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宏宇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之八：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作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虽然倍受争议，但仍不乏作为我们观察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迁的重要窗口之一。我们可以通过了解美国总统选举政治，来了解美国选民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诉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洞悉或者预测美国国内政策的演变轨迹。从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来看，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第一种，对国内政策有重大影响，当选总统上台后很快调整现行政策；第二种，对国内政策有较大影响，当选总统上台后，对现行政策做出部分调整；第三种，对国内政策基本没有影响，当选总统上台后基本继承上届政府的政策，没有对现行政策做出调整。
　　一、对美国内政策有重大影响的总统选举
　　根据美国政府的分权原理，从理论上讲，美国国会是不会轻易与总统合作的，它的使命就是要与美国总统分权，起着监督、制约的作用，国会与总统的对立应该是美国政治的常态。所以，总统如果要想得到国会的支持，就必须要有广泛的民意支持，要在总统选举中获得高得票率，只有拥有高得票率才能“挟民意以令国会”。从1952年以来，那些能对美国国内政策有重大影响的总统，往往都是以高票当选的总统。他们无论是在普通国民选票（popular votes），还是在选举人票(electoral votes)方面，都拥有巨大的优势，因此，这些新当选的总统往往自信代表人民的呼声，受到广大选民的拥戴，拥有较强的使命感（Mandate），他们执政后通常会做出较大的政策调整。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952年、1964年、1980年等3次大选。
　　（一）1952年美国总统选举
　　195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以巨大的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他不仅赢得55％的国民选票（比史蒂文森多11个百分点）和531张选举人票中的442张，而且还第一次成功地打破民主党对美国南方州的长期垄断，赢得了佛罗里达、田纳西、弗吉尼亚、得克萨斯等南方大州，这标志着美国南方历史上真正两党制的开始，此外，艾氏甚至在史蒂文森的家乡伊利诺伊州也大获全胜。在如此辉煌的选举战绩支持下，尽管艾森豪威尔当时面临的国会形势并不乐观（参议院被其竞争对手塔夫脱为首的共和党保守派把持，而在众议院，共和党的优势也非常微弱，仅仅221：213），但是他仍有充分的信心提出新的施政纲领，大胆调整其前任杜鲁门总统的现行政策。当时的《纽约时报》评论道：“正如大选日当天的选票所表达的那样，艾氏拥有巨大的支持率，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把艾氏视为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艾氏可以直接向美国人民呼吁，如果其政策倡议受到国会的阻挠”。
　　当时，艾森豪威尔最响亮的竞选口号是“我要到朝鲜去！”，这个口号对艾氏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据1952年10月底的一个民调数字显示，72％的美国选民认为已持续两年的朝鲜战争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而75％的选民认为艾氏将会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艾森豪威尔当选后的第一个政策调整的就是关于朝鲜战争问题，他当选后第二个月（即1952年12月）就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去了朝鲜前线，并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示了他的政策立场，同时启动了朝鲜停战和谈进程，6个月后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暂告结束。除了调整与朝鲜战争问题有关的现行政策外，艾森豪威尔还在税收、物价等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取得不少突破。据统计，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第一年，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的美国国内政策达到70％，而且大部分政策调整得到国会的支持，政策通过率达到91％。
　　1956年大选中，艾森豪威尔依托第一任期内培养的高昂人气，加之投票前不久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苏联入侵匈牙利事件，使得擅长打外交牌的艾森豪威尔的支持率进一步攀升，结果艾氏以国民选票率58：42的更大优势再次击败史蒂文森，而且在南方选区，艾森豪威尔除了赢得4年前的地盘外，还扩大了3个南方州：肯德基、路易斯安娜和西弗吉尼亚。在如此巨大的选战优势下，尽管共和党暂时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但艾森豪威尔依然能够按照其既定的国内政策思路行事。据统计，1957年由艾森豪威尔提议的政策法案在国会的通过率依然高达89％。
　　（二）1964年美国总统选举
　　1964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空前的大胜利，其国民选票得票率达到创记录的61.4%，比其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高出近22个百分点，选举人票数也高达486票，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得票记录，这为约翰逊出台其“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施政构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约翰逊在竞选中主张国家团结，主张强有力的政府，走中间路线，既反对左翼，也反对右翼，主张在教育、医保、城市化等方面投入大量联邦政府的资金，继续致力于消减贫困、扫除文盲和种族歧视。为此，他要求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他对选民说：“如果你们通过选票选择了我们，我们将回到波特马克河畔，继承创自罗斯福，经过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发扬光大的事业，创造一个伟大的美国”。
　　约翰逊当选后的政策调整体现在他第一份国情咨文中。1965年1月，林登·约翰逊在他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系统勾画了他的“伟大社会”蓝图，重点提及医保、卫生、教育、城市化等领域的总体发展方针和具体的执行项目。在国内政策方面，他强调要为每一个美国人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并努力提高生活质量；在美苏关系等外交政策方面，他致力于寻找以和平的方式减少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受约翰逊高票当选的影响，与约翰逊同时当选的第89届国会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一届国会，该届国会对约翰逊总统提请审议的国内政策法案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配合，立法进度明显高于以往历届国会。就在约翰逊发表第一份国情咨文之后10个月之内，即1965年11月初，约翰逊提议的大部分立法提案都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这些法案中包括许多往届政府一直提议而未能获得通过的法案，例如，有关联邦政府对小学、中学提供资助的法案（4月初获得通过），以前一直久议不决的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医保法案（7月获得通过），设立内阁级的城市住房与发展部法案（8月份获得通过），保障黑人选举权利的《选举法》法案（9月份获得通过）。据统计，将近70%的立法提案在约翰逊执政的第一年获得通过。
　　（三）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
　　1980年大选是另一次对美国现行国内政策有重大影响的总统选举。新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台后，对美国国内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调整。
　　里根在竞选进程中抨击民主党卡特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大力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低政府的开支，减免各种税收。
　　当时共和党内部在诸如堕胎问题、民权修正案问题、政府经济补贴问题等方面存在很大的政策差异。虽然，里根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示了他偏右的政策倾向，但为了争取中间派选民的支持，他收敛了部分保守派主张。例如，他承诺社会保障计划将继续存在，但同时指出“我们的政府过于庞大”，应该大力限制联邦政府的开支，那些由州和地方政府能够运行的事务一律下放到地方政府，联邦政府要在3年内减税30％。
　　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世界经济形势开始变得对美国共和党有利，在此之前，美国共和党一直被视为是“萧条政党”，对经济问题缺乏对策，但自197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大政府经济理论遭遇严重挑战，人们重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活力及其对国家繁荣的重要。据统计，认为“大政府”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美国选民比例从14％上升到51％，美国选民在经济与社会问题方面的立场日益右倾，另外随着越战阴影的逐渐消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倾向于主张增加军费开支，这些都对里根的保守主张非常有利。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如果里根上台，肯定会在经济政策方面有所作为。里根也确实在竞选中坚定地把议题锁定在经济不景气与通货膨胀问题上，1980年10月的民意调查显示，里根在那些认为“失业是最大问题”的选民中领先卡特18个百分点，在那些认为“通膨是最大问题”的选民中领先卡特12个百分点。另外，1980年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摇摆选民”（Sewing Voters）比例最高的一次总统选举，据民调数字显示，直到10月中旬，仍有大约36％的选民没有最后决定投谁的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日那天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尽管如此，里根最后还是赢得了大约51%的国民选票，领先卡特10个百分点，而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538张选举人票中的489张。里根在选举人票数方面的巨大优势，进一步坚定了他调整国内政策的信心和决心。
　　里根把他的成功首先归因于竞选中对经济问题的把握，所以，他上台伊始就拿美国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开刀。在当选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里根就公开承诺要尽快开始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正式宣誓就职后，里根即刻开始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在1981年2月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里根宣布他的头号政策调整就是要通过他的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改革计划，对除了军费开支以外的所有政府开支进行了巨额削减，并计划在三年内削减30％的个人所得税。
　　为了保证他的政策调整构想能获得国会的支持，里根时不时以他在大选中的骄人战果来敲打国会山。他警告国会议员要么接受他的政策提案，要么得罪广大选民。他公开声明说：“我提醒国会的各位议员不要忘记了去年11月选民用选票所表达的清晰意愿，该是变革的时候了，这是美国人民的呼声，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倾听人民的呼声，现在没有什么比让美国经济步入正轨更重要的事情了。”为了便于通过他的改革计划，里根把所有的削减政府开支方案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一揽子提案，这样国会议员被迫要对所有的削减开支提案做出表态，而不是逐一表态。实际上，这个一揽子提案就是里根对当时美国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总体思路。里根要求美国国会在1981年8月前通过这个一揽子法案，否则他将直接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他的计划。在里根的强大压力下，1981年7月底，美国参议院就率先通过了里根的提案，在众议院，里根的提议尽管遇到一些麻烦，但到8月初，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法案仍然如期地送到白宫的椭圆办公桌上。这个方案规定在三年内削减25％的个人所得税，并削减部分商业税，以此促进美国投资和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一结果与里根预计的30％减税目标有一些差距，但里根认为这已基本实现了他95％的政策调整目标。
　　应该说，里根在大选中的辉煌胜利，为其着手进行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扫平了道路。里根在选举中所获得的高支持率，迫使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对里根的改革法案采取了比较合作的态度。民主党大佬、众议长奥尼尔（Tip O’Neill）说：“美国人民已在选举中表态了，美国利益在前，政党分歧在后，我们将会尽力与新总统合作。”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田纳西州民主党人吉姆·莱特（Jim Wright）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与新总统和共和党参议院合作，我们不当捣乱者，因为我们意识到该是变革的时候了。” 其他许多著名的民主党议员也开始反思民主党以往的政策立场，以努力适应美国社会日益保守化的需要。例如，著名的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忽视选举结果所传递的信息，那么我们将成为少数党。”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凡是能对美国国内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总统选举，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每次大选中，获胜者往往在国民选票或者选举人票方面取得压倒性胜利，从而自认为受托于民，受命于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心，有调整现行政策、实现自己政策抱负的想法和动力。同时，国会成员也往往从总统的高得票率中，意识到新总统牢固的民意基础，为了不违民意，为来年的中期选举积攒政治资本，他们相对比较容易与新总统合作，因此总统改革提案获得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二、对美国内政策有较大影响的总统选举
