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俊生  来源：《国际展望》2016年第二期

　　【内容提要】 研究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具有紧迫性，而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两个案例都具有借鉴意义。着眼于历史，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均实现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这值得汲取经验并吸取相关教训。中美要实现和平共处，从中国的角度看，应塑造两国共同利益，使其转化为和平共处的正资产。中国应在事关其核心利益的周边问题上绝不妥协，通过战略压力迫使美国尊重中国的地区权益，避免美国过度逼迫中国而导致两国擦枪走火。此外，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创建地区安全机制，并建立各种“中美+X”三边机制，以使双方及第三方保持信息同步沟通，避免误判。要促使美国严格约束其亚太盟友，避免被第三方拖进战争。中国应广泛发展与美国盟友的安全关系，不仅在双边层面加以提升，在吸收其加入周边的相关机制时，经济收益需适当让位于政治安全收益考量。中国还应从政府、学界等层面有效引导国内民族主义。

　　【关键词】 中美关系 和平共处 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6)02-0132-1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602008

　　随着中国的民族复兴，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成为战略界与学术界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①]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但如何实现中美两国在太平洋的和平共处，目前学术界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旨在从案例研究出发，总结历史上两个世界大国和平共处的经验及教训，以使中美能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加以借鉴。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框架

　　中美两国理论界与战略界关于两国难以和平共处的悲观观点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观点，“崛起大国势必会将其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军事力量，这必然会遭到霸权国反对，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两者发生冲突与战争”[②]。研究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塔门(Ronald L. Tammen)等人认为，如果一个崛起国长时期保持经济迅速增长、人口规模巨大，同时对现有秩序不满，就很可能与霸权国发生战争，“挑战国的不满、赶超与核武器相结合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③]。这些观点表面上似乎反映了中美关系现状。中国学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美未必会重蹈大国政治悲剧的覆辙，但也存在一些悲观观点，如国防大学戴旭的“中美必将一战”观点[④]就流传很广。

　　中美权力转移助长了上述疑虑。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在经济总量方面，中美分别为2.713万亿美元和13.86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19.57%。2014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0.36万亿美元和17.42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59.47%。[⑤]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包括反卫星试验、航母入列等，似乎印证了米尔斯海默所谓“经济优势必然转化为军事优势”的论断。这与同期美国政府因两党预算争执而短暂关门，美国在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上踌躇不前形成鲜明对比。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使“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已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⑥]。在此背景下，“美国加快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加大了对华战略防范与遏制力度”，在从全球收缩军力的背景下，加大了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⑦] 2014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时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作出如此表态。这加剧了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是旨在围堵中国”的担忧。

　　中国已经具备了崛起的相关条件，中美权力转移很可能将继续，“崛起国如果具有庞大的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累积到可观程度并保持持续迅速增长、政治自我更新能力较强，那么其崛起态势就很难被其他国家中断”[⑧]。以经济发展为例，王缉思教授认为，“在2020~2030年的某一时段，中国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⑨]。不少国际权威机构对此也有更乐观估计，认为未来十年左右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将超过美国。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军力现代化也有望继续快速推进。

　　这样一来，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全球层面仍有望继续领先中国，但两国实力对比在一些关键指标以及在中国周边地区问题上，中美两国将不期而遇。这不仅由于周边地区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投入力量比美国更多，而且也由于该地区距离美国本土较远，这抵消了美国部分优势。中美能否走出“历史悲剧的怪圈”，从而实现和平共处成为关键问题。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认为，“从2012年到2024年左右是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十余年。如果处理不好，中美两国会发生摩擦，甚至兵戎相见。双方战略互疑上升，战略部署会以对方为假想敌，小国的挑衅可能会把中美带入军事冲突之中”[⑩]。基辛格也指出：“如果中美决策层不采取果断措施阻止当前趋势持续发酵，两国的敌对关系就会随着双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强，并像一战前德英关系那样由友好最终转向对抗”[11]。自2014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竞争的一面增强，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关系的消极评估与展望都印证了上述判断。[12]

　　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观点。美国战略界对该理念表现出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美国政府更多强调“新型关系”，而非“大国关系”，生怕给予中国“平起平坐”地位。其根源在于“防止在欧亚大陆崛起一个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而这一直是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核心”。[13]这再次表明中美关系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实现崛起的中国与霸权的美国间的和平共处。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从历史经验角度为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探求有效经验。

