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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就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举行“蓝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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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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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2日,以“中美关系:方向与动力”为主题的“蓝厅论坛”在外交部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分别介绍了即将举行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有关情况。

  据介绍,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于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届时,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刘延东副总理将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共同主持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汪洋副总理、杨洁篪国务委员将与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克里国务卿、雅各布·卢财长共同主持战略与经济对话。

  郑泽光表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是两国参与部门最多、议题最广的高层对话机制。自成立以来,上述机制为增进两国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加深两国人民友谊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今年,中美关系有一系列重要议程。确保本轮对话和磋商圆满成功,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

  郑泽光表示,今年中美战略对话中,双方将就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围绕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深化双边务实合作、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在亚太的互动关系以及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将举行“中美绿色合作伙伴结对签字仪式”、“蓝色海洋”等相关活动。两国主管部门还将举行外交政策、联合国和多边事务、苏丹和南苏丹问题、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海洋保护、民用航空等对口磋商。6月5日,中美将举行第六次战略安全对话,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共同主持,两国军方及有关部门代表参加。双方将就涉及主权安全、两军关系、海上安全、网络及外空安全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朱光耀表示,本轮中美经济对话中,双方将围绕“加强中美沟通合作,强化双边经济关系”的主题,举行专题会议讨论三大议题:一是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二是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三是金融稳定和监管合作。同时,还将就二十国集团财金议程、全球经济形势与风险两个战略性专题进行讨论。

  朱光耀说,今年是中美建立经济对话第10年。10年来,对话为增进中美互信、避免误判,并在双方合作过程中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中美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发展,使压舱石更加稳固,推进器更加具有动力,服务两国人民福祉。此轮对话意义重大,中美双方高度重视,争取取得更多的成果。对话将抓住重点,突出亮点,解决难点,为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会晤做好经济政策准备;展示两国加强经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意愿和行动;进一步完善对话机制,提高对话的战略性和全局性。

  郝平表示,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以“系牢人文纽带,共塑美好未来”为主题,承上启下,总结经验,谋划未来,为增进两国理解与互信作出更多贡献。本轮磋商期间,中美双方将切实推动人文领域更多务实合作。双方预计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达成100多项成果,将重点推动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不断推进各领域机制化合作,使各项交流工作常态化。比如,启动中美大学智库交流机制,启动中美大学天文合作联盟,启动中美应用技术教育“双百”合作联盟等,推动中美医学之间建立合作机制等。二是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推进中美人文务实合作。比如,上海张江高新区将在美国波士顿投资建立企业园,推动中美医院间建立合作网络等。三是正式启动开展对第三国的公共医疗与卫生合作。比如,启动中美对非卫生合作项目等。此外,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

  三部委负责人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认真落实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对话和磋商取得积极成果。

  在论坛的第二环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财政部亚太中心副主任周强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等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各领域合作、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等议题作专题发言,并与来宾交流互动。

  本届论坛由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主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承办。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及中外媒体记者等300多人出席。

来源时间:2016/6/2   发布时间:2016/6/2

旧文章ID:10533

找来的专家中立吗,菲律宾提供的证据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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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泉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实体裁决宣布在即,海内外对之报以极大关注。既然要谈国际法,我们就在法言法地辩个明白。为此,中国国际法促进中心发起组织了“南海法律研究组”。 研究组由10位中国国际法年轻学者和律师自愿报名组成,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阶段程序、管辖权裁决以及实体阶段程序等5个课题进行研究。澎湃新闻近日陆续刊出此次研究结果,为“南海仲裁案”提供客观理性的法律分析,发出中国年轻学者和律师的声音。

  本文是南海仲裁案系列研究报告第三篇,旨在探讨参与本案的专家的中立性和菲律宾所提供证据的瑕疵。原标题为《南海仲裁案实体问题仲裁阶段专家的背景、中立性及证据采信》,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根据已经公开的庭审记录可以看出,本案中的实质性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中,存在法律与科学事实高度混合的现象。这些科学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仲裁员自身知识背景,使其必须借助于科学证据与专家意见进行考察。而如何审查这些专家意见、认定和采信相关科学证据将是“仲裁庭”在认定事实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

  国际仲裁中的专家制度

  关于争议解决程序中的专家制度,各国存在很大差别。一般而言,英美法系国家允许当事人各方委托专家作为证人支持己方立场,并且在庭审中通过交叉盘问、反复盘问来进行审查。大陆法系国家是由法庭指定,由审判人员通过主动质询来审查专家意见。专家在前一种情况中通常被称作“专家证人”,而在后一种情况被称为“指定专家”。

  在国际仲裁实践中,通常是仲裁庭有权指定专家就指定问题出具意见,同时,也允许当事方提供专家证人就争议事实向仲裁庭出具意见。

  本案中,“仲裁庭”在征询当事双方意见后指定一名技术专家Grant W. Boyes先生(中国对于“仲裁庭”的征询未予回应),又准许菲律宾提供自己的专家证人Clive Schofield教授和Kent Carpenter教授。

  对于本案中专家的中立性审查

  Grant W. Boyes是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资深海洋划界顾问。在37年从业经历中,协助太平洋和东南亚20多个国家地区进行海洋划界,多次参加国家间划界谈判。

  对于他,可从四个方面考察其出具的报告或意见是否可为仲裁庭所采信。

  第一,该专家是否真正理解仲裁庭指定其分析证实的有关事实内容。

  第二,其是否足以勤勉,为此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测试等工作,是否采取了合适的工作。

  第三,其所做结论是否体现客观评估,结论中是否存在任何偏好。

  第四,在其需要当事方提供相应资料或协助时,有关当事方是否尽到常设仲裁法院《仲裁程序规则》第29.3条和本案《程序规则》第24.3条规定的义务。

  Clive Schofield教授在Durham大学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海洋资源与安全中心研究主任,University’s Sustaining Coastal and Marine Zones研究项目负责人,服务于国际水文组织。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对其中立性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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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ve Schofield教授

  第一,其向“仲裁庭”提交的专家报告系与其他两位国际划界专家合作完成。可调查后二位学者的背景,是否存在不利于中方的偏见,且其意见是否足以影响Clive Schofield产生偏见。

  第二,可考察其专家报告中选取19幅海图的过程是否客观中立。

  第三,审查研究时采用成像设备和技术误差是否严重到足以导致结论偏差。

  第四,有关7处岛礁的数据资料不足以对其地理属性及地位做出结论,但该教授仍将它们视为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规定的“岩礁”。

  第五,Clive Schofield曾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称太平岛为“岛屿(island)”,而在本案中却将其定性为“礁石(rock)”,可以看出其立场有所变化,需要考察引起其立场变化的原因。

  Kent Carpenter教授于1985年获得夏威夷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佛吉尼亚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生物科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涉及海洋生物保护和海洋鱼类的分类及演进。可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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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t Carpenter教授

  第一,其向仲裁庭提供的专家报告,其中一份是与他人合作完成,可对后者做适当背景调查,审查其观点是否有对中方不利的偏见,且意见是否足以影响Kent Carpenter产生偏见。

  第二,梳理其以往相关问题的学术观点,考察其学术立场是否前后一致。若有不一致,则需要考察其学术立场发生变化的原因。

  菲律宾提供的证据有问题

  本案中,为支持己方有关海洋地物法律地位和环境法方面的诉求,菲律宾收集、出示并使用了大量科学技术证据、学术论文和科研报告等。对目前已公布部分,结合以往案例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菲律宾提供的部分科学性证据存在证据力瑕疵的问题,具体如下。