　　从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来看，当有除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外较强大的第三方参加竞选时，最后获胜的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得票率往往未能过半数，选举人票也未能达到绝大多数（过80％），但是由于竞选过程中有比较明确的政策议题，因此新当选的总统仍有可能对现行国内政策做出部分调整，对国内政策有较大影响。属于这种情况有1968年和1992年大选。但是，有个另外情况，那就是2004年大选，这次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的选举人票虽未达到绝大多数，但由于其国民选票率过半，加之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掌控了国会参众两院，因此，小布什在其获胜之后宣布他获得了“mandate”，对现行国内政策做出了较大调整。
　　（一）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
　　1968年大选中，由于乔治·华莱士的搅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虽然最终战胜了民主党的在职副总统汉弗莱，但仅取得43.4%的国民选民率，仅比汉弗莱多出0.7个百分点。然而，尼克松依然凭借竞选中对大部分选民感兴趣的政策议题——反对越战，上台后仍成功地对现行政策做出了部分调整，使得这次大选成为一次对美国国内政策有较大影响的总统选举。
　　1968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党内“老板”们最后一次操纵总统选举，其典型例证就是：副总统汉弗莱虽然未参加任何一场初选，但是，包括约翰逊总统在内的民主党“大佬”们依然内定其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此举引起民主党党内左派和普通成员的强烈不满，这成为后来汉弗莱竞选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在充分吸取1960年大选和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失利的教训之后，卧薪尝胆，广结善缘，较成功地处理好了与东部共和党自由派的关系，终于将1968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成了为其“加冕”的大会。
　　大选中，团结的共和党与分裂的民主党之差别很快就显现出来。共和党选民人数虽然不如民主党多，但他们目标一致，团结对外；而民主党方面内部派别林立，分歧难弥。另外，据1968年6月的竞选民调数字显示，65％的选民认为越战问题是政府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73％的选民（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对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不满。于是，尼克松紧紧抓住广大选民关注的越战问题大做文章，抨击民主党政府的越战政策，诱导选民相信如果副总统汉弗莱当选，那么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将会继续，广大选民将会继续遭受越战之苦，而如果尼克松当选，他将会尽快调整越南政策，尽快从越南撤军。显然，尼克松的竞选战略奏效了，据1968年10月的一次民调数字显示，59％的选民（其中65%为青年选民）认为汉弗莱的政策主张与约翰逊总统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这样情况下，加之乔治·华莱士又分走了本应属于民主党的13.5%的国民选票，于是，尼克松终以不到50万张国民选票的微弱优势战胜了汉弗莱。
　　尼克松当选后，面临的依然是由民主党牢固控制的国会，按照以往惯例，尼克松政府似乎难有大作为，但是通过总统竞选活动，反对越战已成为深入民心的明确的政策议题，以微弱优势当选的尼克松自然以此为突破口，开始部分调整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逐步开始从越南脱身。同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也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如果恣意阻挠尼克松的政策调整，反而对民主党不利。因此，民主党国会对尼克松上台后所提出的政策调整计划，给予一定程度的配合和呼应。据统计，在尼克松上台一年之内，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提案通过率达到55％。由此可见民主党国会还是相当配合的。
　　（二）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
　　1992年大选中，在职总统老布什也在三方角逐中败下阵来，这与他在海湾战争之后如日中天的民意支持形成炯然对比。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以43％的国民选票率当选。这是12年之后，民主党国会第一次迎来他们的总统。克林顿上台后开始对美国国内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克林顿没有前几次当选总统那么高的国民选票率，不大容易“挟民意以令国会”，那么他如何实现他的政策意图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出现衰退，高失业、高财政赤字和高通膨成为老布什政府面临的3大难题。然而习惯于冷战思维的老布什总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相反，海湾战争胜利后他如日中天的民意支持率，更促使他把竞选总统的卖点锁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力推销他的外交成就。然而，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1992年1月初约有75％的美国选民认为经济和社会保障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数字到1992年6月则高达到89% 相反，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则敏锐地意识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把竞选议题锁定在经济领域，向选民承诺如果克林顿当选就会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平衡政府预算、提供普及面更广的社会医疗保障等。同时，克林顿还很重视中产阶级对美国经济复兴的作用，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我接受你们的提名，以这些人的名义，你们辛勤工作，忠实纳税，抚养孩子，遵纪守法，正是你们这些辛勤工作的人群构成了被我们遗忘的中产阶级。”尽管克林顿和“独立候选人”佩罗在竞选中都强调就业和经济问题，但两人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佩罗更强调预算赤字，克林顿则强调医保、教育和福利改革问题，而且他将这些具体问题与国家的总体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克林顿以经济作为竞选议题的策略收到很好的效果，据投票日当天“离场民调”（Exit Poll）数据表明，70％的投票者认为美国经济状况不佳，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选择了克林顿，另外，在具体问题中认为就业、物价等经济问题是最重要问题的选民占90%，只有8％的选民认为外交政策问题很重要。
　　国会选举的结果也说明美国确实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众议院有100名新议员当选，这是1948年以来新人最多的一届国会。这些新议员中有美国历史上第一批从南方州出身的黑人众议员（分别来自南北卡州、弗吉尼亚、亚拉巴马、佛罗里达等州），第一个黑人女参议员（Carol Mosely Brany,来自伊利诺伊州），第一个西裔众议院专门委员会主席。正如当时众议长汤姆·福莱（Tom·Foley）所言：“国会成员的组成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那就是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为了回应广大选民的变革意向，纷纷表态要积极配合克林顿的政策调整。例如，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杰尔（John Dingell, D-MI）说：“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对选举结果表示满意，美国人终于盼来一位关注他们所关注问题的总统，政府也准备做些事情了，我们不能浪费这种机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雷磐铊（Leon Panetta）也指出：“我想这回该是变革的时候了，在国会的民主党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或者努力工作，或者和新总统一起遭到指责，就是这样。”另据盖洛普民调数字显示，国会65％以上的议员认为就业、预算、医保等国内经济领域的问题是新一届国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这一届国会支持总统政策调整的激情之高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用众议长汤姆·福莱的话来说：“我在国会30多年，似乎只有约翰逊和肯尼迪政府的早期国会像这届国会一样有如此之高的立法热情。”
　　《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克林顿的胜利虽然不是压倒性的，但由于他的竞选主题始终不离大部分选民感兴趣的主题，加之有佩罗的帮衬，依然可以把这次选举的结果与12年前里根压倒性的胜利相比美。”在克林顿当选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说：“这次选举是以往政党政治的终结，华盛顿官僚政治的终结，无休止指责的终结；拥有比法定的选举人票数多100张票的优势虽不明显，但也已不少了，在本世纪只有两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国民选票，请不要忘记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也只获得40％的国民选票；这次选举的结果已很清楚表明了选民对新政府的期待，我要像激光束那样聚焦在国内经济问题上。”果不其然，克林顿一上台就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问题领域，从如何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入手开始他的政策调整，1992年12月中旬，他连续两天在小石城主持召开经济研讨会，召集他即将提名的经济顾问与知名的经济学家、商界领袖，劳工领袖一起来交换意见，商讨如何最好地刺激经济、减轻赤字。在1993年2月正式入主白宫后的第一次电视讲话中，克林顿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他的一揽子政策调整计划。由于有竞选活动中明确的议题支持，克林顿执政第一年的政策调整成功率高达86.4%，仅次与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在经济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例如通过了北美贸易自由区法案（NAFTA）、布拉迪法案（Brady Bill）、家庭福利度假法案（family leave），等等。
　　（三）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
　　2004年大选也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比较独特的总统选举。2000年大选中凭借选举人票微弱多数上台执政的弱势总统小布什，深谙经济牌对连任的重要，虽励精图治，但与4年前相比，美国依然减少了200多万个就业机会，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依然笼罩，加之“情报门”、“虐俘门”、“炸弹门”等事件的消极影响，众多观察家都认为小布什再次当选连任的机率不大。但是，最后的结果却出许多人意外，小布什成功地拿下两个关键的“战场州”——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以286:252的比例赢得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更关键的是他比民主党对手克里多获得了360多万张的国民选票，这是1952年以来历次美国总统选举中最多的国民选票数，也是1988年以来获得最高国民选票率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小布什有理由相信这次总统选举是对其第一任期执政的认可，他在当选后不久即宣布他获得了“mandate”。当然，如果仅仅从选举结果来看，尤其是从选举人票数比率来看，小布什还未取得绝对的优势，但是，由于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再次掌控了国会两院，而且优势比2002年中期选举结果相比还有所扩大，这是自1952年以来共和党第一次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山。所以小布什有条件对现行的政策做出较大的调整。
　　2004年大选后，小布什重新定义了共和党的执政理念，从一种“积极的保守主义”（active conservatism）、“大政府的保守主义”（big-government conservatism）、“富有良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等视角来重新审视联邦政府的权力，建构新的联邦责任，营造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加大联邦政府的干预力度。许多以前被共和党政府视为异端的做法，开始进入小布什第二任期的执政实践中，例如，加大教育投入（加大联邦政府对公立高中的资助），加大医疗保险的联邦投入，加强联邦政府对诸如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员的保护，加强联邦政府对个人社会保障账户的监管等等；在社会政策方面，小布什政府致力于推动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以规定同性婚姻为非法行为，并鼓励联邦政府资助宗教组织加强对一些社会公益事业的监管，等等。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小布什不断加大联邦政府的预算，2006年联邦政府预算高达2.57万亿美元，其中财政赤字4270亿美元。这正如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国内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约翰·勃里奇朗（John Bridgeland）所言：“我们已经从第一任期的放权——尽可能给各州政府更大的权力，向收权——尽可能加强联邦的权力转变”。
