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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中国数据监管与产业政策得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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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小芳  来源:联合早报

外资企业在中国面对更高的政治、监管和商业风险,中国的科技自主战略也增加外企面对的不确定性,导致外企越来越难说服董事会加大在华投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呼吁中国更透明地实施数据监管相关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以改善整体营商环境。

艾伦(Craig Allen)星期六(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的分论坛上作出上述表态,数名中国经济专家也呼吁官方改善监管方式和提高政策可预期性,以增强市场信心。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于3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后,论坛第一次恢复线下举办,不少世界500强公司高管也是三年来首次再赴中国大陆。该论坛聚焦经济议题,历来被视为中国高层与国际工商界领袖沟通对话的重要平台。

中国过去三年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一度引起外资对在华营商环境的担忧,有消息称,不少外企在疫情期间考虑缩减或转移在华投资。

艾伦说,除了疫情,在华投资的政治、监管和商业风险都已增加。从外企的角度而言,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自主策略对外企的影响也并不明确。

中国下来10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在2%至5%之间;艾伦说,面对上升的成本和风险,以及下降的经济增速,外企首席执行官越来越难说服董事会在华进行巨额投资。

艾伦强调,即便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和中国公司极具韧性,美国对华出口去年创下新高。但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改革及疫情后重新融入世界的努力,都来到新的重要节点。

他敦促中国在数据方面实行更透明的监管和措施;在产业政策,尤其是技术领域的补贴方面,也应更透明和符合国际规则,以让所有国家的公司都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也呼吁官方在国企和私企之间更好地保持平衡。

学者:中国数字智能等领域监管能力与方式要很大改善

中国官方过去两年在互联网、房地产、私教等领域的严厉监管措施,也引发外界关注。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在另一场分论坛中,举数字智能领域和绿色转型领域为例说明官方监管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并强调中国要有更好的内需和促进更高效的投资,监管能力和监管方式要有很大的改善。

他解释,智能和数字技术的鲜明特征是边际成本低、固定成本高;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通吃效应,少数的企业会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一旦企业规模大了,它一定会受到规制的影响。

白重恩指出,企业考虑投资的时候,就会想:一旦我成功了,就会被管制,所以管制到底是怎么管?如果没有给投资者和企业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可能投资的积极性就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马骏则力图回应外界关切,他称在调研各类企业后发现外企的一些诉求和国内企业不一样,并强调中国要对这些诉求予以重视。

马骏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和透明度、改进政策和监管的执行方式、优化技术标准和规范检验与认证的管理、在鼓励创新和市场采购方面平等对待内外资,以及在数字经济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

来源时间:2023/3/27   发布时间:2023/3/26

旧文章ID:29573

胡勇:习普与拜登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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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勇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中时电子报

在俄乌战事胶着,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的敏感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将他再次连任国家主席后的首访选在了莫斯科。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造访基辅,成为最后一位现身乌克兰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西方似乎渐行渐远。美国国务卿公开谴责习近平访俄是为普京的战争暴行提供外交掩护。在中俄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后,美国又表态如果北京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就应该敦促俄军撤出乌克兰领土。然而,乌克兰议题固然是习近平此访的一大看点,却不是中俄关系的全部内容,更不是优先事项。

习近平在与普京会谈时明确指出,“中俄互为彼此最大邻国,同俄罗斯巩固和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符合历史逻辑,是中方的战略抉择,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换言之,俄乌战争及由此导致的西方对中国的施压不会改变中国的对俄战略方针。在近万字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两次提到中俄关系“不受外部影响”,并且强调“俄罗斯需要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上述表态给那些企图胁迫北京站队,进而离间中俄关系的人浇了一盆冷水。

不仅如此,这份声明还对自认为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美国进行了激烈反击。声明一口气出现了30个“反对”,从“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到“反对国际人文合作政治化”,矛头所向不言而喻。声明还7次直接点名美国,包括批评美国抱守冷战思维,推行“印太战略”,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敦促美国作为唯一未完成化学武器销毁的缔约国加快库存化武销毁;敦促美国停止为维持自身单方面军事优势而破坏国际和地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等。

除了关于战略协作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还发表了《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双方将在贸易、金融、工业、农业等8个重点方向开展双边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体育、卫生及其他领域交流,深挖两国地方合作和边境地区合作潜力等。因此,在有的大陆学者看来,习近平此访的总基调还是以双边议题为主,全球和地区问题为辅。

在外界最关注的乌克兰问题上,习近平的表态中规中矩,重申了劝和促谈的基本立场。双方的联合声明虽然回避了“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也承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必须得到遵守,国际法必须得到尊重”。这一态度当然不能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满意,但也没有太多可以指摘的地方。

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的学说,不能把一般的道德原则以抽象的、普遍的形式应用于国家行动。也就是说,同情乌克兰的大陆网友大可高呼“誓与邪恶不共戴天”,但北京就不能这么莽撞,必须审慎考量表态与行动的实际后果。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如美国所愿与俄罗斯割席,就能换来中美关系春暖花开吗?大概率华盛顿不但不会感谢习近平大力支持,还会责怪北京不负责任,“弃暗投明”来得太晚。习近平当然不会这么幼稚。

来源时间:2023/3/27   发布时间:2023/3/26

旧文章ID:29572

黄奎博:美要中国别抛售美债用何条件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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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羿菲  来源:中评社

针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访问中国,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美国很可能以放松关税、印太经济架构与一带一路协调合作,或贸易管制作为条件,去谈希望中国继续持有美国债券。若访团成行,也代表中美仍维持弹性灵活空间,持续“斗而不破”。

针对美国关切中国抛售美债的问题,黄奎博认为,美国要中国不要抛售美债,要用什么条件交换?放松关税、G20相关经济倡议、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调合作等都有可能,且贸易管制是商务部所管辖,雷蒙多也一起访中,也有可能是要与中国谈,哪些是美国能睁只眼、闭只眼的,而哪些是美国难以放手的,如抖音可能就难放手了。

美国白宫21日表达,华府与北京正在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与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可能访中的相关事宜。若耶伦与雷蒙多访中成行,这也是中美自2月气球事件关系急转直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延后访中行程后,美国行政官员访中团。

黄奎博为美国马利兰大学政府与政治系博士,历任“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主委、“台湾民主基金会”兼职副执行长、远景基金会董事、陆委会谘询委员、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现为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

黄奎博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根据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的资料,中国已经连续第6个月抛售美债,今年1月中国持有美债规模月减77亿美元,中国最新持有美债规模是8594亿美元,创下12年来新低。中国在近半年来,已经累计减持近8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相较于2013年11月中国持有高达1.32兆美元的美债高峰,截至2023年1月已减持4606亿美元的美债。

黄奎博说,耶伦要访中,与其业务相关最可能的就是美债,很可能是去谈希望中国继续持有美债,或是希望中国不要抛售得那么快。3月上旬就曾传出美国财政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卡普罗斯(Robert Kaproth)访问北京,为耶伦访中做准备,但也不一定局限耶伦的目的只是去谈美债,也可能肩负其他任务。

