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4月22日，环球时报社主办“美对华贸易战五年态势及中美关系演变”研讨会。研讨会邀请多位权威人士、专家学者，围绕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进行多角度深度探讨。本版刊发其中精彩内容，以飨读者。因篇幅有限，部分专家观点另行刊登。

很多因素在削弱美国能力

霍建国(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回顾贸易战这五年，可以发现很多因素正在削弱美国的能力。一是华盛顿陷入俄乌冲突之中，一年多来对乌的武器和资金就像填补一个无底洞，不知道还要支撑多久。二是美国国内严重的通胀、激进的加息，导致金融系统出现了脆弱性反应。另外，美国国内的消费和就业也存在问题。

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新的变化。第一，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在下降。数据显示，美国货物贸易总额中，中国份额从2020年的14.8%下降至2022年的12.9%，而“近岸”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份额却稳步提升。巩固和稳定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份额，是我们稳外贸的关键环节之一。

第二，对外贸易顺差过度上升。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中国贸易顺差为8776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接近4000亿美元，对欧盟贸易顺差接近2800亿美元，其中对德国由逆差变顺差。从贸易上来说顺差是好事，但过量的顺差会对外部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第三，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新变化，我们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有坚强的全产业链竞争力，韧性很强、竞争力很强，这是客观事实。但也要看到，一些跨国公司迫于美国的种种限制和压力，进行生产布局上的调整。所以，我们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好充分准备和应对。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多年来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理体系，支持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而且提倡国际经贸规则要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然而，在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推动全球化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的国民中，相当大一部分认为“全球化侵害他们自己的基本利益”。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美国已在拉拢西方盟友搞“小圈子”，进行高技术对华遏制和重组供应链。去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日提出“经济安全同盟”概念。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实质就是“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日前，美国财长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就中美经济关系发表讲话。对这番讲话我们不能乐观，因为其基本主题是以对华经济关系为代价，维护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所以，更宏观地说，世界政治经济的逻辑可能正在改变，这要求所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何伟文(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对于当前中美经贸，我有五个观点。第一，中美双边贸易正在大幅度下跌，但这种局面可能不具可持续性，两国贸易量3月份已经开始回升。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美方，其基本上把主要的进口来源集中在北美和跨大西洋伙伴，但这种情况难以持久。

第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供应链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实现完整，所以未来很有可能会改变，但能不能够改变还要看发展，现在只是呈现出初步的趋势。

第三，中美矛盾具有战略对立性质，因而是对抗性矛盾。这决定了很难治“本”，但是可以治“标”。“本”是美国认定自己的全球霸权和由其主导的规则秩序不允许中国构成挑战。但是我们可以治“标”，一是避免因为误判发生武装冲突;二是维持基本的经贸关系，因为中美之间的企业、供应链是复杂交错的，很难被取代。

第四，治标也要务实，我们不能光在语言上打交道，在中美恢复对话以后，我认为应建立三个对话机制：安全、规则和供应链，再建立两个工作组，主要涉及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领域。

第五，我们要面向美国的地方、州、企业和民众，做好他们的工作，把基础抓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但至少可以稳住。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稳住大局，争取合作。

用中国式现代化与美公平竞争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美经贸关系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让我描述当下的中美关系，我认为是“斯普特尼克时刻2.0”。1957年10月4日苏联在美国之前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这加速了美苏之间的冷战。如今美国想用搞垮苏联的办法对付我们，他们在高科技和芯片上遏制中国，拉所谓的“民主联盟”，出台“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甚至在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上想要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调整。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未来十年是决定性的十年。我们的手段要变，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搞“制造业回归”，搞投资发展，我们也要搞好自己的经济和工业体系，这样才能加强自身的实力。美国靠“小圈子”力量，我们也要经营好自己的周边，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交朋友。中国只要做好自己，没有人可以战胜中国。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发展成世界上新的榜样，以中国式现代化与美国所谓的“永远强大”来公平竞争?