  1.岛礁法律地位的证据不符合“同时期标准”

  本案中,菲律宾意图证明美济礁、仁爱礁、渚碧礁、南薰礁和西门礁等五处岩礁属于低潮高地,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提交任何一项符合“同时期标准”(contemporary criteria)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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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仁爱礁“坐滩”的菲律宾军舰

  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一案中,国际法院认为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应是“同时期”的证据。在考察在Quitaueno是否存在自然形成的高于高潮水位的地面时,法院没有采纳多年前的测量结果,而是采用了近年形成的Smith Report和 Admirality Totol Tide作为定案依据(见国际法院Nicaragua v. Colombia一案报告,2012年,第35至38段)。

  2.菲律宾采用的高潮测量法不适用南沙群岛

  本案中,菲律宾指定的地理学专家采用“最高地理大潮法”(Highest Astronautics Tide)确定高潮水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肯定了这种方法在测量超过200米深度水域高潮水位时的准确性,但否定其在浅水水域测量的准确性。

  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一案中,几乎所有采用这种方法获得的测量结果都被法庭修正(见国际法院Nicaragua v. Colombia一案报告,2012年,第37至38段)。

  本案中,南沙群岛所在海域属浅水水域,能否使用高潮测量法精确判断南海各岛礁的地位尚存疑问。

  3.菲律宾关于中国违反有关保全和保护海洋环境义务的证据不真实

  菲律宾主要依据专家证人Kent Carpenter教授提交的两份报告,来支持其“中国违反有关保全和保护海洋环境义务”的主张。然而在对两份报告进行审查后,“仲裁庭”注意到菲律宾在这一海域并没有进行事实调查,无法证明中国在这一区域“到底有什么样的非法与破坏行为”。

  4.菲律宾的学术性书证有局限性

  在实体问题仲裁阶段,菲律宾向“仲裁庭”提交了大量学术性书证。菲律宾援引了台湾大学植物学家黄增泉教授于1994年发表的学术报告和台湾大学国际法教授姜皇池于2015年11月27日发表在报纸上的短评。单就学术类书证本身而言,其仅仅代表了某些学者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学术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证据力和证明力方面存在很大的瑕疵。

  可以说,在实体问题仲裁阶段,“仲裁庭”五名成员将面对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证据材料,其中不少证据大大超出仲裁员自身知识背景。他们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内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在当事一方行使不出庭权利的情况下,这些证据将无法在庭审过程中通过交叉询问的方式得到充分质证。

  鉴于本案“仲裁庭”在管辖权阶段已经出现所采信的证据与待证事实间不具有相关性、所采信的证据内容不具明确性等问题,我们有理由质疑本案“仲裁庭”能否公平公正地对待菲律宾单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为其裁决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

  在卡塔尔诉巴林、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两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即使“小岛(small island)”也可拥有12海里领海,所以法庭在采信证据时应十分小心谨慎(见国际法院Qatar v. Bahrain一案报告,2001年,第205段和国际法院Nicaragua v. Honduras一案报告第二部分,2007年,第302段)。

  具体而言,在确定“小岛”法律地位时,“谨慎”地采信证据要求法庭充分听取并分析当事各方对有关证据的看法和意见,并需要借助中立机构和专家证人予以佐证(见国际法院Nicaragua v. Colombia一案报告,2012年,第36-37段)。

  本案中,即使中方已表示不参加仲裁程序,“仲裁庭”仍有义务听取中方对有关证据的意见,若“仲裁庭”单方面听取并采纳菲律宾提交的证据,则违反了“谨慎”义务。到目前为止,“仲裁庭”在本案中尚未满足这一条件。

  (秦泉,律师,巴黎第二大学国际公法博士。宋可、张楠、顾湘对本文亦有贡献。该系列研究报告由何佳伟律师发起、负责,由十位中国年轻律师和学者志愿共同完成,研究团队联系方式:info@chineseinitiative.org。)

来源时间:2016/6/2   发布时间:2016/5/31

旧文章ID:10521

美国官员:“一带一路”不可能成功

作者:王文  来源:观察者网

  【2016年5月29日,主题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包容、可持续发展和可抵御风险的城市”的从都国际论坛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中国对外友协会长李小林,拉脱维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主席弗赖贝加,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等10多位国家前政要参加了会议。观察者网专栏作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在第一天全场讨论会中主旨发言,同场讨论的还有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韩国前总理韩升洙等。本文是作者应约就讨论核心内容补充完成的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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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德里欧前总理、姆卡帕前总统、韩升洙前总理还有场内的各位政要、各位专家: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感谢主持人杨洁勉教授。今天我们谈“一带一路”,最大的背景是中国崛起。所以,我的发言从大国崛起讲起。

  过去两百年,西方的大国崛起都只有两条选择,一是崛起失败,有的沦为全球二等强国,有的国家崩溃或解体,19世纪的法国、20世纪初的德国、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和日本都是“失败的大国崛起”的典型。二是成为现存霸权国的重大威胁,并通过战争的方式成功崛起,如18、19世纪的英国,分别战胜了原有的“海上马车夫”西班牙和通过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成为“日不落帝国”;20世纪的美国,通过1898年美西战争与抓住了一战、二战国际机遇,造就20世纪的全球霸权。

  过去20多年,从1994年美国舆论第一次喊“中国崛起”以来,美国智库界、媒体界就是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大体对中国崛起进行了钟摆式、两分法的“预测”。一种是“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会发动一场或几场战争,自从美国海军学院揣测“2015年中美海战”落空以来,最近美国国防部长、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又开始基于南海争端,预测中国下一次军事行动,甚至把中国视为像苏联那样假想敌;另一种论调是“中国崩溃论”,除了章家敦、克鲁格曼之后,去年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又发了《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文章。过去一年,由于中国经济增速变缓,关于“中国崩溃”的舆论又开始多起来。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都失败了。去年,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巴伯到人大重阳访问,我对他说,未来的国际媒体人和读者们会感到奇怪,21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即中国崛起的伟大故事,所有的西方媒体里都找不到历史的真实纪录。因为你们的报道中,大多数是中国的负面内容,或者是恶意的威胁揣测。难道你们西方媒体人对此不感到羞愧吗?

  很多欧美学者说,时间还太短了,不足以证明“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是错误的。他们会说,看,南海、钓鱼岛,中国多大的威胁啊!看,中国的地方债、中国经济下行,中国一定会崩溃啊!