黄奎博指出,目前中国还不想跟美国恶斗,因此身段还是必须弹性灵活一些,反过来说,美国对中也保有些弹性,如布林肯一直说会访中,而美国总统拜登也说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但这在中俄元首峰会后,短期内比较不可能实现。

黄奎博说,若耶伦、雷蒙多访团成行,主要的政治意涵就是中美“斗而不破”继续下去,中美双方会谈,只是不一定会有结果,但至少中美都还愿意对话。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不容乐观,也不需要一直看坏,若拜登在明年选举连任,或许对中政策会否有转圜空间,从过去数十年来的往例来看,美国总统通常在第二任的对中政策会比较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第一任、第二任就不同,但这都还需要观察。

来源时间:2023/3/27   发布时间:2023/3/25

旧文章ID:29571

黄介正:中美不致全面对抗 因负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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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腾凯  来源:中评社

针对中美关系发展,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国民党国际部主任黄介正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本2月要访中,却因气球中止,这么做并不符美国白宫缓和中美关系的设计,也不符美国利益,他不会断定中美从此必须全面对抗,因为双方都负担不起大型冲突。

黄介正也提到,最近中国大陆所做的,就是一个“丰”字,中间的轴线是全球安全倡议,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域经济安排,另外还有在起步阶段的三个天秤,第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邦交。第二个天秤是试图调和俄罗斯与乌克兰。第三个天秤是试图调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这个“丰”字最起码会让中公营造出不一样的形象。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今日举行“当前台海安全”论坛之‘蔡英文美国行与台海安全’沙龙,由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主持,主讲人为黄介正、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廖雨诗。

黄介正表示,从大的局来看,当今大国博弈的基本盘在2023年有变化,这是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延展出来的,俄乌战争确实是给国际权力结构或强权竞争投入了一个可能有深刻变化的影响,虽然目前看不出结局,但是历史经验看来,军事冲突往往是在谈判桌解决,不会有完全的胜利,也不会有完全的失败,通常都是会议桌上的妥协,所以俄乌之间坐下来谈是必然的,只是谁能扮演这个角色,以及交战方有没有这样的信赖。

黄介正指出,从战场走向谈判桌是打不下去,原因往往是没有资源了,包括人包括钱,此时谈的意愿就会出来,包括全球经济衰退,也会使得大国发觉战争不可以继续下去。

至于中美关系方面,黄介正表示,去年G20结束后,美中领导人举行场边会谈,我们似乎觉得美中两强往缓和的方向走,最起码愿意尝试,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原本要去中国访问,最后中止,只因为天上有人拍到气球,画面在网路一直传,变成政治上必须处理的事件。他自己也很意外为什么气球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因为布林肯不去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不符合美国白宫缓和中美关系的设计,而且气球也一定要打下来,不能继续飘,甚至也一样要朝向侵入领空来解读。

黄介正指出,自己不愿断定说美中此后完全没得谈了,从此必须全面对抗,因为套一句老话,大国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中美之间不会变好,因为他们是竞争关系,但他们也不想有大型冲突,因为彼此都负担不起,毕竟所有国际政治与军事对局,背后还是经济,还是钱。

黄介正表示,现在的美中关系可以感受到美国有焦虑,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国会议员”提案,越多美国国会对中国的相关立法,就越反映对中国的焦虑,也越表示他们担心“东升西降”,自己也觉得越是这样做,东升越有可能,否则美国不会这么担心。黄介正说,通常人每天难免有焦虑,但如果焦虑到要吃药,那就比较麻烦了。

黄介正指出,我们也看到北京开始做较大的战略回旋,战狼的牙齿已经收掉了,战狼还是狼,但不露牙,中国强硬回应外部压力的方式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必须要做调整,不能让中国的厌恶值在世界飙高。

来源时间:2023/3/27   发布时间:2023/3/25

旧文章ID:29570

秦刚集体会见美国友好团体和工商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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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宽广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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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5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集体会见来访的美国友好团体和工商界人士。

秦刚欢迎美友好团体和工商界人士在春暖花开时节访华。他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全票当选连任,中国大政方针保持稳定连贯;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社会已按下“重启键”,正迎来强劲复苏。这是对美国工商界的三重利好。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美关系依旧春寒料峭。秦刚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搞好了,世界受益,反之,世界遭殃。中方对发展健康、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态度没有变化,始终主张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需要美方相向而行。希望美方摒弃零和思维,停止不择手段遏制打压中国,和中方一道推动中美关系克服当前困难,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欢迎美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扎根中国,中方愿继续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美方人士表示,此次来访深刻感受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对美中关系发展的期待。美中相互依存,当前美中关系处于关键时期。美工商界支持美中关系健康发展、保持两国关系稳定,致力于防止两国陷入相互孤立的怪圈、爆发冲突。欢迎美中增加面对面接触,希进一步扩大美中航班数量,促进两国各界交流,深化两国经贸、投资合作。

来源时间:2023/3/27   发布时间:2023/3/25

旧文章ID:29569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部直面问题的著作,一段最难以被正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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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知书店  来源: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很少有两个国家的关系,像中美一样复杂纠结。任何两国之间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官方与民间的轩然大波、口攻笔伐。

几十年前就有人如此形容——一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了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一类患了精神病。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中国人提到美国时的典型症状。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历史,看清事情的本质和真相。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正是这样一部少有的能够直面问题的著作,讲述了从1941-1950年这段最难以被正视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历史的友谊发展到顶点,却变成互相间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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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更是一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仅仅十年的时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彻底反转。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蜜月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彻底崩溃。美国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彻底成为泡影:以往的善意被误解为敌意,相互责骂代替了友邻对话,政治、舆论乃至军事的对抗,代替了曾经的合作、交流、援助和并肩作战。

这不仅仅是一场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更是20世纪最大的一场地缘政治灾难:地缘上,中国的正式版图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海棠叶”成为了“大公鸡”,台湾从此成为一块“心病”。观念上,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本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从此,激进主义最终席卷了这个东方大国,中国踏上了一条与美国一开始的意愿完全相反的“大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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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反射当下中美问题不可多得的棱镜

良好的意愿和高尚的理想,为什么总是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为什么以争取中国人好感的目的开始,却以激发中国人反美的现实而终结?以往,意识形态领域的简单思维,“对立”、“斗争”的语汇,遮蔽了问题背后的多样性。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则像一枚不可多得的棱镜,不但将问题“折射”,聚焦到最关键的方向——整个四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上来;还通过“色散分解”,将光线解析为丰富的光谱,还原出问题的本质——愿望与现实错位的背后,是思想的立足点与政策所遵循原则的内在矛盾。

最重要的是,它还清晰地“反射”出当下现实困境的根源: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这场灾难的延长线上,所有的冲突与阴影都有它的回声。

