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勇鹏  来源：澎湃研究所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社会围绕大学招生中的公平问题发生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至今硝烟未散，频频发生相关的群体抗争和社会争议。

　　2014年，一些亚裔学生起诉哈佛大学，指控其招生中存在对亚裔的歧视。2015年，数十家亚裔组织向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提起了有关哈佛大学违反民权的申诉，但因哈佛大学已经被起诉而遭驳回。今年，这些社团改变策略，转而申诉耶鲁、布朗和达特茅斯等未被起诉的常春藤名校。2013-14年，加州亚裔认为州宪法修正案(SCA5)侵犯其高等教育权利，为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申诉活动。这些申诉在全美引起了深刻反响。

　　美国高校招生怎么了?究竟存在什么样的不公平?眼下，国人高招公平意识空前高涨，了解下美国走过的历程，也许会对我们追求进步的努力有所裨益。

　　平等旗帜下的种族优待

　　说起高等教育公平，人们最先想到的通常是“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主要是指美国联邦政府在公共部门中为防止“基于肤色、宗教、性别和国籍来源”的歧视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积极行动”的实施是为了补偿黑人等因历史歧视而权益受损的族群，并提高大学、医院和警察等公共部门中的族群代表性，说白了类似于汉语中“优惠”政策。

　　大学最初并不是主战场，“积极行动”始自职场争取权益的斗争，而且开始针对的是阶级而非种族歧视。国会参议员瓦格纳于1935年提出《国家劳动关系法案》以保护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禁止歧视与工会有关系的工人，这奠定了权利溢出效应的基石，为日后各种少数群体争取权利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基础构架。

　　将政策重点从反阶级歧视转向反种族歧视，始于罗斯福总统。他的第8802号行政令禁止政府和国防工业中的歧视行为，建立了“公平雇佣委员会”。杜鲁门总统颁发了第9808号行政令，建立了总统民权委员会，并将种族平等的领域从雇佣扩展到教育、公共设施使用和个人安全等方面。

　　经过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降温之后，肯尼迪总统重新燃起了“积极行动”的热情。他的主要遗产是1961年的第10925号行政命令，确立了“积极行动”的概念。约翰逊总统任期是“积极行动”的高潮期，通过了著名的《民权法案》。《民权法案》在国会投票的过程中，其第七款所可能涉及的“配额”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国会很多意见认为，消除歧视，yes,但为平等而设定配额，NO!这一争论非常重要，预示了未来几十年中一系列最高法院判决中争论的核心问题。

　　福特政府以后，人们对“积极行动”的热情逐渐下降。但是积极行动改变了美国社会，也改变了人们对公正和平等的看法。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获得了更大的平等权利，他们的历史歧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得以在更有利的基础上参与竞争。

　　但是“积极行动”也制造了新的问题。首先，它对黑人的历史补偿逐渐适用于其他族裔，使来自拉美的大量拉丁裔移民也享受到优待，虽然他们历史上并没有遭受不公。这不仅导致巨额公共支出，也导致了对白人的逆向歧视。

　　其次，种族因素在公共政策对话中的霸权地位，客观上掩盖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性别的不平等、阶级的不平等)，甚至于是加剧了这些不平等。比如过于强调种族问题，使没有族裔优势的下层人群原有的经济社会机会进一步压缩。

　　最后，“积极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亚裔，特别是华裔排斥在外——曾经遭遇历史不公的亚裔人群非但得不到补偿，甚至平等竞争的空间也被压缩。

　　可以说，“积极行动”在高歌猛进的同时，就已经种下了否定性的种子。随着问题的发酵，其合理性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一视同仁”VS“定向优惠”

　　“积极行动”之后，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但也带来了“逆向歧视”的问题，即白人学生即使考了高分(SAT)，也有可能被黑人同学挤掉。

　　第一个挑战高等教育中的“积极行动”的案例，是1974年的“德夫尼斯案”。当事人大学快毕业了官司还没打完，最高法院认为诉讼双方已经没有“实际争议”，裁定不予判决。但是，大法官布伦南在少数意见中尖锐指出，“这个问题还将回到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

