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敏，李贵州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六期

　　摘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每届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官方文本，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乃至世界外交格局的演变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奥巴马任期内，分别于2010年和2015年发布了两份“报告”，全面阐释了美国对整个国际时局和国家利益的认知，及其准备采取的战略措施。本文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两份“报告”进行比较和研究，发现其异同，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阐释两份“报告”所体现的“一体三翼”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新理念，即：“坚持美国领导”;“强本固基、内外兼修”，“强化多边合作、奉行责任分担”以及“谨慎使用武力”。

　　关键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比较研究;外交理念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历来是由总统不定期亲自发布，并通过国会法案加以落实的重要官方文件。①自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共发表了两份“报告”，时间分别为2010年5月27日和2015年2月6日(以下分别简称“报告2010”、“报告2015”)。按照美国政治制度的相应规定，奥巴马政府的执政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报告2015”也成为奥巴马总统任内最后一份“报告”。②不定期发布的“报告”体现了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的精心谋划和选择，它被公认为是美国处理所有国际事务的政策性文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有助于加深对美国全球安全战略布局和策略的理解。

　　一、两份“报告”结构与内容之比较

　　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以下简称“戈德华特法”)，不仅要求总统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且在第603款第104节对“报告”基本构成要素作了说明，“应包括下列各项的详尽说明和论述：(1)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世界范围的利益、目标和目的。(2)美国为遏制侵略和执行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拥有的外交政策、全球义务和国防能力。(3)短期和长期使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国家实力的建议，以保护或促进美国的利益，实现款(1)所提出的目标。(4)为实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需的足够力量进行评估。包括对推行国家安全战略的各种力量要素进行平衡。(5)其他有助于国会了解有关国家安全战略事务必须的信息。”①简言之，“报告”要表达的基本内容和结构框架应包括：国家利益的界定、可动用的资源、战略手段的选择与实施战略的步骤等。历届政府“报告”的内容大致不离其宗。

　　在结构方面，将“报告2010”和“报告2015”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报告2010”主要包括序言、国家安全战略环境、战略途径、发展美国利益、结论等五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提出了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和国际秩序四项美国的持久利益，并在每一项下面给出了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具体政策举措，这是整本报告的重点。而“报告2015”除奥巴马总统的序言、引言与结论之外，主体内容包括安全、繁荣、价值观与国际秩序四个部分。较之“报告2010”，删去了战略环境、战略途径两章，在不违背“戈德华特法”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引言中详细分析了当前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二是在主体部分重墨浓彩地重申美国持久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成就，凸显了奥巴马政府力图留下“外交遗产”的真实意图。

　　在主要内容方面，两份报告基本相似，但是与“报告2010”相比，“报告2015”在延续其核心理念的基础上，立足于过去几年美国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强调美国持久的国家利益，总结了美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所面临的挑战和战略风险，提出了未来美国引领世界的战略途径，展示出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决心、计划与手段。其主要调整内容见以下三个部分。

　　1.1　对形势和威胁的认识

　　关于所处时代，“报告2010”指出，“20世纪形成的国际体系面对新的威胁摇摇欲坠，经济全球化使我们的人民和产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追求自由与尊严的普遍愿望在实现过程中遇到新的障碍。”②“报告2015”则明确指出，世界范围的五大变化已经改变了安全形势，使得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国家间力量此消彼长。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的趋势反映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巨大变化。第二，力量分散加快的趋势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亚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中产阶级以及民间社会的力量变得更强，有利于推进民主的进程;但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的非理性行为，可能会导致来自保持国家权力的专制政权的镇压，这种情况在一些“治理薄弱或治理失败的脆弱国家”更有可能发生。第三，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更像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第四，中东、北非的新一轮乱局正在上演，很可能会激化当地公民与政府、极端分子与统治者以及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阻碍民主进程与经济发展。第五，全球能源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和石油生产国，清洁能源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不仅可以防止一些国家的能源胁迫，还可以帮助一些国家向低碳经济过渡。此外，“报告”还特别指出，“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的崛起，整个中东和北非的动荡，叙利亚内战以及俄罗斯的强势介入等因素使得美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

　　在需要应对的威胁方面，面对多样化的挑战，美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中，为了继续发挥其领导作用，需要作出政策的协调与艰难的选择。”①因此，与“报告2010”一样，“报告2015”一一列举了美国国家利益面临的首要战略威胁：

　　·对美国本土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灾难性

　　攻击;

　　·对海外美国公民及其盟友的威胁或

　　攻击;

　　·全球经济危机和广泛的经济增长放缓;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或使用;

　　·严重的全球性传染病暴发;

　　·气候变化;

　　·严重的能源市场混乱;

　　·与脆弱或失败国家相关的重大安全隐患

　　(包括大规模暴行、区域性扩散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与“报告2010”相比，“报告2015”的引言部分奥巴马总统在列举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时，除原有的“基地”组织外，又增列了“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②

　　1.2　对国家利益的表述与认知

　　两份报告都将“安全”、“繁荣”、“价值观”和“国际秩序”四个部分列为美国的“持久国家利益”，具有高度吻合性。这四项国家利益，既体现了美国国家利益和目标的全面性，又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延续性。