　　本文选取两个历史案例：其一，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1914年一战爆发，一战前的英德经历了43年的和平期;其二，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89年苏联解体，美苏经历了44年的和平期。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例：一是学术界过去仅关注两个世界大国争霸引起的战争，这典型反应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上述案例中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的经验关注不够;二是既然中美长期和平共处的经验“前无古人”，那么有限经验更弥足珍贵;三是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美长期和平共处要处理好即将到来的两国战略冲突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擦枪走火。尽管一战前英德和二战后美苏军备竞赛和紧张对峙时有发生，但其当时未发生冲突的经验有其现实借鉴意义;四是即使一战前英德最终爆发战争，二战后美苏以苏联解体结束，这两种结局本身也是中国应吸取的教训。

　　当然，这两个案例的重大差异以及中美权力转移的不确定性给准确分析上述案例并有效借鉴其经验教训增加了困难。其一，两个案例所处的国际关系体系结构不同。一战前的英德争霸，当时还有法国、美国、俄国等实力接近的大国，可谓多极体系，二战后的美苏则是典型的两极体系。当今的国际体系正从“一超多强”向“多极体系”演变，不少专家预言，随着中国的崛起，未来还很有可能走向所谓的“两极结构”(G2)。[14]由于体系结构对国际关系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众说纷纭，[15]以此来客观研判体系结构转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非常困难，因此本文讨论时不引入这一变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因素对未来中美关系没有影响，事实上影响可能巨大。其二，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与二战后的美苏关系的演进态势恰恰相反。德国作为崛起国，经历了从与英国寻求和平共处到随着实力增长逐渐开始与其争霸的过程;而苏联二战后挟战胜国之余威以及众多盟友支持则经历了先与美国争霸，后随着实力下降和盟友逐渐“离去”，于是与美国寻求和平共处的过程。中美权力转移所引发的两国力量结构的变化趋势将如何影响两国关系走向?

　　二、一战前英德和平共处的经验教训

　　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欧洲从此前战争相对频繁的年代进入长期“武装和平”时期，[16]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经历了长达43年的和平期。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近期目标虽是孤立法国，但称霸欧洲的目标表明其真正的对手是英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对付法国也是服务于与英国争霸，英德争霸在德国统一时就已开启。这四十余年的英德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俾斯麦时期、后俾斯麦时期、走向一战时期。但总体上看，英德和平共处大致可以1900年为分水岭，之前经验居多，之后需吸取的教训居多。最后和平消失与战争爆发，德国需承担更多责任。

　　英德和平共处的首要经验是要避免迎头相撞。在1900年前，德国奉行谨慎对英政策，避免与其迎头相撞。俾斯麦推行的“大陆政策”本质上是保守和温和的，目的在于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以打击法国，避免法国复仇，创造“和平发展机遇期”，并未改变欧洲基本均势。为避免与当时拥有最多海外殖民地的英国发生冲突，德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态度审慎，仅在1884~1885年实施过短暂的殖民政策。这一时期德国未与英国发生冲突。

　　共同利益成为维系当时英德和平共处的重要纽带。对德国来说，即使19世纪末以后随着国力增强，德皇仍深知在成为霸权国之前，“英国随时可以给德国以沉重打击。因此，他要求比洛(宰相)在此期内尽量维持与英国的良好关系”[17]。只是德国后期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偏离这一原则。对英国来说，当时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俄国和法国，在全球领域美国则是其头号对手;奉行“大陆政策”、追求在欧洲大陆崛起的德国，被英国视为抑制俄法的力量。这样不仅欧洲均势可继续维持，而且“可以使英国在亚洲对俄国和在非洲对法国的殖民争夺中处于更有利位置。这时英德矛盾不仅不突出，甚至有时在一些重大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18]。

　　19世纪末，作为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面对的最大威胁仍是当时急剧对外扩张的俄国。1898年3月，英国陆续向美日两国表示希望在远东共同对抗俄国，但这时美国正忙于准备与西班牙的战争，日本还没准备好与俄国作战，英国空手而归。英国将希望寄托在与德国的合作上。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英国一直希望能和德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到1912年，英国仍未完全放弃联合德国对付俄国的愿望，这一年英国首任海军大臣霍尔丹曾专门访问柏林讨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