　　综上所述，当获胜的总统候选人没有取得绝对的选票优势时，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掌控竞选过程中的政策议题，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对现行政策做出部分调整；或者，获胜的总统候选人所在的政党能在国会选举中占优，那么该候选人入主白宫后也可能对现行的国内政策做出部分调整。
　　三、对美国国内政策影响不大的总统选举
　　除了上述几种对美国国内政策有重大或较大影响的总统选举外，1952年以来，还有一些对美国内政策影响不大的总统选举。这些总统选举有以下共同特点：当选的总统都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而且在竞选过程中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竞选议题或政策争论、政策分歧。属于这种情况的总统选举有1960年、1976年、1988年、2000年大选。
　　（一）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
　　1960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仅以10万多张国民选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共和党在职副总统尼克松，这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为接近的一次选举结果，最后，肯尼迪仅赢得22个州的303张选举人票。
　　1960年大选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竞选期间共和党、民主党都没能提出明确的能够吸引选民的政策议题。一般来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提名演讲往往是候选人宣示他们政策主张的重要机会，但是，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点子”。肯尼迪在接受提名演讲中，认为美国如果要面对60年代“新边疆”的重大挑战，就需要崭新的、富有创造力的领导，除此之外，肯尼迪再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政策构想。同样，尼克松在接受提名演讲中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思路，而仅仅强调了政党团结、避免帮派分裂的重要性。这些政策宣示都仅是抽象地对美国总统角色进行界定，没有什么特别吸引选民的主题表白，对选民没有什么吸引力。
　　在大选阶段，肯尼迪和尼克松都很关注外交政策问题，而忽略了国内因素的影响。两人都很重视与苏联之间的“导弹差距”，强调“古巴共产党的恐怖”，但两人都仅是阐明针对这些问题的原则立场，而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政策方针。另外，两人都强调提高国防预算的必要性。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尼克松不愿意为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开始的经济衰退负责，两人都主张针对黑人的民权立法。
　　由于肯尼迪和尼克松两人的政策主张如此接近，以至于在第一次电视辩论会上，尼克松甚至宣布：“今天晚上我完全同意肯尼迪参议员所做的政策陈述的精神实质。”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民很难区分这两个候选人在政策立场方面的差异，因此两人之间的民调数字非常接近。由于两人的选前民调数字非常接近，谁都有可能获胜，因此直到正式投票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午，尼克松才宣布认输。最后肯尼迪获得49.72%的国民选票，尼克松获得49.55％，肯尼迪仅比尼克松多114000张国民选票，这个数目在6800万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显得微乎其微。在有些州的差距更为微弱，例如，在伊利诺伊州才差8000票，在夏威夷才差115票，在其他8个州（如加州、伊利诺伊州、得克萨斯州等）的差距都小于1%。这难怪有的媒体评论道：“肯尼迪参议员虽然赢得了1960年大选，可其优势微弱得令人惊奇，在每个选区，肯尼迪的国民选票比尼克松平均不多过2票。”
　　肯尼迪的微弱优势说明大部分选民并不希望改变现状，不希望看到任何激进的政策调整，“没有人希望改变源自罗斯福，经过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这也可从新一届国会成员的组成看出来，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被认为是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人的保守联盟，新当选的21名共和党众议员加强了这种保守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带有自由派色彩的政策法案势必很难通过国会这一关。肯尼迪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当选后举行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新政府政策时说：“我认为这次选举虽然是民主党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唾弃以前共和党政府的政策，虽然我们获胜的成绩不是很好，但责任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责任已通过选票传递给了我们。”肯尼迪就职后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由共和党人和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组成的众议院规则委员会（Ruling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有权阻止立法草案进入辩论程序。结果肯尼迪在第一年的立法动议只有45％获得通过，但最重要的政策调整——民权立法动议却未能在第一年通过。
　　（二）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
　　1976年大选后，吉米·卡特成了美国100多年来第一位入主白宫的南方人，而福特则成了自胡佛以来第一位竞选连任失败的在职总统。这次总统选举和1960年大选一样，民主、共和两党都没有特别明确的竞选主题或政策争议与分歧。“水门事件”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大选前后，卡特和福特除了强调个人人品魅力与工作能力外，都未有特别鲜明的竞选主题或政策导向。
　　卡特是民主党中唯一参加全部初选的总统候选人，直到初选结束才击败党内“阻卡派”而被民主党老板们所接受。卡特胜出后在接受提名演讲中重点强调了政府应该“诚实”和“高效”等原则问题，而未提及具体的政策问题。福特在提名过程中也遇到党内保守派里根的强有力挑战，以至于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获得提名。
　　在大选阶段，卡特以“华府外来者”的身份参加竞选，宣称要重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推进政府的改革，使之更加有效，同时也承诺要推进税收和能源政策改革。福特则强调要医治“水门事件”的创伤，并致力于经济重建。据选前民调显示，美国选民认为他们两人的竞选主张没有太多的差异，区别仅是一些细节方面。整个大选阶段显得冷淡、琐碎，缺乏中心。正如研究美国总统选举多年的记者约翰·常西勒（John Chancellor）所评论的：“我已关注美国大选20年，但从未看到过比这次更琐碎、更空洞的竞选了，整个竞选活动缺乏对真正有意义问题的讨论，整个竞选过程充满了乏味的嘴皮战”。尽管在民调中卡特始终领先于福特，但由于两人的竞选主张非常相近，都未能寻找到吸引选民的最佳切入点，以至于势均力敌到临投票前卡特才领先1个百分点。人们纷纷将之与1960、1968年美国大选相比较。最后，卡特以2个百分点微弱的国民选票优势取得了24州的297张选举人票而当选美国总统，福特获得240张选举人票而落选。卡特和福特之间的得票差距非常小，在一半以上的州卡特仅领先福特5个百分点的国民选票，在13个州才领先2个百分点。卡特的选举人票多数（Majority of Elector Vote）是自威尔逊以来最脆弱的，国民选票多数（Majority of Popular Vote）是自杜鲁门以来最微弱的。
　　在体现新总统政策思路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及卡特政府头100天有何打算时，卡特回答要在医疗保障、社会福利、政府重组、能源政策和税收改革方面入手。这些政策构想正如其竞选时一样，包罗万象，漫无中心，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势必很难获得国会的认可。果然，卡特上任才1个月，就遇到国会的很大阻力，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议员宣布他们将保持独立地位，不会轻易听从新总统的摆布。尽管卡特执政新一年的不少政策提案经过努力获得国会通过，但总体通过率不高（仅46%），而最为关键的能源改革政策未能获得国会支持，这直接导致卡特政府后期出现能源危机，以至于影响到1980年卡特的连任竞选。
　　（三）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
　　1988年大选后，乔治·布什成为自1836年马丁·范伯伦（Martin Van Buren）以来第一位从在职副总统登上总统宝座的美国总统。尽管在大选中老布什取得压倒性胜利，获得53％的国民选票和426张选举人票，大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获得46％选票和112张选举人票），但却被观察家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消极的一次总统选举。据当时民调数字显示，62％的选民认为该年大选中的消极竞选成分过浓，过多对候选人人品、个性的攻击，而缺乏对有意义议题的争论。选民之所以最终选择了老布什，很多是不想改变里根政府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布什是仰仗里根的余辉竞选成功的。因此，老布什势必要努力维持现状，加之民主党国会对老布什消极竞选非常不满，老布什要想获得国会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老布什总统执政第一年的政策提议通过率仅53％。因此可以说，1988年总统选举没有对当时的美国国内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四）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
　　2000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成了1876年以来第一位以国民选票少数而当选的美国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虽比小布什多出大约50万国民选票却因选举人票少于小布什而落选。2000年大选结束后，美国各界反应强烈，来自112所法学院的585位教授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政治声明，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5名共和党大法官对这次竞选结果的判决，认为他们背离了自己的天职，以党派偏见袒护小布什。2000年大选最后以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5：4的判决，中断佛罗里达州人工重新计票，从而支持小布什当选而告终。
　　2000年大选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接近，与整个选举进程中缺乏明确、突出的竞选主题有关，同时也与民主、共和两党的竞选纲领差异不大有关，还与选民投票率（turn-out rate）过低有关。2000年前后恰逢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还未结束，大选来临时，美国国内经济形势总体比较良好，政府开支还出现了少见的财政赢余，国际形势也相对比较平稳，没有什么政策议题能引起大部分选民的特别关注，因此整个选举过程比较平淡，缺乏特别明显、突出的竞选主题。在这个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也提不出什么能特别鼓动、吸引选民的竞选纲领，大部分选民认为戈尔和小布什的竞选主张差异不大，谁当选总统都无所谓。另外，2000年的美国选民投票率才51％，是1952年以来投票率最低的2次总统选举之一，参加2000年大选投票的基本上都是两党的铁杆选民，大部分中间派选民都持观望态度。如果2000年美国选民的投票率能再高几个百分点，那么最终获胜的也许就应该是戈尔，而不是小布什了。
　　在如此低位的得票率下，加之竞选中没有特别突出的政策议题，小布什基本上没有什么政策调整的余地，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无意全面更改克林顿政府时期制定的国内政策，只是针对逐渐出现的经济衰退的端倪，祭起了共和党传统的减税法宝，但是不久以后爆发的“911事件”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方向，小布什政府重新开始制定他的执政日程。
　　四、美国总统选举对美国内政影响的规律
　　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往往根据以下5个方面因素做出他们的政策判断：第一，他本人的政策偏好；第二，政策现状；第三，国会的政策偏好；第四，是否有大多数选民感兴趣的政策议题；第五，选民的支持力度。前3个因素都是既定的，只有后2个因素是未知的、不确定的，需要通过考察选举进程和投票结果来判断。其中，选民的支持力度更为重要，它起着关键性作用。
　　一般来说，新当选的总统和国会都会对选民的支持力度进行评估，以确定各自的对策立场，而选举结果是反映选民支持力度的最佳途径。从某种程度上说，选民的支持力度与总统选举中的国民选民票率（percentage of popular vote）成正比。高位的国民选票率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改变现行国内政策的动力所在与信心基础。正如林登·约翰逊总统所言：“我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民选票优势（1600万张国民选票）当选，这就给了我巨大的信心与动力”。新当选总统的国民选票率越高，就表示新总统获得选民的支持力度越大，国会成员也就越容易与其合作，以免得罪民意，在将来的中期选举中失分。那么，在这样情况下通过新总统主张的政策法规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越有可能引起美国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或变化。另外，如果大多数选民都对某个政策议题感兴趣，而且在竞选过程中，总统候选人曾成功地利用过这些议题的话，那么，该候选人当选总统后就很可能在这些政策议题上有所作为，尤其是那些希望能竞选连任的总统更是如此，而国会一般也会倾向于支持这个政策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政策也会发生一定的调整和变化。
　　也就是说，国民选票率与突出的政策议题，在美国总统选举与政策调整关系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可以它为线索，将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分为3类：第一，国民选票率达到压倒性优势（领先10 个百分点以上），新总统上台后会对现行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第二，国民选票率领先，但优势不明显（小于6个百分点），但在竞选过程中有明确的政策议题，新总统上台后会对现行政策做出部分调整；第三，国民选票率接近，甚至不如对手，主要靠选举人票数领先当选总统，或者靠消极竞选上台，这样的总统一般不会对现行政策做出调整。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有1952年、1964年、1980年选举，属于第二种情况的有1968年、1992年、2004年选举，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有1960年、1976年、1988年、2000年选举。此外的1956年、1972年、1984年、1996年等大选比较特殊，它们属于在职总统的竞选连任，其政策的延续性相对较强，暂不列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来源时间：2016/6/23   发布时间：201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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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宏宇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之九：