　　所谓“安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生死攸关利益”：首先，预防发生针对美国本土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灾难性攻击。冷战期间、特别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发生以后，美国认定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主要来自于核武器扩散与恐怖主义的挑衅;其次，要确保盟友与伙伴的安全，以防止世界重要地区出现与美国敌对的国家，维持地区与世界力量的平衡，并有效地解决难民、毒品、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经济繁荣”是美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美国维持全球超级霸权、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报告2010”指出：“我们正重建强大的经济，因为我们的领导力有赖于此，将美国经济的增长视为全球发展的引擎与解决国际体系问题的源泉。”③“价值观”主要指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报告2015__________”中明确指出：“这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方面的利益相辅相成、密不可分。”④“国际秩序”则包括：美国要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推进“再平衡”战略，加强与欧洲的持久同盟关系，并保证中东和北非的稳定与和平，对非洲的未来进行投资。同时还要稳固美国后院，与美洲国家加大贸易往来和安全合作。“有机会和义务带头加强、塑造并在适当情况下创建作为21世纪的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人权保护的基本规则、规范和机构”。⑤

　　1.3　保持战略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2009年1月13日，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Clinton)提出美国要通过灵巧运用可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这一概念被称为“巧实力”。在“报告2010”中，奥巴马强调：“国家安全战略要求美国发挥一切优点———创新、包容、开放、道德———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⑥这一策略在“报告2015”中再次得到确认，“美国将以美国力量的所有手段发挥领导作用……，这些手段既包括军事、外交、情报等传统措施，也包括科技、执法、人际关系的优势等软实力手段。”①

　　在具体政策方面，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两份报告依然有所差别。首先，奥巴马政府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安全领域的长远规划。“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应该将当前挑战与未来风险相结合，而不能为当前问题所惑，失去对长远发展机遇与挑战的关注。”②因此，尽管奥巴马总统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侵略”、“伊斯兰国”势力的蔓延列为美国的安全威胁，但与“报告2010”相比，“报告2015”更注重应对长期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太空安全、空中和海上安全等等。正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Rice)所言，“尽管美国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但这并非二战或冷战时期的那种生存危机”。同时，她认为“多数时候，华盛顿都缺乏一种长远意识。”因此，“这份战略报告既重视处理好眼前的危机与威胁，同时又具长远眼光，随时准备好抓住机遇。”③其次，在经济领域注重塑造全球经济秩序。“报告2015”依然提到教育、科技与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强调规则与秩序的重要性，“加强美国对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推动贸易秩序的稳定、进一步打开全球市场、确保经济体系核心架构能够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对美国至关重要。”④为此，要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强化“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注重贸易机制的建设，以推动美国商业利益的拓展，使美国有能力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第三，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的措施更加具体化。相比于“报告2010”提出维护盟友关系、构建与重要国家的合作、加强合作机制、应对全球重大挑战等措施，“报告2015”更加具体化，其指出要团结欧洲、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推进双边同盟现代化，“寻求盟国和伙伴分担负担”，努力实现“低成本霸权”;⑤加强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竞争对手的合作，建构以“多伙伴世界”为特征的国际机制;⑥在多边领域加强对“联合国、北约、东盟、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参与力度，”⑦“致力于对20__________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进行变革”;⑧“减少威胁，加强《核不扩散条约》的效力，要求拥核国家承诺减少其库存”等等。⑨

　　二、两份“报告”的主要特点分析

　　通过“报告2010”和“报告2015”的对比研究，回顾奥巴马执政7年来的历次讲话、国情咨文中表达的内政外交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变化的是对世界的认识和手段的选择，不变的则是美国“一体三翼”的外交理念和战略指导思想。“一体”，即坚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不能改变;“三翼”，即“强本固基、内外兼修”、“强化多边合作、奉行责任分担”、“谨慎使用武力、优化配置资源”的基本策略及其综合运用，以确保“一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中，一体是根本，是美国永不改变的战略目标;三翼是策略，是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的手段。“一体三翼”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

　　第一，坚持“一体”：美国“卓越领导”不可或缺。奥巴马的两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高度一致地体现了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根本目标。其中心思想都离不开“国家重振与全球领导地位”、“如何雄心勃勃的领导全球”等主旨表述。事实证明，美国只是在推行单边主义力不从心的时候，才会寻求暂时的“合作”，一旦国家实力处于上升期或强盛期，“天定命运”的使命感便会驱使其谋求称霸天下。