  我常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常以这种“自我应验的预言(fullfilling prophecy)”来观察中国,那你们永远都不可能看准中国的未来。你们错了20多年,还想继续错下去吗?我建议你们多研究研究“一带一路”。

  现在,“一带一路”已是中国最大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崛起后给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是使中国得以超越“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关键战略,也将使中国成为第一个不依靠战争、不依靠殖民、不依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金融和经济体系而成功崛起的大国。“一带一路”使中国走上了大国崛起的第三条道路。

  因为“一带一路”没有输出战争、没有到国外去殖民、没有在“一带一路”的各个国家建立不平等的贸易经济和金融体系,而是贸易合作、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合作等共赢的合作,将城市与城市之间连接起来,将国家与国家连接起来,真正既使中国走上了可持续的道路,也让各国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

  过去两年多,国内外有许多人都错估了“一带一路”的前景。一年多前,我曾写过一篇《“一带一路”的风险被夸大》的文章,引起了不少关注。现在看来,各种观点仍有效。“一带一路”没有受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是受到了未曾想到的欢迎。

  我与人大重阳的同事近年来去了40多个国家调研,真切感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受欢迎程度。近3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协议、70多个国家公开宣称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还与中国逐渐展开各个项目的合作,至少有九个国家设立了类似“丝路特使”、“丝绸之路大使”等专门职位,负责与中国的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之所以受欢迎,关键还是在于符合了各国的需要。中国推进基础设施投资,“要致富,先修路”,这句最朴素的中国发展经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共识。中国推进投资走出去,正在成为全球第三大的对外投资国,五年内很有可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国,谁能拒绝中国的“投资”呢?中国还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与“一带一路”的贸易额年增长20%左右。更重要的是,每年中国有1亿多游客到海外旅游与消费,相当大的增量都在“一带一路”地区。去年,中国赴土耳其、伊朗的游客增长了30%以上,哈萨克斯坦等国也在与中国谈如何放开旅游签证。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力啊?

  可见,“一带一路”重塑了中国崛起的路径,也让中国可持续发展越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设立的两条传统路径,重写了未来的国际发展与大国崛起历史,呈现了第三条大国崛起的道路。

  当然,这不等于“一带一路”没有风险,也不是说“一带一路”目前不存在问题。一年前,我访问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官员问,中国没有正视“一带一路”恐怖主义、政局不稳、主权债务高风险等问题,“一带一路”不可能成功。当时,我非常真挚地告诉美国官员,与中国合作搞“一带一路”,美国不会亏的。

  现在,美国官员与智库专家都很后悔,都认为美国没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战略错误。今年4月18日,人大重阳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合作办了第一次公开的“中美一带一路智库对话”,来了许多美国专家、官员。他们向中方传递的信息是,美国人已开始认真地考虑“一带一路”了,并寻找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

  我想,现在还不晚。今天在场有10多位政要,一定要告诉本国人民,千万不要错过中国“一带一路”的大机遇。

  谢谢。

来源时间:2016/6/1   发布时间:2016/5/30

旧文章ID:10512

南海仲裁案结果或模棱两可,中国拒绝“三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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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崐成  来源:文汇APP

  本月30日,原本是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原定的宣布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日期。不过据台媒称,因台湾就太平岛地位提交相关证据,宣判时间将会延迟,可能要等到6月甚至7月。对于菲律宾借国际仲裁手段,单方面指控中国违约,中国政府对此的表态是“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中菲南海问题再次在国际上引起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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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0日,海洋法专家、中国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院长傅崐成(文汇讲堂第38期嘉宾)在海牙接受外国媒体驻荷兰记者联合采访,指出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态度和做法是在践行并捍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5月27日,文汇讲堂就该案对刚从荷兰、加拿大巡回演讲归来的傅教授进行独家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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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仲裁结果或模棱两可,谈判协商被国际公认为上策

  文汇:现在越来越临近南海仲裁案宣布结果的日子。南海历来是周边国家纷争不断的区域,当下世界逻辑实际仍以西方强权主导,美日等国在此案中也虎视眈眈,那么您对接下来的南海形势走向有何预判?您认为应采取何种解决方式?

  傅崐成:预判未来走向,这是很困难的事。毕竟我们都不是仲裁员肚子里的蛔虫,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想法,甚至于原定的仲裁裁决公布日期,由于国际舆论的纷纷反对,国际上已经盛传将推后至六月,不排除到七月。但是,从常情常理来看,很可能仲裁员会像以前诸多国际司法或准司法的裁判者一样,在面对敏感的、本应排除强制管辖的案件时,做出模凌两可的无意义裁判。这种做法在国际法院裁决当年的葡萄牙印度飞地案例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

  目前,国际社会最行之有效的解决争端方式是谈判协商,这最能体现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中国与有关声索国已就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争议达成共识,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已经成为地区共识。中国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以及地区协议,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与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争端解决最佳选择途径。看看任何国家的权威国际法课本,每个人都将发现这一简单事实。

  二、中国“三不”表态,将推动国际法进步

  文汇:2015年,南海仲裁庭作出初步裁决时,中国外交部已明确回应: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就有关问题的裁决是无效的,对中方没有拘束力。日前,外交部也发言称,该案无视南海问题的基本事实,以“法治”之名行破坏法治之实。您如何解读中国政府的表态?

  傅崐成: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态度和做法,一方面符合《公约》的各项规定;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诚实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法院也会犯错——何况一个临时组建的仲裁庭。一般合议庭的裁判除合议庭集体意见之外,永远都必须允许协同意见和反对意见的存在。有不少协同意见和反对意见所包含的法学原理原则,多年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正是这些不同意见推动了法律的进步。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对《公约》条款的正确理解,坚决批评南海仲裁的不当程序及裁决过程中的错误考量,以此推动国际诉讼和司法程序的改善,为国际法的进步作出贡献。这将是中国对世界人类的正面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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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澳美教授有失偏颇,“三不”立场示中国“so right”

  文汇:中国的“三不”立场,也引起一些学者的热议,如悉尼大学凌兵教授认为既然中方理据十足,就不应该拒绝出庭,实则畏惧败诉风险,南海形式将陷中国于濒临绝境之地;纽约大学孔杰融教授(Jeromy Cohen)则表示中国的这种态度是民族主义立场的体现,塑造了无视法律的国际形象。同为法律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傅崐成:这两位教授的意见我都看过。凌兵教授对于应诉与否的看法,我尊重。但是,或许他对于国际外交的艺术性质,欠缺了解。几年前,我们曾在同一研讨会上讨论过他的计算公式。显然,如何处理国际诉讼或仲裁的挑战,不是几个简单的因素可以穷尽其考量因素的。这是一件复杂的法律与艺术的交集问题,超级电脑可能也计算不出任何标准答案的。

  凌教授应该会同意:这事确实无法用任何公式计算出答案。这件案子,如果我们束手就擒,任人污蔑,我们就是自陷绝境。但是,相反地,如果我们大声疾呼,让世界人类知道,我们正在为全人类树立真实公正的准司法程序正义,正在为全人类维护多边公约的尊严与可靠性。我们将不但不会陷入绝境,还会获得各国的尊重,成就一个更公平、合理、更遵守国际法的和平世界。中国人有这个智慧和能力。要有一点信心嘛!

  至于孔杰融先生的评论,完全是一种企图阻挠真相的既得利益者观点。今年3月7日晚上,我在纽约大学法学院讲座时,他也到场了。我讲完了之后,Cohen教授起立说:“傅教授您说得很好。但是中国人不能因为自认为自己如此正确(so right),因此就决定站在法院的向对面。”我回答他说:“Cohen先生,200多年前,一群勇敢的人们,因为英格兰国王坚持说,‘你们不能因为自认为自己如此正确(so right),因此就站立在我的法院的向对面’,于是他们就宣布了《独立宣言》。”当时全场鼓掌,支持了我的说法。

  美国的法学家不能只允许、颂扬自己的祖先勇敢面对“权威的错误”,却强迫其他人民接受“权威的错误”,否则就认定其他人民是“无视法律”的恶徒。我的意思很清楚:法院也是会犯错的。如果我们是如此正确(so right),我们有权利和义务,为了我们自己以及人类子孙的未来,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告诉法庭说:“我是如此正确,而你错了,所以你必须修正错误!”我们正在如此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四、海外讲演听闻“我被洗脑了”,国际法学者有义务捍卫法律

  文汇:南海仲裁案的发生不仅涉及中菲两国,同时关涉国际法律与安全局势,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极大关注。本月19日,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会见美国媒体代表团,在回答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关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没有红线”的问题时,他表示,在南海问题上,我们的红线就是“希望美国不要选边站队,就是说你不要支持你所谓的盟国来对付中国”。您刚完成的五月荷兰之行,曾赴乌得勒支大学、格罗宁根大学举办了两场南海问题讲座,从历史层面向西方人讲述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也在海牙接受外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态支持中国的做法。这次系列行程与530是巧合吗?在海外讲演后有何效应?