　　成功的外交政策制定者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经验与权力，而这两个条件在周期性的美国总统选举政治背景下总是很难具备。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主要制定者——美国总统，受选举政治的负面影响，不是少了实践经验，就是权力地位不够巩固。这种困境的结果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容易出现波动，容易缺乏长期的战略性思维。这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消极、负面的成分居多。
　　一、美国总统选举政治框架下的美国总统外交决策模式
　　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美国总统手中，国会对美国外交的发言权很小，加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立场相对比较一致，因此，周期性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相对小一些。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越战”爆发以后，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对美国外交政策诉求分歧的加深和国会对总统滥用外交决策权担忧的增长，周期性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它经常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发生波动，缺乏连贯性。受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影响，美国总统在四年任期内表现出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大体可概括如下：
　　（一）第一年模式
　　这一年最常见的现象是：一方面新总统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来评估上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并据此制定新政府的外交议事日程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决策班子成员尝试着相互磨合，以求发挥最佳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大部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领域往往缺乏经验（出身于参院外委会或副总统的总统可能会好些，但也未达到作为一名合格总统所应具备的熟练程度），从而非常容易在一些敏感的外交政策问题上犯错误。尤其是在诸如中东问题（巴以问题）、军控问题、盟国问题、对苏关系、对华政策问题等一些敏感的美国外交政策问题上，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往往会出错。出于竞选需要，总统候选人一般会在这些问题上阐述其与前任总统不同的立场，有时这种立场是刻意的、没有经过系统的思考，但却有可能影响其当选后的外交决策。而且新当选的总统往往有很高的“工作激情”，总想在外交政策领域有所作为，这样他们就更容易在一些敏感的外交政策问题方面犯一些短视或自相矛盾的错误，因此到年底时进行外交政策检讨和调整就成了第一年美国总统外交决策模式的常态。
　　（二）第二年模式
　　经过第一年的磨练，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开始丰富起来，因此，一般来说第二年是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领域有所作为的时期。无论是在达成国际协议，还是在国际危机处理上，美国总统都会有所成就。应该说，第二年模式与第一年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总统通过一年的“在职培训”，获得了处理外交事务的宝贵经验。而且，往往经过第一年的磨合，总统外交政策班子成员之间的政见差异也在缩小，容易在外交政策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正当总统要在外交政策领域大有作为之际，中期选举又开始了，这会大大分散美国总统的注意力，因为要想竞选连任，或者要想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决策环境，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不敢忽视中期选举及其结果。
　　（三）第三年模式
　　这一年，争取竞选连任开始摆上大多数在职总统的议事日程，因此，总统在考虑所有外交政策问题时都会将它们是否能为其竞选连任服务联系起来，他们一般会在这一年开始评估前2年出台的外交政策是否有利于他们的再次竞选。这时，任何可能带来风险的外交政策问题都可能被搁置起来，以免万一失手而殃及竞选。这种急功近利的特性导致该年美国外交决策经常留于短视和多变，总统选举政治的考虑超越了对稳定外交政策的考虑。正如2003年8月在谈到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外交政策问题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莫伊塞斯·纳伊姆所言：“从此时开始，主要影响外交政策的不再是五角大楼或国务院，而是白宫的总统高级顾问、总统竞选活动主帅——卡尔·罗夫。所有的外交政策决定和动议都要放在选举进程的背景下加以筛选。”华盛顿重要思想库之一——和平基金会主席保利娜·贝克也认为：“随着大选的临近，布什总统在利比里亚维和问题上的犹豫，表明了他在其他外交政策问题上的迟疑、踌躇，甚至矛盾心态。”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果个别总统在第二年的根基打得比较扎实，那么他在第三年还是可能在外交政策领域有所作为的。
　　（四）第四年模式
　　这一年，新的一轮大选角逐又开始了，尽管大部分在职美国总统都否认该年选举的需要会影响他们的外交决策，但是正如许多政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必然要考虑到选举政治的因素。这时，被广大选民所认定的热点外交政策问题往往是总统候选人要认真考虑的首要问题，因为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将直接决定候选人的得票率。一般来说，在这些公众舆论关注的问题上，总统候选人不会有太多个人的创见，而更可能考虑迎合最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当他们没有明确态度时，大多会选择相对安全的中间立场，或者就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也就是说，在职总统在大选年是不大可能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所建树的，即使是那些胸有成竹并作了充分准备的总统候选人，也不容易在外交政策领域有所作为，因为许多外国领导人在不明确该候选人能否当选的情况下，很少会对该候选人的外交政策提议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如果大选年里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不好，总统往往会将将精力专注于国内问题，对外交政策问题难免分心；二是如果个别总统认准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突破能够提升其支持率，那么他就会在外交领域大干一番。
　　（五）第二任期模式
　　如果在职总统竞选连任成功，那么从其第二任期开始，情况就开始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在这一任内不必再为连任考虑所累，所以一般来说总统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受选举政治的消极影响要小得多，顾虑也小得多，大部分总统都希望在这一任内有所作为，从而使其名垂青史，并为本党候选人增加竞选资本。这正如前国务卿万斯所言，连任后的头一年半是美国总统处理外交政策问题的最佳时期，因为这时的美国总统已具备了成功处理外交政策问题的两个基本条件：经验和权威。经过第一任期的实践，美国总统已有了非常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并且与外国领导人也有了较密切的关系，这为其外交决策准备了一定的国际氛围。这个时期外交经验成熟的总统往往会调整他的外交政策班子成员。
　　二、1952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根据上述模式，让我们具体考察一下1952年以来美国总统在4年执政周期中的外交政策表现，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轨迹与规律。
　　（一）频频出错的第一年。
　　从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来看，只有三个总统在就职时有较丰富的外交事务经验，他们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老布什。但是即使是这三个人，他们仍有一定差距，“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对他们来说仍很重要。此外的其他总统――肯尼迪、约翰逊、福特、卡特、里根、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在宣誓就职时都对外交政策问题知之甚少，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相对缺乏。由此导致负面影响的例子很多，比较典型的有1961年肯尼迪、1977年的卡特、1981年的里根、1993年的克林顿、2001年的小布什。
　　1961年对新上台的肯尼迪总统来说是很不顺利的一年，首先是完全失败的“猪湾入侵”，该事件导致肯尼迪政府在外交政策领域非常失分，丢尽了脸面；其次是为了竞选需要，肯尼迪刻意夸大了所谓的美苏“导弹差距”，结果上台后他不得不加强美国的军备研制和军费投入，开始了与其政策理念不相吻合的一场军备竞赛。
　　1977年，对从州长出身、寡涉外交的新总统卡特来说可说是败绩昭昭。卡特上台的第一年，在外交政策领域雄心勃勃、鹰气十足，试图突破其前任福特总统与勃日列涅夫打造的军控框架，而呼吁美苏共同实行更为彻底的战略核武器的削减计划，这项不切实际的倡议自然遭到勃日列涅夫的拒绝，结果连常规军控谈判也被搁浅了；在中东问题上，卡特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和平计划，但很快又感到执行该计划要付出高昂的国内代价，当踌躇不前的卡特对埃及总统萨达特表明他的忧虑后，萨达特断然抛开美国，而直接与以色列谈判，并取得突破，这使得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很是被动。
　　1981年，刚刚上台的里根总统也因缺乏外交经验而导致一系列外交决策失误。例如，在中东地区他倾全力构筑反苏统一战线，却忽视了中东地区国家之间本身存在的危机和问题，如黎巴嫩危机、巴勒斯坦阿以冲突等问题，结果导致出现重大失误，给后来美军在贝鲁特的遇袭埋下了祸根。
　　1993年，打着经济牌上台的克林顿总统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其对手老布什甚至戏称“克林顿的外交知识不如他的宠物狗丰富”。缺乏外交经验的克林顿一上台首先就在波黑问题上陷入麻烦，由于克林顿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致使美国在这个问题丧失主动权，在北约盟国面前失分。其后，又在敏感的中东问题上，克林顿政府由于缺乏灵活的应对措施，结果本由美国主导的巴以谈判却以两国在奥斯陆签订秘密协议而告终。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由于受竞选许诺所累，克林顿生硬地将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中国人权问题挂钩，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危机。在敏感的伊拉克问题上，克林顿由于对萨达姆政权犹豫不定，结果导致对伊政策反复多变。
　　2001年，以历史上最为微弱优势当选总统的小布什，同样对外交政策领域缺乏了解，加之决策团队执政理念过于保守，他上台伊始也屡在外交事务方面上表现不佳，例如，不顾包括许多西方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反对，单方面退出核禁试条约，拒绝签署防止大气污染的东京议定书，调整对华政策，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等等，这些外交政策调整从长远来看都是缺乏外交战略远见的表现。
　　（二）较有作为的第二年。
　　从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周期来看，第二年往往是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所作为的一年。这主要由于美国总统经过执政一年的“在职培训”，对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积累了一定的外交经验。例如，肯尼迪成功地化解了“古巴导弹危机”，体现了他既强硬又灵活的外交技巧，在与赫鲁晓夫的对抗中为美国赢了漂亮的一分；尼克松总统成功处理了约旦危机，巧妙地调动了以色列的力量来对抗受苏联支持的叙利亚；卡特总统除了将埃以戴维营会谈的成功举行收入他的外交功劳簿外，还以加速中美建交进程在美国外交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里根总统在中东和谈问题上取得进展也是在他执政的第二年；老布什总统执政的第二年成功地加速了苏联帝国的解体并打赢了海湾战争；克林顿总统在执政的第二年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并开始逐步改善对华关系，中美关系开始回暖。
　　（三）应该有所作为的第三年。
　　由于离大选年较近，一般来说，这一年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举措显得比较矛盾和审慎。一方面经过前2年的执政，总统在外交经验和外交实力方面都处于更好的状态，比较可能在外交政策领域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可避免地出于竞选连任的考虑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出现急功近利，他们一般都将容易出现错误、引发矛盾的外交政策问题搁置起来，以免带入第二年的大选。尤其自1976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活动日益提前。一般来说，离正式大选前一年在野党候选人就开始了激烈的党内较量（见下表），所以总统执政的第三年往往是决定来年竞选态势的重要一年，在职总统一般不敢怠慢。

　　数据来源：Jody C Baumgartner, Modern presidential electioneering: an organization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0,p.123.