　　他的担忧很快被证实。不久，分数突出的白人学生巴基以同样原因在加州最高法院起诉了加州大学。1978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学院录取巴基。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将种族因素作为若干因素之一进行考虑并不违宪，但采取“配额”则属违宪(还记得前边提到的《民权法案》第七款的争议吧)。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1964年民权法案关于配额的规定，都决定了医学院不应采取硬性配额。

　　然而，这个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大家都赢”的判决，仅仅解决了这一个具体案例，并没有触及“积极行动”之下的深层矛盾。最高法院 “和事佬”式的判决，注定了此类案件还会再三上演。

　　不出几年，密歇根大学就遭到两起白人学生的起诉。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判决中认为，“积极行动”合宪，但同时表示——“积极行动”不应是永恒的，因为对历史不公的补偿是有限度的，基于种族的“积极行动”在25年之后将失去必要性。也就是说，美国最终要回到“无视肤色、一视同仁”的制度上来。

　　然而，冲击仍在继续：2008年，白人女生费舍尔等因类似原因状告德克萨斯州立大学。2013年，最高法院再做“和事佬”，没有判决案件本身，而是将案件发回重审。2014年7月15日，上诉法庭做出支持大学的判决，又挺了一次“积极行动”。费舍尔继续上诉，去年12月，最高法院开始第二次审理。不巧，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忽然去世，最高法院少了倾向于取消“积极行动”的一票。如果今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获胜，又将任命自由派大法官，那么费舍尔胜诉希望更加缈茫。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告状的多是白人，但亚裔同样是“积极行动”的受害者——甚至于，白人仅仅是享受不到优惠，而亚裔却是受到了双重的“正向歧视”。随着维权意识的增强，美国华裔开始对大学招生中的不平等发提出抗议，遂有了文章开头提到的系列申诉。

　　回归“一视同仁”的坎坷之途

　　回归“一视同仁”之途，首先在州的层面展开，其中最激进的是加州——1996年，通过的著名的“209法案”，加州成为美国首个禁止公立大学在录取标准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州。此后，全美多个州立法反对“积极行动”——华盛顿州(1998)、密歇根州(2006)、内布拉斯加州(2008)、亚利桑那州(2010)，新罕布什尔州(2012)、俄克拉荷马州(2012)。

　　然而，就在各州跟随加州的脚步尝试回归“一视同仁”的形式公平时，加州却发生了对这种“反动”的“反动”——2013年底，加州参议院一位拉丁裔参议员提出了一项州宪法修正案(SCA-5)，要求修改“209法案”，将种族等因素重新引入到加州公立大学系统的录取标准之中。

　　究其原因，无非是加州的亚裔、特别是华人孩子太好学上进，成了进入大学的主力军;而大量拉丁裔移民的孩子在公立大学里的比例不断下降。所以，拉丁裔要求恢复“积极行动”，使自己获得优待。如果该议案成为法律，亚裔学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大为减少。

　　这一回，华人群体不愿再当“受气包”，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抗议维权运动。去年3月，加州众议院将法案打回参议院，华人算是取得了一次难得的阶段性胜利。

　　永远的弱势群体?

　　但是，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群体还远远没有获得公平。在黑人被歧视的年代，亚裔地位更差;黑人翻身了，带上拉丁裔和印第安人，却甩下了亚裔;白人反对“逆向歧视”时，反的只是自己不受优待，却毫不反对亚裔遭受“正向歧视”。事实上，即使在回归了“一视同仁”的招生体制下，亚裔仍然受到歧视。

　　美国学者的多项研究，都证明了这种种族性歧视的存在：在高中成绩同等的情况下，白人学生被录取的几率高出亚裔学生三倍，亚裔在任何一个SAT分数段的录取率都是最低的;同等背景条件下，亚裔进一流名校的分数线要比白人高140分，比拉丁裔高270分，比黑人高450分。

　　除了上述这种基于肤色的系统性歧视外，私立大学的其他一些招生“猫腻”也不利于亚裔等弱势群体。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私立名校都有各种形式的“特招”政策，学者戈登(Daniel Golden)的研究认为这种“特招”生的比例为15-20%。