历史亲历者+跨文化背景

透视这段历史,需要的不只是对史料的掌握,更需要足够的国际政治视野,对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都有足够的了解与关切。作者美籍华裔学者邹谠,毕业于西南联大,身份特殊,既是国民党元老后代,历史的亲历者;同时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十分熟悉中美彼此的政治运作与交往的手法和心理。

也只有这样的作者,才能将美国对华政策充满悖论的自相矛盾,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对华政策上的博弈,中国内部国共双方不同阶段的斗争与妥协、手段与目的、攻防转换与进退变化,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哪怕是在更多档案解密开放的今天,本书的价值也丝毫不减。

来源时间:2023/3/27   发布时间:2023/3/23

旧文章ID:29568

江忆恩:美国关于对华接触战略失败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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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编者注

自20世纪末,美国一直实行着一种被称为“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的外交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参与国际事务、促进经济合作和加强外交交流,来提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地位。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来实现接触战略目标,包括签署贸易协议、推动国际法规、支持民主化运动、提供援助、开展外交交流。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动荡,这一接触战略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在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上,美国政坛和相关专家对其的批评甚嚣尘上。

美国的接触战略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开始恢复对华关系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接触、合作和对话的方式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和期待中国的变化。在现实政治中,美国的接触战略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其最显著的影响便是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美中之间的文化、教育、科技交流也为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忧心忡忡。自特朗普时代,美国逐渐开始对华施加更加强硬的政策,试图通过施压和制裁来限制中国发展。此外,美国还加强了与其亚太盟友的合作,希望通过构建“印太战略”等新安全框架来制衡中国。美中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展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和智库人士开始质疑并唱衰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反对者称,正是由于对华接触战略的开展,使得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中国抱有过于乐观和自信的态度,没有意识到中国潜在的威胁和挑战。他们认为,美国的接触战略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反而让中国摇身成为美国的“强大对手”。在尚未有明确证据显示美国对华政策遭遇失败时,接触战略的反对者声音逐渐形成了“稻草人效应”,即根据自己对时事和历史的理解先入为主地批判美国接触战略的失败及其负面影响,并开始探寻美国接触战略“遭遇失败的原因”,美国对华接触失败论由此形成。针对上述背景,本期编译特选取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于2019年发表在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上的文章“The Failures of the ‘Failure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美国关于对华接触战略失败的失败”),该文章立足失败论中主流的三大观点,以丰富的历史文本资料逐一分析和反驳这些观点的不合理性,并对接触战略失败论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作出评价。文章作者Alastair Iain Johnston 为哈佛大学政府系中国世界事务教授。

前言

当前华盛顿关于中国作为挑战者的叙事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美国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实施的“接触战略”遭遇了失败。“接触失败论”基于两个实证观点和一个反事实观点。第一个实证观点是,“接触”旨在创建一个中国对美国主导的“以自由为基础的秩序”的承诺,但基本上未能改变中国对构成该秩序的国际规范和机构的偏好。第二个实证观点是,“接触”旨在自由化,甚至民主化中国的政治制度,而这显然难以实现,并注定失败。此外,反事实观点认为,如果美国一开始没有采取接触战略,那么今天美国会更好,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准备与中国的竞争和遏制中国。

在本文中,Alastair Iain Johnston反驳了以上三个观点。他指出,第一个实证观点夸大了存在一个独特的“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程度,并忽略了中国针对国际规范和机构的政策的多样性。第二个实证观点则过分简化了美国政府“接触战略”支持者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因果论证。而持反事实观点的“接触战略”反对者未能考虑其他同样合理的替代历史。

观点一接触战略失败了因为其未能让中国成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拥趸

反驳:世界秩序并非由美国主导

第一个观点认为,对华接触未能将中国变成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支持者,反而使中国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这一观点在华盛顿正逐渐成为一个跨党派共识。例如,特朗普顾问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认为:“贸易和技术原本应该导致中国与西方在区域和全球秩序问题上的观点趋同。但现实并非如此。”曾任副总统迪克·切尼国家安全顾问的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指出:“我认为中国现在很明显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它试图改变亚洲和日益扩大的世界现有秩序的重要方面。”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洛伊(Michele Flournoy)得出结论,认为崛起的中国“愿意单方面改变现状,并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曾担任拜登副总统顾问的拉特纳(Ely Ratner)同意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说法:“我认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基本上得到了正确的叙述……融合主义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

然而,这一观点存在一些概念和实证问题。例如,其毫无批判地假定存在并持久存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而根据中国参与不同国际组织的专业实证工作所示,这一观点也过于简化了中国处理所谓国际秩序方式的多样性。

实际上,传统观点认为,二战后,美国制定了一套规范一致的国际制度、规则和期望,这些规则、规范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这一秩序的内容或多或少强调市场导向的经济联系、通过国际法律程序解决争端,以及促进政治和公民自由。但从实证角度来看,这是对当前规范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间、方向和内容的一种历史不准确的夸张描绘。传统观念过分强调了美国的作用(而忽视了欧洲所作的贡献),忽略了许多美国反对二战后国际机构和规则的情况,并夸大了现存规范和制度的一致性。如今许多人认为的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在一些问题领域,实质上是跨大西洋秩序。

“秩序”在一个系统中可看作是无数参与者互动所产生的性质。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这意味着规范、规则、机构和实践等内容从国家官僚机构到非政府组织(NGOs)、跨国公司(MNCs)、政府间组织(IGOs)和创意企业家的行为中所产生。这些参与者具有不同身份和利益,因此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规范性和制度性结果注定是复杂、甚至矛盾的。人们应该清楚“特定性秩序”的存在,即关键的规范和机构因问题存在的领域而异,如领土、军备控制、贸易、金融、信息、环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因此使用一个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来衡量任何国家的参与成功或失败在概念和实证上都有问题。中国遵守“秩序”的程度,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取决于其所考虑的“秩序”。 例如,现代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规范和实践历史上一直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它们定义了系统中的主要参与者的本质(即国家),从而定义了该系统的性质(国家间的,而不是帝国主义、超国家或宗教),可以称之为构成性秩序的规范,并定义了当前国际体系。这些规范中没有任何内容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它们诞生于“自由主义”产生前,并可通过暴力或和平的法律程序进行捍卫。如今,构成性秩序中的主导机构是联合国,而中国是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这一秩序也许是中国最强烈支持的秩序。

在另一个极端,中国最不支持政治发展秩序,即国家如何在政治上对待自己的人民相关的国际规则和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秩序越来越强调国家主权在保护个人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方面的限制。尽管这个秩序是有争议的——因为仅有部分国家实行自由民主,但中国通过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务等其他有力的国际准则来反对对社会自由化或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推进。简言之,中国利用一种现存秩序的规范来反对另一种规范。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中国对当前的全球贸易秩序持中等支持态度,该秩序通常强调自由贸易和贸易争端的多边管理。虽然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不开放的,但它的许多双边和多边贸易政策是降低障碍而非提高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官方关税率远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启动“接触战略”之时,其中最大的降幅出现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此外,有关非关税壁垒的数据表明,中国开放的趋势仍在继续,虽然缺乏一定的稳定性。