　　“报告2010”出台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产业更加激烈的竞争，追求自由与尊严遇到新障碍”①的局面，“报告”指出，“我们的国家战略是集中精力、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②而“报告2015”出台时形势已经大不相同。在经济方面，奥巴马在2015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声称：美国经济已经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多项指标显示，近年来美国经济的确总体向好，就业稳步回升、财政赤字缓解，2014年美国GDP增长率达到24%。③从政治方面看，随着经济复苏和外交布局的收缩，美国国内政治整体上比第一份报告发布时更加稳健，尽管出现了“布朗案”④等事件引起的政治抗争，但抗争政治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低于前几年，随着医保改革的落实以及网络规制的加强，政府治理的效果也有明显改善。从安全方面看，美国兑现了“报告2010”的承诺，结束了“费钱的”两场战争，并对“基地组织”给予沉重打击，还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制裁制度，有效制止了伊朗核计划的进展”。⑤很显然，在“美国实力更加强大，地位更加稳固的背景下”，其目标就变成了“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而是如何发挥领导作用”。⑥而发挥领导作用的核心要点在于：(1)以实力发挥领导作用，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仍然无可匹敌。(2)以身作则，美国的制度实力及对法治的尊重树立了民主治理的榜样。(3)与能干的合作伙伴一道发挥领导作用，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没有美国的参与，任何全球性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同样，美国能单独解决的问题也寥寥无几。(4)动用所有手段发挥领导作用，要把军队、外交、经济、情报、执法、科技等各方面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的战略影响力。(5)以长远的眼光发挥领导作用，抓住机遇，为今后几十年的领导塑造环境。两份文件的表述虽有不同，背景与策略也有差异，但是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乃是不变的初衷。

　　在“报告2015”发布时，奥巴马历数了美国的功绩，他表示：“以过去6年的进步为基础，我们的积极领导帮助全世界从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复苏，且对一系列新出现的挑战作出了反应。我们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持阿富汗政府承担维护本国安全的责任，支持阿富汗政权的第一次和平民主过渡。美国领导了国际上的救灾行动，包括海地地震、日本地震和海啸、菲律宾风灾，以挽救生命，防止更大的破坏，并支持重建的努力。我们领导了制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努力，包括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制裁制度，让伊朗对未能履行其国际义务而承担责任。我们在非洲和美洲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投资寻求新的机会。我们在那里推动的与农业和能源相关的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⑦这一切都说明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可或缺。正如赖斯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所说：“设想一下，今天的世界，如果没有美国坚定的领导，会是怎样?”埃博拉疫情会肆虐，俄罗斯的“侵略”会不受惩罚，一个强大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将不会存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没有未来，伊朗也不会回到谈判桌前等等，⑧其信心满满溢于言表。

　　第二，“三翼”之一：强基固本，内外兼修。“报告2015”延续了“报告2010”提出的主张，“重振美国领导，源自于在美国国内塑造美国领导力的基石”，①即在经济发展方面要继续保持领先，强基固本，将振兴经济放在国内建设的核心地位。通过投资富有弹性和多元化的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发扬创新精神、吸引世界上每个角落的移民，改善公共医疗服务和国内基础设施，促进能源安全，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市场等各种措施来保证美国经济的繁荣及其在全球的持久竞争力。

　　同时，在价值观层面也要形成示范效应。“报告2015”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必须利用自身的榜样力量，兑现在“价值观”与“法治”方面的承诺。“禁止使用酷刑，从关塔那摩监狱转移被拘留者，承认我们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等新技术所受的限制，并坚持我们保护隐私和公民自由的承诺……捍卫频繁遭受暴力、虐待和忽视的群体，例如少数民族和小众宗教、残疾人士、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士、流离失所者和流动劳动力”②，树立美国在价值观方面的榜样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新兴民主国家巩固其进展，创建更加民主和更具代表性的治理体系，赋予民间社会和年轻领袖以力量，防止大规模暴行，进而维护美国持久的国家利益。

　　第三，“三翼”之二：强化多边外交，奉行“责任分担”。加强同盟友之间的合作是美国的一贯方针。在经历一次次危机的冲击、“两场战争”的失败后，整体上看，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呈现收缩之势，其更加强调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报告2010”明确指出，“美国不能单独承受新世纪带来的诸多压力……弃国际合作之主流不顾，则美国必败，而驾驭国际合作的潮流驶向自由与正义的方向，美国必胜。”③美国认识到应对挑战能力的有限性，并在“报告”中对于其所承担的义务进行了区别表达。“报告2010”称：“我们将继续保持捍卫我们的盟国抵御新旧威胁的能力。还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以及新兴伙伴国和国际组织保持紧密联系，以扩大合作范围，达成共同的目标。”④“报告2015”则表示：“当我们的人民受到威胁时，当我们的生计面临危险时，当我们盟友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们希望与盟友和伙伴一道行动。当我们的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我们将寻求动员盟国和伙伴分担责任”。⑤与上一个“报告”相比，措辞“扩大”变成了“分担”。

　　从联盟关系的定位上看，美国依旧将同欧洲的联盟关系作为基石。“报告2010”表示：“同欧洲盟友的关系是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基石，也是采取有效国际行动的保障。我们将与盟友进行双边接触，并寻求在一系列安全和经济问题上进行紧密协商。”⑥“报告2015”再次强调：“一个强大的欧洲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无论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还是在促进繁荣和坚持国际规范等方面。”⑦其次，加强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之间的联系。“报告2010”称：“我们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盟友关系，是亚洲安全的根基，是亚太地区繁荣发展的基础。我们将继续深化和调整这种关系，使其充分反映21世纪的地区与战略趋势的变化。”⑧“报告2015”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新的内容，提出“我们致力于加强与东盟、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机构的合作，增进共同规则和规范，对共同的挑战作出集体反应，帮助确保和平解决争端。”⑨构建一个多边外交的新格局。