崔洪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美国对华贸易战是过去五年来逆全球化潮流企图颠覆现行多边贸易体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第二块是新冠疫情，疫情严重暴露了供应链产业链的脆弱性问题，第三张骨牌则是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因素对于世界经济的打击接二连三并形成递进式效应，世界贸易的信心指数也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趋势。

这一时间段也是西方经济体的贸易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地缘政治考虑不断进行渗透并强化。从此前基于利益的贸易扩张政策转向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安全观念，将其外交和经济政策中实现利益和推广价值观这两个原则进行了重新调整和界定：维护价值观等同于维护利益，而安全可持续的经济才是“好的经济”，与“志同道合者”开展贸易比单纯的贸易更具附加值，这与之前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它们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原则很不一样。美对华贸易战及其后续影响正使得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体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区域化特征，尤其是在解决供应链安全方面。

上述变化正对我们构成新的挑战。一是我们现在真正站在了“全面开放”的新起点上。过去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向欧美开放，学习它们的技术、经验并吸引投资。但当我们也成为经济高地和中心的时候，如何利用自有的技术、经验和资本面向全球市场实现全面开放，有没有能力和勇气来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整体产业链布局，将成为转折性的长期挑战。二是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前提下，仍然需要面向发达经济体开放，实现制度性开放和高水平合作的目标。在地缘政治因素更加复杂的背景下，维护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和可持续是接下来我们将面对的重大考验。

构建新的“三环”战略环境

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美国对华贸易战反映出中美关系的几个特点：第一，双方对彼此外交政策定位的变化很明显。过去有一段时间，对美关系在我们外交政策中分量比较重，对美关系处理好，其他的关系就顺了。而对华政策在那时只是美国外交关系整体中的一小部分。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如今在中国的总体外交中，美国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但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中国成了聚焦中心。无论在非洲、拉美还是南太平洋等其他地区，美国都以“对标中国”作为政策驱动。

第二，中美关系中确实出现难解的“死结”，要打开很难。主要原因是美对华外交的误读误判非常严重，这跟美国长期以来对华认知、战略目标界定等重大层面习惯性出错的政策传统有深层关系。所以，指望美国短期内对华形成真正准确且完整的客观平衡认知，难度比较大。

第三，美国从实力地位处理对华关系的心态并没有本质变化，但美国对华民意的变化我们要注意到。在美国舆论和政客的影响与塑造下，美国民众对华的态度“凉意”上升了，而我们国内对美的认识比较务实。接下来，中美互动中尽量要克服传统和新出现的问题，以最终达成务实合作的良性局面。

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最近以来，国内外媒体经常看到一个词，即“全球南方”。对“全球南方”的重视主要原因是中国以往的对外贸易、对外合作主要是和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中核心是美国。以贸易战为代表，美国欲跟中国“脱钩断链”，中国怎么办?与“全球南方”或第三世界国家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自然成为我们的方向。

我认为，我们要构建一个新的“三环”环境：第一环，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东盟国家、东亚邻国、中亚国家、俄罗斯等，亚洲东西两翼十分重要;第二环，是亚非拉世界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三环，是传统的西方国家。过去我们跟美国形成那么多合作，尤其是上世纪70-80年代。一方面当时美国跟中国有共同的对手苏联，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强大，美国不认为中国能够挑战它的核心利益。这两个因素在今天已完全不存在，所以我们只能是尽最大努力希望中美关系回到正轨，但可能性并不令人乐观;与其他西方国家，当然也还是能合作就合作，尽力维持。今天我们要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不光是要对西方开放，更要加强对亚非拉世界的开放。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已重新提升。

来源时间：2023/4/24   发布时间：2023/4/24

旧文章ID：29708

作者：文东  来源：美国之音

上周一场于广州召开的芯片行业年度会议，吸引了包括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科磊(KLA Corp)等美国半导体大厂的赞助。中国官媒纷纷附和《日经亚洲》的分析称，这“证明了美国半导体企业渴望与中国保持关系”。不过，观察人士说，尽管中国市场的商机诱人，却不足以突破美国对华的芯片出口禁令，未来几年内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的需求仍面临巨大挑战。

第25届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年会暨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4月18-19日于广州黄埔举行，虽属例行性行业会议，但与会外商名单却备受关切。

据《日经亚洲》4月19日报导，美商应用材料、泛林(Lam Research)、科磊以及德国的西门子(Siemens AG)都是此次会议的主要赞助商。

美半导体大厂赞助中国芯片会议

其中，市值逾960亿美元的应用材料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暨服务供货商，和市值达697亿美元的泛林研发并列全球前三大的半导体大厂，而科磊的市值也达515亿美元。

这三家美企不仅规模庞大，美国学者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在其畅销著作《芯片战争》(Chip War)一书中，更将他们形容为具垄断地位的“寡头公司”，专门生产无可取代的机台，具有在硅晶圆上沉积薄层材料或辨识纳米级缺陷等功能，少了这些机台就不可能生产高端芯片。