总之,世界并非由美国领导的“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秩序”构成,而是存在多种秩序,中国对一些秩序强烈支持,对另一些则强烈反对,对另外一些则立场飘忽不定。用过时的二元论——现状维持者与修正主义者——来归纳中国对各种相互矛盾的秩序的变化,在概念上、经验上,甚至在政策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中国拒绝美国主导的‘基于自由主义规则的秩序’”的结论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如果说美国的接触战略旨在将中国纳入其中一些秩序并塑造其行为方式,则实证证据表明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部分成功的故事。1997年,克林顿总统制定了衡量其接触战略成功的标准:“在以下这些领域的每一个进展都将使中国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制定21世纪的基本规则中来,包括安全伙伴关系、开放贸易安排、军备控制体制、多边联盟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和毒品、保护环境、维护人权的承诺。在传统政治和公民人权方面(言论、集会、保护政治和宗教信仰等),多年的接触几乎没有改变,而在某些领域,在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治理下甚至出现了相当大的倒退(例如,对一些少数民族的强制性文化同化)。因此,当涉及到政治和公民权利时,以克林顿总统的标准来说,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但是,人权或是民主化从来不是美国接触战略的主要元素。接触战略不应因为未能在从未作为重点的内容上取得巨大进展而遭遇唱衰。克林顿的列表并未包括一些比1997年更重要的规范和制度。例如,中国在使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符合规定的论证(例如九段线和线内历史权利)和军事外交以声称特殊获取南中国海资源方面显然是一个离群值。但总体而言,在克林顿列出的六个领域中,接触战略已对中国更大力度地支持现有规范和制度产生了影响。

观点二接触战略失败了因为其未能让中国实现民主化

反驳:自由与人权并非“接触战略”的首要目标

第二个观点,即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政治制度的开放和民主化,则立足于“稻草人论证”,夸大了“接触战略”的预期效果。在当前的叙述中,美国政府实行“接触战略”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中国是否从一个威权国家转化为一个更具政治自由和/或民主的国家。然而,这种预期太过简单化,美国政府在接触政策方面的论述更加复杂和具有前瞻性,他们普遍预期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会带来社会偏好的自由化,进而导致普通公民对于更多的经济自由、生活方式和政府反应的需求增加。但是,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因为CCP的权力和利益使得这个目标不可避免需要持续的人权压力。然而,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并非衡量接触战略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美国政府或许期待中国对于人权状况的有限改善,但这个目标在接触战略的实践中也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在当前有关中国的讨论中,所谓的”接触战略”实质上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克林顿政府,其当时明确将贸易与中国的人权表现联系起来,但这并未导致后者有所改善。即便在当时,克林顿政府官员对“接触战略”与人权和/或政治自由化之间的联系也并未给出全然肯定的说法。比如,1997年,时任克林顿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表示,人权的总体进展难以量化。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更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融合趋势能够对其政治和人权实践产生自由化的影响。但鉴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进展至多会是渐进而非必然的。此外,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格尔(Samuel Berger)也在1997年指出,美国充分意识到在人权等方面与中国存在重大分歧。虽然接触战略为中国经济带来的自由化效应可能传播到政治领域,但这一社会自由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民主自由化的必然性。伯格尔强调美中之间的“商业外交”并不代表美国忽视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只有内部渴望变化所施加的压力和外部对其人权斗争的认可,才能带来人权状况的改变。

第二个观点的谬误性或许植根于克林顿于1997年初发表的一段讲话。在这段讲话中,克林顿总统阐述了接触战略与社会自由化之间的联系:“他们(指中国政府)正在经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和政治变化。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动力和经济变化将与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共同作用来推动自由精神发展…就像柏林墙最终倒塌一样。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诚然,克林顿将柏林墙的倒塌与中国不可避免的民主化趋势相联系,但他的论述重点并非是对中国必然实现民主化的预测,而是强调内部压力最终将迫使政权向自由化过渡。这一内部压力包括中国民众人权意识的觉醒并渴望重塑国家的政治命运,而这一觉醒将迫使中国政府作出改变。随后,克林顿在另一场讲话中指出,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将在中国产生自由化的效果。这里再次出现了和第二个观点相似的论证——经济相互依赖将使中国自由化,但克林顿并未明确这一自由化是社会趋势抑或政府治理,此外,他的讲话也并没有强调政治自由化或民主的必然性。

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与国际社会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接触战略,同时,正如政策制定者所预期的,接触战略似乎在推动中国社会自由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这些趋向和偏好是否会得到政权的积极回应,存在不确定性,既取决于CCP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人权问题上的外部压力。不过,根据接触战略的官方观点,中国政府实现民主化并非接触战略的必然结果,也并非其首要目标。

观点三:接触战略失败了,如果没有它,美国能更地遏制中国

反驳:与世界脱轨的中国或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反事实观点的持有者认为,如若美国没有与中国进行“战略接触”,那么其至少会在平衡或遏制中国方面提前二十年。美国将有能力动员资源先下手为强地解决“中国威胁”,令其在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利益得到更加安全的保障。但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需要思考其声明背后的反事实逻辑:如果美国早期拒绝接触中国,中国眼中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自由化会更多抑或更少?中国对于防止核扩散体制和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会给予更多还是更少的支持?

实际上,反事实观点的支持者需要思考与自身所假设的乐观的反事实境况相反的情形。比如,如果没有美国没有“对华接触战略”,美国可能将面临一个敌对的、核武装的中国,被排斥在全球市场之外,也被排斥在一系列国际机构和规范之外,且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受到限制。孤立于全球化之外的中国将受到其一党制的完全掌控之下,成为高度军事化国家,积极反对美国利益。这一情境下的中国将为美国政府带来更大的困扰,比如,其可能会尽一切举措颠覆其周边亲美政府的努力,强制台湾统一,更强烈地支持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并利用海外华人触发西方多元文化民主社会内更尖锐的族群政治分裂和歧视。此外,美国也会在与中国无休无止地对抗中失去自身与全球整体的社会经济利益——来自贸易的物质利益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利益。

以上种种悲观的反事实境况,都将令美中关系较之当下更加紧张和幻灭。考虑到历史的非线性性,如果“接触战略”不曾存在,或许这些悲观境况比反事实观点所预期的境况更加具有现实性。无论如何,合理地驳斥这些悲观境况出现的可能性,或合理地证实乐观境况的绝对性,都是“接触战略失败论”的反事实支持者仍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逻辑问题。

接触战略失败论对未来美中关系的影响

目前,对于甚嚣尘上的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失败论是否影响到美中关系,尚待观望。但文章指出,对于几十年前的接触政策的“夸张描述”可能会限制未来美中合作的更多潜在的空间,并加剧美中安全困境。作者引述了达赖喇嘛在1997年对于美国接触战略的评估——彼时,当其被问及接触政策是否失败时,他表示并不认为这一接触是“完全失败的”,并支持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或许,对于曾经“火热”的接触战略的回顾和唱衰一定程度上源于如今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与其从“假想的失败寻找借口”,从曾经的“亲密无间”中发掘改善美中关系的潜在可能也是一种选择。

布鲁克斯:中美冷战正在改变一切

作者:文:David Brooks|译:徐宇深

2023-03-25

【译者按】中美新冷战正在和即将带来哪些改变?哪些领域是这场冲突的焦点?这场新冷战又给美国政策界带来了哪些分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于3月23日夜发布的最新时评,或许能带给读者新的见解。“美中故事汇”现将本篇快译如下,以飨读者。

那么,我想我们正处在一场新冷战之中。 两党领导人都变成了对华鹰派:关于台湾的战争传言不绝于耳。 习近平誓言要称霸这个世纪。

我不禁思考:这场冷战会是什么样子的? 它会像上一次冷战一样改变美国社会吗?