　　第四，“三翼”之三：谨慎使用武力，优化配置资源。在“报告2015”中，美国一反常态，在海外派兵和使用武力方面表现出罕见的慎重，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其主要原因在于中东的两场战争使得美国筋疲力尽，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加大，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叙利亚战争、“伊斯兰国”等中东乱局方兴未艾，美国深感分身乏力。

　　在“报告2015”引言中，奥巴马一再强调，美国必须在许多相互交织的优先事项中作出艰难的选择，并且要永远抵制作出决定时的自不量力倾向，明确指出，只有三种紧急情况，即“当我们的人民受到威胁时，当我们的生计面临危险时，当我们盟友的安全处于危险时。”①美国才会考虑单方面使用武力，并且希望与盟友和伙伴在确定可行的目标与保证长久利益的情况下，以授权的方式一道行动。除非万不得已，只有符合“正义”、“必要”、“有效”等条件时，美国才会考虑采取多边军事行动。即使是对于深恶痛绝的恐怖主义行动，美国也开始主张以当事国为主的解决方式，即当事国承担作战任务，美国仅仅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和军事培训。例如，在打击“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的问题上。奥巴马认为，“对每一个包庇恐怖主义网络的国家都采取进攻手段的战略未免过于天真，也不可持续……必须同国内有恐怖主义网络的国家进行有效的伙伴合作”。②总之，在“报告2015”中，西线对欧洲收缩，中线在中东求稳，东线向亚太推进“再平衡”战略得到了肯定和确认，在总体收缩、局部进取的指导思想下，优化资源配置显得尤为重要。

　　三、结语：奥巴马的外交遗产?③

　　从历史上看，自1989年发表首份此类报告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共出现过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是1991年老布什政府时期，将冷战期间的“遏制战略”转向“世界新秩序战略”;第二次是小布什政府时期，将克林顿的“民主人权”战略转变为“先发制人”战略;第三次则是奥巴马政府2010年对小布什政府反恐战略的反思。总体上讲，奥巴马政府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既体现出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主旨思想的一脉相承，又根据变化的形势，进行了积极的应对和调整，特别是“报告2015”具有明显的整理、归纳其外交思想，以便为后任留下“外交遗产”的主观意图。

　　3.1　三大“外交遗产”引人瞩目

　　在“报告2015”序言中，奥巴马总统强调，“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日程，它不是将在我的任期内能完成的一切，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日程。”④事实上，在还有一年任期的情况下，奥巴马仍坚持更换了国防部长，由阿什顿·卡特(AshtonCarter)替代在埃博拉病毒和“伊斯兰国”问题上应对不力的哈格尔(ChuckHagel)，表明奥巴马并不满足于现状，继续追求有所作为的领导形象和塑造外交遗产的强烈意愿。

　　第一，外交指导思想的提炼和概括。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报告2015”既是对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现实反映，也是“对过去七年，包括2010年‘报告’提出以来奥巴马政府战略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升华”。⑤“报告2015”提出了在新世纪加强和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设想。它澄清了美国力量的目的和承诺……目的是“主动并依据实力促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将阻止和击败威胁我们，及其盟友国家安全的任何对手。”⑥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我们满怀信心地欢迎其他国家作为合作伙伴的和平崛起，共同维护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我们将继续与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合作，促进我们的共同安全，捍卫我们的共同价值;我们将坚持和更新为这种合作和竞争制定标准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我们将完成这一切甚至更多的工作，确保我们在“二战”后领导创建的国际体系继续为美国和全世界更好地服务。”①这当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战略定位，对于未来的政府无疑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指导性。

　　第二，外交策略与战略布局清晰。从外交策略上讲，美国依旧谋求确保军事优势以便应对各种挑战。尽管两份“报告”对于动武条件限定了很高的门槛，但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战略顺利实施，两份“报告”都对确保军事优势作了充分强调。“报告2010”称“我们正在加强军队建设，以确保其能够在现代战争中取胜，保卫美国不受他国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攻击。”②“报告2015”指明“加强我们的军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基石，为了保持我们的军事优势和戒备状态，我们将对军队及其家属进行必要的投资。”③

　　从外交布局来看，主要是实行全球战略再平衡。在中东北非地区实施“离岸平衡”政策，即避免卷入陆地战争，利用海空优势帮助美国支持的当地政府。例如，在北约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时，美国并没有选择充当领导，而是退居幕后;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也基本上采取了保守和克制的态度，让欧盟冲在“第一线”。而在亚太地区，美国则与盟友合作推进“战略扩张”的再平衡。奥巴马宣称，要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继而在其竞选连任成功后的首次出访中也选择了亚洲作为第一站。美国计划到2020年将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空军力部署由5∶5调整为6∶4，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三，外交成果清单业绩突出。有趣的是，两份“报告”构成了奥巴马自问自答式的四项“自我表扬”：“美国脱离了两场大规模战争;美国已扭转了经济危机颓势;美国的教育与吸引力无与伦比，社会更加具有活力;美国加强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联盟关系，正式宣告了亚太‘再平衡’的目标和手段，‘两洋战略’④更加平衡。”⑤