《日经亚洲》分析称，赞助名单证明了美企大厂渴望与中国保持联系，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及制造设备市场，错失中国商机不仅损及美企的全球收益，还会将增长机会拱手让给中国的竞争对手。

对于日媒的解读，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随即跟进报道，让“中国芯片大会吸引多家美企到场”的新闻标题一度成为微博的热议话题。

对此，一位网名“逻辑石鱼”的博主乐观回应称，这代表“技术终究拗不过市场”，中国只要再多绕几道、多拆几次，总能找到美国制裁的漏洞。

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也向《环球时报》乐观表示，美国去年8月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并未禁止美企参与中国举办的行业大会。他说，美企对在中国建厂扩产的积极性有限，但“对在中国销售产品，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然而相较于官媒和网民的乐观，多位分析人士却持审慎态度。

中国半导体市场 连续3年全球第一

位于台北的台湾光电协进会特约研究顾问柴焕欣曾多次出席“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年会”，他分析，该年会云集中国各大芯片业者，确能吸引到设备制造商的与会或赞助，以争取向潜在客户推介自家新产品的机会。

柴焕欣告诉美国之音:“(美中)芯片战争对于半导体设备输入中国，当然有非常精准的打击，但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采购金额，以2022年来讲，也高达了283亿美金，而且连续3年都是世界第一。我觉得，厂商们绝对不允许，美国政府为了某些政治的理由而不让他们去争夺这个商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及其设备市场，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IM)的统计，即便在新冠疫情与美国打压的双重冲击下，中国2022年半导体设备销售额仍占全球近30%，仅较前一年下降5%。

位于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桢也说，中国市场规模之大，对国际大厂而言，已是攸关存亡的命脉，换言之，若不能跟中国做生意，这些大厂还不如就此关门。

中国市场诱惑难敌美国芯片禁令

更何况，美企对华销售成熟制程的芯片或设备，以追求利润，并不违背美国政府禁止出口高端芯片技术给中国的战略目标。

许桢认为，美国政界与军方已经达成一致的对华科技政策，他们首要的考量就是在最短时间内，限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再坐大，这从华为遭美方断供高端芯片，因而痛失全球5G手机市占的例子来看，效果立竿见影。

但他说，美方对华军事科技围堵的效果就较不明显，因为相对于追求轻薄短小的手机等消费产品，战机、军舰所用的军用芯片重在战场上的可靠性和效能而非体积，因此对于先进制程芯片的依赖程度也较低。

拉高格局来看，位于台北的科技电子报《Digitimes Asia》总编辑乌凌翔认为，美国对华的核心战略在于削弱中国的国力，以确保在全球争霸上不至被赶超，也不至出现“大国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的局面，使得美国必须被迫拱手让出制定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大国国力竞争 美中争霸

他说，在此前提下，削弱中国的科技实力成为重中之重，因为科技力一被削弱就代表中国的经济、军事跟其他相关实力都将跟著下滑。

乌凌翔告诉美国之音:“(观察)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你不能只看到半导体，它整体最高的战略是削弱中国的国力，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年追赶速度太快了，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永无休止。所以美国希望这个差距越大越好。”

乌凌翔说，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去年10月针对中国先进计算机及半导体技术发布的出口管制为例，美国禁止企业对华出口18纳米或更先进制程的DRAM芯片，以及128层以上技术的NAND Flash芯片，就凸显了科技战开打至今，美方祭出的限制，对中国半导体业“卡脖子”的力道越来越紧，范围也扩大。

他说，美国旨在让中国在高端芯片上“国内造不出，国外买不到”，以便持续拉大美中科技实力的差距，至于属于中低阶、成熟制程的芯片则不在禁令之中，可自由供给贩售。

相较于美国的“卡脖子”，中国虽于3月底公告，要以维护网络与国家安全为由，对美国记忆芯片制造商美光(Micron)实施安全审查;随后又于4月6日成立“全国集成电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整合多达90家的本土大厂，并宣称要制定统一的国内标准以避免被国外标准牵着鼻子走，但除此之外，未见中国对美祭出更强烈的反制之道。

对于美方一再紧缩的禁令，美企也并非全然买单。据《路透社》报导，美国知名硬盘生产商希捷(Seagate)于2020年8月到2021年9月间以“非美国设备的直接产品”为由，向华为提供总价值11亿美元的产品，因而遭到美国商务部的警告，双方经谈判后达成和解，并对希捷开罚3亿美元。