在这场冷战中,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的融合 。迄今为止,微芯片(Micro Chips)是冲突焦点之一。这类小发明不仅确保了您的汽车和手机能正常运作,它们还能操控导弹,并且对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必不可少。 谁主导了芯片制造,谁就主导了市场,谁就相应主导了战场。

其次,地缘政治已完全不同。 正如克里斯·米勒 (Chris Miller) 在他的《芯片战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微芯片行业由一些及其成功的企业主导。台湾的一家公司(译者注:TSMC,即台积电)制造90%以上最为前沿的芯片。制造那些尖端芯片所需的所有光刻机则是由一家荷兰公司生产的。 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两家公司垄断了图形处理单元的设计。对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运行而言, 这一技术对至关重要。

这些瓶颈代表了中国无法容忍的局面。 如果西方能阻遏中国获得尖端技术,那么它就可以封锁中国。 因此,中国想要极力实现芯片的自给自足。 美国的目的则是使芯片供应高枕无忧,并建立一个将中国排挤在外的全球芯片联盟

在上述策略驱使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已被重新安排。 在过去两届政府中,美国采取积极行动来阻止中国获得制造最先进芯片所需的软件技术和硬件设备。 拜登政府不仅切断了中国军工企业——甚至切断了所有中国企业——获得关键技术和设备的渠道。 这似乎是一种合乎常识的安全措施,但换句话说,它显得有点戏剧化:美国的官方政策竟然是要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国家越来越贫穷。

新冷战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新安排更是让我惊讶。 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不乏美国人支持——即依靠政府巩固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一传统可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91 年的制造业报告。 但这种治理方法通常来说处于边缘地位。

现在,产业政策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主要涉及绿色技术和芯片。 去年,国会通过了 CHIPS法案,该法案提供 520 亿美元的赠款、税收抵免和其他补贴,从而鼓励美国(本土)的芯片生产。这项产业政策足以让汉密尔顿目瞪口呆并拍手称快。

在未来数年和几十年里,中国也将在一系列尖端技术领域注入海量资金,以支持自己的产业政策计划。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的一位分析师估计,和美国一样,中国的产业项目支出已经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倍以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领导人必须厘清这种支出是否有效,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支出产生的后果。 与上一次冷战相比,这场冷战将会由技术精英发起。 双方可能会在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公民身上投资大量资金——在充满民粹主义仇恨的时代,这种投资等同于一个危险的境况。

您已经可以开始看到一系列新的政治分歧:

居中的是支持 CHIP 法案的新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包括拜登政府,以及在参议院投票支持民主党的 17 名共和党人——他们与特朗普不在同一阵线。居于右翼的是一系列民粹主义者: 在军事问题上,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超级鹰派,但并不相信产业政策: 我们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精英身上? 是什么让您觉得政府比市场要更聪明?

意图利用产业政策来实现社会进步目标的人处在左翼。 拜登政府为那些获得 CHIPS 法案支持的公司发布了众多行政命令,它们数量惊人。 这些命令迫使企业行为遵从于与生产毫无干系的事项, 这些事项专注于实现实现社会进步目标——包括儿童保健、工会发展、环境保护和种族正义等。它并非一个专注于提升芯片生产的项目,而是一个一揽子大合集。

随着冷战气氛不断加剧,人们希望我们的政治会变得更加严肃。上次冷战期间,去投票的美国人已有意识:他们的投票事关生死攸关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能又会产生这种感觉。

在这个时代执政,卓越且履历丰富的政治才干必不可少:国家介入工业发展要确保其不会变得臃肿不堪;在不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部分实现经济去全球化;在不羞辱中国的情况下稳步击败中国。 倘若中国意识到它每一年都在逐渐落后于美国,那么的中国武统台湾可能会更加紧迫。

米勒被问及“在未来五年中,由美中之间危险的军事冲突所致的——相当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 他将可能性定为 20%——这一判断足以让我们关注中美新冷战的走向。

40岁周受资,从VC到最难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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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晓 旸与  来源:投资界PEdaily

那是2021年4月底,字节跳动宣布了一个新的人事任命,时任字节跳动CFO周受资兼任TikTok CEO一职。彼时大多数人相信,CFO出身的周受资将开始操刀TikTok上市事宜。

然而没想到,周受资最重要的一役先在美国国会打响——本周,TikTok CEO周受资出席了美国国会听证会,接受美国议员们长达5小时的连环质问。

偏见与敌意溢于言表。听证会上,美国两党政客许多时候要求周受资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复杂的问题,此外,还频频打断周受资的回答,似乎对听取这位高管的完整答复并不感兴趣。一位代表甚至询问TikTok如何确定用户年龄,暗示依靠生物技术识别数据,周受资对此略显无语:用户在注册账户时会提供他们的年龄。

这是TikTok生死关头的一战,也是周受资职业生涯最难一战。

从新加坡到北京

曾投出一批互联网巨头

其实VC圈对于周受资并不陌生。

他的人生轨迹历来为人津津乐道:1983年出生于新加坡,18岁参军,两年后获得上尉军衔退役;23岁毕业于名校UCL,随即加入顶级投行高盛;两年后,辞职攻读哈佛商学院MBA;27岁,加入俄罗斯基金DST并担任合伙人,随后孤身一人从新加坡到北京,开启VC生涯。

今天的DST声名显赫,但周受资接受DST老总米尔纳邀请时,这家宇宙级般基金并不起眼。但当时,他当机立断选择加入DST。不少朋友好奇他的魄力从何而来。

“如果你被告知要登火箭,不要去问应该坐哪个位置,先登上去就好。”在后来的采访中,周受资如此解释。出自Facebook COO的这句名言,深刻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

彼时,作为DST在中国的核心力量,年轻的周受资雷厉风行,在北京花了一年时间结识了中国20多家顶级金融咨询机构的主要合伙人,跑遍了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

一个知名的案例是,在周受资安排下,DST老板米尔纳在2010年12月跟刘强东首次会面,并达成了DST出资5亿美元购入京东8.8%股份的协议。借着这层关系,DST逐渐打入中国互联网圈子,后来也成功投了阿里巴巴。