  傅崐成:今年三月我曾去美西、美东讲学,公开讨论南海仲裁案的适当,效果不错。所以五月我又利用赴魁北克开会的机会,安排了去加拿大、荷兰宣讲南海的历史与法律问题。用英语在西方世界向西方人讲述该案,是有力反击菲美法律攻势之举。

  每次的讲座之后,都会有中外人士告诉我说,他们原本的想法显然有误。甚至有记者告诉我说,由于此前一直在访问美国学者,他们“几乎被洗脑了。”要知道,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已作出《公约》298条所规定的排除强制管辖的书面声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除美国未加入《公约》外,其他四个国家都进行了排除。这都是在践行国际法的实际面。

  如何看待南海仲裁案,关乎怎样全面正确理解《公约》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关乎国际社会通过《公约》建立的平衡机制。如果大家都保持沉默,听任菲律宾滥权,听任一个临时性质、可能偏袒一方的五人仲裁庭扩权、越权,将《公约》的明文规定解释成为空话、废话,这对国际法的权威、对国际司法机构的信誉都将是巨大的伤害。珍爱和捍卫国际法的学者,有义务大力发声,纠正仲裁庭对《公约》的曲解,我自己本人也应该是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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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9日,傅崐成在格罗宁根大学法学院演讲

  五、菲方15项诉求实为“《公约》包装化”

  文汇:2013年初,菲律宾就中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的争端,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从菲律宾的15项诉求事项看,基本的一个矛头就是指控中国在南海的各项主张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您博士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专业,身为海洋法专家,菲方的这些仲裁诉求实际是否符合1982年《公约》的相关规定呢?

  傅崐成:事实上,菲律宾对15项诉求进行了包装,每一项诉求都与主权和海域划界密不可分,而这些都属于中国声明的排除事项之列,这是《公约》给海洋争端强制解决留的一道“后门”。

  按《公约》的有明确意旨,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其所调整的范围。其298条也明文规定:有关争端涉及海域划界、领土主权、历史性权利、军事冲突等因素的,国际社会公认无法利用强制程序解决,缔约国也有权以书面声明不接受强制仲裁。上述被一国排除的争端,其他国家不得提起,仲裁庭也无权管辖。按照这一条文,10年前(2006年)中国就已经作出了排除性声明。

  同时,海洋法遵循“陆地统治海洋”原则,即海洋权利源自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而菲律宾要求仲裁庭裁决某些岛屿是岛还是礁、拥有多少海洋权利,还称这些诉求与主权或划界无关。但是,不先行决定岛礁的主权归属、法律地位,就去谈它有多少海里领海、有没有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实际是脱离主权的无意义行径,目的只在混肴主权的归属问题。过去,其它国际法院等类似裁判机构也从来不愿做出这样的裁决。仲裁庭的偏颇失当,也再度得到证明。

  六、南海仲裁庭不具公信力,裁决践踏国际法

  文汇:南海仲裁案提交至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后,2013年5月仲裁庭成立。五名仲裁员除一人是当事方菲律宾指派外,其余四人由时任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前外交官柳井俊二任命。而柳井俊二竟然任命妻子是菲律宾人的斯里兰卡法官克里斯·平托为首席仲裁员。后因外界批评才更换为加纳籍法官托马斯·门萨。

  2015年,仲裁庭作出了《菲律宾诉中国有关南海问题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中国外交部多次声明此为越权。现在逼近仲裁案宣布结果的日子,您如何看待这个第三方平台在此次国际纷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傅崐成: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组成结构,这是一个退休的日本外交官、碰巧也是公开支持安倍政府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人。他指派了一个太太来自当事国的人任仲裁庭长,集合另外四个人组建了一个临时仲裁庭。我们知道,任何文明国家的争讼程序法都必然有规定:裁判者面临个人或配偶利益冲突时,必须主动进行回避。仲裁庭组建之初,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问题,首先便让人不得不质疑它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同时,近年来,在中国政府不承认仲裁案合法性的情况下,仲裁庭依然对《公约》条款明确规定无管辖权的争端事项作出了有管辖权的决定。这种行为,实际给《公约》造成极大伤害。研究英美公司法的人都知道一个基本概念,即“刺穿法人面纱”。把这个概念进一步延伸,刺穿伪造讼因的面纱、看透诉讼本因,避免法律程序和司法资源被滥用于非法利益,本来就是所有司法和仲裁机构应履职的当然责任。

  然而,身为裁判,南海仲裁庭未能发现菲律宾单方面提起诉讼的真相,或者对真相视而不见,反而跟着菲律宾的小伎俩走,背弃公正客观的原则,在管辖权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裁决,这是严重失职。170多个国家经过9年艰苦谈判达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岂能任由一个不具公信力的临时仲裁庭轻易改变《公约》的文字内容含义? 这真是无法让人容忍的不幸局面。

  七、与亚洲的“和”文化所含的调解思想并无关系

  文汇:您之前刚从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演讲回来,他们学校法学院教授汤姆·兹瓦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菲方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应退场,仲裁庭的“对抗式诉讼程序”与讲究调解冲突、弥合分歧的亚洲“和”文化格格不入。您如何看待这种法律兼容文化的观点?亚洲地区力量在此案中会有何影响?

  傅崐成:我很欣赏兹瓦特教授的观点。不过,目前的情况并非东西文化不同的问题。即便是按照西方的法律文化标准来看,因配偶国籍为当事方而必须主动规避;因公约条文明白排除管辖的上述四个因素;因讼因被伪造而裁判庭拒绝受理案件……这些事情都是法治的常态,事理之必然。跟东西文化差距,并没有关系。总之,我的意思是,兹瓦特教授说得很对。仲裁庭大可以接受他的说法而自己纠正错误,让南海争端回归我们亚洲人民自己的调解传统。但是,这个案子仲裁庭搞错了。解释法律错了,适用法律错了,认定事实错了,组成的仲裁人选也自始就错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组建仲裁庭,三个层面都是错误的。

来源时间:2016/6/1   发布时间:2016/5/31

旧文章ID:10511

中国海洋法学会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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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附件七的规定提起强制仲裁程序。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就该案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决,裁定其对菲律宾提出的7项仲裁事项拥有管辖权,并将其余8项仲裁事项保留至案件实体阶段进行审理。作为海洋法领域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海洋法学会对仲裁庭执意推进仲裁和作出裁决深感震惊,并对该裁决对国际海洋法治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表示担忧。为此,我们做出以下声明,以正视听。