　　例如，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受国内选举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处理美苏关系和中东问题上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艾氏原想通过经济援助的形式拉拢埃及总统纳赛尔，但一心想收复失地的纳赛尔在得不到美国军火后转与苏联人进行军火交易，这时艾森豪威尔有两个选择：一是出于与苏联争夺的长期战略需要，继续保持与埃及的友好关系，继续援助纳赛尔建设阿斯旺大坝；二是顾及国内反苏的意识形态斗争需要，停止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惩罚纳赛尔。如果从美国的外交战略前景考虑，艾森豪威尔总统显然应该选择前者，但为了来年大选的需要，艾氏只能选择后者，结果直接导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
　　但是，大部分美国总统在执政的第三年还是可能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所建树的。例如，肯尼迪总统在执政的第三年开始在军控问题与苏联人开始了有效的合作，卡特总统在第三年（1979年）促成了埃及与以色列的最后和解，并推动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签署。里根总统在第三年（1983年）也成功主持了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和谈，但又与叙利亚发生了冲突。老布什总统的第三年（1991年）是其在外交政策领域最为辉煌的一年，在这年他打赢了两场战争，一场是冷战，其标志是苏联的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在他的手里结束；另一场是海湾战争，美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战略成功，该年外交政策领域的成功使老布什的民意支持率如日中天，许多原想与老布什较量一番的民主党候选人都望而却步。克林顿总统的第三年（1995年）在波黑问题上也取得较大进展，对波黑政策趋于稳定，这使得美国在北约盟国中的地位得到加强。
　　（四）大多难有作为的第四年。
　　出于大选的需要，197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在这一年几乎没有在外交政策领域有成功的范例。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大选年期间，他因在外交政策领域出奇招而大获殊荣，他以秘密外交的形式打开中国的大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并与苏联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SALTI）。老布什总统也以同样的策略争取连任，他也试图打外交牌来赢得民意支持率，他首先在中东和平问题上取得较大进程，迫使以色列政府改变强硬路线，与巴勒斯坦的和解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还较好地协调了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与东欧国家的关系。然而，冷战的结束导致游戏规则的改变，老布什总统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这些成就未能挽留住老布什，选民最终因为国内经济问题而抛弃了老布什。
　　（五）大多有所作为的第二任期。
　　从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来看，获得连任的美国总统开始第二任期后，大多在其外交政策领域有所作为。例如，1956年大选，高票连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全力推行其中东战略调整，为来年“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笼准备了很好条件；1965年，以美国历史上最高得票率而获连任的约翰逊总统，自以为获得了选民的“授权”（mandate），开始在其越南政策方面，突破其竞选的承诺，全面扩大越南战争；1973年，获得连任的尼克松总统也加快其“全面缓和”的外交步伐，较成功地处理好美苏关系；1985年，连任的里根总统加快其“星球大战”计划，这进一步削弱了苏联战略基础，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伏笔；1997年，开始第二任期的克林顿总统的外交政策表现更为明显，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一系列成功的举措。例如，他开始彻底改善对华关系，并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坚持北约东扩，加大美国在北约的影响等；2005年，竞选连任成功的小布什尽管面临国内外强大的反战压力，依然坚持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贯强硬立场，表示美国不会轻易从伊拉克撤出，表现出一种强势总统的外交魅力。2013年，连任成功的奥巴马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表现也很抢眼，在安娜伯格庄园会晤习近平主席，积极回应中国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但同时也在南海问题上更趋强硬。
　　三、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规律
　　综上所述，从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实践来看，周期性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存在较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以负面成分居多。这主要是由于当初美国开国之父们设计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时，并没有把美国外交政策问题作为重要的考虑对象，因此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在结构上存在一个先天的弱点，这个弱点有可能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缺乏稳定性与长期的战略考虑，因为选举周期的客观存在，使得欲谋求竞选连任的在职总统必须首先关注国内选民的需要，关注国会的态度，而不是考虑外交政策的稳定和长远利益。
　　具体来说，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一些脉络：
　　（一）新任总统往往会吸取竞争对手失败的教训，并要在短期内打开新局面，所以往往会在内政外交方面做出与前任不同的姿态和立场。如克林顿吸取老布什外交政策成果丰硕但因经济形势不佳而败选的惨痛教训，在执政的头一年义无反顾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方面，特别是经济问题上，从而相应地减少了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关注，对重大外交政策问题大多采取被动应付的态度，而在其对外政策“三大支柱”中引人注目地将“经济安全”摆在首位，这样虽然在外交政策方面未能更多增色，却使国内经济形势终于好转。
　　（二）总统候选人的外交、国防政策顾问班子一旦助选成功，他们所持的基本对外政策立场将对新政府的外交方略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当选总统就任后往往会对他们委以重任，因此他们的外交理念、决策思维和基本政策主张就会深刻影响到新任总统的对外政策主张，那些缺乏外交实践的新任总统处理对外政策问题时更是如此。例如，小布什总统在竞选期间十分器重主张“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外交政策班子，小布什执政后果然推出一套保守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外交政策主张，以“美国至上”、“先发制人”为代表的单边外交主张甚嚣尘上，不顾国际公法、不经联合国授权恣意武装进犯并占领伊拉克的做法就是这种外交主张的极端表现。
　　（三）在竞选中主要得益于提出某项重大对外政策主张而当选的总统，执政后会深感受到广大选民的授权而乐于尽快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既想进一步取信于民，又寄厚望于短期内取得重大成功，从而在外交政策领域早日打上新政府的印记。如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期间提出“我要到朝鲜去！”的响亮口号而深受广大选民的欢迎和拥戴，当选后头一年他果然很快兑现承诺，签定了朝鲜停战协定，艾森豪威尔也因此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四）美国大选年往往会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即美国的大众媒体或利益集团习惯于将一系列国际问题泛政治化，在竞相炒作的过程中，把意识形态气息搞得非常浓厚，并以此为掩护，掩盖美国潜藏的重大现实利益图谋。美国总统候选人往往会迎合这种需要，不时提出一些短视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政策主张，或发表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言论，以捞取选票。例如，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竟然试图推翻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既成事实，误导选民开历史的倒车；克林顿为了吸引选民，在竞选中竟然诬称“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刻意丑化中国政府的形象。里根的痴人说梦在竞选期间曾掀起一阵一阵反华恶浪，执政初始又奉行一系列有碍中美关系改善的举措，中美关系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克林顿执政后则刻意将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中国人权问题挂钩，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使得中美关系在其执政初始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
　　因此，如果要想摆脱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其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就必须打破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现有周期。这正如卡特时代的美国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所言：“从近几任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来看，我认为总统的4年任期存在严重的问题。一般来说，一个新总统需要6——9个月时间去熟悉他的工作，之后才能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运用自如。此后的18个月才是他有效工作的时期，而之后的时间他又得开始为再次当选而花费大部分精力，结果许多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被忽视，许多重要外交政策决定被搁置，有时迫于初选的需要甚至做出错误决策。结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政策方面，我们经常看到政府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要想延长总统的有效工作时间，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美国总统的任期不短于6年”。
　　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来源时间：2016/6/23   发布时间：201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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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宏宇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之七：

　　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推动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从以政党为中心转向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重要动力。美国总统选举离不开大众传媒，从某种意义上说，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时代就是电视统治的时代。大众传媒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其一，它对美国选民的巨大影响，绝大部分选民主要通过大众传媒来了解、获取有关总统候选人的信息，并根据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然后根据各自判断的结果进行投票。美国大众传媒塑造的总统候选人形象直接影响到美国选民的投票结果。其二，对总统候选人的重要影响，美国总统候选人通过大众传媒了解选民的政策需求与舆论导向，适时制定自己的竞选战略与战术。
　　一、从功能层面看大众传媒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大众传媒是指能为公众提供新闻报道与信息资讯的传播工具或载体，主要可分为印刷型媒体（报纸、杂志）和电子型媒体（广播、电视、网络）。一般来说，大众传媒主要有2方面的功能：新闻报道和广告宣传。针对美国总统选举而言，则体现为竞选新闻和竞选广告两个方面。
　　（一）竞选新闻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竞选新闻是指由大众传媒制作的与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有关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一直是美国大众传媒关注的新闻焦点，不同的媒体对总统竞选新闻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据统计，全国电视网最强，美国总统竞选新闻占其新闻总量的13.6%；地方电视网次之，占5.9%；报纸最弱，占2.3%。这些大众传媒制作的竞选新闻反过来又对美国总统选举有很大影响，尤其自1952年以来，竞选新闻对总统选举的影响大于以前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年代。