　　首先，是校友优惠(legacy)，父母毕业于一家大学的学生被该校录取的比例要高很多。斯坦福校友子女被录取的比例为非校友家庭的两倍多。哈佛大学教授赫维茨(Michael Hurwitz)的研究也发现，校友子女的录取率比一般人高得多。

　　学者卡伦伯格(Richard Kahlenberg)对此持严厉批评态度，因为名校校友的子女本身已经拥有了优越条件，再给以优惠待遇，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在谈及“费舍尔案”的裁决时，卡伦伯格说，如果“积极行动”违宪，那么校友优惠政策也应该取消，因为不能只取消黑人等有色人种的特权，而保留白人精英群体的特权。

　　其次，是捐款者优惠，只要家长向大学捐了足够的钱，学生录取名校的概率就会大很多。据摩尔(Justine Moore)的文章报料，获得斯坦福大学优待考虑的捐款门槛是50万美元，他还举了一个真实案例：一位在高中79名同学中排名40位的女生，因其父曾向斯坦福大学捐款7500万美元，以远低于平均成绩的SAT，成为该班9名申请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中唯一被录取者。

　　最后，还有教师和名人优惠。大学老师的子女最容易被录取，政治家及各路名人后代也有可观优待。据摩尔的调查，斯坦福一位院长的侄子竟然也被录取，虽然高中成绩只能算中等。

　　这种制度和社会背景下，亚裔该追求什么样的公平呢?如果坚持大学自由招生，那么在美国的现有程序之下，亚裔肯定倒霉。如果追求补偿正义，那么亚裔本应得到更多优待，可是由于亚裔人少、温顺、政治影响力小，仍然分不到一勺羹。

　　看起来，似乎一视同仁的“分数为王”最适合亚裔，事实上亚裔学生在分数上的优势确实带来了亚裔学生比例的大幅上升。但是人家大学有一个万能借口——“多样性”，连最高法院都认可了大学可以制定增加“校园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在录取中随机应变。美国的华人朋友曾经向笔者吐槽：在中国高考至少知道拼的是什么，在美国却只能拼尽全力打一场不知道战场在哪里的“全面战争”。甚至有华人建议，不要给孩子起能看出种族身份的名字，以免申请时被“潜规则”，可是姓氏怎么办?

　　美国人为“高招”公平而斗争的历史显示，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只是抽象的公平原则。人数、力量、嗓门和动员能力的大小，常常决定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博弈结果。而斗争妥协的最后产物，不管你满意不满意，就是美国社会所能接受的“公平”底线。

　　这种“公平”实现模式的启示是：不同利益群体通过行政、司法或社会抗争等渠道来维权，有助于释放社会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进步。但仅靠这种方式并不一定保证结果的公平，有时还会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各个群体为自己的利益而抗争是天经地义，但毕竟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必需要在小的公平和大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而且，一旦群体抗争走过了头，就会使政府决策和社会政策陷入不作为、改不动的僵局，最终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

来源时间：2016/5/27   发布时间：2016/5/27

旧文章ID：10474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家利益》5月25日文章，原题：中国真那么危险吗?

　　美国在军事上仍称霸全球。但两党鹰派却处处看到威胁。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正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头号对手。中国崛起的确在改变全球。华盛顿最担心中国扩充军力。据称五角大楼流行的小说《幽灵舰队》，就是假设中国袭击夏威夷。国防部新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警告，中国“继续提高关键能力”，同时升级、改组部队以打造一支全面现代化军队。

　　这些计划貌似吓人，但其实北京的野心是有限的。美国防部认为，北京视强大军队为推进国家利益并确保中国能保护自己的关键——这些恰恰也是美国决策者所做的。

　　美国防部称，中国较长远的目标是“在危机或冲突时阻止或挫败敌方兵力投送并反击第三方(包括美国)干涉，即威慑。最重要的是应对台海、东海及南海和朝鲜半岛突发事态。所有这些都关乎中国的重大利益，但对美国却并不太重要。

　　中国还在提升执行打海盗、维和及人道救援等任务的能力。这些其实也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官员或许不太愿意与中国分享领导权，但这不能成为军事反应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连五角大楼自己都不认为北京计划发动侵略战争。美国仍享有巨大军事优势。就算经济上，中国也未必能称雄。且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巨大，军事现代化也存在种种困难。

