路透社/Ipsos最新民调显示,希拉里支持度较月初微升1个百分点,升至46%,远高于特朗普的33%,其余21%受访者则没有表态。
  另一民调机构GenForward访问了约2000名18至30岁人士,发现只有19%受访者支持特朗普,当中非裔、拉丁裔及亚裔等少数族裔更占不足3成。不过希拉里在年轻人之间的支持度也不算高,只有39%受访者对她看法正面,54%看法负面。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4

旧文章ID:10838

达拉斯枪击案“黑白说”,警方和民众谁有理?

0

作者:王亚赛,庄筱婧  来源:澎湃新闻

                               ""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发生严重袭警案件,一名前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队员迈卡·哈维·约翰逊(Micah Xavier Johnson)因不满黑人遭警方暴力执法,在和平游行活动中埋伏狙击,致使5名警察身亡,7名警察和2名平民受伤。事件的导火线是此前的两起警察枪击黑人事件,本月5日和6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接连发生警察执法过程中枪杀非洲裔男子的事件,再次引发美国民众对警察暴力执法、种族歧视的愤怒,美国多地爆发抗议活动。
  2014年8月9日,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弗格森,一名18岁的黑人青年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引发了全美范围内巨大的抗议浪潮。美联社报道称,自从这一事件后,美国黑人中的种族仇恨和暴力组织数量显著增加,并且增加速度至今仍无放缓之势。为什么美国警民冲突一再爆发?
  美国非裔群体认为,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更容易搜查、逮捕甚至枪击黑人。根据一项2011年至2014年的研究,持枪黑人被警察射击的概率为持枪白人的2.94倍;在同样未持枪的情形下,这个概率更高达3.49倍。不仅如此,警察在射杀后几乎都只受到行政处罚。
  然而,警方对此持有不同的证据和观点。数据显示,警察也会成为黑人罪犯的枪下冤魂,殉职的警察以白人为主。其次,警察开枪免责也存在法理依据,和普通的开枪杀人有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根据《纽约时报》分析,黑人是否更容易遭到警察的盘问和追捕这个问题既有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比如美国贫穷地区的犯罪率较高、而黑人多聚集在贫穷地区;也存在个案的特殊性,如白人和黑人群体虽然吸毒率相差不大,但黑人更经常扮演毒贩的角色,而警察的主要逮捕对象就是毒贩,如果单从吸毒率相近来论证黑人更容易被搜查,就会遗漏掉背后的原因。
  《用贝叶斯方法分析 2011——2014年美国警察开枪率与种族歧视》:A Multi-Level Bayesian Analysis of Racial Bias in Police Shootings at the County-Le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2014  (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2Fjournal.pone.0141854 )

来源时间:2016/7/14   发布时间:2016/7/13

旧文章ID:10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