　　这一时期欧洲大国错综复杂的外交条约关系对英德和平共处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当时的主要大国除英德外，还有俄、日、法、意、奥匈等国，这些国家频繁结盟与反结盟。1872年缔结的三皇同盟并在1881年得以恢复，1879年德奥同盟，1882的年德奥意同盟并于1887年续约，1887年英意奥地中海协定，1887年5月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协定，1887年6月俄德再保险条约，1887年12月奥意英的东方联盟，1893年法俄协约，1902年英日同盟，1904年英法协约，等等。错综复杂的条约与联盟关系造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利益共同体。此外，当时英德两国皇室的姻亲关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利益共同体。

　　但是两国和平共处最终走向尽头主要是以下因素所致：

　　第一，英德均奉行战争政策，视战争为解决问题的手段。面对后期英德螺旋式上升的矛盾，德国领导层希望通过一次战争一劳永逸地突破围堵，并认为其对战争准备充分，包括德军的动员速度快、连接边境的铁路已完工、打通北海与波罗的海的重要航道也已能通行大型舰船。“德国在英布战争中考察了英国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后，自认为德军装备和训练举世无双。英国对其战争准备也十分满意，并认为再拖延下去，将对自己不利，德国生产能力已比英国强大，海军力量对比将越来越不利于英国”[19]。

　　第二，两国共同利益逐渐消失。其一，经济上德国逐渐成为英国头号对手。19世纪70年代，英国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值的1/3，居世界第一，号称“世界工厂”。[20]可是到了20世纪初，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落在美德之后。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是16%，跃居第二位，英国则居第三位，仅为12%。[21]“所以对英国而言，处于欧洲大陆中央的德国成为其头号对手”[22]。其二，随着德国逐渐成为英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共同对付俄法的共同战略利益消失了。

　　第三，两国战略上迎头相撞并逐渐不可调和，这主要表现在德国的“世界政策”与英国维持霸权的目标上。1896年德国正式提出“世界政策”，其主要特点有两个：其一，放弃俾斯麦时代对殖民地有节制扩张政策，转而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扩张政策。其二，建立世界帝国、加强殖民扩张和对外贸易，这些需要加强海上力量，刺激了德国扩充海军的愿望。[23]作为“后来者”，面对被其他列强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德国殖民政策除了从其他列强手中抢夺外，别无他法。拥有最多殖民地的英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国的抢夺目标。

　　德国海军计划更与英国迎头相撞。当时德国海军排名世界第六，德国将英国作为赶超目标。德国国会于1898年通过专门《海军法》快速扩大海军，计划在6年内建造11艘舰队装甲舰、5艘大型装甲巡洋舰、17艘有装甲甲板的巡洋舰和63艘驱逐舰。1900年的海军法案则把1898年的计划扩充1倍。[24]自16世纪末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作为岛国的英国始终将维护与扩大海军优势作为其核心利益，并逐渐建立起海上霸权。面对德国正在实施的赶超英国海军的雄伟计划，1907年英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德国在海上的领先地位同不列颠帝国的生存是不相容的”，“对立的矛盾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两个国家相对地位之中，除非英国自愿牺牲这些利益，使它失去一个大国的地位，否则一个武装冲突终究是不可避免的”[25]。

　　第四，德国没有客观理解英国外交政策，加速了战争的爆发。德国误认为英俄矛盾不可调和，不可能共同对付德国，也没有理解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实用主义外交。此时德国已是英国的主要战略对手。直到1907年《英俄协定》缔结时，威廉二世还认为历时久远的英俄矛盾决无弥合可能，英俄谅解只是英国制造的吓唬人的魔影。[26]

　　同时，德国不现实地将英国在法德战争中承诺保守中立作为英德缓和的前提条件，直到1912年英国首任海军大臣访问柏林讨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时，德国仍坚持这一原则。这与英国当时在欧陆要阻止德国称霸的目标截然相对。1912年德国要求英国中立的条件被拒绝后，德国也拒绝了英国“缓和两国关系”的倡议，英德和平走到尽头。对此基辛格指出，“英德数次试图结盟都失败的基本因素，应归咎于德国领导阶层始终未能理解英国的传统外交政策，以及德国本身真正的安全需要”，“可以说是德国的短视与轻率，使自己陷于孤立，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两大对立阵营武力相向。”[27]