周受资的人生信条是:“每件事情都要下功夫。”他在DST工作期间,为了研究创业项目并观察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托人牵线,平均一周见30家公司,一年下来能见上三五百家。周受资认为投资是一种技术活,需要大量的累积,这样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类似投资京东的一幕再次发生。2011年,周受资牵线,安排DST老板米尔纳等人拜访小米,最终DST用5亿美元将小米7%的股份收入囊中,缔造又一个经典案例。自此,周受资和雷军结缘。

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火爆的那几年,周受资算是最活跃的VC之一。2013年,他等到了另一位影响日后人生轨迹的人——张一鸣。当时,张一鸣带着今日头条四处碰壁,详细了解后,周受资义无反顾地接纳了他,并代表DST独家投资了今日头条数千万美元B轮融资。

不知是幸运还是努力使然,那几年里,周受资结识并投资了一群中国极具创造力的创始人,也为日后的生涯埋下了伏笔。

从小米到字节跳动

VC转型路径

周受资一直秉承着一条投资原则:不仅要跟投资创始人保持亲近,还要把他们变成自己人。最终,这一幕戏剧性地发生。

时间回到2015年,雷军需要有人帮小米注入更多附加值;要想搭建生态,投资智能硬件公司是最高效的选择。经历了一波筛选后,最终小米把触角伸到了自家投资人那里——DST合伙人周受资应邀加入小米,担任CFO。

就这样,周受资开始新一段旅程,加入小米前3年时间里,小米陆续投资了200多家公司,当中不少都有着他的身影。

转眼到了2018年,小米开始准备冲刺上市,周受资接过这个重担,首次操盘IPO。为此他曾激动地在微博上分享了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未来的一年里,连睡觉都是浪费时间。”

后来,小米顺利成为港交所第一家“同股不同权”的上市公司,也是当时港股市场规模最大的IPO,周受资功不可没。2019年,周受资在37岁生日当天被任命为小米执行董事,并轮岗担任小米国际部总裁。

2020年,周受资成为小米最年轻的合伙人,雷军毫不掩饰对周受资的赏识,授予了他1亿股期权,10年内有效,期望能留住周受资。可铁打的CEO,流水的CFO,助力公司上市的CFO往往都会在完成使命后离开,这几乎成了业内共识。

而周受资的下一站,同样是自己曾操刀投资的公司,字节跳动。

2021年3月,周受资宣布加入字节跳动担任CFO。当时字节跳动的内部任命信中提到,“周受资对我们的业务,团队和文化非常熟悉,他在DST工作期间就认识了我们,并推动DST在很早期投资了字节跳动”。

不过对于周受资,张一鸣的期许更多。2021年4月30日,字节跳动宣布了一个新的人事任命,时任字节跳动CFO周受资兼任TikTok CEO一职。

张一鸣在内部信表示:“受资对公司和行业都很熟悉理解,在科技领域工作过十多年,很早期就主导投资过字节跳动。作为TikTok CEO,受资将主要负责公司治理和长期业务规划等工作。”

加入自己看好的被投公司,无疑是VC最成功的转型路径之一。从DST到小米、字节跳动,周受资显然做到了。

这只是一个开始

只是没想到,TikTok这一段旅程会是如此艰难。

在周受资担任CEO的过去两年里,TikTok曾先后三次被美国政府问询。从最开始的行政令,到后来参与国会听证会;从和美国其他科技公司一起被传唤,到被单独针对,一切有目共睹,但对方依然那么明目张胆。

目前,TikTok在美国拥有1.5亿月活跃用户,几乎覆盖了美国所有的年轻用户群体。其实从特朗普时代起,TikTok就在美国遭受打压,特朗普曾两次签署了针对TikTok的行政令。拜登之后,相对放松了对TikTok的管控,但自2022年12月,美国国会投票决定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TikTok,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在听证会之前,周受资和团队在华盛顿四处奔走,希望在听证会前减轻议员们对TikTok的担忧。他还在TikTok发布视频,呼吁用户为平台发声,这条视频发布36小时后,获得了超86万点赞和近9万留言。尽管如此,TikTok仍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

TikTok的遭遇对于中国公司来说,无疑敲响一个警钟。

眼下,几乎所有人都坚信,中国崛起更多全球性互联网平台的时候到了。积攒多年,来自中国的科技公司纷纷开启全球化征程。正如除了TikTok,SHEIN和Temu等一众平台也在海外所向披靡。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当我们的科技公司崛起,打乱了原本的全球互联网秩序,就要随时做好应对一切挑战的准备。这一场全球化之战,才刚刚开始。

来源时间:2023/3/25   发布时间:202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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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TikTok“批斗会”及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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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昨晚在外出行,间歇听了一下TiktokCEO周受资在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会的情况。和设想的“画风”差不多:国会议员们轮番上阵,对周受资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的攻击。

说说感想。

一、关于大的方面

1.说是听证会,来了解情况,其实就是一场政治批斗。由于批斗水平太低,更像是一场集体“骂娘”活动,轮流上来骂两句,然后下台,换一个人接着骂(两党和议员之间可能还有点“卷”)

2.议员们都在单向输出,发表政见、宣泄情绪,不是来交流的。他们对周受资准备的答复并不感兴趣,甚至会害怕给周受资太多的时间和机会表达,所以一见情势不妙就要掐掉

3.因此,周受资频频被打断,不让把话说完。而且,屡以时间有限为由,被主持人中止:好不容易请一企业的CEO过来,说要听证,那不就是要了解问题、澄清问题的么?遇关键问题,不让人发言,这算什么?更神奇的是,议员们时常自问自答,不等周受资解释,就自己给出自己的答案——而且时不时简单、粗暴地曲解周受资的回复(一会儿专门说说这个“Yes or No”、“非黑即白”的问题)

4.国会议员们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和礼貌,缺乏基本的善意,中国人说是仁、礼、善,西方人说的decency,都没有,只有刻薄、傲慢、跋扈、霸道、无礼

5.虽然国会听证会画风很多如此,但这次Tiktok听证会的画风,让美国媒体都觉得有些过分了,而周受资的新加坡人身份、及西方化教育及家庭背景,对减少议员们的傲慢、无礼,似乎并无帮助,这不得不让人联想:除了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敌意外,是否还有更深的恶意,例如种族主义

6.在这四个小时里,周受资在国会议员眼中俨然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化身”。实际上,周受资是一个新加坡人,字节跳动也只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在美国政客眼中,他此刻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靶子。他们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美国民众面前表达自己反华的政治立场。但实际上,确实对全世界民众表现了自己偏见、狭隘、恐惧、仇恨。

7.国会议员对Tiktok的反对和批判就是由反华政治驱动的,但为了表现自己的“专业”、“正当”,国会议员们还要装一装,立个牌坊,拉出了两个本身毫不相关的议题用以指控Tiktok,一个是数据隐私,一个是儿童保护。在批斗过程中,不时交替转换这两个毫不相关的议题,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听得莫名其妙