台湾光电协进会的柴焕欣指出，部分半导体业者也积极寻找漏洞或管道，来销往中国。例如，他们透过二手设备或是维修市场，绕过美国政府的出口禁令与长臂管辖，先将新设备流入二手市场，再转手卖往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则积极追赶自主研发芯片的步伐。尽管始于2014年9月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计划，经过多年运营，且投入总计逾3千亿人民币的资金后，进度仍频传严重受挫，且接连爆发贪腐弊端，但中国对“国造芯片”仍寄予厚望。

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目标，中国打算将芯片自主率提高至70%。不过，根据美国调研公司IC Insights去年5月发布的预测，中国2021年的芯片自主率只有约16.7%，因此，2025年自主率七成的目标，多数分析人士和外商预测机构都评估，恐难达标。

中国自产芯片 分析:砸钱也做不出绩效

柴焕欣分析，若单看低阶制程芯片的总产量，自主率七成或许还有可能，因为中国厂商的强项集中在这类用于电源管理等简单功能、可“薄利多销”的芯片，但若以全制程的芯片总产值来计算，自主率七成的追赶空间，对中国来说，还很远。

香港分析师许桢则直言，虽然中国投入资源，发展半导体业的决心无庸置疑，但以台湾大厂台积电的成功案例就可看出，生产高端芯片不能只靠砸钱，人才、创意的培养以及跟美国、韩国等国供应商跨国合作的关系，都不是短时间内能靠钱堆出绩效来的。

许桢告诉美国之音:“这种(芯片)设计各个方面，除了钱、除了技术，其实还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在里面，所以短时间之内，中国在尖端的芯片(领域)，这5年到10年之内，是否就可以像是(盖)高铁那样从零变成世界第一?我不算是非常乐观。”

不过，信息消费联盟的项立刚仍持乐观看法，他告诉《环球时报》:“美国以为封锁就会压制中企，那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相信，中国的芯片自主率于2025年可达50%以上，甚至更高。

综观全局，科技电子报《Digitimes Asia》的乌凌翔认为，持续提高自给率，将是中国不变的目标，但除了“量”的满足外，诸如手机、服务器、人工智能(AI)、高速运算芯片(HPC)甚至军用芯片等中国政府积极追求的多项应用中，更需有“质”的提升。

换言之，他说，中国对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量只会不断增大，能否尽快找到方法突破美国的封锁，将是未来美中科技竞局的观察重点。

来源时间：2023/4/24   发布时间：2023/4/22

旧文章ID：29707

作者：徐俊  来源：潮新闻

当地时间4月20日，美国财长耶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发表了演讲。根据路透社周二的报道，该演讲呈现的是拜登政府在美中经济关系方面的主要目标。

由于该学院拥有美国设立最早、门类最丰富的中国研究项目之一，在演讲的开头，耶伦回顾了中美建交后两国的关系发展，以及该学院的意义：“我相信这座校园里的学生们是中美人民相互尊重的提醒，表明了如果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流，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相互学习，即便是在我们有分歧的时候。”

之后，她又指出，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全面脱钩对两个国家都将是灾难性的，并在全世界造成动荡。“相反，我们知道两国经济的健康是紧密联系着的。”

这些表态是不是美国对华释放善意的信号?中国之后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经济关系?

“软硬”两手抓 “既要又要”再登场

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告诉潮新闻记者，耶伦的讲话的确释放了善意。

“中美是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如果‘熄火’，世界经济就会陷入灾难;如果‘打架’，其他国家都会受到波及。”他说道。“耶伦的演讲表明，接下来中美会在经济领域继续交往。自特朗普上台和中国打贸易战以来，中美贸易额持续攀升。这就表明，这种干扰措施并没有起到作用。”

然而，耶伦在演讲中也表现了相对强硬的一面，“国家安全”一词被屡次提及。比如，说完“总统和我相信，中国和美国能够负责任地处理我们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努力实现两国共同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进步的未来”，她话锋一转，重复了与中国经济交流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权，并表示在这些方面是不会让步的。

另外，她还说道：“只有在保护我们的价值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才会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

正是出于“国家安全”，所以要对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也会对相应投资进行仔细地审核与限制。