  一、仲裁庭无视基本事实,片面采信菲律宾提供的证据。

  仲裁庭无视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从而引发中菲其他海上争端的客观背景,错误判定菲诉求不属于主权争端;仲裁庭无视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将南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主张主权和海洋权利的基本事实,执意就菲挑选的个别岛礁进行法律地位和海洋权利的判定;仲裁庭无视菲律宾背弃中菲协商解决海洋争端的共识的真实情况,擅自扩大自身管辖权限和范围。仲裁庭未经审查即采信菲律宾单方面的表述和所交证据,没有尽到查明相关事实的义务,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重大瑕疵。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最终裁决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无法保证裁决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二、仲裁庭解释和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损害了《公约》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首先,菲律宾所提诉求本质上属于领土主权事项,仲裁庭越权管辖有违国际法。判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归属是处理菲律宾诉求的基础和前提。这既是“陆地统治海洋”原则的本意,也符合《公约》对海洋权利的规定。脱离了国家主权,岛礁本身不能拥有任何海洋权利。菲所提诉求或以领土主权为前提,或对领土主权产生重大影响,其本质上是领土主权争端,不属于《公约》调整的事项,更不属于强制仲裁程序的适用范围,仲裁庭无权管辖。

  其次,菲律宾所提诉求属于中方2006年声明所排除的事项,仲裁庭无权处理。中国根据《公约》第298条排除强制程序的事项包括“与海域划界相关的争端”。这一事项不仅指海洋边界的最终划定,还包括划定边界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有关情况包括各项因素,如相关岛礁地位和海洋权利等问题。但仲裁庭将“与海域划界相关的争端”解释为“海洋划界本身的争端”,大大缩小了该排除性事项的范围,违反了第298条的通常含义,是对《公约》条款的错误解释。这种以偷换概念的方式规避中方排除性声明的做法,违背了《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制度设计和立法本意,破坏了《公约》建立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也将极大地冲击以《公约》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

  三、仲裁庭剥夺当事双方协议解决海洋划界争端的权利。

  中菲间相向海岸不足400海里,存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重叠,需要进行海洋划界。《公约》关于海洋划界的第十五、七十四、八十三条都强调当事国协议划定相关边界的优先性,赋予了当事国自行谈判磋商以最终解决争端的自主权,只有在相关国家无法自行解决争端且没有排除第三方机制的情况下,才能诉诸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海洋划界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性工程,确定相关岛礁的法律地位和海洋权利是海洋划界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这是国际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也得到了国际法权威学者,甚至本案仲裁员的承认。仲裁员松斯(Alfred H·A·Soons)先后两次就岛礁地位、海洋权利和海洋划界之间的关系公开发表意见,指出在两国存在重叠海域的情况下,相关岛礁的法律地位和海洋权利问题不能脱离海洋划界争端而独立出现,它们构成海洋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仲裁庭无视中国的排除性声明,执意在中菲开展划界谈判之前,处理中菲海洋划界中相关岛礁地物的法律地位问题,直接干预中菲海洋划界争端的解决,事实上剥夺了当事国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权利。

  综上所述,仲裁庭有关管辖权问题的裁决存在明显的错误,不具有法律效力。在认定事实方面,仲裁庭未尽到审慎查明事实的义务;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方面,仲裁庭强行割裂岛礁海洋权利与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权管辖本质上属于岛礁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事项,恶意规避中国所作的排除性声明,肆意扩大管辖权限。仲裁庭轻率、武断的做法并非是解决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而是破坏《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这不仅不利于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反而会为滥诉打开方便之门,挑起更多的争端。中国海洋法学会支持中国政府不接受、不承认上述有违国际法的不公正、不合理的裁决,以捍卫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来源时间:2016/6/1   发布时间:201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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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国际仲裁加剧南海紧张 中国表示不接受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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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5月31日报道英媒称,人们越来越担心,在常设仲裁法院就争议岛礁作出裁决以后,今后几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会急剧上升。北京表示不会接受仲裁法院的裁决。

  据英国《卫报》网站5月29日报道,西方官员说,他们担心中国会对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估计会支持菲律宾——作出反应,加剧繁忙的贸易通道的风险,并在斯卡伯勒浅滩(即我黄岩岛——本网注)扩大填海造陆和建设活动。

  报道称,白宫正受到太平洋美军最高指挥官和一些国会议员的压力,要求它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在中国加强防御的岛屿附近进行更多军事巡逻。两国的舰船和飞机已经在这里发生了近距离接触。

  北京认为常设仲裁法院对此事没有管辖权,并已经警告美国不要让冲突升级,称在必要时会进行自卫。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说:“相信裁决出台后,菲律宾、美国等将大肆宣传裁决结果具有约束力,要求中国遵守。中国也将明确阐明不承认和不接受裁决的立场,讲清楚为什么裁决结果不具有约束力。”

  他说:“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也反对美国来到东亚地区挑起任何冲突。当然,如果再发生类似越南战争和朝鲜半岛战争的事件,中方也不得不采取积极防卫措施。”

"英媒:国际仲裁加剧南海紧张

  中国海军052D舰现身西沙海域刘振民还说,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行动注定会失败。他说:“美国与有关国家的联合军演、联合巡航都不可能对中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包围圈,30年前形成不了,30年后更不可能实现。中国崛起的势头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报道称,每一次美国的舰船和飞机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附近进行“航行自由”巡航,都会引起民愤。

  人们越来越担心2001年4月美国EP-3侦察机和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的事件会重演。当时美国飞机被迫在中国境内着陆,机组成员很快获释,但是中国的一名飞行员在撞机事件中丧生。本月早些时候差一点发生类似事故,当时中国的战斗机在相同的地点附近——海南岛附近——差点撞上一架美国EP-3。

  前中国驻伦敦大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说,南中国海局势就像打台球,击中一个球就会撞到很多别的球,美国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球。

  她批评美国在使用侦察机方面具有挑衅性。她说,美军应该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自1840年以来遭受多次侵略,而且大多来自海上。

  傅莹还说,这对美国来说是地缘政治问题,但对中国来说是领土问题。

  报道称,中国对“九段线”内南中国海80%的岛屿提出了主权声索。该地区此前被日本占领,日本在1945年交出该地区后并未指定接收者,但北京认为其主权在上世纪70年代前一直是被西方承认的。

"英媒:国际仲裁加剧南海紧张

  中国海军052D舰现身西沙海域

来源时间:2016/6/1   发布时间:2016/6/1

旧文章ID:10509

美国大选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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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苗苗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7日发布的《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16)》指出,2017年后的中美关系将面临不可回避的磨合,任何一党的新总统上台都较为可能出现在对华政策上示强的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指出,如今民主共和两党参选人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表态都颇为模糊,且大多曾公开批评中国,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领导地位的双重威胁。

  “中国政府也有必要做好应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乃至反复性的各层次充分准备。”他在当日的发布会上说。

  今年11月美国新的总统大选即将举行,目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党阵营中都存在对华持负面立场的参选人。

  作为亚太战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希拉里在中国事务上素来强硬。

  反观共和党阵营,特朗普的外交立场对中美关系的确存在颇多不确定性。一方面,特朗普曾多次毫无依据地公开抨击中国。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共和党人,特朗普不主张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势存在、不主张为保护日韩等盟友安全进行资源投入、不主张介入钓鱼岛争端等一系列立场,也可能将有助于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改善。

  上述报告指出,这样看来,任何一党的新总统上台都较为可能出现在对华政策上示强的局面。在总统政治周期意义上预估,中美关系可能会延续所谓“低开高走”的传统走势,甚至此次开局可能会“走得更低”。