8.国会议员对Tiktok的指控,及中国政府可以获取美国用户数据的指控,都是牵强、含糊的,关键是,他们对Tiktok给出的任何解决方案——特别是围绕美国用户数据隔离的方案Project Texas——并无兴趣:一是不相信,二是不感兴趣,三其实也搞不懂。实际上,国会议员们并不希望看到Tiktok提出任何方案,因为你如果提出一大套方案,他们还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研究,然后再去反驳、批驳、否决。这场听证会,其实就是对Tiktok亮明底牌的:不要幻想你有任何机会,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9.并且不仅如此,由美国国会议员所呈现并致力于实现的“中美脱钩”场景下,所有大到一定规模、涉及2C数据的中国企业在美国都无法进一步发展,大概率会面临制裁

10.美国国会议员对互联网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数据保护问题其实并不真正“感兴趣”,也缺乏解决动力。周受资被批斗,保持了很大的克制,没有拿出美国同行的实践及问题,但他提到了Facebook和CambridgeAnalytica的公案:后者从Facebook获取数据,用于政治分析并成功影响英国脱欧公投及2017年美国总统大选。实际情况是,只要能够满足选举利益,只要有形式合规,台上的美国政客们一定乐于使用任何基于互联网、依赖用户信息的数据工具

11.未来,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共同的问题,即有必要确保政府/情报机构在特定情况下有权从互联网公司获得关键数据(例如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而不能让平台、资本、私权、个别利益置于集体利益及国家主权之上。议员们所拷问的,即中国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是否有权获得Tiktok的信息,其实是一个“伪问题”。按当今趋势发展下去,美国一定会发展出全球最全面、最严苛、基于“长臂管辖”原则的法律体系:任何与美国形成关系的企业/平台,可能都需要向美国政府提供必要的用户数据。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如果中国没有现行的互联网法律法规,美国的社交媒体(facebb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可以在中国自由运行的话,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向这些机构索要中国用户数据信息?能否排除这种可能性?恐怕是不能排除的。但由于中国有先发考虑,这些社交媒体现在都受到了限制,所以这一问题目前才不存在。这一问题不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媒体受到了限制。二,这一范畴,其实不仅包括社交媒体,还可能包括其他的底层硬件及软件——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我们整个IT基础设施。这就是数据安全和底线思维问题了;三;就着美国现在的逻辑,完全按照冷战思维处理对华关系,不断升级对华遏制与制裁,即便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政策,恐怕将来也会发展出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有可能是公开的(以立法形式实现,并贯彻“长臂管辖”原则:所有与美国地方、用户、货币发生联系的平台都要受到约束。即不仅仅要管facebook,还要管百度,否则就制裁。第二种是隐秘的,例如情报机构开发出一个保密项目,与美国大企业合作,获取信息。说美国尊重市场规则、私人产权、依法运行,有边界约束,在“和平模式”,在美国本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只要离开美国,涉及国家安全,并且美国切换到“战时模式”,则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底线。所以中国必须有底线思维。

12.国会议员不断提到儿童保护,完全莫名其妙。以我的小朋友为例,我也给小朋友用抖音,但只能用青少年版。我对小朋友的限制主要是不希望他们将此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不希望他们依赖电子设备,不希望他们小小的就把眼睛看坏。但我不是太担心抖音青少年版的内容——我看了,基本都是有益、正向、知识型的内容。前些年中国互联网上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东西很多,这些年,经过不断整治已经好多了,低俗的东西少了很多,特别是对很多网页限制访问。再看国外,主流平台都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青少年很容易突破“青少年版”去获取这些信息。除了主流社交平台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成人网站,遍布性、暴力、毒品、各种暗文化负能量及极端政治,都以言论自由为依托。在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开放”在这里并非褒义词),抓住一个Tiktok谈什么儿童保护(孩子们都在看pornhub)简直是搞笑

13.还有关于假消息的内容更加无语。一个议员(Dianne DeGette)对周受资说,在Tiktok上看到了有教学视频介绍如何用西柚制作羟化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治疗新冠的,属于假信息。DeGette女士说:“第一,羟化氯喹对治疗新冠没有帮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根本不能从西柚里提取羟化氯喹。因此,这是一个关于健康信息的严重误导,看Tiktok的人可能获得这些错误信息,因为这些信息被推送给用户。”这简直太可笑了,其一,这些信息在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都可以找到,又并不光是Tiktok;其二;没有Tiktok,这些信息也会转到其他平台,这些就是老百姓日常分享的信息。不要忘记,有一半的美国人不相信进化论。这是一个反智主义盛行的国家。其三,这个方案就是前总统Trump自己出来公开推荐的!他以总统的身份,向全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推广!批评Tiktok可以,但这个“找茬”实在水平太低。场景好比:批斗大会有一个人上台了,批了几句,被自己人给揪下去了。(“你特么说的是咱们自己啊”,“你这是高级黑吧”,“Dianne你说的是共和党,咱今天批的是中国”)

14.只要周受资说,我们遵循的是行业实践啊,别人和我们差不多啊。批斗者就说,“你别给我说行业实践”,“咱们今天就说你”。诸如此类。批斗者对Tiktok采用的是超常标准,完全脱离美国互联网/社交媒体行业实践及社会文化——这是一个强调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什么言论都能找到生存的平台。按照其他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新加坡——都不会有美国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和Tiktok无关,而和美国政府与社会有关

二、关于政客

1.有的人看了Tiktok听证会是很生气的,觉得憋屈。怎么这么难为我们,太坏了。莫生气:华盛顿现在就这个风气,就这套语言体系。他们围剿脸书Zuckerberg时也是一个画风。实际上,大多数听证会都是这个画风。从白宫官员,到最高法候选人,到国会都要被这样的拷问。所以,也不都是针对你(Tiktok),当然,对Tiktok还是刻薄了,爆了表。这种画风,就是政客们“卷”的方向:看谁更刻薄(mean),看谁更尖刻,看谁更强势,看谁更不通融,看谁的言辞上更有可能被选民记住

2.压倒性绝大多数的议员都是法律/法学/律师出身,因为议员是立法者,需要对法律比较懂,所以律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举例,刚刚那位自以为聪明,攻击Tiktok说平台上有宣传西柚能治新冠的错误视频的议员Dianne DeGette,是纽约大学的JD(美国的“法学博士”,JD实为取得的第一个法律学位,学时一般为三年)。这些法学背景政客的从业经验大多数就是在律所干过几年,没有任何的治理和实务经验,缺乏相关专业政策领域的经验,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人年纪也普遍比较大(比如Dianne DeGette是65岁,对新生事物不了解),并且不接地气。他们最主要的能力就是搞文字游戏,搞辩论,玩弄字面的、表层的、形式上的逻辑。他们都是临场辩论专家、诡辩专家、吵架能手,能够随便抓住一个理就力争,咄咄逼人,把黑的说成白的。他们总能摆出一副在学校辩论赛时练就的志在必得的样子,今天在场上就要把你辩倒