　　第五，作为崛起国，德国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及其滋生的傲慢也促使英德和平共处走到尽头。“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渗透到各个政治领域，同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扩张欲望相结合，使德国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和侵略扩张性，叫嚷‘缺乏空间’和‘领土太小’”，[28]深信大国未来的福祉主要取决于对地球上其他地区的扩张程度。迅速崛起的德国很快滋生傲慢心态。时任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总结一战失败时曾表示，“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国人民获得惊人发展时，广大阶层滋长了这种倾向——试图在对比别国力量时过高地估计我们确实强大的力量。”[29]1898—1901年英德同盟谈判失败后，德国仍认为英国会有求于德国，“特别确信时间在德国一边，[30]对于英国数次提出的缓和关系请求傲慢拒绝。

　　综上所述，避免迎头相撞、塑造共同利益、与包括对方盟友在内的国家发展错综交叉的关系是英德两个大国在一战前能和平共处40多年的基本经验。将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共同利益的消失、两国战略走向迎头相撞并逐渐不可调和、德国对英国外交战略的误解以及国内民族主义与对外政策的傲慢，则从根本上将两国引入了战争。

　　三、二战后美苏和平共处的经验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二战后美苏关系的和平价值。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用“漫长的和平”形容冷战，甚至颇带感伤地写道，“谁能说一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会如何回头来看我们?如若他们根本不把我们的时代视为冷战，而把它视作与梅特涅和俾斯麦时代一样难得且美好的记忆中的长和平……”。[31]时殷弘教授指出：“同几个世纪里大多数大国对抗相比，冷战真正的特征在于它始终未升级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32]因此，在总结冷战教训——久拖不决的有限战争，不计其数的种族冲突的同时，必须看到美苏在长达近半个世纪里不仅未发生热战，甚至连小规模擦枪走火都没有发生。

　　这首先得益于美苏都未抱有以与对方直接发生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打算。两国对此的心照不宣被法国学者阿隆认为是“隐蔽的美苏非战公约”。[33]核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威胁成为美苏避免采取与对方发动直接战争的主要原因。“大国间对称的或非对称的核威慑机制已经成型，它确立和维持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两国因惧怕互相毁灭而努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34]约翰逊总统在回忆录中指出：“我并不奢望在我任职期间美苏关系有奇迹出现，但我强烈感到两国在很多事情上拥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必须避免给双方及全人类带来灾难性冲突的核战争上。”[35]

　　双方心照不宣的是，即使打一场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也可能升级为核战争。赫鲁晓夫多次谈到，两国谁都别想把小小战争局部化，它一旦爆发便会很快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36]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最后决定放弃空袭，主要原因在于“(空袭)可能会遭到苏联全面报复，从而导致一场核灾难，而这恰恰是肯尼迪想极力避免的”[37]。核威慑带来的美苏和平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感叹道，“除了和平，别无出路”[38]。加迪斯对此指出，“使人惊奇的是军事技术史上最重要革新竟成为和平而非战争的原因。”[39]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有出于垄断霸权的考虑，“如果美苏直接交战，胜者也会元气大伤，其他国家则很可能趁势而起”[40]。

　　为防止爆发直接战争，美苏都将避免军事上迎头相撞置于两国关系的最优先位置。双方对任何可能导致两国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事件的处理，如苏军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苏军士兵枪杀美军少校等，都极为小心谨慎。冷战象征的柏林墙被苏联建起后，美国十分克制，不予挑战。两国在欧洲主要通过舆论战、间谍战等博弈，避免两军对峙。美苏在亚洲也恪守不迎头相撞的底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先后派兵直接参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苏联虽给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大量支援，但始终回避直接参战。20世纪70年代末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至1985年在阿苏军高达15万，美国对此也只向阿富汗提供武器装备以支持所谓“自由战士”抗衡苏联，而非直接派遣部队。

　　为避免迎头相撞，美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给对方留有余地。尼克松特别强调“双方都不能让对方难堪”的外交智慧。[41]肯尼迪指出：“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保卫自身重大利益时，核大国必须避免这样的对抗，即迫使对方在丢脸的退却和进行一场核战争间作出选择。”[42]