　　即便中国变得更强大，也不会轻易威胁到美国。跨洋过洲投送兵力是相当昂贵的，且美国在地理位置上享有独一无二的安全。相比之下，中国周边则不乏与之交战过的国家。

　　外界常将中国视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北京则明白本国的局限性，一直淡化任何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事实上，只有华盛顿试图在中国周边支配主导中国——设想一下解放军海军在美国东海岸海域巡航，才有可能引发战争。

　　诚然，美国应警惕中国崛起。但未雨绸缪的最好方式是搞好本国经济，迫不得已时以军事手段应对。且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重要的崛起中国家，华盛顿理应去接纳适应而非兵戎相见。(作者道格·班多，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6/5/27   发布时间：2016/5/27

旧文章ID：10472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据美国“防务一号”网站报道，美国防部长卡特25日在海军战争学院发表演说时，把美对中国的战略态势比喻成“宛如与前苏联持续近50年的冷战对峙”。他说：“这将是坚决、温和但强有力的长期对抗，很可能会持续好些年。”“我们的亚太再平衡不会浅尝辄止，而会长期进行。”

　　卡特还说，中美在南海的行动与反应不过是时代大格局中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的“内部逻辑”与社会终将改变，那时一切将会画上句号。

　　稍早卡特还曾说，美国军机与军舰在南海巡航只是更宏大计划的冰山一角，“亚太再平衡”远不只是执行自由航行权，而是外交、经济与军事齐头并进。

　　卡特的几次讲话大概是迄今为止美国在任高官对华冷战思维最全面的公开阐述。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几名中国学者认为，这些阐述在美国战略界、尤其是在美国军方有很强的代表性。美国会把60%的海空军力量调到亚太地区已是既定方针，中美关系中的紧张部分逐渐增加大概很难避免。这与中国在南海上是否扩大了几个岛礁的面积关系不大。

　　美国的压力要一直持续到“中国内部发生变化”为止，美战略界对中美博弈结局的设想是以苏联解体为版本的，美国将通过军事压力及“和平演变”促使中国发生导致“结束游戏”的改变，卡特的话证实了很多中国人的这一担心。

　　了解了美国鹰派的对华思维之后，中国该怎么办呢?或许我们首先应确信一点：中国是已经拥有战略自卫力、从而使美国不得轻举妄动随意冒犯的力量。中国有宽裕的能力守住国家安全的底线，美国无论采取多少遏制中国的措施，只要一丝理智尚存，就不至敢于主动对华全面开战。此外由于中国的巨大体量，美国也窒息不了中国的发展。

　　有了这一信心，我们就可以更加冷静地分析美国战略界不时涌现的遏制中国的冲动。美方阴暗的想法乃至主张无疑存在，但它被按照美苏冷战模式加以实施的条件几乎不存在。

　　美苏对抗发生在东西方大致隔绝的时代，今天的全球化则是既成现实和潮流。中美的矛盾比重虽在扩大，但两国合作面很宽，利益交织，比美苏对峙要复杂得多。冷战的斗法在今天未必使得上劲，将美国对华政策推向“军事化”并不符合美国全社会的利益。

　　但是中美面临长期紧张卡特可能没说错，美国对霸权的追求决定了“亚太再平衡”的长期性。亚太是最有活力的地区，中国崛起尤其使这里成为战略重心。美国的经济前途系于亚太，它的超级大国特权也要转到这里固守。由此带动的压力中国都需承受。

　　美国对华博弈目前主要在四个方向上用力，一是围绕中国的军事部署和盟友构建，二是TPP，三是“聪明外交”，也就是挑拨离间。第四则是保持对华接触，促使中国生变。

　　美国有全面军事优势，科技也高出中国一截，但中国的规模优势正逐渐显现，这是美国无法破解也最感烦恼的。美既不敢冒险寻求对中国的“速胜”，又生怕耗久了最终输给中国，同时对于耗到一半中国像苏联那样垮掉没有把握，因此有了战略焦虑。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筑牢安全底线，在此之上则要防止被美国鹰派牵着鼻子走。我们对美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用合作面牵制对立面，让美国鹰派空发狠而难以下手，也不敢下手。