　　具体来讲，遵照“报告2010”“注重合作、重振美国领导”的思想，2010年，美国举办了核安全峰会，重新获得了在军控议题上的“道德高地”;2011年重返亚洲，推行亚太“再平衡”，以维护美国的利益;2012年和2013年，尽管其外交、安全团队进行了重组，但在叙利亚、伊朗和克里米亚等问题上，美国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作出了避免再度卷入战争的政策选择，提升了美国的形象;2014到2015年，伊核问题“6+1”谈判的突破、TPP协议的签署、TTIP谈判的巨大进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等，都表现出奥巴马团队执政以来积极进取的正面成果。2016年4月，奥巴马抓住机遇，携妻女一同进行了美古“融冰”之旅，打破了美国在任总统88年没有访问过邻国古巴的记录，更是其希望有所作为的突出表现。总之，奥巴马及其团队对于两个任期内的外交表现是满意的，评价是积极的。

　　3.2　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具有两面性

　　“报告2015”称：“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寻求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经济增长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共同的区域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合作。”⑥与此同时，报告还强调，“美国将加大对分歧的管控，要求中国在海上安全、贸易、人权等方面遵守国际法;密切留意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可能对亚洲安全造成的危险;至于网络安全问题，为了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其将捍卫网络安全，不管是中国的私营部门还是政府部门，美国都将采取必要的行动。”①

　　总之，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希望中国可以在全球及地区问题上“分担责任”，以缓解自身的压力，顺便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另一方面，它又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挑战其在亚太、甚至世界的霸权地位。尽管报告重申亚太“再平衡”并不针对中国，但美国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增派亚太驻军的行动已经证明了其对华战略的强烈防范心理。总体而言，美国对华的战略预期是希望中国做一个守规则、负责任的大国。2015年1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之所以担心(中国崛起)，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上的，但是中国在这个体系中并没有履行义务，或者遵守美国曾遵守的规则。”②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美关系很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竞合状态，也可能会在制订规则方面“狭路相逢”。

　　两国的交往实践也表明，一方面，中美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网络安全和两军关系上实现新突破，在气候变化、经贸、人文和反腐执法等领域扩大合作空间。但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中战略竞争性的要素并未减少，甚至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地区安全、网络安全和南海问题上。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政府基本还是按照管控分歧、扩大合作的思路来处理复杂的双边关系。面对各种矛盾和不可预知的风险，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然任重而道远。

来源时间：2016/7/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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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卫东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六期

　　摘要：近几年来，美国战略界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其对现有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进行讨论和反思。反思之一，认为传统的通过对华接触达到对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改造论”是失败的;反思之二，认为传统的遏制中国发展的“遏制论”反而导致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体现出大国自信。在这种背景下，“改造论”和“遏制论”都认为现行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调整，但如何调整?美国战略界又缺乏广泛共识。从学理上讲，美国战略界的“改造论”和“遏制论”都存在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这种认知误区就其实质而言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

　　关键词：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改造论”;“遏制论”

　　近几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及其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对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因此，美国政界与学界不断就现有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激烈辩论与反思，反思的结果认为，现有的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有所调整，但具体如何调整又缺乏广泛共识。本文首先提出美国战略界新一轮的对华政策“十字路口论”，然后重点就近几年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中的“改造论”与“遏制论”进行深入解读和剖析，最后从学理层面分析这种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

　　一、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政策“十字路口论”

　　近几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以“十字路口论”为特点，在美国战略界表现尤为突出。奥巴马(BarackObama)政府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Steinberg)与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OHanlon)在合著的《战略再确保与战略决心》一书中指出，美中两国的政策制定者与分析家正在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美中关系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自尼克松(RichardNixon)历史性的访问以来，主要以友好关系为特征的美中第一个40年的双边关系已经过去，太平洋两岸对双边关系不断增强的相互理解的那种美好日子也许将成为幻觉。斯坦伯格认为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他看来，除非美国与中国承认这种危险是由于它们本能的竞争属性所致，承认两国关系富有活力，并发展一种成熟的战略以及相关联的政策以应对那些危险，否则，这种担忧也许会成为现实。为了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斯坦伯格提出了“战略再保证”(strategicreassurance)的观点。他认为美中双方都应该向对方确保它试图合作的意图，每一方需要向对方表明，它在捍卫至关重要的利益时必要的决心与能力。①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Friedberg)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尽管华盛顿的对华战略偶尔也存在争议，在对华接触与制衡的政策轨迹上也有小幅微调，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政府还是继续奉行这一政策。而最近几年，美国政府就这一战略的充分性与持久性存在质疑。②弗里德伯格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分为鲜明的“三个20年”：第一个20年(1949—1969年)，美国对中国奉行孤立与遏制政策。第二个20年(1969—1989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指针摆向相反的方向，两国基于共同的对手苏联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第三个20年(1989—2009年)，美国对华政策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寻求混合政策。一方面，美国通过贸易与外交关系寻求一种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寻求一种并非像冷战时期那样基于遏制，而是为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对华奉行一种制衡的政策。这种政策，事实上是一种“遏制—接触”政策(congagement)。现在，美国战略家面临的问题是，面对中国显著的上升趋势，美国的这种政策是否还要继续维持下去。③奥巴马政府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顾问杰弗里·贝德(JeffreyBader)对美中关系的这种悲观论也表示担忧，贝德认为，亚太地区持续多年的和平得益于尼克松、基辛格(HenryKissinger)与中国领导人的和解，以及此后双方领导人对双边关系良性发展持续性地培育。但近期美国对外政策专家在大众传媒上就美中关系的评论促使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中合作关系正面临破裂的危险境地。贝德指出，许多美国对外政策专家认为，自尼克松以来，八届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已经过时。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就西太平洋地区美国的主导地位寻求战略和解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认同一种观点，即伴随着美中合作关系的消退，美中关系应该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之上。④