　　竞选新闻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美国选民的巨大影响上。从总的来看，大众传媒的新闻关注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源，能多得到大众传媒新闻关注的总统候选人，其胜出的机会大于普通候选人。能多得到竞选新闻关注的总统候选人就能有更多影响选民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竞选新闻给选民传递更多竞选信息，使选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他们，也就有更多的可能性投票给他们。例如2000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的获胜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美国大众传媒的这种新闻关注作用。还早在提名阶段，小布什就比共和党内其他候选人得到更多的新闻关注。1999年3月小布什访问了衣阿华州（Iowa）和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这本是两次很普通的访问，却得到了当时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是当时共和党内其他候选人望尘莫及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有影响力的大报都用较多的篇幅报道小布什的行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还以封面标题形式报道了小布什的竞选活动，电视新闻也用很多时间转播了小布什向其支持者发表演讲的镜头，并大谈特谈这位得州州长将成为未来总统竞选中的“领先者”（front-runner）。这就给普通选民一种印象，似乎小布什是显而易见的胜利者，任何人与之竞争都是不明智的。正是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体的这种倾向性新闻报道，促使许多摇摆不定的共和党选民受从众心理的影响，转向支持小布什，同时，也使得小布什比其他对手更容易募集到竞选资金，得到更多共和党选举资源的支持，在民意调查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另外，2000年大选中，美国几家重要的大众传媒在未经最后证实的情况下，为抢新闻时效而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仓促宣布小布什获胜，此举对小布什后期获胜也起了某种推动作用。2000年11月8日美国东部时间2时15分，倾向于美国共和党的福克斯（FOX）电视台最先宣布小布什获胜，3分钟后，CBS、ABC、NBC等都跟进报道。一贯标榜客观的CNN也按捺不住了，停止了商业广告，转播其他电视台镜头，并打上通屏标题：“布什赢了”。《纽约邮报》也在整个头版刊登了两行巨大的英文字母，上写“布什获胜了”。此举导致许多未最后投票的选民（比如夏威夷选区或其他海外的选民）因此就有了某种程度的从众心理，戈尔也以为大势已去，提前向小布什认输，这些都无形中加强了小布什获胜的力量。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1956年、1964年、1972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等大选中。1956年大众传媒高度关注艾森豪威尔的病情，因此艾氏的康复就是其胜出的开始；1964年大众传媒关注肯尼迪遇刺之后民主党能否继承“遗志”，这就给林登·约翰逊以格外的新闻关注；1972年尼克松一系列传奇般的外交突破（如秘密访问北京），使得大众传媒目不暇接，因此他的连任自然是压倒性的胜利；1988年大众传媒高度关注里根之后老布什能否继续辉煌，所以1988年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刚过，老布什就已脱颖而出了，而民主党候选人却仍在混战，待杜卡基斯终于出线时，早已精疲力竭，自然不是养精蓄锐的老布什的对手了；1996年克林顿也是大众传媒新闻关注的热点，所以他的胜出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竞选新闻对美国选民的影响之大，有时超出人们的想象。在特定情况下，有时一条重要的竞选新闻会对美国总统选举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例如，1952年大选中，艾森豪威尔的底特律演说被许多大众传媒作为头条新闻发布后，当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就已分明了。用艾森豪威尔的竞争对手史蒂文森的话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去朝鲜的事，我也许就把他击败了，但1952年的总统选举实际上到那天就结束了，艾克肯定能当选了。”是什么竞选新闻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呢？1952年10月24日，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子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特意安排艾氏在朝鲜兵源最密集的底特律进行一场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演讲。演讲中，艾森豪威尔抨击了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并许诺如果他当选为总统，他将到朝鲜去，并结束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的“我要到朝鲜去！”的讲话引起了轰动效应，挤掉了当时所有的其它竞选新闻，登在了大多数报纸的头版头条。虽然当时民主党人把这句话看作是“做姿态”，不予理睬，但这种姿态经过美国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获得了美国选民的广泛赞成。原先艾森豪威尔的民意测验仅是稍微领先于史蒂文森，但底特律演讲后，艾森豪威尔的民意支持率急剧飙升，把史蒂文森远远甩在了后面。当时一位记者写道，实际上，这场竞赛在那天晚上就结束了，艾森豪威尔肯定能取胜，其后的选举结果果然如此。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得到大众传媒新闻关注的候选人都能当选，有时大众传媒的新闻关注还可能毁掉一个总统候选人，因为大众传媒的竞选新闻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例如，1952年9月18日，《纽约邮报》登出通栏标题新闻：“尼克松的秘密经费”。该新闻指出，有66位加州富人秘密向尼克松提供了18000美元的经费，使其过着与其薪金很不相称的豪华生活。随后全国许多报纸的头版都转载了这条新闻，它犹如一声晴天霹雳，不仅直接威胁着尼克松的副总统候选人资格，而且还对当时打着反腐败旗帜竞选的艾森豪威尔构成很大威胁。为了挽救其政治生命，尼克松决定利用新兴的电视媒体来帮助他摆脱险境。就在秘密经费新闻曝光5天后，尼克松出现在好莱坞的电视直播间里，他要在那里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电视新闻节目。这场电视演说预先经过共和党竞选电视顾问的精心设计，背景是尼克松的书房，出场人物是尼氏夫妇、两个女儿和尼家的一条爱犬。尼克松含着眼泪谈起他早年贫困的生活，后来靠其自身不懈的奋斗才逐渐摆脱困境，并表示他已经习惯过那种简朴的生活，绝没有接受过不义之财，他说他一生只接受过一次馈赠，那就是他现在带到电视直播间的这条小花狗，它是在他接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一位得州的支持者送给他小女儿的。尼克松的真情表演使千百万观看专题竞选新闻的美国人为之感动，同情支持尼克松的电报雪片般飞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濒临困境的尼克松终于柳暗花明。
　　美国大众传媒制作的竞选新闻不仅对选民有巨大影响，而且还对总统候选人有很大的影响。为了提高收视（听）率或征订率，美国大众传媒总是选择广大选民普遍关心的事件或人物作为其新闻报道的重点和焦点，因此，从美国大众传媒的竞选新闻报道中就可看出选民的喜好与关注的焦点。很多总统候选人都把竞选新闻视为判断选民情绪的晴雨表，其地位有时甚至超过了民意测验，通过考察大众传媒的竞选新闻报道就可较好地把握选情，适时调整竞选战略。尤其是初选开始前主流媒体的竞选新闻报道更被大多数候选人视为了解选民意向（issue agenda）的重要途径，而选民意向是总统候选人甄定竞选主题的重要依据。有些候选人的竞选主题经过大众传媒炒作后，又进一步强化了选民意向，如此反复，有些竞选主题就成了决定选举结果的“战略主题”，直接决定了总统选举的胜负。例如，1992年初选开始前美国的选民意向是如何尽快摆脱国内不良的经济状况，经济问题是广大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这可从1991年11月——1992年1月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看出来，据统计，1991年11月——1992年1月，与经济问题相关的新闻占美国国内主流媒体新闻总量的20.8%。于是，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决定就以经济问题作为竞选主题向老布什总统发起挑战。克林顿的竞选主题正式发布以后，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共鸣与好感，他们进一步锁定经济问题作为竞选新闻报道的重点，1992年2月初选开始后，有关经济问题的新闻数量就一直高于外交政策问题和医疗保险问题，占竞选期间新闻总量的26%左右，到大选投票前一个月更是超过31%。选民一打开电视就是与竞选有关的经济问题新闻，一打开报纸也是劈天盖地的经济问题新闻。克林顿竞选班子更是紧咬住经济牌不放，在其发布的1350条竞选广告中，有1343条与经济问题有关，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克林顿用比老布什多2倍的时间论述经济问题，而老布什却用比克林顿多5倍的时间谈论国际问题。在这样的竞选形势下，以外交问题见长的老布什总统势必很难实现连任的梦想。
　　（二）竞选广告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竞选新闻是总统候选人的免费宣传渠道，候选人自然乐观其成，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大众传媒在关注报道竞选新闻的同时，也在挑剔和评论着总统候选人。为避免或减少负面竞选新闻的影响，增加正面信息和积极因素，1952年以来，美国总统候选人还经常通过制作竞选广告的形式进行竞选宣传和形象创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美国利益团体也更频繁使用竞选广告来支持他们感兴趣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大众传媒是发布总统竞选广告的最重要途径。
　　竞选广告主要通过“制造”候选人形象的方式来影响美国选民，从而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经过美国大众传媒制作并发布的美国总统竞选广告能够传播独特的情感内容，对普通选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一般来说，通过美国大众传媒发布的竞选广告提供什么样的候选人形象，候选人在选民心目中往往就是什么样的形象，而良好的竞选形象是总统候选人获胜的重要法宝。
　　自从1952年电视开始登上美国总统选举舞台以后，电视就成了发布总统竞选广告的最重要工具，随着电视在美国的逐步普及，电视媒体逐步垄断了总统竞选广告的发布方式。据2000年的一个统计数字显示，80%以上有重大影响力的总统竞选广告是通过电视来发布。其中，通过全国电视网发布的总统竞选广告占53%，地方电视网占47%。所以，我们只要考察电视竞选广告就可以基本把握美国大众传媒如何通过竞选广告来影响美国总统选举。
　　最早使用电视竞选广告的总统候选人是艾森豪威尔。1952年总统选举中，为了向选民推销艾森豪威尔，艾氏的选举战略家们充分利用新兴的电视媒体，花巨资为艾森豪威尔做电视广告。为了把艾森豪威尔描绘成一个平民出身、与乡土相连、从不忘本的英雄形象，电视顾问们决定以戏剧性的方式让艾森豪威尔在其故乡小镇上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当时电视转播工具尚未发展到今天这么简便，现场电视直播还很困难，但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不惜工本，接上几十里长的电路，运来大量器材，转播这个动人的场面。经过精心筹划，出现在广大美国选民电视屏幕上是一位满面春风、和蔼可亲的退役军人，一位曾经叱咤风云、击败希特勒、使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的大将军；他置身于家人亲友之间，语言朴实无华，笑容真挚感人；更让选民感到亲切的是艾氏身边还站着一位贤慧可亲的夫人，这充分体现了共和党提倡的家庭道德理念；在观众鼓掌欢呼声中，艾森豪威尔站在美国国旗下郑重宣布，作为一个军人，一个爱国者，他决定接受选民的要求参加总统竞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电视现场直播总统候选人宣布竞选，动人的电视画面形象让千百万美国选民难忘不已，其效果比任何抽象的政治口号更有号召力，为艾森豪威尔最终获胜奠定基础。到了竞选活动后期，艾森豪威尔的电视竞选广告更是远远超过了民主党的史蒂文森，这些广告给选民留下很深的印象，取得很好的效果，有许多竞选广告至今仍为后人所学习和模仿。例如，在一则电视广告中，画面上传来一位解说员的声音：“艾森豪威尔先生现在要回答全国选民的问题”，随后，画面切换成了一个男人站在街道上询问：“艾森豪威尔先生，你是怎么看生活费用日益提高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回答：“我的妻子也在担心这件事，我告诉她，我的任务就是要在11月2日改变这一状况”；接着出现另一幕画面，一位市民陈述说：“当我读了有关国内的许多征税人员因为不诚实而被赶走的消息后，要再收我的个人所得税就十分困难了。”艾森豪威尔听后评论说：“是的，有多少纳税人被欺骗了，我不知道，又有多少骗子逃脱了，我不知道。但是，到明年1月20日以后，我将查明这件事。”这个竞选广告非常生动说明了艾森豪威尔对取得选举胜利充满信心。另有一则电视广告则生动说明了艾森豪威尔的睿智。电视画面上出现一个男子，他问哪一个党能战胜通货膨胀，艾森豪威尔非常机智地回答说：“哦，换句话说，就是问哪个党能使物价降低。那您为什么不问一问是哪个党把物价提高了呢？”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总统候选人说服选民的形式有三种：自夸（Acclaim）、鞭挞(Attack)和自卫(Defense)。自夸，即自我宣传，自我推销，努力向选民表明自己是最好的候选人；鞭挞，即贬低对手，攻击对方，努力使选民相信对手不如自己优秀；自卫，即当对手攻击自己时，努力向选民表明自己是无辜的，并适时予以反击，以守为攻。这里艾森豪威尔巧妙运用了正面鞭挞法（Active Attack），既对民主党政府提出了尖锐批评，但给选民的又是正面的、积极的印象，而不是一味消极的贬低对方。临投票前，艾森豪威尔做的一个电视广告也非常引人注意。广告标题叫《向将军报告》，在放映一段朝鲜战争的镜头后，一个刚从前线回国的大兵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在朝鲜战场的朋友都说，只有一个人配作总统，将军，这个人就是您，我们对那些职业政客们早已厌倦了。”这个广告运用了自夸的方法（Acclaim）来说服那些最后还在观望的选民。这些电视竞选广告的手法都很高明，甚至超过了后来的许多总统候选人。