就在耶伦发表演讲的前一天，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BIS)开出了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行政处罚：因违反BIS2020年8月设立的出口管制要求向华为供货，机械硬盘大厂希捷(Seagate)被罚3亿美元。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从耶伦的演讲中可以看出，在中美的交流或是经济方面的合作中，只要涉及高科技产品，都会在美国政府的管控之下。”王冲说道。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种既要寻求与中国合作又要限制与中国科技交流的“拧巴”现象?高科技领域的交流怎么就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

美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在弱化 美方应该拿出合作的诚意

王冲认为，在耶伦表态担心技术流入中国以后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背后，是美国对自己的科技产品不再那么自信了。

“中美以前不存在同级的竞争关系。以前美国卖给中国的是电子产品，而中国卖给美国的是鞋子、袜子。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中美的竞争就加剧了。”他对记者说道。“美国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如果在高科技方面失去了制高点，未来要和中国竞争就会非常困难。”

即便如此，王冲认为中美还是应该合作，而美方应该拿出诚意来。汪文斌在1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指出，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方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制定和执行错误的对华政策。美方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来源时间：2023/4/24   发布时间：2023/4/21

旧文章ID：29706

作者：MATTHEW DALLEK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对于福克斯新闻来说，多米宁-福克斯案的和解是一个清算的时刻。

是的，鲁珀特·默多克、塔克·卡尔森、劳拉·英格拉姆等人都避免了宣誓作证。但是，该案中大量令人震惊的披露表明，福克斯及其商业模式是如何与共和党乃至几十年来的右翼政治传统相互作用的。

在多米宁诉讼案曝光后，可能不那么明显的是，福克斯的许多人经常在多股深层力量的作用下行事——此案本身很有可能正是由这些力量触发。

福克斯是一种另类政治传统——其最臭名昭著代表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伯奇协会——的宣扬者，同时又被它所淹没，在这一传统之下，极右翼几十年来一直在孤立主义、种族主义、专家和专业知识的价值、暴力言辞和阴谋论等核心问题上挑战主流保守主义。

共和党和美国右翼对极端分子的防范能力从来都不是特别强，但即使他们设置的防护措施这些年来也都在减弱。福克斯帮助瓦解了美国右翼。

现在的问题是，福克斯支付给多米宁的钱，以及福克斯在法庭上的声明——其中承认，法庭发现其节目中播出的“有关多米宁的某些说法”是“虚假的”——是否会对这些势力起到约束作用。随着这起案件的曝光，防护可能至少部分得到了修复。但仍然非常不稳固。

就在上个月，甚至在福克斯面临审判，而且该台黄金时段主持人们——尤其是卡尔森——虚伪而恶意揣度的言论被一再揭露之后，卡尔森依然说，2020年的选举是“对美国民主的严重背叛”——然而正是他曾在一条短信中说，唐纳德·特朗普等人对多米宁软件的指控是“荒谬的”。无论什么形式的限制，要恢复起来恐怕都需要数年。

让这种恢复更加困难的是，福克斯观众的观点并不算很特殊。这些观点根植于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尤其是极右翼的传统和文化，由于技术、社交媒体和经济激励等多种因素，这些观点已经现代化和主流化。

酝酿了数十年的美国政治结构转变——选民的担忧以及美国经济、文化、保守派政治的趋势，尤其是媒体的趋势——为极右翼壮了声势，使福克斯更加偏激。

多米宁的诉讼暴露了一个令福克斯纠结多年的别扭问题：福克斯与观众之间，究竟谁带领谁?

对于福克斯来说，这是一个商业问题;对像多米宁这样，发现自己往往因为该电视台主持人传播的不实信息而成为阴谋论攻击目标的公司也是如此。然而，即使作为一家私营公司，福克斯的行为也对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20年大选结束后，在特朗普及其律师的一系列谎言灌输下，福克斯的观众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共同体，他们认为自由派敌人窃取了选举，摧毁了美国。他们都秉守一套为极右阴谋论火上浇油的准则：国家的主要敌人来自内部，阴谋是由有权有势的精英策划的。

这种偏执在美国右翼有很深的根基。麦卡锡主义就是如此，它指责国务院的叛徒“弄丢了中国”，把它拱手让给共产主义。这句话引起了约翰·伯奇协会许多成员的共鸣，该协会在20世纪60年代如日中天，致力于将共产主义从美国生活中清除出去。当时的伯奇协会也支持今天的福克斯观众认为有说服力的观点：针对美国的阴谋是由自由派、国务院那帮人、记者和其他精英精心策划的，目的是摧毁这个国家。