　　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Harding)在2015年秋季号的《华盛顿季刊》撰文指出，最近几年，美国国内涉及对华不满的书籍、研究报告、文章雪崩般涌现，它们建议改变目前的对华政策，从而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构成挑战。当前，美国就几十年以来———也许是自1960年代中期就美中关系正常化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以来———的对华政策正在展开最激烈的讨论，讨论的部分内容甚至令人回想起1950年代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那场对华战略大辩论。何汉理认为，目前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主要局限于学界，但伴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候选人会将中国问题作为竞选的热门议题借题发挥，下一届当选总统也许会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为，目前的对华政策被广泛认为是失败的，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正在出现。如果这种观点主宰了这场对华大辩论，美中关系将会显著地恶化。⑤尽管何汉理不同意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莱尔·戈尔茨坦(LyleGoldstein)提出的美中关系“灾难边缘论”，⑥但他认同多数观察家的看法，即美中关系正变得日益恶化，并有冲突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但正在发酵。这种现实增加了美方认为现有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并需要重新考虑，也许需要重大修改的看法。①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著名的知华派专家兰普顿(DavidLampton)提出美中关系“临界点论”，并希望美中两国发表第四份联合公报是有充分依据的。②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战略界出现新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反思近些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中美关系“十字路口论”是有其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

　　二、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之一：“改造失败论”

　　从理论层面上讲，美国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其对华“接触与改造”中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突出体现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制定的“参与和扩展战略”(StrategyofEngagementandEnlargement)，在这一大战略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试图通过接触，将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的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之中。美国的这种“接触与改造”政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利用中国迫切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以此要挟中国，试图通过经济与社会接触，促使中国朝着美国所设想的方向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无论是克林顿政府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还是小布什政府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总体思路没有变化，即通过接触、“改造”与“驯服”，支持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朝着美国所设想的方向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亨利·罗恩(HenryRowen)甚至计算出中国民主转型的具体时间表。③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初见成效，中国已经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成为现行制度和规则的主要受益者，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成为现行秩序的“利益攸关方”。但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并没有按照美国“设定”的轨迹向前推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反倒促使中国提出道路和制度自信，抵制西方的普世价值。

　　弗里德伯格指出，美国国内有一种共识认为，随着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中产阶级会不断增加，中产阶级在经济自由之外必然会要求政治自由，这样，中国大陆会像韩国和台湾一样，步入自由民主社会的行列。民主转型之后，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必然不会与美国发生激烈的安全冲突。但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出乎美国的设想，其最初所设想的中国民主转型之路现在看来遥遥无期，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没有任何改观。④弗里德伯格在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中国比20世纪80年代末时更为富足，但中国并没有更加民主化。美国长期的对华接触战略并没能促使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中国距离美国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进程更为遥远。⑤弗里德伯格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目前的轨迹发展的话，将会更加富有、强大，但没有民主化，美中无声的竞争将会公开化，更加危险。弗里德伯格担忧，自188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美国将面对一个全新的、经济规模超过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挑战。20世纪，美国主要依据意识形态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但今天的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又并非民主国家，即中国既非可信任的朋友，又非“持剑的敌人”。除了物质层面明显的挑战之外，中国崛起对美国战略家还构成了严峻的思想挑战。所以，在美方看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共识正在侵蚀。⑥弗里德伯格是美国对华强硬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所阐述的“改造失败论”在美国学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兰普顿也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学界对华战略的这种细微转变。他指出，自2010年以来，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出现一些转变，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开始超过对中国的期望。他认为过去的政策没有坍塌，但正在受到削弱。他担心的是，两国精英与民众对两国关系的讨论正在从传统的重心向更为极端的分析与政策建言方面倾斜，而这种倾斜仅是为了满足两国精英与民众都倾向于对对方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的需求。在兰普顿看来，造成上述问题的潜在原因是自197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大致形成的认识(尽管从来没有普遍性的分享)正日益受到侵蚀。这种认识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经济等政策应该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并融入国际社会会产生普世的价值观。然而，中国的不断壮大却并没有像美国政治精英所设想的那样，经济市场化推动政治民主化，中国发展成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并非“民主资本主义”。中国在经济层面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并没有导致中国在安全层面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兰普顿认为，从根本上讲，美国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它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因此，最近几年可以感觉到，就美国对中国内外政策的评价几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TippingPoint)。①美国《外交》杂志2015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甚至提出“中国改革停滞论”的论调。文章认为中国30年的改革进程中，能改革的议题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非常难啃的硬骨头。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国内出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反对改革继续推进。另外，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导致了许多有争议的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出于维护现有体制稳定的需要，不愿推进改革的深化。尽管中国在对外宣传方面始终强调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总的来说，按照一句中国谚语所言，“雷声大，雨点小”。所以，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开创的改革大业在事实上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②《外交》杂志是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半官方色彩。“中国改革停滞论”在《外交》杂志上的提出，至少体现了部分美国学界精英对中国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深层次改革的一种失望，这种失望情绪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