　　196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第一次出现了专门攻击竞选对手的消极电视广告。其创始人是纽约麦迪逊大街上一家大广告公司的老板——威廉·伯恩巴克，他接受民主党的委托，运用简单化、极端化等手法，成功地运用电视竞选广告攻击了当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M. Goldwater）。戈德华特属于共和党极端保守派（类似于今天的特兰普），他竞选言论尖刻、极端、不修边幅，得到共和党内极右派的狂热支持，但同时也留给民主党以激烈攻击的口实。例如，戈德华特曾扬言要和苏联断交，退出联合国；如果有必要就使用低当量的原子弹在越南和其他任何地点与共产主义开战；他还说他喜欢把一颗原子弹打到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里去，并保证击中，等等。威廉·伯恩巴克就以戈德华特的这些过激言论作广告原料，利用电视媒体进行广告宣传，直打得戈德华特方面无法招架。例如，有一个电视广告的画面上首先映出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在宁静的蓝天背景下一面摘花瓣，一面咿呀学语地数着数儿，这时画面背后响起一个冷酷的、压倒这个小女孩声音的男低音，他正在倒数指挥发射原子弹：“五、四、三、二、一、放”，接着一声震天的巨响！一个蘑菇云冉冉升起，笼罩了整个荧幕。看了这个电视广告的人都难免心悸不已，它虽然什么也没有明说，但比任何语言都更扣人心弦，它非常鲜明地向选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如果选择戈德华特，就等于选择了核战争。这个电视广告播出十天后，又出现了一个电视广告，这个广告的画面上是一个像安琪儿般甜美活泼的小姑娘，正无忧无虑地吃着冰淇淋，幕后出现一个慈母的声音：“有一个人要作美国总统，他要试爆更多的原子弹，他就是戈德华特！”接着出现小女孩手里的冰淇淋被核爆炸粉尘污染的画面。这广告采用强烈对比的方法，使选民想象到戈德华特是个嗜杀成性的人物，选他作总统就等于残杀了那个画面上的无辜小女孩。另一个反戈的电视广告上出现一张被撕毁的社会养老保险证的镜头，而背景是一个养老院，画外音是戈德华特在竞选过程中指责政府操办社会养老保险的讲话录音。这个广告用意很明显，把戈德华特描绘成老人之敌，从而争夺老年人的选票。这种消极电视广告非常残酷、狡诈，充满欺骗性，它经常断章取义，把复杂的事实简单化，以最刺激的方式使选民失去理智的判断。在民主党这种强有力的攻击性电视竞选广告面前，戈德华特回天无力，只能无奈地喊出一声：“在你们的心底知道我是对的。”但是，广大的普通选民在这种电视广告的轰击下对戈德华特完全失去信任，约翰逊终于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
　　这种攻击性消极电视广告的助选效果非常明显，有时超过了正面的电视竞选广告的效果，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也曾出现了不少这种攻击性电视竞选广告。例如，1992年8月，支持共和党的美国右翼利益团体“基督教行动网络组织”（CAN，Christian Action Network）花了200万美元制作了一个电视竞选广告，标题为“克林顿眼中更好的美国”。该广告于1992年秋天在全美24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连续播出250次。广告画面映出克林顿和戈尔走在一支衣衫不整、乌烟瘴气的游行队伍前面，他们身后是一群面目可憎、佩戴粗大项链、穿着皮衣皮裤的同性恋者。这个电视竞选广告的目的在于强烈谴责克林顿对同性恋者权利的支持。又如，1992年，克林顿竞选班子播放次数最多的电视竞选广告是题为“记忆”的15秒钟电视短片。该广告以老布什总统的讲话录音开始，老布什说：“记住我的话，不会有新的税收”（read my lips, no more taxes），然后是1988年老布什竞选总统时说的一句话：“4年后，你们将会比今天过得更好。”这时响起画外音：“4年已经过去，你们现在怎么样了？”这个攻击性电视广告的影响非常大，它直接打击了老布什政府不争气的经济政策，有力地烘托了克林顿的经济第一的竞选主题。据统计，该电视竞选广告播出后，老布什的支持率下降了10%左右。
　　电视竞选广告助选效果虽然明显，但电视竞选广告非常昂贵，要花费大量的竞选资金。从1960年总统选举以来，电视竞选广告费用几乎都占总统候选人竞选经费支出的一半左右。这还不包括那些由政党委员会和利益团体使用“软钱”发布的电视竞选广告费用，这部分的费用一般要大于总统候选人自己的广告开支。
　　二、从类别层面看大众传媒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根据传播介质与手段的差异，大众传媒一般分为电子型媒体和印刷型媒体两种。其中电子型媒体包括电视、广播、互联网，印刷型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对1952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电视媒体、报纸媒体（含杂志）、互联网媒体。
　　（一）电视媒体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1931年美国第一家电视台诞生，到“二战”爆发前，美国已有23家电视台，但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电视还无法普及到家庭。“二战”结束后，电视技术在美国发展很快，1949年美国还只有100万台电视机，但3年后，1952年美国就已有440万台电视机，电视普及率约占家庭总数的52%左右，而到1960年，就达到4500万户，约占家庭总数的92%；到1980年，达到8000万户，接近于饱和程度，而且68%的家庭拥有2台以上的电视机。据统计，普通美国人家庭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约5小时以上，此外还要听5小时左右的广播。1963年底电视开始超过报纸，成为了美国人了解新闻的最主要手段，每天晚上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通过收看美国四大电视网（CBS/NBC/ABC/CNN）中的一个，了解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这些都为电视媒体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前提保障。
　　1952年电视刚刚出现在美国总统选举舞台时，民主、共和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可以自立规则，但到了1956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会就得和三大广播公司（CBS、NBC、ABC）商量如何安排大会程序了。为了争取更多的观众，更大的宣传效力，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不得不听从电视网的安排，供应电视记者一切工作上的方便。总统竞选班子里的电视顾问成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在这位电视顾问的工作室内往往挂着一张全美选举战略图，这个战略图不是由简单的50个州组成的，也和美国的天然地形地貌无关，而是一张全美电视广播市场分布图，在电视顾问眼中，美国是由60多个具有支配性影响的战略选区构成的，这60多个选区之所以具有支配性的战略影响，除了人口因素外，还因为他们都覆盖于某个电视新闻网络下，该电视新闻网络可以有效地影响这些地区选民的选择。
　　美国选民获取总统竞选新闻的途径也是有选择的。据统计，1952年电视登上竞选舞台以后，60%的美国选民首先选择电视作为获取美国总统选举新闻的主要渠道。可见大多数的美国选民主要是通过电视获取有关总统竞选的新闻，通过电视形成对总统候选人的印象。选择电视的选民中,49%选择全国电视网的竞选新闻节目，39%选择地方电视网。总统候选人非常重视电视竞选新闻。例如，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林登·约翰逊总统在白宫安装了一个电视墙，上面安放3台电视机，这样他可以同时看到三大电视网的新闻节目，只要有关他的新闻，他就很专注地观看，有时还做记录。无独有偶，老布什总统也有个电视墙，里面放了5台电视机，以保证他在多个角度都能看到至少其中一台的新闻节目，只要与他有关的新闻，他都要求录制下来。
　　由于电视技术具有特殊的声画效果，信息传播效果明显，通过电视媒体播出的总统竞选新闻对总统选举进程有很大影响。积极、正面的电视新闻报道会大大提升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例如，1960年总统选举中，肯尼迪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天主教徒总统候选人，要想在大选中胜出，首先必须解决好宗教问题。为尽快克服这个竞选障碍，肯尼迪决定利用电视新闻的力量来为其竞选服务。他公开宣布将到得州休斯敦牧师协会（属于新教）演讲，并回答该城新教徒牧师们的问题。在当时这个宣布本身就是个特大新闻，立刻引起了很多轰动，主要电视新闻网都做好现场报道的准备。9月12日，肯尼迪如期在休斯敦发表了著名的“我不是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演说，这个演说经过电视转播，取得巨大的成功，当时国会发言人萨姆·雷伯恩说：“经过电视转播的肯尼迪讲话把人们对宗教纷争的疑虑打得烟消云散。” 结果大选中约有70%的新教徒投了肯尼迪的票。
　　相反，消极、不良的电视镜头对总统选举的负面影响是很难弥补的，在特定情况下，还对选举进程有重大影响。例如，1972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人艾蒙德·马斯基（Edmund Muskie）经过努力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获得领先，引起新闻媒体高度关注，前景看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露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个地方小报的记者向他提了一个对其夫人不恭的问题，马斯基勃然大怒，当场斥责这位记者，结果这个镜头就上了当天的晚间电视新闻，观众从电视荧幕里看到的是怒气冲冲的马斯基正张牙舞爪地谩骂一位记者，而且当时正好赶上下雪，在飘扬雪花的映衬下，马斯基的脸色显得更为铁青和狰狞，这个糟糕的失态电视形象一下子就断送了马斯基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民意支持率，他只好含恨退出1972年总统竞选。
　　自从1952年电视登上美国总统选举舞台以后，总统竞选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电视辩论。每次总统选举时，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总是全美电视网的重点新闻报道内容，每次他们都派出强大的报道阵容，并事先作了很多广告，以提高收视率。据统计，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对选民的最后选择有很大影响，约有一半以上的选民认为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有助于他们做决定。2004年大选中，约有74％的登记选民说他们观看了总统电视辩论会。电视辩论已成为总统候选人展示个人风采，争取选民支持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美国选民也对此抱以很高的期望。
　　第一次全国性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发生在1956年，是年民主党内候选人埃斯蒂斯·凯弗维尔（Estes Kefauver）和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en）之间为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展开电视辩论，最终史蒂文森获胜。1987年以前，美国总统电视辩论主要是由全美妇女选民联合会（American Woman Voters Association）来主办，三大电视网予以配合，辩论的形式不定。1987年以后，民主、共和两党共同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CPD-Committee of Presidential Debate）来处理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事宜，辩论形式就基本固定下来。除了初选电视辩论形式不定外，大选阶段电视辩论一般是3次总统候选人辩论、1次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这些电视辩论有助于选民做投票决定。
　　另外，从1972年以来，电视媒体对总统候选人竞选活动的新闻报道的主观性和评论性越来越强。据1968年到1996年统计数字显示，电视媒体播放的竞选新闻中，候选人原声讲话的时间越来越短，到后来几乎只剩下一两句话的时间，而新闻播音员解说所占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断章取义的现象，候选人的一两句话很可能被选民歧解，甚至传递相反的信息，正如1977年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后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所说的：“候选人本来胸有成竹，踌躇满志，用了15——20分钟的时间向选民表达他们的远大志向，结果你们电视只给他几十秒说话的时间，剩余都是你们的评论性报道，结果很多话根本不是候选人想说的，而候选人想表达的很多内容你们却不关心。”这种评论性竞选新闻的后果就是，广大选民越来越依靠电视竞选新闻的解说来了解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这使得竞选新闻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二）报纸媒体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与电视媒体一样，报纸媒体（包括各种日报、周报、杂志）对美国总体选举进程也有很大影响。虽然从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中，电视开始慢慢取代报纸成为人们获取总统竞选新闻的第一渠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电视媒体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报纸媒体，实际上，报纸仍起着很重要作用。
　　如果说竞选中电视媒体侧重于现场描述的功能，把竞选的场面直观、快捷地、鲜活地展现在选民面前，让选民得到切身的感受；那么，报纸媒体更多的是运用其诠释的功能，主要为选民提供新闻事件之后的综合分析与评价，帮助选民冷静地思考和做决定，两者各有春秋。美国选民选择报纸主要是要与电视报道形成对照，或作进一步深入的研讨，以决定自己最后的选择。而且，在报纸媒体所报道的竞选新闻中，带有记者评论性内容的新闻数量大大超过了单纯报道总统候选人活动的报道性新闻数量，而同期电视媒体更多的是报道性新闻。报纸媒体的这些评论性新闻对选民有很深的影响，尤其对那些习惯读报的年龄大的选民影响更大，他们往往倾向于接受报纸媒体宣扬的观点。
　　（三）互联网媒体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种崭新的媒体――互联网媒体开始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崭露头角。从1991年起，互联网开始介入美国人的生活，当时的主要用户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人员，1996年以来，美国上网人数呈快速增长趋势。目前，美国上网人数已达到接近饱和的程度，这就为互联网介入美国总统选举、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人口基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结果表明，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时代将彻底改变人们的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诸如民意测验、提名政党候选人、政治辩论、投票等与选举政治有关的政治参与行为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1996年，共和党内部叛将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第一次成功地运用互联网为其竞选，开始了美国总统竞选方式的一场新的革命，就像当年的电视媒体一样，其重要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示出来。
　　互联网媒体对美国总统选举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成为总统候选人竞选宣传的重要而又经济的手段。