  因此这也意味着,2017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疑将面临是否重新得到美方建设性积极回应的严峻考验。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认为,不管美国大选结果如何,我们应该考虑下如何处理好和美国在周边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理顺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且能够差异化的对待,中美关系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

来源时间:2016/6/1   发布时间:2016/5/30

旧文章ID:10508

中国才是南海问题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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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军社  来源:解放军报

  近一段时间,所谓的南海仲裁以及域外大国军事力量的直接介入,使南海问题不断升温,地区局势紧张加剧。事实上,中国才是南海问题的受害者,但一直坚持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争议,反对任何激化和扩大争议的言行,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作出了不懈努力。

  要客观、公正、理性的看待南海问题,首先要从源头上弄清事情的本来面貌。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经营南海诸岛,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管辖,这些均有充分的史料支撑。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二战结束后,日本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将窃取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归还中国。

  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派出军舰和高级官员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同时以一系列法律程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恢复行使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包括举行接收仪式和派兵驻守,绘制南沙群岛地图,重新命名南沙群岛及其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编写和出版最早的南沙群岛地理志。此后,国际社会一直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南海周边地区也没有任何国家对此提出异议。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

  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觊觎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开始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南海问题就此产生。菲律宾、越南等国还在非法占领的岛礁上大搞建设,建筑机场、码头、碉堡和阵地,部署火炮、坦克甚至导弹等武器,同时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活动。

  显然,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尽管完全有权、有能力收回被他国侵占的领土,但中国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始终保持了高度克制,致力于同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在中国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中国与有关国家就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达成重要共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双边、多边层面不断加强沟通合作,建立对话交流机制,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妥善管控争议,充分展现了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诚意。

  在地区多边层面,中国和东盟国家2002年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建立了落实《宣言》高官会和联合工作组会机制,并于2011年就落实《宣言》后续指针达成一致。此后,各方落实《宣言》成果丰硕,组织实施了一批海上务实合作项目,积极探讨建立“航行安全与搜救”“海洋科研与环保”“打击海上跨国犯罪”3个技术合作委员会。

  201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落实《宣言》框架下正式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2014年,中国提出与东盟国家增加磋商频率,深化拓展务实合作,争取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准则”。两年以来,经过各方不懈努力,目前已取得了“早期收获”,通过了两份共识文件,同意建立中国-东盟国家海上联合搜救热线平台和外交部应对海上紧急事态高官热线平台,并共同推动“准则”磋商进入了“重要和复杂问题”磋商新阶段。

  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与东盟国家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探讨建立防务直通电话,推进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灾害管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宁。2015年10月,中方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上,提出推进中国-东盟防务安全合作的5点倡议。

  在中方的提议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海域举行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联合训练”和“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2016年5月2日至12日,中国军队派舰参加了在文莱、新加坡以及两国之间海域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与反恐联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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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中国在南沙部分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除改善驻岛礁人员生活工作条件,更好地维护中国主权外,更多的是用于民事用途,使中国更好地履行在海上搜救、防灾减灾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正在建设的基础设施包括灯塔、海上搜救设施、气象观测站以及医疗和急救机构等。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有关设施建成后,愿向地区国家提供相关公共安全产品和服务,为维护南海安全和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虽然南海问题复杂敏感,但是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地区局势总体保持了和平稳定。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才是处理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唯一正确、切实可行的途径。南海仲裁案掀起的“风波”,绝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也不会影响中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有关争议以及与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政策和立场。中国愿继续与地区国家一道,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作者系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张军社)

来源时间:2016/6/1   发布时间:2016/5/30

旧文章ID:10507

希拉里:希望与桑德斯联合起来阻止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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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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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

  据外媒报道,美国民主党总统选举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希望与其初选的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联合起来,从而团结民主党人士反对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

  据她称,她已经与桑德斯的代表就该问题进行讨论。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下个周二(6月7日)我们将开始讨论更细节的问题,我们能为团结党派做些什么。桑德斯参议员也会这么做。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来阻止特朗普向白宫靠近。”

  美国总统竞选将于11月8日举行。特朗普5月26日在初选期间获得共和党1237名代表的支持,已经超过了锁定提名所需的支持率。民主党的候选人将从希拉里和桑德斯之间选出。

来源时间:2016/6/1   发布时间:2016/6/1

旧文章ID:10506

总统初选处下风 桑德斯拟转态攻击希拉里“电邮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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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网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5月30日报道称,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之前称,美国人民已对其对手希拉里的“电邮门”事件感到厌烦,拒绝以此来攻击希拉里。但随着民主党初选接近尾声,处于下风的桑德斯可能已改变初衷,要利用电邮门对希拉里展开更激烈的攻势。

  桑德斯27日在HBO的《马赫脱口秀》节目上被问及,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办公的风波越闹越大,是否使他重新考虑拒谈此事的立场。他回答:“是的。但我也认为,美国人对此怀有极大的不满。”

  去年10月总统参选人辩论时,桑德斯曾因拒绝对“电邮门”穷追烂打而获得赞扬。他当时表明:“别再提电邮了。让我们谈谈美国面对的真实议题。”但7个月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美国国务院25日公布的报告说,希拉里任国务卿时用私人电邮办公,违反了国务院条例。调查发现,她没有向国务院请示使用私人电邮,即使提出申请也不会获批。报告给了共和党对手攻击希拉里的口实;如果桑德斯愿意,他当然也能利用这一点。

  目前,民主党初选已来到最后阶段,桑德斯仍远远落后于希拉里。加利福尼亚州和另外5个州将在6月7日举行初选,决定800多张党代表票的归属,这是桑德斯在7月份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前拉近与希拉里距离的最后机会。

  如果能在加州初选取得好表现,桑德斯就可能说服可自由选择支持对象的超级代表们,在党大会上把支持希拉里的票改投给他,使他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根据民调,民主党若由桑德斯出战共和党的准候选人特朗普,其当选总统的概率高过希拉里。

  桑德斯对希拉里采取攻势的另一迹象是,他的助选团队已要求撤换党大会政纲起草委员会中2名亲希拉里成员,分别为康涅狄格州长马洛伊和马萨诸塞州前众议员弗兰克。

  桑德斯方面称,马洛伊和弗兰克是希拉里的“攻击代理”,2人对桑德斯的批评已超越客观的理念不和,在工作上、政治上与私下都对其怀有敌意。

  桑德斯的律师说,2人无法在“怀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偏见”下维持公正无私。不过,民主党拒绝了桑德斯的要求。

来源时间:2016/6/1   发布时间:2016/5/30

旧文章ID:10505

美选举“尴尬症”:民众对两党均无好感 当看热闹

作者:杨舒怡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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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虽然有65%的美国民众承认对2016年总统选举“有兴趣”,但普遍兴致不高。当询问他们是否对本次选举“激动万分”,仅有23%的调查对象作出肯定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在接受问卷调查时大多表达“无助”、“愤怒”或“有挫败感”等负面情绪。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对参与角逐的几名总统竞选人“均不满意”。

  【对两党均无好感】

  美联社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5月12日至15日联合展开这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大多对2016年总统选举持有疑虑。

  尽管65%的调查对象承认对总统选举“有兴趣”,但仅有23%表示“激动万分”,显示多数选民只是无可奈何才关注今年大选。

  对本轮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种种表现,仅有13%的调查对象表示“自豪”,其余调查对象则并不认可。

  宾夕法尼亚州68岁的玛丽·海因策尔曼说:“我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均没有真正适合担任总统的人选。”