　　为准确把握对方意图，避免因误判导致战争意外发生，美苏建立了大量沟通协调机制。“美苏为了防止冷战发展成为热战，建立了明确或默契的稳定双边关系，防止迎头相撞的协调机制”。[43]以军控领域为例，1972年5月美苏两国进行首次军控谈判，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临时协议》;1973年6月，两国签订了《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1979年又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1987年双方签订《中导条约》;1991年7月，又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解决第三方热点问题上，美苏建立了由首脑、外长、副外长、专家四个级别组成的多层次协调机制，经常磋商。“各种各样的机制即使并非美苏战略稳定的根本原因，至少在整个冷战期间起到了缓冲与调和双方战略紧张关系、防止世界战争的客观效果”。[44]

　　美苏特别重视有效信息沟通对危机管控的重要意义。古巴导弹危机促使美苏一致认为“有效的信息传递对超级大国单独或在它们之间以双边方式有效地处理危机都是一个先决条件”。[45]在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13天中，美苏建立了迅速、有效和秘密的联系渠道，两国最高领导人几乎每天都联系，协商出路。此次危机落幕后，美苏决定建立“热线”，于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间设置了一条全天候有线电报线路和一条全天候无线电通讯线路。仅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10天期间，美苏使用“热线”通话多达20余次。[46]

　　美苏都控制国内民族主义的蔓延，使其难以左右两国关系发展。作为教训，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为“调动”改革积极性，开始放任民族主义蔓延，甚至刻意渲染和利用民族主义，这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美苏争霸的本质与一战前的英德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仍然是想得到同样的基本东西，但是他们在改变得到这些东西的方法”[47]。相对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二战后的美苏关系进一步优化，避免了一战前英德和平共处走到尽头的教训。美苏双方都排除了通过与对方发生直接战争解决争端的打算。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给对方留有余地。为准确理解对方外交战略、避免误判导致擦枪走火，建立了大量沟通机制以及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两国也都有效控制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反映了国际关系的进步。同时，和一战前的英德实现和平共处的根本经验一样，美苏始终避免迎头相撞，维护共同利益，包括与对方盟友在内的国家发展错综交织的关系(表1)。

　　表1 历史经验视角下两个世界大国和平共处的实现条件

	和平共处实现条件
一战前的 英德关系	经验	避免迎头相撞、塑造共同利益、与包括对方盟友在内的国家发展错综交织关系
教训	将直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共同利益消失、未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从而走向迎头相撞、不能准确理解对方外交战略、没有控制国内民族主义
二战后的 美苏关系	经验	消除通过与对方发生直接战争解决争端的打算、共同利益、避免迎头相撞与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准确把握对方意图、包括与对方盟友在内的国家发展错综交织关系、控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四、历史经验与中美长期和平共处

　　关于经验研究的重要性，摩根索曾指出，任何理论是否可靠除接受逻辑检验外，还“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即实际存在的事实是否与理论对他们的解释相符”[48]。尽管因国家特性和国际环境差异等因素，大国和平共处之路无法复制，中国也不应照抄照搬上述经验，但上述两个历史案例中所反复透露出的大国和平共处的一些“共性”经验，的确值得中国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加以借鉴。

　　今天中美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已大为不同。德国崛起时试图打破英国建立的体系，美苏冷战也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上将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今天中美两国利益不仅高度相互依赖，而且同处于一个国际体系中。这反映出国际关系的演进与优化，中美客观上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再加上两国核威慑，避免采取与对方发生直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争端已成为中美两国政治家的共识。

　　有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中美将走向和平共处。比如布热津斯基认为中美将走向和平共处的首要依据是“核武器使得霸权战争代价是毁灭性的，胜利的好处微不足道”[49]。尽管如此，中美长期和平共处并不会自动实现。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理论与历史经验能证实核大国定能避免战争，而且从当代实践中看，最大的核国家美国不断增强军力，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正是中俄这些核国家;美国深度介入中国的主权利益纠纷，如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上，以及第三方因素如朝鲜半岛问题等，处理不当也可能影响两国和平共处;况且，尽管中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鉴于巨大的毁灭后果，两国也应尽一切努力消除冲突爆发的可能根源。

　　为此，两国已作出许多努力。双方已建立9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中国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并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中国政府不仅明确拒绝担当世界领导(如对G2的高调否认)，而且多次正式表态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建设性角色;[50]中国也避免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积极与其开展军事交流。从2013年8月在亚丁湾举行中美反海盗演习，到中美海军海上联合搜救，再到2014年中国首次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两国军事沟通与互信正在快速推进。