　　三、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之二：“遏制失败论”

　　从现实层面上讲，美国认为多年的对华遏制战略并不成功，中国外交中体现出的大国自信对美国全球领导力构成了新的挑战。

　　大国自信是近几年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外交的新评价。2011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小布什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Christensen)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分析中国大国自信的文章指出，2010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例如，中方要求日方就中日海上冲突道歉，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警告，东盟国家不要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与域外大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所有这些举动体现了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多的自信。在柯庆生看来，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导致中国修复其对外大战略，在对外政策方面显示出更多的自信。作者认为，北京“好斗”的对外政策举措源于被过于夸大的、基于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内大众民族主义膨胀心态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施加的压力，以及中国国内严峻的政治不安定现实。③

　　2013年，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IainJohnston)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长篇宏论，深入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大国自信问题，江忆恩将中国的这种自信定义为“新自信”(newassertiveness)。①而2015年秋季号的《华盛顿季刊》则同时发表了两篇探讨中国大国自信的文章。文章之一出自弗里德伯格之手。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近年来对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重新认识，对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威胁采取经济制裁的做法，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大国自信。弗里德伯格重点从大国自我中心主义、中国凝聚国内政治力量需要以及战略考量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大国自信的原因。②文章之二出自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奥琳埃娜·史凯乐·麦斯楚(OrianaSkylarMastro)之手。麦斯楚认为中国提出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antiaccess/areadenialstrategy)，倡导积极防御、奋发有为的对外政策将长期延续，并指出美国应针对中国外交的这种大国自信在对华战略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③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Economy)对中国近几年的这种大国自信也表示担忧。在伊科诺米看来，权威主义与“军国主义”的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举措对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构成直接的“挑战”。习近平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辞与极富自信心的军事姿态对美国的地区利益构成“威胁”。习近平抛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长达数十年的“韬光养晦”策略，代之以更具扩张性、展示肌肉的奋发有为外交。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会议上指出，亚洲事情由亚洲人处理，亚洲困难由亚洲人来解决，亚洲安全由亚洲人来处理。这些话触及了美国人敏感的神经。因此，美国应该坚持在亚太保持强大军事存在的“重返亚太”战略，以遏制或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战略。但作者又反对华盛顿方面将美中关系定位为竞争关系的观点，认为将中国视同竞争对手或敌人只能迎合中国的反西方需要，破坏那些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力量，无助于提升美中双边合作，只会更多地降低美国身段。④

　　就美国对华政策动态而言，2015年，美国战略界发表的两份最新对华战略报告尤其引人注目。报告之一出自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Rudd)之手。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期间，陆克文为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提交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将长期威胁美国利益———这种观点正在复苏，且许多人将“长期来看”替换为“逐渐逼近”，理由即是中国近期在海洋和领土主权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措施。美国对习近平主政之中国的战略认识和反应因此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崛起的中国对于美国而言不再是“一切照旧”。基于中国正在加强其将美国赶出亚洲的长期政策，以及建立其自身在该区域的战略影响的假设，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正将中国视为活跃的竞争对手。⑤尽管陆克文是澳大利亚人，但其政见与美国政治精英有着更多的相通性，他为哈佛大学提交的这份研究报告至少反映了美国战略界部分人士的对华认知。报告之二出自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Blackwill)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AshleyTellis)之手。该报告主张美国应该实质性地修改现行的对华大战略。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挑战，而美中并非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华盛顿当前的对华大战略，即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整合并融入自由国际秩序是以损害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与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的，这种大战略在今天看来存在严重的危险性。未来数十年中，中国是美国最值得警惕的竞争者，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存在长期战略竞争关系的可能性较高。中国的对外大战略在于安抚周边，巩固与加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主要的大国。所以，美国对中国一项新的大战略应该是以平衡中国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其崛起作为中心任务。报告强调，美国应该淡化对华的支持与合作，增加压力与竞争，减少对冲而加强反击，美中竞争关系应该成为“新常态”。报告呼吁，尽管中东政局动荡、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紧张，美国还是应该集中精力管理未来数年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最大的战略挑战。①陆克文为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提交的研究报告，尤其是布莱克威尔与特利斯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研究报告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力。尽管这些研究报告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但这至少体现出美国战略界对现行的美国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分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HughWhite)在评价这两份报告时指出，来自美国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的两份核心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亚洲领导地位的挑战是一种现实，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应该根本性地转变以应对这种现实。两份报告都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标志着亚洲实力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领导下的现政府决心利用中国增强的实力改变亚洲秩序，以有利于中国。因此，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对华主流共识正在受到侵蚀。②