  海因策尔曼透露,儿子曾建议她在11月大选期间既不投票支持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也不要投给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而是干脆在选票上另外填写一个新人选。但是,这名母亲不无沮丧地表示:“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填写一个新的候选人。”

  【“看热闹”心态居多】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从以往情形看,当总统竞选人不得民心时,投票率往往会很低。但是今年情况颇为特殊,地产大亨特朗普频频“大嘴惹祸”、缺乏执政经验,而前“第一夫人”希拉里虽然多桩丑闻缠身,但她若当选则会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因此这两位竞选人都惹人关注。

  “就这两名竞选人而言,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麦克唐纳断言,“(特朗普和希拉里的)负面形象给选民提供谈资……就算是为了反对某名竞选人,美国选民都有可能出现在投票站。”

  不少人预测,美国民众的好奇心或许会“抵消”他们对竞选人的失望情绪,11月大选的投票率不会太低。

  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爱德华·伦德尔认为,随着两党竞选人在大选中展开辩论,选战日趋激烈,预计选民的好奇心会更被挑旺。

  【两害相较取其轻?】

  超过30名美国选民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他们会在大选期间参与投票,但目的不是“支持”某名竞选人,而是“反对”另一名竞选人。简言之,他们实在难以接受“候选人甲”,于是不得不投票给“候选人乙”。

  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传统上是民主党“票仓”,但该州越来越多工薪阶层白人选民正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人特朗普。

  宾夕法尼亚州48岁保险商乔安妮·斯潘根贝格说,希拉里受“邮件门”、班加西事件、哭穷遭骂等丑闻影响,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合适总统人选。虽然斯潘根贝格对特朗普印象不佳,“但是我们只剩他了”。

  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工业中心匹兹堡选民基姆·鲍尔斯说,她有意支持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但预期桑德斯难以击败希拉里获得民主党提名。因此,鲍尔斯不得不支持希拉里,“如果我们不投票,就等于在帮助对方选手,而我不是特朗普的粉丝!”

  宾夕法尼亚州卡塔索夸64岁选民罗恩·泽姆兰斯基直言,特朗普与希拉里均为“糟糕选项”,“我认为特朗普不够资格(当总统),而希拉里背负太多政治包袱”。尽管泽姆兰斯基曾两度投票支持民主党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但“我很讨厌这样说,却不得不说,我恐怕会支持特朗普”。

来源时间:2016/6/1   发布时间:2016/5/31

旧文章ID:10504

两岸关系进入“战略缓冲期”

作者:田飞龙  来源:共识网

    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以相对模糊的政治修辞将“九二共识”弱化为“九二事实”,这导致马英九时代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两岸和平发展良好格局被打破,两岸关系进入充满不确定性和变数的“战略缓冲期”。所谓战略缓冲,是指大陆以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为政治理由全面调低两岸关系发展预期,充分评估和应对两岸关系恶化态势,显示出相当程度的战略互疑,而民进党则在全面执政的选举优势下内挟“民意”、外借“友邦”对大陆采取积极守势,对岛内“去中国化”乃至于公投台独采放任纵容立场。这种因台湾政党轮替而导致的两岸关系变局,因大陆的战略实力递增和台湾的综合实力下降而呈现出一定的冲突风险。两岸有共同责任在既有机制与法制基础上有效管控这一风险。

    四年前,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对两岸关系作出了相对宏阔的政治论述和宪制展望,包括宪法一中、一国两区等新概念,两岸关系法制化情势一度走好。但2014年春的“太阳花学运”打破了这一进程,导致两岸关系原地踏步,变数陡增,而马英九政府亦四面受困,难有作为。蔡英文演讲大幅调低了两岸关系的政治重要性,将其置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议题下谈及,确定了民进党版的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第一,九二会谈事实;第二,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第三,两岸系列协议;第四,台湾民主原则及普遍民意。这些基础可称为蔡英文的“四要素说”。与大陆强调的“九二共识”作为最低政治基础相比,蔡英文不仅以“事实论”代替了“共识论”,而且引入了现行宪政体制和民主民意,为“法理台独”悄悄开路。同时,蔡英文演讲中还有意突出“转型正义”和原住民史观,为在政治上对国民党“一剑封喉”及在意识形态上扎牢本土主义藩篱悄然布局。

    面对蔡英文不进反退的两岸关系论述,尤其是未能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大陆方面做出了及时而强烈的政治回应,认为这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并表示回不到九二共识,就没有两岸和平发展机制。短短数日,两岸关系已陷入僵持状态。大陆确信时间在自身这边,台湾社会在内外困顿之下有可能寻求妥协,尤其是台湾经济与国际空间依赖大陆的战略支持。民进党则有“苦撑待变”的隐秘心理,认为自身是民主世界成员,大陆体制脆弱,压力和优势是暂时的,在转机到来前借友邦势力赢得“渐独”所需的宪制与意识形态基础,而在转机到来时浑水作业,厉行“激独”。民进党是典型的台湾本土政党,与大陆缺乏共同的历史与政治经验,对大陆体制及中国历史缺乏认同意识和交往意愿,这是蔡英文采取模糊策略的政治基础。显然,大陆与蔡英文关于两岸关系的宪制定位出现了极大差异和错位。

    从宪法理论而言,大陆之“九二共识”并非简单的会谈事实,而是两岸关系宪制的根本法规范,高于两岸各自宪法的具体规范。两岸关系是内战遗产,处于内战法理框架,而内战分歧不在于一国,而在于具体制度和路线。两岸关系本质也并非“和战”,而是“统独”。九二共识是对两岸内战属性的确认和对两岸共同努力走向和平统一的规划,是由“战”转“和”再达“统”的阶段性契约行为。九二共识是一种未完成的政治契约,代表了由两岸人民组成的中国人民整体的政治总决断,只有同等的人民出场才能改变这一决断,而两岸单独一方的政府或人民投票行为均无权加以改变。台湾的法理台独实际上不具有宪制正当性,因为台湾的修宪权、立法权和公民投票权均属于宪定权,有其规范边界,不能对抗真正的制宪权及其根本法决断。九二共识不是两岸系列行政协议的源头性协议,而是两岸关系的根本法。

    从蔡英文的“四要素说”来看,却潜藏着对九二共识的法理性破坏。蔡英文将“九二共识”降低为“九二事实”,使得其不具有原初的根本法地位和宪制性作用。现行宪政体制有可能构成对原初宪法框架的突破,以公民投票程序寻求宪制变革,而这一切又似乎在宪政体制的原理和程序之中展开。两岸系列协议固化于经济性的区域行政协议,其宪制意义被消解。台湾民主原则与普遍民意可被解释为选举民意、学运民意和原住民民意,而不是作为制宪权主体的中国人民的民意。这些要素组合显示出蔡英文消极对待九二共识、积极倚靠本土民意、潜在借势友邦干预的政治取向,对两岸和平发展现状与统一前景构成严峻挑战。

    当然,就职演说不可能穷尽民进党的两岸关系论述与政策,蔡英文的“四要素说”尽管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但毕竟是一份答卷,如何完善补充乃至于修正,还留有余地。选举只是更换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并未直接改变其宪法体制,也未废弃两岸既有法制基础,更未明确否认九二共识。因此,这只能算是一次两岸关系的预考,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地区宪法体制必然要求蔡英文在适当时刻“重修补考”,以便接续奠定有利于两岸人民的新宪制基础,不仅要确认九二共识,还需要发展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宪制化进程。“我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当选总统”应成为蔡英文及民进党政府对两岸人民最庄重的宪法承诺和执政约束。舍此,则国民党必将卷土重来,续造两岸关系新局。

    (原载《法治周末》2016年5月26日,略有删节,发表时标题改为“台当局需重修补考完成答卷”,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法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来源时间:2016/5/31   发布时间:201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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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为什么“恐惧”中国?