　　从力量结构对比视角看，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美国的综合实力在各关键指标上仍大幅超过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构成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主动遏制或进攻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更缺乏明确动机挑战美国霸权。[51]这种实力结构类似于俾斯麦时期的英德关系以及古巴导弹危机后的美苏关系。结合历史经验，实现与美国和平共处的当务之急是避免误判。信息化时代以及中美两国业已建立起广泛的多层次沟通机制，能有效减少双边关系误判，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第三方因素介入。

　　中美与各自“朋友”的关系均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点，第三方有时为了实现一己之利可能故意制造中美紧张关系，这些都使得中美准确判断彼此意图的难度大为增加。比如，美国战略界甚至认为“中国不仅不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核武和导弹问题)的积极力量，而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52]，这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中国战略界认为美国是近几年中国周边热点问题频发的真正幕后黑手的观点也很多，即所谓的“美国阴谋论”。更何况，对中国而言，朝鲜与美国的紧张“游戏”始终蕴藏着战争风险，一旦战争爆发，中国难以置身事外。对美国而言，在中美间安全磋商没有同步推进的情况下，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和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某些国家强化安全关系，只会鼓励和怂恿它们对华提出无理要求，推高中国与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因此被牵涉进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两国应严格约束各自“朋友”，避免被第三方拖进战争。

　　由于第三方主要集中于中国周边，中国应积极主动化解矛盾。主动参与和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推动建立各种“中美+X”三边机制，可有效使中美及第三方信息实现同步沟通，减少误判的可能性。同时，前者可使第三方利益与中美同时实现融合，弱化“选边站”的动机，后者可使中国与美国以及中美在该地区的“朋友”实现对接，这也符合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亚洲安全观中的“共同安全”理念。[53]

　　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综合实力经过迅速发展接近或超过美国。源于权力结构的考虑，美国自然会把中国视为现实对手，这类似于后俾斯麦时期的英德实力结构以及二战结束后初期的美苏实力结构。届时中美和平共处难度会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从上述历史经验与教训来看，中美为实现和平共处除了应努力避免战略误判外，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正如一战前英德虽拥有巨大共同利益，但两国和平共处还是走到尽头一样，共同利益不仅可能会随着两国实力结构的变化逐渐消失，而且即使存在也不会自动实现和平共处。按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追求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外交的目的”[54]，如何实现和处理共同利益直接攸关中美和平共处前景。中美共同利益众多，从经济、生态环境到传统安全领域均有涉及。中国作为崛起国应主动塑造两国共同利益，并使其转化为两国和平共处的正资产。对此，中国一方面应通过政策鼓励等措施为两国共同利益“添砖加瓦”，扩大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事关美国其他地区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应灵活处理，必要时积极主动配合。

　　第二，在避免迎头相撞和尊重核心利益上，中国基于非扩张意图的崛起几乎不存在主动将美国逼至墙角的可能性，而美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相关问题上将中国逼至墙角。这不仅因为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其核心利益主要在周边，而且因为中国对美国在周边围堵中国的特殊地缘意义，中美战略较量将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这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已开始凸显。正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前所长拜莱斯(Alyson J. K.Bailes)女士所指出的那样，“当美国看到一个地区中有一个大国存在，它的本能反应是将这一大国看作是自己的对手，因此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同中国周边的小国加强合作，来禁锢和压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55]。随着中美权力转移的发展，两国在该地区的较量将更为激烈。中国虽然极力克制对待美国幕后支持该地区某些国家向其“挑事要价”，但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与邻国存在的有关领土争端上，美国已表现出试图走到前台与中国直接冲撞，中国应施加绝不妥协的战略压力迫使其认可中国的地区权益。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避免美国将中国进一步逼到墙角，降低两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应广泛发展与美国盟友的安全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与欧洲国家关系上，更集中体现在发展与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五个盟国关系上——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泰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关系越紧密，越有望增强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并减少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这一方面由于美国与其盟国间的安全关系呈现出相互依赖的特点，“如果没有众多盟国和安全伙伴的支持，美国即使有遏制中国的意图也缺乏实际有效的和可持续的遏制能力”[56]。另一方面，过去很多年中国主要依靠经济手段与美国的盟国发展关系，这存在很多不足。“即使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能力上升，并且成为美国亚太地区五个盟国中除菲律宾外四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与这些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关系难以得到相应提升，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也难以由于经济合作的发展而显著加深”。[57]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美国利用中国与上述国家(特别是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领土纠纷提供了机会，导致战略互信的缺失，从而为其针对遏制中国的军事布局提供了依据。