　　中国的工业化奋起直追，而且我们是十几亿人口的工业化国家，这不是可以被军事恫吓的对象，再多的航母战斗群派过来，对中国的国防潜力来说也微不足道。卡特和他领导的军队应当懂得这一点。

来源时间：2016/5/27   发布时间：2016/5/27

旧文章ID：10470

作者：  来源：FT中文网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重返亚洲”战略始终是有充分理由的。世界的重心开始向东方倾斜，美国根据这一现实进行调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在这位美国领导人对亚洲进行告别访问之际，关于该战略在他卸任之后是否将延续下去，目前存在着切实的疑问。

　　最紧迫的关切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否将接替奥巴马入主白宫。这位曼哈顿大亨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口号削弱了两党共同认可的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在70年时间里一直驱动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亚太政策。总的来说，“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一直有效地维持了和平，并保障了贸易与投资扩张，这一扩张为亚太的强势崛起和走向繁荣提供了动力。奥巴马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告诉他的东道主们。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亚太地区心照不宣青睐的下任美国总统人选。她仍是最有可能在11月大选中胜出的候选人。但是，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像过去那样板上钉钉了。

　　美国的贸易立场尤其如此。奥巴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他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在经济上的重头戏。然而，他在卸任之前能否说服国会通过该协定，还存在切实的疑问。唯一现实的希望是在大选之后的国会“跛脚鸭”会期推动通过该协定。如果这一努力失败，那么一切就很难说了。

　　目前还在参与角逐的三名总统参选人——包括希拉里在内——全都反对TPP。即使希拉里打算对美国选民玩一手经典的偷梁换柱，她也会发现，想要通过当前版本的TPP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然而，美国的关键伙伴国——主要是日本、但也包括其余10个签字国中的多个国家——将不愿意就这一复杂的多边协定重新展开谈判。当然，如果特朗普获胜，该协定就完蛋了。但是，即便希拉里获胜，也未必能保证该协定的成功。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奥巴马无法向亚洲国家的领袖提供他们所需的“战略保证”。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方面。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未言明的目的，是防范日益崛起的中国萌生霸权野心。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担忧在习近平执政后已得到印证。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礁滩上咄咄逼人的吹沙造岛行为，使得其邻国愈发强烈地要求美国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奥巴马通过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越南敲定双边协议作出了回应。其中美国与越南的协议是最近签订的。本周，奥巴马解除了美国长久以来对越南的武器禁运。

　　如果希拉里当选总统，将保障安全方面、乃至其他方面的政策连续性;如果特朗普胜出，将粉碎安全方面的最基本假设。目前有一些有趣的迹象表明，中国高级别官员在讨论特朗普执掌的白宫是否可能反倒有利于中国。特朗普发誓要抛弃美国那些“搭便车”的盟友(特别是日本和韩国)，让它们自生自灭。这应该是北京方面很乐意听到的。不过，他也曾鲁莽地表示应鼓励这两个国家发展自己独立的核武库。事实上，对于特朗普的崛起，中国可能跟其他人一样困惑。在这方面，奥巴马的安抚可能同样起不了多少作用。

　　总体而言，人们还愈发怀疑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意愿能否维持下去。即使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落败，希拉里政府仍将不得不努力应对美国中心地带日益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情绪。对于亚洲而言，就像对于其他地区一样，特朗普落选不太可能让人足够宽心。他提出的“美国优先”议程需要以压倒性多数被否定。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6/5/27   发布时间：2016/5/26

旧文章ID：10469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正如我上周所辩称的那样，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崛起，是美国精英们失败的一个迹象。这主要指共和党精英的失败，但也不全是。特朗普正成功地煽动攻击心理和愤怒。这并不是新手法。古往今来，这种战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煽动者获得大权。但煽动者给不出问题的答案。相反，他们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许多人似乎认为，事情不可能变得更糟。这话不对，它们可能变得更糟，而且糟糕得多，不仅是在美国国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如此。这就是特朗普如此危险的原因：他不懂美国成功的根基是什么。