3.我觉得英国议会议员的水平还是比美国高一些的。一是成分更复杂,各行各业都有一些,不像美国一样律师压倒;二是英国当代政客比较精英,名牌大学居多。美国还有一些接地气的人。三是政治文化及语言传统。对文字的把握能力强。所以我们看英国议会讨论时是有一些妙语连珠的,议员一串串地说些挺复杂的从句和用语。台下一片掌声叫好。美国基本没有,感觉就是一群言语粗俗、礼仪不端、教养不高的讼棍,让人发笑。但可惜美国国力强,英国现在就是美国的小跟班,早已没有政治自主

4.华盛顿这些政客,都非常傲慢,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对谈话对象似乎缺乏基本的尊重。这些不仅针对周受资,其实是一贯风格。但周受资的表现是很好的:儒雅、克制、隐忍,不卑不亢,有风度,与这些政客形成了反差。我们不要看美国政客占上风:那是他们的主张,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当然要逞威风。但他们所表现的,虽然可能让有些人有短暂快感,但并不是好的人设,不是正面的政治形象,不一定能够增加美国民众对他们个人的好感和信任,并不一定能增加美国民众对国会(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政治机构)及美国政治体制的信任。相反,他们可能集体在为美国的政治形象扣分,且不仅仅在美国扣分,在中国扣分,还在全世界扣分。

5.我极其不喜欢美国政客简单粗暴提问的方式:“(别特么废话,)请回答是,或否(yes or no)。”世间的问题多是复杂的,必须提供背景,进行分析,然后给出视角和看法。任何一个答案或指向,也可能有复杂的前提、条件、限定及语境,可能处在“光谱”和相对位置内。说白了,对许多问题,都没有特别简单的答案。人的逐渐成熟就在于:需要了解世界是复杂的,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要认识并接受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流动性(fluidity)、随机性(contingency)。多位国会议员对周受资提一些简单化的、“是或否”的提问,并且只要周受资提出一个具有复杂性的回答,国会议员就要去诠释为它属于“是”,或“否”。这就是政客在灌输、强化、固化简单、粗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两元对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本质,是幼稚、愚钝和反智(假设缺乏教育和经历,所以不能理解过于复杂的事情),也是权威主义的(“权威主义人格”——即一个人不能接受复杂的存在,而需要有非常明确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安排、指令、结果、指示,否则就要认知崩溃)

6.美国国会政客,在这样具有全国重要性的政治活动里,进行这样简单、粗暴、反智、愚昧、幼稚的对话,基本也说明了美国政治智识的现实水平:要么是政客受民粹主义驱动,在配合选民压低自己的水平;也可能政客水平本身就不高,作为意见领袖,在向下压低选民水平。但总之,政客和选民肯定是相互影响的。但无论如何,听证会里的对话,政客并不利于构建自己的形象,政客在压制和拉低民众的水平,政客和政治也无力提升选民的政治智慧、见解及智性

7.美国外交政策就是两极化的,似乎不用两级对立的方式(“民主”对“专制”、“正义”对“邪恶”,“你们”对“我们”)就无法解释国际格局。看了Tiktok听证会,对美国当代政治的幼稚、极端化,应该也可以有所理解。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极端化的唯一结果,就是约束自己、限定自己——当你把对方定义为专制和邪恶时,如何能和对方正常对话呢?你只是在缩小自己的外交选择和腾挪余地,把自己禁锢在自己所划定的囚牢里而已。这也就是Trump以来的美国外交,在Tiktok听证会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8.Tiktok听证会充分表现了华盛顿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是思维幼稚,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无法容忍复杂性。另一方面是话题单一:政客一味地关注中国,只关注中国,被中国所困扰,而不关心美国本土问题、自身问题、真正的问题:真正有意义的问题,真正更重大的问题,真正更长远的问题,真正对美国社会有益、真正加强美国竞争力及社会团结的问题。具体一点,数据隐私、对儿童、青少年的保护当然有是重要问题,但不是通过与Tiktok这样的打开方式。美国的决策者要思考:个人权利与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是什么?政府是否需要对社交平台(从Facebook/Twitter/IG这样的主流大平台,到4chan、reddit这样的细分领域平台,还有各种成人网站)进行一定的干预和管理?国家与社会同这些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科技资本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远比批斗Tiktok、围剿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国威胁”有意义

9.但美国的主流政客缺乏智慧,也缺乏胆量,他们怕触及敏感(包括大资本、大企业),怕得罪选民。Tiktok切中了反华主题,刚好能符合所有人的诉求。Tiktok批斗会,就是“华盛顿团建大会”——两党议员终于可以走到一起,奋力共情,表演和谐,似乎能穿一条裤子放一个屁了。但可惜,这些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背后不知道有多恨对方。离开Tiktok批斗会这个场景,两方又要对骂。批斗会对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帮助作用为0。参与的政客,无非是希望利用这个话题来给自己刷一刷政治简历和存在而已

10.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又是不同的:民主党的基本盘是偏年轻化的,Tiktok用户十分集中。民主党政客配合共和党在反华议题下推动封杀Tiktok,只会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伤害自己的选民。但选举政治下的政客都十分短视,很难长局考虑。我们可以将此视为美国政治及美国社会的共同选择。

看完Tiktok听证会,我好像“放心”了:美国政客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没有能力解决美国的问题。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个人观点,美国政客都是辩论者/诡辩者(polemicist)和煽动者(demagogue)。民粹在主导,专业和理性在靠边站。这些政客并没有什么宏大战略,只是在我们眼中被想象如此——因为我们总是默认美国的强大。我们还停留在1970年代基辛格运筹帷幄的年代。今天的美国战略,就是一群(对中国一无所知)无头苍蝇分头活动的集合产物,主导无头苍蝇动向的,就是选举政治的短期逻辑。

但凡对中国有真实了解者(“中国专家”),但凡有长远智慧者,都很难参加这个活动,也很难被接纳到这个活动中。

但看完Tiktok听证会,我又“不放心”了。华盛顿政客把注意力都在中国。他们无面对和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并且,他们越不能面对和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就越要来折腾中国。

我一直依赖的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未来由AI主导的)美国(及人类社会)。而美国偏偏很难发展出并接纳社会主义,而只要美国发展不出社会主义,无法平息内部矛盾,就要外化矛盾,折腾中国。

Tiktok是未来的希望。

美国使用Tiktok的多为年轻人。他们许多都是左翼/进步主义/社会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反而有敌意。他们并不介意中国政府的假想威胁,反而怀疑大企业和大资本。

年轻的美国人,是左翼化、社会主义化的。他们没有二战后出生、冷战时期成长的美国人的傲慢与自信,而是更加平和、平等的看待世界(包括中国)。他们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至少并不注定成为我们的敌人。他们是和平的希望。

Tiktok并没有改变他们。Tiktok只是“发现”了他们,印证了世界发展的趋势。

而华盛顿的1940后、50后政治精英们还在试图改变这些。

但未来终归属于年轻人。

中美关系,最终取决于人。我的观点,短期悲观,中期谨慎,长期乐观。

来源时间:2023/3/25   发布时间:20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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