　　在双边层面上，中泰于2002年建立两军高层对话机制，中澳军事高层互访频繁并于2004年举行联合搜救演习，2014年中韩两国军方开始建立热线电话，中韩安全合作也在推进。未来中泰与中澳安全关系应逐步向联合军演延伸，要加强中韩重大安全问题磋商机制，并逐步探索开展联合军演的可能安排。在中日与中菲安全关系上，也应从加强安全磋商与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开始。在多边层面上，特别是中国在周边创设相关机制吸收美国盟友加入时，鉴于其与中国之间存在较高的经济依赖性(特别是中国拥有显著的经济优势)，而政治安全利益将是中国外交更为强调的目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应适当使经济收益让位于政治安全收益。

　　第四，要有效引导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避免因国内压力不得不铤而走险。王逸舟教授曾指出，“如何让强大起来的中国保持持续的、旺盛的民族精神，同时保持谦虚谨慎、开放学习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58]。中国上升的态势使其在外交上更加自信，也导致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有所增强。中国的这一变化可以被视为是任何一个崛起大国的自然反应过程，当然有理由在国际事务中要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给理性外交带来压力，甚至挤压必要的妥协空间。近年来国内各种“中国可以说不”的研究成果已提出了警惕。[59]

　　应该说，中国崛起的目标虽十分明确，且对实现目标充满信心，但实现目标之路不仅并不平坦，而且困难重重。要对实现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可能困境作充分估计，政府层面绝不可犯简单主义的盲目乐观错误。同时在学界要引导舆论，避免国民形成夜郎自大的心态。要扎扎实实在遵循大国崛起的普遍规律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实崛起之路。

　　正如基辛格曾指出的，构建一个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太平洋共同体”取决于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60]中美和平共处的根本出路在于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美国需要认可中国的地区大国地位，并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尊重并继续接受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结 束 语

　　本文首先从战略分析与实力对比角度指出了研究中美和平共处的紧迫性，并对所选择的案例进行了说明。然后着眼于历史经验，详细考察了一战前英德和二战后美苏分别能实现长达近半个世纪和平共处的基本经验以及相关教训。由此可见，利益融合、体系牵制、战略威慑等国际环境因素有利于中美和平共处。两国为了和平共处也都主动作出了诸多努力，这表现在机制建设、中国恪守不主动挑战美国的原则、避免军备竞赛等方面。

　　本文依据历史案例的经验考察，认为要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中国应主动塑造两国的共同利益，使其成为和平共处的正资产。同时，中国应在事关核心利益的周边问题上绝不妥协，通过战略压力迫使美国尊重中国的地区权益。另外，中国应主动参与和构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推动建立各种“中美+X”三边机制，以便使中美及第三方实现信息同步沟通，避免误判。最后，要促使美国严格约束其亚太盟友，避免被第三方拖进战争。中国应广泛发展与对方盟友的安全关系，不仅提升双边层面的交流，而且在周边创设相关机制吸收其加入时，经济收益需适当让位于政治安全收益。中美双方还应有效引导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避免因国内压力不得不铤而走险，导致冲突。

　　[收稿日期：2015-11-09]

　　[修回日期：2015-12-27]

　　[责任编辑：陈鸿斌]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的宝贵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9日，第1版。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001, 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pp. 401 , 4.

　　[③]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Publishers, 2000, pp. 17-18, p. 33.

　　[④]戴旭：《中美之间必将一战》，中华网论坛，2011年2月9日，http://club.china.com/ data/thread/1011/2722/51/76/1_1.html。

　　[⑤]参见世界银行相关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⑥] Brad Glosserman, “Asia’s Rise，Western Anxiety，Leadership in a Tripolar World,” PacNet, February 18, 2011.

　　[⑦]王俊生：《中美“信任赤字”问题再探：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布局为视角》，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7期，第48-56页。

　　[⑧]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Century, pp. 16-17.