　　特朗普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鄙视制度，排斥专长。相反，他们提供个人魅力和无知。右翼民粹主义者还会谴责外国人。特朗普为这一切增添了零和观点的大格局概念。

　　在任何国家，民众拥抱民粹主义的幻觉都是令人不安的。例如，在意大利，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向被误导者扮演“彩衣吹笛人”的能力，使本国失去了20年的改革机会。不过，美国更为至关重要：美国通过传播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基础上打造的持久性制度，塑造了现代世界。

　　两党共同取得的成就带来的两个结果值得关注。首先是美国拥有强有力的盟友。中国或俄罗斯都没有这样的盟友。两国甚至彼此都不信任。美国拥有盟友，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如此强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一直是值得信赖的。其次是美国接受了持久的承诺。美国对贸易的促进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没有这一点，近几十年来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不可能发生的。

　　特朗普的“交易型世界观”意味着，他很可能抛弃联盟和制度。这将损害、甚至摧毁当今的经济与政治秩序。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可能认为，如果撕毁承诺，美国不会受什么损失。他们想错了。如果美国的承诺被证明毫无价值，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更糟糕。

　　特朗普对于美国信誉的漠不关心可能走得更远。美国提供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资产：美国国债。由于美国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谨慎一些是必要的。那么，理应在财政上审慎的共和党的假定总统候选人提议了什么?根据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说法，他抛出的(高度累退性质的)税收提议将使联邦债务与基线相比，增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9%。对策或许是大幅削减开支，他并未向轻信的选民解释这一点。另一条对策将是违约。他说，他“喜欢玩”债务游戏。他甚至在考虑以折扣价回购美国债务。如此“玩债”将会摧毁自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来积累起来的信用，毁掉全球金融。

　　有些人声称，特朗普只是在假装支持那些他知道将摧毁美国信誉和破坏全球稳定的政策承诺。不过，如果他真的如此不诚实，那么他的极限可能是什么?愚蠢或是玩世不恭，哪种情况更糟糕?

　　尽管远非确定，但特朗普被击败的可能性仍然相当大。这或许要取决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否决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但是，如果特朗普真被击败，事情就结束了吗?可以说，不会。是的，民粹主义时刻或许会过去。但也可能不会过去。可以理解的是，国内对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角色的合法性认识已被削弱。

　　原因部分在于金融危机，也在于很多美国人近几十年来境况不佳。这并非仅仅美国的问题。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他的《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一书中指出，中上阶层人士——主要是指高收入国家的中下阶层人士——在近几十年里日子过得相对较差。此外，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教授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指出，由于自杀、吸毒和酗酒，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和患病率升高得很厉害。这当然反映出了这些人的失望情绪。在一个崇尚个人成功的文化里，失败是很难受的。这个群体对特朗普的支持肯定是在表达这种绝望。作为他们的领袖，他象征着成功。他并未提供说得通的解决方案。但他的确提供了替罪羊。

　　若想击败右翼民粹主义，我们必须提供替代解决方案。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里，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指出，保护主义是一剂假药。2000年至2010年，生产率提高造成了85%以上的制造业失业。有效的政策将包括慷慨的低收入补助工薪抵税额和更高的最低工资。英国的证据表明，这两个办法的结合可能非常有效。对于非法移民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雇用无证工人的公司当然应受到重罚。

　　美国的银行支付了逾2000亿美元的罚款。但几乎没有人入狱。再加上对金融部门(必要的)纾困，这让人们普遍相信，整个体制被道德败坏的内部人利用了。

　　更为根本的是，在高收入国家内部，受益于全球化和技术的赢家显然没觉得自己对输家有什么责任。减税不应该是一切。最重要的是，体制的合法性取决于精英的表现，而他们的表现非常糟糕。

　　美国对制度和联盟的承诺是正确的。创造出一个开放且具有活力的全球经济，并在大国之间建立起大体上合作的关系，仍是一项伟大的成就。然而，贪婪、无能且不负责任的精英们现在引燃了民粹主义怒火。特朗普的崛起是一种疾病的症状，他无疑会加剧这种疾病。如果现在还不算太晚的话，人们必须找到更为有效的“治病”方法。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6/5/27   发布时间：201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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