在福克斯的披露信息中，还能发现一个规律：就像卡尔森、英格拉姆和肖恩·汉尼提私下里驳斥“弥天大谎”，却在公开场合把自己的节目时间留给特朗普的阴谋论，一些伯奇协会的人质疑或淡化该协会创始人、退休糖果制造商罗伯特·韦尔奇的阴谋论，同时仍然忠于伯奇的使命，并且坚持不懈。

韦尔奇指控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共产党特工的消息传出后，伯奇协会的广大成员团结起来，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国当权派——表示厌恶。圣地亚哥分会的15名成员向总部承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支持你们。”至少有一些伯奇协会的成员可能对韦尔奇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存有怀疑，但他们仍然与韦尔奇结盟，为他辩护，与福克斯的许多节目主持人对待特朗普的方式如出一辙。

极右翼阴谋论暴露了离奇的极端主义思想，但他们的传播者往往至少有一只脚是用美国主流文化支撑的。由拥有主流资历的人推动的边缘想法似乎就不那么离谱，而是显得更可信。许多人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道，卡尔森几十年来一直是主流媒体的一员，包括在CNN和MSNBC任职的工作经历。在成为福克斯的全职员工之前，他曾在2009年告诉CPAC的听众，右翼需要一个真正的新闻机构——他以《纽约时报》为例——来对抗左翼，一个不只是“评论新闻，而是挖掘并且制作新闻”的实体。

这个悖论在伯奇阴谋论者中浮现出来。许多早期的伯奇协会成员来自全国制造业协会;其中一位创始人曾被《密尔沃基哨兵报》(Milwaukee Sentinel)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者。伯奇阴谋论者们在美国军队服役，在国会任职，在重要学院和大学任教，领导美国一些最成功的行业，从事医生、小说家、演员、牧师和出版商之类的工作。

这些理论也说明了与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非正式契约，在这种契约中，牵强附会的想法有了信誉，因为它们得到了包装、易于推销且显得亲切。历史学家罗伯特·戈德堡在2010年对阴谋论者的评价可以适用于福克斯的明星和高管——他说，阴谋论者是“在寻找客户的企业家，商品的销量决定了他们的死活。”

上一代的平价阴谋论书籍——比如《没人敢说出这是叛国》(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和《没人敢说出这是阴谋》(None Dare Call It Conspiracy)——成了畅销书，伯奇协会的成员们知道如何向大众推销它们。

正如戈德堡所言，“阴谋企业家”拥有“高超的商业技巧，他们的演讲都是精心编写的”。从多米宁案的披露可以看到福克斯的高层有时如何来扮演这个角色。

伯奇协会成员的经历与当今的福克斯及其观众之间有一个的关键区别——共和党有时愿意并且能够把伯奇协会成员及其想法边缘化，让那些想法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边缘地位。如今，共和党似乎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监督那些极端观点：它无法控制一个传播伯奇式观点的全国性扩音器，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无法控制像福克斯这样的公司将这些观点变现。

像许多精明的企业家一样，福克斯的明星们是在销售产品，以便满足一种需求——而且他们做得很熟练，有时显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正如我们在2021年1月6日看到的那样，极右翼阴谋论的支持者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令人不安的是，它的生存与观众的愿望和信仰密切相关。

特朗普最近在汉尼提和卡尔森节目上的露面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段时间，福克斯希望摒弃特朗普，或者至少把他边缘化。但自上个月特朗普在曼哈顿被起诉后，卡尔森欢迎这位前总统回来接受友好的采访——而卡尔森曾在短信中写道，他“强烈地”厌恶特朗普。

尽管如此，福克斯在法庭上承认了某些不实说法，并同意接受金钱惩罚，这或许会损害其经济营收，让高管们在公开播出谎言时有所顾忌。在多米宁和法庭的追责之下，福克斯可能会受到遏制。鲁珀特·默多克和新闻集团的其他领导人可能会在新闻和意见人物之间竖起一道更坚固的墙。

约翰·伯奇协最终变得如此极端，并面临着足够的限制，以至于作为一个组织，它逐渐消失了。这是一个熟悉的模式。极右翼经常走向极端，以至于其吸引力下降，并将自己逼到角落。

福克斯的和解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问责时刻。但总算聊胜于无。

Matthew Dallek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专业研究学院政治管理教授，著有《Birchers: How the John Birch Society Radicalized the American Right》一书。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3/4/24   发布时间：20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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