作者:郑永年  来源:郑永年博客

    中美是今天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决定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战争问题。但近年来两国的互动经常导致人们不能确定,两国是否有能力逃避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

    有观察家已经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症结在于中美双方的互相恐惧,即美国恐惧于中国要推翻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而中国恐惧于美国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秩序。中美之间对两种秩序的纠结也表明了,在国际层面,问题的核心与其说是中国要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倒不如说是美国恐惧于中国的崛起。

    美国并不是不知道,中国并没有任何意图和计划要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的关切点仍然是国内事务,在国际事务上一直仅仅处于“防守”的地位,以预防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预。更重要的是,中国认可并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仍然强大的美国为什么会恐惧中国?这里有物质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这里关乎的是美国的硬实力。当今国际局势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尽管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不管怎么看都处于一个相对衰落的阶段。这里至少有三个“相对”。

    第一个相对是相对于美国自身。美国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战期间开始卷入世界事务,然后一路向前向上,到二战结束之后跃升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领袖;而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更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一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从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军事上都能显现出美国的强大。在国际事务上,美国也显现出了其解决国际问题的巨大能力。但现在则不是这样了。美国除了在军事上仍然是最强大国家,在其他方面,就很难说了,至少美国要接受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挑战。美国尽管仍然主导着这个世界秩序,但其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大不如从前了。实际上,正如很多观察家所指出的,今日世界乱象和美国的衰落密切相关。

    第二个相对是相对于中国。从1981年到今天,两国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期。中国从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所得尽管远较美国低,但仍然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国际事务上,中国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美国呢?正如一些美国观察家所指出的,美国除了发动了几场战争、消耗了巨大的国内资源之外,在国内建设上并无建树。当然,这些观察家乃是谦虚,因为1980年代以来,美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高科技方面。但的确,如果和中国比较,美国的发展则是“相对”缓慢了。

    第三个相对是相对于美国盟友对美国的“忠诚度”。在整个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苏联这个头号“敌人”,在国际事务上,美国总是能够一呼百应,盟友出钱出力,为美国效力。但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因为没有了明显的“敌人”,美国的同盟国总是对美国半信半疑。“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尽管有充足的理由加以回击,但美国的盟友(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就公开反对,其它加入美国意愿联盟的国家也是半心半意。从反恐开始,美国的外交开始盛行单边主义。即使是亚洲的日本,很多年来对美国是否靠得住产生了极度的怀疑,因此追求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即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日本民主党鸠山首相和现在自民党安倍首相所做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前者被认为是“亲”中国(因为其提倡东亚共同体)而后者则相反,公开把中国视为是“敌人”。同时,近年来,很多美国的盟友被认为正在靠向中国,至少在经济方面。一些美国的盟友已经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而更多的美国盟友已经加入中国所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美国“中国认知”的错误

    不过,尽管有上述物质方面的原因,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其知识界和政策界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有更直接的关系。物质方面的因素往往很难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毕竟没有像往日的美苏之间那样进行赤裸裸的竞争;相反,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主流的。而美国知识界和政策界的“中国认知”,则能够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而是中美关系。为什么说美国的“中国认知”是错误的呢?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知识界和政策界,就中国问题,主要流行着如下几种主流的错误观点。

    其一,中国共产党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也自然会解体。尽管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当今世界是最密集的,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者寥寥无几。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或者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中共的重要性,或者是因为对中共的偏见,很少有大学或者基金会愿意资助对中共的研究。今天美国对中共的研究远不如在冷战期间,不仅对中共的研究少而又少,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对中共难以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美国各方面盛行“共产党解体论”,一波接着一波,从未间断。直到现在,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寻找着可以导致中共“解体”的蛛丝马迹,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大小,都可以导向中共的“解体”。尽管各种各样的观点并无多少科学道理,但很多人深信不疑。这种对中共的轻视甚至蔑视,可以说是美国恐惧中国的最主要原因。原因很简单,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像美国所预测的那样“解体”,而且得到了生存和发展,变得更为强大。

    其二,中国是一个“空长城”。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无论从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等方面,中国不足为奇。中国人常说“内忧外患”,就是说“内忧”在先,“外患”在后。从另一个侧面也就是说,中国有太多的“内忧”,使得中国很难在国际事务上有所作为。简而言之,中国简直就是一个“空长城”,只能观看,而内部无实质性的东西。尽管也有一些客观的美国研究者,指出了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和所具有的实力,但这些人的声音往往会被另外一些研究者,通过诸如比较美国的实力而消除。如果中国是“空长城”,美国就没有必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关切中国。今天,当美国人发现中国不是他们以往所相信的“空长城”的时候,恐惧心理自然而生。

    其三,“中国会变成我们美国那样的国家”。这是“乐观派”,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会变成“像我们美国那样的国家。”如果是这样,美国没有必要对中国在意。在这方面,美国自信有两个基点。第一,一个民主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一个开放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可以加以影响的社会。第二,在国际事务上,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投入了巨量的人、财、物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这种局面也与美国对中共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党内精英政治到村民选举、从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到几个人的网络抗议、从人权到环保,都是美国大学和基金会乐意资助、研究者们乐意研究的课题。很多预测中共会“解体”的学者,他们的结论与其说是来自对中共的研究,倒不如说来自对社会抗议的研究。他们简单的思维就是:中共“解体”之后,就是中国的民主化,或者说,中国的民主化就是中共的“解体”。不过事实上也并非如此。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自由化(中国称之为“市场化”)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基层民主,中国也已经消化吸收了很多民主要素,但是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中国,而非西方美国。最近,一些从前的“乐观派”转变立场,走向了反面,这和他们错误的中国认知有关。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也不难理解。

    现实主义成不了主流

    应当指出的是,这三大所谓的主流中国观点不仅仅是美国人本身的认知,也是海外大部分中国研究者的看法,包括那些从中国出去美国西方留学,并在学成之后继续在那里做研究工作的研究者,他们中的一些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从观点上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上述共产党“解体派”和中国“空长城”派。当然,也不乏对中国友好的研究者,这些人大多持中国会“美国化”的观点。简单地说,美国西方本土学者和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他们的观点互相强化,导致了上面所讨论的局面。

    就美国的中国政策来说,在这三派占据主流思维的时候,现实主义成不了主流。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三派差不多都处于破产状态。这也是美国现实主义开始抬头的原因。有美国观察者说,美国已经被中国“欺骗”了数十年,现在应该醒来了。很显然,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是被欺骗了,但这是自我欺骗,而非被中国欺骗。

    对中国,美国变得更加现实主义了。不过,美国的现实主义里面具有巨大的既得利益追求成分。美国的现实主义派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并不“恐惧”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实际能力并没有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不过,他们现在需要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去追求它们的既得利益。

    美国的“中国政策”变得更具现实主义色彩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在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中国政策”是在美国被“欺骗”的情况下决定的,当美国不再想被“欺骗”的情况下,美国的“中国政策”又会如何呢?这对缺失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来源时间:2016/5/31   发布时间:201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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