　　[⑨]王缉思、刘春梅：《中美关系新趋势及其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3页。

　　[⑩]陈健：《试论新型大国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6期，第13页。

　　[11] Henry A. Kissinger, “Rebalancing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9, 2009.

　　[12]SeeElizabeth Economy, “Beijing’s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mand a U.S.Respons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15, 2014; and Christopher K. Johnson, “Decoding China’s Emerging ‘Great Power’Strategy in Asia,” CSIS, June 11, 2014,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 140603_Johnson_DecodingChinasEmerging_WEB.pdf.

　　[13]赵可金、殷夕婷：《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71页。

　　[14]“G2”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Bergsten)提出。他曾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其“G2”构想。此后，他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继续深化“G2”构想。但这一概念已被中国政府明确拒绝。

　　[15]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英语影印版);[美]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6]刘丰：《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8页。

　　[17]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14: EightStudies, Bucks, UK: FontanaPaperbacks, 1984, p. 132.

　　[18]张新颖：《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转化——以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为例》，载《理论学习》2009年第8期，第62页。

　　[19]陈欣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英德矛盾》，载《社科纵横》2006年第3期，第124页。

　　[20] [苏]罗斯国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年)》，钟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21]王绳祖：《国际关系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22]《今天中美非昔日英德——专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载《南风窗》2011年第3期，第42页。

　　[23]张新颖：《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转化——以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为例》，第62页。

　　[24] [苏]罗斯国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年)》，第144、145页。

　　[25]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207页;王铁崖：《1898—1914年的欧洲国际关系》，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2页。

　　[26] [美]悉·布·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上册)，于熙俭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页。

　　[27]张新颖：《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转化》，载《理论学习》2009年第8期，第64页。

　　[28]孙灵徽：《试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关系》，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增刊，第102页。

　　[29] [德]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李世隆、何江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6页。

　　[30] A. J. Ryoler,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From Bismarck to Brand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0.

　　[31] [美]约翰·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300-302页。

　　[32]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第8页。

　　[33] Raymond Aron, “TheMeaning of Destiny,” in Bela K. Kiraly, et al., 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1956 and Its Impact, New York: W. W.Norton, Co., 1984, p. 134.

　　[34]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第8页。

　　[35] Lyndon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and Winston, 1971, p. 469.

　　[36]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5页。

　　[37]赵学功：《古巴导弹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第118页。

　　[38] [美]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39]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 85-86.

　　[40]邓曦泽：《论大国交战函数——基于“历史材料+科学方法”的研究范式》，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7页。

　　[41] Margaret Macmilla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p. 245.

　　[42]赵学功：《古巴导弹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载第71页。

　　[43]王昆：《机制建设与美苏消极战略稳定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第21页。

　　[44]同上，第23页。

　　[45] [英]约翰·W. 梅森：《冷战》，余家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46]桂立：《苏美关系7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47]贾文华、高中毅：《苏联对外关系》，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转引自许加梅：《评析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和东欧国家三角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0期，第70页。

　　[48]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5页。

　　[49]布热津斯基还指出另外三点依据是：“全球经济日益增加的互相依赖，使一个国家难以单独获得经济成功;人民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不易被蒙骗”与“中美均不受对立意识形态驱使”。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 “Giants, but Not Hegemon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3。

　　[50]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11年1月20，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1/20/c_121001428.htm。

　　[51]参见李光耀口述，[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美]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美]阿里·温尼编著：《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特别是第三章《对抗的代价：美中关系的未来》，第43-58页。

　　[52]Ralph Cossa, “North Korea: NowWhat?” PacNet, No. 18, March 19, 2012;转引自王俊生：《冷战后中国的对朝政策——美国的解读与分歧》，载《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6期，第20页。

　　[53] 2014年5月20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应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参见《习近平亚洲安全观写入亚信峰会“上海宣言”》，中国新闻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7458.shtml。

　　[5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转引自王俊生：《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进展与出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57页。

　　[55]《美国和欧洲看中国崛起眼光不同》，载《参考消息》2007年5月22日，第16版，转引自王俊生：《中美“信任赤字”问题再探：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布局为视角》，第54页。

　　[56]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转引自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15页。

　　[57]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16页。

　　[58]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59]参见宋强、张藏藏、乔边：《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0]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6-517页。

来源时间：2016/3/17   发布时间：2016/3/17

旧文章ID：9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