　　中国对外政策所体现的大国自信与奋发有为导致美国战略界对现行的美国对华政策持怀疑和失望态度，强调对华合作为主的呼声日益受到对华竞争为主的鹰派挑战。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Shambaugh)认为，当今的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是一种所谓的合作式竞争(coopetition)。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并已经成为主要方面，而合作因素不断下降，退居第二位。因此，目前的中美关系可以称之为竞争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③沈大伟指出，两国政府对潜在的世界秩序观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美国试图扩展自由秩序，而中国对美国倡导的自由秩序观持不同的看法，经常反对这种自由秩序。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华强硬派坚持认为，美国应该抛弃对华友好与合作的幻想，加强在亚洲的军事与外交存在，强化与盟国的同盟体系，对北京施加压力。

　　四、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

　　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战略界不断反思持续多年的对华“改造论”与“遏制论”，认为“改造”中国，促进中国民主化无望;遏制中国，制约中国的发展，中国却日益强大。事实上，无论是“改造论”还是“遏制论”，美国战略界都陷入了一种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这种认知误区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建立在自由主义思维逻辑基础上的“改造论”不可能成功。“改造论”的认知逻辑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思维，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认知逻辑建立在美国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的基础之上。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美国民主制度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强调以一种威尔逊主义的传教士激情对世界进行美国式的改造。这种自由主义的对外大战略构想伴随着美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在冷战以后体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民主扩展战略，还是近几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国际秩序大战略，都是这种自由主义思维逻辑的延伸。但是，自由主义的对外政策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屡屡受挫，并遭到现实主义学派的指责。美国现实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乔治·凯南(GeorgeFrostKennan)就曾认为，美国是国际法和道德观念的奴隶。美国对外政策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对待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①凯南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义思想驱动的，而自由主义思想通常会使美国陷入困境，他甚至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要为1950年代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政策困境负主要责任。②当今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甚至形象地认为，美国外交中的法律—道德主义思维已经成为美国的DNA，美国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思维模式。③具体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尽管20世纪初的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门户开放”基础之上，其强调美国对华贸易自由与机会均等，并且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但是，美国基于对自身民主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希望中国也建立一个共和、民主政体。按照美国学者邹谠(TsouTang)的解释，美国希望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基督教的国家并追随美国的领导。④20世纪70年代，尽管美中关系正常化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认知逻辑，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自由主义潜意识还是寄希望于“改造”中国，促使中国走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之路。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尽管中国号称社会主义，但中国实际上向往资本主义，并不断通过改革开放走向中国人向往的“资本主义之路”。但伴随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中国开始提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并大有取代“华盛顿共识”之趋势。由此，美国开始意识到一个强调制度与道路自信的中国同美国当初所设想的民主化改造之路渐行渐远。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证明，美国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改造论”是无法奏效的，究其原因，美国式民主并不具有普世性。历史的实践反复证明，民主的形式极其多样，美国式民主却弊端重重。2014年3月，《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长文指出，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逆转，1980年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了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文章认为两大原因导致了西方民主模式的挫折：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⑤自上世纪70年代美国重新打开美中关系大门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改造派”所设想的一个个远景都成为泡影，其原因在于美国自由主义的“改造论”本身存在着认知错觉。

　　其二，建立在现实主义思维逻辑基础上的“遏制论”也不可能成功。“遏制论”的认知逻辑是一种现实主义式的思维，这种认知逻辑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国际社会无政府条件下国家权力的最大化诉求。具体到美国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认知逻辑则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对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构成了现实威胁，所以美国国内的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对华采取遏制政策。事实上，这种现实主义的认知逻辑将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历史化和固定化，人类步入21世纪的全球化现实则要求现实主义的“遏制论”必须摆脱20世纪及其以前的传统思维定式。今天的中美关系必须超越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学派的逻辑推理，超越传统大国强者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以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框架构建双边关系，必须认识到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美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诚如基辛格所言，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两国应该共同进化。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Manning)在评价布莱克威尔等人给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战略报告时指出，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与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角度讲，布莱克威尔等人强调美国采取制衡中国的建议是荒谬而不可行的，这违背了美国200年前就制定的美国支持一个开放的亚洲市场的政策。①

　　美国对华政策中“改造论”与“遏制论”之所以出现这种认知误区，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的结果。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认为，当今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建立在三个指导思想基础之上：一是西方中心主义，二是现实主义，三是自由主义。在朱云汉看来，全球许多冲突的根源都与这三大西方指导思想有关。②近代以来，西方的崛起催生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主导着西方学术界的思维认知。这种思维认知在对华政策中的体现就是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模式具有普世性和先进性，依照西方的经验和传统，中国的崛起必然难逃西方传统大国强者必霸的历史宿命。但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事实却不断冲击着西方中心主义，要求西方社会必须超越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来重新认识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

来源时间：2016/7/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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