　　设置一个网站的低廉成本使得一些财力弱小的总统候选人仅凭丰富的想象力与有效的设计，就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比其财力强大得多的对手一样体面的网站。据统计，1996年和2000年大选中，有40％以上的选民通过登录候选人网站或主流媒体机构的网站来获取有关总统竞选的消息。在将来的大选中，选民会发现他们的电子邮件信箱里塞满了各种选举的信息。因为电子邮件成本低廉，而又快捷有效，这个影响已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所体现。民主党、共和党都把它作为竞选宣传的重要手段。例如，投票前6个月，小布什竞选阵营中的网络专家们就把小布什的网页焕然一新。《洛杉矶时报》评价它是硅谷地区最为闪亮、最有吸引力的一页。此网页吸引了大批选民的关注。投票前48小时，这些网络专家们又利用因特网，搞了一个提前庆功会，在共和党选民占优势的大州（如得克萨斯州）开了一个网络PARTY，以鼓舞士气；民主党也不示弱，在投票前，起动了一个所谓“电子管片领导项目”（E-Precinct Leader Program）。每个“电子管片领导”（即民主党的基层骨干）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接收最新的选情动态信息，并负责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他们所知道的“立场还不坚定”的选民，每个“电子管片领导”至少发送10人。这些电子邮件不同于传统的信件，它快捷生动、极富鼓动效力。另外，因特网还是候选人发布一些有争议观点的重要场所，一些不便在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发布的观点，可以在网上发布。例如，2000年大选中，戈尔在西点军校演讲的观点比较偏右，与民主党的主论调不是很和谐，于是就被发布在互联网上。
　　第二，成为募集竞选资金的重要手段。
　　雄厚的资金是竞选获胜的重要保障，大部分候选人的资金来自社会捐赠。网上募集资金有其很多优势：捐款人可以使用信用卡，避免了邮寄支票的麻烦，又节省了邮资；还可避开美国联邦竞选委员会关于个人捐赠现金不得超过100美元的限制，而且随着联邦政府对竞选资金越来越多的限制，小笔捐款将可能成为重要来源，而互联网是接收小额捐款的最便捷工具。2000年大选中，与小布什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麦克考恩（John McCain）投入30万美元雇佣了网络公司（Aristotle International）为其募集了约37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几乎占其全部募集经费的四分之一，平均每笔捐款数额为113美元，而他通过直接邮寄（direct mail）方式募集的捐款每笔才30美元。这些捐款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击败小布什立下大功。
　　第三，可能改变将来的投票方式。
　　2000年大选中佛罗里达州重计选票之事，表明美国现行的投票方式已经落后，存在许多弊端，跟不上信息时代的要求。目前，美国各州使用最普遍的是打孔式选票（Punch Ballot），计数误差大，且易出故障。与之比较，网上投票就具备诸多优点：网站可以提供非常直观形象的投票方法指南，只要稍具备互联网知识的选民即可轻松使用；避免了传统投票站的地域限制，节省了经费开销；可以快速统计，且准确率高于打孔式选票。实际上，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已有部分使用互联网投票的先例，约有350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队飞行员，就是利用互联网进行选民登记并投了未出席票的。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开了一个先河，为以后的网上投票显示了可能性。当然，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网上投票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保护个人隐私权问题，抽样调查表明，有78%的选民对使用互联网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所带来的个人隐私权保护问题，表示担忧；与现行的联邦法规协调问题，联邦政府规定：大选时要派出观察员到各州监督投票，而网上投票如何派观察员监督？这就需要修改美国联邦法律。
　　第四，对选举团制度形成严重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美国各主要政党很可能会凭借互联网交互性强、覆盖面广、信息统计便捷等优点，充分利用选举团制度游戏规则中的弱点，打破了传统选举政治主要以州为单位的地域分隔，使美国总统选举更具竞争性。例如，美国各主要政党的专业网站在投票前进行选情信息采集和处理，根据各州选民分布情况，把它们分两类：某大党占绝对优势的州（简称“优势州” ）、两党势均力敌的州（简称“平手州” ）。专业网站可以利用因特网的便利条件，采用“优势州”与“平手州”国民选票互换的方法，影响最后的选举人票数，从而改变选举结局。以2000年大选为例，得克萨斯州就是共和党的“优势州”，佛罗里达州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可能取胜的“平手州”。佛罗里达州有一小部分选民支持纳德尔（Nader）领导的“绿党” (Green Party)，但他们力量太弱，成不了气候，仅以争取5%的国民选票从而得到联邦竞选资金资助的资格为目标。这时，民主党的专业网站就可以和这部分“绿党”选民做交易，用民主党在得克萨斯州的2倍，甚至更多的选票换取“绿党”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因为根据美国现行的“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在共和党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的选票根本没有意义），即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投纳德尔“绿党”的票，佛罗里达州的“绿党”选民投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票。这样，对双方都有利，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就可以拿到佛罗里达州的全部选举人票，从而战胜共和党，因为实际上根据重新计票结果表明，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州才多得327张普通国民选票，从而取得了该州全部的25张选举人票而当选总统的；“绿党”则得到了5%的国民选票数，从而得到2004年接受联邦竞选资金资助的资格。这种“换票”战术可以完全出自双方志愿，符合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选择自由，完全可能被未来的大选所采用，从而对现行的选举团制度的合理性提出更严峻的挑战。
　　三、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大众传媒也有党派倾向
　　自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以来，美国的大众传媒号称客观、中立、公正、无党派偏见，但是实际上不完全尽然，不少媒体还是有党派倾向性的，这是美国长期党派斗争传统延续的结果。尤其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报刊杂志，它们是美国总统选举的主流舆论与焦点问题的制造者。许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争论皆出于此，它们往往是政党竞选纲领中的外交政策部分的主要来源基础，常常成为争夺选民选票的关键。
　　例如，大众传媒激烈的党派之争，我们可从2000年大选中窥见一斑。
　　2000年总统选举中，《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布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意识形态与党派色彩更为明显的《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和《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之间的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就是党派色彩浓厚的大众传媒为各党候选人造势的很好体现。1999年3月，代表共和党保守派政治观点的《旗帜周刊》以题为“科索沃的灾难”的评论员文章，打开了2000年总统选举外交政策问题的话匣。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考恩就以此为借口，攻击民主党候选人的外交政策，使之成为当时主流媒体的焦点话题，他亦籍此提升了在共和党党内的知名度。此后，《旗帜周刊》又发表了一系列赞成实行强硬对华政策的文章或评论，使对华政策成为另一个可供共和党候选人使用的外交政策话题。到1999年底，该周刊为共和党出台竞选纲领的外交政策部分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刊还为小布什在1999年11月举行的国际关系知识竞赛上的拙劣表现辩护，通过引用克林顿总统刚上台时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一些不当表现来为小布什对外交的无知辩护。2000年6月，该杂志又发表一系列有关“导弹防御”方面的文章，以此为小布什助选。另外，该周刊还不失时机地发表一些评论员文章，以帮助美国公众理解小布什外交政策主张的本质和框架，例如，在1999年11月小布什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讲话后不久，即发表题为《色彩鲜明的美国式的国际主义》的评论员文章；2000年6月，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该刊发表《候选人的外交政策主张：是布什的美国例外主义还是戈尔的自由多边主义》；2000年9月，共和党大会之后发表《富有同情心的外交政策：布什的原则在海外惊人地成功》；最后，该刊以题为《通往最高职位的高速公路》的评论员文章，为小布什的竞选活动提供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指导原则，向戈尔的“最后高地”发起攻击。与此相比，支持民主党的《新共和杂志》就显得逊色多了。但是，它也竭尽全力为民主党候选人助选，全力反击共和党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攻击。例如，2000年5月，当共和党故意夸大冈萨雷斯事件（Elian Gonzalez incident）时，《新共和杂志》发表题为《瞧，他们又来了！》的评论员文章，与共和党唱反调，为民主党政府的古巴政策辩护。2000年8月，当戈尔主张的俄罗斯政策遇到麻烦时，该杂志指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迪克·切尼也与俄罗斯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批评小布什竞选班子缺乏外交眼光。 2000年9——10月，当克林顿政府的军人政策遭到舆论抨击时，该杂志连续发表2篇评论员文章为民主党政府辩护，分别是题为《先不要过早下结论》、《民主党人如何成为鹰派的》的评论员文章，这些文章为戈尔后期竞选提供了很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咨询。
　　2004年总统选举中，一向标榜“公正、自由和中立”的美国传媒在扮演“看热闹者”和“监督者”角色的同时，也纷纷卷入了大选的漩涡当中。如保守的福克斯（FOX）电视台丝毫不掩盖其支持小布什的立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则向民主党候选人克里阵营倾斜。具有浓厚共和党色彩、拥有和管理全美多家电视台的辛克莱广播集团在2004年10月初宣布，要在其附属的60多家电视台同时播放一部抨击克里的纪录片，这将意味着相当于全美三分之一的家庭都可以收看到这部纪录片，这无疑会给克里阵营造成巨大的破坏。克里阵营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民主党和辛克莱广播集团股东的双重压力下，辛克莱集团最终决定只播出这部纪录片的片断。美国报纸方面也是泾渭分明，除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10月24日发表社论，公开表示支持克里之后，《波士顿环球报》、《旧金山纪事报》、《迈阿密先驱报》、《代顿每日新闻报》等众多有影响的大报也都表示支持民主党克里，而《芝加哥论坛报》、《先锋报》等右翼报纸则明确表示支持小布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4年大选中，约有142家大小不一的报纸媒体明确表态支持民主党克里当选，123家则表示支持小布什，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来美国总统选举中比较罕见。
　　四、对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与美国大众传媒关系的思考
　　根据民主政治原理，理想的选举应该是让每个选民在投票前充分了解候选人的详细情况，从而做出自己理性的选择。从理论上说，选民掌握的信息越多，他们的投票越理智。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政党是选举政治活动的中心，选民主要按照党派分野来决定投票，政党领袖和政党组织机构的作用很大，选民主要通过他们了解认识总统候选人，选择总统候选人。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的逐步普及，美国大众传媒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初选的地位日益突出，总统候选人拥有越来越大的自主能力，美国总统选举政治逐渐向以候选人为中心转变。美国选民主要通过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主要是电视媒体）来了解总统候选人，来获得有关总统选举的必要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总统候选人成为选举政治的中心，是美国大众传媒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时代又要求美国大众传媒发挥更积极的中介作用与公共教育作用。
　　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就是总统候选人、全国选民、大众传媒三者之间互动的过程。总统候选人通过发表演讲、制造政治事件或发布竞选广告等形式，给大众传媒制造素材；大众传媒通过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手段，把候选人的竞选信息和个人形象传递给广大的普通选民，并常伴以媒体独自的评论或诠释；普通选民通过大众传媒定期组织的收视率调查、民意测验等途径表达对候选人的态度和看法。从这三者的内在关系来看，美国大众传媒的地位举足轻重，它是连接总统候选人和普通选民的不可或缺的通道，既报道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主张、竞选活动，又反映普通选民的党派意愿和政策需要；既是普通选民了解总统候选人的窗口，又是总统候选人了解选民动向的晴雨表。在美国，现代大众传媒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它是现代社会生活意象形态的主要塑造者，又是政客获取声望、影响操控现实社会的重要途径。通过大众传媒，优秀的政治家可以有效占领公众的话语权领域，宣传自身，影响受众。大众传媒有时可能成就一个总统候选人（如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里根），有时也可能毁掉一个总统候选人（如尼克松、戈德华特）。它可能一夜之间把一个无名小卒捧成家喻户晓的英雄，也可能把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贬为原形毕露的稻草人，大众传媒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难怪有人认为，要想获得政党提名，首先必须赢得大众传媒专栏作家或评论员的“提名”。

来源时间：2016/6/23   发布时间：201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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